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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破坏 可持续发展
第6章
破坏
可持续发展
“不那么糟也仍旧是不好。”
——迈克尔·布朗嘉特、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
资源挑战涉及的面比较广且形势日益严峻，在系统层面上问题重重，因而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开启新的征程。其实早在1711年，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就已经开始。德国林业学家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森林资源匮乏。当时，他刚被任命为德国萨克森州弗赖贝格区的矿长，其职责就是为当地银矿和炼银工厂提供充足的木材，要知道，这些银矿和工厂是当地的重要税收来源以及上千户家庭的经济来源。随着采矿业的发展，矿区周围的森林都已经被砍伐。后来，稍远一些地方的木材也通过厄尔士山脉下的河流运送到矿区，但这部分资源很快也被开采耗尽。1713年，卡洛维茨撰写并出版了《森林经济》一书，该书详细阐述了可持续林业管理的一整套原则。该书首次描述了当地经济依赖生态系统的情况，以及如何计算可持续的生产水平，并提出了开采、造林与木材运输的原则。《森林经济》还首次系统性地阐释了可持续性理念，因此卡洛维茨也被称为“可持续发展之父”。可惜，很多证据表明，直到1714年卡洛维茨逝世，其建议都一直被公众所忽视。森林砍伐继续，木材资源日渐稀少，其价格自然不断攀升，直到很多矿业公司无法再承担木材成本而相继破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人类的未来。
19世纪的工业化开始后，环境保护法律也出现了。1863年，英国通过了应对纯碱生产中空气污染的《碱业法》；1869年，英国又通过了《海鸟保护法案》。工业化也催生了第一批环境保护组织：1865年，英国公地保护协会成立；1892年，塞拉俱乐部在美国洛杉矶成立；1898年，煤烟清除协会（英国环境保护协会的前身）在伦敦成立。伍德罗·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于1916年成立；1919年，英国林业委员会成立，该协会旨在保护并发展英国的森林资源。1952年伦敦爆发雾霾，为此英国于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这亦被视作第一部现代环境保护法律。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运动才最终成为颇具规模的公众事件与政治事件。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详细记录了DDT等杀虫剂对鸟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劣影响。她严厉地指出，此类化学物质的危害后果仍未得到全面的认识，但这些物质却已经在广泛使用。卡逊指出，化工产业人士其实早就知道这类产品会带来很多副作用，但政府官员却默许了这个行业的恶行。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最终使得DDT在1972年被禁用。1969年，流入伊利湖的凯霍加河突然着火。河流竟然着火，如此荒谬的事件立即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经调查，原来是工业化学物质以及废水排入河流导致火灾，这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抗议。197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蓝色弹珠》一图，即阿波罗17号太空船所拍摄到的地球照片。它是历史上传播最广的照片之一，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体现了地球的脆弱与孤独，从中能够感受到人类应该好好爱护自己的共同家园。
历经了上述种种事件，并随着消费主义不断发展，改革呼声越发高涨，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腾飞。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环境组织一一成立：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于1961年，地球之友成立于1969年，绿色和平组织成立于1971年。
注意，早期的相关法律和组织的重心是通过保护土地、物种，或者禁用某些危险物质来保育环境。从那时起，采取保育措施后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铅、汞的使用得到控制，多种危险化学物质被禁用，废水处理得到改善，垃圾管理得到改进等等。大部分的问题是区域问题，最多无非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环境保护主要就是放弃毒害物质以及不合规的商业行为。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育措施虽然硕果累累，但显然不再能够应对和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了：初步显现的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土壤退化、臭氧层空洞、城市雾霾和滥伐森林。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都遍及全球，而且很多都与过度使用资源相关。资源不断被开发利用，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好事，例如许多比较贫穷的国家通过利用资源进行工业化，得到发展。
联合国的布伦特兰委员会（全称为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这类问题给出了定义，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社会的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真正的进步不应该以任何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委员会推广了“可持续发展”一词，这个词表示发展应既满足当前一代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世子孙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由于这个视角的出现，全球环境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其重心从“保育”转向了“生态效率”。仅仅保护某些森林、湖泊以及物种或者禁用某些危险物质还远远不够。整个经济体都应该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自此开始，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所有消费者、企业、国家都应该尽力提升生态效率。能源效率、轻量化、水效、土地生产率，这些都是生态效率的体现，都是为了保证自然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生态效率”是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此为核心，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BCSD）得以成立。时至今日，生态效率仍在全球环境战略中占主导地位。
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制定了详细的环境法规，为不同领域的生态效率制定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交通工具的燃料标准、建筑物以及电器的能效标准、各类设备的节水标准、各类产品的生态效率标签等等。大部分企业也将生态效率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大部分的法律法规已经落实数十年，形式各不相同：有的要求实现固定的指标；有的会不断地提升目标（欧洲的汽车碳排放标准等）；有的则以行业领头羊的表现作为全行业标准（日本电器行业等）。
有人可能会问：“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如何？”这不应该也是全球环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吗？以全球平均水平来衡量，情况并不乐观。第4章第2节讨论的外部效应显示，其中未征税的环境破坏成本相当于全球GDP的13%，而且这一比例的增长速度飞快。第5章显示，即使是在对环境问题十分重视的欧洲地区，资源税收也仅占整体税收的6%、GDP的3%，而且上述比例仍在下降。再看看与税收政策相反的政策——补贴：2013年，全球清洁能源所获得的补贴为1 210亿美元，而化石能源获得的补贴是前者的5倍之多。这些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税收对资源利用产生的积极影响，而是指明在全球层面，当前的税收政策功过各半。生态效率虽然初衷美好、硕果累累（相关努力确实为全球做出了贡献），但是已经不再能够应对当下的全球环境挑战。
这听来刺耳，但不得不承认，生态效率作为企业和国家的核心战略已有20~25年了，然而全球环境恶化的状况仍在持续，其连维系原状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减轻损害了。常用指标“地球超载日”并没有固定在8月，每年都在提前（见图3.1）。核心问题在于，大部分行业与国家提升生态效率的方式都是渐进的，这样完全赶不上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的“（能源）回弹效应”所带来的资源增长。也就是说，关于资源使用绝对值的所有曲线（影响全球环境的关键因素）一直在上升。1995年至2010年（1995年即“生态效率”开始得到广泛认可的时候），全球淡水取水量增长了18%，铁产量增长了81%，塑料生产量增长了83%，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增加了48%，磷矿开采量增长了30%（大部分最终进入了湖泊与海洋，并造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发达国家中，主要资源的使用量维持稳定水平或者缓慢增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20~25年前人类开始采用生态效率战略，而此时地球的状况却比当年更加糟糕，这就是可悲的真相。迈克尔·布朗嘉与威廉·麦克唐纳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那么糟糕”其实就是不好。
放眼未来，相似的情况似乎还会继续上演。虽然金融危机让资源热有所降温，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预测都表明，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状况仍未改变，而且会继续恶化。譬如，淡水取水量到2030年时将比2010年增加41%，氮肥使用量到2030年将会增长30%，农业用地将会增长11%~14%。
全球的汽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也是经典案例。很多经济体都为燃油效率设定了十分高远的目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为汽车制造商设定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是到2025年实现每加仑54.5英里（当前是每加仑30英里），而欧盟和中国设定的同类目标分别为60.6英里和50.1英里。但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全球汽车数量预计会从目前的10亿上升至2030年的20亿左右。照此推算，就算汽车制造商能够实现上述极为大胆的目标，全球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出现净增长，而且有些制造商还不能确定能否达标。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所做的努力似乎只是无用功。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恶化趋势只是时间问题。当人口大国都成为发达经济体时，排放曲线就会开始往下走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效应”应该会奏效。虽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体状况并不会因此变得乐观：当人口大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时，地球的许多重要生态系统已经遭到了无可逆转的破坏。
因此，无论“生态效率”的推行取得了多少成就，以此为重心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进入尾声，人类需要新的模式，以确保地球居民达到100亿的时候，地球仍能以稳健的状态让人类维持现代的生活模式。本书第二部分会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愿景可能就是人类现在所寻求的答案。这种经济模式需要消除资源密集的价值链中那些严重的系统性浪费现象，设计有益于环境的产品（而不仅仅是“伤害较小”的产品），创造循环材料系统，以使所有的资源都能够不断得到重复利用，并从拥有的资源中提取出最大价值。在经济层面上，这将淘汰目前的原始资源开采模式，其将以经济发展的模式，而非禁用或限用模式来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众多资源问题。
总而言之，当前的经济增长远未达到理想模式的要求。作者认为，如果刨除“借贷”所得，当今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增长。但是，由于以市场为准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及当前有太多的外部性因素未能被列入主流的经济发展衡量系统中，学术界、政界以及企业界依旧将当前经济发展的大体方向视为“合理”甚至“最佳”选择。在此背景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所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让经济“重回正轨”。作者希望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来证明，“重回增长轨道”并不是关键问题。其实，增长未在“正轨”已经长达30年有余，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谈“重回正轨”也只是回到了错误的轨道。人们需要认识到，从资源角度出发，人类所生存的地球已经达到了上限，必须通过技术改革才能使经济增长走上正确的轨道。本书后文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