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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前言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是制定“十一五”（2006～2010）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它详细地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相关问题。这本书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但是，在那次大辩论看似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在中国的理论和政策讨论中常常发生一种“引喻失义、数典忘祖”的现象。一种观点或政策经过辩论好不容易被学界和政府官员普遍接受，写进了党的文件，成为政府的工作指南，可是不要多久，在人们头脑中保留的，往往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至于它的内容，则在实际执行中发生飘移畸变，甚至完全走样。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型，是“九五”（1996～2000）计划明确提出的要求。然而经过了三个多五年计划（规划），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由此导致粗放发展引起的种种恶果，例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问题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究竟要从哪里转向哪里，也往往成了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策摇摆，方向不明。
凡此种种，都表明重温世纪初那次大讨论很有必要。重印这本书也有一定的价值。
1. 本书的写作背景
这本书的第一版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2005年11月出版的（版权标注为2006年1月）。在此之前，为总结“十五”（2001～2005）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研究如何制订“十一五”（2006～2010）规划，针对应当按照什么样的工业化路线和增长模式规划中国的国民经济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苏联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经济工作方针。
苏联在建国初期采取了发达国家在19世纪通行的经济增长模式，靠大规模投资于重化工业推动国家工业化。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求迅速发展重化工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为了同西方国家相抗衡，苏联应当尽快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这本来是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政策安排，但是斯大林为了在党内斗争中给主张平衡发展的党内竞争对手布哈林戴上“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就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高度，并且杜撰出“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
从此，采取西方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遵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可能的选择。
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人却发现，采取这样的增长模式，由于抑制了要素使用效率提高这一增长的另一源泉，苏联在赶超西方国家的征途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他们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苏联经济学家采用与现代经济学生产函数分析相类似的方法，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粗放型增长”，而把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实现的增长称为“集约型增长”。苏联党政领导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分析，在往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提出了从前者向后者转型的要求。虽然由于未打破苏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转型并未取得成功，但是他们无疑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
在当时，苏联的讨论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选择正确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比重要的意义，并且在1995年正式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计划的一项基本要求。
“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于是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推进同步进行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五”（2001～2005）在“九五”取得的成绩面前，却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所放松。“十五”计划提出的新口号，是“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要求“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在“九五”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城市化开始在21世纪初期迎来了一次新高潮。在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城市化使政府手中掌握了价值以数十万亿元计的资源。于是，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运动。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则表现为所谓“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学说的兴起。许多地方卷入了“造城运动”和“重化工业化”的热潮，在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新城建设计划。
在我看来，这个潮流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早已过时的旧经济增长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例如，这种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 G. Hoffmann, 1903~1971）在1933年作出的一个论断，即工业化中后期将是重化工业化阶段。这种观点，其实只是根据西方经济早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阶段经验数据外推得出的结论。它早已被发达国家20世纪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所否定。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实现了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不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是服务业的兴起。就以20世纪中期以后发展最快的信息产业来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软件和服务，即使占比在30%以下的电脑、手机等硬件生产，也无论如何没法归到“重工业”的名下。
基于以上认识，我最先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上做了一次系统的发言。这次发言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讨论开始的时候，主张继续沿着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前进，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用大规模投资拉动GDP高速度增长的观点是占据优势的。我仍然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论自己的观点。我的这种活动，曾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传教”。为了回答同行的诘问，我的文章也不断补充，越写越长，最后就形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
这本书系统讲述了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增长模式演进的历史和理论，介绍了马克思怎样从对西方国家早期增长模式的分析导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索洛关于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和库兹涅茨根据经济发展经验数据的研究对现代增长作出的界定。在系统梳理理论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历史性转变的紧迫性，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工作重点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趋势，特别强调了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而政府职能转变又是关键的关键，呼吁通过改革来加快这个历史进程。
随着讨论的深入，主张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愈来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十一五”规划确定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主线，并且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若干具体措施。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在提法上略有变化。它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代替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在前一个提法更为流行，实质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得到了很高的学术评价。它在2007年获得了全国信息化研究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2009年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2.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刻不容缓”
然而，“十一五”的发展也不如人意。
正如中国学者和官员在总结“十五”经济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存在着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抑制等“体制性障碍”。由于改革的停滞，这类体制性障碍在“十一五”期间未能得到消除，在增长模式的转型上也就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以致粗放型增长引致的困难有增无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即2010年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专题研讨班，研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的开班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他在这次讲话中一连讲了50次发展转型必须“加快”，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这种情况甚至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2010年，我国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斯班塞（Michael Spence）等外国知名专家对“十二五”（2011～2015）规划进行预研究。这些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听取了中国有关方面的情况介绍，对我国的“十一五”规划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他们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斯班塞教授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五年规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中国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面临的另外一个与增长模式有关的问题，是对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进行调整。
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等东亚国家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方略，用本币低估和适度保护的政策来推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有效地增加了就业，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
由于这种政策能够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对那些由于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致消费率偏低的经济体来说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充，甚至可以看作粗放增长方式的延伸。中国从1994年1月起废除了原有的外汇管制和官定汇率，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进行了人民币的深度贬值。这意味着中国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一样，取得了促进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然而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会变成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必须进行调整，采取以改善资源结构为目标的平衡贸易战略来加以替换；否则就会因为外汇储备过多、货币超发而引起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膨胀，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大致上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界就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实行汇率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降低减少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频度和发行货币、收购外汇的规模。
在开始讨论时，主张汇率市场化的声音显得很微弱，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少数学者勇敢地发出了“不要怕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直到2005年，学者和党政领导之间才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当年7月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
在这本书的第五章，可以看到对于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剖析。
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步履维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3.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使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粗放经济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愈来愈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人类生存所必要的条件：空气、土壤和淡水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社会层面看，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失调，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劳动大众由于无法享有增长带来的福利成果而愤懑，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济增长质量下降，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由此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由于生产结构变化和引进外国技术，有了比较快的提高。但是，随着这类适应性效率提高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新的、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又没有得到发展，TFP增长显著放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也就是说，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1]。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实施强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增速，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许多原来前些年被GDP高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然而，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
问题正在于，近年来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生产函数分析长期增长问题的潮流，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
一些地方也用大上城建项目的办法来拉升GDP增长率，以便在“光荣榜”上争名次。有的地方提出的口号叫做“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
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看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靠海量投资拉动GDP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中国银行曹远征博士、博源基金会马骏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等学者2012年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别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存在着中长期风险[2]。一些学者最新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风险正在增大[3]。李扬教授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风险趋大。在负债端，杠杆率（负债对GDP的比率）不断攀升，到2012年末，已经从2008年的146%提高到194%，主要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身上；而在资产端，可交易变现的资产数量太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存在偿债风险[4]。
经验表明，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过高，就容易在受到某些冲击的情况下引发具有连锁反应特点的偿债危机。一些亚洲和欧美国家的经济都曾身受其害，由于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中国也应当从别国的失误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措施防患于未然，消解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的方针应当是在运用短期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从近期来说，除了通过短期政策的及时调整，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还要采取去杠杆化措施，尽力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后一方面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2）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3）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债务；（4）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减持国有股或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处理“晒太阳”的开发区地产等措施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资产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如此等等。
正如本书所反复申论的，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建立起能够鼓励创业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已经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现在有关方面正在按照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准备即将推出的改革总体方案。紧张地调查研究，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做准备。
在我看来，在下一步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1）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2）放开各类商品价格和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的作用；（3）清理修订现行法律法规，使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4）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行政性垄断；（5）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分政府职能边界；（6）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行“法不禁止，自由进入”的原则；（7）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倾向，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8）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以事后监管为主，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与竞争性市场体系配套的政治改革项目中，最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加快法治建设。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按照宪法所体现公认正义来制定法律和修订法律，三是独立审判，公正执法。其中第三项是目前法治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必须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总之，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中国在21世纪面对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发展转型。
希望这本书的再版和更多人的阅读，能够对国人在这两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和下定决心有所帮助。
2013年8月20日
[1] 《2012年中国投资回报率仅2.7%》，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7月29日。
[2] 曹远征等：《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载《财经》，2012年6月11日；马骏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李扬等：《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6、7期。
[3] 夏斌：《防范大面积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载《投资者报》，2013年7月22日。
[4] 李扬：《国家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趋坏》，财新网，201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