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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二 再版随想录
我在《摩根财团》这部书上所花的时间可谓不少，前后一共用了两年的时间，三译三校，可以说对书中的很多细节都很熟悉。但是，有时候拿出书来信手翻阅，总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感受。这些心得，往往和我偶尔翻阅时的客观环境有关，彼时彼刻，国内外有何动态，难免会使我产生一些联想。
首先想到的是华尔街的象征性。说到华尔街，就会想到华尔街23号那栋根本称不上雄伟高大的老楼，而直到1980年代末，一直是J.P.摩根银行的大本营。你一走进这座建于1914年的大楼，抬头就会看到装缀着1900颗水晶片的路易十五吊灯，光芒四射，熠熠生辉。而摩根银行总部离开此地，纯属业务发展需要。1989年夏天，J.P.摩根乔迁到华尔街60号，以便容纳日益壮大的队伍。当时就有人建议把这栋楼卖掉，以解决购置新楼超预算的问题，不失为一个弥补资金不足的好办法。但是，时任董事长刘易・普雷斯顿认为，华尔街23号是纪念碑，于摩根自己很重要，对其他人不见得有什么价值。确实如此，即使是华尔街本身，华尔街23号的象征意义较其实际意义更大。然而，人总不能光顾实际利益，而忽视象征意义。眼下，中国人似乎不太在意象征意义，非常讲究“务实”。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尚未走出“狂拆”的阶段。“拆”和“挖”大行其道。这固然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但头脑一热，就把祖上留下来的建筑和家当拆得一干二净。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遗产，留在地面上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又经过“文革”扫荡一遍，更所剩无几。有些地方大员也许事后想想可惜，特别是看到没有实力拆的穷乡僻壤无意中居然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旅游资源，天天坐收红利，大小商铺刷卡机忙个不停，非常眼红，似乎突然顿悟，于是再耗费巨资复建、仿造，权且仍当作历史文物来看待。现在，剩下不多的一些古城、古镇、古建筑，在游人的践踏之下，也已经不堪重负，或者被抹上了过于浓重的商业色彩，其淳朴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几乎荡然无存。象征意义固然重要，但是，一旦为商业利益覆盖，就变质了。
华尔街的历史不算太长，但是其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使得不少首次到曼哈顿来的游客怀着好奇心来这里看个究竟。但是，拿它来比作耶路撒冷、麦加或洛阳，就不甚恰当。因为这不能算是“圣地”，华尔街象征的是资本主义的寡头资本，不少人痛恨它，因而是绝对不能和宗教圣地相提并论的。但是，华尔街的历史值得研究，其象征的资本主义金融更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至少在《摩根财团》成书的那个年代，大多数国人对此所知甚少。由此，我又想到一个历史事实。1974年，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4月10日，小平同志作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发言。他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还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等等。小平同志的发言，不禁使人耳目一新。这表明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更多地关心和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竞争和合作。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小平同志在那之后不久又遇到一段艰难曲折，一直要到1978年之后，他才能真正开始实施他振兴中华，为中国人民谋求福祉的宏伟目标。
有一个鲜为人知，但含义深刻的细节，值得提一下。在联大开会余暇，陪同人员想知道小平同志是否有兴趣出去看看，毕竟来一次美国不容易。小平同志不假思索，非常爽快地说：“好！去华尔街！”那天刚好是周末，狭窄的华尔街上显得有点冷清，全无平时那一派繁忙的景象。华尔街23号摩根公司的大楼，也无任何特别之处。但是，置身于纽约曼哈顿岛的最南端，仰望周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气冲牛斗，不可能不使人思考美国建国以来迅速崛起的缘由。小平同志早年留学法国，在苏联也生活过，并非不晓得外面的世界，但是，毕竟是事隔多年，他需要重新体会一下，更需要观察外面的新动态。正如他后来在日本坐新干线一样，对高速发展的时代，他需要把一下脉搏。对当年的中国人来说，华尔街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仍然觉得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充满着神秘性。华尔街几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摩根财团则是美国金融资本的象征。几年之后，人们才会明白，小平同志直奔华尔街时，便已经在深刻地思考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什么？怎么学？吸收什么？扬弃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现代金融还很生疏。1980年，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此后，又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全面参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决策，并大力利用这些机构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80年代开始，外资进入中国，涉足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国与国际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交往日益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上的跨国金融公司纷纷开进中国，开展业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大银行也不断地开拓海外业务，在其他国家建立和扩大分支机构，形成了全方位的国际竞争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给受困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创痛。中国犹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稳定周边国家的宏观态势，赢得国际社会一致赞扬。中国财政部就在此时到国际市场融资，发行“百年债”，意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兴旺。百年债受到热烈追捧，市场狂抢。此后财政部发行的主权债一直为投资者看好。我当时主管国际融资业务，有一次发债，聘请高盛领衔主承销团，承销团中没有摩根士丹利，他们心中大为不爽，问我是何缘故。我说：“我每次到高盛总部，大楼门前总有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你们知道吗？”摩根人沉默不语。此后，我又拜访了摩根士丹利，他们特意让我在大楼外面看楼顶上打出的红色的霓虹灯欢迎标语。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国的态度，给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我们历来把华尔街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或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因此，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制度等同。照此逻辑再推论，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气。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化，这是过去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的思维范式。读了本书，就会明白，华尔街固然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代名词，但是，华尔街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运营的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监管规定。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麻烦一直不断：摩根和华盛顿的历届政府之间始终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双方斗智斗勇，经常搞得很紧张；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内，摩根和政府间总是磕磕碰碰，本书有非常生动具体的叙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调查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旷日持久的佩科拉听证会把杰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动因，就是要剥夺摩根财团巨大的市场控制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护中小银行的利益，同时防范金融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华尔街又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监管部门受到社会上各方的口诛笔伐：人们认为监管的失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呼声震天，美国国会和政府也迫于压力，着手治理“大而不倒”等问题，于是有了《多德-法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等等的出台。
人们对金融领域里的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并由纳税人负担的结果，非常气愤，由此爆发了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群众集会。示威者占居了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这场抗议活动搞得声势浩大，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现身其中。其实，抗议者的矛头虽然直指华尔街，但是他们不满的实质问题，却不是华尔街所能解决的。这里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就业困难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需要联邦政府统筹考虑解决。金融领域里的问题，折射出整个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误、失当或失衡。
第三个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个百年以上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上拼搏，决不会始终一帆风顺、如履平地，是什么力量和智慧使之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成功的公司，应该有什么样的领航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应该如何保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关键，是人才和公司制度的关系。公司制度不能压抑人才，人才不能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这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其实两者应该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人才培养的优质环境。公司的制度应能促进人的行为规范，而又不束缚人的创意精神；公司的制度是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导航，而不是限制他们创新活动的桎梏。这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来非常抽象，但是，毫不含糊地体现在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和经营业绩上。读了本书，就会对什么是摩根人，或者说摩根人的特点是什么的问题，有所领悟。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和摩根先后几位执掌者的交往，使我深切体会到摩根文化中深厚的底蕴。摩根文化是几代人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体现的是一脉相承的竞争意识，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以及纠错和自省意识。我们谁也没有接触过摩根早期和中期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无缘见到上世纪中叶直至70年代的摩根精英。但是，那些不属于摩根家族的摩根人，却和摩根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视野、执著、毅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独特的性格，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差别。读过《摩根财团》一书的人都知道，书中叙述未到一半，摩根的掌舵早已易手，当家的不再是摩根家族的人了。事实上，这是摩根财团的福分，使得摩根尽快地摆脱家族统治最终导致衰败的命运。杰克是摩根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但是，显然已经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汤姆・拉蒙特以其睿智和视野，早已具备了继承摩根事业的领袖的条件。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迫使摩根财团一分为三，将其在美国之外的业务分拆，组建成摩根建富银行（Morgan Grenfell，多年之后，几经并购，今天已是德意志银行的一部分）；将其在美国的证券业务分拆，组成新的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由J.P.摩根的合伙人哈罗德・斯坦利执掌。这样，摩根财团的实际领导权就不可避免地转入业内的精英的手中，从此，摩根的管理团队和摩根家族渐行渐远。
摩根的历史说明了现代企业的命脉是公司治理，公司高管的素质和能力是公司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用人上，究竟该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道理谁都明白，实施却很困难。80年代我在美国，看到王安电脑公司非常风光，独占鳌头，华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是，由于王安先生一心要传位于儿子，致使人才流失，公司终于销声匿迹。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工商企业，问题往往不是血缘之亲，而是气味之亲，即趣味和情调之亲。虽然选拔的人不见得是血缘上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不是按能力和德行来选拔人才，只是提拔和自己气味相投的庸碌之辈，一样会出问题。
1984年，第一位进入了摩根高层队伍的犹太人——鲍里斯・贝科维奇成为摩根银行的副董事长。也许更有意思的是丹尼斯・韦瑟斯通，他出身于伦敦工人阶级的家庭，一辈子都没有改掉英国下层民众的口音，常调侃自己当年当簿记员时穷得连鞋子也穿不上。但他是外汇交易的天才，他的经验居然得益于在皇家空军短暂服役期间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在模拟飞行中监控雷达屏幕，计算飞行的耗油量，要算到飞机降落时，油箱里只剩一滴油。在金融行业里，能做到“一滴油降落”，也是避免发生危机的关键所在。有的企业就是靠这剩下的“一滴油”，安全降落；而没有最后一滴油的“飞机”都摔掉了。我和韦瑟斯通有过交往，但是不深。他的精明和睿智，我有所体会。有一次，我参加了国家领导人接见他的会议，他推荐了《摩根财团》这部书，以解答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摩根的问题。这也是《摩根财团》中文本产生的缘由。
普雷斯顿独具慧眼，韦瑟斯通是他一手提拔的。J.P.摩根这家“贵族银行”，向来不屑于和囊中羞涩的平民打交道，只是和高端客户来往。到了80年代末，这种经营理念似乎已经走到尽头。J.P.摩根日益受到被众多的“金融利维坦”吞没的威胁。J.P.摩根需要变革，需要变得更有冒险性，更为激进，因为如要生存，就无法回避在有利可图的公司融资和证券市场上的拼搏。另一方面，J.P.摩根又不能放弃其恪守稳健、诚信的传统，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摩根”。风险管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拓展新业务的过程中，J.P.摩根到底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如何准确无误地测定这些风险？丹尼斯・韦瑟斯通——这个曾经几乎是光脚的工人阶级的后代，现在已经是有爵士头衔的J.P.摩根掌门人——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他又想到了在皇家空军服役的经历。在他的带领下，J.P.摩根在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突破。1994年，J.P.摩根的管理部门推出“风险矩阵”（Risk Metrics）系统；1997年，又推出“信用矩阵”（Credit Metrics）系统。这两套管理系统成为金融行业风险管理的滥觞。也正是利用了这两个系统，J.P.摩根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风云突变的情况下，进入他人不敢涉足的领域，而且成就骄人。在当时监管政策许可的条件下，J.P.摩根从一家保守的传统商业银行，一跃而成为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为一体的全能金融机构，走出神秘的堡垒，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叱咤风云。韦瑟斯通功不可没。
我最早熟悉的摩根人士，则是栽培韦瑟斯通的刘易・普雷斯顿先生。不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从J.P.摩根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到世界银行集团担任董事长兼行长。本书中提到他推动摩根业务转型，是“改革的动力”：“他体现了这个银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注入了一种新的、有时是猛烈的能量。”用今天的惯用语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正能量”。作者提到，他极有个性，对愚蠢的人简直是无法忍受，有时对属下的态度会很强硬，甚至极为生硬。但是，他对病人、鳏夫寡妇、离异者和其他弱者都十分关心，他的属下对他既敬佩，又畏惧。我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普雷斯顿此话表现了投资银行家的精准，他说得没错，我差一点就要出生了。他指的是二次大战时，他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回到美国时从上海带走了一对年轻夫妇，在他家当管家，彼此相处几十年，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在华盛顿普雷斯顿的寓所参加晚宴，结束之后，客人纷纷离去，这对夫妇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用上海话和他们寒暄。他们对我说：“几十年了，我们对他们很满意，他们对我们也很满意。”这就是这位令下属畏惧的普雷斯顿的管家，对他们夫妇的评价。这一点，未必是典型的摩根人的品性，但是，至少是可贵的人性。贵为美国著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长，对其管家和服务人员的态度，使人感动。
如果说普雷斯顿似乎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那么，他离任之后先后接任的几位董事长，如丹尼斯・韦瑟斯通、道格拉斯・沃纳、威廉・哈里森和吉米・戴蒙等，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对在华开拓业务很热心。如果认为只要是摩根的高管，就一定会对中国友好，那显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我并不怀疑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发展中国业务的重视，也赞赏他们对华的友好。但是，当我们读到本书中汤姆・拉蒙特对中国的态度时，可能会有点不舒服。拉蒙特在1920年到中国访问，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对当时中国的印象很差。书中说到，“拉蒙特从来没有对中国人产生好感，提起他们往往不乏轻蔑口吻”（见第十二章“奥德赛”）。相反，拉蒙特对日本的态度就绝然不同，结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对他们极为友善。本书作者彻诺的立场比较公正，他写道：“当时，在许多方面，摩根财团和日本一样对中国抱有偏见，西方金融界都是这一态度。”在九一八事变（即书中所谓“柳条湖事件”）之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此时拉蒙特居然私下起草了为日本开脱的新闻稿，日本大藏省哪里写得出这么好的英文辩白，大喜过望，只是对文字略加修改，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误导不明真相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众。直至日本在上海狂轰滥炸的镜头在美国的电影院里播放，拉蒙特和摩根的另一位高管莱芬韦尔才不得不修正对日本的看法。接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大肆暗杀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此时，拉蒙特才感到日本并非那么理想。他对日本的认识，对日本态度的转变，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是拒绝承认他所见到的丑恶的现实。
如果拉蒙特是J.P.摩根今天的首席执行官，他也会这样蔑视中国吗？恐怕不会。我猜想他也一定会常来中国，也会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充满赞誉，表示要和中国合作。可以这么认为，外界对我们的认识和态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折射，对个人来说如此，对机构和国家亦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公众对某个人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此人的言行举止。就拿一个国家来说，一国的自重、自信、自尊往往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看法的基本要素；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决定其他国家对其评价和态度的参数。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歧视和偏见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人不讲道理，总会有某个国家的某任政府无端挑衅，怀有恶意。但是，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这又何妨？
第四点，如何治学？想起本书中文本出版之后，我和作者罗恩・彻诺先生在纽约有一次酣畅的谈话，我们谈到美国的历史，特别是金融史，摩根银行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彻诺先生完成《摩根财团》（1990）之后，还出版了《沃伯格家族》（1993），记述洛克菲勒家族的《泰坦：洛克菲勒传》（1998）和《华盛顿一生》（2011）。他每出一部书，都深受读者喜爱。他的领域涉猎之广，治学态度之严谨，梳理资料之细致，堪称有志于撰写传记的年轻学者之表率。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国内读者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书籍怀有浓厚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J.P.摩根公司的几位负责人和我商量翻译出版中文本《摩根财团》的事宜。本书荣获199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内读者需求甚殷。多年之后，此书不断再版，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喜爱。也就在我当年翻译这部书的时候，J.P.摩根早年分出的一脉，即摩根士丹利正在和我国有关方面商谈，组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积极支持，于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诞生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摩根在中国大陆最有创意、最成功的业绩；中金公司成立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独当一面，为我国各个行业里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上市提供承销服务。
截至2012年，由中金公司主承销的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均位居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业榜单之列。中国企业也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有四年中金公司都承担了当年度全球最大的IPO业务，如2005年建行H股IPO、2006年工行A+H股IPO、2007年中石油A股IPO、2010年农行A+H股IPO，其中农行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IPO。1997年，中金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出色完成中国电信（现中国移动）香港IPO，融资42亿美元，拉开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整体改制上市的帷幕。自1995年创立以来，中金公司协助中国企业共完成3281亿美元的股本融资，3548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以及3534亿美元的兼并收购交易，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始终保持着主力军的地位。我也根本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会到中金公司来担任董事长、法人代表，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
J.P.摩根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拨冗为新版作序，他欣然允诺，为本书增色。戴蒙董事长在不寻常的时期执掌J.P.摩根，可以说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带领摩根的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奋斗拼搏。他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历史上的影子，其难度和险峻绝不亚于摩根的先驱所遇到的困难。我在此也祝愿戴蒙执掌下的J.P.摩根克服困难，取得新的业绩。
2014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