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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总序

    当前,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的同时,不少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迷惘。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由三个基本驱动力量,即劳动、资本和效率推动。从21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原先所依靠的驱动力量开始消退;粗放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却愈演愈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下降,出现了经济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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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初版序

    薛暮桥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是吴敬琏同志与一位青年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本新著。由于我目前精力不济,要仔细读完这本书已不可能了,但我与敬琏同志长时期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对他的观点是了解的,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也会像敬琏同志的其他著作一样,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将发挥促进的作用。 敬琏同志是一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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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还是三年前我囯经济学界热烈讨论“中期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的时候写成的。当时,国家体改委委托几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牵头组成课题组,分别草拟1988~1995年的“中期改革规划”,工作正进入收尾的阶段,刘吉瑞君被国家体改委借调到北京来,参加预定在1988年6月召开的“中期改革方案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的几个月里,他常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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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除了改革,我们别无选择

    第一讲 除了改革,我们别无选择 刘吉瑞:目前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经济学界正在着力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结束双重体制对峙的混乱状态,避免某些东欧国家已经陷入的“滞胀”困境。为了从深化改革中寻求出路,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组织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的研究设计。我这次到北京来,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外,想通过一些渠道,尽可能地了解各派经济学家对现阶段体制改革的看法。这比一个人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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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讲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第二讲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刘吉瑞:社会主义各国很早就发现,要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各国在探索、选择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时,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种探索目前仍在继续。总结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吴敬琏:从50年代开始,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认识到传统的体制带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病,必须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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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讲 中国不能没有生机蓬勃的企业

    第三讲 中国不能没有生机蓬勃的企业 刘吉瑞:在我国,1985年的党代表会议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具体化为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对发展商品经济来说,企业、市场、宏观调控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某一方面改革的严重落后都可能使新体制难以建立和运行。在商品经济中,企业是最基本的细胞。但在传统体制下,宏观与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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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讲 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第四讲 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刘吉瑞:现代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单位,和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村社和家庭不同,不是由道德、习俗或指令直接调节的,而是由“看不见的手” ——市场来协调其活动。市场既是企业活动的场所,又确定了企业必须遵循的规则。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必须创造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来,但企业又必须面向市场,在市场的海洋中游泳。要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的形成和市场体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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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讲 宏观调控体系

    第五讲 宏观调控体系 刘吉瑞:如果经济系统只是由企业和市场共同组成的,在它的上面没有宏观控制系统,那就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设想的模式。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都表明,斯密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的非瓦尔拉均衡(Non-Walrasian Equilibrium)学派对这种缺陷作了分析,在实践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30年代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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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讲 改革的战略选择

    第六讲 改革的战略选择 刘吉瑞:上面几次我们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果把传统的经济体制作为此岸,把目标模式作为彼岸,改革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好比过河,但过河有不同的方法。摸着石头蹚过河,还是先造船建桥然后再过河,取决于过河者的选择。各国改革的经验表明,当市场取向改革的实际进程开始以后,选择一套推进改革、走向目标模式的正确战略可能比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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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讲 行政性分权,此路不通

    第七讲 行政性分权,此路不通 刘吉瑞:协调改革派设计的改革策略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性分权,也可以叫做市场性分权。协调改革派和主张单项突破的同志之间的分歧,也表现在经济性分权还是行政性分权上,两者的争论在我国改革以来的十年中没有间断过。确实,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广大、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大国,既牵涉到改革的目标模式,又牵涉到改革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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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讲 跨越企业承包制

    第八讲 跨越企业承包制 刘吉瑞:经济生活有其内在逻辑,承包也有承包的逻辑。如果在某一层次如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了承包制,地方要完成承包任务,就得将承包指标层层分解,一包到底。因此,我们面临的选择可能是要么不包,要么层层承包,一包到底。应该说,企业承包制的思路是很早提出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初步成功时,一些同志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想法:让“包”字进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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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讲 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利益格局的建立

    第九讲 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利益格局的建立 刘吉瑞:在教育、科技等部门推行承包制以后,产生了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经商,教师弃教从商或一边教书一边“创收”的状况。一方面,这固然表明我们在经济、教育、科技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扭曲或分配不公正在冲击着知识界。这几年物价上涨得快,拿固定薪金的教师、科研人员等知识分子的工资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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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讲 经济改革、政治民主与观念更新

    第十讲 经济改革、政治民主与观念更新 刘吉瑞: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旦变革,建立在其之上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根据配套改革的思路,经济改革还必须与政治改革、价值观念转变相配合。可能这种配套更困难,但现实却表明,非如此就不能取得中国当前体制改革的全面胜利。 吴敬琏: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经济、政治改革与价值观念转变之间,确实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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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讲 农村社会的变革

    第十一讲 农村社会的变革 刘吉瑞:前面您着重谈了城市现代工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目前正处于二元经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前期。所谓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无非是说除了存在一个较小的城市现代工商业部门外,农业还占很大的比重,农业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还有广大的农村,并且大量的劳动力滞留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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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讲 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

    第十二讲 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 刘吉瑞:改革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怎样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一般说来,从长期看,改革与发展是不矛盾的。改革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后者是改革的目标和判别改革成败的标志;而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发展的势头,能给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推动改革的深入。但从短期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改革与发展又存在一定的矛盾。短期内特别是改革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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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17]

    附录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1] 当代中国的主要课题,是在保证社会协调的同时,使目前仍然相当落后的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改革总揽全局,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受僵化的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所以,无论是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还是设计今后改革的规划,都必须着眼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就要求首先弄清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发展任务,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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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前言

    30年来的强劲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当代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人们无论对中国怀有什么样的感情,都希望了解中国,因为它的现状如何、将向何处发展,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要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其中,甚至亲身经历过最近半个世纪中国变迁过程的人,对它的了解也往往是零散的、表面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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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与改革问题的提出

    第1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与改革问题的提出 从 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算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放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推进改革的努力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同一时期,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用引进市场力量的办法进行改革,以便克服苏联式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或称“命令经济”[1]体制)效率低下的缺点。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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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第2章 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

    第2章 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 1956 年的中共八大提出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长征。在往后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变革。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相互穿插: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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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农村改革

    第3章 农村改革 从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始终把这种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国营工商业方面,进行了成效不彰的努力。直到1980年秋季在农村大规模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中国经济才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所以,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真正起点。 本章的任务,就是分析农村改革的起因、成果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前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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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企业改革

    第4章 企业改革 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部门(corporate sector)中的基础经济体由“国家辛迪加”中不具有自主性的“单位”转变为真正的企业。企业部门转型的基本途径有三条:一是私有企业的成长;二是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三是改善企业的治理。只有这三个方面配合行动,才能逐步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构成现代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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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5章 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 只有一个单一所有者的“国家辛迪加”中,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市场交换,即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产权交换的。要建立市场制度,就必须打破国有制一统天下的旧格局,使民营经济[1]从无到有、自下而上地生长出来。它的成长壮大,也形成了促使国有企业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竞争压力。这样,就为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基础。 在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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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第6章 金融改革

    第6章 金融改革 由 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和金融管理制度等构成的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架构之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建金融体系。我们从计划经济下的金融体系和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系的原则区别开始,对这个主题展开讨论。 6.1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货币与金融 6.1.1 市场经济中的货币和金融 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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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第7章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第7章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政企不分和高度集权的财政税收体制。这套体制在1958年曾经向行政性分权的方向跨出了不小的步子,但在“大跃进”失败后,通过加强行政集权来救治混乱,又在相当程度上向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回归。改革开始以后,1980年采取了重大步骤建立行政性分权的“财政分灶吃饭”体制,1988年又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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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对外开放

    第8章 对外开放 中 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着手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启动了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成为居世界第2位的贸易大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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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第9章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9章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覆盖城镇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套体系覆盖范围内的国企职工和政府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受益标准从国家获得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障。但是,这套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有限,在制度安排上也存在重大缺陷,在此后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化改革开始以后,社会结构大改组,更加迫切地要求尽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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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第10章 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10章 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集 中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以政府作为总管理处的“国家辛迪加”。政府对这家国家大公司实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它直接在国有生产单位(“企业”)之间配置资源,决定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于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成了“宏观经济问题”,而没有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随着计划经济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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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第11章 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改革

    第11章 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改革 中 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在政权发生更迭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的。由于这种方式能使经济改革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起步,所以避免了大的社会震动,具有明显的优点。不过,经济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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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第12章 结束语

    第12章 结束语 经 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前面的11章除了第1章是对这一转型的起点,即集中计划经济的考察外,其余的10章对各个方面的转型过程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对前面章节的讨论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12.1 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它的发展前景 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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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主要参考文献

    阿格塔米尔(Antoinevan Agtmael, 2006): 《世界是新的: 新兴市场崛起与争锋的世纪》,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7年。 白重恩(2007):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载《比较》,第32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7年。 Barry Naughton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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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后记

    2008年是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30周年。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社会各界总结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之际,我们根据近5年来积累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参照各界人士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的总结,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修订。 修订工作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除第1章、第11、12章由我自己修改外,请对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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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版前言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是制定“十一五”(2006~2010)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它详细地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相关问题。这本书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但是,在那次大辩论看似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在中国的理论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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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写作缘起

    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2000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 自从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以后,全国许多地方提出要成为中国的“硅谷”。在20多个最有希望成为“硅谷”的中国城市中,北京的中关村由于技术人才高度密集,又可以依托北大、清华这样一些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自然成为其中的首选。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关村取得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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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歧义影响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我们首先对本书采用的若干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 1.2.1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已经是国际论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1976年第10版一开头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近来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他们非常反对以实利主义的态度来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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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1.3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以下章节将就我国增长模式转换和工业化道路选择这个总题目分五个部分进行讨论: 在第2章,我们将对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增长问题的理论演进作一简要总结,我们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总结的原因,是一些支持把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张靠对它的大量投资和它的超常增长拉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学者,经常引用20世纪30~40年代某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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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4]的进行,经济增长摆脱了“起飞前”由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严格约束所导致的停滞状态,用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使增长大大加快。在以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发出来的技术为支撑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增长主要靠对机器大工业的投资驱动,产业结构出现了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向。 2.1.1 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 这个阶段人们所理解的工业化,是狭义的工业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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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

    2.2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利润率和失业率都维持在与过去没有太大差别的水平上,平均工资的水平还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霍夫曼经验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也没有应验。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在先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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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

    2.3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尽管先行工业化国家已经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但根据其早期经济增长经验而概括出来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被前计划经济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用作制定发展政策的分析工具。即使过往的理论与后来的经验并不一致,却依然在极大的范围内持久地被援引和使用。 其后果也是令人遗憾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了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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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3.1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758]

    3.1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1] 在探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的源泉时,经济学家首先把目光投向19世纪中期以后“基于科学的技术”(the science-based technology)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始终是基于科学的技术”;“标志着现代经济时代的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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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3.2 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源泉,是服务业的发展。这对成本降低,特别是交易成本降低起了重要的作用。 和人们通常想象的不同,服务业在19~20世纪之交加快了发展速度。这种发展是和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同时进行的。 3.2.1 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配第在17世纪曾经预言,就业人口将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商业;英、美等国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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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3.3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和改造各产业部门

    人们常常把我们生活的或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称为信息时代[54],因为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T)或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简称ICT)的快速发展和对各产业部门的渗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55]。本节即简要介绍现代ICT快速变革及其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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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4.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正如前面两章指出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化,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增长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到19世纪后期现代增长全面展开。不过,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界,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先觉的中国人在19世纪后期从中世纪的昏睡中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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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

    4.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的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外延(粗放)增长道路,中国是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的。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作出了用三年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加强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1981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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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4.3 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的消极后果

    这种工业化道路依靠高投资和高消耗实现了产值的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 4.3.1 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带动的重化工业化热潮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它的最综合的表现,就是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降。 正如前面所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是按照本国资源禀赋的现实状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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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5.1 出口导向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按照粗放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投资率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投资率的不断上升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对于这种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马克思曾经详细地分析过:资本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社会消费基金的相对萎缩,使失业人口增加,广大劳动者陷于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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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5.2 出口导向政策导致的问题

    但是,正如东亚实行这种所谓“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那样,中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10多年以后,也渐渐显现出问题。从微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政策鼓励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巩固了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打工打成了专业户”);从宏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政策低估本币币值,为了压制汇率升值,不得不由央行买进外汇,释放出大量高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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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7

    6.1 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应当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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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6.2 必须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我们在第4章4.2.2中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领导反复重申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却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 本节将分别从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服务业发展以及信息化的推进等三个方面讨论这种“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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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6.3 改革攻坚,建立健全集约增长的制度基础

    上节的讨论足以说明,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必须通过改革攻坚,消除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集约增长的体制基础。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计划;接着,国务院又宣布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口号落到实处。具体来说,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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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6.4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在前面一节,我们讨论了一些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改革措施,但这些改革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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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附录1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摘要[953](2004)

    附录1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摘要[1](2004) 2004 年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与几位同事在浙江的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其间,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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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960](2005)

    附录2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1](2005) 2004 年在“宏观调控”声中度过,虽有小惊,却无大险。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稍一加速,不要多久就会因为资源瓶颈收紧、通胀压力增加而不得不减速调整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们能不能靠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稳步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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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3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961](2008)

    附录3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1](2008) 30 年来,广东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先行了一步,率先在全国推进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在广东初步建立起来。目前广东面临的任务,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为了完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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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文献

    巴丹(Pranab Bardhan,2004):《强大但有限的发展理论》,吴素萍译,《比较》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Baumol(1967):“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es”(《非平衡成长的宏观经济学:对城市危机的剖析》),America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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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后记

    正像我在本书开头所说的,我之所以开始对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发生兴趣,完全是为了对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寻求解答。然而一旦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一步步在理论上深入下去。本来,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接受的就是整套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开始经济工作时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仍被看作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后对现代理论经济学进行了补课,但是对增长理论还是很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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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版附记

    利用本书再版的机会,我对全书又校订一遍,订正了个别文字上的错漏,版式也有所改进。此外,增加了一篇附录文章。 本书出版后,国家统计部门公布了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大幅提高了GDP数据和第三产业数据。按照这次普查,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比年快报核算多出2.3万亿元,提高了16.8%;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构成由年快报的15.2%、52.9%和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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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订版后记

    中国经济在2005年11月本书初版问世以来两年多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模式(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前一种模式的特点,是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后一种模式的特点,则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目前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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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结束语

第12章 结束语

经 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前面的11章除了第1章是对这一转型的起点,即集中计划经济的考察外,其余的10章对各个方面的转型过程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对前面章节的讨论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12.1 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它的发展前景

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下市场经济和命令经济“双轨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大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甚至处于关键地位。

在一个按照“增量改革”原则渐次成长起来的新经济体制,存在旧体制的遗产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它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在第2章中我们曾经讲到过,在改革初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们所向往。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很低,政府不能不肩负很大的协调责任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而在命令经济已经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于是就像第2章所说,从双轨制确立之日起,中国社会就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

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改革和腐败谁能跑得更快的竞赛。

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改革的大潮重新被掀起,大幅度削减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放开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或者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全国许多地区迅速形成时,迎来了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各主要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发扬、满意的声音充盈于神州大地的大好局面。

反之,当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了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时,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正如我们在第2~11章分析过的,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也可以把人们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改革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如果把观察的镜头推向更远的历史深处,我们也可以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克服社会弊病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2.2 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虽然在全国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已见雏形,但所有制结构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这是权力寻租活动日益蔓延和腐败难于制止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政府要坚决摈弃作为裁判员入场踢球和与民争利的错位行为外,还应当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行政权力在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2)应当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开拓出各种适应于社会化生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造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不应享有任何垄断权力和得到政府的特殊政策优惠。

(3)要认真落实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对在行政权力仍然多方面干预市场交易的环境中成长的私营企业家而言,特别要教育和支持这一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权力寻租的不良行为。

(4)政府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尽快把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同时,要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多种政策工具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

(5)厉行法治,建设民主政治。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在公众的广泛参与下,建立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法律要具有透明性,为公众所周知,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确定的预期。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6)为了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规范自身的行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能对企业和居民的微观事务横加干涉。政府必须实现自己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坚决不管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努力管好那些应该管而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事情。”

以上这些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而进行的改革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再三再四地说过的,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也就意味着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

应当承认,作为一个邓小平所说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为了中国能够在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乃是关键的一步。因此,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