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1973至1974年的萧条在摩根担保公司面前也展现出一幅充满动荡的景象。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禁运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滑坡。70年代初固定汇率取消之后，外汇交易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1973年11月，摩根的总裁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提醒他在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朋友们，不要过分炒外汇，并悄悄提醒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注意这一问题。1974年5月，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外汇损失导致了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的银行挤兑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联邦德国最大的私人银行赫施塔特银行在6月份莫名其妙地倒闭，致使摩根担保公司损失了1300万美元。那年秋天，《财富》杂志警告道：“国家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着1933年‘银行假日’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是一场信任危机，公众甚至对经营最好的银行的偿债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1)

正当银行界乌云密布的时候，许多银行又突然受到了一场阿拉伯石油美元[48]的诱惑。虽然阿拉伯引起了金融危机，但显然也带来了一剂良药。对于极力维持平衡的摩根担保公司，石油美元如暴雨从天而降，带来了一幅雨中彩虹般的超现实美景。沃尔特・佩奇说道：“我们当时担心没有美元。后来沙特人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美元，我们真不知道如何保管才好。很快，你都不得不变成沙特人了。”(2)大部分石油美元都流到了四家美国银行——摩根担保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阿拉伯人是典型的势利眼，他们偏爱保守的蓝带银行，珍视摩根老派理财气氛、谨慎的作风和毫不动摇的基督教传统（直到本世纪80年代之前，该银行的高级职员中还不曾有过一个犹太人）。

当银行家们蜂拥到中东，拜倒在沙特酋长脚下的时候，摩根担保公司得益于其他投机钻营者无从效法的关系。摩根与沙特之秘而不宣的关系可追溯到30年代伊本・沙特创建沙特王国的年代。那时充当着临时银行的，是泥土地面的货币兑换所。在1933年春天，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与沙特财政大臣阿卜杜勒・苏莱曼就第一个石油特许开采权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以一笔3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和以黄金支付的5000英镑作为第一年的租金。由于沙特原始的货币体系只使用金属铸币，这样就出现了付款的难题。于是轮船把成堆的黄金运到沙特作为其石油出口的收入。直到20年以后该王国才接受纸币。

富兰克林・罗斯福听取了沃尔特・李普曼和拉塞尔・莱芬韦尔的意见后，对黄金出口采取了禁运。这险些使摩根与沙特间的这笔生意搁浅。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要等财政部批准后才能向沙特输出黄金。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等候官方的指令时，其在沙特的前途似乎就寄托在那一船黄金之上了。1933年7月26日，美国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拒绝了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请求。惊慌的石油公司无视管制，从担保信托公司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提取了35000个金币。

1933年8月初，大英轮船公司的一艘货轮载着这批黑市黄金驶向了波斯湾。货轮抵岸之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即在苏莱曼警惕的目光注视之下，点出35000金币交给了他。当沙特人问及如何保存这笔钱时，这位代表就向他推荐担保信托公司。在以后好多年内，美国石油商人用轮船或飞机将上百万的金币运到了沙特。到20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把德士古、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美孚石油公司组成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的经营范围从建造医院到骆驼饲料槽无所不包，从而使它在沙特王国的影响足以与沙特王室分庭抗礼。由于阿美石油公司经营着大量物资的进口，因而不断地需要信用证和其他老式的银行服务。它所依靠的就是实力雄厚的担保信托公司。

尽管荷兰人和法国人都已在沙特安营扎寨（荷兰贸易协会为印尼香客去麦加朝圣提供服务），但担保公司的哈罗德・安德森可能是二战后唯一经常去美国和沙特的美国银行家。作为长期从事驼队运输的商人，阿拉伯人很注重私人关系和友情。因此，为人随和的安德森就用丰富多采的礼品，例如装饰着金属钉的鞍座赢得了他们的友谊。担保公司以沙特的石油收入作为担保向其提供贷款（其中也许还包括提供给沙特国王个人的小笔贷款），并为沙特的巨头管理美元账户。担保公司作为阿美石油公司的开户行，还管理着沙特的美元石油收入。

尽管J.P.摩根公司在50年代与沙特阿拉伯没有什么来往，但它却是比奇特尔公司的开户行。这家公司是影响力遍及阿拉伯半岛的世界建筑巨人，阿美石油公司的大楼就是它建造的。比奇特尔与沙特商人苏莱曼・奥拉扬建立起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个曾经身无分文的阿美石油公司送信员最终掌握了10亿美元和沙特阿拉伯比奇特尔公司50%的股份。作为摩根担保公司国际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奥拉扬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关系网的一部分，这张网把摩根担保公司、比奇特尔、沙特王室和美国石油公司都结成一体。

财政大臣苏莱曼像故事书中的守财奴一样。常常传闻他将国家的财富——利亚尔银币和金镑藏在床底下的箱子里。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可随身携带的中央银行之一。50年代之后，沙特将开采特许权分为更平均的对半分，它与阿美石油公司各占一半。铸币填满了70英尺长、70英尺宽、8英尺高的地窖。这种古老的中世纪理财方式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了。但是若想使货币体系现代化，就会触犯伊斯兰教禁收利息的戒律。

沙特人在1952年成立中央银行时，由于害怕触怒忠实的教徒而躲躲闪闪不敢冠以这个名称，而是狡猾地称之为沙特阿拉伯货币署，简称沙特货币署。该机构在启动时拥有1500万美元。它负责铸造沙特金币并为到麦加朝圣的香客发行了王国的第一批纸币。渐渐地，纸币替代了王国沉重的硬币。不过许多沙漠勇士和王国的侍从还是偏爱结实、贵重的金属，费萨尔国王自己就情愿将一袋袋白银存在荷兰贸易协会的地下室里。

摩根担保公司通过一个叫安瓦尔・阿里的巴基斯坦人对沙特的财政进行改革。这个很了不起的人第一次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时，其身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东局局长。1958年，沙特人聘请他担任沙特货币署的总裁。他的任务是整顿这个王国的财政，当时腐败、通货膨胀和无度挥霍已把财政搅得混乱一团（沙特王宫拥有仅次于五角大楼的世界上第二的空调系统）。阿里这个戴银边眼镜、身着西服、文雅、具有学者风度的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成了费萨尔国王的私人金融顾问。作为沙特货币署的总裁，他所支配的石油美元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人，所支配的黄金之多胜过能施展点石成金术的弗里吉亚国王米达斯。记者塔德・肖尔茨在1974年写道：“没有几个国王或总统能拥有这么大的个人权力。”(3)他巧妙地用文字游戏把“利息”变成了投资的“回报”，从而使沙特货币署能够聚集各种时兴的证券，却同时避免触怒真主。当时在美国驻沙特使馆工作的威廉・图米回忆道：“在谈到他所面临的财政混乱现象时，安瓦尔首先告诉我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惊讶地发现沙特在纽约的许多账户都不提取利息。银行对沙特拒收利息的宗教顾忌如此敏感，他对此深有感触。”(4)

为制定投资战略，阿里招募西方银行家组成了一个小组从事这项神秘的行动，这个小组有时被称作“资深元老”或“三贤士”。在这些人中，有个头高高、眉毛粗黑，当时任摩根国际部主任，后来成为董事长的小约翰・迈耶。阿里喜欢购买国库券这类保守的投资，而迈耶正是这种老派的典型，因而就对他很有吸引力（在银行内，他被戏称为穆迪・迈耶，因为他能够极其细致地记住穆迪公司登记的每一笔证券，甚至是数值最小的一张）。此外，迈耶做事不张扬，难以捉摸，但为人坦诚，因而受到他的信赖。而迈耶也因阿里能在这个腐败成风的国家保持清廉而对他深表钦佩（哈罗德・安德森的助手约翰・博霍夫总是尖刻地对同事们说：“永远不要到那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用穿外套的国度去做生意。”）。阿里把沙特货币署的存款放到摩根担保公司，使之成为沙特的保藏处，这家银行雇用了阿里的儿子帕夏——耶鲁大学毕业生。

在几年当中，摩根担保公司一直向沙特货币署提供投资咨询。然而，这家美国银行的成功却在60年代给其自身带来了损失。作为政府顾问，它不能招揽在沙特的生意，否则就发生利益的冲突。摩根需要在其与沙特之间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摩根的一位前高级管理人员解释道：“你不可能派人到一个政府机构当顾问，而同时又和该政府做生意。”于是，摩根便脱身出来，而将纽约的怀特-韦尔德公司、巴林兄弟公司和伦敦的理查德-弗莱明公司引荐进去。

在石油美元如油井喷油一般滚滚而来的时候，摩根便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它能够以保护人的身份保护无自卫能力的沙特，免受贪财、利己的银行的侵害。由于认识到沙特需要有新的金融专业知识，阿里思量着建立一个国际商人银行。到1973年，沙特货币署仍在利雅得机场附近的一座摇摇欲坠、缺少电报机的建筑内办公。它那只有十名专业人员的配备力量却调动着存在世界各地的上千亿的美元。

在国际货币基金1973年的内罗毕会议上，迈耶、沃尔特・佩奇和刘易・普雷斯顿把阿里团团围住，提出建立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沙特商人银行的计划，把这个银行作为沙特王国在欧洲市场的窗口。佩奇回忆道：“我们告诉他必须在金融界开一个窗口；必须正确地进行投资并要跟得上世界潮流。”(5)当时，欧洲美元市场正在伦敦全速发展，时机看来很有利。

起先，沙特人希望通过与欧洲和日本的5家主要的开户行组成一个国际财团来分享这笔丰厚的赐物。而摩根则对这种流行的概念不以为然。佩奇曾说：“我们告诉沙特，他们必须拴住一家，让他占大份额，这样才行。”(6)而这负责任的一方，请问，又是谁呢？在1975年，沙特国际银行成立的时候，沙特货币署持有其股份的50%，摩根担保公司持有20%，其他银行分享5%。摩根财团的埃德加・费尔顿受派遣去伦敦管理新银行。对摩根担保公司来说，与沙特中央银行搭档是绝妙的一招，这令他人望尘莫及。

摩根担保公司私下精心策划的关于沙特国际银行这桩交易的新闻，使其与摩根士丹利的特殊关系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这正值巴黎伙伴关系日益冷淡的时期，摩根士丹利仅在消息即将公布之前才知此事，对此大为震惊。作为沙特货币署董事的阿里・阿里列扎将这笔交易的事情告诉了他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侄子希沙姆。公司简直不能相信居然被蒙在鼓里。据摩根士丹利的一位前合伙人说：“这件事非常令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建富光火。沙特巨额财富的诱惑力如此之大，所能赚得的钱如此之多，而这一切都归摩根担保公司独享真不公平。这根本就不再是同盟了，摩根担保公司在百慕大会议上就已打定了单干的主意。”一位摩根担保公司的前官员同意这种说法：“当石油美元滚滚而来时，我们就不再需要摩根士丹利了。”

沙特国际银行使华尔街23号浮想联翩，幻觉环生。有些人认为沙特可能通过这家银行对其整个进出口提供融资；另一些人则想沙特国际银行可能会在华尔街23号开一个大户头。最具体的期望是沙特国际银行会培养沙特阿拉伯未来的金融精英，使得摩根财团能够将其亲信安插到沙特的各级权力机构。沙特急需一批能够胜任的金融家，而沙特国际银行答应向其提供这些人员。看来，摩根财团将从强调“沙特金融沙特化”中大获其利。

实际上，沙特国际银行从未留住过送到它那里进行培养的富有的沙特青年。1973年末和1974年初的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巨大财富等着沙特青年去支配，国内的商业机会也在向他们频频招手。此外，由于太留恋他们的文化和家庭，这些贝督因-阿拉伯人不愿在伦敦长待。摩根的一位人士说：“沙特人太少了。他们都想在沙特阿拉伯出名或施加影响。银行业太令人生厌，最后我们便和技术官僚，而不是和王室打交道了。”摩根的一些人士认为，沙特王室从未以其力量和威望全力支持过这家银行。它搞过一些小额主权债务，但从未有过真正大的发展。因此，它对于华尔街23号的主要作用仅仅在于维护与沙特货币署的关系。

摩根担保公司是沙特阿拉伯在美国政治中的保护人。1975年初，参议员弗兰克・丘奇由于担心阿拉伯人会以取出他们的短期存款来要挟美国政府，试图弄到石油美元的存款数字。摩根和其他银行不愿泄露这一情况。摩根的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郑重地说：“你们所要求的许多信息都涉及到我们保守客户个人秘密的义务。”一些瑞士银行竟然盗窃客户存款的行径使摩根大为震惊。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和这些银行做了一笔交易，透露了中东国家存款总额数目。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145亿美元存款中有78%存放在摩根担保公司、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制造商汉诺威银行和化学银行这六家银行之中。

参议员丘奇担心石油美元会导致银行家们的政治效忠，产生不良结果，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酋长们想要利用信用证迫使人们遵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各银行不得不证实向中东出口的商品的原产地不是以色列，也不是黑名单上所列的美国公司的产品。产品上不得有大卫之盾的标志；不得用以色列的船只和飞机运输这些产品。1976年，美国犹太人大会指出摩根担保公司和花旗银行是这一肮脏交易的忠实执行者，并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执行阿拉伯国家的抵制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尽管摩根担保公司对20多个信用证中的一些无理措辞提出了抗议，并终于将其删除，但他们还是执行了824个带有抵制语言的信用证。有一些银行欢迎出台严格的反抵制立法，化学银行和摩根财团都出面作证，说明反对出台的理由，但这项立法最后还是在1977年被通过了。

摩根银行在战后通常都避免汤姆・拉蒙特所擅长的那种为外国政府进行政治游说和争取的活动。然而在对待沙特的问题上，摩根银行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摩根担保公司与比奇特尔、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以及石油公司一道，出资兴建了乔治敦大学的现代阿拉伯问题研究中心。一位观察家说道：“在该中心极端活跃的计划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就是猛烈地抨击以色列以及美国对它的支持。”(8)英国电视片《公主之死》在1980年播映之后，威严的摩根也一反常态，闯入电视屏幕。在这个有争议的纪录片中，沙特亲王下令处死了他那不服从婚姻安排的孙女。那女人中意的夫婿看着她被枪决，而后他自己也被斩首。沙特对该剧的播映极为愤慨，于是国务院就赶紧设法息事宁人。摩根财团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哈里斯公司以及福特汽车公司一起出资拍摄了一部有关沙特阿拉伯的赏心悦目的三集电视连续剧，以抵消《公主之死》的影响。(9)

摩根士丹利与摩根担保公司不同，它在中东事务方面缺乏经验。它急急忙忙笨拙地，常常是可笑地拉拢阿拉伯人，最终与当时号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富商——诡诈的阿德南・卡舒吉结成联姻。这位沙特国王御医的儿子做成了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几十亿美元的军火生意，并从四分之三以上的国防合同中提取佣金。他在10个城市中拥有宫殿般的住所。他有自己的道格拉斯8型飞机和配有黄金设施的游艇。沙特驻联合国大使于1974年向摩根士丹利引见了卡舒吉。据说卡舒吉对两极分化的阿拉伯世界感到忧虑，在那里，一方面是沙特酋长驾驶着凯迪拉克；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食不果腹。他告诫沙特王室不能如此穷奢极欲，因为苏丹国的人民正遭受着贫困的折磨，苏丹有意无意地想搞点社会主义，使得一些保守的产油国深感恐惧。因此，卡舒吉希望把农工综合企业引入该地区从而改变这种局面。在征得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同意之后，他计划在苏伊士运河畔建立一个17000英亩的奶牛场，并在苏丹的青尼罗河畔建立一个百万英亩的养牛场。为了寻求适用的技术，卡舒吉瞄上了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土地及家畜公司。这家公司在西部拥有万顷牧场和畜群。然而，直到摩根士丹利介入并通过谈判为它争得900万美元的股份后，它才同意出售技术。

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卡舒吉与摩根士丹利的简・斯坦贝克经常形影不离。斯坦贝克是个单身汉，出身于瑞典的一个数得上的豪富之家，相貌英俊、金发碧眼。斯坦贝克似乎满肚子奇闻轶事，常常给朋友们讲述他在喀土穆与苏丹总统在风沙中坐在机场跑道边上的情景。卡舒吉常会心血来潮地突发许多有关灌溉和农业的奇想，但很快他的兴趣就转移到其他事务上去了。他特别喜欢捉弄斯坦贝克。有一次，斯坦贝克下榻开罗一家饭店以便去和阿拉伯人会晤。他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感到筋疲力尽，因此告诉前台服务员，即使有电话找他也请不要打扰。午夜过后，卡舒吉来到了饭店。在听了斯坦贝克的留言之后，卡舒吉的脑海里就闪出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于是，他学着接线员的口吻打电话叫醒了斯坦贝克，对他说，他那摩根士丹利的老板从纽约给他来电话，线很快就接通。然后，他就在斯坦贝克强打着精神等电话的时候开始津津有味地享用他的晚餐。时不时地，他还会抓起电话提醒斯坦贝克他老板的线马上接通，别把电话挂了。就这样，斯坦贝克一直绝望地握着听筒直到再也支持不住，倒头昏睡。

聪明伶俐的卡舒吉还用另一幅充满财富的美景来诱惑摩根士丹利。他说，他的朋友法赫德王储因在摩纳哥赌博时破纪录地输掉了600万美元而在费萨尔国王面前无地自容。为改善形象，王储计划设立一笔10亿美元的基金行善事，并有可能请摩根士丹利担当他的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是否会有兴趣到法国西北部的都维尔与法赫德王储会晤呢？斯坦贝克、帕克・吉尔伯特和比尔・斯沃德在都维尔租了一套房间。卡舒吉在他们下面一层下榻，法赫德则在上面一层。

一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卡舒吉带着这3个人到他的套间来见王储。房间里有20多把椅子排成了一圈，每把椅子旁边都有一个凳子。王储一本正经地走了进来，坐在斯沃德旁边，然后表达了一番为人类做贡献的意愿。当一位身着华丽晚礼服的妇人走进房间时，卡舒吉走近斯沃德低声问道：“你不介意我的秘书坐在法赫德王储身边吧？”斯沃德这个矮小、虔诚的长老会教徒说了声没关系，便挪到另一把椅子上，好奇地打量着这位美丽的秘书。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年纪稍大，但同样迷人的40多岁的女士也走了进来，坐在法赫德的另一侧。卡舒吉对斯沃德耳语道：“这是《巴黎竞赛报》编辑的夫人。她正在撰写一则有关王储的专题报道。”此后，每隔几分钟便有一位美丽女郎走进来，直到每个男人身边都坐上一位为止。当房间里人坐满后，法赫德宣布他已在一家特卢维尔餐馆订了晚宴。在会谈结束时，斯沃德走近《巴黎竞赛报》编辑的夫人，认真地与她谈论起亨利・卢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以及其他出版商。然而令他诧异的是，这位女士对出版界却几乎一无所知。

回到饭店关上房门之后，吉尔伯特和斯坦贝克放声大笑。他们比斯沃德先明白卡舒吉的把戏：“他是让‘模特们’从巴黎飞来参加聚会的。”斯坦贝克逗斯沃德说：“你给王储和姑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你看上了那个为首的女人、《巴黎竞赛报》的编辑，不过她可是她们中最老牌的妓女。”(10)卡舒吉的传记作者对斯坦贝克所作的结论，可算是对摩根士丹利极力招揽沙特生意的初期努力盖棺定论：“他（与卡舒吉一起）去拜谒各国首脑，与他们讨论将沙漠变为伊甸园的规划。可是当旅行结束，外表花哨的东西除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了。”(11)

对摩根建富来说，石油美元的繁荣是上苍恩赐的机遇，在20世纪60年代兼并热潮跌向低谷的时候，这种繁荣使萧条得以减缓。尽管摩根建富在1972年经办了第一次欧洲英镑债券的发行，但要想成为欧洲市场上的一流竞争者，它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因此，需要采取新的举措才能站稳脚跟。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衰退的阴影笼罩着整个英国工业，使得出口一蹶不振，利率不断攀升。伦敦金融城也受到房地产市场崩溃和1973至1974年间的次级银行业危机的严重冲击。当有人问及拉扎尔的普尔勋爵是如何度过那场大崩溃时，他答道：“很简单，我只借钱给上过伊顿公学的人。”(12)

阿拉伯人常会临时性地帮助摩根建富应付一些困难。阿拉伯人喜欢保守秘密，欣赏英国商人银行保密的作风，所以高深莫测的伦敦金融城对他们很有吸引力。阿拉伯人还喜爱古式建筑上高贵的标志。此外，英国外交部比美国国务院更加同情阿拉伯人的事业。摩根建富副董事长克里斯托弗・惠廷顿声称：“摩根建富能够利用美国无能为力之机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向阿拉伯人出售飓风式战斗机，而美国因受国会钳制则不能。”(13)摩根建富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不像伦敦的许多商人银行那样带有犹太祖先的烙印。因此，大温彻斯特街23号就成了伦敦金融城中与中东做生意最多的公司。摩根建富在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其收入的70%来源于阿拉伯国家的业务。

在这方面，最初打头阵的是约翰・史蒂文斯爵士。他酷爱旅游，通晓许多语种，曾任英格兰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过伊朗中央银行的顾问。那时，他已把摩根的旗帜插到了昔日帝国的前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把办事处设到了莫斯科。从外交部招来的戴维・本多尔也在拉丁美洲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与其发展初期的情形一样，摩根建富日益扩大的海外业务加强了与英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摩根建富专门安排英国政府当时用于睦邻友好的政府担保的出口信贷。这些信贷使摩根建富为阿曼和约旦的电站、炼油厂以及其他基建项目提供融资，而且还能为向这些国家的军火出口提供融资。此外，这家银行与东欧的关系也因出口信贷而日益密切。摩根建富在1975年因提供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政府担保信贷而获得了女王的“出口成就奖”。通过出人意料的兼并，公司雄厚的出口信贷和优异的投资管理总是使其资产负债状况得到改善。归根结底，有板有眼、扎实的素质成了它的救星。

1973年之前，除沙特阿拉伯之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因太穷而被认为信贷风险较高。随后，它们的金融状况突然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揭示出这一巨变的是约翰・史蒂文斯爵士在1973年秋的“赎罪日战争”期间谈成的一笔贷款。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在这一年的10月6日向以色列发动了进攻。10月20日，也就是在血腥激战期间，就有消息透露摩根牵头向阿布扎比提供了一笔贷款。当时，以色列的坦克刚刚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前推进15英里，摧毁了埃及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这消息使舆论哗然，特别是在伦敦金融城的犹太人的公司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英国官方奉行的是中立政策。摩根建富坚持认为其贷款用于和平目的，一贯如此。按照克里斯・惠廷顿的说法：“给阿布扎比的贷款在战前就生效了，我们只是没有把它取消而已。”(14)

银行这笔在战后发放的最有争议的贷款引起了激烈的论战。每次报道这笔神秘的贷款时，数额好像就增加一次。开始时所宣布的贷款额是4000万英镑（1亿美元），但三天内就很奇怪地涨到了2亿美元。尽管史蒂文斯声称这笔贷款是用于医院和预算目的，但它还是显得非常可疑。泡在石油财富中的享有特权的7万阿布扎比居民可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在那个年代，2亿美元是一笔巨额欧洲美元贷款，每个阿布扎比居民可摊到3000美元。在正常情况下，这笔贷款对于一个小小的产油酋长国来说简直是一种浪费，没有必要。

同样可疑的是，10月20日的伦敦《泰晤士报》透露，贷款的谈判刚刚开始。这意味着贷款的起始根本没有先于这次战争，令人吃惊的是，连贷款都是以美元计算的。整个夏天，苏联人都在向埃及和叙利亚输出军火，所以目前外汇拮据。外交界都清楚，苏联人在用军火向阿拉伯人换取硬通货，即美元。另一件事也引起了人们的颇多猜测：摩根建富的两名中东问题专家都是内阁部长的儿子。戴维・道格拉斯-霍姆是外长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之子；鲁珀特・卡林顿是国防部长彼得・卡林顿之子。

由于阿布扎比刚刚对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所以美国银行对这笔贷款非常不安。这笔贷款令伦敦金融城头痛，更遭华尔街诅咒。摩根担保公司和第一国民城市银行都不声不响地退出了这项银团贷款。就摩根来说，这一举动更是引人注目，因为它是这个小酋长国的25亿美元证券的投资顾问。参加这个银团是摩根所经历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不过，日本人对参加这个银团没有什么顾虑。实际上，日本人想通过直接购买石油来与阿布扎比拉关系，因此绕开了主要的石油公司。这是一个收买友谊的机会。于是日本的东海银行便组织了一项3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

由于钱是可以替换着用的，所以就连史蒂文斯也无法说清楚这笔巨款的最终去向。直接参与的人也不再装模作样了，有人声称：

这当然是笔战争贷款。当时这种规模的欧洲美元贷款非常少有，但这笔贷款在几周内就准备好了。实际上，这笔贷款对摩根建富没有任何好处。当石油价格翻了两番之后，阿布扎比的债信就从“很好”跃到“非同寻常的好”了。因此，很难向阿布扎比解释为什么利率这么高，这似乎纯粹是在向他们放高利贷。利率之所以高，是因为这是笔战争贷款。

在摩根建富工作了6年后，约翰・史蒂文斯爵士于1973年10月27日去世，享年59岁。在此之前，他已从洛-皮特曼股票交易公司招募了他妻子的表弟比尔・麦克沃思・扬来摩根建富工作。麦克沃思・扬非常聪明，是伦敦金融城发行交易员中的新秀。他将接任史蒂文斯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并将在公司未来的工作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回顾此事，史蒂文斯之死使公司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他本来能够让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公司，如同其竞争对手华宝公司一样。尽管如此，他已经向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把它送入了上升的国际航程，恢复了其一流伦敦商人银行的地位。借助于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赚钱生意，摩根建富在衰退的环境中取得了创纪录的盈利水平。

摩根建富以其商人银行变色龙般的应变能力迅速地披上了阿拉伯的外衣。为了取悦中东人，它采取了至少在国际业务中不雇用犹太人的政策。尽管该公司总是用诸如“阿拉伯导向”或“非以色列导向”等委婉的措辞来描述这一原则，但归根结底，它反对雇用犹太职员，不愿与以色列人做生意。刚刚阿拉伯化的摩根建富向卡塔尔和迪拜提供投资战略咨询，与约旦的阿拉伯银行建立合资银行，在伊朗和埃及开设办事处，并与法国的苏伊士金融公司建立联系，因为这家公司的子公司印度支那银行在整个中东都设有分支机构。

随着摩根建富在中东事务方面的名气愈来愈大，在国内便有许多人向它打听阿拉伯金融界的内部信息，或请它引荐进入波斯湾的外交圈子。1975年，它吸引了一个要求严守机密的追求者——亨利・福特二世（亨利・福特之孙）。福特汽车公司的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这个公司已上了阿拉伯人抵制的黑名单，它怎样才能既在以色列，同时又在埃及开业呢？这在政治上势比登天。

福特汽车公司在中东是个不受欢迎的弃儿。在1950到1966年间，它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开办了一个装配厂。后来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以色列经销商获准在以色列办厂，以进口部件组装福特汽车。尽管福特公司没有对以色列进行直接投资或派遣人员，但阿拉伯联盟仍威胁福特公司，倘若它不撤消以色列的这笔生意，那么福特汽车将在这一地区遭到抵制。对福特而言，作何种决定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因为他祖父反犹的历史令他处境尴尬。因而，老福特的这个孙子便拒绝放弃自己的原则或屈服于阿拉伯人的压力，公司与以色列的业务仍照常进行。福特后来说道：“这只是一个很务实的商业程序。我并不在乎人们说我仍受着公司反犹历史的牵连。我们希望摆脱这一影响。”(15)一些观察家也确信福特是一位精于公关的老手。

当福特汽车公司于1966年被列入阿拉伯人的黑名单时，它在亚历山大的业务也就中止了，从此就被逐出了穆斯林世界。尽管在阿拉伯业务上遭受了损失，但亨利・福特二世在这个问题上从未动摇过，就像他曾对密友、在美国负责为以色列募资的马克斯・费希尔所说的那样：“谁也别对我指手画脚。”(16)1972年费希尔陪同福特到以色列出访，他们在那里受到了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以及摩西・达扬和希蒙・佩雷斯的接见。福特似乎对其所作的决定非常满意。

不过，亨利・福特二世从未告诉过马克斯・费希尔的一件事，就是他曾暗地里通过摩根建富努力使其公司重新返回阿拉伯世界。他想将亚历山大的工厂作为与埃及合资的企业重新开业，制造柴油机、拖拉机和卡车。有一系列事情需要政界高层人士去办。福特二世认为他在埃及的公司可以减弱阿拉伯人的敌意，消除“亲阿”和“亲以”的美国公司间的明显区别。尽管埃及仍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在抵制问题上却更具有灵活性。福特公司从华盛顿和阿拉伯世界那儿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暗示：它可能会很快被从黑名单上划掉。

福特首先对摩根担保公司和其他银行摸了一下底，以便搞清楚谁与中东联系最为密切，然后便拐弯抹角地接近摩根建富。鉴于摩根财团与通用汽车公司的历史渊源，福特汽车公司在战后的初期都一直对它小心提防。不过在几年中，摩根建富出色地经办了福特公司的各种业务。它曾负责监督将福特的英国公司卖给底特律母公司（母公司当时只掌握一部分股权）的最终成交；使福特的股票和拉扎尔一起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管理福特在英国的养老基金。摩根建富曾受埃及中央银行委托研究其外国投资法，甚至还参与了埃及国会发言人的合资。这就使福特二世对它更感兴趣。

摩根建富在1975年具体制定了一系列躲避阿拉伯人黑名单的步骤。公司知道哪些酋长说话算数，怎样才能够在阿拉伯火药味浓重的外表下做生意而不受宗教和政治狂热的影响。摩根建富建议把亚历山大工厂的股本出售给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名望的银行家、望族和机构，而不仅限于埃及。这将赢得一批有权有势的阿拉伯人，支持把福特公司从黑名单中划去，并将形成廉价的中东融资。最后这一点对福特二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相信只有廉价的融资才能弥补在埃及昂贵的营业费用。

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个人对推进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如果美国公司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资与其在以色列的投资相当，那么他就同意将美国公司从黑名单中划去。他坚持应把福特公司从阿拉伯国家的黑名单上除去作为亚历山大工厂开业的先决条件，但又宣布说，他可以先走一步，单方面地将福特公司从埃及的黑名单中除去。不过，他最终是否有勇气不顾阿拉伯兄弟的意见走自己的路，或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却一直不太清楚。

两年来，摩根建富和福特都在诱惑各式各样的酋长。他们充分利用了阿拉伯王室凭借其地位谋私利的愿望。摩根建富的战略把阿拉伯人玩世不恭的态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一些酋长要得到福特汽车的独家经营权，才同意参加。一些银行家想以贷款为其个人换取福特在亚历山大工厂的股份。在沙特阿拉伯，摩根建富选中了在其公司和埃及金融公司持股的哈立德・阿里列扎。阿里列扎家族在商业界很有影响力，享有很高的威望。它们是许多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司的进口商，在阿拉伯国家发起抵制之前，他们甚至还是福特公司经销商。尽管如此，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和坚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它们最终还是拒绝参与。一般来讲，科威特人比好斗、强硬的沙特人更为开明。

这一暗中进行的游说一直进行到美国1976年的总统竞选。亨利・福特二世那时是吉米・卡特的主要企业界筹款人。在秋季竞选期间，摩根建富关照着福特公司在海湾国家的人员。这是个要求严守机密的使命，一方面因为福特与卡特之间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在犹太选民中遇到政治上的尴尬局面。福特为了推动其在埃及的业务，于1977年2月私下会晤了埃及的萨达特总统。福特的工厂在萨达特眼里是一块能够把其他公司吸引到亚历山大工业区来的磁铁。他向福特、可口可乐、施乐以及其他被拒于阿拉伯大门之外的美国公司提议做一笔交易——美国公司到埃及来投资，而他则将出力把它们从黑名单中剔除。

在1977年5月，摩根建富几乎在中东政治上赢得大满贯，当时埃及宣布要与福特合资装配卡车和柴油发动机，但条件是福特能保证把埃及从泛阿拉伯黑名单中勾除。倘若合资能够实现的话，埃及将出资40%，福特汽车公司出资30%，其余的部分全都包给摩根建富招揽的阿拉伯朋友。当埃及于1977年将福特从自己的黑名单中除去后，协定便签署了。

不过，由于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项目最终还是胎死腹中。当时有来自阿拉伯方面激烈的反对意见，说明游说的努力并没有使激进的阿拉伯人沉默，金钱也没有买到所需的高层合作。穆罕默德・马哈古卜——阿拉伯抵制运动中的苏丹首领——尖刻地谴责福特并威胁要抵制亚历山大工厂生产的产品。由于该工厂生产的产品除了内销还要出口，这样的话，该厂对福特的价值就会减少。最难解决的问题也许是埃及人在和摩根建富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后，埃及还拒绝修改它那对外国投资定下苛刻条件的埃及第43号投资法案。福特公司认为，若不改变这些情况，它就无法使工厂盈利。

尽管在1977年公布了这笔交易，而且在那一年中，福特的经理与安瓦尔・萨达特举行了更多次的会谈，这项埃及投资倡议还是消失了。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就这样被埋葬、被忘却了。每当提及这件事时，福特汽车公司的人不愿发表任何评论，他们只是说，要有“法律的特权”才能得到这个信息。当亨利・福特的密友马克斯・费希尔被问及此事时，他答道：“说实话，我从未听说过此事。”(17)这是福特进行的一次典型的特迪・格伦费尔式的行动——在身后不留脚印。

阿拉伯实行石油禁运以后，油价和利率都失去了控制，致使许多企业倒闭。在1975年间的大部分时间内，摩根担保公司都在绝望地做着徒劳的努力。摩根担保公司是美国第三大多种经营连锁店格兰特公司的领头银行，那年格兰特公司的倒闭是历史上最大的零售业破产事件。摩根财团账面上损失了5000万美元。摩根的罗德・林赛说道：“我们没犯多少错误；但不错则己，错则惊人。”(18)

无论摩根财团在全球的生意做得多大，它仍旧是个纽约市的银行。它一贯把这个城市的信誉看作几乎是美国的信誉。为此，它在1907年的恐慌中，以及在1914年8月和1933年拯救了纽约。从这些早期的危机中，可以看出摩根银行的力量。然而到了1975年，纽约的人口已与瑞典相当，预算与印度相当。在该市那一年的财政危机中，摩根的作用与其在昔日排忧解难中所起的作用相比微不足道。

自从60年代约翰・林赛（摩根担保公司罗德的兄弟）担任市长以来，纽约市大量举债用以资助其扩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到1974年末，市政债券充斥市场，推动利率上扬，使包括摩根在内的承销商损失巨大（商业银行可以承销以税收担保的市政债券）。那年12月，市长亚伯拉罕・彼姆在格雷西大厦召开了一次紧急早餐会。在会上，三家有影响的银行的总裁组成了一个顾问组，他们是大通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和摩根的埃尔莫尔・帕特森。由于里斯顿在意识形态上对政府反感，而戴的兄弟纳尔逊・洛克菲勒又是当时的副总统，所以帕特森就成了顾问组的组长。

埃尔莫尔・帕特森（帕特）是个典型的中西部人，悠闲不迫，说起话来拖腔拖调。他对摩根职员的描述也可用来形容他自己：“我们有名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天才到处冲锋陷阵，而是因为我们的人扎实稳重，对银行的感情深厚。”(19)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笑口常开；他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领导，但他为人谦逊，人缘很好。尼克松将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加税以后，帕特森与住友银行的领导共进了一次午餐。当后者问他是如何让尼克松采取不利于日本的措施时，帕特森和颜悦色地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共进午餐的客人大为惊讶：“你，作为摩根担保公司的首脑竟不认识美国总统？”帕特森微笑着说：“不认识。”这个故事虽然颇能说明日本人，同时也颇能说明帕特森的坦诚。他不愿将解救纽约市之难说成是出于虚假的利他主义动机：“我只是不想让过多的债务变成坏账，我只是保护自己，我真不想让我们的投资付诸东流。”(20)他的金融界联络小组常在华尔街23号举行（多为不公开的）会议。

1975年初，当金融市场再不能容纳更多的市政债券时，帕特森的小组便在事实上担负起了政府的职责。无论彼姆在公众面前如何大喊大叫，他都不得不忍受大权旁落银行家们之手的事实。于是大权便从民选的市政最高首脑的手中转移到了新的、非经选举的“市长”帕特森的手中。蒙耻的彼姆总是缠着帕特森要情况，有时还在深夜给他打电话。在帕特森打高尔夫球时，每当看见一辆高尔夫球车疾驶过来时，他就知道，市长又捎信来了。帕特森回忆道：“他总是不断地打电话给我，问我‘进展如何？’。由于他越来越失去控制，渐渐地我们不得不告诉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21)

尽管银行家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但事实上1975年的情况表明其影响力大大减少。与昔日领头拯救纽约市的摩根不同，银行家自己与城市一样都是自身难保。他们贷给了该市几十亿美元，手里拿着它的债券。单单摩根担保公司一家的投资盘子中就有该市3亿美元的中、长期债券。到了5月份，纽约市的债务的交易已经基本停止了。负责保持预算平衡和审查市政财务的帕特森小组希望能得到联邦的担保，以便撬开紧闭的市场。从此，他们的“救援”内容就包括了对华盛顿和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游说。他们不但请求政府解救纽约市，同时也要求解救他们自己。

帕特森与福特总统在白宫预约了一次会晤。在大学时，他与总统曾是橄榄球场上的对手。在椭圆型的办公室里，洛克菲勒和里斯顿跟着帕特森一道向总统说明：如果纽约市违约的话，就会引发一场大范围的破坏，使得所有市政债券都跌价。福特总统感谢小组前来会谈，但并未作出任何允诺。很久以后彼姆还常常站在帕特森的办公室里，凝视着那次在椭圆型办公室会晤时拍摄的照片，叹息道：“那天福特如果答应了的话，他的总统还会一直当到现在。”(22)

纽约市的危机表明了商人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财政部长威廉・西蒙曾说道：“那是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沮丧的时期之一。当时像摩根担保公司的帕特森和沃尔特・里斯顿等金融巨子都力不能支，最终不得不联合其他人一道向华盛顿要求联邦的援助。”(23)不过，摩根财团从未追随过共和党放任自流的纲领。它与皮尔庞特的摩根银行一样，重视金融秩序，与联邦储备银行的关系密切，并主张政府采取措施避免金融动荡。它不会造就出像沃尔特・里斯顿那样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人物。

1975年5月26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领导人迪克・希恩邀请拉扎尔兄弟公司的费利克斯・罗哈廷和纽约州州长休・凯里的其他代表在他家开会。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由市政援助公司在纽约州的领导下，以城市销售税为担保发行债券。这使得各银行能够以不可靠的10亿美元的市政债券换取新的A级债务。是由于凯里而不是银行的介入，才使局面得以扭转。9月，该市再次面临违约的危险，凯里组建了一个紧急金融控制董事会，承担起市政预算的责任。

1975年10月中旬，世界金融市场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崩溃的压力预示着风暴的来临。出于对纽约市违约的恐惧，帕特森、里斯顿和洛克菲勒向参院银行委员会请求联邦援助。他们警告说，他们正被卷入一个吉凶未卜的无人控制之境，这会造成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滑坡”。(24)三家银行要求提供直接的联邦贷款或联邦担保的贷款，否则的话，违约就不可避免了。

11月份，纽约州公布了对16亿美元短期债务的延期偿付。由于担心发生大范围的危机，福特总统让国会通过了给纽约市的23亿美元的一笔信贷限额。就如同州政府将纽约市置于其控制之下一样，联邦政府也把纽约州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帕特森辩解道：“许多人巴不得纽约市赶紧破产。他们认为把它清除掉和解除劳动合同是件好事。幸好我们的委员会却全力地支持它。”(25)劳工领袖和政府官员都对帕特森建设性的、调和的方式极为赞赏。

最后，银行家们将他们风险大的短期证券换成了保险的纽约市政援助公司的长期债券。事实证明寻求州和联邦政府的帮助是必要的。摩根财团再也不能主持解决金融危机了。银行的力量日益减弱，它们只能与政府发起的救援活动进行合作，而再不能起领导作用。即使最大的银行也不能控制庞大的金融市场，正像他们不能命令红海分开一样。像皮尔庞特・摩根那样能够坐下来当场开张票据拯救这座城市的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