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对摩根财团来说，现在是外交时代的日暮黄昏了，远非20世纪20年代享有自由进出白宫的特权的时光，而且还打上了一个特殊的烙印。摩根银行苦于应付20年代的两笔对德国的巨额贷款，即著名的1924年道斯贷款和1930年的扬氏贷款，而就在此时，和华盛顿新近脱离关系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尽管这些贷款都是在半官方性质主持下提供的，但华盛顿现在躲避其还款责任，甚至还表现出很傲慢的冷漠态度。新政制定者们不想逼债，害怕损害贸易和证券方面的利益，这下摩根合伙人感到自己是被欺骗了。不管怎么说，从第一次中国贷款银团协议开始，他们就与政府合作，认为他们在与违约借款人谈判时能够得到官方支持。这是等价交换。摩根当初按照其政治老板的意愿办了事，而1933年希特勒一举成为首相，德国威胁着要违约，摩根财团就感到他们是被抛弃了。

要讲述摩根财团介入德国偿付赔款这桩传奇，最好先说说亚尔马・沙赫特博士的经历，他一会儿是摩根财团的朋友，一会儿又成为它的敌人。1930年他辞去在帝国银行的职务，以此抗议扬氏计划的最终条款。1932年纳粹在竞选中获胜后，他又站到该党一边，并督促他在德意志和德雷斯顿银行的朋友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在德国商业阶层中，沙赫特博士使希特勒那帮恶棍的活动合法化。1933年初，在赫尔曼・戈林家中，他帮助希特勒从商人们那里筹措到300万马克，代表那些富商们坚定支持纳粹。这次会议由于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的融资保证而达到高潮。沙赫特甚至同意了希特勒的请求来管理新一轮的竞选基金。

兴登堡服从希特勒的愿望，恢复了沙赫特帝国银行行长的职务。1934年以后，沙赫特还担任了经济部部长职务。作为第三帝国的金融统治者，沙赫特还负责管理公用事业部门，包括修建高速公路。他的工作使他获得了纳粹金融“邪恶巫师”的名声，就像个江湖骗子，能为元首创造出金融奇迹。按威廉・夏勒的说法：“没什么人能比沙赫特更卖力了，他为希特勒在1939年发动战争从经济上做了准备。”(1)希特勒在赞扬沙赫特时说，他在三年里取得了整个纳粹党合在一起也办不到的业绩。

当成为一名纽伦堡法庭的战犯后，沙赫特自认为他最早起来反对希特勒，是孤身一人在试图阻止那架战争机器的疯狂行动。他从未加入纳粹党，并且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沙赫特却有不少欺人之举，他要造成一种假象，即他的单纯动机被那些无耻的德国政客篡改了。按照他的两面派手法，他会对犹太银行家说，希特勒不过是一个恢复秩序所需要的暂时性恶魔，他还会明确反对迫害犹太人（他担心这种迫害会有损德国在海外银行中的形象）。而后，他又会在私下里向希特勒吹嘘他已关闭了犹太人的银行账户，并把钱转出来为德国扩军备战之用。因为他的自我辩护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他的情况就比他那些凶残无比的同伙们要复杂多了。按纽伦堡法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的话说：“这个伪善、顽固的家伙，曾是也依旧是战前时代里最不可思议、充满矛盾的人物。”(2)

在德国高级官员中，沙赫特博士与众不同。他看上去仍是传统的绅士银行家，这给纳粹金融平添了不少高雅气派。他戴着无框眼镜，把油亮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抽着雪茄，穿着细条子衬衫，戴着吊裤带。对希特勒来说，他是不可缺少的，不仅是因为他巧妙地使德国银行业为战争经济服务，还在于他在国外所赢得的尊敬。在抑制了1923年的通货膨胀后，沙赫特可以愚弄国际上的金融家们，让他们认为在柏林有一位朋友在遵从他们的金融标准。他早就与蒙塔古・诺曼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别人把他看成是纳粹同伙，而在诺曼看来他却是个很有勇气的中央银行家，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反对德国违背健全的财政状况进行扩军备战。沙赫特曾对希特勒说：“只有两样东西能使国家社会党体系垮台，那就是战争和通货膨胀。”(3)这就是蒙塔古・诺曼愿意看到的亚尔马・沙赫特。摩根合伙人还是比较快地就打破了幻想，确信沙赫特根本就不想赔款，而是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会还债。

与其他围着希特勒转的众多势利小人不同，傲慢的沙赫特握有实权——金融是在希特勒控制之外的一个领域。起初希特勒全权委托沙赫特管理帝国银行。沙赫特后来解释说：“希特勒对经济一窍不通，所以只要我能保持贸易平衡，保证他的外汇需求，他根本就不会管我是如何经营的。”(4)沙赫特固执而自负，他会毫不犹豫地冲希特勒大喊大叫，随随便便，而换作别人是要掉脑袋的。有一次希特勒送给他一幅油画做礼物，沙赫特却把礼物退了回去，说它是赝品。他对任何事都处之泰然，这位非常自信的银行家却使希特勒感到有些迷惑。艾伯特・斯皮尔注意到希特勒的这个特点：“他一辈子尊敬但不信任那些专家，比如……沙赫特。”(5)

从政治角度看，1933年希特勒上任并颁布法律施政，并没有给摩根财团敲响警钟。杰克・摩根对德国“匈奴”旧恨不绝，耿耿于怀，但他对希特勒的保留态度更多地是出自反犹太民族主义而不是道义上的。就像他对他的朋友巴克斯顿伯爵夫人说的：“假如我能对你的那些朋友，那些德国佬更放心的话，我就应该感到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但是，在我看来，这位德国新独裁者很像那位老皇帝，只是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同，虽然我对这种态度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6)

但是德国外债政策的改变很快就表现出来了。1933年5月，希特勒派沙赫特到华盛顿进行8天的会谈。为使他在跨洋旅行中解闷，拉蒙特给他寄去了关于拿破仑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书中大概暗示着绝对权力的腐蚀作用。在与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国务卿的会谈中，沙赫特坚持说有关骚扰犹太人之事完全被夸大了，并表明外部抗议只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还警告说德国很快就没有外汇来偿付美国投资者的20亿美元债务。这次白宫会见正值佩科拉听证会期间，沙赫特记下了总统当时很奇怪的反应：“罗斯福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并大笑着说：‘这下华尔街的银行家活该了！’”(7)罗斯福的助手担心沙赫特会机械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们提醒总统注意他那小小玩笑的潜在影响，第二天赫尔赶紧告诉沙赫特，罗斯福实际上是对违约的威胁一事大吃一惊。沙赫特说：“我觉得总统的大吃一惊是在过了24小时以后才表现出来的。”(8)罗斯福的态度可能更坚定了沙赫特拒绝清偿德国欠美国债务的决心。

那年6月，沙赫特宣布延缓偿付长期外债。德国的大笔贷款都是多国性质的，比如扬氏贷款就在9个市场上以多币种形式发行，但债权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防卫体系。相反，他们就像是一群惊慌失措的债权人，挤在一个破产法庭上，每个人都想让德国最先兑现他自己的债券。美国报刊文章报道说欧洲债权人想与纳粹单独成交。沙赫特倾向于和那些对德国贸易有顺差的国家做交易，并以此作为撬开德国货物进入外国市场大门的一个工具。言外之意就是，从我们这儿买得越多，我们就可能更优先对待你们的债券。这是个选择性违约的政策，一个高明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它能破坏债权人的联合，让他们自相残杀。沙赫特希望采取分散债主，使德国债券价格下跌这一招，使他能够以大大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购回债券——很显然这是个取悦希特勒的战术。

1939年，当拉蒙特得知沙赫特在考虑选择性拒付债务时，他提醒沙赫特，摩根提供了一半以上道斯资金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扬氏资金。他不无理由地夸张说摩根银行一直都在倡导对德国采取温和态度。最重要的是拉蒙特上升到国际法高度，提到向投资者做出的保证，这些贷款优先于其他贷款，并享受特殊政治保护。拉蒙特有理有据地对一位已深深卷入这场阴谋诡计中的人说：“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帝国像对待道斯贷款一样能够清偿扬氏贷款的债务。否则所有国际间协议就都可能被撕毁了。”(9)

从沙赫特博士的答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常的商业行为规范在德国已不再适用。他出言不逊，歇斯底里地写了一封信，不像别人通常送往华尔街23号这种静谧地方的那种信。沙赫特开始先说德国的问题不是违约，而是因外汇短缺而造成的汇兑困难。接下来他又装腔作势，有些疯疯颠颠、怪里怪气。

不管你是否以死来威胁我，对我都无济于事，因为事实很简单，我没有外汇；而且不管你是骂我不道德或笨蛋或其他什么的，我都不可能自己造出美元或英镑，因为你也不想要假钞，你们要真钱……

假如任何一位外国人愿意出钱，我将乐于卖了我的脑袋和身体，并把换来的钱交到贷款信托人手中，但我担心就是这种买卖的所得也不够支付目前的债务。(10)

沙赫特或许是想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以永久地维持在战争债务和赔款上的紧张关系。他威胁说要进行单独交易，让英国债券持有人得到部分还款（尽管是较低利率），而美国人没有，这无疑是在打击英美两国良好的关系（沙赫特说德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使它能够支付利息）。有关不平等待遇之争，先是德国债务，然后是奥地利债务，成为造成J.P.摩根公司与摩根建富公司间不和的最主要因素。

在英美摩根帝国核心里一直有着潜在的矛盾。只要美国和英国间利益一致，摩根内部就相安无事；而一旦利益对立，英、美合伙人就会被迫顺从各自政府的意愿。他们陷入政治太深，不可能反其道而行。由于J.P.摩根公司现在只持有摩根建富公司中的少数股，而不是一个合伙人，因此两家公司在结构上也已经拉开了距离。

20多年来，特迪・格伦费尔一直充当摩根驻英国政府的大使，现在，他似乎不太情愿地向英国政府转达纽约合伙人的强烈抗议。由于华尔街流传着德国将与英国单独达成协议的谣言，拉蒙特就给英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它对持有德国债券的美国债权人负责。摩根建富公司的合伙人对其过激的言辞提出异议，但拉蒙特和莱芬韦尔坚持不改。格伦费尔一句话没说，把电报交给了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一封致国家首脑的信，它的语气还是有些傲慢，带有一些威胁。

在发放1924年对外贷款之前，我们与德国在公共或私人金融上都没什么关系，因此我们很尊敬地提醒您，在您担任首相时，我们很荣幸您曾致函敝公司……向我们转达贵国政府的意愿，让我们承担道斯贷款的发放……现在，正如上述原因，我们相信贵国政府会尽其所能来保护所有贷款债权人的利益，不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11)

两个星期后拉蒙特又会见了那时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拉蒙特表现出他最典型的态度——文雅礼貌掩盖下的强硬坚定。他说摩根之所以介入德国，完全是因为英格兰银行想使魏玛德国站稳脚跟，从而能够进行赔款。张伯伦没有表态，只是和蔼可亲地问他有什么建议。拉蒙特问张伯伦，假如美国投资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张伯伦是否会撤消与德国的单独协议。

张伯伦：“如果他们不能答应我有关美国的要求，我并不感到因此就有理由撤消我的英国协议。”

拉蒙特：“对，我同意。我也不希望你那样做。我相信你的表态会很清晰，强硬，从而有助于给予我们相类似的待遇。”(12)

英国人却从未伸手救援。更让拉蒙特觉得恼怒的是，他总怀疑是英国人主动向沙赫特提出这个单方面的交易。摩根人看到英国人如此玩世不恭，看到他们向来认为与伦敦金融城相联系的金融领导地位已经终结，真是惊得目瞪口呆。沙赫特本人似乎并没有对拉蒙特所说的背景情况提出质疑。当乔治・哈里森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前往德国时，沙赫特对歧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做法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他是被英国人敲诈才达成交易的，并反复告诉哈里森去向外交部长提出抗议，“上帝会保佑你们的！”哈里森心烦意乱地回到了纽约。莱芬韦尔把哈里森出访的情况告诉拉蒙特时说：“他对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看法与蒙蒂完全不同，在德国的两天里有没看到他有一丝笑容。”(13)

拉蒙特又找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明对美国债权人歧视之事。他告诉格伦费尔：“美国政府对美国投资界所受的不公正反应强烈。”(14)杰克・摩根还向蒙塔古・诺曼求救，他认为蒙蒂是在德国境外唯一能对沙赫特施加影响的人。

诺曼对德国的举动并不感到特别不安，甚至愿意姑息纳粹。他对法国的敌意比对德国还要大。1934年7月他飞到纽约，看上去像生了病，精神不好。他立即给拉塞尔・莱芬韦尔打了电话，并乘出租车赶到华尔街23号。莱芬韦尔把他们会见的情况告诉拉蒙特说：“蒙塔古说希特勒和沙赫特是德国文明的保障，也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们在为捍卫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同共产主义作战。如果他们失败了，共产主义就会进入德国，什么东西都会随之进入欧洲。”(15)当初也正是这种对德国文化的高度评价使诺曼首先出来支持1924年的道斯贷款，而这种崇敬之心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却依然留存着。我们可以看到多数摩根合伙人对德国人的动机有着比较宽容的看法，尽管一开始有过怀疑的态度。愤世嫉俗、目光敏锐的格伦费尔第一个看穿了沙赫特的把戏，在1934年他就确信沙赫特在囤积原材料为德国备战。

1935年，拉蒙特在巴登-巴登与沙赫特见面时，拿出一个债务清算计划，列出了这两笔德国最大债务约70%的到期利息。这次会面后，拉蒙特和沙赫特继续以书信方式进行这种奇怪的二重唱。他们装作是正常时期的正常银行家，而沙赫特的举动看上去却越来越反复无常。1936年摩根建富的合伙人弗朗西斯・罗德在柏林见到沙赫特，他觉得沙赫特的情绪特别怪诞、滑稽。沙赫特轻浮地让罗德给拉蒙特“带去他的爱”，并称赞摩根是世界上“第一大银行”。沙赫特甚至邀请拉蒙特出席那年在柏林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权力之争中，沙赫特最终还是输给了他的头号对手戈林。他垮台的原因是他不愿意买外汇供纳粹进行海外宣传，此外，他限制军队进口原材料，要求他们以货易货。归根结底，沙赫特这个银行家过于正统，主张低速增长和民用生产而不主张搞长期的战争经济。1936年在贝希特斯加登，艾伯特・斯皮尔坐在屋外的阳台上听到沙赫特和希特勒在他的办公室里争吵。斯皮尔回忆道：“1936年的某一天，沙赫特来到伯格霍夫的会客室汇报。……希特勒冲着他的财政部长大喊大叫起来，显然非常激动。我们听到沙赫特在镇定地回答，声音也很大。对话越来越激烈，然后就突然中断了。希特勒怒气冲冲地来到阳台上，不停地大声责骂这位不通融、没有创见、阻拦扩军计划的部长。”(16)

戈林被任命来负责原材料和外汇业务。尽管沙赫特很快就卸任，把经济部交给了戈林，但他一直担任着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1月。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时，沙赫特还会在摩根传奇中再次出场。但此时完全可以说，有关德国债务的争吵给大西洋两岸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并且又勾起了战争债务这个老议题。英国人觉得美国应该把战争旧债一笔勾销；而美国人乃至摩根合伙人都认为英国人应该尽更大努力来偿还。大萧条已经最终解决了拖延很久的债务和赔偿问题，而一系列有关偿付违约债务的新问题将会打破英美两国间金融上的和谐。这种紧张关系将持续到大战开始之时。

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一直指控摩根财团为保护协约国贷款不受损失而致使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孤立主义者借着这个说法竭力使美国在今后任何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集结全国的力量来打击华尔街，提出的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历史观点，把巨额业务与追求战争利润的血腥贪婪等同起来。威斯康辛州议员托马斯・奥马利提出一项法案，要求首先征集最富有的美国人入伍——他认为这是最简单的结束战争的方法。他说：“下次战争就该有姓福特、洛克菲勒和摩根的一等兵了。”(17)

对于那些不回避事实的人来说，战争的不祥之兆随处可见。1935年3月，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协议，重新实施强制性服兵役制。他对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吹牛说德国空军力量已与英国皇家空军持平。第二年，“元首”占领莱茵兰，没有受到盟军的任何军事抵抗。但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安东尼・伊登爵士却认为，使德国不发动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加强希特勒的经济实力。1936年，应赫尔曼・戈林的邀请，查尔斯・林德伯格访问了德国，对其飞机制造厂及技术大为吃惊，随后他就要求英法两国进行防御性撤退，撤到英国无畏战舰和马其诺防线以后。

孤立主义者或许会把摩根合伙人看成是战争贩子，但德国发生的情况并没有引起这些人的警觉，事实上他们是莫名其妙地乐观。莱茵兰被占领后，拉蒙特对沙赫特博士说：“美国公众绝大部分都认为欧洲即将陷入又一场大战之中……我可能是太乐观了，但我的确不同意这种看法。”(18)甚至在与英国进行合作时，摩根银行也顽固地拒绝把轴心国的扩军备战看成是一场欧洲新冲突的序曲。用唯利是图的银行家的词汇来说，摩根合伙人更易于实行绥靖主义而不是剑拔弩张。

1936年初，由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主持的参议院军火调查又唤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奈是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库格林神父的信徒。他有一张好斗的脸，尖下巴。与佩科拉一样，他和所传讯的摩根合伙人的高贵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开始就证明J.P.摩根和其他银行一起把美国拖入战争以保护其贷款，使军火交易永久兴旺。腼腆的杰克・摩根再次被变成一个贪财、粗暴的怪物。据《时代》杂志报道，“委员会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恶意中伤的问题，应不应该把J.P.摩根当做仅次于德国国王威廉二世的战争贩子来仇恨？”(19)杰克对德国人非常憎恨，而自己竟被作如此比较，真是奇耻大辱。

摩根的随员们再次聚集到华盛顿，占据了肖汉姆饭店的整个8层楼，由一群便衣警卫负责把守（就在那年，宝丽来公司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去华尔街23号拜访杰克，看到有人端着冲锋枪为他保驾）。为显示他们对听证会的极端蔑视和对愚蠢小人的不屑，合伙人们每晚都穿着晚礼服进晚餐。报纸上可以看到乔治・惠特尼就寝前，跷着二郎腿，穿着吸烟服，优雅地读着报纸，脚上是拖鞋，脖子上还系着领结。摩根职员也再次因政府审查而受到牵连。他们从布鲁克林的一间仓库里发掘出银行在战争时期的文件——共有1200万册，足足装了40辆卡车。

杰拉尔德・奈的听证会是场大失败。与佩科拉听证会不同，那时合伙人处于防守地位，回答问题结结巴巴，有时前言不搭后语。而奈委员会则使他们回首当年，再次体验他们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我们通过遗传、本能和观点成为亲协约国派。”拉蒙特吹嘘道，承认合伙人很高兴看到美国卷入战争。(20)他争辩说在外交时代开始时，银行曾一丝不苟地注意着华盛顿的愿望，一直等待着，终于等到罗伯特・兰辛替代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并批准对协约国的信贷。

杰克看上去远非争强好斗之人，却像一位睡不醒的老大伯。当拉蒙特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时，杰克巧妙地打断他说：“圣经上可没说‘金钱’，”他笑着说，“它说的是‘对钱的贪得无厌是万恶之源’。”(21)在拉蒙特巧妙地应付各种问题时，杰克却在打盹或在休息时与记者们闲聊。事实上他曾对战争爆发感到很震惊，并在1914年对交战双方发出过呼吁，要他们停止战争。谈到支持协约国问题，他对其立场感到很自豪：“协约国认为我们是有作为的，并珍视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这一事实是我这45年多事业生涯里最引以为自豪的。”(22)他的自我辩护非常直接有效：“你是在设想因为我的业务做得不错，我就会希望我儿子去打仗吗？尽管他是去了。”(23)

听证会既与战争有关也与大萧条有关，而且当杰克出了个经典大洋相时，举座哗然：“如果你们摧毁‘有闲阶层’，你们就扼杀了文明。”有名记者问及这个阶层的含义，杰克结结巴巴地说：“有闲阶层指的是雇一个佣人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有2500万到3000万个。”(24)美国家庭妇女会的批评家们得意地对报纸编辑指出，全美国的家庭总数还不到3000万，只有200万个家庭有厨师或佣人。作为业余社会学家，杰克还差得挺远。

尽管摩根合伙人把这种争论看作枝节问题，它却是有长期影响的，促使他们对亲协约国的观点保持缄默，并使他们成为惊弓之鸟，在二次大战迫近时回避政治争论。1934年，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孤立主义者海勒姆・约翰逊提出了约翰逊法案，禁止向那些拖欠美元债务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中立法案也得到通过，禁止战争国从美国购买武器或筹集贷款。这是先发制人的部分措施，以防止再次出现摩根出口部的情况或为英法提供战争贷款，从而使美国稳步退出欧洲事务。

就在美国争论假如欧洲开战美国将持何立场这个问题之际，墨索里尼在1935年10月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全面侵略。“领袖”有个狂妄的想法，就是要把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殖民地、意属索马里以及利比亚合并起来组成一个东非帝国。约有50万埃塞俄比亚人死于那场使用毒气的臭名昭著的野蛮战争。就像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墨索里尼的部队假装是自我防卫，厚颜无耻地指责埃塞俄比亚发动侵略。15个国际联盟成员国谴责这种破坏埃塞俄比亚主权的行径，并投票通过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只能依靠美国商业界自愿遵从制裁，呼吁“道义上”禁止向意大利出售战争原料——油料、金属和机械。美国企业界通常都不太理睬这些劝诫。尽管英国执行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措施，但它没有采取更多极端措施，比如切断所有油料供应。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命令其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说：“萨姆，别让我们卷入战争，我们还没准备好。”(25)

20世纪30年代中期，摩根财团对“领袖”的热情降了下来，整个华尔街也是这样。有位研究美国商业支持墨索里尼问题的学者把1934年以后的情况描述成“喧闹地否定了一场法西斯试验”。(26)不仅仅是约翰逊法案堵住了对意大利提供新贷款，墨索里尼的行为也吓跑了美国投资者。在英、美高层圈子里对这个独裁者有些担忧。1935年7月，杰克・摩根在唐宁街10号拜访斯坦利・鲍德温时，发现他“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对墨索里尼和埃塞俄比亚非常不安和担忧”。(27)拉蒙特警告摩根银行在罗马的代理人乔瓦尼・富米，传闻中的非洲战争将会影响对意大利银行的信贷的展期。

与从前一样，摩根银行把乔瓦尼・富米看作一位特别能接近墨索里尼的非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给他的报酬也颇丰厚——年薪约5万美元，相当于摩根银行驻德国总代表帕克・吉尔伯特的年薪。但富米并未对埃塞俄比亚遭受的血腥屠杀表示不安，反而称赞其经济潜力。他给华尔街23号传递了一个信息，说墨索里尼希望美国资本能够渗入这个地区。为打消这种期望，拉蒙特回答说，埃塞俄比亚事件会长期损害意大利在海外的金融前景。1936年，墨索里尼派新大使富尔维奥・素威来纽约，鼓动支持对意大利贷款。那年夏天，在西班牙内战中，意大利派兵和佛朗哥叛军并肩作战，在这时作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尽管拉蒙特支持佛朗哥——并与其子科利斯就这场战争有过激烈的论战）。那年秋天，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联手组成罗马-柏林轴心国。

继埃塞俄比亚事件之后，墨索里尼与拉蒙特之间的关系中止了一段时间。1937年4月，拉蒙特访问罗马，表面上只是旅游度假，但幕后却另有日程安排。拉蒙特曾接触过一些英国官员，他们表示有希望使墨索里尼脱离希特勒。他还会见了科德尔・赫尔，就赫尔降低全球关税的规划交换过意见。为了结束全国经济大萧条，1934年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试图降低关税至1930年的一半水平，条件是其他国家政府也给予美国出口同等待遇。意大利与德国一起正在走向一条自给自足的道路——即经济上自给自足。意大利退出世界经济使赫尔大吃一惊，但他认为假如美国能够与轴心国达成贸易协定，就有可能避免战争。拉蒙特保证在与英、法、意大利的会谈中，他会倡议赫尔所热衷的关于降低关税的主张。对拉蒙特来说，这是对其20世纪20年代强烈的共和党使命的急骤转变。

汤姆・拉蒙特的行动充满神秘色彩，而他这样做经常又有许多理由。毫无疑问他希望阻止战争，并产出那种以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为代表的以邻为壑的心态。但他也准备原谅墨索里尼的暴力行为，以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近期内他已开始进行调停，重新树立墨索里尼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形象，在他4月意大利之行前的两个星期，他对记者说：“我必须说清楚，在两个讨厌的魔鬼当中，我宁愿选择发动战争的法西斯，而不要想推翻我们政府的共产党。……不应该对群众把‘领袖’描绘成飞扬跋扈或是好战分子的形象，而应该表现他田园诗般的，友善、平和的态度。”(28)对于死去的50万埃塞俄比亚人来说，这可真是“新闻”了。

拉蒙特抵达罗马不久，意大利银行行长温琴佐・阿佐利尼就听说了他的来访。“领袖”特别急于炫耀他与世界金融巨头的良好关系，于是邀请拉蒙特和富米到家里私下会见。这一切也正值新闻界报道说墨索里尼将于夏末秋初拜访希特勒。这是1930年以来拉蒙特第一次与意大利首脑会谈，1937年4月16日会见的记录在拉蒙特的文件中保存着。墨索里尼一开始就絮絮叨叨、歇斯底里般地请求同情。

墨：“我们在非洲征服了很大一块地方，这现在已完成了。我是为了和平，我是为了世界和平，我完全是为了和平。我需要和平，我需要和平，我完全是为了和平。我们很满意。”

拉蒙特：“阁下，您这么说，我是相信的。我想也应该是这样，但美国人的感觉就很不同了。在那里您的形象是，宁要战争而不要和平，这种印象必须改变。在美国您的真正想法应该得到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29)

正如拉蒙特向赫尔保证的，他在会谈时竭力推崇自由贸易政策，而墨索里尼则暗示说他希望以美元的慷慨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拉蒙特先生，美国掌握着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您看，美国拥有大量黄金，实在是太多了，对世界没有好处。”(30)墨索里尼也表达了要改善与英国关系的愿望，这一点与他的政策则是大相径庭，矛盾百出。他会前一天还在谈着新协议，第二天就播放反英广播宣传。实际情况是在3月，他已秘密通知其部队军官，他计划要毁灭英国（后来发现他让其助手搜查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废纸篓，以此来了解英国最新的外交政策）。墨索里尼要改善英国和意大利关系的请求被一场喜剧性的疏忽给弄糟了。

墨：“我在尽我所能增进与大不列颠的友谊，竭尽全力，但英国总是怀疑我们的所作所为，对我们的言论和行动作出错误的解释。”

拉蒙特：“听您讲到您正在尽全力增进与英国的友谊，我真是高兴极了。去年7月在伦敦时，我听到了同样基调的重要表态。我在那儿的时候与当时的国王爱德华八世共进晚餐，他对我说，‘既然制裁即将结束，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与意大利传统友谊的基础上。’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即将接替斯坦利・鲍德温先生成为首相，也对我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墨索里尼当时似乎认为我提到的是已故的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他与意大利间的友谊人人皆知，但墨索里尼很快想起来了，纠正自己说，‘噢，是啊，我知道内维尔・张伯伦先生非常倾向我们’）。”(31)

约见一开始不很顺利，拉蒙特似乎希望在会谈记录中能表达在道义上不赞成意大利的行动的意见，接着他显得有些激动起来，并用传统的恭维方式说明意大利和美国具有同样的勤奋、节俭和想象力的国民。他赞扬罗马的肺结核疗养院，并为美国人没有这种美好的事物而感到遗憾。“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注视着罗马人在公元100年的所作所为，而没花足够的时间看看罗马人在公元1937年干了什么。”(32)有一阵子他似乎有些神志不清，他对墨索里尼说可以大大扩展埃塞俄比亚事件以后的意大利旅游业。在回想当年的情景时，拉蒙特提到他记下了墨索里尼对待公众意见的原话。墨索里尼说：“噢，是的，对您的意见我非常感谢，……请直截了当地对此给我提出建议。我的一条座右铭是‘广开言路，多方合作，少数人决策负责’。”(33)拉蒙特和富米对此方式大加赞赏。

在结束时或许是担心他们搞得太友好了，拉蒙特又回到美国人害怕意大利人进攻的问题上。他脸上也许挂着冷淡的笑容说道：“阁下，美国人对自1922年以来你们在意大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钦佩，对这些了不起的物质发展敬佩不已。但就您本人而言，……阁下，他们对您非常担心。”(34)墨索里尼笑着说这种印象必须加以改变。他要拉蒙特对意大利新闻界发表声明——拉蒙特不愿意那么做。后来拉蒙特向美国驻罗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扼要作了报告，大使似乎对那场谈话非常满意。

显然，拉蒙特罗马之行的部分计划是要阻止墨索里尼的战争动向，并使他靠近美国和英国。他的访问受到官方鼓励，但此后不久，拉蒙特转而做起华盛顿不可能认可的游说工作，使人联想起他在20年代与墨索里尼的关系。拉蒙特遵守诺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旨在帮助墨索里尼“唤起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信心”，相信其和平愿望。这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为井上准之助起草的备忘录如出一辙，把墨索里尼的举动与美国历史上的事件等同起来，把埃塞俄比亚大屠杀转变成了意大利人征服荒漠的美妙传说。墨索里尼该怎样消除人们的担心呢？那就是把埃塞俄比亚战争与美国开发西部等同起来：“在过去几个月的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非洲新帝国的壮大，其政府的目的达到了。现在的任务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展农业和经济。这是一块广袤肥沃的地方，但还是荒无人烟，远未得到开发，这有待于意大利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智慧开发，正如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移民开发美国西部的广阔资源一样。”(35)

拉蒙特的确切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在推动墨索里尼做出一项新政策，还是仅仅想耍弄一些文字游戏来蒙骗英国和美国舆论？他把先驱者在美国西部创业与意大利军队投掷毒气弹等同起来，他有没有感到不安？尽管形式上确实有进行世界范围经济合作的需要，但仍难以想象美国国务院或英国外交部能够宽恕这一切。继利比亚、希腊科孚岛、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之后，帮助墨索里尼的这些努力看起来真是用错了地方，拉蒙特圆滑的宣传现在就像独裁者自己的讲话一样空洞了。

的确，世界上每个大国都要有足够的国防力量。为达到此目标的准备工作在各方面都接近完成，包括意大利的自我防卫，因此现在和将来的基本目标必须是保持和平。……意大利是文艺复兴当之无愧的领袖，那是一场艺术与知识的伟大复兴，把世界引入一条新的光明与进步之路。今天的意大利民族也具有同样的活力。……意大利欢迎人们对其过去进行研究，也明白其美术馆、纪念碑、城市对国外的朋友来说具有怎样的吸引力。他们也应该研究一下当代意大利，其过去15年的物质发展、公共设施、垦荒工程、工业和农业政策，还有最重要的是它的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在医院、疗养院等地方体现出来的完美工作。意大利的朋友真的会对这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留下深刻印象。(36)

拉蒙特与墨索里尼的最后一次短暂的欢快会晤表明，他愿意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放弃原则。他是华尔街上最敏锐的人，以才思敏捷和知书达理闻名，但最终却成为其自我伪装的牺牲品。除了表面上的东西，其他都无所谓了，他的良心已腐烂变质，逐步丧失殆尽。恃强欺弱的独裁者与颇具口才的银行家不再像友谊初始时期那样显得格格不入，那时拉蒙特刚刚接受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教诲。《纽约时报》曾说拉蒙特“是一个最痛恨看到友谊终结的人”。(37) 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古怪地证实了这种看法。

但是摩根在意大利的参与还有另一个方面一直在进行——梵蒂冈账户，即使在政府业务停滞情况下它却仍很繁荣。拉蒙特和其他摩根合伙人把业务建议告诉富米，他再向梵蒂冈提供有关持有美国证券的建议。银行保管罗马教会的证券（富米偶尔也搞错华尔街方面的信号，1938年在他指示梵蒂冈卖掉美国股票时，拉蒙特送来最新报告，要求买进。当时梵蒂冈已经购买了一大堆美国股票，期望中立法案会被撤销，引起华尔街的牛市）。摩根的判断通常会得到充分的考虑，富米曾对拉蒙特说：“我希望你会赞同我上述推理，因为毫无疑问，它对教廷所做的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38)

拉蒙特以其个人的外交手段重新建立起了传统的英国-意大利间的和睦。1938年4月，通过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拉蒙特游说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并主张有必要承认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这个既成事实。(39)拉蒙特显然并不担心把埃塞俄比亚抛给墨索里尼可能会更助长他的气焰。与此同时，内维尔・张伯伦派他嫂子艾维——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遗孀——去罗马找墨索里尼谈谈，希望把他从希特勒那边拉回来。1938年初英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作为意大利军队从西班牙内战中撤出的交换条件。拉塞尔・莱芬韦尔曾谴责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是一场“掠夺性战争”，他对拉蒙特说他认为英国是“把埃塞俄比亚投给恶狼了”。(40)英国外交上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1939年墨索里尼占领阿尔巴尼亚，并与纳粹签订了一个“钢铁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