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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私有财产和劳动力
对于近代早期的唯物主义而言，其意义不仅是要解读这个世界，而且是要控制这个世界。通过暗指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要做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39，笛卡儿提出了一个宣言，要让(一些）人类的思想凌驾于当时囊括了大部分人类的自然之上。笛卡儿革命和另外两个关键的历史进程同时进行。第一个进程是一系列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让越来越多的人依靠货币关系维系自己的生存。社会科学家将其称为“无产阶级化”，这是一种从人类行为活动到可以在商品体系(即我们如今所说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易的事物的转变。40无产阶级化从来都不是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它是第二个历史进程的产物：出现于1450年后新型的领土权的产物。中世纪欧洲的司法管辖和个人权威交织重叠，这种老旧的领域在长期的封建危机(1315~1453年）中早就垮掉了。一种新型的力量使得新帝国以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和英国的内部转变成为可能，其核心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
诚然，葡萄牙人开创了资本主义生态，但是英国的故事更好地诠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将土地和劳动力进行转化的。随着谷物的价格在15世纪停滞不涨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英国的地主利用人口大幅下降的形势占有了空出来的土地财产。在1500年以后不断加速的转变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土地从限制地主提高租金转向了租金可以随市场力量进行调整的租赁领域。41在这种相对平和的土地抢占方式不奏效的地方，地主抓住了封建协议里的一个漏洞：他们可以在财产继承时强加上“土地占有罚金”。42如果一个农民(经常是长子）继承了土地但是无力支付这些罚金，那么土地就不属于他了。所有这些漏洞蔓延扩散，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高额租金被日益强加到农民头上。租金再也不像之前几个世纪那样一定要“合理”。43
地主不仅仅抢占土地，也在转变着他人和自然相关联的方式。将原本的土地置于有竞争力的地租体系之中使得农民原本还有一些自主权利的共有土地不断减少。土地共有涉及很多权利，包括可以进入自己不拥有的土地、给牲畜提供牧场、从森林里捡拾木材和建筑材料以及捡拾谷物等权利。除了这些权利以外，还有一些责任，像是定量限制：比如为了不损害未来收集木材的能力而对现在的行为进行限制。这些权利和义务对于农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因为这帮助他们弥补了季度粮食产量和家庭生活实际需要之间的空缺。随着共有土地的减少以及进入现存的共有土地越来越难，农民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填补这个缺口。教堂和其他的社会救济机构所提供的帮助也是杯水车薪。因此，农民要么被迫离开土地，要么出卖他们唯一拥有的：他们的劳动力。在这种意义下，他们的劳动力是“自由”的，因为它不受除了贫穷和由流浪带来的监禁之外其他任何方式的胁迫。当时的法律针对贫穷和居无定所的惩罚相当严厉，这带有很强的动机。因此，农民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得生存之外别无选择。44
农民可以抗争，他们也抗争过。4516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和城市暴动，最终于1549年爆发的“凯特起义”使得这种抗争达到高潮。1.6万名反抗者攻下了当时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诺威奇。46农民的怒火不光针对共有土地的圈占和对他们惯有权利的持续打压，对于竞争地租这一理论，他们也进行了批判和攻击，认为它在145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相对新颖、极端无理”。47
“极端无理”很快就变成了正常。当然，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英国的地主会通过种植作物赚钱，或者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土地租给佃农种植作物。这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虽然与马德拉群岛和新大陆上的甘蔗种植不同，但是意义同样重大。英国地主敛财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人类和他们脚下的土地的关系。因此，英国的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这个国家的非农业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1600年至1700年，英国农场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了75%，而那时在英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不从事农业。48
私有财产的崛起同时具有物质性、政治性和象征性。地籍测量和国家资助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反映了阶级斗争，也反映了组织人类的方式和组织自然其他方面的方式之间的斗争。在16世纪的爱尔兰，对于英国人而言，测绘是“文明战胜野蛮的重要环节”。49地图是一种了解并控制自然的方式。关于自然的其他形式的知识具有煽动性。这就是为什么巫术和原住民的知识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威胁，因为它们挑战了资本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印加人在农业上的试验、中美洲人在土壤富集上取得的进步，以及中国的医药等知识，如果不立刻消灭的话也要被划入民间传说的范畴。50知识本身也被围隔起来。要想知道关于自然和世界的任何知识，都得先要欧洲人撰写并授权才行。
我们已经看到，像圈地一样将知识圈起来，这对于一场文化革命至关重要。这场革命明确地将被殖民的人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归为自然的一部分，并由合适的人惩处、管理他们。随着英国在1541年以后对爱尔兰加强了统治，帝国政策优先考虑将“目前散居在林地上的野蛮爱尔兰人”重新安置到英国式的城镇里。51西班牙在1571年后在秘鲁殖民地采取了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做法。他们按照西班牙的模式把安第斯这些属于自然的人重新安置在农业村落里。荷兰人在1620年后也在东南亚仿效这一做法。52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几个世纪里，远不止这些举措被搬上台面。这些举措长期持续地将被殖民者驱逐出文明社会，并从所谓的“道义”上对“落后”种族进行教育，这为殖民计划奠定了基础。用20世纪早期历史学家乌尔里克·B.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的话来解释，殖民者甚至证明奴隶制是正当的，认为其是“一所为了文明而创办的学校”。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