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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源泉，是服务业的发展。这对成本降低，特别是交易成本降低起了重要的作用。
和人们通常想象的不同，服务业在19～20世纪之交加快了发展速度。这种发展是和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同时进行的。
3.2.1 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配第在17世纪曾经预言，就业人口将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商业；英、美等国20世纪初期的情况却是，劳动和资本在继续流入工业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流入商业和物流、教育和科研、旅游和娱乐、文化艺术、保健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等服务业。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包括一般服务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就业和增加值方面都很快超过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份额最大的产业。这使费希尔在1935年和克拉克在1940年提出的“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得到确立（见本书第1章1.2.4）。
按照“产业三分”的理论框架去总结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历史，人们发现，英、美等工业化的“第一梯队”国家在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时，即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服务业的增长明显加快，其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工业；到了20世纪中期，服务业不论在就业份额方面还是在产值份额方面都超过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比重最大的部门（见表3.2、表3.3、表3.4）。
表3.2 英国和美国的就业结构（1700～1998年）（%）
资料来源：麦迪森（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表3.3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Phyllis Deane and W.A. Cole（1967）：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英国的经济增长（1688～195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任旺兵：《我国服务业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载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产业研究报告》2004年第13期。
表3.4 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Seymour E. Harris（1961）：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美国经济史》）. McGraw—Hill Book Company；V.R. Fuchs（1969）：“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Industries”，NBER；Colin Clark（1940）：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经济进步的条件》）.London：Macmillan，转引自任旺兵，同前引文。
作为工业化“第三梯队”的日本，其服务业的增长较之英、美等“第一梯队”国家更快。在工业化中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服务业就超过了工业，其后，第三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产业。日本在战后初期有过“重化工业化”的说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本文献中，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和我国不同的。在中国，“重化工业化”经常是就重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而言的；而在日本，即使讲到“重化工业化”，也是指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份额而言的。正如研究日本产业政策的权威学者南亮进所说，“重化工业率，即重工业占制造业生产额的比例”。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则服务业始终占有最大的份额[34]。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使日本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目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结构与美国大体类似（见表3.5）[35]。
表3.5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Statistics Bureau，MPHPT（Ministry of Public Management，Home Affairs，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公共管理暨内务、邮政与电信通讯部），Cabinet Office（日本内阁府）。
作为工业化“第四梯队”的韩国，情况与日本类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从就业结构来看，韩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一直比第二产业为高（见图3.1和图3.2）。
图3.1 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韩国政府网站；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4》。
图3.2 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政府网站；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4》。
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是我国主张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论者喜欢谈论的话题。他们以此为根据，论证“重化工业化的阶段难以逾越”[36]。事实上，韩国政府1972～1980年发动“重化工业运动”，是朴正熙（Park Chung-Hee，1917~1979）总统出于对朝鲜半岛军事形势将要严重恶化判断作出的政治决断。“重化工业运动”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和贫富分化导致了70年代末期韩国的社会政治动荡。在朴正熙总统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刺杀以后，韩国政府花了很大的代价纠正“重化工业运动”的偏差和克服由它带来的严重后果（见专栏3.2）。
专栏3.2 金万堤论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
1987年6月，刚刚卸任的韩国副总理金万堤[37]在世界银行组织的“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专题研讨会”上对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进行了全面的评论。他认为：
1961年，朴正熙政府上台执政，他决心使国家政权成为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一个积极力量，而不让它变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做法主要是使价格制度趋于合理；同时他们把实际利率提高到可以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程度。此外，政府在放宽进口方面，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从而降低了工业资金投入的成本，提高了本国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
这些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在政府的外向型市场政策的鼓励下，1962年至1967年期间出口产品增加了近40%；这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6.9%的惊人速度递增，而在此之前的年代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加0.7%。
头两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韩国的政策制定者；于是他们开始在下一个10年中花费更大的力气进行组织机构的建设。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发展二级金融市场。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在农业方面进行的。1969年至1970年间，朴正熙开始实行一项全面振兴农业的纲领，或称新村运动，这一纲领重点着眼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扩大乡镇非农产业；它的执行，迅速地提高了农业的增长率及农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政府的那些制定经济计划的人们，却偏离了他们在60年代改革时所实行的那种成功的方针路线。造成这种偏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鼓励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进口替代的政策；这一政策于1972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贯彻。
政府要实现这些宏大的计划，就必须改变以前的做法，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市场的力量。加速工业的转变，需要政策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因而政府全部贷款中有1/3~2/3被作为“政策性贷款”，用来资助发展重化工业生产。政府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以保证对利润率的考虑不致妨碍那些被视为必然加重工业机构的政策的执行。在70年代开始对那些能够促使某些特定工业发展的领域中的资源配置进行干预，有时甚至还干预一些企业的资源配置。
政府加强干预，造成了许多损害宏观经济的结果。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过多投资，提高了技术工人的工资，并且使实际工资增加过快的问题不久波及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此外，对工业的各种鼓励，特别是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政府的赤字，以致只能用加速货币发行的办法来部分地弥补这种赤字。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批发物价指数在1972年至1980年期间，平均每年上升20.1%；而在60年代，平均每年上升的数字仅为12%左右。
通货膨胀并不是惟一的恶果。单位劳工成本的迅速上涨，极大地削弱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从而威胁了作为推动韩国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出口业。1979年它的出口自开始实行鼓励出口政策以来第一次下降。另外，由于国内的储蓄和增发的货币无法完全满足政府这些新做法所需的费用，对国外贷款的需求便显著地增加；到80年代，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最大的债务国。由于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必然要依赖一些大型联合企业；因此，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收入分配。其突出的表现是：在这个过程中，基尼系数从0.35提高到0.39。
1980年韩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5%，国民生产总值的负增长率为5.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有害倾向造成的恶果。加之，在这一年里，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一些事先没有预料的事情：石油价格和利率上涨到了无人敢于问津的程度、农业极度歉收，朴正熙总统被暗杀后政治方面发生了动乱；所有这一切自然都加剧了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政府在整整10年中过度忽视了市场的力量，因而也必然要受到惩罚。
本届政府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上台的。8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调整。调整的重点之一是制定一项稳定价格的纲领，这一改革纲领的第二个重点是放开市场，允许企业家贯彻他们自己的决策。不仅如此，韩国社会不断发展的多元性，也要求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更多地进行一些协商并做出某种妥协；因此，在韩国，计划不是政府用以加强对经济控制的工具；而是一种确定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协调人们对下一步工作的看法的途径。
然而，政府绝没有放弃帮助市场顺利运行的职责。现政府制定了反托拉斯和反垄断的立法。政府支持中小型工业发展的政策有利于实现更大的平等。政策也十分注意强调工业生产中人的能力发展的重要性。
国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关键的领域是，发展社会的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近几年来一批旨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各类机构已经建立并且扩大。作为社会保障网络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全国医疗保险制度已经扩大，全国人口有一半以上都已享受到这一保险；目前，政府正集中力量进一步扩大这一制度，从而使农业工人和城市里的个体经营者都能享受到这种保险。第二个重要的方案是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此项制度将于1988年开始试行，以便使老年人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根据金万堤（1987）：《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南朝鲜的经验教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第4期）编写。
库兹涅茨采用另一种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关系。他在1971年的著作《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将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各自1958年的人均GDP水平划分为8个组别，分别考察其产业结构。其中，印度、泰国在第Ⅱ组，韩国、中国台湾在第Ⅲ组，菲律宾、马来西亚、巴西在第Ⅳ组，日本在第Ⅴ组，意大利、阿根廷在第Ⅵ组，德国在第Ⅶ组，第Ⅷ组包括英国、丹麦、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在1958年这个时间断面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根据它们的产业结构的不同特征，可以对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作出估量。
在原书中，库兹涅茨将电力、煤、气等公用设施和运输、通讯这两大产业划入I（工业）部门。然而按照克拉克原来的划分，即目前各国通行的划分，它们应当属于S（服务）部门。我们若按照后一划分标准对库兹涅茨的分类作出调整，将公用事业和交通、通讯划归第三产业，就可以看到，在1958年这个时点上，无论是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论A（农业）部门的比重是高是低，S（服务）部门在GDP中的份额都高于I（工业）部门的份额（见图3.3）[38]。
表3.6 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1页，表12。
图3.3 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业结构
注：根据表3.6数据整理。图中罗马数字表示在1958年这个时点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分组，如第Ⅷ组代表当时最发达的6个国家，如美国、英国、丹麦等，所反映的产业结构是这些国家的平均值；而当时中国台湾、韩国在第Ⅲ组，日本在第Ⅴ组，德国在第Ⅶ组。
3.2.2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
按照通常的行业分类办法，服务业可以划分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消费性服务业（consumer services），和为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这种划分是理解工业化的最新进展情况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是制造业的关键性的投入，也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基本源泉。
按照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的分类，生产性服务业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类：
第Ⅰ类指专门用于提高制造品价值的服务公司（如贸易公司，设计与产品开发研究所、货物转运商和环境检测实验室）；
第Ⅱ类指专门用于改善消费性服务的服务公司（如医院的餐饮、专门从事房地产诉讼的律师事务所）；
第Ⅲ类指既为制造业也为消费者服务的服务公司，如银行、电信、电力和广告等（见图3.4）。[39]
图3.4 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由来有自，根源在于现代经济增长中分工的高度深化。我们知道，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就把分工看作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然而，由于分工和协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各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就会变得更加频繁，加入交易的人员数量也会日益增加，从而处理这种交易关系的生产性服务活动也会大大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因而迅速增长，并出现了服务业向其他产业，首先是制造业渗透、融合的现象。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有两种基本互动形式：一种是企业中两种业务的“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另一种是制造业“外购”（buying-in）服务业产品。
意大利经济学家罗梅（Valentina Romei）根据对英、美、法、德、意等国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进程。他指出，服务业产出中作为中间投入品售予其他生产者的部分在全部生产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和它在服务业全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都是不断增加的（见表3.7和表3.8）。
表3.7 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占全部生产投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Valentina Romei（2004）：“The Growth of Intermediate Services in Europe, 1911-1990”(《1911~1990年欧洲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的增长》)，Table1，http：//dev3.cepr.org/meets/wkcn/1/1660/papers/。
表3.8 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产出占全部服务产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Valentina Romei（2004）：同上文，Table2。
罗梅还指出，20世纪70年代，英、美、法三国对服务业全部的需求中，来自其他生产者的中间需求占37%；到了80年代，这个比率进一步提高到43%。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对生产提供服务的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一个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用服务增强型产品（service-enhanced）一词来概括这个趋势，认为“今后几十年内，在世界制造业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能够把有形的产品同无形的属性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最令人满意的产品”[40]。他们指出，制造业的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产品愈来愈融生产和服务于一体。对消费者来说，制造品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产品的创意、便利、可靠性、创新性、时尚、按客户的要求定制等属性，这些属性并没有体现为具体产品，但却可以归类为服务。借助信息技术，新的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系统、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物流、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和认证、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活动成为制造业增长的基本来源。
OECD和欧盟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欧盟各国制造业中与服务有关的员工数达到员工总额的40%；据OECD成员国统计，制造业增加值中服务业务创造的增加值高达25%～30%，甚至50%[41]。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公司通用电气（GE）收入总额中服务业收入所占比重，2003年为62.44%，2004年为63.32%[42]。通用汽车公司（GM）下属金融服务公司2004年利润达到29.1亿元，占GM全部利润的80%[43]。
由于现代制造业已包含许多服务内容，例如研究开发、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产品设计、物流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等，甚至以服务作为主要内容，有些原来的制造业企业甚至因为主业已经改变为从事服务而被重新归类为服务业企业[44]。这样，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为“服务业-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3.2.3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够对提高效率起重大作用？
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曾经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在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nonprogressive” sector，或“stagnant” sector），如制造业等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快速，而市政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都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制造业这样的“进步部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因而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将拖累整个经济的增长。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病（Baumol's cost disease或Baumol's disease）[45]。此论一出，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媒体和学界纷纷发表意见，担忧发达国家服务业超越制造业的发展会引起“产业空洞化”（industrial hollow-out）。
不过，这一讨论并没有持续太久。特别是90年代美国迎来了历史上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的增长黄金时代。“鲍莫尔病”一方面与现行统计方法大大低估了服务业产出增长有关[46]，另一方面从1995年以后的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领先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根据波斯沃斯（Barry P. Bosworth）和崔普雷特（Jack E. Triplett）的研究，从1995年到2001年，美国27个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商品生产部门的2.3%；而且，这种增长并未集中在少数部门，在其研究的27个服务部门中的24个行业都在同一时段实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更有17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加速增长，电信、批发业和零售业、金融是发展最快的部门[47]，这意味着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并非必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鲍莫尔病”已经治好了。
20世纪晚期经济学的新突破更为讨论服务业发展的效率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总成本是制造成本（诺斯把它叫做transformation costs，即转形成本）[48]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总和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就能清楚地说明服务业发展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意义。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会愈来愈频繁，交易的范围也会愈来愈广阔，因此用于交易的资源也会愈来愈多。诺斯指出，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里有近一半用于交易[49]。服务业正是处理交易活动的，所以服务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生产性服务业的首要功能，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随着现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早期市场经济逐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市场制度变成日益精巧和复杂的系统。市场交易需要由一定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批发贸易、金融、合同和治理结构的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等等来支撑。以上这些活动，都属于服务业的内容。所以市场经济愈是发展，服务业也愈是发达；反过来说，服务业愈是发达，市场也就愈能更有效地运转。
理论经济学家所分析的这种情况，无论在制造业中还是在商业中都真实地存在。
图3.5 微笑曲线
拿制造业来说，宏碁（Acer）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用“微笑曲线”[50]来描述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
从图3.5可看到，在价值链两端（研究开发、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物流管理、金融等服务）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而中段（加工、组装、制造等传统的制造业行业）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因此，成功的企业总是尽力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以便提高附加价值和盈利率。
拿商业来说，香港利丰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冯国经指出，在综合物流从原料到消费的整个价值链中，制造环节产生的价值只占1/4，而3/4都是交换环节产生的，因此后者最具降低成本的空间，被称为能够提供更高附加价值和盈利率的“软三元”[51]。
甚至对于农业来说，19世纪末叶以后先行工业化国家农业科学的进步和农业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商业以及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在内的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大大有利于解决所谓家庭农场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因此，与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所起的作用相类似，服务业与农业的一体化也对提高农业的效率和农户的收入水平起了重大作用[52]。
这样，与服务业的发展相适应，工业化的概念也大大拓宽了。它不仅意味着工业的发展，还意味着用现代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产业化）和产业之间的融合。于是，industrialization常常被理解为“产业化”，而非“工业化”[53]。服务业的发展不但能够降低加工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对于降低成本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建立强大有效的服务业就成为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