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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以下章节将就我国增长模式转换和工业化道路选择这个总题目分五个部分进行讨论：
在第2章，我们将对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增长问题的理论演进作一简要总结，我们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总结的原因，是一些支持把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张靠对它的大量投资和它的超常增长拉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学者，经常引用20世纪30～40年代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来论证这样做的“合规律性”。这使不少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学进展没有做过深入研究的人们，误以为上述种种做法都是发展经济学的定论，把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看作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把实现“重化工业化”看作“各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门”或“不可逾越的阶段”[29]。事实上，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已经经历过许多重要的理论创新。不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作一系统的梳理，就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分析框架，而只能把一些已经过时或已被证明为错误的观点当作理论指导。
第3章，将对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作出归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具体说明先行工业化国家是怎样实现增长模式转换的，使我们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和教益。在前一阶段的讨论中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增长模式固然十分理想，但是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转变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乃是一种期待跨越式发展的梦想。我们想在第3章中说明，这种说法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它们全面转入现代经济增长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之时，即在19世纪70~80年代。他们在当时相当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我们今天不但有条件做到，而且由于具有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完全能够做得更好。
第4章，讨论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虽然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走上了主要依靠效率改进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却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由于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任务并未实现。最近几年，更出现了以大量低效率投资支持为突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使国民经济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并放松了对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关切和努力，经济整体效率下降，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种种严重隐患。在这一章，我们还将就一些支持现有增长模式的流行意见进行扼要的评论与商榷。
第5章，讨论我国粗放增长模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尽力扩大对外贸易顺差，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首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后采取了以本国货币汇价低估以及适度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这种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刺激了出口，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引进了出口导向政策。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中，双重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这一转变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正像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在成功实施这一政策若干年以后，它的消极方面也会逐渐表现出来；应对失当，甚至会引发系统性危机。本章将对中国长期实施这一政策所导致的问题和应对的办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6章，讨论中国为了转变增长模式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我们在这一章里指出，通过将促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服务业、普及应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放在优先位置，可以改进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但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在激励经济主体行为方面导致的后果不同，我们始终要把着眼点特别放在改进基础性制度安排上。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而提出了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的重点改革措施。在本章的末尾，同时也是全书的末尾，我们强调指出，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否能够成功，最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否顺利实现。
[1] 参见陈志其：《北京现代奇迹背后的故事》，载《经济观察报》，2002年12月28日；王亦丁：《现代汽车如何驶入中国》，载《环球企业家》，2003年3月。
[2] KD（组装）有三种主要形式：CKD为全散件组装；SKD为半散件组装，部分总成是现成的；DKD则是车身大总成，装上轮子就是整车。
[3] 据业内人士称，20世纪80年代轿车总成本中，电子产品成本占12%，进入90年代，这一比率已经提高到30%。目前在高级轿车中，电子产品成本已占总成本的60%～70%；在普通轿车中，也占到30%。参见《深圳汽车电子产业加速抢跑》，载《深圳特区报》，2004年4月13日。
[4] 《香港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
[5] 《深圳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政府在线。
[6] 参见《剩余土地仅够开发10年，“大深圳”版图扩张猜想》，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8日。
[7] 后来《南方日报》在一篇关于深圳土地稀缺问题的报道中提到，“当深圳市领导在今年的高级顾问会上再次提出这种（扩大行政区划的）想法时，吴敬琏、高尚全等顾问就直言不现实，指出深圳的视线应向内，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见《突破土地困局》，载《南方日报》，2004年8月25日。）
[8] 参见《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载《浙江时报》，2004年3月19日。
[9] 见本书附录1吴敬琏：《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4年第93号（总第2152号），2004年7月21日。
[10] 见《重化工之争》，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4日。
[11] 参见《我省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阶段》，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工业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新华社北京2003年11月29日电；《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载《商务周刊》，2004年3月2日；《我国四大重点行业投资分析》，载《经济日报》，2004年6月16日。
[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载《经济日报》，2003年12月1日。
[13] 见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 萨缪尔森（1976）：《经济学》（第10版），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其中，GNP也译作国民生产总值。
[15] 斯蒂格利茨（2000）：《新的发展观：战略、政策和进程》，见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第148～169页。
[16] 森（1999）：《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7] 人类发展指数（HDI）由三个指标，并且每年编制《人类发展报告》。构成：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成就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用以衡量各国在人类发展基本方面的成就水平。
[18] 马克思那一段论述的原文是：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2页。）引号中的话在《资本论》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4年英文版中的译文是：“extensive if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is extended；intensive i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made more effective.”
[19]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0] 科尔奈（1992）：《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1~178页。
[21] 马克思指出，简单再生产的部门联系条件是Ⅰ（v+m）=Ⅱc，扩大再生产的部门联系条件则是Ⅰ（v+m）＞Ⅱc。
[22] 参见邓力群（1982）：《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载《红旗》，1982年第5～7期。
[23] 参见贺菊煌（1979）：《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9期；余永定（1985）：《试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问题》，载《改革与战略》，1985年第4期；又见余永定在其论文集《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中的其他相关论文。
[24] 杨永华在《产业高级化不应是由轻向重的过渡》（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中说得正确：列宁在1922年“提出的农轻重产业结构理论，是18、19世纪产业革命的理论概括（也就是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概括——吴敬琏注）。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农轻重产业理论的不足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今日的产业结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沿用了30多年的农、轻、重产业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废除。应当说，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进步”。
[25] A.G.B. Fisher（1935）：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进步和安全的冲突》），London：Macmillan；C.G. Clark（1951）：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经济进步的条件》），London：Macmillan.
[26] T.P. Hill：“On Goods and Services”（《论商品与服务》），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Vol.23(Dec.)，Issue 4，1977.这里的译文转引自杨圣明、刘力（1999）：《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5期。
[27] 详见杨圣明、刘力（1999）：同前引文。
[28] 奎恩、巴洛奇、兹恩（1997）：《创新爆炸》，转引自李冠霖（2002）：《第三产业投入产出分析》，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第6页。
[29] 参见《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载《商务周刊》，2004年3月2日；《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载《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4月1日。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经济重型化”的方针提出质疑，就被归纳为企图“跨越”、“绕开”、“绕过重化工业化这个历史必经阶段而直达工业化”（参见《〈广东：重化工业强劲增长说明了什么〉编者按语》，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何祚庥：工业重型化阶段不能跳跃》，载《科学时报》，2005年1月18日；《厉以宁回应吴敬琏：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必经阶段》，载《北京晨报》，2005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