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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利润率和失业率都维持在与过去没有太大差别的水平上，平均工资的水平还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霍夫曼经验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也没有应验。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增长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在20世纪初期还没有被人们看作基本产业部门的服务业。服务业在工业产出还没有占到社会总产出一半时便异军突起，随后超过了工业，成为在总产出中占优势的产业部门。
马克思和其他学者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经验对工业化后期发展情况作出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得到应验，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这种推导的前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即在19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现了由[42]。
2.2.1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
最先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并提出自己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他从1956年开始在多篇文章中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质疑[43]。索洛指出，如果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假设的，单纯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的必要条件在于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的。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的投资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44]。如果哈罗德-多马模型是正确的，美国的增长率应当趋于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前半期非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提高。这说明经济增长除投资外，必定有其他的源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索洛认为，这一增长源泉就在于技术进步。
根据这一分析，生产函数就应当写作：
Y=A·Kα·L1-α
其中，Y代表GDP总量，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α和（1-α）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弹性。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45]度量的“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一般的效率提高[46]，或者说，是A这个变量作用的结果，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和用于研发的无形资本投资起作用的结果。
索洛还运用美国的经验数据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增长计算检验（growth accounting test）。检验结果证实这一增长模型是可信的。他指出，在1909~1949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产出增长了一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47]
索洛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质疑的目的是解释美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却由此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旺（Trevor W. Swan, 1918~1989）[48]提出了一个新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从而纠正了在经济学界流行多年的“资本决定论”谬误，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问题在于把宏观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趋势，以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趋同[49]。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外生增长模型，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资本更为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应高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动方向应当是从富国流向穷国，而实际上，大部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发生在富国之间的；而且，既然技术是外生的，后发国家可以借用发达国家的发明，因而，在发达国家出现新的发明或创新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会提高，而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并没有缩小发展差距，反而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因为索洛模型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探索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指出，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它乃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因此，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报酬递增总是和现代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5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试图改进索洛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内生化，掀起了近20年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热潮。
在新增长理论研究热潮中，多种多样的机制因素被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如罗默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知识（idea，或译思想）因素，由于知识的特殊性质使技术发明具有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51]，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他还通过引入一个研究与开发（R&D）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来源[52]；卢卡斯则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解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用人均资本存量差异才能解释的国别收入差异的问题，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5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内生的，并试图用内生的因素，如制度环境等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的问题，这促进了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统一，也更为逼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54]。过去的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落差，发展中国家可以简单地“拿来”外来技术加以应用，因而具有后发技术优势；但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则发展中国家能否应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的激励机制，这种后发优势才能实现；否则，无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洋为中用”，新技术都难以在本土扎根，自主技术创新更无从谈起，反而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和“重复引进”的局面。
在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检验不同的内生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在这种研究中，他们发现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非常多，从人力资本到研发投资，从通货膨胀到财政赤字，还有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政治稳定等等。从总体上说，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简单决定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制度（比如市场、产权和法治）是至关重要的[55]。至于如何让穷国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障碍、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有更亮的指路明灯”[56]。
2.2.2 现代经济增长
运用新观念对美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的先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他把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将近200年的经济增长分为5个时段，分别计算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来源（见表2.1）。其中，第1时段（1800～1855）可以叫做“向初级工业化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增加；第2时段（1855～1890）可以叫做“向高级工业化转变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以资本深化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36%；第3和第4时段（1890～1966）可以叫做“高级工业化阶段”，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效率提高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提高到70%和78%。
表2.1 美国增长源泉的核算
注：Y：私营的GDP；L：工作小时；K：固定资产总值。
资料来源：M. Abramovitz（1993）：“The 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Growth：Area of Ignorance，Old and New”（“对增长源泉的探寻：被忽略了的旧领域和新领域”），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00～1984年美国每年人均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他说，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57]
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式进行增长核算的集大成者是库兹涅茨。他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迄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快速经济增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现代现象，并且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的基础上。
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3%[58]。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59]。
表2.2 若干发达国家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的增长率
注：*：左栏括号内的GDP或GNP即为产出的定义；**：工作小时；***：生产性成本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按照阿布拉莫维茨的方法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做了计算，其结果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日本属于工业化的“第三梯队”，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时间有所后延（见表2.3）。
表2.3 日本增长源泉的核算
注：Y：非农私营GDP；L：工作小时；K：生产性资产（用利用率调整）。
资料来源：Hayami and Ogasahara（1999）：“Changes in the Source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Japan Compared with the U.S.”（《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转变：日美比较》），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3（March）：pp.1~21，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表2.3表明，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即人均产出（Y/L）增长的10%，其余的人均产出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获得；在1900～1920年的早期增长阶段，在人均产出的增长中也只有11%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解释，其余的89%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明显地低于美国工业化后期的78%，可能反映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一种通病，这就是即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们的增长也较多地依靠了资本投入。[60]
2.2.3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看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作了以上的讨论以后，我们可以把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增长理论整理成一张简表（见表2.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阶段的明确分期只是为了使问题变得更清晰；实际上，不同模式之间的转变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很难用某一具体的年份来截然分开。比如，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重大突破，但进入信息时代的时间，要更晚二三十年。
表2.4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相关的增长理论
从表2.4所表现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启动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从早期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渡，并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支持下全面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61]。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再主要依靠资本等资源的投入，而是走上了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道路。这样，“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内容，也不再限于狭义的工业化，即“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
从“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上说，就应当认为，当一个国家实现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62]。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不是这样来理解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由于他们完全看漏了继早期经济增长而起的、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于是提出了是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二者择一的问题[63]，好像只要中国还没有条件全面实现信息化，就只有实行“重化工业化”这一条出路。据此，有些作者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释为“走重化工业道路”；也有的作者对不赞成中国应当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们作出了“沉迷在知识经济的梦幻中”的讥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