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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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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游戏
不幸的是,到奥巴马总统就职时,金融体系仍然不是很稳定,经济也在严重恶化。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和担保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银行最终在第一季度大幅提高收益,但在金融稳定措施通过经济数据显现出来之前,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衡量企业违约风险的恐惧指数甚至要高于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水平,消费者信心也处于历史最低点。当盖特纳作为财政部长第一次与总统会面时,他警告奥巴马说,房利美和房地美几乎耗尽了2000亿美元的联邦援助,而且还需要2000亿美元的援助。市场仍然认为金融体系的资本严重不足,尽管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得到了救助,但它们仍然摇摇欲坠。人们越来越担忧,如果没有另一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我们能否支撑得住金融体系以防止更多混乱性的倒闭。事实上,奥巴马的第一份预算提案将包括7500亿美元,为额外的金融救助预留位置。
美联储正在尽其所能试图重振经济,美联储在2008年12月将目标短期利率基本降为零,并将在未来7年内保持不变。伯南克还宣布了美联储将购买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1000亿美元债券,以及由房利美和房地美担保的5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计划。这不仅是为了重振对证券的需求和提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同时也是一个信号——美联储将继续以创造性的方式支持增长,即使短期利率受到零下限的限制。
但是只有来自美联储的更多创造力还是不够的。即使利率为零,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开始让银行经受住已经形成的经济风暴考验,但是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之间的反向反馈循环仍在不受控地延续着。新上任的政府班底将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来重振经济,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 一项迫使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汽车业救助计划,以此作为必要性重组的前奏,以及旨在减少止赎权和帮助房屋所有者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与此同时,奥巴马希望用一个强有力的计划来修复金融体系,使其不再拖累经济的其他领域。在最初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奥巴马告诉盖特纳,他对等待和希望事情变得更好不感兴趣,他希望现在就采取行动解决金融问题,这样就可以专注于解决大衰退带来的其他挑战。
问题是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同意识形态的金融专家越来越相信,银行业基本上是不可挽救的,总统将被迫实现部分或全部银行国有化。新一届政府中盖特纳的许多同事也都认同这一观点,而持续不断的媒体爆料表明,国有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对银行股产生了削弱作用,投资者们争先恐后地在政府稀释或清除银行股之前抛售他们的股票。
盖特纳和伯南克希望避免银行系统的广泛国有化,除非这是绝对必要的。甚至对一两个大公司进行国有化也可能引发恐慌,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政府收购。但随着信贷市场冻结和衰退加剧,放任自流似乎也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策略。在与财政部的新团队、白宫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和奥巴马的其他助手、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了数周的辩论和磋商后,盖特纳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激烈的方案。他的计划旨在通过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新增资本的组合,恢复人们对银行健康状况的信心。根据该计划,美联储和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将逐一确定每家银行在严重衰退和新一轮金融危机中可能面临的损失规模。然后,它们将对外公开披露这些估计损失,并确保每家银行都有足够的资本来承受这些损失。如果它们能够募集到资本,就从私人渠道募集;如果不能,就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募集。
提高透明度是一种冒险的策略。如果专家们是正确的,将银行的账簿暴露在阳光下,只会曝光它们对外部的资不抵债程度。市场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就好像银行是行尸走肉一样。盖特纳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只要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信心就永远不会恢复。他们认为,人们对银行体系健康状况的看法至少有可能比现实情况更为糟糕。
他的计划核心是资本监管评估计划或者“压力测试”。美联储和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将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定各大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本度过类似萧条的低迷时期。然后将结果公之于众,资本短缺的银行将被给予六个月的时间来筹集它们所需的额外资本。那些无法吸引私营投资的公司将被迫接受额外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本,还有可能被政府控制。许多银行最终会面临落入这种境地的风险,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将会耗尽试图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资金,而大规模的国有化最终还是会发生。在许多银行的实际状况可能好于市场担心的情况下,先发制人地让政治体系掌管银行体系似乎是一个极端的选择。市场在上行和下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过度反应,而盖特纳不愿将银行变成政府的监护对象,这是基于他对未知情况的担心,而不是银行无法生存的证据。压力测试将提供有关银行健康状况更为准确的图景,然后将确保那些境况不佳的银行获得它们所需的资本,要么自愿从投资者那里获得,要么被迫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
盖特纳和伯南克还同意将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夸张性地扩展为一个由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支持的数万亿美元的美联储计划,此举意在宣扬政府重振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决心(事实证明并不需要这些额外的数额)。盖特纳的团队设计了一种新的财政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来购买不良资产,这改变了保尔森在匆忙推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时搁置的一些想法。公私投资计划将向私营投资公司提供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贷款,由私营投资公司决定购买哪些资产和支付多少资金,因此政府就不必这么做了,但是这些投资公司也必须让它们的自有资金与政府资金共担风险,收益共享。
盖特纳在2009年2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公布了解决危机的计划。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当他还在讲话时,股市就出现了暴跌。暴跌的部分原因是盖特纳对细节含糊其辞,这些细节仍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他的演讲并没有真正激发人们的信心,巴尼·弗兰克说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在受戒仪式上的男孩。市场也可能感到失望的是,盖特纳没有认可让政府以高价购买不良资产的想法。无论如何,财政部或美联储对这种难堪的反应无能为力,只能尽快设计新的计划,并希望细节最终证明是令人安心的。在计划准备好之前,整个体系将处于一个令人沮丧的危险边缘状态,直到压力测试再次完成。我们只希望金融体系不会在市场看到结果之前崩溃,否则会有大麻烦。
与此同时,国有化和实施估值折扣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我们在每个新的谣言和泄密声中都感受到了市场的震动。2009年3月,奥巴马召集了他的经济团队开会讨论盖特纳已经宣布的计划,因为盖特纳的同事似乎都对他的计划不满意。但他们中又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能够在不引发恐慌或耗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情况下将银行国有化,正如盖特纳所指出的,有计划总比没有要强。尽管奥巴马的政治基础是希望与布什时代相比有一个大胆的突破,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比起制定一条激进的新路线,补充和调整已有的稳健计划会更有意义。压力测试的潜在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并不能保证产生的答案将有助于市场恢复平静。但这里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迫使整个系统为类似于萧条的事件做好准备,将会降低发生类似萧条事件的可能性,而这种分类将有助于在基本面健康的银行和危入旦夕的银行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压力测试结果。一些怀疑者预计这项测试是一场骗局,美联储会让银行接受一种温和的方案,其动机在于让它们得到一份干净的健康清单。但我们知道如果压力测试看起来不可信,那么不管结果如何,市场都会继续假设最坏的情况。美联储实际应用的场景是相当残酷的,设想贷款损失甚至比大萧条时期的损失还要厉害,房价的下跌比2009年的实际情况还要糟糕。盖特纳的财政部同事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调整方案以限制等待期的不确定性,将财政部购买资本不足银行股票的价格锁定在2月的水平,即使在压力测试结束前股价进一步下跌时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被盖特纳的员工称为“盖特纳看跌期权”(Geithner put),这降低了投资者在美联储仍在仔细研究银行账目时逃离银行的动机。
等待的过程仍然是痛苦的,花旗再次摇摇欲坠,财政部不得不主动与一些私营股东达成一项复杂的交易,在不将花旗国有化的情况下增强其资本缓冲。然后,美国国际集团需要另一条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救生索,这次是300亿美元,恰好发生在其宣布向部分员工支付由纳税人出资的巨额奖金之前,于是引发了整个危机中最为激烈的公众抵制。财政部购买不良资产的公私投资计划的推出,也被抨击为对民营投资者来说是丢脸的无聊之举,尽管它最终也会为纳税人带来一定的收益回报。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形势依然糟糕,并且4月底失业率升至8.9%,但恶化的速度正在放缓。
美联储在5月公布了压力测试结果,结果比市场上许多人预期的要好得多。美联储所确定的19家最大的金融公司中的9家,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来承受测试中最为糟糕的情况,其他10家总共只需要大约75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美联储公布了基础数据以表明它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市场认为这些结果是可信的。金融机构违约保险成本迅速下降,私营部门再次恢复对投资银行所需的信心。在一个月内,资本不足的公司筹集到了几乎所有它们需要的资本,以满足压力测试的要求。唯一做不到这一点的公司是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因此财政部将以规模相对较小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注入并填补这一缺口。最终,即使是拯救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现在被称为“联盟银行”(Ally Bank),也将会为财政部带来24亿美元的收益。直到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计美国政府将花费2万亿美元来救助银行体系。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针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注入计划最终将为财政部带来约500亿美元的收入,总体而言,我们的金融干预将产生更大的直接财务回报,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正常运转而非崩溃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在经历了20个月的折磨后,压力测试最终得出了一个有点虎头蛇尾的结论,让市场放心不再会有雷曼兄弟倒闭之类的情况出现。这并不是结束危机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系列紧急干预措施的结果,正是这些措施使危机得以结束。美联储大规模的贷款和流动性支持计划,对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财政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担保,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债务的担保,以及向银行最初部署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都是灭火所必需的,尽管这些行动本身都不足以灭火。但如果不是这些干预措施,尤其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已经向银行系统注入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以及自危机开始以来我们迫使银行筹集的私营资本,压力测试的结果就不会让市场放心了,而这会让纳税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所有这些修复金融体系的积极举措没有辅以重振整体经济的类似积极举措,那么哥伦布日前后在战略上的重大创新所取得的成果将被浪费和侵蚀。最终,美国政府的全部力量被证明足以扑灭这场大火,但只是勉强而已,少一点都是不够的。
正如不可逆转的金融崩溃会让经济陷入萧条,长期的经济自由落体将迫使金融体系崩溃。我们的金融干预措施只有与2009年初重振经济需求的积极努力相配合才起作用,这包括:美联储更加大胆的货币政策,奥巴马和国会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政府对汽车行业的救助,还有一项虽有缺陷但仍有实质意义的举措,其目标旨在重振房地产市场,帮助弱势的房主。我们最终通过动用所有可用的金融和经济武器使局势恢复了正常,而这些武器之所以更强大,是因为它们被共同安排在了一起。
在2002年一次带有挑衅性的演讲中,伯南克就提出即使是在零利率下限,当央行已用尽传统经济手段的时候,也可以使用非常规的措施来对抗通缩和经济衰退的压力。但美国经济在2009年急需更多的帮助,美联储在3月初启动了一项名为“量化宽松”(QE)的激进货币刺激实验,购买抵押贷款证券,然后购买美国国债,试图降低长期利率,以抗击大衰退。第一轮量化宽松将扩大到美联储1.75万亿美元的购买量,并传递出一个诱人的信息,即美联储不会袖手旁观,任由经济停滞不前。伯南克和他的同事在2010年和2012年宣布了QE2(第二轮量化宽松)和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最终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到4.5万亿美元以上,几乎是危机前峰值的5倍。大量的学术研究发现,量化宽松降低了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利率,并帮助支撑了美国经济复苏,它还鼓励其他央行采取类似的计划来支持全球经济增长。
除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带动,新一届政府通过2009年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以大量的财政刺激手段来实现普通民众的经济增长。3000亿美元的临时性减税一揽子计划和5000亿美元的新联邦支出(包括对经济衰退受害者的救济),旨在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同时升级国家的基础设施,向各州提供直接援助,以防止它们增税、削减预算以及加深大衰退。国会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反对这项计划,他们抨击奥巴马花钱大手大脚,但是大多数独立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帮助挽救了就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在2009年6月结束了经济衰退。州和地方政府中大多数面临平衡预算的要求,确实也通过增税、裁员和削减支出抵消了其中的部分权力,但该法案帮助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其他发达经济体仍在萎缩之中。政府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尽量量入为出,但当私人需求崩溃时,激进的赤字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复苏,这在财政效应上比导致需求进一步降低的政府紧缩支出政策更有效。残酷的经济衰退会使赤字持续多年,刺激方案在短期内增加了赤字,但可以帮助工人重新赚取应税收入,企业再次获得应税利润,这从长远来看可以减少赤字。
国家本可以负担得起这项支出,经济也本可以使用力度更大的刺激方案。但是,参议院只有60票支持8000亿美元的议案,而且对于任何更大的项目都没有避免议案受阻的支持。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温和的刺激措施,包括削减工资税、扩大失业救济,并向各州提供了更多的帮助,最终又向经济体注入了657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还向一项激进且有争议的汽车业救助计划注入了更多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该计划迫使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进入破产管理程序,以此作为逾期重组的前奏。总体而言,汽车行业将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800多亿美元,但最终纳税人的成本仅为93亿美元,这对于拯救至关重要的美国制造业来说是一个相对而言很小的代价。2008年至2012年,联邦财政扩张规模(包括自动反周期稳定器以及可自由支配的刺激措施)相当于每年GDP的3.4%。减税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影响也是渐进式的,几乎完全抵消了收入分配最底层的40%的家庭所经历的总收入下降。
盖特纳和他在奥巴马政府的同事还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计划来支持房地产市场,这些计划的基础是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资本重组,以及美联储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行动。复苏法案通过立法程序后的第二天,奥巴马总统公布了住房战略措施,包括房贷可负担再融资计划,帮助“资不抵债”的房主为他们的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即使他们所欠的债务超过了他们目前的房屋价值;还有房贷可负担调整计划,帮助拖欠房贷的房主调整他们的月供额。保尔森和布什政府已经发起了几次努力来进行私营部门抵押贷款的调整,但由于其必须自愿的性质以及无法获得联邦资金,它们的实施范围受到了限制。奥巴马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支持下所做的努力被视为一个明显的升级,以至于激发了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知名记者里克·桑特利在电视上发表了著名的叫嚣演说,他呼吁成立一个新的反政府茶党,以抗议政府救助那些白吃白喝的房主。进步的左派同样强烈地认为,政府对止赎权危机的反应是软弱和迟缓的,这是对于普通民众的背叛。
这些计划的推进速度慢得令人难受,而且效果令人失望。房贷可负担再融资计划在经历了一个冰冷的起步后,最终帮助了300多万房主为他们的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同时还有近2500万人利用低利率进行再融资而无须政府援助。房贷可负担调整计划是后勤领域的一场噩梦,它们依赖于一个功能失调的贷款服务行业,在这个行业经常会发生丢失文件、无法回复电话等事件,而且经常会对借款人推诿扯皮。盖特纳履职的财政部团队曾考虑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服务项目,但被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而且银行不愿在服务基础设施上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本来正是它们所需要的,可以确定哪些抵押贷款适合调整,以便于迅速完成交易。房贷可负担调整计划为了防止欺诈,也设有繁杂的合规要求和限制性资格规则,这进一步阻碍了本已烦琐的流程,还要说服银行在没有住房可负担调整计划补贴的情况下对数百万的私人抵押贷款进行重组,而不是去处理政府的繁文缛节。房贷可负担调整计划最终只会直接支持奥巴马所提出的300万~400万抵押贷款调整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但政府和私营部门相结合的调整工作最后惠及了800多万房主。
房贷可负担再融资计划和房贷可负担调整计划的困境引起了很多关注,并使许多观察人士相信政府的住房政策已经失败。对住房市场影响最大的联邦政府行动是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4000亿美元的救命钱,在私营资本逃离该领域后,这些资金使抵押贷款信贷保持了流动性。美联储还积极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有助于将抵押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并为再融资提供了便利。在房地产崩盘和经济深度衰退之后,减少止赎权的计划设计起来要困难得多。政治是变化莫测的,而且没有简单的方法制订有针对性的计划来帮助经济困难的房主留住他们的房子,而不是把钱浪费在那些不需要帮助,或者即使有政府帮助也永远买不起房子的房主身上。
许多房贷活跃人士的首选方案是“本金削减”计划,该计划将减少资不抵债的房主欠款。但政府不能仅仅强迫银行免除抵押贷款债务,还要为银行自愿这样去做提供足够的激励,而这将会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税收资金低效使用方式。2014年的《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报告》显示,如果政府再花7000亿美元来处置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所有的困境资产,这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影响,个人消费增长也不到0.2%,而每保留一个岗位估计要花费150万美元。相比之下,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对汽车业的支持为每保留一个岗位仅需花费大约1.4万美元。奥巴马政府确实敦促联邦住房金融局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贷款的本金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削减,但这个具有独立性的机构对此项建议予以了抵制。事实证明,与减少抵押贷款本金相比,更有效的方法是减少月供,这是大多数私营机构和公共机构贷款调整所采用的方法。
最终,政府对房贷市场低迷的反应是有效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稳定了整个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如果没有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或者美联储和财政部购买了抵押贷款证券,房价将会进一步大幅下跌,数百万美国人将失去家园,经济衰退也将更加严重。旨在帮助个人房主为其住房进行再融资或调整其抵押贷款的计划也覆盖了数百万人,但该计划推进行动缓慢,范围也受到限制。国会从来没有对一项更强有力的房贷战略充满热情,而且盖特纳和奥巴马政府中的大多数人还认为,把更多的钱花在失业救济、基础设施项目、工资税削减和对各州的援助上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与新一波仅限于针对房主的计划相比,这一计划在公平问题上所引发的窘境会更少。解决经济危机是解决住房危机的必要条件,反之未必成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复苏最终可能是最为成功的房贷计划,房价在大衰退结束后逐渐企稳,也逐步消化了数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这使得数百万资不抵债的房主摆脱了困境。
复苏的经济使一切都变得更好。美国汽车年销量在2009年暴跌至1000万辆,但到2015年已回升至危机前的1700万辆水平。尽管银行对贷款的敏感持续的时间比我们希望的要长,特别是对于潜在的购房者,但对于大多数消费者和企业来说,信贷紧缩已经结束了。失业率从2009年末的峰值10.0%迅速下降到我们撰写本书时的3.7%,2009年初美国经济每季度减少200多万个工作岗位,但在之后连续的97个月里创纪录地增加了1900万个工作岗位。企业的利润迅速恢复,这要比工资恢复快得多,儿童贫困率也降至历史最低点。与其他国家在此次危机中的衰退或从以往危机中的复苏相比,美国的衰退要轻得多,复苏开始的时间也要早得多。尽管经济复苏不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么强劲,但它是却是异常稳定的。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它经常被错误地指责为是不平等加剧、工资停滞以及其他经济趋势的罪魁祸首,而这些趋势在被繁荣掩盖之前已经恶化了几十年,但是,数百万人失业、数百万人面临的止赎权,以及数百万家庭挥之不去的创伤,都应归咎于此次危机。我们希望我们能比现在更快地扑灭大火,但我们也感激美国阻止了一场本可能与大萧条相当的经济灾难。
我们仍然非常担心下一场大火时所面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