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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10章 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集 中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以政府作为总管理处的“国家辛迪加”。政府对这家国家大公司实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它直接在国有生产单位（“企业”）之间配置资源，决定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于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成了“宏观经济问题”，而没有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微观经济决策开始程度不等地由企业自主作出，于是出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这样，也就使我们有必要对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作专门的讨论。
10.1 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前，虽然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分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学也没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利率及其他物品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弹性，可以实时地反映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别市场上的供求出现失衡，也能够通过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在各个市场之间流动，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和市场总体的均衡。所以，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相互协调的。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上述古典经济学理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回应这一挑战的过程中，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0.1.1 凯恩斯革命与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均衡都建立在以下条件之上：
总供给=总需求
或：
消费+储蓄+政府收入+进口=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
如果从实物形态看，等式两边总是相等的。如果各种物品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弹性，能够实时地进行调整，在价值形态上两者也总是相等的，不可能发生总需求不足和导致经济危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危机为何能够发生时指出：上述推断只有从长期的观点看才是正确的。在短期内，价格如果不能立即调整到位，那么，宏观经济的短期失衡会经常发生。
自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成为理论经济学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前者考察家庭、企业等个体经济活动，后者考察整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活动。
二战以后，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2009）等经济学家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长期分析综合起来，形成了名为“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一种“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体制：它以私有部门为基础，同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部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张是，当出现总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的情况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需求来加以救助；反之，当出现了总需求过旺和经济过热的情况时，则主张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总需求来加以抑制。
二战后，英美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遭遇经济衰退时，通常都会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扩张性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和消弭经济危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萧条得以缓解的同时，通货膨胀[1]（inflation）往往又接踵而至。这时，宏观经济部门就会转而采用紧缩性的政策来加以抑制。
10.1.2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论争
坚持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常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家——new classical economists），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并不认同凯恩斯的论点。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stagflation）。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干预政策是“滞胀”的根源，“滞胀”的出现动摇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这些经济学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分析经济长期运行的有用理论和方法。
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遵循的集体主义逻辑必然趋向于实行集中计划；第二，从宏观经济去寻找危机的根源是错误的，因为衰退乃是由微观原因造成的。而且，政府项目的扩大，只会窒息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活力而增加困难。
货币主义的中心命题是：管住货币，其他事情让价格去决定。货币主义者认为，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关系；长时期的平均失业率由经济内生的“自然失业率”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使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发生变化，从而使实际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的左右，但最终仍然更收敛于自然失业率（专栏10.1图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派别是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理性预期学派。它的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在公众未能预见到政策后果、存在“货币幻觉”的条件下。然而，人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形成和修正自己的预期。在人们具有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干预政策就会失去效果。
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中，供应学派（supply-side economists）是一个异数。他们并没有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把论述重点放在如何采取实际政策来发挥“供给方面”（企业方面）的活力。
面对西方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态势，1980年就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里根采纳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的主张，采取了私有化、减税、放松管制等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活力，并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取得成效，使美国重新夺回了在汽车、电子等工业的霸主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但是，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反驳，认为危机正是由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专栏10.1 菲利普斯曲线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分析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得到了最简明扼要的反映。
1958年，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的统计资料提出，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替换的关系：当物价上涨率较高时，失业率就较低；当物价上涨率下降时，失业率就上升（图1）。它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沿着菲利普斯曲线寻找一个最佳点，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缓解失业，或者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图1 菲利普斯曲线
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货币供给的过量增长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失业率趋向于其自然失业率（图2）。
图2 预期的通货膨胀如何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
对于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完全不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早期，人们在尚未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和存在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的情况下，会增加投资和就业，但是当人们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就业水平又会回到自然失业率。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宏观经济部门的行为会产生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而不会受到货币幻觉的误导，失业率将始终保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而不会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而改变。所以，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图3）。
图3 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在争论中，部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对老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作了调整。他们指出，由于名义工资和价格黏性（stickiness）的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一条下斜的线。不过，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愈高，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也愈高。因此，政府不应当单纯依赖短期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这样只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和失业率提高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而应当采取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和扩大就业等措施来降低失业率。
根据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资料编写。
10.1.3 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变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方面，在其他方面并非那么水火不相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问题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讨论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时，我们着重分析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即问题的需求方面；在讨论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时，我们就要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供给方面去，研究它的长期增长是靠哪些力量支撑的，或者说，它的增长模式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自然资源、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西方国家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投入实现的，由于自然资源数量有限，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据此，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认为，一旦自然资源无法支撑由人口增长造成的需求增长，人类就会陷入穷困的陷阱当中。产业革命打破了马尔萨斯的预言。在那以后，西欧和北美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表10.1）[2]：
表10.1 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演进
（1）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的早期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随着投资率的不断提高和投资回报递减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最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2）自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后，西方国家进入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
（3）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靠国民经济的信息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推动的。
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往往与它采取何种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以下，我们将按照先短期分析、后长期分析的顺序，讨论中国转轨期间的宏观经济。
从短期的观点看，在1978年末改革开放以来至2008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反复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10.2 1979～1996年间的四次经济波动
10.2.1 通货膨胀是转型国家的普遍问题
不但中国在转轨时期遭遇到多次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1.4里已经谈到过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遇到过通货膨胀的困扰。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是造成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经常出现通货膨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1）隐性通货膨胀的显性化。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早就论证过，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3]也就是说，它的常态是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不过，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实行固定价格制度，需求过旺和供给不足通常并不表现为价格上涨，而是在行政压制下隐性地存在着，并以配给制度和额外的寻求成本等形式表现出来。
市场制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价格制度。所以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后，势必要或快或慢地放开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在短缺的条件下放松价格管制，就会使隐性的通货膨胀显性化。因此，在短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物价的持续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2）在转型时期，特别在它的早期，财政预算存在不少增支减收的因素。一方面，改革对效率提高的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改革的助力、减少改革的阻力，在利益格局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既要增加在旧体制中受到损害的人们的利益，同时又要尽可能保证大部分人原有的利益不受损失，或者对在改革中遭受损失的那些利益主体给予一定的补偿，为了实现这一点，政府需要增加开支以支付改革的成本。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容易在改革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财政赤字加大、货币超量发行的情况，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3）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管理的缺陷和政策差错使通货膨胀不能在早期得到抑制。在转轨时期，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并不容易做到。首先，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以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前提，如独立和有效率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企业财务预算的硬约束等，这些条件在转型时期，特别在它的早期阶段通常并不具备。其次，政府运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居民收入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本来就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让习惯于计划经济中行政命令操作而对现代经济学并不谙熟的官员来承担宏观经济管理的任务，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很难一开始就取得满意的效果。最后，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决策很容易向短期利益倾斜，因而往往为了获得短期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付出通货膨胀等长期的代价。
这样，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通货膨胀也不时显现，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严重（表10.2）。
表10.2 价格指数（1978～1997）（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注：1985年以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职工生活费用指数。
10.2.2 1979～1983年的第一次经济波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民心振奋，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和投资冲动。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没有考虑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的实际情况，继续按照过去的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组织了一次新的“跃进”，即所谓“洋跃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1978～1985年期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以便工业总产值在1978～1985年期间，每年增长10％以上。为了实现新的“跃进”，在几个月中同国外签约引进了耗资160亿元的9套大型化工项目，以及耗资600亿元的宝山钢铁厂、100套综合采煤设备等22个项目。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这样多的大型项目同时进入建设高峰，对国民经济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于是出现了新一轮经济波动。[4]
首先，预算赤字和货币发行迅速增加。1978年预算节余10.1亿元，1979年赤字猛增到206亿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形成了很大的货币扩张压力。现金（M0）供应的年增长率由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银行信贷余额的年增长率由1979年的10.2％提高到1980年的18.3％。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态势下，虽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受到行政管制，但部分放开了的价格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由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2.0％和1980年的6.0％。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然而，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大搞基本建设之风没有得到扭转和继续进行“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这个方针没有得到落实。中共中央在1980年冬季决定在下一年度以更大的力度“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5]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在“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背景下进行的[6]，采取了以下一些紧缩措施：（1）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项目；（2）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3）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并向国有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在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1981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到达了谷底（表10.3）。对外贸易也由赤字转为盈余。
表10.3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78～1983）（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0.2.3 1984～1986年的第二次经济波动
第一次降温不久，以下因素又促使中国经济从1983年开始升温，并在1984～1985年之交形成了过热：
第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定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2000年的20年间，前10年是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是，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在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下，从1984年初开始，各地方政府竞相攀比，层层加码，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以便“提前翻番”。尽管后来中央政府一再号召“不要头脑发热”，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下马中上马”，“批评中前进”的口号，继续扩张，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很难得到遏制。
第二，1984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扭转了1981～1983年期间的计划经济思想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因此群情振奋，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中国经济也将很快腾飞。此外，预定从1985年起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的改革在设计实施办法时发生了一项技术性错误，即规定以后中央银行给予银行的贷款额度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于是，各专业银行为了提高1985年的贷款基数，逐级下达指标，要求尽量扩大1984年的贷款规模。有的基层银行甚至送款上门，要求企业多贷款。
第三，1984年10月适逢建国35周年大庆，有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倡“能挣会花”，一些机关和企业突击提高工资、发放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更使得经济过热势头火上浇油。
上面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是：货币供应迅速增加。1984年，银行信贷总额比上年增长了28.8％，其中，仅12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4.4％。现金（M0）发行比上年增长49.5％。1985年第一季度末，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9％、39％和44％。从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物价迅速上扬。
从1984年末到1985年，对于经济是否过热和是否应当采取紧缩政策，不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决策层中都存在着意见分歧，因而迟迟未能作出政策决定。当时，国务院领导确认货币流通出现了不正常情况[7]，在1985年上半年连续召开了三次省长会议，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制止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是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到了年中，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估计才趋于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派出检查组分赴各省检查，监督压缩基建项目的实施情况。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除加强贷款额度控制外，还连续两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在行政措施与经济措施并举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在1985年下半年开始回落，投资增长率也在同年第三季度逐月回落。1986年第一季度，M0和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下降到14％和1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GDP增长率也都迅速回落（表10.4）。
表10.4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83～1986）（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984～1986年的经济波动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和政策争论。
早在1984年末、1985年初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时，经济决策咨询部门和经济学家就针对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超越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货币供应有限度地超前，对生产是一种推动。厉以宁教授以他的“非均衡理论”论证了扩张性政策的合理性。他指出，供不应求的状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国民经济将始终处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非均衡”状态之中，如果想人为地用宏观控制措施压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高速增长，而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力度减弱，因此，“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可取的。[8]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经验已经反复证明，通货膨胀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同时，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进行经济体系包括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要以总需求同总供给比较协调、经济环境比较宽松、国家财力有一定的余地为前提，以便保证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不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中共中央和政府应当采取果断的态度，抑制需求，改善供给，在经济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治理的条件下，迅速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让新经济体制运转起来，促使国民经济尽快转入良性循环。[9]
在这场争论中，对从理论上廓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经济学家之间的深入讨论，对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了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结论。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被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大师的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18~2002）的发言，使那种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名义宣称“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托宾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简报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主张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收入政策来避免危机，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10]会议召开以前，国务院领导人曾经会见与会的外国专家。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作的分析也坚定了中国政府实施稳定经济政策的信念。
这场争论的政策性结论，则是由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说：“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11]这次会议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1986～1990）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四条指导原则，其中至少有两条直接与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它们是：
（1）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防止盲目攀比和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生活的紧张和紊乱，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2）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在妥善安排人民生活的同时，要十分注意根据国力可能来确定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做到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以上论述，是改革开始以来正确处理改革与增长、改革与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可惜的是，没过多久，这些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教训似乎又被人遗忘，于是又发生了从1986年开始、1988年全面爆发的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10.2.4 1987～1990年的第三次经济波动
是否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运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往往并不取决于学理上的正误，而是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利益所左右。在1984～1985年的经济过热刚刚降温时，又不断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种“通货膨胀有益无害”的鼓吹到1988年春季达到了最高峰，1988年8月终于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月零售物价上涨合年率80％）和抢购风潮。
按照中国政府的原定计划，1986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继续稳定经济，以便迎接1987年开始的“大步改革”。[12]然而到了1986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2月还出现了GDP的零增长，这时，政府领导人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结果，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再次抬头。但这时有些领导人受“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影响，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于是，1988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快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这样，到1988年中期，M1和M2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
1988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5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定的高层会议上，参加会议的部分经济学家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了“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他们当时的依据是：（1）1987年第四季度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向其他领域扩散；（2）交通、生产资料供应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3）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4）4月的储蓄出现了负增长，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政府领导人的首肯。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拉丁美洲经济情况的观察，认为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也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领导人由此得出了可以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实行物价改革“闯关”的结论。[13]
1988年下半年的事态，并没有按照领导人的乐观估计发展。6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进行物价—工资“闯关”以后，通货膨胀预期迅速形成。1988年下半年对上年同期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攀升至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计划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等寻租活动的蔓延，更加剧了群众的不满。这一切都使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酿成政治的不稳定。
为了控制爆发性的通货膨胀，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止审批计划外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公司，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强化物价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随着198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包括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和检查，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并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提高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地调整了利率政策。由于通货膨胀高扬，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了储蓄存款利率，使实际利率呈现较大负值。为了抑制实际利率走低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于1988年9月和1989年2月两次调高了利率，为进一步稳定金融形势，保护存款人利益，还同时对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
这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措施虽然使得通货膨胀率很快下降，但付出的代价也很不小。1989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下降至谷底，M1和M2年增长率下降为-1％和13％，相应地，物价迅速回落。但与此同时，市场表现疲软，工业生产下滑，企业开工不足，就业压力增大，财政状况恶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过冷局面（表10.5）。
表10.5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86～1991）（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0.2.5 1991～1995年的第四次经济波动
针对1989年第三季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情况，从第四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开始大量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以“启动”处于低谷的国有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还于1990年3月、8月和1991年4月相继三次大幅度下调了存、贷款利率。但是，由于人们的景气预期处在很低的水平上，民营经济也处在受压制的状态之下，尽管1990年的广义货币（M2）年对年的增长率达到28.0％的高水平，GDP的增长率仍然只有3.8％。
1991年，中国经济才由逐渐复苏的民营经济领头，开始走出谷底。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他的讲话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新的改革和发展的浪潮。
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分别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推进本地区、本单位的改革开放，对市场作用范围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央政府部门对推进改革却显得消极被动，它们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需要由国家领导机构推动的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关键部门的改革。[14]与此同时，还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1992年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高达35.7％和31.3％。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了基本建设铺摊子等方面，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同时，很快吹起了集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泡沫。
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1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大致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观点：（1）认为出现过热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推进太快。他们的“潜台词”是应当放慢改革，加强计划控制。（2）同意已经出现过热的分析，但和第一种意见相反，认为出现过热的根本原因是关键部门的改革仍然进行得不够快。他们主张采取果断措施稳定经济和推进改革。（3）认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既保持了高速度，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对前一段经济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应当继续这样做。（4）对改革的推进状况不甚满意，但认为经济增长的形势喜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国高速成长中的必然伴生物，不应采取紧缩措施，以免妨碍高速增长势头的持续。
上述争论持续了将近1年的时间。直到1993年春季，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十分明显，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10％以上，人民币的美元汇率在1992年11月到1993年5月的6个月期间贬值45％，这时，多数人的看法才逐渐接近。加之1993年4月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使最高领导层作出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1. 应急措施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6号文件”），宣布采取16项措施来稳定经济：（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2）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3）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4）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5）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6）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7）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8）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9）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10）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11）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12）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13）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14）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15）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16）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加强集团购买力的控购管理工作。
2. 根本措施
这次调整和过去历次调整主要靠加强计划管理很不相同的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这一轮过热的制度根源，这集中地体现在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要求改革在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整体推进，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这样，1993年中期出台的稳定经济的具体措施可以分为三类：（1）行政措施，包括限期收回违章拆借的贷款，加强对专业银行贷款的额度控制，重新审定投资项目等；（2）经济措施，包括两次提高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恢复保值储蓄，发售国债等；（3）进行改革，以便消除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和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体系改革等。
“中央6号文件”出台以后，很快就使过热的势头受到抑制：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从6月的34.0％降到了10月的15.6％；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从74.0％降到了58.0％；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上涨率从53.0％降到了31.4％；外汇调剂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也从1美元兑11.5元人民币回落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
与政策方面的争论同时进行的是，如何理解和正确处理抑制通货膨胀与缓解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主张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据，这就是通胀虽然有害，但由于它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是相同的，所以人们虽然会对通胀不满，但不会有人挑头闹事；失业则不同，它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此，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失业。持另一种看法的人们反驳说：这种把通胀和失业看作具有负相关关系，因而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是老凯恩斯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过时理解。第一，现代经济学早已超越了这种过时的理解，认识到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沿着一条固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去寻找通胀和失业都能为社会所承受的最佳点的办法早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我们不能重蹈二战后初期部分国家用这种以通胀缓解衰退最终造成“滞胀”的覆辙。第二，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所以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作用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因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和社会不安定。第三，用放松银根来缓解失业主张的实际含义，无非是用贷款去支持经营不下去的国有企业发放工资和各种补贴。不是通过改革去发挥企业的活力和提高它们的效率，从而增加就业岗位，而是用贷款对企业进行变相补贴，只能缓解失业于一时，决非长久之计。何况中国失业问题最严重的方面和一般基础，是农村中数以亿计的失业人口使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恶化。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维持国有企业冗员的就业，即使能够暂时减轻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压力，但由于不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所帮助，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失业问题。[15]
表10.6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92～1996）（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0.3 1997～2008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在前一节的讨论中，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外部经济因素，单纯分析各种国内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事实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取得进展，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本节中，我们要把外部因素加进来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
10.3.1 1996～2002年：出口支持的经济繁荣和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应对
正如第8章8.1.3讨论过的，1994年的外汇改革和人民币深度贬值，意味着中国全面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从那以后，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贸易平衡也由以前的顺差逆差互见转变为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顺差。
巨大的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表10.7）。这使中国经济在从1993年中期开始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内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在1994～1996年的3年中继续保持每年10％左右的GDP增长率。
表10.7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1993~2002）（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但是，这种靠出口需求支撑的繁荣，很快就受到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中崛起，创造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也紧紧跟上，骄人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领先，在90年代初期跨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Es）行列。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和商品，支持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的经济繁荣，因此被称为“东亚奇迹”。[16]
早在举世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也有冷静的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潜在的危机发出了警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11/12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17]的论文，认为东亚诸国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它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不外乎是国内高额储蓄所提供的投资，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其增长速度注定会跌落下来。
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正面回应。就在1995年和1996年东亚经济连续两年高增长、人们对克鲁格曼的警告已经淡忘时，爆发了一场波及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
专栏10.2 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爆发
这场危机从泰国开始。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狂跌20％。到10月20日，泰铢贬值53.32％。危机迅速扩展到东南亚和东亚各国。印尼盾贬值49.67％，马来西亚币贬值31.80％，新台币贬值9.49％，新加坡元贬值9.37％，日元贬值5.66％，韩元贬值4.08％。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亚经济造成的资产缩水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是在以下背景下发生的：第一，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第二，它们在允许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采取了固定汇率制，使货币政策丧失了主动性。第三，由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急剧扩张，使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流动性泛滥与资产泡沫。一旦出现局部性的资产减值和流动性收缩，就会通过连锁反应迅速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形成全面的流动性短缺。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银行体系因为出现巨大黑洞而面临崩溃。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出巨资救援本国的银行。日本（1992～1998）、韩国（1997～2000）和印尼（1997～2000）为挽救银行形成的财政损失，分别达到GDP的21.5％、14.7％和55％。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亚洲各经济体增长率下降，进入长时期的停滞。同时，大批外资从该地区撤出，造成了长远的影响，还触发了印尼等国酝酿已久的国内政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也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急剧波动。伦敦股票市场从1997年10月初的3077.98点跌至10月24日的2849点，跌幅达8％。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跌554.26点，迫使纽约交易所9年来首次使用暂停交易制度。1997年11月，日本先后有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或倒闭，日元兑美元也跌破1美元兑换130日元大关，较年初贬值17.03％。直到1998年2月初，危机持续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根据黄海洲、王水林：《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几点建议》（《财经》2003年第20期）等资料编写。
这一危机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
在中国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见第8章8.2.2），遭遇了邻近国家货币的深度贬值和进口削减，使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和从这些地区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减少，从而加剧了中国市场疲软的状况。
中国经济受到冲击，除了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类似的原因外，还有自己特殊的成因：
第一，1993年以后紧缩措施的惯性。20年来，中国经济大致按照“高涨—膨胀—紧缩—停滞—放松—扩张”的轨迹发展。从1993年夏季开始的宏观调控一直持续到1997年。正像一切国家平抑物价的货币政策措施通常都会出现滞后效应一样，1998年中国经济也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
第二，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废弃一部分多余的生产能力，如纺织业在3年内要减少1000万锭纺锭，占原有纺锭总量的25％；另一方面还要有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1997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达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新的工作，1998年仍有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这些都会造成需求的减少。
第三，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旧的由国家统包的制度破除得快而新制度建立得慢，所以人们的储蓄倾向有所提高，即期消费有所减少。
以上内外因素同时发生作用，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初开始掉头下行，同时进入了长达两年的通货紧缩、物价指数下降的过程（表10.8）。
表10.8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97～2002）（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自1998年初开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1）从需求方面看，宏观经济部门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第一，实行以国债投资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2001年的4年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5100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第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与财政拨款总额也大致相等。第三，与财政政策配套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为适度扩张，中央银行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这种由政府直接创造需求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很快地增加需求，以便遏止投资下滑的势头。但是，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特别是长期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也有它的消极方面：一是财政投资具有减少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二是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政府财政投资缺乏效益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政府投资所发的国债最终需要增加税收来偿还，这样就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投资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所以大致从2000年就出现了这样的呼声：“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逐步淡出，政府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向增强供给方面的活力。[18]
（2）从供给方面看，正像20世纪80年代初应对“滞胀”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在经济放慢的情况下，除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方面的政策外，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发挥企业活力来应对衰退。
从1998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需求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提高供给方面的活力，其中包括：第一，根据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的要求，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成为产权明确、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第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民营企业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包括在国家经贸委设立中小企业司，专司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金融系统强调了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基金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并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一些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第三，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对石油、通信、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进行了重组，同时进行这些企业的公司化改制，主要做了三件事：（1）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2）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3）企业经过重组在海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建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以上措施，释放了中小企业的创业积极性，改善了它们的财务状况，扩大了就业，并且使市场活跃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两方面政策的作用力度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到世纪之交，供给方政策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超过了需求方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民间投资已经成为社会投资的主要部分，影响力在逐渐增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19]表明：1999~2001年，各类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快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还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平均增幅。（表10.9）。
表10.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998～20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由于国内民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到世纪之交，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民间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出现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据国家统计局报告，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
第二，在供给方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1999年政府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于是，在2001年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都没有起色、全球贸易的绝对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大幅增加，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到2000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2000年中期，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10.3.2 2003～2008年：流动性过剩下的繁荣
从2003年初开始，中国经济急速升温。这次经济升温，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第一，由“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拉动的空前投资热潮。
2002年末、2003年初，各级党政领导进行换届，随后许多地方的新任领导提出了规模宏大的市政建设（民间称为“形象工程”）和工业建设（被称为“政绩工程”）计划，于是，投资快速升温。2003～2008年期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25％以上（图10.1），其中尤其以房地产投资为甚。此外，许多地方宣称“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要求把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作为本地投资的重点。[20]
图10.1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2~200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面对2003年开始的这种形势，企业界、学术界和政界都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意见。从2003年初开始，就有部分学者提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需要进行调整，但是直到2008年初，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然认为，只有部分行业出现了“局部过热”，只要对这些过热的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就不会转化为“全面过热”。
由于对宏观经济的走势存在不同的判断，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开始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4年才开始逐步淡出。即使被确定为“局部过热”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宏观经济部门的“窗口指导”指向也不十分明确。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要求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规范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第二套及以上购房的首付款比例提高，以及贷款利率上浮，意在控制房地产信贷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但是，两个月以后，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提出要保持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样，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有所增加，2003年全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高达49.1％，购房贷款增速也高达42.9％。
在“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的总体判断下，有关行政部门加强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被视为“过热行业”的投资审批、市场准入等行政控制。不过，个别行业的微观干预对改善宏观经济并不明显，而寻租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更容易蔓延。
第二，外汇占款的迅速增加，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被动扩张。
我们在本书第8章8.1.3中谈到过，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正像其他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地实施这一政策一段时间以后，中国也遇到了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贸易摩擦加剧和货币政策作用空间收窄等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不断增加的趋势。2001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幅达到28％，此后6年一直保持在30％以上，增长最快的2004年达到创纪录的5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占款，即中央银行为收购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增加（图10.2）。
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低估固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出口，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福利损失（作为出口国的中国补贴进口中国产品的西方国家），而且不利于促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21]与此同时，根据蒙代尔-佛莱明三角模型[22]，在资本一定程度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保持固定汇率，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主动性，只能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这一切都是对中国不利的。因此，他们主张，根据东亚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应当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同时大力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提高。
图10.2 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1999~200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9.1）。
不过，他们的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被多数人所接受。占主流地位的意见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出口增幅降低，所以应当坚持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出口增势。直到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宣布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但是，由于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强化，再加上中美之间的贷款利率倒挂，吸引了国际上的“热钱”以更快的速度流入。所有这些都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增无减，从而迫使中国人民银行继续不断地投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23]
面对货币投放的快速增加，中国人民银行自2002年6月起开始实施以国债正回购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以回收银行间市场过多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当年外汇占款增长势头过猛，到当年9月末，中国人民银行手中的3000多亿元国债头寸已被用完。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自2002年9月24日起开始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在银行间市场回收流动性。但是，面对基础货币的大量释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努力很难奏效。2003年以后，广义货币（M2）对GDP的比率始终保持在150％到160％左右的高位上（图10.3）。
图10.3 广义货币（M2）对GDP的比率（199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这样，中国大陆就面临着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金融系统中虚拟资产大量积累，资产泡沫形成。2006年，不仅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股市价格也一跃而起。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从年初的1163.88点上升到年底的2675.47点，以后继续攀升，2007年10月16日达到6124.04点的历史最高点。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迅速抬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7年第二季度突破温和通胀的底线（3％），以后一路攀升，到2008年达到8％的高位。
就在这个时候，由2007年7月华尔街次贷危机演化而成的世界金融体系危机最终爆发，对中国经济体系产生了强大冲击。
10.3.3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2007年，正当中国经济处于景气循环的高位时，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沿着两条路径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1）引发了某些高杠杆率的中国企业发生局部性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它们的资金链断裂，导致金融体系中某种连锁反应，以及资产市场上的价格跌落和“泡沫”破裂。（2）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增长速度开始下滑，从而结束了本轮上升期（表10.10）。
表10.10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2003～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专栏10.3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2006年春季逐渐显现的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简称subprime crisis，即次贷危机）迅速向美国金融体系蔓延，最后演变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
一场有限范围内的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世界金融体系早已存在严重的缺陷。
这种缺陷首先是源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经济自二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结构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零上下。第二，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世界货币体系成为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只受一个主权国家——美国的美联储约束的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这使美国能够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借贷和收取“铸币税”来维持投资及很高的消费水平。第三，为了通过上述机制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美联储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来实现货币扩张和信用扩张。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的这种扩张性的金融政策支持了美国本身乃至全球的经济繁荣，但是从稍长的时间跨度看，它所创造的大量“美元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它的积累使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中充满了泡沫和黑洞，也使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由于有很高的杠杆率而变得十分脆弱，只要受到局部债务危机的触发，就会引起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根据吴敬琏（2008）《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载《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资料编写。
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
2008年年初，沿着2007年下半年的走势，工业生产和GDP依然保持很快的增长势头。3月工业增加值较2007年同期增长17.8％，直到6月，都保持着16％以上的同比增长率，接着，就开始了下降的走势，9月下降至11.4％，10月下降至8.2％，11月更下降至5.4％（图10.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峰值，并且连续3个月维持在8％以上，生产价格指数（PPI）则以更快的速度攀升，8月达到10.1％。但是到了下半年，这些数据都呈现出快速的反转，CPI呈逐月下降趋势，8月下降至5％以下，11月下降至2.4％，12月更降至1.2％，PPI从8月以后急剧下滑，从10.1％直线下降至11月的2.0％，12月更下降至-1.1％（图10.5）。
图10.4 工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0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及2009年各期。
从2007年10月开始，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上证综指跌去了2/3以上（图10.6）。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开始松动，到2008年12月，房地产价格一改过去的上涨态势，转为下跌0.4％（图10.7）。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由2008年前三季度的“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4]，转变为2008年第四季度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方针[25]。
图10.5 物价走势（200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及2009年各期。
图10.6 股价走势（2007~2008）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
图10.7 房屋销售价格走势（200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及2009年各期。
执行“扩内需、保就业”的方针，国务院出台了2009～2010年两年中投资4万亿元的宏大计划，2009年1～6月商业银行贷款增加7.7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4%。总需求的大幅度增加，保证了GDP增长率的迅速回升。
10.4 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前面两节讨论了中国转轨期间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在这一节中，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这种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从短期的观点看，只要有足够的需求，就能支持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度地增长，但是，从长期的观点看，情况却不是这样，宏观经济的短期均衡是受制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的，而经济的长期发展最终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是否具备和能否被有效率地使用。
10.4.1 粗放增长模式的引进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
虽然马克思对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作出过深刻的剖析，并且断言它存在的种种弊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不幸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出于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工业化论战”中，把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他晚年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更把“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进一步提升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26]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把斯大林的这些论断奉为圭臬，在自己的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起，就从苏联学习引进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和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增长战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由苏联帮助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重工业投资占5年工业投资总额的85％。后来，又在1958年按照这种增长战略的要求，进一步发动了“以钢为纲”，旨在以超高速发展重化工业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以造成巨大的国民财富乃至人民生命损失告终。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驱动，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林毅夫、蔡昉、李周把中国当时采取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叫做“赶超战略”。他们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由这种战略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低经济绩效和福利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27]他们指出，1953～1978年，中国在高积累（平均积累率为29.5％）下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年均8.2％（GDP的年均增长率为6.0％）的高速度增长（表10.11）。
表10.11 经济增长基本指标（1953～19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积累率按现价计算。
10.4.2 中国长期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粗放的增长模式
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增长道路，中国是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的。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作出了用3年时间作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增加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1981年，在“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又正式提出“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的方针。[28]
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经济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
首先，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有所恢复，发展滞后的轻工业有所增强。其次，在逐步放宽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后，消费性服务业也有所增长。因此，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21.6％提高到1985年的28.5％。
但是，这两次调整都仅仅是针对传统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结果而进行的，并没有涉及产生这一问题的本源。因此，过了不久，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又再次突显。
由于以上原因，15年以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第十个五年（2001～2005）计划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的要求。[29]
“以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这一提法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产业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向什么方向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乎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配置者，由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的行政命令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它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在前一种情况下，经济资源在自由交换中流向可以获得最高效率的地方；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反映的则是行政官员的意志和要求。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配置权力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由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优先投入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配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许多地方便不顾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工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配置资源，用经济“重型化”或“重化工业化”的办法来提高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于是在世纪之交很快形成了大规模投资，“铺摊子、上项目”的全国性热潮。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投资驱动的“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靠过度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投资在GDP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超过44％，突破历史峰值（图10.8），也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30]
图10.8 中国投资率的不断提高（1952~2012）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数据库。
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苏联式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很快就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后，投资驱动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过去发生过的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了内需的不足。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又不突出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加工业，向发达国家出口，用净出口补充内需的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问题在于，正像我们在本章10.3.2讨论过的那样，中国在成功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十年多以后，步日本等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后尘，出现了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外汇占款剧增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等问题。出口导向政策不能长期原封不动地保持，它面临着进一步市场化的调整要求。
但是，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涉及内需不足如何弥补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大大减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仍然处在低水平的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都很难获得解决。
10.4.3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正如我们在本章10.1.3中已经谈到过的，西方国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的早期经济增长中所遵循的，也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实现了从投资驱动转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型，这些矛盾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倡导者索洛（Robert M. Solow）用自己对生产函数各项要素的分析来说明这两种增长模式的区别：
Y=Kα·L1-α·A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α和（1-α）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A代表K和L所不能解释的余量。索洛指出，如果单位劳动产出（Y/L）只由资本投入（K）决定，则投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报酬的递减。这样，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要不断提高，否则增长率就会下降。然而，1909～1949年美国的统计数据却表明，它的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人均增长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索洛解释说，为什么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余量A在支持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索洛把余量A（“索洛余量”）定义为“技术进步”。索洛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单是指工艺上的改进，而且泛指一切在投入不变情况下的产出增加，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提高。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1902~1998）探索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原因。他指出，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它的报酬是递增的，因此，教育的普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报酬递增总量是与现代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31]
总之，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经济增长模式由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发展模式的转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把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2006～2010）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根据各国的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是：
（1）尽快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低效农业向具有较高效率的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
（2）发展科学教研事业，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3）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尽量向产业链（“微笑曲线”[32]）的两端，即研发（R ＆ D）、设计和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高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务性业务延伸（图10.9）。
图10.9 微笑曲线
（4）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
（5）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社会的各个产业，以便节约信息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种外生的，即由外部传入的因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因此，以罗默（Paul Michael 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变迁乃是人们自觉活动，如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而这类人类活动的状况，又取决于通行于该经济中的规则和制度。
从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技术进步缓慢，症结不在于新技术无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
具体地说，传统粗放发展方式向集约发展方式的转型难以顺利实现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的退出存在着多重体制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达到产值高速增长等政绩目标。[33]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新体制建设的迟滞，也会阻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进程。因此，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准备更好的条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应当通过完善制度和改进政策，来培育新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在产业提升的过程中，一部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在不能不做“减法”的同时，还必需努力做“加法”，加快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实现产业振兴。
有些人认为，中国技术力量薄弱，创新能力不强，不具备创建高附加值产业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提升还不现实。这种观点可能有以偏概全的缺点。虽然中国总体水平还不够高，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还很低，但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展起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而且因为人口基数大，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此外，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技术人员的自主创新为数并不少，其中有些甚至已经走到了国际前沿。目前，除了中国规模巨大的加工制造业广泛存在提高附加值的空间外，世界许多产业都面临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突破。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种大好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赢得国际竞争，包括最高层次的技术标准制定的竞争，发展出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也是完全可能的。
[1] “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是由于在中文文献中把inflation译为“通货膨胀”，使许多人误以为它的含义是货币的超额发行。
[2] 关于增长模式转变更详细的讨论，见《中国改革三部曲》Ⅲ：《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2章。
[3] 科尔奈（1978）：《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4] 造成这次经济波动的一个体制性因素，是在国有企业中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关于这一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已在第2章2.2.2中进行过讨论。
[5]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1980年12月16日），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8～254页。
[6] 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1979年3月8日），见《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1981年12月22日）和《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1982年1月25日），同上书，第220～223页、275～277页、278～280页。
[7] 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1984年12月31日），见吴敬琏、胡季主编：《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8] 参阅厉以宁（1986）：《关于经济改革中急待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6年第5期；厉以宁（1986）：《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6～471页。
[9] 参阅吴敬琏（1985）：《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02～210页；吴敬琏（1985）：《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同上书，第211～229页；刘国光、赵人伟（1985）：《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93～203页。
[1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1986）：《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
[11]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12] 赵紫阳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86年1月13日的报道。
[13] 柳红（2002）：《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7～270页。
[14] 吴敬琏：《全力以赴，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载《改革》，1992年第2期，第4～11页。
[15] 争论双方的主要论点，见《改革》1994年第2期，丁鹄、吴敬琏、厉以宁、马宾、张卓元等的文章。
[16] 1993年8月，世界银行发表其大型研究报告：The East Asia Miracle（《东亚奇迹》），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7] Paul R. Krugman（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亚洲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 Nov./Dec.，1994.
[18] 吴敬琏（2000）：《经济走势出现转机，还须加大改革力度》，见《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6～82页。
[19] 卢中原（2002）：《民间投资态势分析》，见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选》，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109~121页。
[20] 参见《中国改革三部曲》Ⅲ：《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1章。
[21] 余永定（2003）：《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月号和10月号；吴敬琏（2006）：《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的发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21日。
[22] 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有时也被称为“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Krugman's impossible trinity），是指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间，只能取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同时具备。
[23] 李超、周诚君（2008）：《中国流动性过多与外汇储备累积》，载《金融研究》，2008年第12期。
[24]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3月5日）。
[25] 见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报道：“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确定扩大内需十项措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9/content_10331258.htm。
[26] 斯大林写道：“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参阅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27]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8～66页。
[28] 《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4日。
[29] 江泽民（2002）：《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0] 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带有过度投资倾向的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最高水平（32％）。至于美国，即使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高速工业化时期及二战后恢复时期，其投资率也从来没有超过20％。
[31] 舒尔茨（1951～1988）：《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9页。
[32] “微笑曲线”是在中国台湾实现新台币汇率自由化、以代工（OEM）为主的出口加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宏碁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施振荣用以说明产业升级道路的图示。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产业链一直在向附加价值高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他据此制定了宏碁超越简单加工的新战略，这种转型战略也为许多台湾企业所成功仿效。见施振荣（1992）：《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4年（第二版），第296～298页。
[33] 消除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基础，见《中国改革三部曲》Ⅲ: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