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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警惕金融欺诈
马克·鲍姆:这已不仅仅是愚蠢,这简直就是欺诈!
贾瑞德·韦内特:告诉我愚蠢和违法有什么区别?我要让警察把我的小舅子抓起来。
——电影《大空头》(2015年)
在西方经典电影里,坏人一般都会戴着黑帽子,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谁是反派。在《哈利·波特》中,黑色的“巫师帽”能分辨出巫师的善恶。魔术师和金融骗子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能够制造幻觉,当然这也取决于观众对超自然力的认知程度。事实上,魔术师和金融骗子都不能创造奇迹,而是利用“障眼法”把观众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甄别欺诈行为就如同侦探勘察犯罪现场,你需要仔细地检查现场所有的蛛丝马迹,包括那些看似无辜的旁观者。
坏家伙确实会有一些共同点,但这些共同点偶尔也会出现在普通人身上。从统计学角度看,当某种比率在样本中测试出来的值大于在总体中计算的值时,意味着按照此模型计算出来的检测结果会与事实出现极大的误差。这种情况在欺诈案例中特别常见。例如,根据统计模型,在随机的一群人中,假设坏人出现的概率为2%。现在我们随机挑选了500人,实际仅有1名坏人。根据统计模型给出的概率来计算,这500人中应该还有9.98[1]个坏人。尽管根据统计模型计算出来的9.98个人中可能包含实际存在的那1个坏人,但理论计算值仍与事实相差甚远。由于这样的测试存在相当程度的误差,所以我需要根据其他要素,对那些我认为投资前景不乐观的标的进行筛选。一般来说,经常需要外部融资的公司,欺诈的可能性就更大,而且这种行为也会稀释股权,所以我在投资时会选择避开它们。
除非你从来没有因为好心或内疚而撒谎,否则你应该知道,谁都会有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在做投资的这些年里,我经历过数次失败,这让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思考。侦探会以寻找作案手段、作案动机和作案时机这三条线索来破案,在金融案件中,相对应的“欺诈三角形”则是压力、机会和合理性。
过度自信的基金管理人
在我合作过的数百名分析师和投资经理中,只有一人成了登上新闻版面的金融恶棍:弗洛里安·霍姆。霍姆在25年前离开了富达波士顿公司,他的不法行为发生在离开公司20年后。他的办公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所以开始时我们很熟。当时,我认为霍姆只是个聪明、古怪的欧洲花花公子,和骗子扯不上关系。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公开信息,主要来自霍姆的自传——《无赖金融家》。霍姆出生于富裕家庭,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身高约2米,高大健硕,曾在德国国家篮球联赛中打球,他傲慢自负,却又风度翩翩。在他来公司的第一天,就被分配管理一只基金(我在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才开始着手管理基金)。他看上去十分优秀,一切都很招人喜欢。
像他这样的天才人物被赋予了极大的为所欲为的空间,所以后来霍姆麻烦不断我也并不感到惊讶。他思维活跃,渴望刺激,这促使他渴求抓住任何机会。当然,他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愿受到各种约束。这种魅力领导者的吸引力和危险之处在于,他们能教唆别人做出原本不敢做的事,而这往往是错误的开始。
贪婪是霍姆走上歧途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激励机制不佳和过度的物质诱惑都会对人造成压力,令人铤而走险。霍姆在富达基金工作时,管理了一只小型基金,该基金收取0.55%的管理费。他的工资只是管理费用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不是按照既定比例提成。问题出现在2004年,他与别人联合创办了绝对资本管理公司(Absolute Capital Management),这是一家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在鼎盛时期,其管理规模超过30亿美元。对冲基金通常收取资产管理规模2%的费用,相当于每年6000万美元。除此之外,他们会提取总利润的20%,在牛市中这绝对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最初,绝对资本管理公司的基金产品表现不俗,在欧洲金融媒体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家管理公司后来在伦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霍姆是大股东。到了2007年,霍姆已经上榜德国最富有的300人之一,身价达4亿欧元。
如果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都是公司的主要股东,那么通常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霍姆那时就是如此。如果公司其他高管持有大量期权,却没有持有公司股份,这种情况则存在隐患。在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雷和其他高管持有的期权超过持股。股票价格会上涨或下跌,但期权只有在上涨时才有价值。这会导致公司高管不愿公开公司的负面消息,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在为股价的大幅上涨和下跌积聚能量。霍姆的利益与其管理的公司利益是一致的,但与其基金持有者的利益相悖。对于一位基金管理者而言,他们本应该将基金份额持有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除了贪婪之外,想要一直获得领先的投资业绩,也对霍姆是一种诱惑。霍姆不仅仅是一位表现出色的对冲基金经理,他的言行在市场中举足轻重。因为他对布雷默·武尔坎公司(Bremer Vulkan)发布空头言论,导致这家造船厂倒闭,所以他被称为“金融恶魔”。他还是德国最大妓院阿尔特弥斯的股东之一。他在德国还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拯救了著名的多特蒙德足球队。
不法行为在被发现之前,可以说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接着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然后就兵败如山倒,如同霍姆在2007年的遭遇。2007年SEC指控霍姆,称其在绝对资本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一直在通过对倒操作和拉高出货来操纵市场。他的基金购买了很多交易量较小的低价股票,有时作为私人配售使用,通常由亨特世界市场公司(Hunter World Markets)来执行,而霍姆持有这家经纪公司一半的股权。在那里,霍姆将会以半虚假交易来拉抬股价,或者干脆将价格标高。2006年和2007年市场一片繁荣,募集资金很容易。只要有资金支持,拉高出货这一系列动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不仅如此,基金经理还可以利用不断流入的现金进一步拉高股票价格,或者他们可以用这笔资金来降低基金中已经出现暴涨的股票占比。
2007年9月,股市动荡不安,霍姆的基金经历了数周残酷的调整。他拿出了价值3300万欧元的绝对资本管理公司的个人股份,以支撑其价值。然后,霍姆突然辞职,据有关媒体透露,他的基金持有了5.3亿美元的“仙股”,这几乎是公司所有的真实交易。绝对资本管理公司立即叫停了霍姆基金的赎回。后来他潜逃到波哥达,又在委内瑞拉被发现,多年之后,霍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被捕。也许是因果报应,霍姆的多数非法所得最终投资了麦道夫的基金。
麦道夫的钱
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遇到了一位波士顿的理财经理——哈里·马科波洛斯,他想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将资金转交备受推崇的伯纳德·麦道夫来管理。因为即使在市场表现一般的时候,麦道夫基金也会有相对不错的盈利,当时我也很有兴趣复制他的投资策略(我假设他的方法是合理的),以提高基金的业绩。后来马科波洛斯告诉我,麦道夫是个骗子。马科波洛斯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我收集了麦道夫的投资资料,没有找到具体的项目,而且麦道夫所展示出来的投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都是一般性的常识。马科波洛斯曾试图将麦道夫的收益与各种策略和特定的股票联系起来,但也没有成功。
所有关于麦道夫基金的一切,包括确切的数字,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投资者想要投资麦道夫的基金,必须先被邀请加入麦道夫俱乐部,然后通过“种子基金”或“FOF”来间接投资。他故意设置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这导致客户对自己拥有的资产情况一无所知。大多数客户甚至都没有关于他们账户的投资报告。麦道夫自己亲自交易,实际上这笔资金连托管人都没有。
最终,麦道夫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使投资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资产。麦道夫是业内知名人士——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董事会主席,这是一个自律机构,后来被金融监管局接管。他也曾推动了把“粉单市场”的做市商,改造成纳斯达克电子市场。2007年11月,丑闻爆发前一年,麦道夫还大言不惭道:“在当今的监管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出现金融诈骗。”像这种自以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就算是终身监禁也罪有应得。
我不知道麦道夫的欺诈行为始于何时,也许是1990年或者更早。麦道夫的证词表示,无法达到的预期收益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这是他拒绝失败的一种方式。坊间传闻,他曾建立了诸多复杂的多空交易组合,随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资金赎回。于是,麦道夫把多方的股票持仓清空,但银行拒绝让他退出空方的持仓。据推测,大概是因为亏损严重,而客户已经习惯了持续盈利,他觉得自己必须弥补损失。在这个版本中,一切的缘由都是麦道夫想让他的客户满意。事实上,有些投资者也绝不是无辜者,他们也曾有所怀疑,但认为自己可以随时脱身。
安然公司的管道梦想
1987年,我刚刚研究天然气行业,有一次飞抵安然公司进行调研。在休斯敦的酒店里,我接到了贝思·塔拉纳的电话,她是富达增长基金的基金经理。她说安然公司宣布了1.4亿美元的交易损失,但我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于是我给安然公司打了电话,但没有接到回电。我的直觉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于是我心中一直刻意与安然公司保持距离。
在安然公司召开的会议上,我对其描述的交易损失细节感到震惊。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承认,其交易员在油价交易中下了重注,导致了这次巨亏。他说,这次亏损发生在9个月前,当时额度已经高达10亿美元,但亏损额度又迅速降了下来。如果安然公司当时披露了这个问题,那么交易员需要花更高的成本来扭转局面,并可能会导致债务违约。当时他们关停了石油交易部门,也从可控的亏损中走了出来。但除了亏损以外,这件事还涉及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是否应该立刻反馈给公众,还是可以推迟到等情况可控的时候再公布?如果10亿美元的损失无法逆转,那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或许,管理层应该更加正视这些问题。
那天,我会见了几位安然公司的高管。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雷是一位博士,他对能源行业的见解非常专业。首席运营官里奇·金德,被称为“博士的教练”,他也十分干练。在能源交易部门,我询问了交易风控和持仓限制的问题,他们声称交易风险绝对是均衡可控的。那时候,监管对天然气定价管制宽松,这创造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交易机会和套利机会。我很想知道,在安然公司那些受监管、不受监管的交易中,是否会出现转移成本的交易行为。事实上,能源交易部门与其他交易部门一样,设有电话和计算机,还有自信而有干劲的员工。但在我看来,这家公司负债累累,还频繁出现令人费解的项目支出,资产回报率也很一般,而且现在还出现了巨大的交易损失。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大幅崩溃,安然公司股票下跌了30%,而这件丑闻直到2001年破产时才被人们重视。
最终安然公司破产,欺诈案件的根源仍被掩盖。该案件可能是促使1992年会计标准修改的原因,这也使能源交易商在市场交易时更加重视头寸,而不仅仅是成本。会计制度当时肯定存在漏洞,使欺诈行为隐藏得很好。另一种说法是,1996年,里奇·金德离开了安然,继任者杰夫·斯基林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曾任安然金融公司董事长,后来是安然的天然气服务公司的董事长,随后安然公司的金融交贸易业务激增。尽管安然公司变得十分有名气,但它的营运现金流一直为负。那时的市场分析人士和记者都发表过令人“敬畏”的文章,《财富》杂志称安然公司是“美国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将其评选为管理质量排行榜榜首。
公司被媒体大力宣传其实是个不好的信号,这种情况下出现欺诈的可能性更高。硬推广通常意味着财务危机的到来。作为价值投资者,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投资者相信炒作,股价必将会被高估。发生过重大会计欺诈的公司,几乎市盈率都很高。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安然公司的市盈率都在20倍左右,后来峰值达到了70倍。如果没有交易端的业务,能源价格又停滞不前,安然公司每年15%的盈利增长目标看起来似乎很可笑。20世纪90年代,美国天然气产量不断增长,但从未回到20年前的峰值水平。1996~2000年,安然公司交易业务的利润微乎其微,销售额从130亿美元增长到1010亿美元,翻了8倍,但财务报告中体现的每股收益仅增长4%。
1998年年初,一家基金公司的分析师——斯嘉丽,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安然公司给她的研究主管打电话,要求她取消对安然公司的调研,并解雇了她。后来得知她的手机被窃听了,自己还被跟踪,她被迫找了另一份工作。同样,美林公司的一名资深能源分析师——约翰·奥尔森,也不是安然公司的支持者。1998年,安然公司竟然采取了报复手段,将美林公司从投资银行业务的清单中除名。奥尔森被迫接受“提前退休”的提议,美林公司的其他分析师也都不允许参加与安然相关的电话会议,或对其提出质疑。杰夫·斯基林还在一次电话会议中称,分析师理查德·格鲁伯曼是个混蛋。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灾难来临前的信号。
安然公司的员工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大问题,它们每年会解雇业绩最差的15%的员工。如果有这么多员工必须被解雇,那安然公司在招聘方面的工作一定非常糟糕。人事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政治性,而团队工作必须大家共同努力,但强制排名将会给团队制造出恐慌的氛围。在股权激励方面,安然公司异常大方,它为高管提供了无法想象的奖励,包括特殊股份(随业绩提升而加速赠予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等。
当安然公司倒闭时,公司涌现出大量棘手的问题,包括副董事长克利夫·巴克斯特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提前大量抛售股票,底层员工的退休金计划取消,其他账面上的福利瞬间消失,等等。就在巴克斯特要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时候,他突然自杀了。
安达信支持安然公司,这本身就是个动机有问题的行为。我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公众认为安达信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公司管理层有远见、有原则、薪酬很好,尤其是在咨询业务方面优势尤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安达信为GE开发了工资处理系统,并推荐使用Univac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由此安达信开始了自己计算机系统的业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安达信的财务系统整合业务比它原有的审计业务更成功。
咨询业务的成功为安达信提供了动力。同时作为安然公司的审计和财务顾问,安达信审计公司的财务工作,就等于是在肯定自己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通常公司准备财务报表,先内部稽核,然后再由外部会计师审计。如果最后是自己审查自己的工作,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咨询公司是按时间收费的,而且咨询市场比审计市场更大。1991~1997年,美国废品管理公司向安达信支付的咨询费是审计费用的两倍多。从来没有人认为300万美元的咨询项目是个小业务,而安达信的某位董事则称之为“小案子”。当安达信发现美国废品管理公司财务造假时,会计师没有第一时间通知该公司的董事会;相反,审计人员竟然帮助他们掩盖了罪行。
安然公司在2001年向安达信支付了2700万美元的咨询费和2500万美元的审计费,但安达信相信安然是能给出1亿美元的客户,因此在最开始安达信并没有像对待美国废品管理公司一样对待安然公司。尽管如此,这笔审计费用也十分可观,甚至可能超过了埃克森美孚。我猜后来安然公司构建了组织结构复杂的实体公司,也有可能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审计需求,或称之为“封口费”。
审计师和财务系统整合工作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当安达信的咨询业务成为其利润核心时,我怀疑咨询业务人员的话语权早已凌驾于审计标准之上。会计师和投资经理应该是值得公众信任的岗位,但他们也活在商业领域。责任应该重于利润,服务客户应该以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前提。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营销都是需要的,但更需要保持低调,因为客户对有些事情不想做出承诺。安达信的首席执行官敦促合作伙伴为他们大力推广市场,增加业绩,这个方式用在咨询业务上无可厚非,但在审计业务上则不然。后来,安达信逐渐将咨询业务从审计业务中抽离出来,咨询部门正式更名为埃森哲。
六件让我警惕的事
1.撒谎的公司
陷入困境的公司往往不想让大众知道真相。因为如果问题暴露,其他人便有可能抓住机会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此时任何融资都会存在风险,公司很容易成为被收购的目标;员工士气低落,开始向外投简历;供应商可能停止原材料供应,使问题更加严重。
公司可以为欺骗行为找到各种合理化的解释:如果公司必须出售,减少信息披露可以帮助新股东节约处置成本;如果完全披露问题,想要吸引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优秀高管就更难了。善意的谎言有时看似对每个人都有利。
2.失职的审计
在金融犯罪中,犯罪机会通常来自常规监管、交叉检查、审计和各部门之间职能的隔离,这导致它们之间信息不对称。外部审计的初衷旨在保护投资者和贷款人,但也没有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来确保他们的检查不会存在欺诈。会计师的薪水由被审计公司支付,财务数据也由被审计公司准备,会计师通过与其合作,检查内部财务情况。当然,也不是聘用大牌会计师事务所就万无一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绝对资本管理公司时,从来没有给出过有价值的信息。安然公司与安达信合作时,安达信是全美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然公司破产对安达信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它对美国废品管理公司和美国世通公司的审计也饱受争议。麦道夫雇用弗里宁–霍洛维茨公司做审计工作也绝对是个危险信号,因为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只有一名员工。后来该公司承认,在15年内自己从未进行过任何审计工作。
3.内部的董事会
公司经营不佳或管理不善应该归咎于公司董事会。原则上,一位优秀的董事会成员应该具备专业知识,能够独立思考,并能从股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情况可以从公司的公示信息中获取,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独立性只能通过他们的简历来推断。如果大多数董事都是公司职员和股东的亲信,那这就是一个内部的董事会。这意味着监管层与管理层之间没有完全分离。
对于股东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由小股东组成的内部董事会。投资者可以将公司CEO的薪酬与类似规模公司的CEO薪酬相比较,以判断董事会的独立性。如果CEO的薪酬比平均水平高很多,那么公司很有可能存在一个内部董事会。即便不是如此,一个不监督高管薪酬的董事会,可能在财务管理上也存在疏忽。
4.漂亮的汇总数据
光鲜亮丽、快速增长的行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持,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当业务快速变化时,扩张计划不会永远都有丰厚回报。收购能让公司迅速扩张,但这也扰乱了大家对会计数字的判断。想想所有会计欺诈大案中的非金融公司(安然公司、南方健康公司、美国奎斯特通信公司、美国废品管理公司、美国泰科国际有限公司、上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世通公司),其中任意一家公司都收购过数家公司。我们将会在第12章进一步分析讨论。相较于这些机构“调整后”的数据,公司10-K年度报表[2]所显示的财务报表数据更有价值。公司扩张速度太快,很难保证所有业务都同时运行良好。
5.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是诈骗高手的聚集地,他们总想把手伸向别人的钱包。客户习惯于将资金托付给银行和经纪人。就10亿美元的资产而言,大多数银行会持有超过100亿美元的存款和借款。贷款或证券的记录相当于电子或纸质合同,并非实物。即使会计师查看了支持贷款的实物抵押品,他们仍然需要确认相关的质押权限和合同条款。这些文件通常都是保密的,“缺乏透明”和“管理他人钱财”结合在一起,多少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欺诈案会牵涉金融公司。
6.阳光灿烂的富人天堂
像佛罗里达这样阳光灿烂的地方吸引了很多富裕的人群,很多骗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富裕的退休人士在工作多年之后,想享受下舒适的生活,带来了大量资金。他们往往不太重视审查调研,于是被专门针对富裕阶层老年人的骗子盯上,或是陷入熟人骗局。麦道夫就是利用这种方式骗取大众的信任,让自己保持低调,同时也减少了必要的信息披露,增加了他的神秘性。麦道夫骗局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除了美丽的海滩和低税收外,佛罗里达还有一个《公地法案》,它保护着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房产不被债权人没收。《公地法案》历史悠久,主要是为那些财务状况不稳定的人隐藏资产。佛罗里达的房主可以先将房产卖出,只要他们打算在佛罗里达再买房子,那么此前卖出房产所获得的现金就可以得到保护。
像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和塞浦路斯都是人们隐藏财产的首选之地。和佛罗里达一样,这些司法管辖区都有美丽的海滩,而合法避税和特殊法律更具有吸引力。诸多“无家可归”的公司或个人都在岛上找到了归宿。
许多公司设立在避税天堂,但它们也不想完全脱离法律的庇护。例如系统集成商埃森哲在爱尔兰成立,尽管业务由瑞士协调,其大部分收入却来自美国。这类公司一旦遇到诉讼,会选择在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打官司,以寻求最宽松的证券和会计原则。在出现欺诈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行使追索权。如果骗子们“有远见”,万一出事了,还可以卷款逃到没有引渡条约的避税天堂。
即使诈骗的手段、动机和机会得以明确,检察官仍需证明:证券欺诈是被告故意为之。对于我们这些不懂读心术的人来说,其精神状态很难被读懂,很多合理的质疑难以被法庭认可。商业上运气不佳的遭遇常常与欺骗交织在一起。在法庭上,诈骗者通常会用自己愚蠢、无知、疏忽或者运气不好作为开脱罪名的理由。因为安然公司的高管显然已经被贴上了“最聪明的人”的标签,所以陪审团不认同他们是因为愚蠢、无知才做了不该做的事。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雷以疏忽为借口,暗示所有坏事都是由其下属所为,自己并不知情。运气不好更是法庭上真正的防守利器。在安然公司出事的那段时间里,还有几家能源交易公司倒闭,但不是因为财务欺诈。Dynegy、Mirant、Aquila这几家公司都在能源交易中受到了重创,它们最终退出了这个行业。安然公司为自己辩解说,能源交易是个冒险的行为,像它们这样运营公司,破产只是迟早的事情。
激进的交易虽然不是违法行为,但是与罗恩·佩雷尔曼这样的人一起投资时,我还是要保持谨慎。2011年,佩雷尔曼出价每股25美元买下了M & F Worldwide的股票。这个价格相当于市盈率只有4倍,这如同买了棵摇钱树。该公司后来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回购股票,其股价曾一度高达67美元。不要问我为什么那些独立董事和大多数非控股股东愿意以25美元的价格卖给佩雷尔曼。亿万富翁卡尔·伊坎曾经评价佩雷尔曼:“他就像一个水管工,你付钱让他开始工作;他进来之后,先毁了你的房子,然后告诉你,他想要你的房子,但是什么都不想支付。”(《纽约时报》,1998年)
如何避免陷入欺诈
如果你想避开欺诈骗局,就要舍弃安然公司股票崩盘前的飙升。选择最终是由性格决定的。有些人无论风险有多大,都不忍错过任何一次看似有利可图的机会,而我宁愿不参与那些小而快的交易,以避免自己遭受毁灭性的损失。如果公司管理层有过犯罪记录或有欺骗投资者的历史,甚至只是感觉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时,我会立刻停止与他们的合作。骗子不会突然产生责任感,尤其是在利益面前。当有证据可以证明合作者是个坏家伙,但又不那么确定时,我不会考虑投资他。过度夸张的炒作股票通常也是个骗局,我会避开这些股票,因为它们通常定价过高,而且倾向于不断地圈钱。如果公司架构过于错综复杂,即便没有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也会加大分析的难度。
我们可以通过压力、机会和合理性这个“欺诈三角形”来甄别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过:“大多数罪恶,是出自没有善恶观念的人之手。”
当公司以大量期权或巨额奖金诱使人们努力工作时,你需要提高警惕;当大家相信某人的神话时,自负会成为此人违法的最大动机;强势的管理层通常会压制董事会、会计师和其他反对者,导致他们无法行使自己的职责;“坏人”会聚集在钱多人傻、监管或审查宽松的行业和地区;宽松的会计标准也是风险点之一;不要去买别人强烈推荐的任何东西。
未能通过上述检查的公司名单就是一份做空清单,避开它们能够降低投资失败的可能性,但你的投资机会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1] 根据统计学样本公式(n-1)r,其中n为样本数量,r为概率,即(500-1)×2%=9.98。——译者注
[2] 10-K报表适用于美国上市公司。在每个财政年度末后的90天内,公司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10-K年度报表,内容包括公司历史、组织架构、高管薪酬、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