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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尽管先行工业化国家已经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但根据其早期经济增长经验而概括出来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被前计划经济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用作制定发展政策的分析工具。即使过往的理论与后来的经验并不一致，却依然在极大的范围内持久地被援引和使用。
其后果也是令人遗憾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了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甚至如苏联那样，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了这种增长方式的落后性质，但要转型也并不容易。这种“苏联现象”说明，不管有多么强烈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愿望，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适应性变革，这种转变是无法实现的。
2.3.1 “苏联现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在斯大林“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思想[65]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指导下，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始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进行的；或者像速水佑次郎所说，“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的极端情形”[66]。根据苏联经济学家阿甘别疆院士的研究，这种推动的结果是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大大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意味着ICOR有很大的提高（投资报酬递减）[67]。
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苏联在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于是，他们把基于投入增加的增长称为外延增长（又译粗放增长），而把基于效率提高的增长称为内涵增长（又译集约增长），认为出路在于从前一种增长方式转变为后一种增长方式。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敢触及实现这种转变的两个根本性的障碍：一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一的计划经济制度，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只好靠增加科学和技术投资的办法去推动技术进步。在这方面，苏联政府作出了大量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超过了4%，显著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2%～3%，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也比美国多[68]，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变的任务仍然未能完成[69]。
表2.5是根据阿甘别疆院士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到，1970年以前苏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增长阶段的情况相似，约在10%～23%之间。但是由于苏联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外延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内涵增长”）的转化没有取得进展，经济增长率在20年的时间里从5%下降到2.7%；同时，经济增长愈来愈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的增加，197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急剧地跌落到负值。
表2.5 苏联投入、产出和效率指标（平均年率%）
资料来源：A. Hewett（1988）：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p.74，转引自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在苏联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即使在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不触动体制上和增长模式上的根源，只靠研究开发投入的增加，虽然在少数领域（如人造卫星等）取得了世界性成就，但总体上却一直缺乏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目标。
2.3.2 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从“奇迹”到危机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能不能成功地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资本投入增加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就成为它们的经济能否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兴起和8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加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行列，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常常被称为“亚洲奇迹”。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研究项目主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和一系列分报告，对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八个“亚洲高绩效经济”（high performance Asian economies，简称HPAEs）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将对“东亚奇迹”的讨论推向了高潮[70]。
正当世人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于1994年根据刘遵义和杨（Alwyn Young）对于东亚地区增长源泉的计算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奇迹”。
表2.6就来自刘遵义的一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上述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与此同时，投入品的增长也相对几个发达国家要高。这就意味着在它们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很小，甚至是负数。
表2.6 产出和度量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年率%）
资料来源：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90页，表1。
在表2.6数据的基础上，刘遵义计算出来的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表2.7）表明，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来说，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85%，劳动力则贡献了其余的部分，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71]
表2.7 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年率%）
资料来源：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90页，表2。
刘遵义指出，产出增长完全能够由投入来解释并不仅限于新兴工业化经济，早期的日本、美国等工业化经济也存在类似现象，这不过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形资本的积累和它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中心作用。这里，他特别强调，仅仅靠资本积累是不够的，极为重要的是资本的有效配置。在他看来，虽然以投入为基础的增长最终确实是有极限的，但新兴工业化经济基于投入的经济增长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时，他特别指出，东亚经验进一步证实了物质资本与反映物质资本的投资效果的技术进步是互补的，物质资本越多，则无形资本的作用越大。因此一个经济在由发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无形资本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道路。最后，他认为东亚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持物质资本的增长，鼓励和促进储蓄和投资，包括低税率，控制通货膨胀，维护要素流动以及基础设施；二是保持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维护贸易和市场竞争，维护法治，消除市场失效的情况，对于那些非贸易部门，如很多服务行业，需要特别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是缩小无形资本的差距，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资本投资无法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这些经济体需要扩大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投资，研究开发和科学、技术政策可以作为非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手段。事实上，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正在积累的和不断更新的无形资本。[72]
克鲁格曼的研究建立在刘遵义等人论文的基础上，但他的看法与刘遵义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既然一些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克鲁格曼称之为“流汗”），而不是技术进步（克鲁格曼称之为“灵感”），它们虽然能在一定时期中保持极高的增长率，却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递增的问题。
所以，他在文章里干脆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济增长相提并论，认为这种增长模式面临的问题与苏联计划经济下的外延经济增长模式如出一辙，最终会与苏联经济一样出现增长率下滑，所谓的“奇迹”不过是“纸老虎”而已。[73]
正像克鲁格曼后来总结的，东亚地区被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研究报告称作“亚洲高绩效经济”，然而这些经济体中的大部分虽然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根据该研究报告的计算，1960～1990年间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是很低的（见表2.8）。截止到1997年，马来西亚要将GDP的40%用于投资，新加坡也要将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在整个东亚地区，ICOR达到5倍的高水平。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74]
表2.8 1960～1990年东亚高绩效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3年。
时隔不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降临，这表明克鲁格曼确有某些先见之明。[75]而发展经济学界对“东亚奇迹”的讨论热潮很快消退，经济学家们谈到东亚的时候，重点开始转向了裙带资本主义之类的体制弊端；而一些当年“东亚奇迹”的支持者们，则不得不在发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7年之后，对“东亚奇迹”重新加以检讨。[76]
专栏2.2 东亚金融危机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中崛起，创造了30余年持续高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亚洲“四小龙”（也称为“四小虎”）也紧紧跟上，以骄人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领先，在90年代初期跨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简称NIEs）。
正在举世争说“东亚奇迹”，韩国也在1996年加入所谓“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时候，也有冷静的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潜在的危险发出了警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4年11/12月号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论文，认为东亚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它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不外是国内高额储蓄所提供的投资加上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所提供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其增长速度注定会跌落下来。
而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正面响应，甚至被看作是对东亚地区的恶意攻击。就在1995年和1996年东亚经济连续两年高增长，人们对克鲁格曼的警告已经淡忘时，一场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危害大的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突然爆发，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支付困难、金融机构倒闭、股市狂泻、资产缩水、经济衰退的泥潭。
这场危机1997年7月2日从泰国开始，当日泰国在国际支付发生困难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后，泰铢在一日之内狂跌20%。金融危机迅速扩展到东盟各国，再扩展到整个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当年，不仅泰铢、印度尼西亚卢比（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东南亚货币都深度贬值。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造成的产值损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进入长时期的停滞。同时，大批外资从该地区撤出，造成了长远的影响，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发生政治危机。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银行体系因为出现巨大黑洞而面临崩溃。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出巨资救援本国的银行。日本（1992～1998）、韩国（1997～2000）和印度尼西亚（1997～2000）等国为挽救银行而形成的财政损失，分别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5%、14.7%和55%。
国际金融市场也受到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急剧波动。直到1998年初，危机持续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这场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是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延续的分析，见本书第5章）。
根据戴尔海斯（Philippe F. Delhaise）：《危机中的亚洲——解析亚洲银行及金融体系》（北京：宇航出版社，1999年）和其他材料编写。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历表明，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对于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经济而言，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或者用速水佑次郎的话说，东亚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77]
[1] 引文重译自下述文字：“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are more powerful than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见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4），p.383。
[2] 《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
[3] 萨缪尔森在他的开创性《经济学》教科书从它的早期版本到最近的第18版，一直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进程”这一章节，并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按其增长模式的不同，区分为“起飞前的阶段”、“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等三个阶段。研究竞争力的专家迈克尔·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各国竞争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竞争的优势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2）投资驱动阶段，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靠大规模投资于成熟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3）创新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靠产品、加工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创新来提高竞争力；（4）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的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前面三个阶段与萨缪尔森的三阶段相类似（参见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32～561页）。
[4] 多数经济史家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起讫年代大致上定于1770年到1870年之间。
[5] 张培刚根据20世纪前期经济学用语的情况指出，industry（工业、产业）一词有狭义的用法和广义的用法之分。前者是指“制造业，以有别于农业以及商业与运输”，后者则“可以应用于一切经济活动，如C·克拉克所定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当时多数研究工业化的学者包括张培刚在内，用industry指称制造业。他说，“我们将狭义地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工业只包括制造及机械生产”，而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也只是指“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参见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4页，第248～252页。
[6]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有机构成”是指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指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包括买原材料、买机器设备的资金，因为这部分资本并不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叫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是指用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因为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价值增值（即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叫做可变资本。
[7] 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5页。
[8] 参见派克（1966）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汤普森（196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9]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9页。
[10]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8页。
[11]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9～690页。
[12]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2页。
[13]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31～832页。
[14] 列宁（190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4页。
[15] 列宁（1893）：《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1页。
[16] 列宁（1893）：《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8页。
[17] 同前引书，第88页。
[18] 据考证，列宁是在1922年写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才从实际工作的角度第一次使用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产业分类（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64～666页）。从那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往往把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轻工业和重工业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混为一谈。
[19] 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596～600页。
[20] 斯大林（1926）：《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2页。
[21] 斯大林（1946）：《在莫斯科市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6页。
[22] 参见戴维斯（R.W. Davies，1989）：《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1917～1941》，见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等主编（1989）：《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王宏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3~904页。
[23] 参见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2页。
[24] 斯大林（1933）：《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4～166页。
[25] 斯大林（1936）：《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27] 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28] 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同前引书，第597～599页。
[29] 关于费尔德曼模型，请参看多马（1957）：《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型》，见《经济增长理论》（第9章），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8～263页；以及埃尔曼（1987）：《格里戈里·亚历山德洛夫·费尔德曼》，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1～322页。
[30] 以上均见多马（1957）：同前引书，第259～263页。
[31] 埃尔曼：同前引文。
[32] 章良猷（1985）：同前引书，第599页、第596页。
[33] 关于这一点，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一书中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34] Walther G. Hoffmann（1931）：Stadien und Typen der Industrialisierung：Ein Beitrag zur Quantitativen Analyse Historischer Wirtschaftsprozesse（《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对经济历史过程的数量分析》）.Jena：Verlagvon Gustar Fischer，1931.其英译本的标题改为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转引自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5～112页。
[35] 盐谷佑一指出，随着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作为消费品的金属材料和化工产品在工业产品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这显然不能解释为资本品比重的上升和消费品比重的下降。
[36]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25页。
[37] 转引自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关于“霍夫曼定理”和对于“霍夫曼定理”的批评，还可以参看方甲主编：《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7页。
[38] 对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据此制定的增长政策（包括“起飞”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的批评，可以参阅曾在世界银行长期任职的伊斯特利（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6～50页。
[39] 库兹涅茨（1963）：《关于“起飞”的评注》（“Notes on the Takeoff”），转引自伊斯特利（2002），前引书第30页。
[40] 参见H. Chenery & A. Strout（1966）：“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外国援助和经济发展》），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8，1966，pp.679～733。
[41] 伊斯特利及其同事曾经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大样本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前十年的增长率与后十年并没有什么相关性。罗斯托所说的起飞之后就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说法也没有什么经验根据。参见William Easterly，Michael Kremer，Lant Pritchett，and Lawrence H. Summers（1993）：“Good Policy or Good Luck？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好政策还是好运气？——国别增长表现与暂时性冲击》），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2 No.3，pp.459~483。
[42] 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其他资源的投入驱动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驱动的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参见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库兹涅茨（1973）：《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库兹涅茨把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的起点定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的1760年。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过渡发生在1820年左右（麦迪逊（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不过从库兹涅茨所作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到，即使在他看来，现代经济增长也是到19世纪后期才全面展开的。
[43] R.M. Solow（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稿》），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Feb）：pp.65~94. R.M. Solow（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技术变化和总生产函数》）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Aug.）pp.312~320.
[44] 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889～1913年工业高峰时期和二战后1946～1955年的重建时期的20%；德国在1891～1913年和1952～1958年时期则为21%；日本的投资率在20世纪的60和70年代的高峰时期达到32%左右，旋即下降。参见Weijian Shan（单伟建）：“China Yuan Is Overvalued”《人民币被高估了》，The Wall Street Journal（Asia Edition）（《亚洲华尔街日报（亚洲版）》），2005年6月23日。
[45] 在根据索洛增长理论改写的生产函数中，不能由劳动、资本等资源投入解释的产出余值，被称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即用以度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
[46] 需要顺便指出，多马在读到索洛1956年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文稿》）后立即响应道：索洛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他本人则由于采用了产出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这一“比较简单的处理办法”并把投资看作增长的唯一源泉而“经常感到内疚”，见多马（1957）：《经济增长理论》，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10页。
[47] 索洛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批评的实际政策含义，可以参看伊斯特利（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索与失败》，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48] T.W. Swan（1956）：“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Economic Record，Vol.32（Nov.）：pp.334~361.
[49] 伊斯特利在前引书中，对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的不足以及从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也作了深刻的分析。
[50] 舒尔茨（1993）：《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9页。
[51] 当某一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个人或企业）只得到该项活动所创造的部分收益，或者说该项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当事人本身的收益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经济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
[52] P. Romer（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Oct.) 1986；P. Romer（1990）：“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内生的技术变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Oct.) 1990。
[53] 卢卡斯（2002）：《经济发展讲座》，罗汉、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该书收录了卢卡斯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论文。
[54] 以往研究发达国家增长经历的研究称为增长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科是发展经济学。
[55] 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2001）：《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黄少卿译，载《比较》第19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56] 巴丹（Pranab Bardhan，2004）：《强大但有限的发展理论》，吴素萍译，载《比较》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57]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328页。
[58]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0～75页。
[59] 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6～79页。
[60]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61] 我们在本章2.2中曾经提到，对于早期经济增长何时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库兹涅茨把它定在1760年前后，麦迪逊则把它定在1820年左右；但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在19世纪后期全面展开，学术界似乎并没有不同意见。
[62] 我们在本书第3章中还要谈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第二重含义，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63] 参见《不要自以为可以回避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载《中国信息界》，2005年1月，总第41期；同见《路径选择：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浙商网，2005年3月24日。
[64] 《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地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
[65]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6条“基本原理”之一（见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从他的这一论断看，斯大林坚信投资（积累）乃是增长（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
[66]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148页。
[67] 参见A. Hewett（1988）：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pp.72~76.
[68] 林毅夫（2003）：《〈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序言一》，见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页脚注。
[69] 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6～260页。
[70] 参见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对“东亚奇迹”讨论的评述，参见吴敬琏（1995）：《“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见《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71] 按照刘遵义1996年的研究，中国增长的各要素贡献率为资本92.2%，劳动力的贡献率为9.2%，技术进步则为－1.4%；日本分别为62.9%，4.7%，32.4%；新加坡60%，20.9%，19.1%；法国37.8%，－3.35%，63.55%；美国为32.95%，26.2%，40.9%。中国还处在克鲁格曼所说的“流汗”，即靠资源投入增加维持高增长率的增长道路上。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汇率报复案不合理也不合法》，2005年4月20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50420/n225260057.shtml。
[72] 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88～97页。该文的索引给出了有关新兴工业化经济生产率度量的最基本文献。
[73] 以上均见克鲁格曼（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73，10～12月号，第62～78页。更为通俗的表述见克鲁格曼（1994）：《兜售繁荣：期望低谷时期的经济意识和空谈》，胡苏云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74] 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78页。
[75] 克鲁格曼（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 73，10～12月号，第62～78页。
[76] 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2000）：《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77]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