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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 子
皮尔庞特当了30年朱尼厄斯・摩根在华尔街的代理，他倚靠英国资本的雄厚实力发展着。一个华尔街流传的笑话说，他的游艇“海盗号”上，海盗旗飘在星条旗上面，米字旗又飘在这两面旗子上面（一生中皮尔庞特都对自己是海盗亨利・摩根的后代闪烁其辞）。年轻的皮尔庞特看上去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粗壮汉，穿的却是精制的英国大衣。他膀大腰圆，头发浓黑，有一双拳击家似的手。他现在身高有6英尺多，有点花花公子的味道，又喜欢上格子马甲了。朱尼厄斯的目光咄咄逼人，深不可测，皮尔庞特淡褐色的眼睛却常常悲伤而阴郁。父亲一向镇静自若，皮尔庞特却变幻无常。早年的照片里，皮尔庞特看起来紧张易怒，一副要打架的模样。
战后乱哄哄一拥而上的铁路建设热争夺很激烈。人人都充满了创业的热情。美国内战期间皮尔庞特曾预言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以‘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出现。”铁路将把美国荒野中蕴藏的各种资源和盘托出。内战后的8年间，铁路总长增加了一倍，达7万英里，联邦政府又拨地1000万英亩，更是锦上添花了。铁路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脚手架，新的世界就要在上面建立起来。安东尼・特罗洛普到美国时注意到“造铁路实际上就是大公司联合起来购买土地”，他们希望道路开通后土地会身价倍增。铁路两边城镇拔地而起，住满了被铁路吸引来的欧洲移民。(1)
随着铁路股票投机日渐疯狂，欧洲的投资者们却茫然不知所措。中学地图上画着堪萨斯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大片的空白地带，被称为美国大沙漠。(2)欧洲人必须依靠他们的美国代理商，引导他们摸索这一片金融荒野，而美国银行家们必须随时掌握发展的状况。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不久，1869年5月，皮尔庞特和范妮・摩根就做了一次横穿全国的铁路长途旅行，去看望住在犹他州的摩门教领袖布里格姆・扬。一场竞争已经在华尔街展开，两军对垒，一方是犹太银行家，如约瑟夫・塞利格曼，他主要以铁路股票吸引德国投资者；另一方是北方佬银行家，如皮尔庞特・摩根，他主要吸收伦敦资本。他们之间已经展开了竞争。
从一开始，铁路就处于混乱状态，疯狂拓展，弯弯曲曲地覆盖了整个国土，超出了运输的需要。而且铁路的固定成本过高。铁路本应该是公共设施，但在一个“海盗式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时代，这是不可能的。结果，形形色色的贩子和无赖匆匆建造了两倍于实际需要的铁路。一时还显得可靠的投资转眼工夫就成了掉价的股票。亨利・亚当斯这样评判说：“1865至1895年之间的这代人早已被抵押到了铁路上。对这一点，最清楚的莫过于他们自己。”(3)
这样的混乱状态很容易激起像皮尔庞特・摩根这样一个讲道德操守的年轻银行家的兴趣。青年时代，他接触过许多华尔街不可救药的大流氓，其中有丹尼尔・德鲁，当他在伊利铁路董事会任董事时，就卖空了本公司的股票（人称投机董事）；还有杰伊・古尔德，这位矮小黝黑，满脸络腮胡须的金融家，在竞争对伊利铁路和其他铁路的控制权时曾经重贿议员。(4)这是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5]时代，1869年杰伊・古尔德想垄断黄金市场的企图以及其他大肆非法侵占财产的行径都是闻所未闻、无法想象的。朱尼厄斯住在伦敦金融城里高雅的“白手套”上流社会区，皮尔庞特却不得不对付华尔街的肮脏卑劣，但皮尔庞特发现它既令人生厌却又极具诱惑。面对着腐朽堕落的现象，他自视为尊贵的欧洲和美国投资者的代理人，是代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正人君子超凡脱俗的意志的实干家。但他认为的道义上的讨伐，别人却认为仅仅是私利之争。至少在皮尔庞特青年时代，和他在攻击的那些强盗领主时似乎没有显著的区别。
1869年，32岁的皮尔庞特卷入一场关于纽约州北部一条小铁路的争议之中，这件事确立了他自负的年轻银行家的名声——他不怕惹上污名。这场公司之间的争议加快了美国银行家的转化，他们从前仅仅是一个为各公司发行股票的被动形象，而现在则变为管理这些公司事务的积极强硬的角色。上述这条铁路线从奥尔巴尼至萨斯奎汉纳，总长143英里，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铁路。奥萨线上只有17辆机车，214节车箱。穿越纽约州奥尔巴尼和宾厄姆顿之间人口稀少的卡茨基尔山脉。但是当杰伊・古尔德认为这条铁路可以使他所拥有的伊利铁路，即所谓“华尔街淫妇”的财富增加时，这条小铁路成了各派势力争夺的战场。古尔德希望通过这条铁路把宾夕法尼亚的煤卖到新英格兰地区去，并同纽约中央铁路争夺从五大湖区运送货物的权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古尔德购买了大宗奥萨铁路股票，与一派唱反调的董事结成联盟，并让他的傀儡法官乔治・巴纳德中止了铁路的始建者约瑟夫・拉姆齐的董事席位。拉姆齐也通过法院判决中止了古尔德的几个党徒的董事席位，以此予以回击。在这段日子里，公司大战绝不仅仅是个委婉的说法。拉姆齐和古尔德两股势力不是向法院控告对方，取得法院判决就罢休的，有时他们甚至大打出手。吉姆・菲斯克从前是个马戏团的场地工，后来成了古尔德的副手。他的一群鲍威尔街的哥们儿都是纽约街头刮地皮的恶棍，也成了古尔德的走狗。他们挤上一列由宾厄姆顿向东开的火车，聚众800人。而拉姆齐则纠集了450人上了从奥尔巴尼向西开的火车。最后，两列火车在宾厄姆顿的长隧道中迎面撞在一起，车前灯全撞碎了，一辆火车车头部分滑出了铁轨，八到十个人被打死之后，古尔德的一伙人逃跑了。州长托茨・霍夫曼不得不派本州的民兵去制止这一流血事件。
1869年9月7日，在暂时放下武器后，古尔德和拉姆齐两派势力又在奥萨铁路董事会的年会上碰面了。拉姆齐身材矮小，头发花白，脸上略显蜡黄，一只眼睛极亮，这位绅士差不多有115磅重。他把强壮结实的皮尔庞特吸收入伙，皮尔庞特当时刚从西部旅行回来，他为达布尼摩根公司(5)买了600股这条铁路的股票。皮尔庞特的女婿赫伯特・萨特利后来说，在那次9月7日的会上，皮尔庞特把肥胖的吉姆・菲斯克推下了楼梯。虽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但那次会议的确剑拔弩张，拉姆齐原先把认股簿藏在奥尔巴尼的一座墓地里，为了不让古尔德一帮人抢到，他让人把这些文件从一扇后窗递进屋里。最后会议陷入僵局，双方互相谩骂，两次不同的选举之后，双方都宣称自己对这条铁路拥有控制权。
经皮尔庞特的指点，拉姆齐一派在纽约州北部的小镇德里找到了一位很友善的法官，他非常帮忙地取消了伊利铁路董事会候选人的名单。然后皮尔庞特向已经重掌控制权的拉姆齐派建议把这条铁路与相隔不远的特拉华・哈得逊线合并起来。1870年2月，他们合并了两条铁路。在解决这一争端的过程中，皮尔庞特采取的行动显露了他后来的不少金融策略：他收取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还有权力，因此成为这条新合并的铁路的董事。银行家首次在董事会上占据一席位，这预示着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银行家进入了公司董事会，并逐渐控制他们的董事资格成了一面警戒旗，警告其他银行家不要插手一个受控公司。
19世纪70年代，皮尔庞特开始扩大自己的影响，不仅仅把自己视为各个公司的资金提供者，他想成为这些公司的律师、祭司长和知己。某些公司和某些银行的联姻——这种“关系银行业”成为19世纪私人银行业的主要特征。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因为银行家太强劲，而是各个公司的力量依然薄弱。
现在皮尔庞特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了，并且十分富足。他的年收入高达7.5万美元之多。他和范妮住在东四十街6号一所褐色沙石的宅子里，从克罗顿水库穿过第五大道就是。克罗顿水库在如今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拔地而起，其石垒的堤岸像一座巨大的埃及神庙。摩根家里舒适而凌乱，到处铺着地毯，摆着笨重的桃花心木家具，镶在镀金画框里的画一张压一张地挤着。1872年，皮尔庞特买下了克赖格斯顿-哈得逊河畔靠近西点军校的一块乡村园地。这是一座三层的白色维多利亚式庄园，东一处西一处都是游廊，占地几百英亩，满眼都是哈得逊河壮丽的景象。皮尔庞特的这座庄园和朱尼厄斯的多佛尔庄园遥相呼应。庄园里有马厩、奶牛房和长毛大牧羊犬的饲养场（不过，因牧羊犬成天叫个不停，他又转向养纯种牛）。从4月到10月，皮尔庞特往返于庄园和华尔街之间，他总是驾驶自己那艘能坐8人的汽艇“路易莎”号过河，然后再乘火车到曼哈顿。摩根夫妇现在有了3个孩子，1866年路易莎出生，小约翰・皮尔庞特也就是杰克1867年出生，朱丽叶1870年出生。不久以后，他们的又一个女儿安妮也出世了。
虽然富足安泰，少年有成，但皮尔庞特这个年轻人总是忧虑不安。头痛、间歇昏厥和皮疹这些疾病还在不断地折磨着他。1871年，他的合伙人查尔斯・达布尼退休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也随之解除。皮尔庞特不只一次地考虑着要退休。但他似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勃勃雄心，总是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从而感到沉重压抑。看上去他从未以自己的成就为荣，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渴望得到一种宁静的生活，但这种生活若即若离，难以抓住。
达布尼退休了，朱尼厄斯得给皮尔庞特找一个新的搭档。他还想把摩根财团拓展到伦敦-纽约轴心以外，并加强公司的国际证券业务。虽然我们认为全球融资是一项现代的发明，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银行已经形成了多国结构和面向世界的业务方向。他们不是建立分支机构，而是在各国首都建立连锁的合伙公司——这正是朱尼厄斯现在决定做的事情。1871年1月，安东尼・德雷克塞尔主动到伦敦去结识朱尼厄斯，商讨有关在他的费城银行和摩根公司之间建立分支机构的事宜。在费城的银行中，德雷克塞尔的银行在政府融资方面仅次于杰伊・库克的银行。当时朱尼厄斯已经是德雷克塞尔在伦敦的代理了，从乔治・皮博迪结识朱尼厄斯之日起，财运就在朱尼厄斯脚下展开了。朱尼厄斯不仅是那个时代最能干的美国银行家，而且是最幸运的一个。
德雷克塞尔的父亲弗朗西斯・德雷克塞尔从一个奥地利的肖像画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45岁的德雷克塞尔身材清瘦，风度翩翩。他的头很圆，前额光滑，有一双温和的眼睛和两撇胡须。随着金融势力从费城和波士顿转移到了纽约，华尔街正逐渐成为资本的提供者和输入者。有权有势的德雷克塞尔感受到了这一巨大变化，希望能加强他在纽约的业务。就像以前用查尔斯・达布尼一样，朱尼厄斯想以保护措施约束皮尔庞特，让一个年长的人提携他、指点他，因此他建议德雷克塞尔让皮尔庞特做他在纽约的主要合作人。
虽然皮尔庞特天资聪颖，但是他还得在父亲的手中塑造成型。朱尼厄斯嘱咐他要接受德雷克塞尔的所有邀请。因此5月份他顺从父意去了费城，与德雷克塞尔共进晚餐，之后又与他闲聊了一会儿。回到纽约时，他带回了一份顺手写在信封上的合伙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皮尔庞特将成为设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公司和设在巴黎的德雷克塞尔-哈耶斯公司的合伙人。他还将管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这一新的纽约合伙公司，这样的姓名顺序表明了合伙人重要性的差异。安东尼・德雷克塞尔和他的两个兄弟，弗朗西斯和约瑟夫，家产约有700万美元，而皮尔庞特只有区区35万美元。为了平衡出资额，朱尼厄斯又投入了500万美元。皮尔庞特一直十分感激父亲给他的借款——他从来不装作自己是自力更生起家的——后来，他告诉纽约州长格罗弗・克利夫兰：“如果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取得过什么成就的话，我最应该感谢的是父亲的朋友们给我的支持。”(6)这个新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是J.P.摩根公司的前身。
签署协议之前，皮尔庞特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条件——他不马上开始新公司的工作。他觉得心力交瘁，需要好好恢复，不想急于开始。显然他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医生的命令下，他度了15个月的假，去了维也纳和罗马，并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工作时，皮尔庞特从来不能放松，但他强烈地想逃避。他每年可以有3个月的假期，因为他能在9个月内就做完12个月的工作。他的女婿赫伯特・萨特利后来这样写道：“他在旅途中似乎要比在哪儿住下来愉快得多。”(7)19世纪70年代晚期，当皮尔庞特想暂时避一避工作，到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度假时，大批的商业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紧随他而来。他告诉朱尼厄斯：“只有一种方法能得到真正的休息，那就是登上一艘汽艇的甲板。”(8)
公司成立两年之后的1873年，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迁到了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相交的拐角处。后来这里成为银行业中最著名的地方，成为美国的金融十字街。安东尼・德雷克塞尔以每平方英尺349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一块地，这一价格在以后的30年中都保持着最高记录。他造了一座大理石架构的楼房，复折屋顶，有天窗，外观装饰华丽，门口上方还塑着寓言里的人物；这座六层的建筑是纽约城头一批装有电梯的建筑物之一。这座楼有两个独特的入口，同时面对着拿骚街的财政部分部（美国财政部系统中最重要的分部）大楼和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这的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很合时宜地选择专事铁路和政府融资，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
从个人角度来看，德雷克塞尔-摩根这一组合并不顺当。皮尔庞特本来就脾气不好，难对付，而且坚决要自主行事。约瑟夫・塞利格曼觉得他“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不断地在办公室和德雷克塞尔争吵”。(9)但是在缓和皮尔庞特的过激行为这方面，合伙公司一如朱尼厄斯计划的那样起着作用。邓恩公司的一份早期报告写道：“这个年轻人很精明，大概是公司里最爱冒险的一个成员，但他受制于德雷克塞尔家族。”(10)
与德雷克塞尔家族的合并给摩根家族提供了新的国际发展前景。1868年，德雷克塞尔派费城的约翰・哈耶斯在巴黎设立了一家合伙公司。这家公司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干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把业务转向瑞士，为美国的旅游者和商人服务（这类战时的角色后来让摩根扮演得淋漓尽致）。德雷克塞尔家族与费城的许多显赫家族联姻，很会追求享乐，他们也给了摩根银行以上流社会的形象。这个费城的望族后来一直是新兴帝国极富魅力的一隅。通过这种连锁的伙伴关系，摩根家族在纽约、费城、伦敦和巴黎都站稳了脚跟。这些地方一个世纪以来一向是摩根星座中最璀璨的明星。
德雷克塞尔-摩根合并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使36岁的皮尔庞特・摩根一下子就跻身于美国金融界的最高层。1873年，华盛顿决定以较低的利率发行新债，以偿还内战遗留下来的3亿美元的债务。一直到那时，杰伊・库克——托尼・德雷克塞尔在费城的主要对手——还是统治着联邦金融界的白须帝王。白手起家的库克开始不过是个银行职员，能一眼识别出假钞。当政府债券还是仅为富人和欧洲银行涉足的领域时，他把政府债券推销到了大众手中。美国内战期间，他率先搞了零售推销债券业务，派出2500个“临时工”代理兜售联邦债券，赢得了林肯的赞扬。库克以其财力在费城城外建了一座有52个房间的城堡。19世纪70年代早期，“富可敌杰伊・库克”这句短语和后来的“富可敌洛克菲勒”同样响亮，令人称奇。
在竞争者面前，库克似乎是战无不胜的——至少直到1869年他为北太平洋铁路融资时还是这样。他在推销一亿美元的北太平洋债券时使尽力量，刻意创新，欺公罔众，政治贿赂，各种手段不一而足。为了吸引欧洲移民住到有铁路的城镇，他设计了连篇离奇、厚颜无耻的谎言。色彩缤纷的广告上绘满了大平原铁路两旁硕果累累的果树林——异想天开地自吹自擂使这条铁路赢得了“杰伊・库克香蕉共和国”这样一个绰号。小城镇被吹成了大都市，对欧洲移民大吹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是“无盐之海的顶级城市”。(11)普法战争之后粮价下跌，北太平洋铁路和其他铁路的价值也随着跌落。杰伊・库克因此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因与北太平洋铁路的牵连而一蹶不振，这给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提供了机会，占据了他在政府融资上的至高地位。
1873年，库克和两个犹太财团——华尔街的塞利格曼财团和欧洲的罗斯柴尔德财团联手，以获取3亿美元偿债融资债券的发行，对抗来自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J.S.摩根公司、莫顿-布利斯公司和巴林兄弟公司的强大挑战。大规模融资日益成为实力雄厚的银团之间的争夺对象；融资金额之大，风险之高，现在单靠一个财团根本无法承担。德雷克塞尔-摩根集团一边对抗着库克的垄断，一边到处散播居心叵测的谣言，说库克急需在发行偿债融资债券中取胜，以挽回他在北太平洋铁路上的损失。安东尼・德雷克塞尔是格兰特总统的密友，通过自己在费城小报《公共类聚报》的部分所有权网罗人手。慑于德雷克塞尔-摩根集团的强大压力，财政部长给每个银团一半的发行量，尽管对地位十分敏感的朱尼厄斯因为合同中库克的名字排在他们前面还是耿耿于怀，在这次联邦融资的大展示中，美国银行的亮相显示了内战后华尔街的新生力量。
1873年，市场又发生了极度恐慌，这样的市场使摩根财团一扫过去只是局外人的名声，占据了联邦融资中的主导地位。起初，由于建筑联邦太平洋铁路的动产银行的丑闻，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像个充斥着欺诈和腐败的大阴沟。这一丑闻败坏了许多国会议员的名声，因为他们都持有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的股票。到了1873年8月，伦敦投资者都不敢碰美国债券了，一个记者说：“即使让天堂的天使来签字，美国债券也没人买。”(12)
接着，在北太平洋铁路股票的重创下，显赫一时的杰伊・库克财团在1873年9月18日的黑色星期四一败涂地。
这一惨败激起了华尔街的全面恐慌。纽约证券交易所自成立以来头一次关门10天。证交所外的角落成了破产者向隅而泣的地方。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写道：“很自然，群情激奋，焦点指向了百老汇街和华尔街的街角。人们挤在财政部分部的台阶上，看着塞满百老汇街的喧嚣激动的人群。”(13)皮尔庞特收回了自己的贷款，电告朱尼厄斯说：“事情前所未有的糟糕。”(14)在库克惨败的冲击下，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都倒闭了，对这代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大动荡。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这位报道金融事务的记者后来回忆道：“对我父母和外部世界来说，1873年9月的金融崩溃像一块里程碑，令人难以忘怀；对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说，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1929年10月的恐慌。”(15)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华尔街几乎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三一教堂是最高的建筑，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街灯矗立，比许多房屋都要高。六层的德雷克塞尔大楼从周围的建筑中高耸出来。然而从杰伊・库克的惨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条罪恶之街，是它腐蚀了一个质朴的拓荒民族的道义和礼节。美国大众在后来不止一次地像现在这样充满着义愤，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群起反对华尔街。在《哈泼斯周刊》上有托马斯・纳斯特的一组漫画，画着三一教堂前堆满了被屠宰的动物，教堂皱着眉，教堂尖顶上用鲜艳的颜色写着“道义啊，我早就告诉你会这样的”。华尔街已经出现了盛宴之后萧瑟的情况。
和摩根银行后来在1929年的情况一样，在1873年这个恐慌之年，皮尔庞特顺手发了一笔财。他赚了100多万美元，向朱尼厄斯自夸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了。”(16)地图上杰伊・库克的名字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一夜之间奇迹般地脱颖而出，占据了美国政府融资的顶峰。皮尔庞特・摩根再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了，不久以后他成为这个体制的主宰。然而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不能马上利用自己的声名大做文章，因为1873年大恐慌之后进入了一个持续通货紧缩和萧条的时期，很难遵循朱尼厄斯的训令：“时刻要记住一件事，时刻要执美国的牛耳。”(17)
摩根财团未来的经营之道是在1873年大恐慌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形成的。大恐慌是欧洲投资者的灾难，他们在美国铁路股票上损失了6亿美元。所有的这些铁路破产刺激了皮尔庞特，他决定以后的交易要限制在精英公司上。他成了那种厌恶风险，只求稳扎稳打的企业巨头。“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无论是我的公司还是我本人，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尚未完备的公司谈判证券业务；凭经验看，这类公司的地位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证明它无可辩驳地具有足够的资格借贷。”(18)还有一次他说：“我愿意接手的债券在推荐出去时不能让人心存一丝疑虑，到期时关于偿付利息不能让人有一点担忧。”(19)这就是后来简约的摩根战略——只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打交道，避开投机公司。
根据绅士银行家的准则，银行家对自己出售的债券负责，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则有义务进行干预，而现在铁路债券出了问题。早在1873年大恐慌之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对付铁路流氓行为，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这一手段还是杰伊・古尔德想出来的。1871年投资者抵制发行伊利铁路债券时，他建议让外界的煤炭、铁路、银行界参与进来，作为股权受托人管理铁路，他们可以控制伊利铁路的多数股。为了安抚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保守派，他建议让朱尼厄斯・摩根作为一位受托人。这时这一计划流产了，但后来又重新提出来。19世纪70年代中期，朱尼厄斯警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总裁说，铁路公司之间的价格大战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20)第二年，当伊利铁路破产之后，愤怒的债券持有者们用“股权信托”来运营铁路，以制约铁路公司。这是个关键时刻——债权人报复债务人，银行家报复铁路运营者。后来，在皮尔庞特手中，这个简单的“股权信托”把摩根变成了美国最有势力的人。美国国家铁路系统也多半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通过这样的托管方式，他使金融家们从客户的仆人转为客户的主人。
皮尔庞特・摩根的经历是从一个年轻的道学家变成了一个专制君主，他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意志坚强，固执己见，坚信自己一切突如其来的念头——这一特点后来使他显得像是一种自然力量，是“时代思潮”的宠儿。他做出的仓促决定总是对的，实在匪夷所思。皮尔庞特不同于镀金时代的大多数强盗领主，他们的掠夺，纯粹是由于贪婪和权欲，而皮尔庞特的贪得无厌还有几分理想主义的成分。要是他面对的经济触犯了他的商业道德感，他的保守性就会激发他的变革热情。他很自负地认为他知道应该怎样安排管理经济，人们应该怎样为人处世。他在基督教男青年协会中很活跃，而这个组织阻止劳动阶层的人们赌博，这并非偶然。他还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起了一些信仰复兴会议，并支持道义警察安东尼・康斯托克，这个人赞成把裸体雕像都遮起来。
皮尔庞特逐渐变得脾气急躁，动辄便对人咆哮，随着他名望的提高而日甚一日。即使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写给父亲的信中，他似乎就是自行其事，写信的口气与其说像个顺从的儿子，不如说像个信心十足的商业伙伴。1881年，一份R.G.邓恩公司的报告提到皮尔庞特时说他“态度尤其鲁莽”，并说这“使他和他的财团在许多人中都不受欢迎”。(21)在华尔街23号，那个摆设着桃花心木的合伙人房间，他坐在自己的玻璃隔间中，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别人向他报出外汇出价时，他就吼叫着“行”或“不行”。他从不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提出外汇出价时是一种接受不接受由你的态度。他有办法让人空等，也熟悉权威所玩弄的所有不动声色的花招。他凭着敏锐的是非感很快就惯于使用领导权了。
他不愿意放权，不尊重其他人的聪明才智，这毫不奇怪。他很头疼，难以找到一个新的搭档，人们总达不到他那过高的标准。1875年，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他翻遍了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的商界姓名地址录，但是徒劳无获。“我年龄每增长一岁，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通达明智的人才。”(22)他这样告诉朱尼厄斯。皮尔庞特又一次产生了一个念头，逃离银行业，卸下压人的业务重荷。1876年，约瑟夫・德雷克塞尔离开公司后，皮尔庞特也想这么做，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等待朱尼厄斯的计划发送过来。他从未放弃的一种使命感把他和银行紧系在一起。也许在金融史上从来没有别人这么不情愿积聚如此巨大的权力了。成功给皮尔庞特・摩根带来的是精疲力竭，而不是精神焕发。他不喜欢承担责任，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应付责任。
皮尔庞特是华尔街当然的领袖。不管公众怎么看待摩根财团，商人们还是很敬重他们办事诚实的品德。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便认为皮尔庞特“鲁莽但公平”。(23)安德鲁・卡内基委托朱尼厄斯当经纪人出售债券，为他的第一家轧钢厂筹集资金。他讲述了在1873年大恐慌时，摩根财团如何出售他在一条铁路中的股权，得到1万美元。他已经在皮尔庞特那儿有5万美元存款，当他提出索要他自己总共的6万美元时，皮尔庞特给了他7万美元。皮尔庞特说他们低估了卡内基的账目，坚持让他接受额外的1万美元。卡内基不想拿这笔钱。“您能看在我良好祝愿的份上收回这1万美元吗？”卡内基问他。“不，谢谢你，我不能这么做。”皮尔庞特回答说。(24)卡内基从此决定永远不做对不起摩根财团的事。很有意思的是，卡内基把朱尼厄斯看作是一个守旧而睿智的银行家典范而尊重他，但卡内基和皮尔庞特之间却常有摩擦。在1876年与卡内基的一次会面后，皮尔庞特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使用了最无礼的语言”——然后接着批驳他在一件诉讼案中关于自己公司所作的辩词。
19世纪70年代，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地位青云直上。1877年，一场国会争端耽搁了应付给迈尔斯将军的军饷。迈尔斯将军当时正与内兹珀斯的印第安人交战，想把他们赶往西部。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夸下海口，主动要求以1%的佣金兑现军饷单——这使皮尔庞特在士兵中很受欢迎。到1879年，蒸蒸日上的摩根财团一直与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和罗斯柴尔德财团联手承销最后一笔内战贷款的偿债融资债券。同年，美国恢复了硬币支付——也就是说，可以用银币或金币支付政府票据——这笔发行极为成功。
皮尔庞特丝毫没有因为又一次与罗斯柴尔德财团平分秋色而感到激动，他总认为自己的合作伙伴盛气凌人，觉得大受冒犯。在任何一次银团贷款中，朱尼厄斯越是对罗斯柴尔德财团所占的份额做出让步，皮尔庞特的极端自负越是不容自己屈就。他写信给姐夫沃尔特・伯恩斯（那时是朱尼厄斯在伦敦的合伙人）：“简直不用告诉你都明白，在这种事上与罗斯柴尔德和贝尔蒙特公司打交道实在让我们讨厌之极。他们要是退出，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罗斯柴尔德对待上至我父亲下至他人，所有各方的态度太倨傲了，我觉得谁也不应忍受。”(25)实际上，罗斯柴尔德财团大大低估了在未来金融界中美国的重要性，这种错误估计后来铸成了不可弥补的大错。他们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悲叹他们“没有正确评价美国商业的重要性确确实实是个过失”。(26)现在摩根这颗新星渐渐升起，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它的光芒就超过了罗斯柴尔德财团和巴林财团。
金融作家约翰・穆迪说，一直到1879年，皮尔庞特・摩根“也不过是他那位面容严厉的父亲的儿子”。(27)朱尼厄斯一心扑在工作上，觉得很难放弃占据他一切的事业。现在他很肥胖，像“一部古老的英国戏剧的中东印度富商”(28)，照片上他背微驼，端坐着，心事重重，粗重的眉毛下双目凝视着。年轻时的潇洒风雅到老只剩了棱角突出的脸上深深的疑虑。1873年，他60岁时，皮尔庞特已经催促他缩减每天的日程安排。他写道：“我觉得你像我一样需要休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不能一星期里歇两天不去办公。”(29)朱尼厄斯并不像皮博迪那么刻板地死守着办公室，但是他主宰一切，有时候只有一个合伙人。
现在老摩根已经开始静享半退休的清福了。1877年11月8日，纽约商界以他的名义在戴尔摩尼科举办了一次晚宴，他在自己的祖国尽享这令人激动的荣耀。在这个一百多人的盛大聚会中，有诸如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老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要人。前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参加总统竞选刚刚失败，也打破了自己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禁例，主持了这场聚会。蒂尔登为朱尼厄斯敬酒，称赞他是在伦敦最卓越的美国银行家，“在旧大陆的圣堂中保持了美国清白的名声”。(30)在皮博迪的时代，美国商人认为他们必须在伦敦证明自己的价值。作为回答，朱尼厄斯说他一生所致力的就是不应该让美国受到中伤。那时没人谈论英国应承担的义务或是新生的美国力量，人们谈论的只是美国人怎么取悦英国的债权人。在皮尔庞特的执掌下，两国的金融地位明显地颠倒过来了。
皮尔庞特与父亲的关系在他生活中是最重要的。朱尼厄斯是个严父，他塑造儿子性格的方式是吝于赞赏，定下严格的标准，保持对皮尔庞特的心理压力，总让他证明自己的才干。朱尼厄斯强硬而严苛，他培养出的儿子强迫自己做出更大的努力，结果却饱受疾病、劳累和抑郁之苦。皮尔庞特的本性中本来已有严酷的冲动，朱尼厄斯使之更甚——对于成就事业他有压倒一切的欲望，有过度的责任感，极其厌恶混乱无序。然而家长制的摩根家族不允许反抗，只能对父亲崇敬遵从。皮尔庞特把自己感受到的惧怕、憎恨都转化成了超常的爱，而在皮尔庞特自己的儿孙中，这种后辈对前辈的崇敬也同样明显。
朱尼厄斯有时摆出很严厉的面孔，但显然也推崇皮尔庞特；他这样令人烦扰的掩饰其实是对儿子天才的默认。1876年，他决定给儿子买一件奢华的礼物——庚斯博罗所画的德文郡公爵夫人的肖像，在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幅肖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出价想买它，朱尼厄斯准备付给庞德街的阿格纽商店5万美元，压过他们。但是买卖还没做成，画就从阿格纽商店被偷走了。悬赏1000英镑都没能把画找回来。很有意思的是，1901年这幅画重新出现时，皮尔庞特立即以3万英镑，也就是15万美元买了下来。谈到这个惊人的价格时他承认说：“如果真相泄露出去，人们也许觉得我该去疯人院了。”(31)这是对他父亲的深切尊敬。在他从朱尼厄斯那里继承的王子门街13号那所伦敦宅子里，他把画挂在壁炉上方他最喜欢的位置上。
1879年，皮尔庞特开始走出父亲的阴影，负责主要的交易。他被选中销售公开上市量最大的大宗股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25万股股票。对铁路的拥有者范德比尔特财团来说，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两年前，83岁的商船队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去世了，留下1亿美元的财产。虽然他在弥留之际还觉得香槟酒太贵而不喝，但他很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他举止粗鲁，喜欢嚼烟，是个白发苍苍，面色红润的无赖，一辈子都在追逐漂亮女子。他老年昏聩之后，受到了巫师的摆布，竟和杰姆・菲斯克谈生意，就是那个在奥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事件上被皮尔庞特击垮的流氓，后来为他情妇的另一个追求者所杀。
商船队长范德比尔特之死是商业由家族所有转向公众所有的转折点——这一转折为皮尔庞特・摩根提供了大量的机遇。为了不让别人插手他的铁路王国，商船队长把纽约中央铁路87%的股票遗赠给他的大儿子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威廉已经快60岁了，相貌平常，身材结实，表情很呆滞。商船队长觉得他是个笨伯，对他任意喝斥，后来把他放逐到了斯塔滕岛一座荒芜的农场上。威廉显然不适合管理纽约中央铁路，粗鲁的商船队长是利用一个装满各种航行记录的烟盒来管理的。
商船队长把11条小铁路合并成4500英里长的纽约中央铁路，北部从纽约城到奥尔巴尼，横跨西部直达五大湖区，使内陆地区可以直通东部港口。许多人感到震惊，这么大的权力竟要传给威廉・范德比尔特。威廉・格拉德斯通写信给范德比尔特的律师昌西・迪普说：“我知道您在贵国有个身价一亿美元的客户，这一大笔财产他还可以随意兑换成现金。政府应该把这笔财产从他那里拿走，因为任何一个人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都太危险了。”(32)威廉一点也没有给公众以安慰，历史书上这样记载：当时他反唇相讥说“公众真是该死；我是在为我的股东效力”。(33)范德比尔特的巨大家财使人们越来越担心，重新呼吁要对公众负责。
最终促使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减少他在纽约中央铁路股本的，是1879年纽约州议会听证会做的宣传，听证会是巴顿・赫伯恩主持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揭露了纽约中央铁路的秘密交易，它给炼油厂提供优惠运价。作为铁路的首席执行官和主要见证人，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似乎对暗中耍的花招毫不知情，或是故意含糊其辞，为了对付不利的宣传，他去找摩根，很可能是昌西・迪普给他的指点。纽约州已经开始向纽约中央铁路征收惩戒性税款，希望让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卖出大宗股票后，成为一个持少数股的所有人，州立法机关或许会仁慈一些。
范德比尔特家族选中42岁的皮尔庞特完成这项微妙的工作，很可能是因为摩根财团的英美联袂结构。问题主要是考虑如何出手25万股，而不使股价暴跌。摩根牵头的银团[6]要求范德比尔特家族一年内不再售股，或者等到所有银团的股份都售出后再售股。另一个掩盖这笔大宗销售的手段就是国外售股，J.S.摩根公司首先就做了一宗5万股的买卖。朱尼厄斯可以自行裁决，这在华尔街是不可能办到的。这笔销售却决非易事。英国投资者依然被美国铁路搞得心有余悸，而那年又有几十条铁路垮了。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外国借贷十分萧条。而在那个缺乏管理调控的领主时代，募资说明书都马虎得可笑。比如说，纽约中央铁路的募资说明书就十分含糊：“公司的地位和信誉久负盛名，没什么必要做公开声明。”(34)由于一个公司的信息过少，主干事银行的声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纽约中央铁路的交易没有公开的日程。银团配给杰伊・古尔德2万股，拉塞尔・塞奇1.5万股，赛勒斯・菲尔德1万股。请令人憎恶的古尔德参加，算是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和古尔德的韦伯士铁路之间多年恩怨的终止。起先范德比尔特无动于衷，但是古尔德利用讹诈的有力手段，威胁要剥夺纽约中央铁路在韦伯士的运输业务，从而进入了银团。古尔德还认为，与摩根财团打交道能给他重新披上体面的外衣，也许将来还能赢得更高的信誉。
当皮尔庞特宣布他不可思议地售完了纽约中央铁路数目庞大的股票，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国外销售时，整个金融界叹为奇迹。其佣金高达300万美元之多。就像在那次奥尔巴尼-萨斯奎汉纳的争端中一样，这次皮尔庞特也要求在这条铁路的董事会中占有一席。朱尼厄斯对一个合伙人说，皮尔庞特“将代理伦敦的股权”——也就是说他将投票决定代理人。(35)欧洲投资者们长期以来被美国的铁路流氓搅得怒火中烧——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30万美元的防御委员会，保护自己在古尔德的“淫妇”铁路中的股本——现在开始报复了。他们烦透了铁路经营上耍的鬼把戏——破产倒闭，拖赖红利，管理不善。因此皮尔庞特・摩根就可以成为他们能直截了当利用的工具，迫使美国铁路公司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皮尔庞特恰好具有能赢得他们信任的外交家风范。有一次他怒斥一位铁路总裁：“你的铁路！你的铁路是属于我的客户的！”(36)因为铁路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本，而且会耗尽任何一个单枪匹马的创业者的资金，银行家控制铁路的时机已经成熟。
出售威廉・范德比尔特的股票分散了所有权，纽约州也放宽了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制裁，这就达到了当初的目的。但是立法机关的成员们没料到的是，皮尔庞特后来把分散的股票集中起来，并有效地把股权都集于己身。他开始对铁路拥有绝对控制权，除了要投票决定伦敦所有的代理人之外，他还坚持纽约中央铁路在5年内保持分发8美元的红利，并由摩根财团作为财务代理，在纽约和伦敦分发这些红利。不久以后，纽约中央铁路就成了摩根铁路了，而这家公司的股票也是摩根家族兜售得最起劲的股票。
为了坚决支持英国的债权人，皮尔庞特不顾风险，大胆地与外国势力打成一片，这使人们对他在政治上的忠诚表示怀疑。从那时起，他就备受指责，人们说他是伦敦银行家的附庸，“像个殖民地时代的行政官员，是英国金融势力在美国的代表”。(37)银行这种英美联袂结构的模糊特性，不仅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使许多人疑神疑鬼，而且在摩根帝国的内部也引起了一场身份危机。
同时，当华尔街对纽约中央铁路啧啧称奇时，皮尔庞特似乎并不因此高兴。他一点儿也不趾高气扬，相反，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他又一次考虑放手不干了。在一封1880年写给表兄吉姆・古德温的信中，皮尔庞特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奋斗的，是众多投资者的代表。他这样写道：
我所经受的压力简直无法形容。我从来没有熬过这么一个冬天——虽然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些年的冬天要好些，但我还是忙得一点儿空也没有。如果仅仅是关系到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很快把问题处理掉，然后抛在一边不再管它；但是因为我肩上还担着他人的重大利益，我就不能这样做——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原因让我不能这么做，只是常常想，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做些其他事情就太好了。(38)
有好几个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皮尔庞特的“救世主情结”。比如在私人生活中，他娶了患肺结核病的咪咪；在商业生涯中，他一直为“伦敦的利益”做出奉献。对他自己来说，他经常施惠于人，而不单为了自己扩大权力，增加财富。这种明显的牺牲意识使他对批评过于敏感，也使他不能真正地认知自我。在一些十分极端的时候，这有可能引发妄自尊大的情绪。假借一个高尚一些的目标作真正的目标，用以掩盖私利的驱使，这实在太容易了。但皮尔庞特不为纯粹的私利驱使，他关心的问题比同时代的大部分银行家要多。在以后的岁月里，摩根的坚决拥护者盛赞摩根银行高尚的道义准则和公正的声誉，而其批评者认为这些自我标榜的溢美之辞伪善之至。后来证明双方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