重新定义增长

第3章

负债

借来的增长

不要向人借钱，也不要借钱予人；

借来了钱，便不再懂得勤俭；

借出去钱，破财还丢了朋友。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

如果全球经济依然能够不断增长，并且增长本身有益无害，那么人类痴迷于GDP的增长就没有问题。然而，本章会指出，在当前的条件下，上述两个假设并不成立，而且过去数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其实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向未来借贷。这种向未来借贷的行为不仅存在于金融层面，也存在于地球资源层面和社会层面。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偿还的可能性都非常低，即便可以偿还，也会给所涉及的资本造成极大的压力。越是“债台高筑”，越是想要回避更多的现实问题，人口结构压力、生产效率增长疲软和波动因素也越不可控制。人类已经习惯并执迷于“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想将这种理想的“自然”速率保持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点，人类开始了不断的借贷，从周期性负债变成了结构性负债。借贷有很多有益形式（房屋抵押贷款），但是本章讨论的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各种各样的行动都体现出我们正在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眼前利益。有时候是心照不宣的集体选择，有时候是堂而皇之的重大战略，还有些时候，是对“超额借贷”的漠然置之。

向地球借地——超越“人类安全运作空间”

在撰写此书的2015年秋天，印度尼西亚正在经历森林大火。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巴布亚岛上大片大片的泥炭沼泽地与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总面积约为380万公顷[1]，相当于整个中国台湾岛的面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图片显示，群岛上方出现了浓厚的烟雾。截至2015年11月，60万人因呼吸道疾病入院就医，邻国新加坡多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15年这次火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7亿吨二氧化碳，即英国与巴西每年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总和。即使保守估计，这场火灾也是2015年影响全球气候的最重大事件。截至目前，印度尼西亚的泥炭沼泽地依然未受到法律保护。这次火灾与2015年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自19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有一定的联系，但火灾的源头是人为因素——当地农民为了开垦新的农业用地进行了“烧芭”，即焚烧植被。当地政府的很多领导肯定了这种趋势，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土地能够用于经济发展，所以政府的应对措施若有若无，基本毫无影响。

全球最富饶的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天然碳储存库在大火之中沦为脆弱的可耕地以及庞大的碳排放源。那些受益于新开发的农业经济（主要是棕榈油生产）的国家伤害了邻国，使其无辜遭受雾霾之害；伤害了国际社会，使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加深重；伤害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剥夺了他们本应拥有的能够蓄水防洪、带动旅游、维护生态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的泥炭沼泽。

与1990年时相比，我们这代人所享有的热带雨林面积已经减少了80%，泥炭沼泽森林面积减少了50%。留给我们的是大片不再富饶的土地以及产业化的种植园。如果你开车经过加里曼丹，目之所及，满是荒芜。十几年前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早已变得贫瘠不堪，只剩随风摆荡的茅草。刀耕火种之后，农民们抛弃荒芜的土地，向着下一片森林进发。滥伐森林是借来的增长，这又一次淋漓尽致地曝光了人类不惜背负地球债务、超越底线，只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

在环境恶化的过程中，作恶的又何止印度尼西亚大火。读者们心中再明白不过，环境破坏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随。本书并不是要再次罗列人类的这些行径，而是希望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中的系统性故障。这个故障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不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前所未有，而且在过去30年中愈演愈烈。这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失职问题，也不是某一国家的管理问题，这是全球经济模式不得不面对的后果。人类总是认为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总是认为碳排放、生活垃圾、营养物质排放等等都能够被自然存储吸收。然而就在过去数十年，曾经资源充裕的地球已变得不堪重负，大自然从不足为奇的“常态”变成了不可多得的“非常态”，人类从全新世进入人类世，跨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地球上有83%的土地都已经被人为改造过，人类改变了地表、植被还有水流。生物圈每年的产出中有17%被人类消耗，从未有任何一种动物对地球的消耗如此庞大。人类成了重塑地球的主导力量，一切都变了。也正因如此，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在经济、政治与道德层面都迫切需要得到认真而深入的探讨。

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出于良好的初衷，或为了养家糊口，或为了本土经济，或为了群体自强，或为了美好生活。从很多方面看，这反映的是人类的优点，而非缺点：了解自然世界，探索科学奥秘，善用外在力量，打造精妙组织关系，通过社会分工分享成果等等。然而，在资源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人类将自己引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发展会摧毁经济发展的根基。

“GFT”（全球足迹网络）是位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非营利组织，它于2003年建立，旨在提供有效的工具与数据以帮助各个国家在资源紧张的全球环境中实现发展。GFT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即以当前的技术与资源管理工作估算，为提供人类所需的产品与服务并吸纳其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体的面积，通常使用“全球公顷”作为单位。这个概念涵盖面广，它作为衡量人类活动对环境整体影响的方法，已得到广泛的认同。GFT发现，按照当前的技术与经济表现，人类所需的“全球公顷”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极限水平。在2015年，人类所需的全球公顷相当于1.6个地球。如果依照当前的增长模式，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增至2个地球。人类早已过度使用了地球上的资源，为了将这一事实呈现在大家面前，GFT设立了“地球超载日”（也称“生态负债日”），每年的这一天即人类用尽地球本年度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量，进而步入生态赤字状态的日子。1970年，人类首次处于负债状态。随后，每一年的“生态负债日”都在提前，2015年8月13日，人类就用尽了当年的资源（见图3.1）。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国防部等发布了无数的报告，教皇方济各也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通谕，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按照目前的全球发展道路，人类无论做出多少努力，都将失去健康、美好的地球。

来源：全球足迹网络以及作者分析

图3.1 1970年~ 2015年地球超载日

自1750年以来，几乎所有资源的需求、开采与消费都急剧增加（见图3.2）。斯德哥尔摩应变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约翰·罗克斯特伦分析了大幅消耗地球资源所带来的影响，并根据九大地球系统设定了“人类安全运作空间”。这些系统对于地球生产力与人类福祉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控制变量发生改变，例如温室气体浓度，系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生态多样性、土地利用、磷与氮循环这4个系统中，人类已经超出了合理界限，逼近了那个一旦跨越就难以回头的临界点。另外，还有两个系统，人类也在飞速逼近合理界限，预计很快就会冲破所谓的“人类安全运作空间”。这里着重分析其中的几个界限。

图3.2 1970年以来资源开发及环境变化情况

淡水资源

在人们的直觉中，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虽然以全球视角来看，人类直到现在还没有跨越水资源的承载界限，但是，如果以地域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的水资源早已不堪重负。有充分证据表明，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问题正在遏制经济增长，威胁人类生活，引发地区冲突。在未来数十年，水资源将会成为全球性的稀有资源。

虽然地球被称作蓝色星球，水域面积多达13亿平方千米。但是其中96.5%为海水，1.8%为深层地下水，1.7%为冰川和雪山。河流、湖泊、土壤、湿地中能供人类使用的淡水资源仅为0.03%。

世界各国对于水资源的争夺已经日渐激烈。约旦河畔，印度河源头，跨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额尔齐斯河，湄公河盆地，一一见证和呈现着这样的趋势。2030年，40%的用水需求将得不到满足（每年增长2%）。这一结论来自“2030水资源组织”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报告首次量化了水资源的总供应：可再生、可持续、可依赖、可获取的水资源总量为4 500立方千米。在这个供应量之外获取水资源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或者环境代价。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耗资250亿美元的所谓的“人造河流”：从努比亚砂岩蓄水层中将水以管道方式输送至利比亚海岸，每日输送量为600万立方米。最初预测供水可以持续5 000年，但近期的估测供水量已降至可供30~50年。另外一个令人惊叹的实例就是中国投资620亿的“南水北调”工程，该工程将长江的水资源通过三条调水线路输送至缺水的北方地区，以支持其工业发展。约旦的“红死运河”也是一例，由于约旦河被截流，死海的水位年均下降一米，建立该运河是为了将红海的水引入死海，避免其干涸。

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寻求额外水源供应的国家的用水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可持续发展的界限。在中亚地区，锡尔河流域以及阿姆河盆地密集的棉花种植业导致咸海的面积已比原先减少了90%。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沙特阿拉伯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开始了全国性的小麦种植生产活动。当时，沙特阿拉伯全国的蓄水层储量为2万亿立方米，随后每年以平均200亿立方米的速度消失，原因就是每年400万吨的小麦产量——这已经是本土消费的5倍之多。剩余部分的小麦有的被出口到了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也门、阿曼等地，有的最终腐坏。这一生产战略让沙特阿拉伯失去了一半的水储量，部分蓄水层可能在二三十年内就会完全消失。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失去的水源已经无从补救，即便是利用海水淡化技术也难以填补。一旦超过安全用水界限，那么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方面将危机四伏，沙特阿拉伯成了首个国家。

水资源的争夺也潜藏在看不到的地方，这种争夺已经不仅涉及河流或者地下水这些所谓的“蓝水”，还涉及会通过地表或者植物蒸发的被称作“绿水”的水资源。食品生产就需要绿水，当前食品生产的耗水量为每年7 800立方千米，按照全球人均用量计算，即每人每年消耗1 200立方米或120万升。在美国，每年人均消耗240万升“虚拟水”（在生产产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水资源总量），欧洲为170万升，印度为50万升。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各个国家消费肉类的数量与类别不同。牛肉生产每千克耗水1.6万升，比鸡肉高4倍，比粮食作物高12倍。到2050年，人类每年需要1.39万立方千米的绿水才能满足全球粮食的基本供应，同时确保30亿中产阶层消费者能够获得“现代”化餐饮。无论是看得见的水，还是隐藏在产品生产中的水，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地球上，将可能成为人类的终极货币。所以水资源也迫切需要能够真正反映出其至关重要地位的有效管理。

新物质带来的污染

地球承载界限研究团队提出，某些物质与材料因不合理的排放而进入了生物圈，因此将扰乱地球资源系统。PCBs（多氯联苯）的案例最为典型，这类化学物质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被用于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包括设备零部件和某些纸张。虽然某些物质已经被禁用，但是仍在海洋中积存，持续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那些会持续进行生物积累的物质仍在被使用，例如阻燃剂中的六溴环十二烷，PFAs（全氟烷基物质）等等。2015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发布了一项报告，PFAs这种工业化学物使用范围广，可能引发癌症或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紊乱，还指出PFAs可通过母乳转移到婴儿体内。母乳喂养一个月，婴儿体内的PFAs浓度会提升20%~30%。很多母亲对此毫不知情，因而无意间导致了孩子体内毒素增加。

聚合物本身危害较小，但也属于人为制造的有害物质。塑料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优势不少，功劳不小。由于廉价、耐用、坚韧、轻盈，塑料的用途极其广泛。然而，塑料也是一次性使用原料的代表。在过去50年中，塑料生产扩张迅猛，从年产1 500万吨激增至年产3.11亿吨，据预计，在未来20年中塑料产量还会翻倍。而每一年，有800万~1 200万吨的塑料倾倒进海洋。按照当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到2025年，海洋中塑料与可食用鱼类的比例将为1∶3，到2050年，塑料的重量会超过鱼类。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大部分是包装材料）在氧化作用、紫外光以及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分解为微粒，漂浮在水体中，然后进入动物体内，所以将会呈现出这种画面：86%的海龟、44%的海鸟以及45%的鱼类的身体里都有塑料的存在。

这悄然无声、不露痕迹的污染已经开始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全球15%的蛋白质摄入正是来源于世界各地的渔业产品。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测，塑料垃圾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成本为每年130亿美元；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估测，亚洲的海洋塑料污染给渔业、旅游业和航运业造成的损失高达13亿美元；在欧洲，塑料污染海洋的程度较轻，但每年用于海岸和沙滩清理的费用仍高达6.3亿欧元。人们发现许多死亡的信天翁腹部塞满了塑料碎片，照片触目惊心，反映了更紧迫的困境：当前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已使人类背离了自然之道，但人类却一直侥幸逃脱了惩罚。在这个日益拥挤的地球上，人类将无处可逃。

土地系统变化

土地为人类提供了食物与生物量，后者也是人类能源与材料的重要来源。人类摄入的热量在2010年到2050年间会上升69%，对粮食的需求会增长1.5倍，对奶制品和肉类产品的需求也会翻倍。满足这些需求并不容易，在三大趋势面前更显艰巨。

第一，2010年，人口增长首次超越粮食产量的增长。在过去50年中，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正趋于平缓。20世纪70年代，每公顷生产力年均增长2%，而现在仅为0.9%，除了中东和北美地区，所有主要生产地区都呈现出这一趋势。与此同时，农业投入大幅增长——杀虫剂、化肥、液体燃料的使用每年都上升2%，但这依旧未能扭转粮食产量衰落的趋势。各类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效，而土壤耗竭却越来越严重，这又是一个影响深重却困惑难解的当代经济谜题。部分原因应该是植物未能完全吸收肥料养分，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营养物质从农田流入河流、湖泊和海洋会导致“海洋死区”的出现。在欧盟，每年每公顷土地中有95千克的硝酸盐进入河流（这一数字超出了每公顷80千克的许可范围）。

第二，人类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可耕土地。因为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全球有30亿公顷的土地已经退化。以全球平均值计算，每年每公顷农业用地损失的土壤是7吨。在过去150年中，全球50%的表层土壤已经消失。而大自然需要历时500~1 000年才能积聚2.5厘米深的表土。按照这一速度，在未来60年内，人类就会失去所有的表土——95%的食物的根基。在某些国家，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例如自199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已经失去了50%的可耕土地。

第三，生产力提升不足与土壤退化导致人类开始征用新的土地，到2030年，征用的土地面积将达到两亿公顷。虽然土地资源仍然存在，但人类不断开发土地，必将给热带雨林地区的原始森林带来极大的压力。根据国际粮农组织（FAO）的报告，1990年至今，已有10%的热带原始森林消失。当今农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可能也只是向未来借贷的结果。

生物圈完整性

有生命存在的领域正在急剧恶化，生命的多样性正在迅速消失。2015年，在《现代人为原因加速物种消失》这一研究报告中，科学家们测量了当前物种消失的速度，并与之前的大规模物种灭绝速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分析得出，按照以往灭绝的“自然”速率，100年内每1万种物种中有两个物种会消失。但是，当前物种的灭绝速度是之前的8~100倍。例如，1900年至今，共有477种脊椎动物灭绝，其中包括巴厘虎、里海虎、旅鸽，还有2015年消失的北方白犀牛。如果按照“自然”速率，现在应该只有9种物种灭绝。即便按照科学家最保守的估算，当前的速度也已经超过了之前的5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由Ripple进行的研究估测，60%~75%的大型食肉动物濒临灭绝，其中包括很多人们熟知的大型动物。

大自然的美好与壮阔正在消逝，基因的选择范围正在缩小，而且，这也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渔业再生能力流失就是典型现象。在过去10年中，人类基本已经可以捕捞到海洋中所有野生鱼类，捕捞水平趋于平稳。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但仔细分析，这种稳定的捕捞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渔业专家雷格·沃森等人于2012年进行的研究显示，1950年至2005年间，渔船捕捞能力提升至原来的10倍，但是，单位捕捞能力却下降了83%。这也意味着渔船更多了，出海更频繁了，油耗更厉害了。在某些地区，渔业资源捕获量下降更为明显。例如菲律宾的单位努力渔获量从1950年的36千克下降至2000年的3千克。人口增长迅速，而当地居民可获得的动物蛋白量却下降了35%。捕获一吨鱼类所付出的成本大大增加，这恰好反映出全球渔业资源的损耗加剧：全球40%的鱼类资源已经充分开发，还有50%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或者已经崩溃。

气候变化

水资源匮乏、土壤退化、化学物污染、生物多样性流失，各种问题给环境带来的威胁难以忽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引发了许多争议，有很多民众对此表示质疑。2010年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全球变暖”研究团队对111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调查，有48%的受访者相信是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变暖，14%的受访者否认了该观点，还有38%的受访者表示对此不了解或不确定。科学界的态度有所不同，1991年至2011年间，共计有4 014篇经过专业评审的科学文章明确表达了对气候变化所持的观点，97%认同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暖，仅有2%否认这一观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报告中总结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观点：“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确凿无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上还提供了详尽的证明与数据。另外，科学家所预测的影响已经发生，其速度与范围甚至超出了预期，这一影响在南极洲和格陵兰岛表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春季，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程度史无前例，令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难以置信。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们陷入了两难：既不想过于武断地得出结论，又害怕没有及时敲响警钟。

气候变化也许会成为经济模式中最重要的边界条件。2006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以经济学客观的语言首次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科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在2050年之前，如果全球GDP的1%可以用于节能减排，那么稳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之后9年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世界各地召开——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利马，直到2015年，气候变化的原理得到了各国民众更为深刻的认识，极端天气的影响历历在目，清洁发电技术赢得了更多信任，民间人士与全球企业发出了更嘹亮的声音，巴黎气候大会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与收获。在法国的主导与协调下，195个国家签署了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协定，正式承认了气候变化让我们付出了切切实实的代价。

上述是4个主要的地球系统的状况。这里不是要重复环境恶化的结论，而是要强调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其恶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几乎所有的主要地球系统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人类过度开发地球资源，透支未来资源，凭着“借贷”发展，这一点大家已有了解。仔细审视案例数据，作者认为，人类与地球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地。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者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与早前大有不同，也异常艰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各种挑战息息相关，此外，不同的地球系统之间的缓冲地带目前已经名存实亡。以前，额外的灌溉可以弥补耕地不足的状况，只要使用生物乙醇就能够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这些缓冲手段已经逐步失效：灌溉用水日渐短缺，生物燃料用地也在缩减（见图3.3）。水和能源的关系更是清晰反映出资源系统彼此间息息相关。近年来，水资源系统的能源密度大幅上升，能源系统的水资源密度也是如此。过去，淡水抽取与处理的能源消耗为每立方米0.3千瓦时。随着水资源日益减少，获取淡水必须使用海水淡化技术，即使应用最先进的技术（逆渗透），能耗也高达每立方米4千瓦时。能源系统中，以往生产1万亿焦耳的天然气最多耗水7立方米，生产1万亿焦耳的石油大约耗水70立方米，而现在开发非传统来源的燃料，其耗水量也大得惊人：油砂开采耗水1 800立方米，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EOR）要耗水9 000立方米，生物乙醇生产耗水38万立方米。资源系统不仅不能缓解彼此的压力，反而加剧了彼此的损耗。气候变化导致降雨减少，这就意味着海水淡化工厂要燃烧更多的化石能源以供水。气候变化导致冬季气温上升，冬季度假地区因而只能采用人工降雪的方法来补救，这就导致水资源供应更加紧张，以及更多能源被消耗，而且还是化石能源。曾经资源富足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贫瘠。

来源：麦肯锡数据分析

图3.3 人类使用的重要自然资源密切相关

第二，当前的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使用哪种能源来发展的问题。这听起来似乎与我们的直觉不相符。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能源的过度使用加剧了全球变暖，能源供应过程消耗了大量的土地、水与材料，因此，能源一直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换个视角来看，材料使用本来就会对水、土地和大气造成影响，而且工业经济中材料被大量使用，导致能源需求增加，这样看来，材料的使用才是根本问题。英国Trucost咨询公司与TEEB研究团队的分析显示，2009年自然资本损耗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2/3（63%）的损耗与使用材料相关，仅约1/3（37%）与能源消耗相关（见图3.4）。

来源：作者基于Trucost与TEEB的分析

图3.4 全球自然资本成本

第三，削减“借贷”的计划并不存在。显而易见，人类社会根本没有用以应对当前问题的行动计划。近期的两个事例就能反映出这一点。第一是早前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5年9月26日，193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正式签署该项协议，旨在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重新定义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具体包含17个分目标，从性别平等到海洋环境保护，都被正式列为进步的重要指标。与千禧年发展目标有所不同，除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责任。联合国以及协议签署国声明，这些目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重要维度上实现平衡”。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消除贫困现象、确保粮食供应、提升健康水平、普及优质教育、保障水资源供给、促进充分就业（第1至6项目标）。与此同时，目标中还包括要应对气候变化（第13项）、保护海洋与陆地生态系统（第14、15项目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本书后收录的采访中表示：“如果不改变经济引擎，即便实现了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社会最终还是会崩塌。根本问题在于财富生产的模式。”如果人类依然持续使用当今的生产消费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更广泛的探索，帮助人们找到合理的模式、在使用地球资源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缺乏实践导向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中，各国正式提出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它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所谓的“绿色发展”往往被认为是要向丹麦等国靠拢。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误解——丹麦、瑞典、瑞士、德国等被称为“绿色经济体”，然而这些国家的资源消耗状况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它们可都是“借贷”较多的国家。现代化、多元化、数字化、风力发电、绿色出行，一提到这些名词，丹麦总被列为典范，但再看看它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7.2吨。丹麦人的生活模式：每年人均消耗材料20吨，生产出的垃圾750千克，其中400千克被焚烧火化。如果全世界人口都依照丹麦的模式来生活，那人类就需要三个地球，“地球超载日”将会提前到每年的5月初。相较于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丹麦的生活方式已经比较灵活和节俭，但是它仍旧是“负债累累”。

总结而言，透支地球资源似乎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很多人总是认为，庞大的地球有着顽强的再生能力，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事实上，人类已经过渡到新的阶段。地球早已被充分开发。人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宰。当前，全球70%的氮循环、67%的“绿水”资源都是为人类所用；人类作为单一物种在地球上起到了史无前例的主导作用，深刻影响着地球，因此，尤金·斯托默与保罗·克鲁岑先后宣布，新的地质时代已经到来——人类世。这成了科学界的重大事件，总是以百万年划分研究阶段的国际地层委员会可谓是最保守的组织机构之一，他们组建了一个37人的人类世工作小组，提出要将人类世划为独立的地质时代，在此之前的全新世仅仅持续了11 600年——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一瞬。工作小组负责人、地质学家贾恩·萨拉西奇斯总结道：“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干预证据确凿，难以否认。”

金融借贷——新的违约

全球金融债务的总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全球金融债务已从2000年的87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199万亿美元。为了维系长期以来的增长水平，人类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危机呈现在不同方面：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高涨的企业贷款，还有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的过高的消费债务。这些都是由强劲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发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御诱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期的学术论文就已经讨论了财政赤字的益处与风险，分析各种论点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希望突出一点，那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传统愿景，加上依赖于规模的资源密集型传统工业系统，共同导致了人们开始牺牲长远利益来换取短期利益。

在商界，很多商业领导人为了优化短期内的收益，使得公司各方面，包括股东利益，都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政界，为了摆脱缓慢的经济增长，突破结构性障碍，领导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赤字政策；在消费者领域，越来越多人借贷消费不常用的或者没有带来预期好处的产品，二者都是在浪费钱。三个领域的共同现象在于，它们都是依据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以期实现传统愿景中的经济增长。

短期资本主义

企业借贷的价值毋庸置疑，其在学术界已得到充分的认可。近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需要去杠杆化，但是整体的企业融资模式似乎不应该受到批评。可是真正的危机却在另一个层面呈现了出来。

企业正在违背长远利益换取短期收益。前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指出了这种矛盾的现象。股价可以反映企业三年及更长时间内70%~90%的现金流转状况，但管理层现在满心想着的是三个月之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情况，这样的资本主义就有问题了。这种短视现象的危害显而易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运营日渐复杂，深入了解与全身心投入更显重要，但是自1995年以来，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却一直在缩短。红利、激励政策都与短期的核心绩效紧紧挂钩，长期改革的动力大大减少。上市公司中，仅有43%的非执行董事认为自己能够响应公司战略。持股的平均时长从7年降至7个月；在美国，70%的股票交易都是高频交易，持仓不过几秒。面对交易所带来的这些压力，首席执行官以及管理团队一心只想着创造最佳的季度收益。现在的企业顾问受聘都是为了推动大规模的绩效项目，人们希望在18个月之内收到成效。而曾经的企业顾问往往是通过扎实的分析来规划企业的战略发展。苹果、特斯拉、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还有德国中小型家族企业，都充分证明了商业成功与跨周期行为、耐心密切相关，这些与上述企业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企业的短视当然有代价：长期项目与重大变革计划无法筹集到充足的资金，有价值的商业策划没有充分的时间发力，下行周期的重要意见得不到重视。最为关键的是，商业界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摩擦状态日渐增强。多项年度调查显示，对于企业的信任水平，尤其是对大型企业的，已经达到历史新低；在调查所覆盖的27个市场中，2/3呈现下滑趋势，有14个国家已下滑至50%以下，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全球各地，老百姓对于企业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政界和普通民众，甚至是部分商业人士都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一直以来他们都希望能够逆转短视现象，重建长远稳健的资本主义，培养有责任担当的企业经理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规则与惯例：设定长期绩效指标，以一年或两年期的薪水制度聘用经理，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限制短期持股人的投票权等等。不过，即便能够落实上述方法，仍然无法解决某领先的包装商品公司首席执行官所提到的深层挑战：“在当今的营收与赢利体系中，管理层已经陷入了困局。我们要说服消费者尽可能多地购买产品和服务，即便是超越其自身实际需求或者有益于社会的程度。我们知道好的产品应该如何设计。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开发这些产品，相应的商业模式也不可能使我们获利。与此同时，在短期体制的压力下，企业与消费者利益渐行渐远。”这样的评论出自业内领先的日用品公司高层，意义非凡，也说明我们必须要反思增长模式，高昂的社会成本不应被视作理所当然，而是应该被合理缩减。这正是本书所提倡的模式。

国家公债与结构性赤字

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石油危机及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家公债数额一直在上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反周期性政府开支逐渐成了应对经济下滑的良策。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慷慨激昂的争论，现在看来既天真幼稚也文不对题。讨论的中心是如何找到控制周期性增长引擎的最佳方式。但是，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供给经济学派，都没有论证说明开支赤字会影响长期增长。大家都认为，无论起起伏伏，经济一定会不断地增长。然而，当前的增长引擎已经不堪重负。2014年，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其论文中指出，在1891年至2007年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速从2%不断下降，而2007年之后的25~40年，人均GDP增速仅为0.9%，实际收入增速为0.4%。他同时指出，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将会面临以下6大阻力：人口结构、不平等现象、全球竞争、教育质量、环境问题和国家公债。为了克服困难，保证经济增速，美国以及其他多国政府都在实施刺激性经济政策，因而累积了巨额主权债务。2000年至2014年，全球主权债务从22万亿美元飙升至58万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7.5%。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2007年至2013年的国债总额与GDP比例从73%上升至111%。不只在欧债危机中受创严重的希腊等国，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无法偿还如此高昂的债务。

公共部门借款的初衷往往是良好的，但这也加长了经济体系的“锁定期”。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机制需要大幅整改。第一，这样的体系阻碍未来的增长，因为偿还债务需要收缴高昂的税收，而这会降低转移支付，进而减少经济增长。戈登估测，美国未来GDP增速将放缓，0.2%的降幅也是由这一原因导致。当初为了弥合增长鸿沟所使用的方法竟然是个“回旋镖”，真是自食其果。第二，经济改革亟待投资，但沉重的利息负担却正在挤压投资的可能性。关于美国政府支出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至2014年，美国政府为“未来”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12个指标点，而对养老等非自由裁量的承诺的投入却增加了。塑造未来的自由正在消逝。

负债的消费者

老百姓的借贷也使他们丧失了对未来的考量。大家不要忘记，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家庭债务。当前的消费者债务又创下了历史新高——40万亿美元，这已经是2000年的两倍之多。在发达经济体中，负债收入比也高得惊人，丹麦、荷兰、挪威等国超出了200%，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为100%左右。这些债务中占比最大的是房屋抵押贷款，这也反映出城市地区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

关注这个现象有几大意义。首先，这充分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普通家庭疲于应对，对生活的掌控日益弱化。城市家庭尤为如此，其收入增速已经赶不上住房成本的上升速度。其次，这个现象也预示着未来增长的疲软，2015年一份关于美国消费者债务及GDP的调查报告就强调了这一点。最后，也是更重要的，这也说明大部分家庭都会被困于低收益资产中。据分析，大约34%的家庭收入用于房产、汽车以及家庭耐用品；本书后文会阐述，通过服务模式或者共享模式，汽车、洗衣机、电动工具、白色家电、电子产品、健身设备等等，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供应给消费者。目前，很多家庭中的耐用产品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增加了可支配收入的压力，也让家庭的财务风险增加。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是债台高筑，资本受困于低收益资产，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用于长期投资的项目资金缩水。人们依旧执迷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21世纪的经济发展中，民众需求不断增加，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日渐显现，系统层面的变革迫在眉睫，但人们却还没有做好准备。

社会借贷——消失的凝聚力

人们也正从社会中借贷。这种借贷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反映出人们的焦虑以及对当前经济模式的深度质疑，社会凝聚力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互联互通性增强，对于社会凝聚力的需求在迅速上升。2012年，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团结力量已经成为稀缺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使得社会凝聚力大大降低，侵蚀着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一直得不到重视，1995年，这样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罗伯特·D.帕特南在《民主期刊》发表了文章《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他花了20多年时间来分析意大利南部与北部不同城市的状况。在北部，著名的产业集群地区不胜枚举，经济欣欣向荣，人们对于经济的起落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南部情况较差，人们收入水平低，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而且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竞争能力弱。南部与北部政府的组织结构并无差异，但是效率却大有不同。帕特南以读报人数、选民投票率、合唱团以及足球俱乐部的成员数量等来衡量每个社区的公民参与度，结果显示，北部的公民参与度普遍较高，也更有活力。而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在上述各个方面都不及北方。帕特南总结道，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社会资本。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互惠互信的人际网络以及社会规范，两者的完善使得生活更加轻松、经济发展更畅通。帕特南在上述文章中的观点与很多社会科学家不谋而合，他们发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关联，两者缺一不可。这篇文章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共鸣。美国的不少社区日益衰落，凝聚力显著下降，人们曾经相聚玩乐的牌桌被遗弃，保龄球馆也冷冷清清，具体原因在这篇文章中被一语道破。美国公民从所在的社区中离开的趋势已经延续了30多年。与此同时，很多研究也证实了世界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状况。而另外一些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国家，例如北欧国家，在经济生产力以及财富积累方面都展现出极大的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又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探讨。很多研究人员和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危机爆发再一次反映出社会资本的恶化达到了顶点，社会已经极为脆弱，经济丧失了活力。

信任的流失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员工失业，企业违约，国债高筑，政府勒紧了裤腰带。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信任危机仍然没有结束。他们认为，政府管理松懈，银行运营漫不经心，它们串通一气，辜负了人们的信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消费主义力量的崛起助长了及时行乐的氛围，最终引发了危机。其实在危机到来之前，信任的瓦解就已初露端倪。危机之后，全球各项调查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信任与社会凝聚力正在消失。在过去15年中，市场咨询公司爱德曼（Edelman）一直在进行年度调查，数以千计的受访者被问到自己对其他人的信任程度，其中包括同伴、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等。调查虽然没有覆盖社会信任的所有层面，但是多年累积起来的纵向数据模式足以呈现出信任的流失、转向和弱化。

自2001年开始，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信任流失的状况。现在总信任指数表明拥有高信任值的国家（“可信国家”）数量已经下降，低信任值的国家数量正在上升。另外，各个国家没有通过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信任，“可信国家”的各个要素与自身在中期的经济发展路线并没有任何关联。另外一个发现就是，企业和媒体的信任流失程度要高于政府。信任圈的亲密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对于同伴的信任要高于对领导的信任，对于本地机构的信任要高于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多年的观察结果显示了一致的趋势：信任的范围越来越小，主要集中在朋友、亲人等关系密切的群体。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这影响了我们的团结。

信任指数及其他研究其实反映了信任建立与流失的关键因素。领导层的正直和诚恳十分重要。同心同德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因素。2002年，德国易北河爆发洪灾，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危机管理中尽心尽力、亲力亲为，再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团结，这也使他在竞选中成功连任。2001年9月11日之后，帕特南也发现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公民参与水平显著提升，志愿者数量增加，民众对时事更为关注。美国“9·11”事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为之后奥巴马的竞选营造了强大的势头，帕特南推测，可能正是“9·11”事件逆转了公民参与度下滑的趋势，让保龄球馆不再冷清。

帕特南以及其他学者充分证明，经济增长有赖于民众的信任，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催生信任。短期的增长非但不能建立起有益的循环、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反而会割裂社会的各个部分，使人们失去一致的前进方向，从而导致信任的瓦解。因此，就信任度来说，社会的发展并不理想：并没有建立起更富成效、更宜居住的社会网络。在过去10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依照当前的财富创造模式，社会正向着相反方向发展。

平等的流失

法国经济学家、作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成名速度在学术圈中恐无人能及。2013年，他在其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表示，许多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空前严重，这些国家还将原因归咎为资本收益率差异、经济增速差异以及全球劳动力成本竞争对工资形成持续的下行压力。2015年，乐施会发布的报告也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关注。报告指出，全球最富有的62位人士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那些收入排在后50%的人口收入的总和，即低收入的35亿人的财富总和。报告还指出，到2016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99%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结果这一预测提前一年成了现实。报告发布当天恰逢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日，论坛创立者克劳斯·施瓦布在全体大会上说道：“我希望达沃斯论坛的成员们记住历史的教训，如果收入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资本主义的时日也就不多了。”会后达沃斯论坛的一位来宾准备去吃午饭，他踏着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不禁感慨道：“这就像是1910年的财富积聚状况，也就是在那年，我祖上的村庄里的人从波希米亚搬到了美国。”

铭记着历史的皮凯蒂借用文学作品解释了1910年以前那外界难以进入的世袭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模样。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诠释了19世纪时期的观念：辛勤劳动、优等学位、写作出版都无法带来人们眼中的美好生活（大约每年花费1 000英镑），唯一的方法就是结婚。皮凯蒂的方法论与得到的精确结果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也遭到了批评，但最为基本的观察结果（社会缺乏包容、收入差距扩大）基本没有异议。皮凯蒂并没有分析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却暗示了人们可能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即收入不平等不仅影响社会和谐，从长远来看也会遏制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们大都认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比例要高于高收入人群。

不平等现象正在破坏社会的发展。在美国的某些州，有15%的员工需要依赖政府发放的粮票生活。这里不是要指责个别的企业，但不得不说，我们似乎已经把当初的“福特信条”（每个员工都应该买得起车）转化为对供给侧和成本的关注。从个体角度来说，这体现了谨慎和精明，然而从集体角度来看，社会的繁荣却被削弱。当前，正是社会上的裂痕引发了呐喊的声音，民众呼吁要将民粹主义政策和孤立主义政策列入主流政治议程中。要想纠正这种倾向，人们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巨大的投资和勇气。

慷慨精神面临流失风险

人们已经逐步意识到，传统的增长模式、对资源的依赖，以及稀缺原则限制着人类的能力，使人类难以应对全新的挑战。地球人口已经接近80亿，国际社会更加多元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分歧（面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欧洲足以体现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各种产品的争夺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排斥，扭曲了社会规范，阻碍着人们更好地调节自身以适应新状况。于是，人们又开始向未来借贷。

慷慨精神可以通过捐赠、志愿行动或帮助陌生人的意愿等进行衡量。以个人、企业和政府为对象进行衡量，这些指数仍然非常高。但是，在欧洲发达国家中，上述指标在过去10年间基本维持不变，只占GDP的0.2%左右。除了在海地地震等个别大灾难事件出现时，各个指数通常与其他消费性支出项目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付出，似乎成了一个“饱和市场”。但是，慷慨真正的内涵远远超出付出，付出仅是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描述。为什么在当前的情况下，慷慨精神会受到威胁？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稀缺性和抽离感。

一组科学家分析了坦桑尼亚南部低地姆芬迪的农民是如何分享灌溉用水的。当前，这一行为没有固定的规则，完全依赖于村民们对于竞争与慷慨行为的权衡。研究人员让村民们评判邻居的社会地位（高或者低），然后让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选择是否要与邻居分享用水。在测试中，村民们得到粮食高产以及分享用水都会得到回报的承诺。测试结果简单直接，也在意料之中。在资源富足的时候，村民们都十分慷慨，即便为自己保留更多的水能够使自己的土地增产，但他们还是愿意分享用水。而在资源稀缺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村民们展现出贪心的一面，把尽可能多的水引向了自己的田地。在这个时候，保证粮食高产比分享回报更加重要。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来说，模式有所不同。在资源充足的时候，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表现得十分自私。他们觉得自己和群体其他成员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将自己抽离出来，而且他们知道下游的邻居不敢反对自己的作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在干旱的时候仍然会为下游的邻居提供用水，因为女性整体上更愿意遵循社会规范。

因此，在没有强制规定的时候，只有资源丰富且容易获取的时候，人们才富有慷慨精神。而在当前地球资源有限，价值创造模式又极其依赖资源的情况下，人类的慷慨精神很可能荡然无存。在数学中，当前提条件对多个例子都适用时，那么这个证明就不失“一般性”。在经济发展中，大家已经开始求索近百亿人口“不失慷慨精神”的增长模式。

人类对于增长的痴迷使其在生态、金融、社会方面都欠下了高昂的债务。当前的负债已经高得难以偿还，长此以往，偿还的可能性就会完全消失。通过借贷走出结构性困境已经是个死胡同了，可供选择的空间和缓冲空间几乎完全消失。而且，“借贷”正在摧残地球，这不但影响了大自然的生产力，也破坏了它美丽的原貌。因此，基于不同的学科基础，或是汲取了某些思想体系的精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挖掘增长背后的事实，人们意识到全球范围内需要全新的增长概念。各种想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也有很多想法自相矛盾、有所缺漏、验证不足。人们提出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三派：零增长、翻过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坡顶”式增长以及全新的变革性增长。下一章会逐一分析这三种思路。

[1] 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