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德怀特・惠特尼・莫罗和汤姆・拉蒙特，要为争夺摩根首要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殊荣而一决雌雄。莫罗在20世纪20年代的名望大大得益于他与总统的友谊。当库利奇总统就职时，记者们向莫罗蜂拥而来，请他发表评论，并对他可能得到的高位做种种猜测。他俩是阿默斯特学院1895届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室友，相处一年。他俩都记得，当年他们曾坐在山顶上，纵情展望未来。据说，在大学四年级时，大家都一致推举莫罗为“前途最辉煌者”，只有莫罗投票选了库利奇。莫罗后来说：“库利奇在大学是非常文静、矜持的人。”他是能够窥见总统内涵的少数人之一。(1)

莫罗是学古代文明史的，他想给20世纪20年代世俗的、甚至是肮脏的世界披上浓郁的古典色彩的外衣。他在20世纪20年代领导“阿默斯特学院推举库利奇加入总统委员会”时，为他的老朋友树立起一个光辉灿烂的形象：“库利奇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是超验主义哲学家和务实政治家的奇妙结合。”(2)莫罗同样不乏溢美之词，对拉蒙特说：“我想，产生库利奇这样的人来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真是一个奇迹。”(3)而库利奇谈起莫罗，同样深表敬意。库利奇说莫罗敏而好学，却没有通常的书呆子气。“他待人友善，富有同情心，但同时又总是很有尊严……他毫不自私自利，也从不想出人头地，或击败任何人。”(4)

有人猜测，库利奇巧妙地以莫罗自己所向往的那种学者形象来表现他。在1920年竞选总统时，莫罗把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写的四卷书寄给库利奇。库利奇在竞选的旅途中令人难以置信地回信说，他几乎把四卷书通读了一遍。库利奇说：“我认为总的来说，他的论点是对的。”但又补充说：“我不认为人类的存在像他说的那样，建立在美元和美分的基础上。”(5)人们说库利奇深知莫罗的能力和特点。莫罗称呼他为“亲爱的卡尔文”，而库利奇则通常以“莫罗先生”作答，似乎他不是在给老同学，而是在给一位年长的智者写信。

莫罗和拉蒙特及拉塞尔・莱芬韦尔一起，为摩根财团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从而使之成为“银行家之家”而名声大噪。他们舞文弄墨，发表演说，参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担任基金董事会董事等。他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这样一批信徒：相信企业家能凭其智慧，管理美国的政治事务。莫罗身材矮小，才智敏捷，奇思迭出，表现出专家的风度。他深邃的蓝眼睛常常凝视远方，似乎总能看透表象。他戴一副夹鼻眼镜，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与讲究服饰、风流倜傥的摩根世界从来格格不入。摩根银行曾经在男盥洗室的门口派一个听差，专门提醒他在离开盥洗室时要把吊带拉上。他在参加哈里・戴维森女儿的婚礼时，满身散发着樟脑丸的气味，其他的合伙人只得让他穿上一件皮衣，以挡住气味。摩根的绅士们身材高大，殷实富足，充满自信，而莫罗服装上的缺陷似乎象征着在这个高雅豪华的摩根世界的内心深处，有心神不安之感。

莫罗像许多聪明而专注执着的人那样，都是出名的心不在焉。他有一次参加拉蒙特夫妇举行的晚宴，拿着吃了一半的橄榄比划个不停，直至拉蒙特的仆人梅特卡夫递给他一个盘子，让他把咬得溜光的橄榄核放在里边。莫罗坐火车的故事在J.P.摩根公司广为流传。列车员对他检票，他找不到票，在各个兜里乱掏，其实车票被他叼在嘴里。莫罗对列车员说：“我敢说，你一定认为我不知道票子就叼在嘴里，事实上我正在把日期嚼掉。”有一次在洗澡时，他大声叫听差拿一块泡沫多点的肥皂来，后来发现问题不是出在肥皂上，而是他根本没有脱掉睡衣。

像拉蒙特一样，莫罗不满足于单纯的银行业，而渴望着更加精美的东西。他声称对这个行业的技术方面一窍不通，自称为“银行里的律师”。(6)作为外交时代的银行家，他在华盛顿如鱼得水，一点不亚于在华尔街。他执著地希望在知识界实现远大理想，他阅读布莱斯和修昔底斯的著作，撰写文章赞成国际联盟，洋洋洒洒地引经据典，而且都深奥难解。他源源不断地送书给库利奇读，诸如哈勒姆的《英国宪章史》。在摩根历史上，莫罗的事迹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因为他从未完全放弃年轻时追求的目标或政治抱负，而把合伙人的地位仅仅视为跳板。

德怀特・莫罗来自匹兹堡的清贫之家，在人生旅途中一路登上世界金融高峰，其历程令人感叹唏嘘。他童年的经历使人读之怅怅。他的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含辛茹苦，维持全家生计。德怀特脸色苍白，体弱多病，他继承了父亲对教育的崇敬和对贫困的恐惧。他14岁中学毕业以后，干了4年杂事，直到够年龄上大学。他靠学生贷款上了阿默斯特学院，穿的是雅各布・希夫的儿子莫蒂默给他的旧衬衣。他给别的学生辅导，以使收支相抵。他生活极其节俭，为了省钱，连烟斗都是和室友合用的。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以后，他在华尔街的里德-辛普森-撒切尔-巴纳姆公司里谋得了一个职位。这是一家擅长从事公用事业法业务的公司。不到7年时间，他成为公司的合伙人，此时该公司已经改称为辛普森-撒切尔-巴特利特公司。他住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一天下雨时，他和哈里・戴维森雨伞相碰，一路上结识了汤姆・拉蒙特。1914年，这两位合伙人就聘用了他。

在当时，成为摩根的合伙人乃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莫罗的母亲在匹兹堡的大街上被好事者团团围住，受到热烈的祝贺。但是上班第一天后，莫罗就向他妻子贝蒂表白说，他感到“整天非常孤独、沮丧”。他向一位朋友承认，他觉得“好像是在陌生的顶楼上的一只猫”。(7)新手一般都较为紧张，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彻底摆脱忐忑不安的情绪。

莫罗在华尔街23号的业绩卓然超群，全凭勤奋熟谙了每一项业务。他使公平人寿保险合作社成为他们的联合公司，监督摩根对古巴的贷款。他还策划了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这家公司是依靠阿拉斯加的摩根・古根海姆银团和其他资产建立起来的上市公司。丹尼尔・古根海姆被莫罗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惊呆了，他说：“莫罗调查工作开始后，6个月的时间，他对铜的了解胜过我和我的六个兄弟。”(8)但是，心不在焉的莫罗却忘记了这项肯尼科特业务活动中的一个细节。戴维森温和地批评他说：“你忘记了算我们的佣金。”(9)

莫罗总是在理想主义和实利主义之间左右为难。人生一次，岂能诸梦成真。摆在他面前的种种选择把他折磨得苦恼不堪，因而心神不定。他和夫人出入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是皮埃尔・杜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中的常客，一路会经过喷泉、花房、万管形管风琴。但是，他们感到在这个富裕的世界里无所适从。德怀特还在辛普森-撒切尔公司的时候，就因常有清教徒的罪恶之感而心中阵阵刺痛。他会说：“贝特西，这不是你或我该过的生活。”(10)他们一起梦想如何能积蓄10万美元，那样德怀特就可以去教历史，而贝特西可以去写诗。贝特西・莫罗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是一位诗人。她的作品发表在《哈泼斯周刊》和《作家》杂志上。他们永远没法认识到自己不可抗拒的理想。

莫罗的矛盾甚至在睡梦中也折磨着他。他从噩梦中恐惧地惊跳起来，他解释说：“贝特西，我梦见我们发财了，但是这财可是发得不得了。”(11)据他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说，他得到了摩根合伙人资格的聘请后，经受了“好几个星期精神上的危机”。他在百慕大考虑取舍时，看到一幅恶毒的漫画，描绘像兀鹰一般的杰克・摩根正在吞食纽黑文股民的内脏。他说，这种诽谤促使他接受摩根的工作，而且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摩根银行对纽黑文的融资进行辩护。莫罗以其高雅的辩解表明，摩根的行动完全正当，并非那么贪婪。他在接受摩根合伙人的地位后，告诉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位老教授，吸引他到摩根财团去的是服务工作，而不是年薪100万美元收入的前景。

莫罗老是有意无意地产生回到与世隔绝的大学世界的念头。他在阿默斯特学院事务上花费很多时间，据说杰克・摩根有一天对他说：“德怀特，如果你从阿默斯特托事会上脱出身来，我就给你10美元的礼金。”(12)在1921年，他必须摊牌了——拟请他当耶鲁大学校长的初步打算摆在他面前。他拒绝了，并说自己不是耶鲁大学的校友，缺乏特殊的训练。但是，这个借口是很站不住脚的。此后，有好几个月他的情绪一直很压抑。阿默斯特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想请他，也一样没有成功。

莫罗真正热衷的是政治。他对当摩根合伙人有所顾忌，是怕这个经历成为从政的阻力——事实说明这个担心还真没错。英国报界巨头比弗布爵士曾经对他说，他要是英国人，早就是内阁成员了。这句话常在莫罗耳边响着，折磨着他。(13)开始，卡尔文・库利奇的当选似乎是天赐良机，莫罗也曾被征求过担任财长或其他职务的意见，但是都未成为现实。他的女儿说：“我妈妈非常不安，感到很难受。她认为我父亲并没有开口有求于人。”(14)莫罗曾经教导子女服从“第六条规则——对自己的事不要太介意！”(15)可是，莫罗夫妇对遭受的每个挫折，都难于处之泰然。

人们猜测库利奇对莫罗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为了自我保护。摩根银行和洛克菲勒的公共关系咨询专家艾维・李写道：“自从库利奇当上总统以后，莫罗先生理所当然成为白宫的常客。总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这是公开的秘密。”(16)相反，哈罗德・尼科尔森声称在1923年至1929年期间，总统只给莫罗打过一次电话。莫罗的档案表明，实际情况介乎两者之间，而尼科尔森的说法较为准确。库利奇曾经想请莫罗而不是帕克・吉尔伯特当德国的总代理，只是在美国驻德国大使提醒他以后才未坚持。显然，库利奇的某些顾问担心他会沾上与摩根合伙人有关系的污名。

也许是为了缓和舆论，库利奇在1925年任命莫罗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飞机在国防中的应用问题。库利奇是在1925年就职数天后给莫罗的信中第一次提及的，但是莫罗是9月份在星期日的报纸上正式看到的。莫罗委员会为陆军和海军使用飞机制定了计划。1925年，丹尼尔和哈里・古根海姆建立了一个300万美元的特别基金，来推动航空业。他们是德怀特在搞肯尼科特铜业时的老朋友。他们通过莫罗使库利奇代表政府接受了这些钱，以加速飞机的发展。

德怀特・莫罗在航空委员会任职期间，和年轻的小查尔斯・林德伯格交上了朋友。事实上，莫罗的档案表明，林德伯格乘坐“圣路易斯精神”号飞往巴黎的历史性旅行，最后都是摩根合伙人付的钱。根据原来的方案，林德伯格计划竞争25000美元的奥泰格奖，这是为奖励纽约和巴黎之间首次直达飞行而设立的奖金。这一航程的费用本来应该是自己支付的。林德伯格出资2000美元，圣路易斯的许多赞助者每人加了1000或500美元。在圣路易斯一家银行提供的15000美元贷款的基础上，他们一共认捐了8500美元。后来，林德伯格为了抢先第一个越过大西洋，他决定不能按照奥泰格奖的要求再做推迟，放弃了机会。1927年6月，圣路易斯的一位赞助者——经纪人哈里・奈特告诉莫罗，这次历史性飞行的实际费用在16000和17000美元之间。摩根合伙人捐了10500美元，不仅偿还了银行贷款，而且还允许林德伯格拿回他本人的2000美元投资。

林德伯格旗开得胜，来到华盛顿，库利奇邀请他到杜邦环形交道口的临时白宫作客。总统看到，林德伯格名声大噪，因之可以成为新兴航空工业的主要力量，故而也把莫罗夫妇一起请来。莫罗和林德伯格一见如故。作为丹尼尔・古根海姆航空促进基金的托管人，莫罗向哈里・古根海姆引见林德伯格。古根海姆赞助过林德伯格乘坐“圣路易斯精神”号进行为期3个月的旅行。莫罗成为林德伯格的私人财务顾问。

当莫罗夫妇在临时白宫下榻时，库利奇试探过德怀特是否愿意当墨西哥大使。德怀特在华尔街23号已经心烦意乱，显然已经告诉库利奇他愿意离开。一个月以后，聘请他出任大使一事正式确定。这个位置不只是对老朋友一种姗姗来迟的表示，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任命。库利奇后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任命更加困难的了。但是，除非是真刀真枪的实战，否则莫罗先生从来就感到索然无味。”(17)

美国天主教徒和石油业人士都煽动要和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有些人主张军事入侵。国务卿凯洛格早已谴责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政权为“布尔什维克式威胁”。(18)在美国人的眼里，墨西哥已是罪行累累。它把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关闭天主教学校，拒绝外债还款违约，坚持要求石油公司交出产权，以换取政府的特许权，而且还没收美国所有的土地而不给补偿。报上认为墨西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头号问题。

对莫罗的任命是一个富有灵感的选择。库利奇压力很大，必须做出惊人之举，他果然这么做了。沃尔特・李普曼盛赞此举，称之为“近年来最不同寻常的任命”，并且出力使之获得参院外交委员会的通过。(19)作为对拉丁美洲贷款的专家和美元外交的反对者，莫罗曾缓和了华尔街对拉丁美洲债务国惯常的粗暴态度。在1921年的食糖大灾难期间，古巴威胁对国外债券违约，这一灾难几乎使担保信托公司垮台。莫罗的功劳是没有让海军陆战队卷入。他写道：“难道有人认为要是别人欠他钱而还不起，把那人杀了就会有利可图吗？”(20)莫罗主张做外交工作而不是武装干涉，这在当时是很开明的态度。

贝蒂・莫罗对这一任命既激动又不快。莫罗夫妇刚刚决定在恩格尔伍德建造一幢新房子，她不希望他们的生活遭此折腾。她本人不认为库利奇是一位超验哲学家。“打击来了！库利奇总统今天写信请德怀特出任驻墨西哥大使，而他准备接受。这是一份苦差事，没有多少荣誉，而且为时已晚。……库利奇不再竞选，但是德怀特却去为他干这份苦差使，并且没有得到报偿的机会。真有趣！”(21)贝蒂挖苦地告诉朋友们说，库利奇就像一个父亲那样，把值钱的礼品都给了别人，而最后把一个小小的马口铁口哨扔给了德怀特。

莫罗对墨西哥十分悲观，私下说，他最多也只能做到不让墨西哥成为头版头条新闻。拉蒙特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说总统大选将临，局势动荡，此时受命时机不好。朋友们意见都很一致，德怀特居然丢掉摩根合伙人的地位而去接受这个危险的职务，大家为之大惊失色。连林德伯格也疑虑：“就我在边境上有限的所见而言，这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22)

墨西哥人对莫罗也存有戒心，认为他将充当纽约银行的代理收款人。他们哼起顺口溜：“莫罗先行，大兵将临。”可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拉蒙特领导的“墨西哥问题银行家委员会”感兴趣的不是军事行动，而是和平谈判，以便使它恢复还款。他们希望墨西哥稳定，而不是更加动乱。最后，德怀特令墨西哥人是大喜过望，而摩根财团则感到被出卖了，心中很不是滋味。

作为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独创了在拉丁美洲的英美派使节的新风格——热情、健谈、视墨西哥人为同僚，而非任性的儿童。他一到那儿就对当地美国商会说，他们应该尊重墨西哥的主权（他不无尴尬地写信给白宫，要一幅库利奇的像挂在他的书桌后面的墙上——这又暗示了他和总统之间的“亲近”）。莫罗和卡列斯总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时常去拜访他，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们经常在卡列斯的牧场共进早餐，或者一起参观墨西哥的大坝和灌溉设施。莫罗友好信任的态度和他的前任詹姆斯・谢菲尔德形成鲜明的对比。谢菲尔德对非白种人摆老资格，对墨西哥采取咄咄逼人的入侵架势，刻意为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服务。

莫罗不仅尊重墨西哥的文化，而且喜欢这个民族悠闲自在、不拘礼节的习惯。他和贝蒂在亚热带小镇库埃纳瓦卡的别墅卡萨马纽纳度周末。这座别墅俯视两座火山，里面摆满了墨西哥的陶器和印第安人的工艺品。莫罗委托墨西哥左翼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在科尔特斯宫画壁画，包括一幅革命家萨帕特的画。为了改善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把威尔・罗杰斯请来，和他以及卡列斯一起旅行。罗杰斯来了以后，莫罗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唱的跳的是清一色的墨西哥歌曲和舞蹈。席间热情洋溢的莫罗对罗杰斯说：“你能想象和这样的人民打仗吗？”(23)

有时候莫罗在墨西哥人中间似乎比在美国人中间还受欢迎。1927年下半年，在美国关于墨西哥的公众辩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对卡列斯总统心怀不满，因为总统部分地占用了他广袤的巴维科拉牧场。那年11月份，赫斯特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文章，刻意渲染墨西哥阴谋反对美国。有些观察者认为，赫斯特不仅在发泄对卡列斯的怨恨，而且故意给德怀特制造麻烦。赫斯特这个孤立主义者向来厌恶亲英的摩根财团。1927年12月9日，赫斯特在26家报纸载文，煞有介事地概述了墨西哥企图以100多万美元贿赂4个美国参议员。后来被揭露出来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在当时却损害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

莫罗在去墨西哥赴任之前，曾邀请查尔斯・林德伯格到他在东六十六街的公寓里做客。根据沃尔特・李普曼的建议，莫罗提出请这位年轻的航空家驾驶着“圣路易斯精神”号飞到墨西哥，作为友好的姿态。林德伯格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他在春天飞过巴黎，在把飞机献给博物馆之前，他想证明夜间和冬季飞行的可行性。为了强化政治信息，林德伯格建议做一趟连结华盛顿和墨西哥城的飞行。

于是在1927年12月14日，林德伯格带上来复枪、大砍刀和热带药品，在狂风暴雨之夜腾空而起。这是在赫斯特“揭露阴谋”之后数天，美国和墨西哥关系正处于危险关头。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林德伯格穿过墨西哥万里无云的晨空，但是他搞不清自己的方位。他尽量降低高度，看清了旅馆和火车站的名字，一闪念认为所有墨西哥的城镇都叫“卡瓦耶罗斯”，因为他在火车站总是看到这个名字。接着他发现了托卢卡的标志，距离墨西哥城50英里的小镇。

在酷热得令人大汗淋漓的瓦尔比纳机场，莫罗和卡列斯总统分享着野餐三明治和柠檬，等待着林德伯格的到来。在机场上还为显贵专门搭了一个观礼台。莫罗心神不定地来回踱步。当林德伯格在比预定时间晚了6个小时到达时，大约有15万之多的墨西哥人兴高采烈地奔跑过来。当林德伯格在莫罗和卡列斯的陪同下走向汽车时，狂热的旁观者簇拥着他们，欢呼着。贝蒂回想当时的情形，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驱车驶向大使馆，大街上车子喇叭乱响，马儿腾起前蹄，人们“爬在树上、电线杆上、汽车顶上、屋顶上，甚至是教堂的顶上。鲜花和彩色的纸片一路撒过去。”(24)

林德伯格在大使馆和莫罗夫妇一起度过圣诞节，还让卡列斯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他还注意到德怀特的女儿安妮。她是史密斯学院四年级学生，正在那儿度假。她是一位腼腆、漂亮的女诗人。查尔斯又高又瘦，而安妮则身材娇小苗条，眉毛像贝蒂一样浓密。林德伯格感到高兴的是，他第一次坐在她身旁时，她没有问任何问题。这两个羞怯的人碰到了一起，结成了牢固的纽带。

莫罗对他的女儿们所交的男朋友并不太喜欢——安妮和伊丽莎白交的朋友中有科利斯・拉蒙特。他称赞查尔斯・林德伯格是个“一尘不染的好小伙子”，不喝酒，不抽烟，不找女孩子。(25)但是当安妮宣布她和查尔斯要结婚时，莫罗似乎惊得目瞪口呆。“他要和安妮结婚？我们对这个年轻人了解多少？”他问道。(26)他坚持他俩应先订婚，更多地互相了解。尽管莫罗有点措手不及，但他还是非常喜欢查尔斯，每当谈起查尔斯的飞行冒险记，他总是带着惊奇的神色，乐呵呵的。

1929年5月27日，安妮和查尔斯在莫罗的宅邸结婚了。这是在恩格尔伍德的一幢新的佐治亚大房子，叫明日山。这件大事使全世界都怀着极大的兴趣，莫罗夫妇不得不骗一下报界，谎称是婚礼前的招待会。甚至对客人都只说是请他们随便来吃个午饭，打打桥牌。突然，安妮身披白色薄绸婚纱出现了，接着便是轻快活泼的仪式。直到安妮和查尔斯换了衣服，从后门溜走以后，德怀特和贝蒂才向记者发布新闻。这对年轻的新人在度蜜月期间，在牡蛎湾莱芬韦尔家小住了数日，仆人都得到警告，凡是向城里的交易者提到他俩在此者，即行解雇。

这是紧密、高度结合的婚姻，但是又充满着矛盾。安妮是前摩根合伙人的女儿，吸收了她父亲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查尔斯的父亲是明尼苏达人民党国会议员，在1924年去世。他曾煽动了普约听证会，猛烈攻击货币托拉斯以及摩根和联储银行结成阴谋小集团，指责银行家们把美国拖入战争。这位议员的儿子继承了父亲对东部银行家的猜疑，并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掉。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查尔斯的孤立主义使他和摩根财团常常发生争执，弄得安妮左右为难，痛苦不堪。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和莫罗与古根海姆两家过从甚密，当戴维森夫妇在孔雀角开海滨招待会时，他让客人们乘坐他的水上飞机在空中兜风，使他们夫妇俩乐不可支。

凡是把莫罗大使看做摩根财团在墨西哥的代理人的人，势必遭到当头棒喝。这位大使早已另有一个单独的政治日程，他向沃尔特・李普曼透露，他十分渴望在参议院得到一个席位。因此，他需要和银行保持一定的距离。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在共和党的晚宴上，人们已经把他视为有希望的参议员候选人，向他祝酒。现在，莫罗如能在解决墨西哥的纠纷中，起到一个敏感的公平的仲裁人的作用，是符合其政治利益的。

莫罗在旷日持久的石油纠纷中很快取得了成功。他为美国石油公司制定了一个巧妙的“永久特许权”方案。该方案规定就1917年以前的油井给予美国石油公司新的特许权，而墨西哥也不丢面子，保留了理论上的所有权。这种充满理性的政治家风度使沃尔特・李普曼非常高兴，他事后对莫罗说：“有些方面的人把这点归功于你可以运用自如的某种独特的魔术。”(27)对李普曼来说，莫罗是同代人中最有才华的社会活动家，远远胜过一般的政客。

另一个重大的纠纷涉及天主教会。卡列斯曾试图把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结果发生了暴力的天主教民兵运动，表示抗议。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千千万万的人在教会的旗帜下游行。莫罗悄悄地让沃尔特・李普曼入境，进行秘密的外交活动。双方经谈判达成了妥协，卡列斯同意不干涉教会，而墨西哥的牧师也同意停止抗议活动。莫罗和李普曼把这个交易兜售给了梵蒂冈，问题得到解决，教堂重新开放。一天早晨，在库埃纳瓦卡，贝蒂和德怀特被教堂的钟声唤醒了。德怀特笑着说：“贝蒂，我已经把教堂打开了。现在你可能希望我把它们重新关闭。”(2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罗最感头痛的事情是外债。到1928年，墨西哥拖欠还款已有14年，由于石油收入减少，预算情况恶化，各银行都完全失去信心，不知道墨西哥将如何来满足所有的债主。这个国家拖欠由拉蒙特代表的外国债券持有人的钱，以及美国西部铁路和国内贷款者的款项。拉蒙特认为他所代表的20万债券持有人应该具有优先权。他的理由是，他们耐心地等待还款已经有好多年了。相反，莫罗赞成根据破产清算的模式，对所有的债权人采取综合解决的办法。他担心如果墨西哥对个案单独处理，则其承诺的付款数额会超过兑现的能力。对拉蒙特来说，一次性的大动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只能损害他的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而且做起来如此复杂，以致谁也拿不到钱。

莫罗和拉蒙特顿成冤家，情绪激昂。虽然拉蒙特永远不会承认，但是他对莫罗私下怀有保留意见。他后来把莫罗抬得很高，称赞他为“才华横溢，异想天开，招人喜爱”，然而他认为莫罗的“圣人”名声却名不副实。这里或许也有嫉妒的因素，拉蒙特感到莫罗威胁到他自己作为领衔自由派银行家的形象。对于哈罗德・尼科尔森写的莫罗传记，拉蒙特摆出他是莫罗朋友的架势，交给尼科尔森一份125页的关于初稿的评论，批评他对主题的理想化处理。莫罗和拉蒙特也许太相似了，互相之间谁也完全骗不了谁。他们谁也不想承认自己有多么老于世故，多么雄心勃勃。

很难弄清楚的是，拉蒙特究竟是认为莫罗在墨西哥债务问题上的立场是使他摆脱和华尔街23号关系的政治策略，还是只有脱离现实的教授才会支持的堂吉诃德式的计划。无论如何，到1929年，拉蒙特决定和由莫罗倡议的国务院的债务综合解决方案决裂。他在华尔街23号散发了尖刻的备忘录，讥讽地称莫罗为“大使”。他警告说，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决不会满足于在一年中无所事事，而让大使去完善政府的索赔”。几天以后，他告诉合伙人，他将“无视大使的态度”，(29)计划单独和墨西哥达成交易。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法律顾问、莫罗的好朋友乔治・鲁布利后来说：“拉蒙特先生宁可碰运气，抢在别人前头抓住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也不情愿在总体解决上合作。”(30)

拉蒙特尽管可亲可爱，但是如果谁触怒了他，他也会很不客气。他试图想以一个漂亮的办法来“搞掉”莫罗，同时却显得在帮助他。1929年11月，他让马丁・伊根向胡佛总统面呈一信，推荐莫罗担任国防部长。拉蒙特强调莫罗对此要求一无所知，言外之意是要胡佛对这个建议保密。但是，他也怀疑此计是否能够成功，因为面对莫罗的足智多谋，胡佛会立足不稳。拉蒙特说：“德怀特如此聪明，他会在（总统）周围的圈子里游说。”(31)卡尔文・库利奇先前已曾要求胡佛任命莫罗当他的国务卿，遭到拒绝。胡佛并没有上拉蒙特的钩。总统和莫罗相当接近——他们每周会晤好几次——他不想提携一位潜在的政治对手。

就在当月发生了两件事，拉蒙特的努力也就没有必要了。11月12日，胡佛任命莫罗代表美国出席即将在伦敦召开的海军会议。当月下旬，新泽西州州长拉森问莫罗是否愿意临时接替沃尔特・埃奇参议员，因为他在参议院的任期未到，而刚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后来达成协议，由戴维・贝尔德占据参议员的席位，但是如果莫罗意欲在春天竞选共和党的提名，贝尔德将退出。这就更加刺激莫罗在债务问题上反对拉蒙特，从而消除了他先前的摩根合伙人身份为竞选带来的隐患。

在12月份，莫罗和拉蒙特之间一直十分烫手的政治纠纷开锅了。此时，自由派行善者莫罗已经达到这个地位，自命为墨西哥财务问题的老大。这位曾经阻止海军陆战队卷入的人现在已经在仔细审查墨西哥的预算。当拉蒙特的助手弗农・门罗碰到莫罗，他看到这位大使竟想如此深入地左右墨西哥的金融政策，不禁大吃一惊。据门罗说，莫罗要削减墨西哥的预算，办法是“彻底取消法院，从教育拨款中削减250万比索，公共卫生削减100万比索，统计削减250万比索，交通大约削减400万比索”。(32)德怀特似乎在帮助墨西哥兄弟的幌子下，屈从于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幻想。

五六月间，在新泽西州举行的共和党参议员提名的角逐中，莫罗仍然是墨西哥大使，并且以此身份跟踪债务问题。后来，竞选中的失误急剧地削弱了他在这个职务上的影响。他在出席伦敦海军会议期间，墨西哥的武官亚历山大・麦克耐伯上校发表了一番演说，大肆称赞莫罗在墨西哥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他实际上讲出了拉蒙特的观点——莫罗对墨西哥国内事务上的干预，超过任何一位华尔街的银行家。麦克耐伯谈起莫罗说：“墨西哥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未得到莫罗的咨询和指点。他把财政部长放在他的翼下，向他传授金融知识。”(33)这使墨西哥的官员显然成了大使的傀儡，墨西哥的报界把这个讲话当成丑闻。从此以后，莫罗在墨西哥的影响便大大逊色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在1930年夏天，莫罗还是经常飞到墨西哥去提供债务上的咨询意见。莫罗和拉蒙特的分歧引起了彼此间言辞刻薄的攻击。莫罗不断地敦促拉蒙特教训墨西哥财政部长，注意日益增长的预算。拉蒙特真的这么做了，过后又很后悔。在7月24日的信中，他压抑心中对莫罗的鄙视，写道：“我有一个感觉，你有点讨厌我们这里的思维过程，我们无法完完全全地采纳你的观点，这使你真的感到非常不快。”他提到他和财长的一次谈话：“他很客气地回敬我说，此事我管不着……亲爱的德怀特，你可能有什么手段迫使财长把他今后几年的预算的准确情况都告诉你，但是我得承认本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最后，拉蒙特不客气地警告莫罗躲得远一点，不要干预他对墨西哥债务问题的处理：“我希望你让开，此事任其如此，而不要让人感到你的使命是破坏这个计划。”(34)莫罗冷冷地答复说墨西哥已经破产，应当平等地对待各个债权人。他警告拉蒙特说，如果他一意孤行，他最终必须和国务院去交涉。(35)

拉蒙特写信给莫罗的次日，不等回信，就和墨西哥商会的代表在华尔街23号签了一个单独的协议。这使墨西哥的债务将近减少了一半，一下子就从5.08亿美元降至2.67亿美元。莫罗的威胁亦非戏言，他叫墨西哥推迟认可，但是他对卡列斯的继任者——帕斯卡尔・奥尔蒂斯・鲁维奥总统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结果是，这两位摩根人白白争执了一番。墨西哥一再推迟偿还日期，后来整个笑剧到1932年就彻底倒台了。要不是此事把拉蒙特搞得精疲力竭，使墨西哥的小额债券持有人一贫如洗，结局也不会如此可笑。到1941年，墨西哥的债务已经缩小至4960万美元，为原来数额的十分之一。

虽然莫罗此时已经和摩根财团彻底脱钩，但是他与摩根的关系在那年秋天的参议员竞选中仍然骚扰着他。新泽西州一家报纸这样描绘其对手的策略：“要把大使在新泽西州选民面前表现为大企业利益的工具和傀儡，把他的候选人资格描绘成华尔街通过美国参议院来夺取总统位置的阴谋。”(36)

莫罗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他失眠、头痛，竞选搞得有气无力。尼科尔森暗示他有酗酒问题。无独有偶，禁酒成为竞选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莫罗毫不回避问题，成为主张干脆撤消第18条修正案[26]的第一个联邦官员。

他似乎又一次被雄心驱使而动，参议员的竞选令他如坐针毡。贝蒂在日记中记载说：“德怀特太累了，太沮丧了，也因为陷入参议员竞选的圈套而狂怒。他精疲力竭，他不想当了，但愿他会输。”(37)命运设计了新的办法来惩罚他，使他在11月份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大获全胜。

莫罗当上参议员以后，似乎被几年来积累起来的沉重的负担压弯了腰。他很快就使自由主义的崇拜者大失所望。他不顾大萧条，投票反对食品救济、军人的奖金法案和强化公用事业的法规。一位新闻记者不禁宣称，他不到3个月就把一生自由主义的名声丧失殆尽。(38)这种评论刺痛了莫罗，他处理问题彻底而执著，但在其复杂性中不能自拔。他通宵达旦地读关于失业的大卷著作，贝蒂提醒他睡得太少了。他说：“废话，大多数人把睡眠的作用扩大了。如果我能足足地睡上两个小时，就行了。”(39)1931年，他们在家庆祝7月4日独立日，莫罗注视着他那恩格尔伍德宅邸的草坪，悲哀地对他的女婿说：“查尔斯，千万不要让自己忧虑。忧虑伤神哪！”(40)

9月，莫罗和贝蒂在缅因州的游艇上与报纸出版商罗伊・霍华德共进午餐时，发生了轻度的中风。但是，他无法中止必不可免的活动，或者放慢他疲惫的步伐。1931年10月2日，他乘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彻夜未眠，他对一位旅客说：“我老是醒着想，这个世界真是一团糟。”(41)那天，他在恩格尔伍德宅邸举行了一次政治招待会。他和4000人一一握手。他的右手起了水疱，只得用左手。三天以后，德怀特・莫罗发生脑溢血，一眠不起，享年不到60岁。这个曾经因为梦见自己豪富而坐立不安的人，光是对慈善事业的遗赠就达100万美元。

哈罗德・尼科尔森写的墓志铭模棱两可，但颇为得体：“他表现出疯狂或是癫痫之态，或是某种异乎人情和有悖常理的东西……他有超级罪犯的心态和圣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42)然而，尼科尔森又用远非如此宽容的判断，把上面这番定论打了个折扣：“莫罗是个狡猾而自私的暴发户，他酗酒而亡。”(43)

从一个方面来说，命运对德怀特・莫罗是仁慈的。莫罗死后5个月，他的孙子小查尔斯・林德伯格被人在他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附近的家中绑架了。摩根财团设法帮助解决这个有名的案子。杰克・摩根探听出一个地下合同，摩根银行掌握了各个来源的消息，包括一个看手相者。银行还捆好了赎金，标上号码，林德伯格的同事约翰・康滕医生通过一堵黑暗的墓地的墙，把钱给了绑架者。两个月以后，小孩的尸体在一个树林里被发现了，此时安妮和林德伯格已搬到莫罗在恩格尔伍德的房子里，即明日山。报界和痛苦回忆的骚扰，使他们在1939年移居英国。他们住的房子“长谷仓”，是安妮父亲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拥有的一幢肯特式茅草屋顶的别墅。

林德伯格绑架案使摩根财团大骇。此后，一支由250名保镖组成的队伍保护着摩根合伙人的家属，他们的许多孙子孙女都记得，他们是在魁梧的武装警卫的包围里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