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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人类与自然
悲叹人类虐待自然，那是古人的风范。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critias)中，描述了早他9000年的一个时代，那时雅典周围森林密布，在那里居住的人高贵典雅，将财产定为公有，热爱自然的程度要超过柏拉图时代的人。当柏拉图在书中做描述时，他同时代的人已经破坏了自然，将周围的山脉变得光秃秃。19柏拉图所讲述的雅典城边缘的历史，太具有浪漫色彩了(而且几乎肯定是假的)。20我们的分析并非要对他不敬，而是针对当时偶然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西亚文明的一个边缘支脉经历了一场气候、瘟疫和社会的危机。我们故事的开端，讲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之前几个世纪的时代，西亚地区的人们怀有远大的抱负，既期望达到中亚和东亚那样的富裕和文明程度，但是又因为气侯的原因，比中亚和东亚贫穷得多。21我们从封建时代的欧洲开始讲。
从950年到1250年的中世纪温暖期，是北大西洋区域气候的一个反常现象。22冬季温暖宜人，生长季节漫长。土壤耕作技术向北大西洋北部区域传播：生机盎然的葡萄园遍及挪威南部，从阿尔卑斯山到苏格兰，粮食作物遍及所有丘陵和高原。23800年之后的5个世纪之内，欧洲人口骤然增加了3倍，达到了7000万人。24英格兰的人口到1300年左右达到了峰值，之后到17世纪末之前，再没有达到这个峰值。25农业剩余价值增长更加迅猛。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到1300年时，在农业之外就业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1/5左右）。如此相对繁荣的景象也助长了扩张的欲望。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例子：始于1095年的高度商业化和军事化的行动针对的是地中海东部的财富。与其相伴的还有其他几次征服运动，其中的两次对5个世纪之后现代世界的形成影响极大。第一次就是发生在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境内的针对伊比利亚穆斯林的收复失地运动。在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次浪潮中，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贡人开始击退半岛上伊斯兰教的势力，十字军逼着被征服者缴纳贡金，此做法后来成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第二次运动比较微妙，而且力量更加强大。封建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有能力不靠中央集权，而维系大规模的、不间断的殖民扩张行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依靠耕种——这是所有征服者中最伟大的征服者。到14世纪，农业占据欧洲全部土地使用面积的1/3，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是前5个世纪耕种土地面积总和的6倍，但其中许多地方都以森林的毁灭为代价。26
欧洲封建主义社会骑着中世纪温暖期的坐骑一路顺风顺水，直到大约1250年时达到了巅峰，这时，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和潮湿。经过几个世纪的食物相对有保障之后，饥荒卷土重来，而且力量之强大，足以击垮一个只适应于完全不同天气的文明。1315年5月，欧洲普降暴雨，这可能是新西兰卡哈罗阿火山喷发的结果。27暴雨一直下个不停，一直到8月，洪水才停止，天气早早冷了下来。连续几年，庄稼都欠收，而1315年是灾难性的一年，而且接下来的一年也是灾难性的。在之后的几年中，欧洲人口减少了20%。28直到1322年欧洲大陆都没有躲过“大饥荒”(如历史学家所言）的魔爪。29
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地球却进入了“小冰期”，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才结束。“小冰期”使得封建主义的弱点暴露无遗。比如，只有在气候温和的年景，这个时代的食物体系才得以维系。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体系是通过某种特定的阶级安排来运作的。在这个体系中，领主享有土地的控制权，农民进行耕作。领主监管着农民人口的增长，因为这样就能够产生更多的食物剩余，然而却是收益递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耕种，土壤的肥力逐渐耗尽，可是这种土壤质量的下降，又恰恰被农民人口的增长所掩盖，因为农民正在从固定的土地里刨出最后的粮食。当天气改变时，就造成了接连不断的农业欠收，危机在这个使土壤更加贫瘠和饥荒不断的等级制度内蔓延，进而造成了数百万人丧生。
对这场文明危机的一种解释，很符合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提出的警告：人口太多，粮食不足。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来说，气候变化影响了欧洲的承载能力，减少了在封建主义制度下这块肥力下降了的土地上生存人口的数量。但是，承载能力的增长和缩小，取决于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当时和现在都是）其实就是权力问题。事实上，就这个问题而言，马尔萨斯的发言权不如卡尔·马克思。封建领主们所要的是钱财或者谷物，因为它们储存和交易都很方便，而且，领主们消费了从土地里刨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粮食剩余中的绝大部分，留下来给农业再投资的部分则少得可怜。30假如没有领主的权力和要求，农民或许能够转向种植杂粮，除了种植谷物之外，还可以种植包括园栽的农作物等，或许就能解决粮食问题。至于说人口的数量、家庭的形成和人口的增长，并非由一种永恒的生育欲望所决定，而是由众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而这些历史条件又取决于文化、阶级和可获得的土地。正如盖伊·博伊斯(Guy Bois)在其经典的诺曼封建主义的研究中指出的，向不同的土地拥有方式过渡，农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决定种植什么和如何种植，那就有可能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养活3倍于当时的人口。31但是那个过渡根本没有发生，封建制度下的那种格局仍在苟延残喘，直到1347年，它遭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黑死病暴发了。32
中世纪温暖期的欧洲可谓先天不足。从第二个千年伊始，曾经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滋养农民和城市的那些社会结构，此刻已经无法应对正在变化的气候，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陷入营养不良的深渊。33从英国墓地挖掘出来的11世纪的尸体显示，其健康程度超过了13世纪的尸体。34中世纪温暖期结束时的食物短缺，使得欧洲人的身体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这场黑死病则将这一弱点变成了大灾难。黑死病借助中世纪版本的全球化进程，夺去了1/3到一半欧洲人的生命。几乎随处可见的是，城镇化和商业化将更多的人口带到了城市里，又将更多的城市带入了贸易网络中。从上海将货物和资金运到西西里的贸易大动脉，同时也将亚洲和欧洲连接成了一个超级大陆“疾病深渊”。35
当黑死病抵达欧洲时(1347年10月到达西西里，仅3个月之后即到达热那亚），封建体系崩溃了。这场崩溃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巨大的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危机又是如何利用权力和经济套住诸如气候和人口等动力的。和许多农耕文明一样，封建主义往往会破坏其农业生态。在封建阶级的安排下，随着人口的增长，种田越来越成为劳动密集型活动，农田里干活儿的人手更多了，田间昆虫天敌之间的捕食作用和杂草减少了，更多的是精耕细作。将人们放到农田里耕作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封建主义阶级结构的问题，封建主义只是在维持着自己的衰亡之旅。在英格兰，封建主义衰亡的迹象早在1270年就显露了出来。在大饥荒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农民们已经可怜的日常饮食急剧恶化。庄稼收成下降，人均谷物(农民的主要食物来源）消费下降了14%。36
文明世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饥饿就会崩溃(自从1970年以来，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一直都在8亿人以上，然而却没有多少人谈论文明的终结)。37伟大的历史转变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一切照常”的做法再也不好使了。即便现实正在经历着巨变，权力者也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来遵循古老的战略。封建主义制度下的欧洲正是如此。黑死病并不仅仅是一场人口灾难，它还导致欧洲社会力量发生倾斜。
封建秩序依赖于人口增长，这不仅是为了生产食物，也是为了复制领主的权力。贵族阶级为了维护其地位，需要较大的农民人口数量：众多的农民来争地，总比众多的领主争农民要好。但是由于出现了黑死病，商业和交流网络不仅传播了疾病，也成为民众暴乱的载体。几乎一夜间，农民造反不再仅仅是本地的麻烦，而变成了对封建秩序的大规模的威胁。1347年之后，这些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连成了一片，这是针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的整个体制性的反应，是对封建主义权力、生产和自然逻辑的根本性颠覆。38
黑死病给一个已经达到爆发点的制度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这场瘟疫之后的欧洲烽烟四起，从波罗的海到伊比利亚，从伦敦到佛罗伦萨，阶级战争随处可见。39农民要求减租减税，要求恢复习俗权利，但是这些呼声，封建主义的统治者们不能容忍。如果欧洲的君主、银行和贵族们不能承受这种要求，他们也不可能恢复原状，尽管他们十分努力。他们通过控制工资或者干脆再次使农民沦为农奴，达成镇压性的立法，以应对黑死病。其中最早的立法，就是英格兰在瘟疫第一次来袭时(1349—1351年），悍然制定的英国《劳工条例》和《劳工法令》。若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将工会章程制定得更加严格，以此应对埃博拉疫情。对于欧洲的贵族阶级来说，气候变化对耕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尽管他们想保持“一切照常”，但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贵族阶级几乎完败。西欧或者中欧，没有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农奴制。农民和城市各阶层的工资及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足以弥补整体经济规模的下降部分。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欧洲1%的人却发现，他们在经济盈余中所持有的份额缩水了。旧的秩序被打破了，也不可能修复了。
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破烂摊子中脱颖而出的。统治阶级不仅试图恢复缩水的那部分经济盈余，并且还想将其扩大。东亚地区更为富有，因此，尽管其统治者同样也经历了社会生态方面的磨难，但是他们却找到方法来调和自己统治期间的动乱、森林毁坏和资源短缺。40有一种解决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与生命网络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是由伊比利亚的贵族(主要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地区）偶然发现的。到15世纪末叶，这些地区的王国及其社会通过“收复失地运动”(与半岛上穆斯林力量长达数个世纪的冲突）对外征战，而又因为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太过依赖意大利的金融家，所以反过来，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也被战火重新塑造。战争造成的债务以及通过征服他国所看到的财富希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刺激了大西洋最早的侵略行动：对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侵略。战争债务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动更多的战争，以获取由新的更大边疆的殖民扩张带来的战利品。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