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野蛮人

自从那场收购结束后，这家公司给每个在它身上倾注了心血的人带来的只有痛苦。

——史蒂夫·戈德斯通，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首席执行官（1995～2000）

20年后，你可能很快就能猜到约翰逊在忙乎什么。他正在佛罗里达州一个高尔夫球场边的一栋意式别墅里悠然享受着退休生活。那天他在门口迎接我们：“快进来，伙计们，快进来。”接着他带我们来到用橡木嵌饰的书房。书房的墙壁和书架上陈列着奖杯和约翰逊跟家人及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尼克松）的一些合影，此外还有一排杂志的封面。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其中竟然还有那张“广为人知”的《时代》周刊封面“贪婪的游戏”。当我们指着那杂志封面的时候，约翰逊说：“啊，没错。只要他们没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我都摆出来！”

约翰逊身穿格子衬衫和卡其布裤，他的书桌后面坐了下来。他的身后是一张80年代他巅峰时期的大肖像画。画中的约翰逊正戴着一副眼镜看《华尔街日报》，一头蓬乱的头发，十分个性，正是我们20年前认识的那位精力充沛的首席执行官。76岁的约翰逊和20年前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除了他走起路来有点儿费劲，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和以前相比低沉舒缓了许多，他还是像以前那样黝黑干瘦，依然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且脸上的坏笑也一如从前。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听说约翰逊念念不忘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那场杠杆收购。提起这件事他振振有词：“那些股东们呐，他们依然喜欢我，”他一相情愿地说，“这场收购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棒了。”事实上，约翰逊还曾花钱请人拿他的表现跟那些“著名的首席执行官”做比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能够达到22%，在首席执行官的排名中，他位居第五。位居第一的是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还不赖吧？”约翰逊说。

他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约翰逊随时都准备拿出几张图表，希望用数字来证明他发动杠杆收购对股东们来说是有利的。无论他当时心中多么愤懑，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已经减轻了许多。“如果你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别人总想把你搞垮，”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很多人会讨厌你。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想法，你可能就会犯错，但总之这是无心之失。”现在约翰逊说他已经完全认识到了当初行为的后果，并表示能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商业事件之一中唱主角感到很高兴。

“我敢肯定这场收购对成千上万的读者产生了影响，加深了他们对商业的认识。”约翰逊说，“通过电影和书籍，大家都知道了我。这都快20年了，但大家依然觉得我是主角。到现在为止还经常有人拿着书找我签名呢。每个月我都得签上几本。谁都找我签名，甚至还有汽车修理工！你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该死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这本书，还有人用它作为商学院的教材！”

约翰逊依然能够将自己的行为说得冠冕堂皇，但对其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却熟视无睹。“罗斯无理也能辩三分，这一点对他很有利。”曾长期跟随约翰逊的罗杰斯说，“他觉得他让那些股东发了财，而且他的朋友也都没受多大的影响，所以他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但他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

但约翰逊也有一段时间并不这么沾沾自喜。这场收购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使他失去了公司，而且名声也受到了损失。一夜之间，私人飞机、公司公寓和一些只有首席执行官才能享受的待遇都如黄粱梦醒。约翰逊坚持认为自己比以前更有成就感。对贪婪的羞愧感？“自从收购结束之后就不觉得有什么可羞愧的了。”坐商务舱出行？“我喜欢乘坐商务舱。”他脱口而出，“空姐把报纸塞给你之后不会再来烦你，这一点我很喜欢。在商业界的38个年头中，我一直很开心。我告诉自己‘抛头露面的生活到此结束’。于是我的手下就从12万名员工一下子减少到了4个。搬到佛罗里达之后我把司机也辞退了，所以现在只有3名员工。”

这场收购似乎也导致了他在1995年跟劳里最终劳燕分飞。“我在收购刚开始的时候就提醒罗斯，他一旦失去豪宅和私人飞机，劳里也将会离他而去。”休格尔回忆道。

按照约翰逊的说法，这是一次友好的分手。“这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劳里是个不错的姑娘。”劳里之后又结了婚，现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约翰逊也在10年前结婚。正说着，妻子苏珊抱着腊肠犬走进来，他们要去看医生。

约翰逊相信如果他当初低调地开始这场华尔街的游戏，并且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的话，今天的结局将截然相反。“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选择让德崇来帮助我，那今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他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正是亨利等人的先锋，如果我当初雇用德崇的话，谁都不是我的对手了。而当他们和亨利联手，几乎每个人都开始朝我来。”

但约翰逊从来不是个反躬自省的人。他阳光灿烂，至少在他的概念里自己没有什么仇敌。他习惯念叨他的成功经历，并且将所有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自从那次杠杆收购结束后，休格尔已经多年没有和约翰逊联系了。他有一次去参加派对听说“教皇”也在场。休格尔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约翰逊见到他时会做出什么举动。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约翰逊一见到他就快步走到他的跟前。休格尔回忆说：“他当时热情地拥抱了我，说，‘伙计，你待我不薄啊，我靠你发了财，还出了名。’”克拉维斯的律师贝迪也有同样的经历。几年前，贝迪受邀列席一家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他一进去就在董事会成员中间认出了约翰逊。“嗨，迪克！”约翰逊大喊道，一边使劲握着他的手。“嗨，伙计们，”他激动地回过头去对那些董事们说，“这可是业界最棒的律师，我们一定要请他来帮我们。”最后他们还真的聘请了贝迪。

离开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之后，约翰逊拿着他那5 20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金在亚特兰大开了一家小投资公司，取名为JRM合伙企业。20年后，这家企业仍然是他进行投资的主要工具，现在由他的儿子尼尔负责打理。他的二儿子布鲁斯依然在亚特兰大住院。“他还住在那儿，”约翰逊哈哈大笑说，“啊，他还真不让人放心。他不能活动、说话或者吃东西，现在有5个护士全天候地照顾他，但他还在那儿。”

他又重新组建了他的“快乐伙伴”。其中有些人是新加入的，比如可口可乐公司的前总裁唐纳德·基奥。1993年快退休的时候，他碰到了约翰逊并提到他正在到处找办公室。“我那儿有好多地方。”约翰逊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客。于是RJM公司和基奥的投资公司就共用了一个办公套间。

还有一些是在新岗位上的老熟人。“独裁者”卡波内尔被请来担任蒙特利尔一家空气清新剂公司的总裁，而JRM对这家公司具有控制权。当约翰逊坚持要这家公司花钱赞助高尔夫锦标赛的时候，两人大吵了一架，但之后很快就和好了。（另一方面，约翰逊和其他一些在大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事失去了联系。问到霍里根在哪儿的时候，约翰逊也不知道：“估计在某个角落里怨天尤人吧。”其实，霍里根之后去一家小型的烟草公司——利格特烟草公司当首席执行官了，目前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颐养天年。）

JRM公司最大的一笔投资是从纳贝斯克公司剥离的远东业务。而当该公司的老总被查出挪用公款的时候，这笔投资也黄了。但约翰逊大多数的投资项目回报都很不错。他入伙了亚特兰大当地的一家开发商，将资金投入到写字楼和酒店，大赚了一笔。约翰逊称自己靠RJM赚的钱是他之前38年在企业界赚到的钱的3倍。

他依然在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和企业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直担任着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直到2005年任期届满。除了担任董事，约翰逊称他并不想再继续高管的生活。“有人请我过去，”他说，“但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现在过得不赖。”

1995年约翰逊搬到了佛罗里达州，从他的新家往东走一两英里就到了他原来在朱庇特的住处。20年前，戈德斯通就是在那里试图劝他放弃杠杆收购的。他每年在佛罗里达住8个月，到了夏天就去多伦多郊外占地11英亩的庄园里避暑。他还有时做些演讲，但近些年来就不怎么活跃了。他也不经常打高尔夫球了，虽然他还会每年和罗宾逊玩上两局；他还和克拉维斯打过一两局。他依旧很关心华尔街上的动向，但这位曾经被视为美国贪婪之集大成者抱怨说现在涉及的资金金额巨大，让他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现在这些投资银行家，他们赚的才多，”他摇着头说，“大把大把该死的钱。这都让我感到厌恶。他们越来越昧着良心赚钱。”

克拉维斯20年后依然在玖熙大厦42层的KKR公司里办公。和之前相比，公司又重新装修了一下。公司的过道里装饰着黑木和由克拉维斯第三任妻子玛丽挑选的现代艺术品，克拉维斯已和勒姆在1994年离婚。64岁的克拉维斯如今头发花白，他已经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公司依旧是原来的公司，克拉维斯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依然穿着考究，神情紧张且不善言谈。

那场让KKR成名的收购结束20年之后，KKR仍然是华尔街上的一个巨人，管理着520亿美元的资产。当初只有两间办公室和30个员工的公司现在在全世界有400多名专业人员，10多个分别位于伦敦、巴黎、北京和孟买等地的办公室。2007年这家公司又带领其他公司一起完成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收购项目——450亿美元收购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发电厂。

克拉维斯在圆形的会议桌旁缓缓坐下，在他的左手边坐着一位公关部的女同事。罗伯茨也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进来。克拉维斯和以前一样正襟危坐，而罗伯茨的热情洋溢即使在电话这头都能够感觉到。但两人都没有对谈论本书或大收购感到兴奋，因为这些对他们公司来说是一场噩梦。当问到1988年那6个星期给他们带来的是痛苦还是美好的回忆时，罗伯茨说：“也许两者都有。我们俩本来不想出名也不想被关注，但事与愿违，尤其是亨利受到的打击比较多。我们俩宁可默默无闻。”

“说的没错，”克拉维斯说，“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它的影响力真是太可怕了。直到现在还时不时地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这个恶名。”“经常有人说，‘天哪，他们这些野蛮人。’”罗伯茨补充道，“我们的竞争对手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我们。说实话，为了这件事我们做了许多努力。”

但他们真正头疼的问题是如何从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获利。经过漫长的寻找，克拉维斯和罗伯茨从美国运通公司把郭士纳挖来管理这家公司。他们首先遇上的并不是业务危机，而是德崇发行的用来筹资的“重启”债券。到了1991年，这些债券又要重新调整，需要KKR为新的债券寻找买家。当时由于存贷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买家都捂紧了钱袋，因此没有人对这些债券感兴趣。

“可以说当时根本没人买债券，”克拉维斯回忆说。“我记得一些律师，特别是马蒂·利普顿催促我们为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申请破产保护。”罗伯茨接着说道，“倒霉事都赶到一起了。我们努力地想去再融资。由于没办法筹到资金，我们只好再次注资。我们已经投入了13亿美金，还得再投17亿美金来重启这批债券，说白了就是将这批债券买下来。”

这次经历是痛苦的，KKR不得不拿出大约20亿的美金，而本来他们可以将这笔钱投到新的且收益更好的收购项目当中去。更糟糕的是，当纳贝斯克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克拉维斯和罗伯茨突然意识到30亿美元有可能打水漂。一切都笼罩在因为杠杆收购所产生的200亿美元债务的阴影中；单单利息费用这一项就超过了1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不能用于一些像维修保养纳贝斯克公司日益陈旧的设备等项目。从纳贝斯克公司获得现金一开始就是KKR进行杠杆收购的基础。

KKR并没有将纳贝斯克公司分解出售，而是计划将雷诺兹烟草公司和纳贝斯克公司分开经营，这在无形中否定了当初两家公司的合并。为了拆分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他们必须再等上5年；罗伯茨解释说如果不到5年就将集团分拆的话，公司将受到严厉的税务惩罚。90年代初期，KKR乖乖地等待着时机，祈祷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偿还200亿美元的债务。到了1993年，也就是收购落幕的5年之后，克拉维斯和罗伯茨正准备宣布将公司分拆的时候，突然之间灾难降临了。这就是“万宝路周五大降价”。

在雷诺兹烟草公司内部的一些人看来，麻烦已经近在咫尺。“进行杠杆收购的当天我就说，‘我们的市场份额将暴跌。”一位前雷诺兹烟草公司的高管回忆说，“因为我们把精力从原来的市场营销和销售转到了其他方面。我觉得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会利用这次机会打击我们。”

占有40%市场份额的菲利普·莫里斯很快就对只有32%市场份额的雷诺兹下手了。菲利普·莫里斯以十分优惠的价格向经销商供货，并开始进入雷诺兹势力最强劲的美国东南部地区。而此时的雷诺兹却不得不着手裁员：1 600名员工在第一轮裁员浪潮中丢了饭碗。“我们这儿来了3个人，他们跟每个员工大约只花了30秒钟的时间就将员工开了，”一个主管回忆说，“我手下有85名员工，上头让我削减18%。其中有个头儿说，‘给你3天时间，到时候给我个裁员的名单。’每过8个月到2年，公司就会有一场大规模的裁员。”

到了1991年，菲利普·莫里斯和雷诺兹在市场份额上的差距从原来的28%扩大到了44%。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一些高层还口口声声地说要重新夺回市场第一的宝座。但没过多久谁也不谈这个话题了，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雷诺兹的首要任务是还债，而不是争夺市场份额。并不是雷诺兹管理有问题。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郭士纳经常飞到温斯顿-塞勒姆和公司的主管们讨论公司业务——还把他们吓得要死。他们评价郭士纳最温和的一个词是“狂妄自大”。

雷诺兹前主管约翰斯顿曾被霍里根赶出公司，在银行业待了几年之后又被请了回来。他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纠正前任管理者的错误，其中包括“渠道压货”。渠道压货就是让客户在季度末的时候下大量的订单，这样销售额就会人为地增长，相当于预支了以后的销售额。公司下个季度由于销售额的预支只好在期末再用同样的欺骗手段来提高销售额。这种做法让销售人员和财务人员欲罢不能，而且公司必须以很优惠的价格吸引客户在季度末下单，这就减少了公司的利润。

就在1993年4月2日星期五的时候，菲利普·莫里斯发起了全面的反攻，宣布万宝路将降价20%，相当于每包香烟便宜40美分。这一举动几乎摧毁了雷诺兹的价格优势。这次“万宝路周五大降价”沉重地打击了雷诺兹。雷诺兹不得不硬着头皮将一些高档品牌香烟的价格降低20%。

在降价这一点上，菲利普·莫里斯可以不眨眼睛地拿出20亿美元，而对雷诺兹来说，因为降价而损失的6亿美元使其元气大伤。它每年的营业利润也不过30亿美元。由于公司大部分的现金都用于偿付借款了，这次降价对公司的打击很大。

隔岸观火的约翰逊禁不住想笑，不清楚KKR那帮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约翰逊多年之后解释说采取降价措施只会招来对手的反击，结果反而害了自己。“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比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做得更好，但对手比你强大很多，”约翰逊一边说，一边举起手臂在空中挥舞，好像是在和一个巨人搏斗，“而且他手里还拿着大棒的话，你应该灵活躲闪，避免正面冲突。当你开始降价的时候，你的死期也快到了。”

要是集团的另一半——纳贝斯克公司能够顺利发展的话，KKR可能还能撑过“万宝路周五大降价”。但事与愿违。格林纳斯承诺他可以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来偿付因这次收购而发生的债务，这是KKR能从这场收购获利的关键。而约翰逊之前打算出售纳贝斯克公司的一些业务。“我们当时预计能在6年内还清大部分的债务。我们会将那些食品业务卖给宝洁公司、联合利华和雀巢公司，”他说，“这些业务能够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克拉维斯和科尔伯格依然对格林纳斯很有信心。“他可是关键人物，”约翰逊说，“也只有约翰能拆亨利的台了。”

如果说有谁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出是赢家还是输家，那除了约翰逊就是格林纳斯。纳贝斯克公司的这位首席执行官乍一看似乎成功了，不但帮助KKR拿下了这场价值250亿美元的收购，而且保住了自己在美国最大的烘培食品生产企业中的地位。由于不同意约翰逊将集团分拆，并且他本人也未被包括在收购管理团队之内，格林纳斯投靠了克拉维斯。他暗地里将纳贝斯克公司铺张浪费等行为告诉了对方，向克拉维斯保证如果纳贝斯克厉行节俭，他们就会有更多的现金用于偿债。

格林纳斯提供的信息对KKR的投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董事会面对两个几乎没有实质差别的标书的时候，KKR准备保留纳贝斯克的计划正好符合了董事会成员的心愿。KKR因此竞标成功，格林纳斯也保住了他在纳贝斯克的高级办公室。但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格林纳斯的海口夸得太大了。

一开始并没看出什么苗头。杠杆收购结束之后的头两年，纳贝斯克公司的年收益以20%的速度递增。增长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一方面大幅度地提高产品售价，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削减广告宣传费用。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对于一家拥有像乐事和奥利奥等知名品牌的公司，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如果将其作为长期战略的话，即使最忠诚的消费者也不会对奇宝等竞争者的产品视而不见，毕竟这些竞争品牌比纳贝斯克的产品价格低了30%～50%。

美国前10名饼干品牌中曾经有9个是纳贝斯克的产品，但此时的纳贝斯克市场地位开始下降。同时，高速增长的利润也开始受到影响。

纳贝斯克公司的新产品也不能拯救这家食品公司。斯耐克威尔饼干曾因为脂肪含量低而一度受到消费者青睐，但是消费者后来认识到低脂并不意味着低热量，于是斯耐克威尔饼干的销售量就开始下降了。小熊饼干也不能解决问题。在80年代后期，公司刚推出小熊饼干，头1年半之内销售量就达到了1.5亿美元。但和公司其他品牌一样，小熊饼干由于没有市场营销的支持，销售量下降到了每年2 500万美元。

格林纳斯开始玩起了粉饰业绩的把戏。约翰逊辞职的时候留下的40亿美元现金成了格林纳斯的小金库。格林纳斯拿着这笔钱来装点自己的业绩。此外他又玩起了渠道囤货，而雷诺兹的约翰斯顿正希望将公司从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中解脱出来。

除此之外，格林纳斯的管理风格也缺少了人情味。当公司形势恶化时，他已不再像收购大战中那样鼓励下面的员工了。他经常斥责自己的手下，好像他的目标不切实际、无法达到都是他们的错。那些深受员工拥护的主管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纳贝斯克公司。

格林纳斯过分地相信工商管理理论，看不到这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局限性，而且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办公室里，这无异于闭门造车。当他请麦肯锡咨询公司来进一步控制成本时，灾难来临了。麦肯锡的分析人员研究了纳贝斯克的分销系统之后认为其运作成本过高。纳贝斯克公司有自己的仓库、送货车队和销售人员，而它的竞争者们都是通过中间商将货物卖给零售商。这种“直销”的做法能够保证公司将新产品快速地推向消费者，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满足客户的订货需求。这意味着产品的上架和展示都是由纳贝斯克公司的员工而不是独立第三方的销售代表来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做法，纳贝斯克的员工能够直接跟店面经理建立紧密的联系。

但这种做法的成本很高。在麦肯锡公司的建议下，格林纳斯推翻了这种业务模式。纳贝斯克公司因此缩小了送货车队的规模，减少了送货次数，裁掉了经验丰富但人力成本高的员工，取而代之的是初出茅庐但薪水不高的员工。这进一步加速了纳贝斯克公司的没落。客户因为找不到原来的业务员又无法及时收到货而恼怒不已，他们就转向了奇宝公司。罗杰斯回忆说他有一次去芝加哥的一家食品超市时，听到那里的经理在破口大骂：“该死的纳贝斯克！它们有一半的货架就要被别人占领了。”罗杰斯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总部对这个经理的投诉根本不予理会。他至今对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感到痛惜，业内一些人也不赞成这种做法。

詹姆斯·基尔茨在《刀锋上的舞蹈》[1]中指出：“纳贝斯克公司辛辛苦苦地忙碌，最后却反而伤了自己。”1997年，基尔茨从卡夫来到纳贝斯克接替格林纳斯。根据官方的说法，格林纳斯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他当时的确因为患上了结肠炎而无法集中精力处理公务，也不能出差。他的下台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

戈德斯通在大收购期间担任约翰逊的律师，在1995年却被阴差阳错地任命为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当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纳贝斯克公司或格林纳斯，只好求助约翰逊，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这两者。他们在纽约见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我们当时喝了不少，谈笑风生，”戈德斯通回忆说，这位集团前任领导人在席间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罗斯提到之前他在收购大战时说过的一句话，‘股价一旦超过每股92美元，公司就很难再经营下去。’事实证明他说的没错。”约翰逊也表达了他对公司当前状况的担忧。“那些曾经和我共事过的人才都离开了公司，”约翰逊总结了自己的看法，“纳贝斯克的问题都出在管理层上。”

约翰逊认为格林纳斯削减市场营销经费的做法让公司的主打产品失去了竞争力。格林纳斯对销售团队的重整是“昏头了，简直是没有脑子，这可是他们的优势啊”！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让格林纳斯下课，约翰逊就报了格林纳斯的一箭之仇。格林纳斯自从离开公司后就消失了，现在他住在新泽西州的郊区。

“万宝路周五大降价”之后，形势的发展使克拉维斯和罗伯茨酝酿了5年之久的分拆计划胎死腹中，他们的盈利希望更加渺茫了。“当时离我们准备分拆公司不到5个月的时间，”罗伯茨回忆道，“这时烟草行业突然乱作一团。”不单单羸弱的雷诺兹烟草公司变得缺乏吸引力，整个烟草行业也不断遭受打击。反烟运动蓬勃发展，其中不乏有一些联邦官员的参与甚至领导。克林顿内阁明令禁止官员在白宫吸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大卫·凯斯勒正准备将香烟纳入药品分销管制系统内，美国环保署称二手烟也会引发癌症。

与此同时，国会召集七家烟草公司的管理层展开听证会。这些被称为“七个小矮人”的烟草公司老总包括雷诺兹的约翰斯顿和当时已经跳到利格特的霍里根。他们都保证自己公司的产品没有任何成瘾性，结果他们一个个地都受到了国会议员的严厉批评。约翰斯顿声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香烟对健康的危害，同时他又补充说：“所有的食品，从汽水到夹心蛋糕都会对人身安全构成其特有的威胁。”听证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亨利·维克斯曼回应道：“你说的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香烟对人造成的威胁是致命的。”

反烟运动对烟草公司最大的威胁是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案与日俱增。诉状在州级法院和联邦法院里堆积如山。数十年来一直无法打赢大型烟草公司的律师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公司现在已岌岌可危。州检察官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1994年联名将烟草公司推上了被告席，要求烟草公司为吸烟者的医疗费用买单。

在这种情况下，KKR无法将烟草公司转让出去，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虚假转移产权”的指控。如果法庭发现KKR在隐瞒香烟危害的情况下转让雷诺兹的话，KKR有可能被判上亿元的罚款。罗伯茨说：“我们已经厌倦了烟草生意。经营烟草业务会对KKR造成负面影响，于是我们决定如果不能将两家公司分开的话，我们就只能退出了。”

1995年KKR终于举起了白旗，将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股份和它们控制的另一家公司的股份交换。通过复杂的计算，它们在这场收购中获得的利润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俗话说大灾大难才能使人变得坚强，”罗伯茨说，“经历了这样的一场收购，我们已经比之前强大多了。吃一堑长一智嘛。”

克拉维斯和罗伯茨高高兴兴地退出了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留下一个烂摊子。郭士纳也在1993年离开了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公司又请已经退休了的康尼格拉食品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哈勃接任郭士纳。1995年下半年，哈勃决定抛下100亿美元的债务和两家苦苦挣扎的公司，重新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这时，毫无企业管理经验的戈德斯通临危受命，成了这艘正在下沉的大船的船长。

在所有参与收购大战的华尔街人中，戈德斯通之后的经历可以说是极具戏剧性的。他在曼哈顿郊区的康尼格拉食品公司办公室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时他正担任这家食品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会主席。戈德斯通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翻领运动衫，显得很轻松。自从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杠杆收购以来，他一直过得不错。此外他还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拥有一家小型豪华旅馆。

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管理层团队解散之后，戈德斯通就回到了达维律师事务所，仍然当他的律师。四年之后，郭士纳的法务主管请他来研究集团的分拆计划。迈克·哈勃上任之后对戈德斯通十分器重，就让他担任了集团的法务主管。戈德斯通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不到一年，哈勃又重新退休。比他突然辞职更令人吃惊的是，哈勃竟然选择戈德斯通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戈德斯通接受了这项任命。此时的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当我重新接触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大吃了一惊，”他当时说，“这家公司已经完全不是我当初熟悉的那个雷诺兹-纳贝斯克。债务的压力随处可见，烟草业务令人担忧，而且还在不断的衰落当中。雷诺兹已经被菲利普·莫里斯彻底打败了。自从‘万宝路周五大降价’之后，雷诺兹就完全陷入了泥淖。公司的海外业务严重缺乏资金支持，导致市场份额被当地竞争对手蚕食。纳贝斯克公司状况也很糟糕，已经不是你们所描述的那家公司了。虽然还是原来的公司名字和原来的商标，但已今非昔比。我们的规模比原来小了一半，但依然有100亿美元需要偿还。形势十分恶劣。”

戈德斯通和KKR的合伙人有着同样的看法。唯一能让集团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将雷诺兹和纳贝斯克分开。但对于卷入诉讼漩涡的雷诺兹来说，如何才能办到呢？

在参观雷诺兹和纳贝斯克的工厂时，戈德斯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烟草行业面临的最严峻的一项指控就是雷诺兹和其他一些烟草生产商人为地在产品中提高尼古丁的含量，以使烟草产品更加具有成瘾性。当戈德斯通视察温斯顿-塞勒姆的主要工厂时，他认为外界所指控的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各种各样的安检和监督下，这种人为添加尼古丁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参观的过程中，他产生了另一个的想法。

烟草行业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督。但如果烟草生产企业都像他所看到的这样安全、流程现代化而且正大光明，戈德斯通沉思道，让政府参与进来又何妨呢？政府介入到烟草生产过程中将对烟草诉讼总体和解方案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他觉得这个想法的奇妙之处在于，如果他能够说服业内的开明人士接受一项和解方案来替代所有的烟草相关诉讼，雷诺兹和纳贝斯克最终是能够被分开的。纷至沓来的诉讼、公众对烟草安全性的担忧，甚至是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前途，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这种思维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位全美国第二大烟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想法和反烟运动积极分子在华盛顿的代言人大卫·凯斯勒差不多。这种行为好比一位牧师在温斯顿-塞勒姆向教徒们宣布他将接受撒旦，与上帝从此断绝关系。

事实上，那次价值250亿美元的杠杆收购的失败正是推动这次金额庞大的和解协议的根源。伤痕累累的雷诺兹已经无力像之前那样应对每一场诉讼。雷诺兹面临的法律纠纷总共有250多起，差不多是10年前的三倍。雷诺兹的律师必须在每一场官司中胜诉才能维持目前的状况，而原告方律师只需要赢得一场官司就能打开局面。这样一来，不仅将会有新的法律判例，而且高额的赔偿金可能会使已经债台高筑的雷诺兹破产。但迈出第一步非常困难，因为戈德斯通将改变法律同行的传统观念和信仰，一些律师在他们的执业生涯中一直拒绝和雷诺兹达成和解。

如果戈德斯通想要和平解决，他需要有一个机会向对方发出友善的信号。到1996年3月，机会终于出现了。全美第七大烟草生产商利格特突然打破业内常规和两名反烟运动的原告达成了和解。之后不久，戈德斯通就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当问到他对利格特和解协议的看法时，戈德斯通表示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协议，但又接着说：“这并不意味着执法部门、公司高管、政治团体和公众就不能携起手来解决问题。这也不表示如果存在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烟草制造行业依然会抱着‘死扛到底’的理念不放。”他指出以单项诉讼为单位来达成和解的做法并不合理。

这番言论激起了轩然大波。雷诺兹的公关部门发表声明称戈德斯通只是提出一种假设，公司有信心在这些诉讼中获胜，因此没有就目前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达成和解的意向。当雷诺兹的股价上升20%的时候，戈德斯通依然坚持宣传这个思想。6个月后，他在波士顿做演讲时论述了行业监管和法律和解，进一步拓展了和解方案的思路。“那场演说被广泛报道，遭到了业内其他公司老总的反对。”戈德斯通回忆道。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告诉自己的同行们：“烟草行业由于成功地抵挡了政府的监管，因此导致大家都对烟草行业不信任。”

雷诺兹的法律顾问将戈德斯通视为烟草行业的张伯伦。“大家对他的做法并不理解和欣赏，”雷诺兹一名前主管说，“大家觉得‘拒绝政府监管的传统已经有50年了，我们现在也不应该做出任何改变。’”雷诺兹的法务主管罗伯特·夏普因此辞职，接替他的是达维律师事务所一个名叫比尔·罗索夫的合伙人。雷诺兹首席执行官约翰斯顿也离开了公司。

不管雷诺兹的顽固派还有行业内的元老多么希望将戈德斯通赶走，形势的发展开始有利于戈德斯通。布朗-威廉姆逊公司的前首席研究员杰弗瑞·维甘公开指责，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汤玛斯·桑德福在1994年欺骗国会说尼古丁没有成瘾性。作为告密者的维甘称，布朗-威廉姆逊公司在香烟中添加化学物质来增强尼古丁的作用。另一个爆料是当布朗-威廉姆逊公司外部律师事务所里一名法务人员复制了4 000多页的资料并将这些文件悄悄送入了反烟派的阵营。这些资料显示出，烟草公司在公众面前对烟草危害性的说法和他们私底下对危害性的认识之间有着巨大差距。

到了1997年的春天，腹背受敌的烟草行业终于接受了戈德斯通的想法。主要的烟草公司开始跟州检察官团体就全面和解协议展开谈判。为了让烟草受害者放弃法律诉讼，烟草行业表示愿意考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监管，接受新的宣传和销售渠道的限制并支付大笔的赔偿金。同年6月，烟草行业终于宣布了巨额的和解协议。该协议的内容包括在25年内支付3 600亿美元的和解金，停止香烟的户外广告宣传，加粗在香烟盒上的健康警告标语并采取措施遏制青少年吸烟现象（如果青少年吸烟现象不得到缓解的话，烟草行业在和解金的基础上还将受到罚款）。

烟草公司的高层必须改变之前对香烟无害的论调，由戈德斯通带领大家清唱这首《我有罪》。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他说，“根据大众对成瘾性的定义”，香烟的确会使人上瘾。在佛罗里达州法庭作证时他说“吸烟是肺癌的诱因之一”。由于反烟人士认为雷诺兹的骆驼乔[2]广告对儿童具有诱导性，于是公司就停止了这个广告宣传。

这些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戈德斯通和雷诺兹老顽固们之间的矛盾。“我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墓碑先生’，”一个名叫弗兰克·科尔柏的科研人员告诉《温斯顿-塞勒姆日报》，“任何认为吸烟是种罪恶的人都没有理由在烟草公司任职，哪怕是中层职位。这实在是太不知羞耻了。”

戈德斯通明白雷诺兹-纳贝斯克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首先坚持到付完和解金。但到了1998年，许多曾经从和解协议中尝到甜头的国会议员出来指责和解协议，结果和解条款又被重新改写。这次和解金额上升到了惊人的5 060亿美元，这给戈德斯通当头一棒。他开始去国会山上访，对那些愿意听他诉苦的人说如此巨大的和解金额会让雷诺兹破产，这并不应该是和解协议的目的。他和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展开周旋，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

到了1998年4月，也就是和解协议试行后的第10个月，戈德斯通最终宣布不再执行和解协议。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烟草行业不应该被当成是“在高速公路上侧翻的大卡车”。就在戈德斯通发表声明后不久，其他几家大的烟草公司也停止了支付和解金。全国上下，受害者的律师准备对烟草行业再次发起最后的攻击。明尼苏达州的检察官休伯特·汉弗莱提起了诉讼。开庭那天，雷诺兹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辛德勒和菲利普·莫里斯的首席执行官杰弗瑞·拜博尔在证人席上接受了盘问。大量关于烟草公司就烟草对人体健康的研究发现的文件在这次案件中被公开，对烟草公司造成不利的影响。就在明尼苏达州检察官准备结案陈词之前，被告方同意支付61亿美元的和解金。“如果他们能听我的，我们就会等到明尼苏达州的陪审团做出决定，”罗瑞拉德烟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悌胥说，“如果输了我还要上诉。但这样雷诺兹就可能会破产。”

明尼苏达州这场官司的一个好处是它设定了赔偿金的标准，这为大烟草商和州检察官联合团之间重新开始谈判提供了机会。1998年11月，6家烟草公司和46名州政府官员签署了新的和解协议，约定2 060亿美元的和解款分25年支付。通过绕开华盛顿政治势力和执法力量等“中介”，烟草行业节省了2 540亿美元，并终止了原和解协议中一些十分不利的条款。

这场和解解救了雷诺兹。1999年3月9日，戈德斯通宣布以8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雷诺兹的海外业务。就在克拉维斯和罗伯茨将巨额债务架在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身上的11年后，戈德斯通终于能用这笔收入还清债务了。就在同一天，集团宣布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将被一拆为二。戈德斯通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当初就是他提醒约翰逊进行杠杆收购的后果，最后也是他安葬了这场拙劣的收购。戈德斯通是这场收购中最低调、最不自负的，而他的表现超过了那些趾高气扬的野蛮人。

戈德斯通在格雷琳会议中心宣布雷诺兹烟草公司独立。当戈德斯通将一幅多年挂在纽约总部的理查德·雷诺兹的画像交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辛德勒的时候，晚会达到了高潮。“它属于这里。”戈德斯通说。

雷诺兹先生终于回家了。

辛德勒大声地说：“我们终于自由了！”

20年前参与过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收购的华尔街人大多数还依然在华尔街上。只有少数几个人不在了，如德崇的贝克在1995年1月于中央公园晨跑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普利茨克在1999年离开人世，享年76岁，雷诺兹前首席执行官斯迪克特于2007年3月以89岁高龄离世。

科恩1990年被赶出协利，现如今他经营着一家小型的资金管理公司。罗宾逊在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他的妻子琳达依然掌管着自己的公关公司，罗宾逊夫妇俩收养了一对孤儿。贝迪依然在盛信律师事务所工作。马赫、费恩、格里彻和希尔这些人都去了别的公司，但依然活跃在收购行业中。像阿特金斯和努斯鲍姆等律师依然忙着为大的兼并活动提供服务。

我们当然不会忘了弗斯特曼。他依然在玖熙大厦对面的通用汽车大厦里办公。他还是那副打扮和脾气，还是那个20年前想击退云集在美国企业界城门外的野蛮人的弗斯特曼。事实上，他希望本书的读者知道本书的书名出自他的口。他一直解释说，并非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对他有多么重要。“那场收购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并不及参与竞标的其他对手或媒体记者，”他说，“我很容易就把它忘了。”

世纪收购之后的20年对弗斯特曼-利特尔公司来说十分不错。利特尔退休了，之后就去世了。但有好多杠杆收购的生意等着大家去做。“大收购之后，我们经历了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时期，”弗斯特曼说，“我们收购了湾流公司、通用器械和其他几个公司。直到1999年之前都实在是太美妙了。”但从他最好的收购项目中撤资后，弗斯特曼发觉自己的商业激情开始衰退了。“我开始对生意感到厌倦。”他说道。

那些年轻的合伙人想做更多更大的生意，但弗斯特曼却并不想这么做。“好多其他公司逐渐壮大并在海外扩张，”他说，“但我并不想这么做。商业环境在发生变化，我的合伙人也希望做出改变。他们也想照着别人做。”经过几次反复，弗斯特曼就不怎么过问公司事务。在接下来的4年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公益慈善事业上。按照他的估计，仅他的助学金计划就让1万名穷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他无忧无虑，尽情地享受生活；一边忙着和戴安娜王妃约会，一边又在奥普拉脱口秀节目中大谈他的慈善工作。

弗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蓬勃发展。公司尝试了两单生意，但让弗斯特曼沮丧的是，都失败了，这是弗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历史上头一次滑铁卢。雪上加霜的是，其中一家名叫康涅狄格州立公司的客户将其告上了法庭，使公司陷入了长达两年的法律纠纷。直到2004年，公司才得以脱身，但状况已大不如前了。公司的人才纷纷去了更大的公司。弗斯特曼本人在之后的5年多里也没再做一笔收购。至今为止他也没有兴致再做。

时代发生了变化。像KKR等杠杆收购公司开始自称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这个名字让弗斯特曼不以为然。“80年代所谓的垃圾债券狂潮跟最近5年信贷市场的形势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说，“不久之前你能轻轻松松地从这些银行借到钱。这些银行是朝九晚五的。中午之前，他们做的是合法生意。那下午呢？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次贷危机？就是因为他们把钱借给了那些根本没有偿债能力的人，但那些银行人却说，‘没问题，我有办法。’”

虽然弗斯特曼对现今的华尔街不怎么感冒，弗斯特曼-利特尔公司依然要为投资者的20亿美元寻找投资机会。“我之前坐在那儿想，‘外界经常把我写得神乎其神，说我怎么怎么聪明，说我从来没做过赔本买卖；所以我不想让后人在我的墓碑上写，他最后变成了一个老糊涂，但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笑了笑说，“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我应该继续做投资。”

现如今弗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光荣地成为了三家大公司的新主人。其中一家体育管理和咨询公司IMG聘请弗斯特曼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弗斯特曼信心十足地称这三笔投资最终将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回报。

“怎么说呢？我对这些了如指掌，”弗斯特曼乐呵呵地说，“我天生就适合干这个。”

理查德·雷诺兹的雕像依然屹立在市政厅旁。约翰逊的名字依然遭人唾弃。在烟草城的工厂里，巨大的尼古丁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云斯顿香烟和沙龙香烟。但温斯顿-塞勒姆经过20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杠杆收购一结束，这里就开始减产。作为减产计划的一部分，工厂也就关闭了，因此镇中心已经闻不到浓厚的烟草味了。雷诺兹不但辞退了上千名员工，后来连名字都改了。2004年和英美烟草集团的一家子公司合并之后，雷诺兹烟草公司就改名为雷诺兹美洲烟草公司了。

当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解散之后，雷诺兹每况愈下。为了防止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两家公司的合并就应运而生。公司每年需支付给46个州20亿美元的烟草赔偿金，这笔成本最终转嫁到了烟民的头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雷诺兹先后7次提价。其他烟草公司为了支付赔偿金也纷纷效仿雷诺兹的做法。

这为小型烟草公司创造了机会。这些小烟草公司并不像大烟草商那样需要支付和解赔款，因此他们的香烟价格就比较低廉。截至2003年，这些低价烟就占领了12%的市场份额。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雷诺兹的销售额同比去年下降了18%，营业收入则缩减了59%。

2003年9月，雷诺兹宣布将减少2 600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公司40%的员工。同时公司将削减营销经费，今后只将广告经费投入到骆驼牌和沙龙牌香烟上。曾经在全美最受欢迎并且以其起源地命名的云斯顿香烟降为了二流品牌。

这是自约翰逊将公司总部搬到亚特兰大之后温斯顿-塞勒姆度过的最痛苦的时光。

过了不久，雷诺兹美洲烟草公司就成立了。此举虽然对公司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在提供就业岗位和市政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几乎所有雷诺兹美洲烟草公司的高级主管都来自英美烟草集团布朗-威廉姆逊公司的所在地路易斯维尔。雷诺兹的管理层曾经自愿地承担起对当地社会发展的职责，但新来的管理层并没有传统或者兴趣这样做。

随着雷诺兹的衰败，镇上其他几家大的企业也发生了震荡。曾经和雷诺兹紧密联系的美联银行离开了小镇，它被美国第一联合国家银行并购，接着总部就从温斯顿-塞勒姆撤走了。镇上的纺织厂也歇业了。“整个小镇经受了创伤和痛苦，”雷诺兹前任首席财务官杰瑞·冈萨豪瑟说，“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大家虽然都明白时代在变，但谁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将走向何方。”

雷诺兹留下的一些东西帮助小镇渡过了工作岗位大流失的难关：20世纪50年代被雷诺兹家族迁移到此处的维克森林大学正在积极地扩建医疗中心。最大的医院是以雷诺兹已故的董事会主席格雷的名字命名，衰老研究中心则以斯迪克特命名。他们两人都捐了很多钱给维克森林大学。维克森林大学同时在商业区积极地建设一个生物科技园，希望能够吸引那些渴望抓住21世纪新机遇的创业者来这里投资，就像当年的理查德·雷诺兹那样。

塔格塞普特公司是科技园的顶梁柱，其在生物制药方面的成绩引人注目。这家公司由雷诺兹的一名科学家创立，并于2000年从母公司脱离出来上市，目前拥有125名员工。

塔格塞普特公司以尼古丁为原料的药物依然还在研发阶段，还没有上市。但公司研制的用来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病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已经进入了试验阶段的后期。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公司拿出研究经费支持这个项目。如果该药物成功上市，阿斯利康公司将有权购买该药物的生产许可证。葛兰素史克也和塔格塞普特公司在其他一些药物的研发上展开了类似的合作。

温斯顿-塞勒姆中心因为有了占地12英亩的科技园和附近一个由烟草仓库改造而成的高级住宅区而呈现出了另一种景象。凤凰虽还未涅槃，但马上就要展翅了。

“温斯顿-塞勒姆并不能单单靠生物科技，它的复兴还需要其他行业。”唐·德彪西说。他之前是一名科学家，现在是塔格塞普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由于有了一个创业环境，许多事情就会变得可能。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范本。”

在现今温斯顿-塞勒姆更富多元化的商业环境中，唐·德彪西是一个典型代表。现在他是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的一名董事，而在之前只有雷诺兹及其附属企业的主管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知你会不会相信，今天小镇上最有影响的商业人物是一个名叫唐·福娄的汽车经销商。由于他的原因，温斯顿-塞勒姆又多了一家戴尔的工厂。

金钱是雷诺兹留给这座小镇的另一件重要礼物。杠杆收购给温斯顿-塞勒姆带来了上亿美元的收入。这笔巨大的资金流在这座城市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上千名被辞退的雷诺兹员工也得到了丰厚的补偿。

“普通收入的员工好比发了一笔横财，”冈萨豪瑟说，“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将其挥霍，他们用这笔钱重新投资到其他地方。”

投资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拿已故的波林·卡特的遗产为例。波林·卡特在雷诺兹的食堂里工作了将近30年。虽然她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周的收入只有12美元，但她还是将这微薄收入的一部分投资到了公司的甲级股票上。

1965年，卡特终于退休了，在她农场的房子里住着，好多年都开同一辆车，她一直购买雷诺兹的股票，直到80年代。卡特两度守寡，膝下无子，所以被视为雷诺兹家族的一员。“雷诺兹对她很好，因此她信赖这家公司。”她的侄儿查理斯·翰瑞克说。

据翰瑞克说，杠杆收购启动时卡特既愤怒又恐慌，不知道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将对她的股票造成什么影响。

翰瑞克设法安慰她。“我说，‘也许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既然发生了他们就应该补偿你。’”

卡特真的得到了补偿。卡特手头一共有雷诺兹42.5万股股票。刨去资本利得税，她净收入300万美元。她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2000年当她去世的时候，她将270万美元捐给了温斯顿-塞勒姆基金会。这家致力于当地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按照她的遗愿，将这笔资金用于在维克森林大学医疗中心的儿童医院。

像卡特和德彪西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场收购对当地商业和慈善事业的积极作用。虽然温斯顿-塞勒姆之前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司已经没落，但我们相信这个地方将最终走出目前困境，因为它已经不再属于某一家公司了。

那场大收购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温斯顿-塞勒姆，其在美国企业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疯狂的80年代相比，90年代也毫不逊色。刚开始看到聚集在企业界门外的野蛮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还有些心惊胆战，但很快就将对方视为座上客，并纷纷效仿约翰逊的做法。从雷诺兹-纳贝斯克的杠杆收购中，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和股票期权，他们同样能够取得巨额的财富。于是他们蜂拥而上。

第二代企业冒险家，如泰科公司的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和世通公司的伯纳德·埃伯斯进一步地发展了约翰逊倡导的一个理念：首席执行官不需对公司负责。在90年代的科技泡沫和牛市冲天的背景下，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约翰逊价值5 200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当年轰动一时，但相比之下也只能算小打小闹。（当然，他们的做法也有些过分，最终导致他们身陷囹圄。）

这场收购不仅仅标志着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衰落，同时也意味着“见者有份”的意识开始渗透到了美国企业界的每一个角落。就连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将自己视为赌场牌局的管理人，而不是审计师。保罗·沃尔克曾经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濒临死亡的时候担任过该事务所的主席，他认为所里的会计师由于对客户的财富垂涎不已，进而蜕变成了安然公司的帮凶。

沃尔克解释说：“那些会计师觉得，‘我们并不比他们差，而且活儿都是我们干的。’当时的氛围是，‘到处都是钱财，大家随便拿’。”

那次杠杆收购的后果也对华尔街上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次收购让KKR损失不小，并且受到了政界的广泛诟病，在之后的几年都老老实实地不再参与大型的收购项目。

“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杠杆收购就像鲍勃·比蒙的那一跳。”贝恩资本的董事总经理史蒂夫·帕柳卡说。他指的那一跳是鲍勃·比蒙在1968年墨西哥夏季奥运会上以8.90米创下的跳远世界纪录，直到23年之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由于种种原因，雷诺兹-纳贝斯克价值250亿美元的杠杆收购直到17年之后才被刷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收购之后金融环境的变化。德崇的破产终结了成本低廉的垃圾债券融资时代，坚持低负债率的商业银行成了杠杆收购主要的提供者。KKR当年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时，自有资金和贷款之间的比例为1∶9；但到了90年代，商业银行要求收购方的自有资金比例至少是这个数的两倍。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大收购之后，杠杆收购公司给人留下了一种无恶不作的印象。”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杠杆收购研究中心主任柯林·布雷顿说。“国会抨击那些影响恶劣的杠杆收购，并准备制定相关法案来改变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杠杆收购行业则努力地想说服国会不要这样做，最后它保证今后会规规矩矩的，国会才没有立法。这就是90年代比较太平的原因。”

杠杆收购行业还修饰了一下自己的门面。行业领头羊开始自称“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相比“杠杆收购”高雅了许多。德州太平洋集团的创始合伙人大卫·邦德曼宁可把钱还给投资者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些杠杆收购的新秀们看到本书中前辈们的遭遇，一定会想：高调能带来什么好处吗？

曾经鹤立鸡群的KKR也变得平庸无为。虽然还是业内的主要玩家，但它不再处于领先地位了。20世纪90年代公司在生意上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克拉维斯和罗伯茨由于将权力握得太紧，导致公司的青年才俊纷纷辞职。

黑石集团和凯雷集团在80年代末还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但到了2000年以后他们旗下管理的资产超过了KKR。克拉维斯要学着如何跟他们打交道，因为现在的杠杆收购主要是以“集体投资”或是几家公司一起投标的方式展开的。那个“这是我的地盘”[3]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种新的融资机制——债务担保凭证将杠杆收购业务带入了新的黄金时代。虽然它的名字十分拗口，但它成本低，能够从投资银行筹到大量的资金，因此是杠杆收购（私募股权投资）理想的融资工具。

2000～2004年，杠杆收购公司投入了146亿美元。2004～2007年，它们又投入了1 480亿美元。2006年，KKR、贝恩资本和美林银行联手以33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国际医院公司，打破了之前创下的250亿美元的纪录。不可思议的是，最高纪录在当年又被刷新了6次。

2007年，克拉维斯宣称私募股权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曾经是华尔街风云人物的他，如今的风头已被黑石集团的老总史蒂夫·施瓦茨曼盖过。施瓦茨曼当年2月为了庆祝自己的60大寿，共花去了300万美元。同年6月，黑石集团上市，这给施瓦茨曼本人带来了6.84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曾经不假思索地为杠杆收购而发行抵押债务债券的投资银行也是次级抵押贷款的主要发放者。当次贷危机来临时，它们不再提供抵押债务债券的服务了。

私募股权的辉煌时代就这样结束了。2007年下半年的收购交易数量与上半年相比骤减了63%。KKR的上市计划也因此搁浅。

2008年7月，沉寂了一年多之后的私募股权又开始复苏。KKR不得不通过自身上市来挽救其荷兰的子公司。这家海外的子公司自从2006年上市以来公司价值已经损失了60%，而且形势还在恶化。

对KKR来说，这项交易过程复杂，但效果却很简单纯粹：母公司21%的股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公开交易。这虽然解决了棘手的财务问题，但同时又使公司面临公司文化的转变。原本克拉维斯兄弟俩习惯于和一小群投资者打交道，而现在他们要学着去适应向广大的股东们负责。

克拉维斯和罗伯茨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除了解决眼前的财务危机，他们还要顺着时代的潮流。他们的公司不能再靠单一业务维持生计了。当KKR还抱着杠杆收购不放的时候，黑石集团通过进入房地产和对冲基金等行业成了私募股权之王，将他们兄弟俩甩在了后头。现在KKR将用其公司股票进入资产管理和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

要想赶上施瓦茨曼的公司，KKR需要走出逆境，继续战斗。这也正是克拉维斯想做的。

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像90年代早期重新再现，让人不禁疑问：“华尔街人是否真的吸取了教训？”布雷顿并不敢肯定。“每当所有人盲目地冲进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市场时，金融市场就会出现泡沫，”他说，“在泡沫高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像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现象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野蛮人已经远远地撤离城门，去处理他们的伤口，准备等待时机，再次兵临城下。

[1]《刀锋上的舞蹈》中文简体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Joe Camel：骆驼牌香烟的一种。该广告通过漫画的形式将骆驼拟人化。——译者注

[3]这是当时克拉维斯警告科恩不要参与对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投标时所说的一句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