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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殖民主义与自然
人要活下去就需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古人类的进化是通过一系列的生物转化进行的——尤其是那些由火带来的转化。火降低了消化所需要的能量，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虽说人类是一种改造环境的物种，但是我们人类的组织结构很脆弱。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借由自然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得以出现和扩张。但当有利的自然条件一旦消失，人类文明就可能崩溃。罗马就曾在罗马最佳气候期(约公元前300年至500年）的数个世纪里繁荣发展。13中世纪温暖期(约950年至1250年）的气候助了欧亚大陆上从柬埔寨到法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一臂之力。14欧洲封建社会从气候异常时期获得了助力；欧洲封建社会的危机，以及最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另一场气候变化的副产物。
欧洲封建主义的瓦解因“小冰期”成为可能，但是气候并不是唯一原因。欧洲封建社会充满活力。虽然当地气候不利于谷物的生长，但是欧洲封建社会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9世纪初，农业生产力高度增长，森林被开垦成新的耕地，人口和动物的数量增长迅速。到了14世纪早期，人口密度非常高。但是封建主义的体制性弱点并不像土壤耗竭那样简单。由于农民无力为他们的封建领主生产更多的经济剩余，封建主义垮台了。农民有自己的农业工具，他们本可以从黑麦和小麦作物的单一种植转向包含菜园种植的多样化粮食混种。在西欧，这就意味着粮食产量会增加1倍或者2倍。15可是封建领主需要可以方便转化为现金的畅销产品，因此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与如今的情况令人不安地相似的是，封建领主重复了倾向于短期利益的农业体系，而不再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调整，而这种调整虽说会暂时减少他们的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可以使他们存活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廉价的自然具有战略意义。在封建主义危机困境和早期资本主义诞生的背景下，自然和社会开始萌芽。16
封建领主拒绝调整，这就加速了一场空前危机的到来。正如我们在绪论部分所看到的，由封建领主统治所导致的农业生态问题和气候变化、人口灾难叠加起来，不仅造成了死亡，还引发了农民的顽强抗争。在西欧，统治阶级试图再一次将农民农奴化，但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危机不仅涉及社会阶层问题，它还标志着封建主义的权力、财富、自然的生态停止了运作。这就意味着开辟新纪元的事件在发生：国家、领主和商人都要努力寻求新的途径恢复财富。17
这些新途径的核心就是全球性的征服。这种征服不仅需要枪炮，还需要创造全新的文化和地理边界。处在货币和市场之间的生命和土地，成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态范畴中处理和解决危机的方式。在这种与自然的关系中，其核心就是利益，其典型代表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每一章都会出现的哥伦布是各种廉价物战略的早期实践者。他来到加勒比地区后就开始审视，不仅用征服者的眼光，而且用评估人的视角。他估价的眼力因之前跟随葡萄牙人在北非海岸的殖民探险而变得更加敏锐。他发起的对自然的殖民化既独特又以敛财为目的。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扩张）为首而崛起的欧洲帝国，疯狂地搜罗和购买包括“野蛮”人在内的自然物品。哥伦布对“自然”进行分类并估价，这标志着在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他懂得自然已经成为了什么。18
几乎从看到新大陆的第一刻起，哥伦布就将实施廉价自然的战略。19在首次抵达加勒比地区的第八天，他发现了一处所在，他口中的——
“Cabo Hermoso”（美丽的海角），因为那里是如此的……我看到它如此秀丽的植被时，眼睛从不会厌倦，因为这些植被是如此的不同。要是在欧洲用作药品和染料的话，我认为这里的许多药草和树木会值很多钱。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这造成了我无尽的悲伤。20
他从最开始就是一个对廉价和权力有敏锐洞察力的估值者，能够将眼光投向自然，还会因无法立刻变现成财富而产生挫败感。
可是，利润不仅仅来源于贸易，必须把自然投入使用才行。将自然和社会分割的早期运用出现在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的殖民改造上。起初，只是占有土地的监护征赋制变成了一种将一定数量的人转变为自然范畴的战略，这样这些人就可以更廉价地在土地上劳作。当西班牙为伊比利亚的领土而战时，监护征赋制就是一种管理战利品的手段。国王将临时政府赠地赏给贵族，他们因此可以从之前被摩尔人(Moors)[2]所占领的土地上获利。21在加勒比地区，监护征赋制从中世纪的土地拨赠转型为现代的劳力赠予。这意味着贵族不仅得到了土地，实际上还完成了对土地上生活的原住民的奴役。所谓的统治权利，不仅仅包括领土权，还有对动植物群落的拥有权——原住民成了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护征赋制开始包含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安置，并将法律强制手段和雇佣劳动结合在了一起。22这就意味着自然领域实际上包含所有有色人种、大部分女性和居住在半殖民区(如爱尔兰和波兰）的大部分白人。23这就是为什么在16世纪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把安第斯原住民称作“原始自然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