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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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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危机仍然好像昨天才刚刚发生，我们就如同许多生活和生计因这些事件而受到破坏的美国人一样。但市场的记忆是短暂的，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长期的信心和稳定可能会产生过度自信和不稳定。在灾难发生后看似必要的规则，在较为平静的时期开始变得繁重起来。
敌人正在被忘却。目前的监管负担并没有阻止银行享受健康的利润，也没有阻止银行向家庭和企业发放创纪录金额的贷款，但金融业正在努力推动放松监管。我们认为，额外金融改革的第一条规则应该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式的，首先是不伤害任何人。我们应该谨慎行事，甚至在我们对一些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进行完善的同时，也不能让最有力的危机防御措施被大规模削弱。当形势好的时候，倒退的危险似乎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代价可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应该认真推动并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做到既要防止危机发生，又要在危机发生时减轻损害。正如我们早期在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建议中所学到的那样，很难在危机未爆发的情况下让政治家们采取系统的行动。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政客们尤其不愿赋予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足够的权力来应对未来的动荡，就好像消防站的存在暗示了可能会引发火灾一样。但是在引发火灾前就给予消防队员他们需要的消防权力会更安全。风险如此之高，以至于华盛顿应该在金融稳定走到危急状态之前，将其视为一种危急状态。
在危机预防方面，新的资本、杠杆、流动性和保证金规定比危机前到位的保障措施要强得多，改革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将击退对这些规定的削弱。一个相关的挑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参与者将适应新的规则，将风险转移到似乎更为宽松的监管领域，因此，监管机构也需要酌情调整。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商业银行在美国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所以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高风险的杠杆不会转移到新的监管宽松区域中。下一场战争的展开方式不太可能与上一场的完全相同，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监管机构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新的风险出现时可以及时实施监控。
分散化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可以利用改革机会，以减少职责重叠的冗余机构之间的地盘之争。我们意识到重组对国会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更合理的监管结构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和华盛顿互助银行从监管裂缝中跌落。不过在其他方面，金融防火的状况还算不错。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强调的，我们更担心的是装备落后的金融消防队。我们知道，公众并没有叫嚣着让我们的继任者更容易地去救助银行，但剥夺金融救助者的权力并不会阻止金融救援。这只会耽误他们，让他们付出更多的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华盛顿需要鼓起勇气用帮助结束2008年危机的工具重新储备应急武器库，危机管理者有权向银行注资，购买它们的资产，尤其是为它们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是政府平息恐慌的最有力武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处理商业银行时已经拥有了这些权力中的大部分，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将它们扩展到任何从事期限转换的机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决议授权也需要加强，这样当大型复杂的银行濒临破产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可以处置它们的债务，同时有序地将其清算，这可能会给纳税人造成一些短期损失，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在危机结束后从该行业中弥补这些损失。相比之下，在危机中对债权人强制进行估值折扣可能会加剧系统性恐慌，拖累更多的公司，最终会给纳税人造成更大的损失。确保冒险者为他们的冒险行为付出代价以遏制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求危机管理者在危机肆虐时承担这个代价只会让结束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模式之所以如此见效，是因为它要求金融机构在危机来临之前前瞻性地向保险基金支付款项。这清楚地表明，如果稳定系统的代价最终比预期的要高，该行业最终将为此买单。我们希望国会采取一种能够适用于更广泛金融体系的类似保险模式，这样危机管理者对于置于风险之中的财政资金可以有回旋空间，同时保证任何短缺最终都将由金融机构而非纳税人来偿还。我们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将解决金融危机管理中的政治问题。政府平息金融恐慌的努力总是容易受到攻击，因为这被认为是对不负责任的投机者提供毫无根据的救助。但金融业将要承担所有金融救助成本的预先法律授权，至少可以减轻这些担忧。我们在实践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做法基本上迫使金融体系为我们所提供的保护买单，但如果这一原则事先明确并且得到理解，情况会更好一些。
最后，我们希望既然现在局势良好，华盛顿将利用这一机会在下一场危机之前修复其顶层经济体系。这将从对财政责任的新承诺开始，因为当前这种“先苦后甜”的减税做法，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了政府支出，而这将造成在经济低迷时期不能再提供财政刺激。但是，我们也应该采取措施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这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与民主体制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路径让更多的美国人参与国家经济成功的发展。这不仅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而且是一个更为强大的经济为各行各业的人带来更多机会和繁荣的途径，这将使这个国家做出更好的准备以抵御经济体难免遇到的冲击，包括金融冲击。
不幸的是，分裂和瘫痪的政治体系似乎很难未雨绸缪，无法对未来做出艰难的选择。十年前，我们确实看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将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这强化了一种信念，即美国在面临危机时，而且只有在面临危机时，才倾向于采取必要的行动。但这在当时很难做到，在未来的危机中可能更难做到。我们对于下次危机来临之前要面对的困难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然而，目前对紧急政策武器库的各种限制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考虑到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元的全球重要性，这对世界来说也是危险的。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利害关系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做得更好一点，也可以在改善福祉方面带来巨大的好处。没有比现在更适合开始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