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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民族
在《想象的共同体》(该书为民族主义的权威读本）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张，若要实现民族繁荣，必须推翻掌握政权和真理的牧师与君主。如果这些基础达成和解，一个国家内的社区基础才有可能重建。印刷品得以代替《圣经》和诏令，报纸报道的内容成为了解事实的来源，其中包含大量的文字、地图以及记录，这些内容代表了一种新的权威。印刷机里流出的不仅仅是集体创作的日常工具——报纸——也有乡音与国家版图的复制品。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都是帝国的一流人才，地图的绘制不仅有助于定义国家——托马斯·霍布斯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地图制作者——而且有助于编写新故事，其中讲述了是什么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凝聚在一起，也讲述了民族捍卫土地的血泪史。3818世纪和19世纪流传在欧洲的一些故事解释了人民、祖国的来源，优秀的英格兰祖先，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民间故事，用来划定民族血统纯净的界限。这些以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口头语言印刷的神话故事通过新的流通手段——购买——提供给大众。印刷技术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社区的创建模式。
神权政体与贵族统治政体让位给新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并根据启蒙运动(严格限定的) 平等与自主的思想，允许其有一定参政权。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语言写在纸上，邀请人民大众参与到历史中来，正如汤姆·奈仁(Tom Nairn)所言：“请柬必须得以他们能够看懂的语言来书写。”39安德森进一步发展了奈仁的观点，指出这些新文字有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传播人民解放的愿景可以赚钱。对金钱的关切以及更高的识字率是国家实现愿景的先决条件。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被印刷在纸上，它们就有了载体，并被翻译、转录、油印、盗版、扭曲和再版。对年轻读者来说，国家成了“一个事物”，因为国家被热爱、被分享、被仿冒并且被评论。
种族、民族与印刷资本主义紧密相连。需要廉价关怀与廉价劳动的战略，创造和再生产了种族次序，根据这一次序，在社会与自然的界限下对人体进行解读、分类与管理。既巩固了国内秩序，又提供了未来国家伟大远景的出版物和叙事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使人坚信这些制度。正如安德森所说：
民族主义是从历史命运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梦想永远污秽不堪，从一开始便是由从无休止的“令人作呕的交配”延续下来的：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黑人，由于其不可见的黑人血统，将永远是黑人；而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永远是犹太人，无论他们持何种护照或者以何种语言交流和阅读(因此对于纳粹而言，犹太裔德国人永远都是假冒者）。种族主义的梦想实际上起源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源于这种宣传，即对于统治者宣扬神性，对贵族宣扬贵族的“蓝色”或者“白色”血统以及“教养”。毫不意外……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限，而是在民族界限之内现身的。换言之，他们为之辩称的，与其说是对外战争，不如说是对国内的压迫和统治。40
对于国内秩序的巩固手段无所不在——不仅仅是战场上，甚至也延伸到了厨房和卧室。民族神话是具体的、有形的和紧密围绕生活的。性习惯(因为大量文学作品的缘故，更加频繁地得到认可)41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可以探讨的话题。比如说在法国，雅各宾党人控告性工作者是革命的敌人。42一个民族的物质性也体现在食物上，这些食物保留了民族主义者的兴趣。“像(食物) 一样的(民族）”这样的短语形式——例如，像苹果派一样的美国人，像烤牛肉一样的英国人，像没有牛肉一样的印度人43——只能通过持续的工作才能形成。关于肥胖、饮食和民族的第一本书，就是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于1733年撰写的《英国人的疾病》(The English Malady)。44
通过民族主义观念，国家管理自己公民的权力延伸到各个方面，从生产与生育劳动，到保护货币和食物纯度的行动，再到精神卫生政策。然而，正如海地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不仅欧洲资产阶级采用和传播了民族主义思想与手段，有时共同命运也转而还施彼身于殖民者。
发展中国家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命运。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英国人称之为“印度土兵哗变”——就是民族主义冲突。由于长时间对于税收、剥削和不公的民怨积累到了最高点，印度军方拒绝与英国人合作。弹药问题挑起了印度土兵的不满，尤其是英国1853年恩菲尔德式步枪(Enfield rifle)新子弹问题。子弹用纸包裹，上面涂有猪油与牛油。穆斯林和印度教士兵不愿意在使用枪支前，冒着被诅咒的危险，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咬开包装。英国军官却一再坚持。之后发生的起义反抗行为引发了从印度到牙买加的一系列起义。
英国人不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他们的殖民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能理解印度是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国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提出了新策略，而不再继续教化他们并使其信奉基督教。45这是个巧妙而又有效并一直沿用至今的统治手段：发明了“本地人”这一范畴。通过这一手段，政府监督不同宗教团体和教派内部的司法创新与管理活动，以此加强国家对臣民生命的控制。该策略源于反殖民主义抵抗运动——作为回应，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通过声称保护本地人的真实性使其免受社会进步的威胁，这样定居者对本地人就做到了界定和牵制。”46这就是针对廉价生命的战略，总结起来就是：“界定和统治。”47这种政权特征在任何一个后殖民国家都留有遗迹，从南非到印度，从加拿大到秘鲁。但是“本地人”这种政治手腕还不足以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的终结，印度人民的起义证明了这一标志性时刻的到来。48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新生民族国家继续保留在资本主义生态中，这样做的后果在21世纪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