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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和女性的财产继承
新的控制方式使资产阶级妇女，特别是英国的妇女陷入困境。在英国，法律规定了妻权从夫——已婚妇女的地位，包括将她本人及其财产置于丈夫的权力之下。当时欧洲大多数地区承认婚姻中有三种财产关系——男方继承的财产、女方继承的财产和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而英国的法律只认可两种：妻子继承的永久土地财产和所有其他方面的财产，其中寡妇只能继承1/3。这种妻权从夫的法律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对剥夺妇女权利和身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以至于反对者称之为“剥夺民事权利终身”。妻随夫姓正是源于这种制度。当然，中产阶级妇女还是拥有管理家中仆人的权力的(在17世纪的家庭手册中可以发现这样一句口号：“英格兰是女人的天堂、仆人的牢笼、马的地狱”)。47资产阶级父母对他们的女儿仍然比较忧心：女儿结婚后，她们的财产和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她们的丈夫能力不济怎么办呢？即使她们的丈夫还算体面，要是英年早逝了怎么办呢？
艾米·路易丝·埃里克森(Amy Louise Erikson)用有力的分析表明，48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解释现代高度复杂的金融现象。在当时的政治迫害时期，公开反对妻权从夫的行为是很危险的。为了生存、为了不那么公然起来反抗，英国人制定了契约法并使自己遵守起来。这样一来，寡妇能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妻权从夫制度下的儿童有了生活来源，赡养寡妇的家庭获得了一份财富回报保障。埃里克森认为，虽然这些安排本身并非金融工具，但是它们“帮助建立了一种氛围，使得为名义上的财产寻求法律保障的概念被广为接受”。49这对于未婚资产阶级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她们能够获得资金参与投机交易，而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投机交易发展起来的。甚至有证据表明，当男人在英国南海公司金融泡沫中亏得精光的时候，同样加入这一投机狂潮的妇女却往往大赚了一笔。50虽然不宜以此做太多文章(当时的权益市场规模也不是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金融工具、期权和衍生工具的法律和文化基础在那时就已经建立了，可以对冲资产主义制度下妇女在整个家庭的损失。当然，未婚妇女参与金融市场并非新型核心家庭的目标。我们只不过把它作为例子，用来说明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可约性，也可以说明历史的偶然性在塑造现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1
对于无意成为投资阶层的女性来说，婚姻提供了其他可能性。随着17世纪失业率的上升，妇女为了避免贫困而结婚的动机也随之上升。52然而，在女性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选择结婚的比重提升的同时，描述这一选择并非强迫的宣传也越来越多。当然，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人至少需要在理论上表现为自由的个体，虽然他们所谓的自由不过是选择工作挣微薄的工资，或是忍饥挨饿，或是因还不起债务而坐牢。这个新大陆的核心理论家当然是亚当·斯密。即使他的实际经验有限，他也思考过关于家庭和婚姻的问题。斯密既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养育过孩子。他与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一起生活，成年后大部分生活都由母亲照顾，而他母亲是他的受养人。斯密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已亡故，而斯密的亲生母亲道格拉斯只继承了1/3的财产。斯密2岁时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道格拉斯在丈夫死后经济上依赖她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原因就在于妻权从夫的法律。53
1759年首次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斯密提到了他对北美原住民婚姻的认识，斯密认为这是一种由长辈安排而不是由夫妻双方自由达成的契约合同。原住民为什么不能自由结婚？斯密使用与哥伦布对性的描述类似的语言写到，因为“爱情中体现出的柔弱……在野蛮人看来是最不可饶恕的”。54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但有助于表明他的观点：最好的婚姻是发生在英国的那种，男人和女人自由选择，在爱情上平等相待。这个最经常被引用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人也赞成个人爱情自由的观点，他还通过批判野蛮、自然文明的低劣来证明这一模式的合理性，这些都不足为怪。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密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