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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模式变革 案例：颠覆模式下的欧盟经济
第9章
模式变革
案例：颠覆模式下的欧盟经济
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反思生产、工作、消费的方式，创造更多的新机遇，更多新岗位。
——弗兰斯·蒂默曼斯，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于2015年12月在欧盟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发布会上的讲话。
三大支柱模式在现实世界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扭转经济发展与就业局势？为了验证这一理论，作者将前文所描述的前景进行了量化处理。
第一，我们逐个对系统进行建模，了解其中的成本与表现。针对每个系统，设立了“颠覆模式”和“传统模式”两种情境，以预测在不同政策规划下人类未来的境况。在“传统模式”情境中，主要工作是落实产品层面的改进工作；在“颠覆模式”的情境中，所有的新型技术以及商业模式都得到落实。
第二，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两大情境中的经济层面影响。在建模方面，作者邀请了一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建模团队以欧盟为测试区域，为我们提供相关数据。作者也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源系统优化程度较低而自由水平较高，做出转变之后的受益程度应该会超过欧盟。
上述预测的分析结果令人惊讶：潜在机遇超出了预期。在经济增长、自然资本保护、社会平等三方面，“颠覆模式”都呈现出更好的结果；就业方面没有正式的建模分析，但是作者在研究中进行的文献分析，同样呈现出正面结果。简而言之，分析结果令人振奋，这一结果表明上述愿景确实能够解决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困境。
转型收益——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多
首先看看价值链层面，分析显示，各种改善工作落实之后，家庭的交通出行成本将下降60%~80%，食品成本将下降25%~40%，住房成本将下降25%~35%。对于规模庞大且已经成熟的领域来说，这是很高的比例。而且，成本下降也意味着家庭的“收入增加”，这一点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尤为明显。这里要明确一点，作者并不认为所有的改进都会体现为成本的下降，也有可能是食品质量的提升，也有可能是汽车变得更为便捷，也有可能是住房居住面积增大。这里利用节省家庭开支的方式进行说明，只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未来机遇何其巨大。
在宏观经济层面，建模分析显示实施“颠覆模式”战略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与现状相比，两种未来情境都更为乐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个发展趋势合情合理，但是通过“净正面”原则推动的“颠覆模式”在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更好的结果，例如GDP、就业状况、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消耗，这确实令人诧异（见图9.1）。
首先看看GDP。通过“颠覆模式”，欧盟的GDP到2030年预计将会增长11%，比“传统模式”情境高出7个百分点。这是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建模中也十分罕见，当然我们也要仔细思考其是否完全可信。均衡模型是此类量化分析使用的典型经济学工具，但是建模的情境与“常规状况”相差越远，其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也会越低。不过，从直观感受来讲，这一分析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我们的新技术得到合理利用，政策得到完善，改革成本降低，那么当前各大经济领域中的系统性浪费现象必将大大减少。这意味着人类能通过较低的额外成本从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规模中得到更大的经济回报。批评人士或许会认为这是在幻想“天上掉馅饼”，但是第5章已经说明了当前严重的浪费现象，而且系统中的浪费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本书第三部分将会说明相关技术已经在快速发展。所以，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规模可能有待深入探讨，但是整体的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即从现有产品、材料、基础设施中获取更大的价值，这样的经济战略显然更加切实可行。
来源：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图9.1 更好的经济效益，更好的环境效益
注：假设2012年的水平为100，以此进行对比。
那么就业状况又如何呢？研究报告《内部增长》中的一项学术元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上述经济转型对于就业的影响。在分析中，一位来自曼海姆大学的研究者在回顾了65项学术研究后总结道，根据现有的学术理论，这一转变确实能够给就业带来积极影响，即新出现的工作机会将会超过消失的工作数。为什么呢？第一，第二级生产往往比初级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循环回收领域比原材料领域的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工业再制造比初级生产的劳动密集度更高。例如，1 000吨垃圾的处理工作可创造0.1个就业岗位，而1 000吨垃圾的循环回收工作可创造2个就业岗位。第二，随着价格下降，各个领域的消费将上升，这会间接带动就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转型的深入，很多市场规模可能会扩大，就业数因而会增加，新的市场也将成为新的就业源泉。例如，汽车拆卸与回收，共享汽车管理，稀土金属整合，交通出行系统集成咨询服务，大规模共享办公空间供应服务，生物肥料生产，材料毒性削减管理工作，二次材料采购，“净正面”产品设计，二次建筑材料供应，材料咨询服务，土壤生物学，能源承包代理，能源储备集成，内置温室管理，氮排放核证交易，时装租赁，手工活动，交通意外管理，能源数据分析等等。
根据创新理论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向“净正面”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创新工作，既能创造就业又可刺激增长。他在研究中指出了三类不同的创新工作，分别是替代型创新（更好的车型取代了旧款车型），效率型创新（沃尔玛大规模且高效的商业系统能够使其出售的产品比竞争对手更便宜），市场开拓型创新（针对新的需求提供服务，例如智能手机上的即时导航功能，大规模的能源储备等等）。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三种创新都必不可少，但是根据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只有市场开拓型创新才能够创造真正的增长，并促进就业。替代型创新从本质上说只是用新的产品和生产取代之前的产品和生产，效率型创新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劳动力。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列举了众多实例来阐述市场开拓型创新是如何促进增长与就业的，并且批判了很多政策与公共资源向另外两种创新倾斜的事实。
在本书所设想的情境中，很多重大的新需求以及部分规模较小的需求，将会得到满足，相应市场也会随之出现。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输送回土地中，维系材料库的价值，优化大型价值链，清理能源系统等等，相应的服务会一一满足这些要求。
资源平衡——从致命弱点到最强优势
再来说说资源，“颠覆模式”能够有效分离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落实“颠覆模式”的过程中，三大价值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2年相比，到2030年时可以下降48%，到2050年时可以下降50%。原材料消费到2030年将下降32%，到2050年将下降54%（见图9.2）。这些数字意味着落实相应战略后，欧洲或是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都能够稳步实现《巴黎协定》将地球气温升温控制在2℃之内的要求，同时也能够有效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如果估测基本准确，事实上作者也确信如此，这也说明解决当前大型价值链中的系统层面浪费问题既能够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将环境足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益处，比如欧洲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资源进口地区，借助上述转变，欧洲市场可以不再严重依赖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源市场，稀有材料的供应安全问题也将有所缓解，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欧盟与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有一大重要区别：对于很多产品类别来说，二次材料如果得到良好的管理，其供应就能满足很大一部分需求，而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其二次材料供应远远小于整体的需求。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材料消耗的空间相对较小。
三大支柱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气候变化的讨论与谈判一般都聚焦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包括交通和建筑物）、土地使用和农业领域，对于三大支柱的作用没有进行全方位的考虑。“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高效的再生系统，都不在核心话题的讨论中。这不但有失偏颇，而且还导致了大量机会的流失，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如果不能逐步建立“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基本不可能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之内。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原材料生产就占了19%，垃圾处理占3%。生产过程中改用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效，确实可以减少排放，但是减排幅度几乎不可能达到90%~95%，因此无法满足控温的排放要求。因此，原材料生产的规模也必须减小。
第二，按照当前市场状况，很多循环经济的策略在落实之后已经实现赢利，还有一些则可以通过合理的激励制度实现。在报告《内部增长》中，作者提出了100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但成本低廉，而且对于当前气候讨论中的核心策略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
第三，很多提升的机会并不能借助碳价或者当前气候讨论中常见的行动方案得以实现。循环经济系统的机制则要另辟蹊径。例如，在钢铁和塑料领域，维系材料的高价值就需要改进回收工作、建立追踪与循环体系、完善二次材料市场、禁用某些毒性物质，或者强化生产者的职责等等。
如果同意上述观点，那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首先应该承认，在向低碳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是关键支柱之一。能源效率、森林资源等领域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过去10年受益匪浅：在融资、政策开发、知识投资以及具体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循环材料系统的概念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类似的发展能够有效推动这一概念走向成熟。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扭转了能源系统的发展方向，取得了显著进步。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工业引擎中的材料流动问题。材料的循环流动也许就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再来看一看其对于水循环的影响。在谈及气候变化的问题时，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水资源危机十分严峻、需要全新的应对方案。而循环经济恰好能够为其提供引导。从表面来分析，当前大部分的水资源问题显然都是由制度与市场的缺陷导致的。但究其根源则在于人类对大部分宝贵资源的使用过程呈线性模式，在使用过程中，水资源的污染程度不断加剧，最终变成毫无价值的废水，进而导致了水资源的成本上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其实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几个基本规则使水的使用形成良好的环型流动：对于进入水循环的水，要确保其中不含激素、毒性油墨（来自一些劣质卫生纸）或者纺织品染料。这个规则一旦确立并得以实施，意味着欧洲每年产生的900万吨污泥将会消失。目前，已有新型技术能将废水中的能源和营养物质分离出来，使水资源得到再利用。例如，新加坡的公共事业委员会打造的“新生水”（NEWater）品牌瓶装再生水就利用了这种新技术。我们或许应将水资源视作耐用品，实施零废水排放的措施，使水资源形成闭环。当水体中的物质处理成本太高或者再造成本太高时，废水零排放的处理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国家层面，水可以被当作定量库存资源，也可以被当作可再生流动资源。例如，沙特阿拉伯在农业领域所使用的蓄水层水源就被视为定量库存资源，其使用程度被规定不可超越蓄水层补给项目的补充能力。其他的水资源处于流动资源系统中，可能是河流，也可能是自然补给的蓄水层。只要取水量不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就可以从这些流动系统中取水。
最后，还可将水资源纳入基础设施系统。要知道，全球水资源网络与废水处理厂当前的价值约为1 400亿美元。根据“净正面”原则，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应当最大化。这部分基础设施其实可以服务于更多领域，例如输水管道沟渠可同时用于安装电信光纤，污水处理厂也可集中处理食品垃圾。我们还应改革水资源的交易方式、提升资源效率，水厂自身就应该创造绿色能源。有很多案例显示，污泥的厌氧消化处理能够产生生物气体，而这些气体甚至能够满足污水处理厂60%的能源需求。
递增性原则提供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减少碳、水等资源系统中的浪费现象，在不损害自然环境或者造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推动发展。读者们也会发现，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与“净正面”原则的发展视角截然不同。
递增性投资——正在进行时
从投资的角度出发，也有明显证据表明投资收益与环保行为是可以实现双丰收的，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市场还未及时跟进、未能充分认识可持续性风险的现实状况下。2014年，牛津大学与金融公司Arabesque对可持续投资进行了一项大型元分析，在回顾了200多项学术研究后，它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决策过程，最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这结论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缺乏考量，迟早会遇到麻烦，无论是压榨工人，或是滥用自然资源，又或是其他危害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最终会被消费者、媒体以及政策部门察觉，并引来恶果。这将会给企业的股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的证券市场上，这些风险未被重视，如果资产管理人员能够规避这些风险，决策结果自然能带来更佳结果。
最佳范例应该是阿尔·戈尔的世代投资管理公司。其工作人员利用上述策略进行资产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该公司成立之后的10年间，其表现显著超越同行。2005年至2015年，该公司年均回报增长率为12.2%，MSCI国际指数“明晟指数”的同期值为7%。伦敦金融分析公司美世咨询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世代投资管理公司在200家全球股票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二。
凯尔·巴尔基索与托比·希普斯在他们2014年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分析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08年至2014年的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的低碳型投资组合与相应类型的非低碳型投资组合，并分析了其中的风险与收益。综合分析得出，在常见的投资策略中（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最大多样化投资组合等），根据基金管理机构常用测量工具的测算，选择低碳型的投资组合能够带来较好的收益。结论就是各类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放心选择低碳型投资组合，实现风险调整后收益的最大化。
上述的“影响力投资”在当前投资总额中占比不大（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估测，2015年影响力投资总额约为122亿美元），但是年增长率高达15%。黑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其资产管理规模高达4.5万亿美元。最近黑石集团建立了美国影响力股票基金会（Impact US Equity Fund）；高盛投资公司也在近期收购了专门做影响力投资的印记资本公司（Imprint Capital）。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40万亿美元的财富从婴儿潮一代向千禧一代转移，影响力投资的增长趋势也将持续下去。
这可不容小觑。投资领域似乎已经认识到，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风险迅速提升，清洁技术的成本迅速下降，可持续性与经济收益“非此即彼”的状态或许将一去不复返。对于强大的企业与聪明的投资者，二者兼得已经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