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杰克・摩根对新政愤愤不平，加之年事增高，苍老日甚，郁郁不乐，整日里时而冷漠，时而狂怒。夫人的去世使他一蹶不振。他没有再婚，继续照料杰西的花园。他在甘诺奇山庄别墅举行射击聚会时，常邀请王后的姨妈或地位相当的贵族遗孀当主妇。无论是戴着硬壳平顶草帽参加耶鲁大学对哈佛大学的划船比赛，还是在摩根的图书馆里浏览书刊，他给人一种茕茕孓立、形影相吊的感觉。他周围富丽堂皇的生活环境加剧了这种孤独之情。他单独住在马蒂尼科克角一幢有45个房间的宅邸里。他虽然鳏居近10年，但拒绝关闭他在英国或美国的庄园，或是改变每年春天在阿迪朗达克山里的安卡斯营或8月在甘诺奇山庄别墅举行的典礼。他以极其昂贵的代价，养着男管家、女管家、花匠、以及海盗四号游艇的50位船员。这种不变的格局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但是也逐渐地耗费了他本来可以遗留给子女的大量财产。

杰克为他的孙辈感到无比自豪，到1935年时他一共有16个孙儿孙女。他4岁的孙子问为什么火车司机在交道口要吹哨子，杰克竟派了收费高昂的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们去找答案。然而，他往往和孙儿一辈离得很远。每周一次，他在马蒂尼科克角邀请全家参加正式的晚宴。他特别准时，在门口看着表，准点开始。每个人都害怕迟到。当他带着5个孙儿孙女乘海盗号横渡大西洋时，他允许他们读书或玩单人纸牌游戏，但是不能在甲板上玩。如果说他内心是敏感的话，他的外表却很冷漠，凛然不易亲近。

杰克仍然定期向“街角”报到，占据那个在双排拉盖写字桌的尽头、皮尔庞特肖像下面的老位子。在这个疯狂改革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古董式的人物。变革和实验跟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市场崩溃和大萧条并未使他的哲学发生变化。1936年，他这样来表达自己做生意的信条：“好好工作，诚恳老实，信守诺言，尽力助人，处事公正。”(1)他喜爱的另外一句格言是“慎于言谈，明于耳目”。(2)他的哲学没有时代的脚印，只有一种阴沉的信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定能蔚然成风。

在杰克所活动的圈子里，没有人会向他的观念挑战。他对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迈伦・泰勒说他没有看到有人赞成1935年瓦格纳法案，这个法案认可劳资间的集体协定。而他也许真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他从来不想扩大自己的观念，从而逐渐成为新政“经济保皇派”的典型。1935年，他第一次开始实行个人经济的紧缩。他把生活开支压缩到每年6万美元，对拉廷敦的圣约翰教堂的捐款也减少一半——在这个百万富翁的教堂的墓地里不胜荣幸地安葬着许多摩根合伙人。这样紧缩开支如果对杰克来说是非常艰苦的话，他过的生活对平民百姓来说仍然可以说是极其奢侈了。

1936年初，奈氏“死亡贩子”听证会确认了杰克的猜疑——他本人是蛊惑人心者的最终目标，因而感到十分沮丧。在听证会期间，杰克的朋友国王乔治五世去世了。他给一位英国朋友写信说：“国王的去世不仅使你们的国家，而且也使我们的国家不胜悲哀。”(3)佩科拉和奈给杰克造成的双重压力和疲惫就像是他的家庭不可战胜的“诅咒”一样，对他产生的影响犹如当年普约听证会对皮尔庞特的影响。1936年6月中旬，他在看望杰西的妹妹斯蒂芬・克罗斯比太太时，第一次犯了心脏病，还得了严重的神经炎并发症，使他步履维艰。

摩根财团想尽可能不招人注意地把他送回到格伦科夫去，就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节私人车厢上。他的两个儿子——朱尼厄斯和哈里——在长岛的米尔内克火车站等他。他们在站台上焦急地踱来踱去，抽着烟斗，把帽子压得很低，不让摄影师照相。当火车进站时，穿着蓝色丝袍，戴着白色领带的杰克看到摄影师，就把窗帘拉下，他对记者由来已久的厌恶升上心头。藏在灌木丛中的救护车驶近火车，4个人把坐在椅子里的杰克抬到地上。一位摄影师冲到救护车旁边想最后拍一张车里的杰克。哈里愤怒得脸色铁青。一位顾忌较少的摩根警卫在摄影师的下巴上狠狠揍了一拳。

那年冬天，杰克在南海上巡游了两周，在船上一位心脏专家的护理下渐渐康复。此时，他的世界观带上了他愤世嫉俗的烙印。1936年上半年，英王爱德华八世退位，杰克看不到国王的困境中有何浪漫情调或可怜之处，只是信仰的背弃。他对林利思戈勋爵说：“真可惜，这个小国王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干他的事业。”(4)这个没有勇气的行为证明对摩根财团极为有利。仅在一年前，杰克曾在甘诺奇为庆祝主显节招待过约克公爵夫妇——现在将是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他们将继续在甘诺奇当他的客人，坐他的海盗号游艇。1937年4月底，杰克乘船驶向普利茅斯，身上带着进入皇家包厢里的特别请帖，然后去参加加冕礼仪式。作为沃尔霍尔乡绅，他邀请了2000个客人，大多数是当地的农民，在他的庄园里庆祝这个节日。但是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不可能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加冕礼，他只能听收音机来了解了。

当他乘坐玛丽王后号船回到美国时，他的医生告诫他不要向记者谈话，以免血压再次升高（为了表示和蔼可亲，杰克乐于接受船上的采访）。当船在大雾之中于曼哈顿靠岸时，记者们冲到船上到处寻找杰克。他们终于在一个拥挤的小房间里找到了他，让他谈谈在新政中栽跟头的那个老题目——纳税。他在1935年发表了煽动舆论的一席话：“在美国能够赚到一点钱的人实际上每年在为政府干8个月。”(5)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没有工作，许多人依靠救济或公共工程规划来生活。而现在杰克又口不择言。当他在英国的时候，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开始发动反对富人逃税的运动，以扭转联邦收入下降的局面。杰克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有煽动性的。他告诉记者：“国会应该知道如何征税，如果国会不懂得如何收税，那么交税的人就是傻瓜蛋；如果犯了愚蠢的错误，应该由国会来纠正，而不是我们纳税人来办。”(6)

杰克又一次被由此引起的公众义愤惊呆了。他一直改不了政治上幼稚天真的毛病。拉蒙特不得不向他解释这种议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是如何的具有煽动性。拉蒙特对沃尔特・李普曼的夫人费耶提到杰克说：“你看，事实上他跟小孩一样头脑简单，他一旦和记者谈开，说话随便得就像和他的合伙人说话一样。”(7)即使杰克赶紧撤回他的发言，强调他并不同情逃税者，但已覆水难收。两个星期以后，财政部公布了利用法律计谋避税的67个有钱的纳税人的名单。杰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但有拉蒙特的名字。

对新政者来说，杰克・摩根典型地代表了美国有钱人自我毁灭的志得意满的心态，这些人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时代。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读了杰克在船上的议论以后，看到了企业领导人腐朽的证据。这些人不明白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恰恰在于新政的改革。法兰克福特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J.P.摩根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暴露了怎样的一种心态啊。我几乎要气炸了……当最受人尊敬的金融家们暴露了这种道德低劣的、反社会的态度，人们会再一次意识到资本的真正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家们和他们的扈从——文员和律师。”(8)

这种批评对杰克的影响比政客们所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公众认为所有的巨头都是脾气乖戾，缺乏感情，对公众的愤慨无动于衷。对于富人和反对社会正义的反动分子来说，J.P.摩根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政治象征。然而杰克自从杰西死后情绪失常，一直躲避他人，对自己没有信心。这往往使他粗暴、冷漠和难以捉摸。他头脑简单，容易被机灵的记者骗上钩。作为一个退休的孤独的鳏夫，他把心中的悲伤吐露给公爵夫人、大学的老同窗，以及某些主教等各种各样的人。他仍然感到失去了杰西的感情支持难以应付。

杰克逐渐把罗斯福政府视为一个一心要迫害他的庞大的阴谋集团。他咬牙切齿地对蒙塔古・诺曼说：“要是我们不是由一个疯子在掌权的话，情况可能会非常令人满意，非常有利，而我最主要的感觉是对他这样整我们而非常愤慨。”(9)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扬给我们提供了一篇令人吃惊的短文，表明在1938年初，杰克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他们俩在华尔街23号谈天，突然杰克开始发表激烈的言论，他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扬大吃一惊，事后立即把对他的印象记录下来，并且严格指示不得在他俩生前发表。扬记得杰克说：

“欧文・扬，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根本不管你或任何人有何遭遇。我根本不管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所关心的是——”这时他变得非常激动，几乎是狂热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事业！如果我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我会去干的——我什么都会去干！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我不会忍受他们。我会把业务转移出去。”他因为情绪极度的激动而手在发抖。

扬想让他冷静下来，伸手搂着他，温和地提醒他皮尔庞特对美国的信心，摩根人的才华对他们的银行作出的贡献。接着扬又想使他振作精神：“你就要留在这儿，面对这些暂时的挫折，因为如果你一走了之，你就不是杰克・摩根了。你靠的是未来，你靠的是你自己。”后来，扬写道：“我说完以后，他一言不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说，‘欧文，我想我需要有人跟我这么谈谈。我想只有你能做得到。’”(10)

杰克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手下始终没有安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人们才摒弃了30年代的旧怨，沐浴在温暖的爱国主义热情之中。只有当全国的注意力从大萧条和国内的经济不平等转移到外来的威胁时，摩根银行和新政才重新找到了共同点。

在摩根财团对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进攻的同时，它还得对付罗斯福的接班人密苏里州哈里・杜鲁门参议员的怨言。杜鲁门后来说，在他当参议员的第一任期内，他花在铁路融资上的时间超过任何其他的问题。这就和摩根财团发生了冲突，因为摩根财团和库恩-洛布公司在30年代仍然主宰着铁路债券的发行。铁路行业与新的卡车和航空业务竭力竞争。铁路建设融资是大萧条时代难以应付的问题，而银行家被指责为管理不善。1935年，杜鲁门参加了由一位有进步党倾向的蒙大拿州民主党人伯顿・惠勒任主席的分委员会，调查银行家们对铁路的影响。惠勒听证会研究了把铁路和传统的银行组成的排他关系所形成的束缚。从路易斯・布兰代斯反对摩根垄断纽黑文铁路起，改革家们就一直极力主张银行和其客户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距离。现在他们再次提倡竞争性招标，从而使所有的银行都能为承办任何一项发行债券而进行竞争。

由于奇怪的历史的阴差阳错，惠勒分委员会的顾问马克斯・洛温索尔把杜鲁门介绍给了那个无所不在的摩根的恶魔——路易斯・布兰代斯，布兰代斯当时已任最高法院法官。在20世纪30年代末，最高法院法官仍然每周有一个下午茶话会，招待来访者。布兰代斯在加利福尼亚街的家里举行的茶话会上，常常会把别人撇在一旁，几个小时拉着杜鲁门不放，盘问他关于听证会的情况，极力主张对铁路严加管制，切断它们和华尔街的联系。杜鲁门被布兰代斯争取过来了，接受了他那以小型企业和坚决反托拉斯的规定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的信条。这个信条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加剧了与大企业计划和经济集中的使徒——摩根财团——的冲突。

预料到惠勒参议员及其委员会的猛烈攻击，摩根合伙人在1935年采取行动，甩掉了“爵士乐时代”最大的包袱——破产的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五年来，摩根秘密地以4000万美元的“援救”贷款来支撑他们，尽管他们还拖欠了800万美元的利息。当这兄弟公司在1935年5月再次违约时，摩根银行认为如果去控制他们的附属担保物——庞大的阿利甘尼铁路和他们的房地产帝国，那等于是政治自杀。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减少他们的损失，卖掉阿利甘尼股票。他们需要去讨好华盛顿，鲜明地表示摩根的权力和威望在下降。摩根银行在一份小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宣布了拍卖附属担保物的计划。这是该行和范・斯韦林根一度迷人的关系的可怜结局。

1935年9月30日，范・斯韦林根帝国的残余到了阿德里安・马勒父子公司的证券拍卖堂的拍卖槌之下。马勒父子是众所周知的“证券坟墓”，其办公室恰好面对着圣保罗教堂墓地的坟场。在一间到处堆满了灰尘蒙蒙的油画和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烂货的单调屋子里，在裸露的电灯泡下，乔治・惠特尼跷着大腿坐在一张廉价的椅子里。他穿着笔挺，淡淡地笑着，试图在摩根威风扫地的此时此刻，表现出他早已一领风骚，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摩根财团那英俊的金发律师、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法律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施瓦茨，带来了放在两个精致的皮制文件夹里的阿利甘尼证券。屋子里挤满了人。紧张、苍白的奥里斯・范・斯韦林根就像复活的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鬼魂，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阿利甘尼有28000英里的铁路，占美国整个铁路系统的十分之一，但是只卖了300万美元，摩根和担保信托公司各家都损失了900万美元。结果是压不垮的范・斯韦林根兄弟通过成立最后一个控股公司，由两个同事垫上钱，把铁路又买了回来。

后来，乔治・惠特尼紧抿着嘴唇笑着，握着快活、得意的奥里斯・范・斯韦林根的手。奥里斯对惠特尼悄悄地说：“我宁可付钱。”丧葬似的拍卖堂给这场大失败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结局。但是，就像范・斯韦林根兄弟奇怪的相互“模仿”的生活方式那样，他们很快就相继死亡。曼蒂斯在那年的12月份死了，11个月以后，奥里斯到霍博肯来参加摩根的一个会议，因冠状动脉血栓而死在他私人卧车的车厢里。他留下的遗产比曼蒂斯的人寿保险多不了多少。同时，斯韦林根铁路仍然大量地典当给了银行。

这次拍卖并未使惠勒调查者放松。甚至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成立摩根士丹利公司，都不能使惠勒参议员改变他认为J.P.摩根公司控制铁路证券生意的观点。他问一位证人：“在华尔街，人们是不是一般都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是换汤不换药，或者说就像以前一样由摩根控制着？”(11)

惠勒调查者在1936年花了半年时间在华尔街23号研究档案。曾经是神圣的、秘密的文件被政府调查者的指印弄得越来越脏。委员会的顾问马克斯・洛温索尔成为摩根新的妖怪，乔治・惠特尼向杰克抱怨调查背后的“犹太律师因素”。(12)惠特尼认为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是他们调查的真正目标，而他们死后，摩根银行则成了他们的替身。1937年，惠勒因为关于最高法院改革的斗争分散了精力，任命杜鲁门为铁路调查组的主席。此时，该委员会转向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在1930年收购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一事，所用资金是1929年阿利甘尼承销款，这次收购因为优惠客户名单而搞得臭名昭著。

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掠夺给一位未来的总统上了很有教益的一课。正如玛格丽特・杜鲁门所忆：“我父亲正是在调查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以后，感到非常愤慨，并且从此以后一直确信被他称为‘拆卸大队’的华尔街金融家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随时准备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13) 阿利甘尼最终在摩根的控制之下，密苏里太平洋公司成为一个公开的丑闻。铁路像被挤奶一样地抽掉了大量的红利，而管理部门则解雇了数以千计的工人，放弃改进铁路系统，没有紧急基金的准备。公司和密苏里州的立法者之间还有肮脏丑恶的政治交易，一位州参议员接受了1000美元，他把这笔收入列为“阿利甘尼-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业务的服务费用”。(14)

斗志昂扬的杜鲁门坚决顶住华尔街要他停止调查的巨大压力。他谴责摩根财团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写信给夫人贝斯说：“这里的情况一团糟，在纽约是一片怒火。担保信托公司和J.P.摩根动用一切手段来逼我罢休。我要么完成这个任务，要么以身殉职！”(15)杜鲁门把自己看成正直的农村青年，决不被那些自命不凡的纽约式人物所蒙骗。他在政治和文化上对银行有厌恶感。他在年轻时就认为皮尔庞特是一个势利鬼，和欧洲腐朽的王族臭味相投。他很快就觉察到乔治・惠特尼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以及乔治・惠特尼对微不足道的中西部参议员的鄙视。他告诉贝斯说：“惠特尼先生特别注重他自己的地位。他在九点三刻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干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他究竟谁是委员会的主席。他马上就放下架子，规规矩矩地走了。”(16)杜鲁门的经历使他久久不能改变观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是精明、贪婪，无视财富集中的危险人物。他认为一般的政府官僚根本不是华尔街律师的对手。

惠勒听证会还产生了一个摩根的敌人，他将折磨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20多年。罗伯特・扬自称为德克萨斯民权主义者，他在纽约为通用汽车公司干了20年，因为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中卖空而发了财。后来他辞职，自己开了一个投资公司，为他自己、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以及其他的汽车公司经理购买股票。在30年代初期他买了阿利甘尼的大宗股票以后，摩根银行和担保信托公司仍没有让他及其客户在董事会占有一个席位。扬永远没忘记这个侮辱。

范・斯韦林根兄弟死了以后，扬和他的同事艾伦・柯比——伍尔沃思公司的继承者——买下了破产的阿利甘尼帝国，而阿利甘尼当时仍然有大量的资产抵押给了J.P.摩根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但是扬不是一个顺从的客户，他想利用阿利甘尼作为跳板来向摩根财团本身进攻。其他的实业家们都极力反对新政，扬则大力宣传新政的口号，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勇敢的局外人，宣称他的使命是“从资本家的手中挽救资本主义”。他说他要分散摩根及其同事的权力。拉蒙特被扬在杜鲁门分委员会上的证词激怒了，在华尔街23号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这一顿训斥使扬一辈子感到刺痛。当扬告诉他说自己本来是想把恢复阿利甘尼的计划通报他的时候，拉蒙特回答说：“你不理解我。我不仅要你通报情况，我还要帮助指导你的政策。”(17)

对扬来说，他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经常重复这个故事，像罪人般重复地讲述他们转变的一刻。拉蒙特使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乡下佬”，“真的是让我趴在地上，打我屁股，痛骂我居然如此大胆，不经过和摩根商量就搞出一个……计划来。”(18)

拉蒙特的高压手段使扬十分恼火，惠勒听证会又使他壮大了胆子，因此他在铁路融资方面带头向摩根的霸权造反。他的主要目标是绅士银行家们要求其客户维持的排他关系。摩根财团曾经为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发过债，该铁路是阿利甘尼帝国的一部分。1938年11月，扬和他的银行业的同事，即芝加哥市哈尔西-斯图尔特公司的哈罗德・斯图尔特，以及克利夫兰市奥蒂斯公司的赛勒斯・伊顿设了个对付摩根权益的圈套。扬以及摩根士丹利的哈罗德・斯坦利和库恩-洛布公司的伊莱沙・沃克挂上私人车厢，乘火车到了克利夫兰，参加契萨佩克和俄亥俄融资委员会的会议。纽约银行家们期望洽谈一项3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

斯坦利和沃克一定知道发生了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被要求提供密封的发债的投标书。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这样长途旅行去参加这种董事会也是史无前例的。斯坦利显然认为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他在会上说他允许库恩-洛布公司的名字作为联合主干行和摩根士丹利并列在一起。这时，扬放了一枚炸弹：“斯坦利先生，我们对做广告或谁的名字放在谁的上面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契萨佩克和俄亥俄发了债以后得到什么。”(19)扬突然披露他已经从奥蒂斯和哈尔西-斯图尔特得到了竞争性投标，而且比摩根和库恩-洛布公司提出的条件还净省350万美元。董事会上有些一贯忠于范・斯韦林根的人仍然想接受传统的华尔街银行。扬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最低的报价，他就要对他们起诉，从而使他们乱成一团。他在会议室里跳来跳去，嚷嚷着：“摩根拿不到这笔生意了！摩根拿不到这笔生意了！”(20)晕头转向的董事们休会，和律师们商议以后，回来接受了低价。

扬的宫廷政变在华尔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大多数的发债将公开进行竞争性招标，而不是由绅士风度的银行家们私下和客户谈判。这典型地表明付给公司的价格和债券再销售给公众的价格之间的利差就很小了。投资银行的利润幅度变小，在理论上留在发行者手里的钱就较多。

在以后的两年中，扬、伊顿和斯图尔特三驾马车使另外两家铁路公司也接受了竞争性招标。1941年，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U-50规则，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发债都必须实行竞争性招标。1944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制定了一条类似的规定。但是，不管反对华尔街力量的这种胜利何等辉煌，它们没有触及铁路和公用事业以外的更加有利可图的工业债券。老式银行业务的主要推崇者是哈罗德・斯坦利和他的公司。斯坦利总是不主张竞争性招标引起的银行和发行者之间“断断续续的关系”，警告说这样公司就得不到良好的咨询，且发行债券的价格也不会合适。即使这个论点显然是为图私利，美国工业界也还是甘心情愿地接受这个逻辑。在以后的40年中，美国的蓝筹公司同意和摩根士丹利保持排他性的关系，这种联盟直至1979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造反”以后才算打破。

显然，如果在摩根财团和新政之间要建立友好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也不会来自杰克・摩根。他愤愤不平的心态使他在政治上毫无价值。这也不可能来自乔治・惠特尼，他是家族银行家的典型，深为改革家们所厌恶。对白宫采取任何新措施的任务只能由汤姆・拉蒙特来担当，因为他一心想回到政治游戏中去，并且在被华盛顿“流放”的日子里大为不快。

1937年的风风雨雨为摩根银行打开了一条可能的缺口。经济和股市从春天到夏末一直滑坡，到9月份时又直线下跌。股市和商品市场在10月19日的暴跌使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二。市场的跌落几乎和1932年的最低点接近了一半。投资银行都在两个债券的发行上遭到沉重的打击——伯利恒钢铁债券和纯石油公司优先股，以至于传闻要考虑关闭证券交易所。哈罗德・斯坦利担当起摩根在华尔街的领导作用，他把若干投资银行家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的情况作了一番非正式的审议。作为一种回报，他难得让这些银行家们一睹摩根士丹利的账本。因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致，投资银行业领域一批规模很小、资本不足的银行，实力较弱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被逐出市场。爱德华・史密斯公司——担保信托公司的证券业下属公司的继承者——遭受了沉重的承销损失以后，和查尔斯・巴尼公司合并，组成了史密斯-巴尼公司，并入摩根集团。这种突然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动荡的金融市场的局面，使新政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冲击。

工业部门也是一片混乱。在1937年的1月和2月，羽毛未丰的“联合汽车工人组织”静坐罢工，使通用汽车公司处于瘫痪状态。在密执安州弗林特市，警察向只有弹弓武装的工人开枪。失业率从1937年的14%上升到第二年的19%。这些事件不仅使人感到新政已是步履维艰，而且还加剧了政府中两大派别的矛盾。一派受路易斯・布兰代斯的影响，认同于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托马斯・科克伦和本杰明・科恩，把美国不能摆脱萧条归咎于美国的大公司，主张市场应该更有竞争性。他们的同盟者罗伯特・杰克逊——司法部反托拉斯派的首领，认为垄断者的“定价把他们自己逐出了市场，也把他们自己推进了衰退”。(21)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与这种论调一唱一和，警告人们注意美国最大的60个控制国家命脉的家族的恶劣影响。罗斯福喜欢搞试验，他的政治教堂里有的是座位。当时，他倾向于反托拉斯的一派，告诉他的高参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这可能会“吓唬一下这些人（生意人），让他们因此而去做些事情”。(22)

1933年至1935年在所谓“第一新政期间”，还有一派很有影响的高参。他们赞赏大公司的技术效率，认为布兰代斯那种小规模、竞争性经济的观点是一种幻想，这样的美国已属过去，追之不及。他们接受经济集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鼓吹由公众来控制庞大的经济实体，而不应徒劳地想把它们拆开。他们谴责杰克逊和伊克斯的讲话是蛊惑民心，起反作用。到1937年下半年，他们已经有胆量进行反击，因为当时罗斯福对特格韦尔说：“由工人和企业界领导人组成的混合团体向他转达意见，也许是可以采取的一种方式，让他找个台阶下来，改变政策。”(23)

在加强他们阵营的时候，新政的左翼发现和摩根志同道合。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从皮尔庞特时代开始，摩根财团就一直支持工业计划，虽然是在私人控制之下。铁路协会和美国钢铁公司如果不算是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什么呢？（我们记得摩根银行和进步党党员之间秘密联系的意识形态，以西奥多・罗斯福和乔治・珀金斯之间的友谊为代表）。与此同时，合伙人决不是一概反对联邦政府为制止萧条所采取的所有干预。如果说拉蒙特、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恪守平衡预算的教条，反对提高税收，那么他们也主张放松银根以反通货紧缩。相比之下，美国银行家协会却攻击罗斯福低利率的政策。这些同行们的蒙昧主义有时候使摩根银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莱芬韦尔说：“我有时想我们该不该保留我们的会员籍，这等于是在无声地支持美国银行家协会。”(24)他指责1936至1937年的联储的紧缩政策造成了那一年的经济滑坡。用现代的行话来说，摩根合伙人同情整个经济的宏观管理政策，即使他们对具体工业行业的微观规范也表示遗憾。

阿道夫・伯利是一位关于政府计划的重要理论家，他在1932年与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合作撰写了一部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伯利和米恩斯坚持认为，大公司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排斥的事实，政府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个现实。伯利听了罗伯特・杰克逊的讲话非常不安，因此开始和拉蒙特通信。拉蒙特的言谈当然对大公司非常肯定，他认为大公司比小公司的道德标准高。他还强调了他忠于罗斯福外交政策和大部分的国内政策。这里边加了不少动听的诗一般的美言。就在不久以前，拉蒙特还向他的好朋友阿斯特夫人抱怨罗斯福的白宫“奢侈、浪费和管理松散”。(25)拉蒙特不管如何放肆，他至少愿意和新政对话和讨价还价——这和杰克・摩根及华尔街的其他顽固分子无谓的“暴跳如雷”相比，是大大地进了一步。拉蒙特和伯利达成了一笔交易：他将支持救济付款和赤字支出，作为撤销剩余利润及资本收益税的交换条件。与此同时，对企业特别是对公用事业的政治攻击，应当停止。这种政治交易，在摩根以前极力影响新政的努力中是明显没有的。

1937年12月22日下午，新的咨询组里的八个成员在伯利主席的主持下，在纽约的世纪俱乐部里开碰头会。拉蒙特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扬代表大公司，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查尔斯・陶西格为新政说话，钢铁工人工会的主席菲利普・默里、工业组织代表大会的约翰・刘易斯以及工业组织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李・普雷斯曼代表劳工运动。在阶级冲突两极化的时代，这是个独特的运动。这八位先生联合反对罗伯特・杰克逊的反托拉斯起诉，批准了一项伯利和拉蒙特早已拟好的协议纲要。最后，特格韦尔许诺和罗斯福约定开会研究这个协议。

拉蒙特是个影子里的怪物，他想象和罗斯福在1938年1月14日的会晤将是一次秘密的、谨慎的事情。而事实上，与会者还得经历摄影师和记者的一番骚扰。报上嘲笑“伯利先生的经济动物园”，头版登出毫无同情心的白宫泄露的材料。(26)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很有成效的会议，与会者批准通过联邦的支出来扩大购买力，而不是用老式的紧缩性的削减工资的方式来对付艰难时世。尽管罗斯福想再开几次会，但是试验已经胎死腹中。政府中受布兰代斯影响的制定规章制度的人，诸如起草证券法的托马斯・科克伦和本・科恩反对向企业作出姿态。工业组织代表大会中的一个极左派同样执意要挫败新兴的企业-劳工-政府三头政治。

至于拉蒙特，他感到十分遗憾，白宫的会议竟沦落成了一个廉价的政治舞台，他和欧文・扬提供的合作“被利用来搞三流的政治”。(27)在政治攻击的时代，这是个失去的机会，它本来能说明企业和劳工进行务实的讨论有潜在的好处。对于摩根财团来说，这尤其是个不可挽回的机会，因为白宫会议发生在摩根丑闻的前夜，它把时钟拨回到1933年的黑暗的时代，使合伙人认为自己是开明的、一心为公的金融家的观点受到了质疑。

对于摩根财团来说，1937至1938年的冬天变成了大溃败和哀悼的时候。在1938年2月，45岁的帕克终因责任重大和早年的辛劳而一命鸣呼。在20多岁时，这位管理梅隆时的财政部的神童患了高血压，他的死因是心脏和肾脏的疾病，但是很多人认为他是累死的。当年他在财政部熬夜至凌晨2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工作时也是如此，德国人都注意到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的情形，他终于积劳成疾，命归西天。早年，他和新娘路易丝的蜜月一直拖了五年，这个肯塔基的美人挑逗性的话常在华尔街传来传去。他在1931年到银行来以后，没有要求固定的收入，把此事当做细枝末节。摩根合伙人都保护他，总是催他去休假，养精蓄锐。他神奇的工作和献身精神使他获得了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勋章，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学位。他死了一年以后，有漂亮圆脸蛋的路易丝嫁给了哈罗德・斯坦利，斯坦利的原配夫人在1934年死了。这不仅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之间创造了一条新的纽带，而且意味着路易丝的儿子小S・帕克・吉尔伯特——20世纪80年代的摩根士丹利的董事长有着独特的摩根血缘。

帕克・吉尔伯特的死亡发生在丑闻发生之前的两周。如果说摩根财团因为格拉斯-斯蒂格尔而失去了它的投资银行业务，那么也许它在理查德・惠特尼一案中失去了荣誉。费迪南德・佩科拉的做法暴露了值得质疑的地方——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否明智却有问题，然而理查德・惠特尼丑闻则是摩根财团直接与法律发生了冲突。这个案子成了新老华尔街之间，以及私人信赖和公共信赖之间的一场道德剧。这不仅挫败了拉蒙特想巴结新政的企图，而且还加快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改革。

作为交易所在1930至1935年间的主席、理查德・惠特尼一向是华尔街最傲慢地反对联邦证券规范化的人。对新政者来说，他代表了华尔街旧秩序的自命不凡和傲慢无礼。1932年，他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就证券问题作证时，就教训参议员们应该减少他们的工资。他反对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调查佩科拉的人说：“你们这些先生们正在犯极大的错误。”他认为证券交易所是个完美的机构。他还不让经纪人回答佩科拉的问题。(28)在1937年，他碰到了对手，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威廉・道格拉斯，他在那年接替了乔・肯尼迪。道格拉斯已和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查尔斯・盖伊在讨论交易改革的问题，惠特尼领导董事会上的一派人反对这种努力。在1937年秋天，道格拉斯把证券交易所的那些负责人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规范的工作必须干。现在却没有做，该死的！你们去干，否则我们就干。”(29)盖伊对于需要改革也无可奈何，就任命了由大陆罐头公司卡尔・康韦领导的委员会来研究改革。1938年1月，委员会建议彻底改组交易所，包括一位享受全日制薪金的主席的职务，一套专业工作人员班子和非成员的理事。理查德・惠特尼丑闻就是在这种充满仇恨的格斗中披露的。

乔治和理查德・惠特尼都身材高大，具有贵族风度，惹人注目。他们是一位银行行长的儿子，受到波士顿婆罗门教的教育，上过格罗顿和哈佛大学。人们会注意到理查德从哈佛读书时就戴的挂着瓷猪的金链条。摩根合伙人乔治慢慢讨厌他永远甩不掉的格罗顿的同学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说：“我和兄弟都上了大学，我们总是很舒服的。这里没有穷孩子的问题。”(30)乔治通过基德-皮博迪公司来到摩根，在1919年成为合伙人。

乔治有一张多皱而英俊的脸，坚实的下巴，一副优雅傲慢的气派，象征了那个时代的摩根银行。一位英国来访者后来评论说：“乔治・惠特尼身材修长，铁灰色的头发，非常英俊，很有魅力，梅茜小姐认为他对男人和女人都很‘危险’！”(31)他使摩根永久保留了合伙人穿着时髦的传统。由于绝妙的巧合，他和玛萨・培根结为夫妇。她是曾经使皮尔庞特入迷的华尔街的希腊神罗伯特的女儿。

30年代末，乔治・惠特尼领导摩根银行，并且是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德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约翰斯-曼维尔和担保信托公司的董事。作为国内承销业务的首领，他吃格拉斯-斯蒂格尔的苦头超过所有其他的摩根合伙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生意转到了哈罗得・斯坦利的手中。他在华尔街备受尊敬，尽管沉默寡言，在银行里人缘很好。摩根的合伙人常常集体到华盛顿去回答问题，其中乔治・惠特尼似乎往往表现得最势利、怒气最大，不愿意承认这种程序的合法性。就在新政的攻击似乎有可能缓和的时候，揭露的丑闻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调查者试图冲破他粉刷得很好的防线。

乔治是在他的哥哥理查德的影子里长大的。理查德是家里的明星，他早年在华尔街的事业似乎没有辜负家里很高的期望。在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作为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据说他溜达了一会儿，便投标购买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的股票。第二年的春天，他晋升为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是有史以来占据这一位置的最年轻的人。大家都知道是他制止了1929年金融大恐慌。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32)他冷漠而自负，人称“华尔街先生”，身穿燕尾服坐镇在交易所顶层的宫殿似的套间里。在私人俱乐部的氛围中，他代表了抵制联邦规范的反动分子、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和专家们，反对较为自由派的零售经纪人。

理查德和J.P.摩根的关系超过他的弟弟。他的公司——理查德・惠特尼公司——是为摩根银行处理金边债券的主要纪经人。即使摩根银行里没有人卷入丑闻之中，摩根银行也会受到这场丑闻的影响。正如记者约翰・布鲁克斯所说：“当华尔街23号的诸神在马路对面的人间市场上显形的时候，他们所借用的躯体就是理查德・惠特尼。”(33)摩根银行一般远离尘嚣，不会卷入到证券交易所的争执中去，对大众认为惠特尼代表他们观点的印象感到非常不安。到丑闻爆发时，要想纠正这种印象已经为时晚矣。

理查德在20世纪30年代过着双重生活。当他在华盛顿的攻击下捍卫合伙基金、卖空和其他投机时，他也难于抑制自己的赌瘾。他老是受那些拼命捞钱的艺术家的骗。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经济崩溃之前，买了该州一家化肥厂的股票，并投资于一个叫做杰西・莱特宁的非法酿酒的苹果白兰地厂。与此同时，他过着乡村绅士的生活。他的夫人是联合同盟俱乐部前主席的女儿，有继承权。他在新泽西州的500英亩的庄园里养着纯种马，负责埃赛克斯猎狐狗协会，在第五大道拥有一幢房子，像一个巨头那样神气活现。

理查德常年债台高筑，总是在借债，拉人参加联合投资。1929年，他试图花言巧语拉一位同辈远亲乔克・惠特尼来合伙参加一项投资。可是那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太好了，乔克听了律师刘易斯・卡斯・莱迪亚德的劝说就没有参加（后来，乔克和他的朋友大卫・塞尔兹尼克买了《理查德・惠特尼传》的电影版权）。乔治真是了不起的忠心耿耿，一直让理查德手头有钱还债，尽情满足他一掷千金的狂想。在大崩溃之前，乔治借给理查德50万美元来买一个证券交易所的席位。此后，贷款逐笔增多，理查德欠他兄弟的债达到300万美元的惊人数额。不仅有这些贷款，而且别人也借钱给他。理查德在华尔街上乞讨时，人们认为乔治是他的后盾。人们对摩根财团的畏惧和尊敬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理查德漫长的财务危机中，居然无人向他讨债。

1931年，摩根银行向理查德提供了50万美元的贷款，且这笔贷款不断地延期还款。合伙人嘴上佯装喜欢理查德那种胡闹调皮的风格，但心底里着实有看法。他们一度想找一位老资格的证券交易所的理事，把他的公司和理查德的公司合并起来，以抑制他的放荡。拉蒙特好几次警告乔治，理查德对证券改革那种有失身份的猛烈攻击起了反作用。乔治本人也知道理查德简直是在胡搞。当摩根银行在1934年第一次接受州银行检查者的调查时，乔治只得拿出自己的证券作为理查德贷款的附属担保品。

到30年代中期，理查德向交易所的犹太成员要贷款，显然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因为他作为交易所高高在上的梯队曾经排斥他们。1936年，乔治请哈里的儿子小亨利・戴维森去调查理查德的财务情况。戴维森以很有礼貌、漫不经心的方式盘问理查德，发现他的贷款缺乏足够的附属担保品。更糟糕的是，他在用借来的证券作为附属担保品又去借更多的钱。上一代的威廉・克拉波・杜兰特就是这样铺筑了一条通向金融破产的“康庄大道”，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到此时，理查德已经不只是错误判断，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干脆违法乱纪，开始掠夺两家贵族机构。证券交易所有一个250万美元的退职金基金，这是向成员的家属发放死亡抚恤金的。理查德擅自拿了100万美元的证券作为他本人和自己的公司贷款的附属担保品。他是纽约游艇俱乐部的司库，又挪用了15万美元的证券。这个丑闻被揭露出来，是因为有一次退职金受托人举行会议，理查德・惠特尼恰好缺席，一位胆小的职员把丢失证券的事捅了出来。突然之间，理查德必须立即归还“借用”的股份。除此之外，他还向埃夫里尔・哈里曼要了5万美元，但还是不够。1937年11月23日，他向乔治要了1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摩根银行正式的越轨从此时开始，因为理查德向他弟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对乔治真是一场噩梦，人们含沙射影摩根有不轨行为，为此，他多年来在华盛顿极力为摩根辩护。理查德谈到此事，说乔治“听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心慌意乱，目瞪口呆，问了我无数遍为什么我要这么干，简直不可理解——一点也不奇怪，他像遭了雷击一样”。(34)

乔治因为手头没有现钱，就去找拉蒙特，告诉他理查德的“处境非常严重”（“处境”是丑闻的通用委婉语）。他承认挪用了证券交易所的证券，说第二天就必须补回去。拉蒙特冷淡而同情地说：“这是个麻烦事，乔治。理查德・惠特尼是没问题，但是不管处境如何糟，他怎么能挪用证券呢，哪怕是一会儿也不行啊！”(35)第二天，拉蒙特不管是出于极度的害怕，还是超常的友谊，坐下来开了一张数额为100万美元的个人支票。乔治就把支票交给理查德。两星期之后，乔治把支票还给拉蒙特以后，问杰克・摩根他能否从他的合伙资本中撤出钱来，含糊其词地说理查德“处境非常糟糕”。杰克没有打听原因。他后来说他还以为要钱是为了做什么生意。

因为拉蒙特和乔治没有报告理查德的罪行，他们犯有包庇隐匿罪。三个月来，他们知道理查德是个骗子，但是没有告诉证券交易所里的任何人，而是把贪污的处理当成君子之间的事来私下了结。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痛苦局面。摩根合伙人从不行贿，并以他们的正直诚实而感到自豪，但是现在却忍不住想掩盖这个丑闻。乔治自然不乐于暴露他哥哥的罪行。而摩根银行知道新政分子一定会高兴地利用这个丑闻来进一步对华尔街实行改革。他们不会把理查德扔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狼群中去，特别是威廉・道格拉斯，此人时刻准备着扑向摩根财团和证券交易所。

道格拉斯是个满腔热情的政府管理人员，对华尔街恨之入骨，可谓是正牌的摩根死敌。他曾说“摩根的影响之坏，在当今工业和金融界为最甚”。(36)他憎恨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抨击这批金融白蚁贪图眼前的利润。他无休止地给罗斯福写备忘录，陈述建立新的地区工业银行之必要，以便在“企业界以一种新的开明的领导来取代摩根在各个地区的影响”。(37)道格拉斯正在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起进攻，把它视为过时的私人俱乐部。事实上，就在理查德向乔治要紧急贷款的那个月，道格拉斯威胁要接管证券交易所。

在了解惠特尼丑闻的最后一幕之前，在此值得叙述一下在摩根历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一段插曲。1938年2月，理查德从一个名叫沃尔特・罗森的人那里拿到一笔10万美元的贷款。罗森显然十分精通关于摩根的学问，因为在同意提供贷款的时候，他对理查德说：“老摩根先生的态度一向使我非常钦佩，他认为借款人的个人品格，要比他的附属担保品的价值高得多。”理查德一本正经地说：“摩根先生说得完全对。”(38)而这时，理查德已经捞到了2700万美元的贷款。

1938年3月5日，乔治正在佛罗里达养病，理查德突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在一局桥牌中，他打断摩根合伙人弗兰克・巴托，脱口而出道：“我处境很难。”他要巴托给他一笔贷款。他承认贪污了纽约游艇俱乐部的股份。巴托说：“这很严重。”理查德回答说：“这是犯法的。”(39)理查德将要被证券交易所调查委员会召去，并急于要钱。巴托拒绝作任何表示，而是先要请教律师。第二天，他和杰克・摩根找约翰・戴维斯磋商。戴维斯警告说借钱给理查德的任何念头都会毁灭摩根财团。(40)他们拒绝帮助，从而决定了理查德的命运。他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告诉乔治，他哥哥的垮台已迫在眉睫，乔治只是气喘吁吁地说了声：“我的天！”(41)

1938年3月7日，证券交易所的理事会投票表决，指控理查德・惠特尼渎职。第二天早上，交易所代表敲响了交易场里的钟声，宣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资不抵债而停业。紧接着是一片混乱，股票价格一落千丈。随后，纽约县地方检察官托马斯・杜威对惠特尼起诉，指控他大量侵占财产，偷窃证券，包括从他夫人那里偷窃10万美元。这对美国的贵族，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威廉・道格拉斯把消息告诉罗斯福总统时，他正在床上用早餐，毕竟是老相识，有交情，他两眼泪汪汪的。总统哭泣着说：“怎么会是理查德・惠特尼！理查德・惠特尼！理查德・惠特尼。我简直不能相信。”(42)新政的口号扬言“经济保皇党人肆无忌惮”，一时间似乎不幸言中。

证券交易委员会匆匆组织调查理查德丑闻，使摩根财团非常愤怒。纽约听证会在百老汇120号举行，离“街角”不远。科温顿-伯林公司的迪安・艾奇逊代表证券交易所，而一个名叫格哈德・格塞尔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轻律师首先提问。格塞尔问杰克・摩根是否认为在这件事中对证券交易所负有责任，杰克回答道：“没有，根本没有。”(43)格塞尔问他为什么要借钱给理查德，他说他从来不问原因。格塞尔问：“那么，你并不认为这是因为喝酒、女人和玩马，是吗？”杰克说不，这笔数额太大了，不可能干那个。大家都哈哈大笑。(44)杰克疲惫不堪，败下阵来，在作证期间大部分是闭眼坐着，似乎这是一场噩梦，谢天谢地，他很快会从中醒来的。格塞尔后来称赞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老先生……温和，总是实事求是”。(45)

拉蒙特平时的镇静沉着一扫而空。在听证会上，他承认从来没有想到理查德会是个小偷，他的钱是借给乔治的。他猜想证券交易所的官员们是知道股份交易的。他愤怒地问：“格塞尔先生，你难道以为我会对乔治・惠特尼说，‘是的，乔治，我会帮助你解决这个违约事件，你相信这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但是我必须马上到地方检察官那儿去，告发你哥哥，”(46)拉蒙特说他做了任何一个朋友应做的一切。同样，乔治・惠特尼说他做了任何一个兄弟应做的一切。

拉蒙特的书信也确切地表达了他的困惑之感。即使是对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他也感到必须声明自己是无辜的。

这对我来说有点像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应该互相帮助，宽以待人，再给人一次机会，难道我们该忘记这个原则？

当然，正如证据所证明的，查理德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对乔治撒谎，他篡改了账本，他欺骗他的夫人和孩子，等等，等等。但是在去年11月乔治在想办法帮助理查德纠正他的失误时，他对所有的这些都不知道。(47)

虽然理查德・惠特尼对非法侵占巨额财产罪供认不讳，但是乔治和拉蒙特逃脱了惩罚。检察官杜威也许感到这些富人已经够遭罪的了。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对他们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知道理查德的犯罪行为和经济困难（杰克在尚未看到这份报告时，就对拉蒙特说这肯定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一份“恶毒”的文件）。(48)威廉・道格拉斯铁石心肠，毫不留情，要让摩根流血。在听证会期间，他把格塞尔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新闻界告诉我说你对乔治・惠特尼太软了。”(49)格塞尔反驳道：“威廉，这有失你的人格。我要揭示真相，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乔治帮助他的哥哥而往他脸上抹黑。我并没有对他太软。”乔治・惠特尼非常尊敬格塞尔，后来鼓励科温顿-伯林公司雇用他。他对哈里・科温顿说：“但是你得打发掉艾奇逊这家伙。此人不行。”(50)

道格拉斯请司法部审议乔治和拉蒙特的行为是否犯有包庇隐匿罪。而司法部检察官布里恩・麦克马洪拒绝起诉他们，这时，道格拉斯看到这里有邪恶的阴谋作祟。他后来说麦克马洪“准会把我们的报告扔到纸篓里去……反正在背后有一个有权势的人，有钱又有政治关系”。(51)当他试图让交易所来追究摩根合伙人时，只有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对他们投不信任票。

道格拉斯利用这个丑闻通过了一项新的法规和改革后的交易所候选人名单。侵占财产案说明证券交易所需要更加公开化。到5月中旬，康韦委员会建议的改革方案得到通过。理事会有所扩大，吸收了一些社会成员，康韦委员会34岁的秘书——圣路易斯市的麦克切斯尼・马丁当选为交易所第一任带薪的主席。道格拉斯就这样把交易所从一个私人俱乐部变成了听命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机构。他还推动了另一项改革日程——对证券发行实行竞争性招标。1938年1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规定，投资银行不得收取公用事业承销费，除非它们在成交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其他的“金融十字军”看到惠特尼威风扫地而士气大振。铁路大王罗伯特・扬后来说，他在报上读到惠特尼被捕的消息以后，看到这是摩根势力江河日下的证据，才有了勇气坚持和拉蒙特进行斗争。

理查德・惠特尼后来又是如何呢？他在被捕以后的表现，就像一位法国的贵族被拖到断头台。他决心要拿目光压倒刽子手，斥责格哈德・格塞尔在一次审问中迟到了5分钟。他不同意被说成资不抵债，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可以从我的朋友那儿借钱。”(52)与此同时，有钱的同情者在东七十三街他的住宅前堆上了花环。他被宣判为非法侵占财产罪后，到辛辛监狱去服刑五年，临行时真有一番大马戏团演出的气氛。5000围观者聚在中央火车站，看到一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高个儿被警察带上火车。他和另外两个囚犯被铐在一起，一个是敲诈勒索犯，另一个是强奸犯。全不像另外两个犯人那样，毫无表情的惠特尼无意于把脸藏起来不让摄影记者照相。他成了辛辛监狱第94835号囚犯，在此服刑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主席。

从长远来看，这个丑闻的真正受益者也许是乔治・惠特尼。多年来，他和理查德相比，得分甚多，成为“良好的、诚实的惠特尼兄弟”，改变了特权捍卫者的形象。他对理查德的忠诚甚至使新政主义者也感到忐忑不安。好多年后，格哈德・格塞尔被乔治的一张新闻照片深深地感动了，他拿了一只手套或是一根球棒送给理查德，让他可以在监狱里的棒球队打球（理查德在格罗顿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也来看他）。到1941年8月，理查德有资格得到假释。乔治开车到监狱门口去接他。理查德此后就在马萨诸塞州巴恩斯特布尔的一个奶牛场当负责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进入金融世界或是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