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摩根财团内亲缘关系的最后一丝痕迹的消失，摩根担保公司放弃了批发贷款业务，进入全球投资银行业务，于是它和摩根士丹利的业务发生了冲突。此时它和摩根建富又狭路相逢，在英格兰银行附近，有一幢由豪华的烟色玻璃和棕色花岗岩构成大楼，当摩根担保公司在这里安营扎寨时，这种悠久的英美纽带也受到了威胁。这幢大楼被势利地称为“摩根银行”，把几个街口以外的可怜的摩根建富全不放在眼里。从1979年开始，以伦敦为基地的摩根担保有限公司成为欧洲市场上主要的承销商，当摩根担保公司和摩根建富争夺海外据点，互占对方国内地盘之际，摩根担保公司怎么还能在摩根建富中保持三分之一的股份呢？正如摩根建富的比尔・麦克沃思-扬所说：“让你的对手占有33%的份额，实在是没有道理。”(1)

摩根建富需要扩大规模的资本，但不能从华尔街23号挖到分文。这家银行在伦敦本土上的成功，孕育了在海外特别是在纽约干得更加红火的希望。公司从1974年以来就在纽约有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但是只要摩根担保公司持有三分之一的股份，要超越这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81年，摩根董事长刘易・普雷斯顿和总裁罗伯特・林赛飞到伦敦，和斯蒂芬・卡托勋爵共进晚餐，席间向他通报，华尔街23号已经决定出售其股份。摩根财团渐趋消亡，为之哀悼者寥寥无几。林赛回忆道：“我和摩根建富的一些资深人士及周围其他一些人都有点难过，但是大家都明白他们需要更加自由地走自己的路。”(2)摩根建富中原来那些贵族家族的人都在华尔街23号受过训练，随着他们逐渐退出舞台，刘易・普雷斯顿日益感到和这家公司难以相处。他解释说：“英格兰银行指望我们分担每笔亏损的三分之一，但这里的管理部门在发生演变，我们根本不认识经营这个公司的人。”(3)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里夫斯则是新一代人的代表，他原来在希尔塞缪尔当人事经理助理，从未接受过摩根担保公司的培训。

摩根财团逾一个多世纪的轴心和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此终结。卡托说：“我很遗憾地看着此事发生。当时我们有个要求，他们不要把股份一下子都卖掉，这显得对我们失去了信心。他们同意逐步出售。”(4)在一年之内，该行将其股份降到4%以下，收回4000万美元，使劳合保险经纪人威利斯・费伯成为最大的股东，占24%。1981年，摩根建富宣布独立，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投资银行子公司，扩大货币管理和国际兼并和收购业务。1985年，它又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兄弟情谊的矫饰已经让位于赤裸裸的竞争。

作为市场的产物，J.P.摩根公司——摩根担保公司的母公司——现在按照新的原则来经营了。它在货币市场上每天筹措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依赖贷款利差和存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虽然该银行仍然没有零售业务分行，但银行里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曾经有过一个零售业务银行——美林公司，它的货币市场基金买了摩根的大额定期存单。摩根财团完全放弃了批发贷款业务，既然它的蓝筹客户可以在市场上借到更加便宜的钱，就像他们在80年代初期不断增加这种借款那样，那么再搞批发贷款就不合时宜了。在1983年，国际债券发行的规模首次超过了全球银行贷款。刘易・普雷斯顿不想加入灭种的行列。他预言：“基本贷款将永远不会恢复到50和60年代的盈利水平。”(5)外国银行的竞争也缩小了贷款利差。

结果是摩根银行开始从投资银行业务费和交易收入中赚到更多的钱。这个未来的银行在伦敦成形，在那里摩根担保公司在众多的美国商业银行中成为第一号欧洲债券承销商，其客户包括埃克森、IBM、杜邦，甚至花旗公司。在欧洲债券业务上，从1980年的第46位在四年以后一跃成为名列第二。它还在黄金、外汇和金融期货买卖上加速发展交易。

刘易・普雷斯顿是推动这些改革的动力。他体现了这个银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注入了一种新的、有时是猛烈的能量。这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韦斯特切斯特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摩根的邮件收发室干起（每人都是如此）。开始时年长者把他视为花花公子、社会名流和运动员。他身材魁梧，和长岛鸭队打半职业冰球，一天晚上他头上缝了六针回到家里，他的太太说：“你这个大傻瓜，你怎么长不大呢？”(6)他的第二任夫人帕齐是新闻出版商、普利策奖的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的孙女，和布鲁克・阿斯特、简・恩格尔哈特和其他社会名流过从甚密。

刘易・普雷斯顿十分崇尚传统，在他办公室的古董摆设中，有一幅杰克・摩根的油画肖像、一张拉盖书桌，还有一张皮尔庞特和杰克昂首步入普约听证会的照片。他戴一副半月形眼镜，用的是红色的背带，抽唐迭戈雪茄烟，显示出一种特别尊严的风度。有一次，他向竹下登——当时的日本大藏相、后任首相——介绍情况，这位要人佩服地说：“你的发言达到了首相水平，我真是惊呆了。”

这种雅致的风度和冷静逗人的智慧掩盖了早年的伤痕。普雷斯顿在尚未成年时，他父亲就自杀身亡。他还受到诵读困难的折磨（他说：“现在成了一种时髦，好像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7)）。他17岁时应征入伍，参加海军陆战队，被派遣到中国。他当了詹姆斯・福里斯特的警卫，此人后来担任杜鲁门的国防部长，也是他们家人的好朋友。退役以后，普雷斯顿上了哈佛大学，1951年毕业。他后来一直保持着哈佛名流和强硬的海军陆战队军人合二为一的风格。他对蠢人毫不客气，在开会时有时态度生硬，但是对生病住院者、鳏寡丧偶者和新近离异者，则表现出格外的关心。在华尔街23号，有些人敬佩普雷斯顿，有些人对他有几分畏惧，也有人则对他既敬佩又害怕。

这种双重性格反映了摩根的转轨。普雷斯顿试图永远保持摩根那种合作共事和个人服从集体的悠久传统：“我要的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而不是想出人头地的人。”他按照惯例每周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鼓励高级管理人员在高级职员餐厅共进午餐。他承认“银行保守一点不是坏事”。他不无敬意地谈到花旗公司的沃尔特・里斯顿：“他在经营一个金融集团，而我们只是管一家银行。”(8)他关心这个银行的形象，就像是在布置舞台。他说：“我们整天操心的是氛围问题。”(9)

与此同时，家长式的风格在一个有15000名职员的银行里也不那么灵了。摩根的长者一直像父亲一样的对待他们的下属，总说某人在华尔街23号“长大”。现在，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银行里，没有时间发展大学预科班的那种友情。普雷斯顿必须重新培训大批资格较老的商业银行家和债信分析家，使他们成为承担风险的市场高手。这就意味着要鼓励闯劲和想象力，而不只是礼貌和谨慎。为了和投资银行竞争，普雷斯顿不得不发放巨额奖金和使用其他会引起彼此之间不和的报酬方式。到1987年股市崩溃时，摩根的有些交易员赚的钱超过了普雷斯顿本人130万美元的薪水。到了80年代以后，许多人离开了银行，或者是被委婉地挤了出去。即使是留下来的人，也是别有一番苦甜兼有的滋味，感到这个银行已不像当年那样有意思和有人情味了。银行的人员构成也比以前更加多样化了。例如，在1984年，鲍里斯・贝科维奇成为银行的副董事长——这是第一位犹太人进入摩根管理高层。

这场大变革戏剧的领衔角色是普雷斯顿的门生——丹尼斯・韦瑟斯通，一位来自伦敦的外汇业务奇才。韦瑟斯通身材矮小，头发卷曲，衣冠楚楚，笑逐颜开。这位英国人从未改掉他工人阶级的口音。他举止温雅，待人友善，出乎自然，不同于他的摩根同事们的那种修炼出来的温文尔雅。他调侃地谈到早年当簿记员时他“没有鞋子”的时代。他在英国皇家空军短暂的服役期间，在模拟飞行中监视雷达屏幕，计算飞机的耗油量——他说这个经历锻炼了他从事外汇交易的思维能力。韦瑟斯通是赌场时代银行家的精英，熟谙新的金融工具、利率掉期[51]和货币掉期[52]。早些时候，他看到了“证券化”——即把贷款包装以后作为可买卖的证券——对传统贷款业务的影响。在1980年，他成为该银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直接位居于出身名门望族的总裁林赛之下，而后在1987年接替林赛。

普雷斯顿和韦瑟斯通取长补短，缺一不可。一位同事回忆说：“他们说的是同行话，他们好像是连体双胞胎，说一句话也是一个先开头，另一个把话说完。他俩不太一样，但是想法一致。”由于摩根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主要来自其所做的财政部的业务，韦瑟斯通非常适合于保持和联储的特殊关系。纽约联储银行前总裁安东尼・所罗门说：“他和普雷斯顿在华盛顿决策者和管理者眼里的可信度，也许比我所想到的其他银行家都要高。”(10)因此，可以推断，普雷斯顿与韦瑟斯通的搭档是1984年救援大陆伊利诺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关键因素。

摩根的对大陆银行的作用也有某些讽刺意义。大陆伊利诺，这家芝加哥银行是摩根的强劲对手，其风格和结构也是如此相似，以至于被称为中西部的摩根。在坐落于拉萨尔南街的一幢庄严的、大柱耸立的楼里，这家有声望的传统批发贷款银行一向取悦于豪富之家，为美国的汽车和钢铁业融通大量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和摩根争夺首席公司贷款银行的头衔。就像摩根一样它一头扎进“负债管理”的轮盘赌世界，即从货币市场而不是通过存款来为其业务筹措资金。它每天筹集80亿美元，拆借过夜联储基金，出卖大额定期存单，或者发行商业票据。摩根财团自从拉尔夫・利奇时代起就神气地玩这种游戏，而其风险却被掩盖了。大陆银行的倒台反映了这种新的业务本身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摩根早就猜测大陆银行的成功是海市蜃楼。它在房地产、农业和能源贷款上竞争过猛，以骑士般的殷勤姿态对克莱斯勒、国际收割机公司和其他处于困境中的企业提供贷款。摩根的一位合伙人回忆说：“我们所有年轻的银行家都说，‘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干的？他们一定是看着镜子里的相反的影像在干的。’他们提供的贷款是任何一家银行都不敢问津的。”大陆银行还得为其每天80亿美元的借款支付高额利息。它主要是依靠热钱——来自国外和本国机构的大量热钱。这些大额且不稳定的存款在500万到2亿美元之间，远高于存款保险所规定的10万美元的限额。这些存款的管理者草木皆兵，一见苗头不对就抽走资金。然而，即使是像摩根银行这样保守的银行，也从“热钱”里吸收75%的存款。

1982年7月4日是周末，随着潘恩斯奎银行的倒闭，大陆银行开始支撑不住了。潘恩斯奎银行是臭名昭著的俄克拉荷马购物中心银行，它把账面记录一笔假的10亿美元能源贷款卖给了大陆银行（潘恩斯奎银行倒台的一个最具现代化形象的特点是通过专设出纳窗口，人们可以“坐着汽车挤兑”）。为了让各机构不要抛售其票据，大陆开始提高其大额定期存单利率。当国内的短期资金管理者退缩时，它更多地依靠了日本和欧洲的基金，并派其金融家像福音传道士那样到海外去游说，稳定军心。大陆银行的董事长戴维・泰勒在1984年说：“我们有大陆伊利诺的释疑大队，在全世界扇形展开我们的部队。”(11)

潘恩斯奎使大陆银行从此一蹶不振，造成了1984年5月的全球电子银行挤兑。开始时东京城里沸沸扬扬，谣传一家美国投资银行正在寻找大陆银行的买主。这就触发了在远东抛售10亿美元的大陆银行大额定期存单，第二天蔓延到惊慌万端的欧洲，引起大量抛售。大陆银行挤兑就像是现代主义的幻象：不是歇斯底里的存款户挤成一团，而是计算机屏幕上冷冷的噩梦般的闪光。

新上任的银行董事长戴维・泰勒，身材修长瘦削，贵族气度，嗓音低沉。他挣扎着控制损失。为了制止谣言，他把自认为能稳定情绪的电传发向200多家银行。但是，这一招把大陆银行的困境暴露在聚光灯下，反而使人们更加恐慌。第二天，保罗・沃尔克打电话给刘易・普雷斯顿，可后者对提供私人安全网抱有怀疑。但是华盛顿希望由大银行筹措的私人信贷能够恢复人们对大陆银行的信心。这是政治上的偏好——里根政府正着迷于“市场解决”。银行家们也认为，如果他们不老是乞求联邦保护的话，就可以更加合法地要求扩大证券权力。即使在调动私人信贷的那个星期五，大陆银行还向芝加哥联储借了40亿美元。在下一周，“私人救援”也略有一点虚构的味道，掩盖了联邦政府更为深入的、更加关键的卷入。

为什么大陆银行选择摩根来牵头救援？这个选择使人回想起1907年和1929年的情形。大陆银行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说：“当时选摩根银行是显然的，它金融实力最强，声誉无可置疑。”摩根也是大陆银行的孪生兄弟。“我们感到摩根与我们的机构相似，它没有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但融资方式相似。”泰勒回忆说。(12)摩根未出席而得到了这份差使。花旗银行曾想侵入大陆伊利诺的领土，结果却结下深仇。

在母亲节的周末，通过繁忙的电话线路，普雷斯顿和泰勒从16家银行筹集到45亿美元的信贷限额。这些练达的银行家们依靠的是最原始的方法。他们往往只是给银行打电话，找到值班的保安人员，请他们找到董事长。令人惊奇的是，联储委员会居然没有美国最有势力的大银行家的应急宅电。太平洋证券公司的首席信贷官正在冲浪。尽管银行家们在为信贷份额讨价还价，但他们都知道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正如大陆银行一位官员所说：“他们知道大陆银行的问题可能会波及若干其他银行。”人们担心大陆银行将会非常糟糕地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制造商汉诺威银行的第三世界的债务，或者美洲银行的房地产贷款的坏账上。普雷斯顿说：“还有50多家中西部银行在大陆银行的存款超过他们的全部资本，那就是为什么值得去救。”(13)到星期天晚上，45亿美元的信贷限额已经具备。

到星期一早上，全球市场睡眼蒙眬地看到美国最富有的银行所展示的力量。一个皮尔庞特・摩根那样的人有可能指挥黄金市场，但是现在私人资金在全球市场上相形失色。在沃尔克和普雷斯顿频频通话之际，挤兑一直未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欧文・斯普拉格回忆说：“在那个星期一，沃尔克除了和普雷斯顿通电话以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甚至未给政府打电话。”看来，银行家的救援并不奏效。“显然，第二天政府不得不介入了。”(14)

此事牵一发而动全局，影响极大。大陆银行比大萧条时代倒闭的所有银行加起来的规模还要大。作为一个“热钱”银行，它的400亿美元的“存款”只有10%是有保险的。世界真的能应付360亿美元的损失吗？没有人想弄明白。在5月15日星期二早上的会议上，沃尔克、货币主计长托德・康诺弗，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威廉・伊萨克和欧文・斯普拉格都认为，大陆银行的倒闭将是一场大灾难，决定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注入资本。

他们把这个意思兜售给了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他要求私人银行救援继续进行，各银行要拿出所需的部分资金。午饭后，沃尔克打电话给普雷斯顿，请他于次日上午在纽约召集7家银行董事长的高峰会议。他们在位于四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摩根银行办公室里秘密开会，到会的有摩根、大通、花旗、美洲、化学银行、银行家信托、制造商汉诺威银行的董事长，以及高级银行监管人员，包括沃尔克。会议由普雷斯顿主持，充满着既感伤、又有斗志的气氛。有些银行家慷慨陈词，回顾华尔街昔日的光荣，当时摩根财团张罗私人救援活动。制造商汉诺威银行的约翰・麦吉利卡迪争论说银行家们应该单干。普雷斯顿采取低调处理和调解的态度，让那些较为激烈的银行家们把话说完。欧文・斯普拉格回忆说：“他的态度十分冷静。他向后靠着，有点在推动别人。我感到他非常有技巧。”(15)

在这场银行家的救援活动中颇有点装模作样的成分，因为他们摆出一副解囊相助的架势，却没有拿出需要的资金。有些银行监管人员发现银行家们想抢功，但要把真正的风险和责任推给政府。花旗银行副董事长托马斯・西奥博尔德（后任大陆银行董事长）提出了他的银行参加的特别苛刻的条件，要求政府绝对担保风险。斯普拉格后来写道：“他们想表现出往里投钱的样子，但与此同时，他们要绝对保证不承担任何风险。我说我不会对这种虚假的行径投赞成票。”(16)

那天和第二天，坐卧不宁的监管者请银行家们在20亿美元的资本注入中提供5亿美元。在最后一分钟，花旗银行试图加上保护银行不受损失的文字。只是在沃尔克给在加利福尼亚的花旗银行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打了电话之后，才结束了这个僵局。这基本上是银行家们冒牌的英雄行为：在同意投入5亿美元资金之后，他们又坐下来争论如何把风险推到其他银行那里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威廉・伊萨克直截了当地说：“银行家们什么钱也没有损失，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参与完全没有必要。”(17)

最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效地把大陆银行收归国有，掌握了80%的股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定了一条惊人的先例，规定所有的存款者都得到保险。该公司从来没有为小银行的倒闭提供过全额保险。华盛顿现在说有些银行太大了，不能倒闭。然而，即使是美国政府的担保和信用都不能立即制止银行挤兑。普雷斯顿回忆说：“全世界的银行家们都在说，‘那又怎样？’存款有美国政府担保，他们全不以为然，真使我吃惊。”(18)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后果富有讽刺意味。虽然此事暴露了现代金融市场上大银行倒闭的无法接受的风险，但是政府创造了新的激励机制，促使人们绕过小银行，在大银行里存款。

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倒闭对80年代商业银行的状况提出了警告。随着银行失去了核心贷款业务并试图保持利润，它们遇到了一大堆不断增加的灾难——运输业、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务、能源贷款、农业贷款和拉丁美洲贷款等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曾试图通过分离证券业务来确保商业银行不受风险。这样反而把银行束缚在日薄西山的业务中去，剥夺了本来可使它们保持明智和健康的利润。到1984年，倒闭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在80年代期间，商业银行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而证券公司则得到了创纪录的利润。这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来说正好是事与愿违，也使J.P.摩根公司确信了自己的决定，朝着成为全球投资银行的方向继续前进。到1987年股市崩溃时，它从这种收费业务中获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标准的贷款利差。

1982年3月，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415规则”，对“暂搁注册”作了规定[53]，这为老华尔街举行了葬礼。这个平淡无奇的专业术语掩盖了一场大胆的革命。蓝筹公司不必逐笔登记新发行的证券，而是可以登记大宗证券，然后在两年之内临时通报，分数次发行。这样，公司财务主任可以抓住利率突然下跌的机会。“415规则”把承销业务变成了快速交易和瞬息决定的新局面，而不再是摩根士丹利原来那种耗费数个星期组成的雅致的银团。公司甚至可以不要投资银行，直接把证券售给机构。正如狄龙-里德的一位官员得意地说的那样：“摩根最大的客户都是最老练的。他们很有可能说，‘伙计，你可以去散步了！’”(19)

摩根士丹利银团负责人托马斯・桑德斯三世是个肌肉发达，薄嘴唇、宽嘴巴的弗吉尼亚人。他正在外面跑步，“415规则”传来，其潜在影响给他当头一棒。他惊得目瞪口呆，第二天早上他到办公室气急败坏地说：“等等，伙计们，这简直不可思议。”他随即操起电话告诉华尔街许多人：“我的天，这简直是疯了。”(20)正如1975年取消固定佣金时的国际无线电求救信号那样，鲍勃・鲍德温想牵头撤消这个规定，再次把这种努力打扮成为挽救地区公司所进行的斗争。托马斯・桑德斯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当面提交一份抗议书：“这条规则可能会对筹资过程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21)“415规则”将损害较小的公司，造成华尔街被少数大公司所垄断，很快他的警告不幸言中。

虽然摩根士丹利此时的客户在美国100家最大的公司中占了28家，但大多数公司都赞成“415规则”。埃克森、美国钢铁公司和杜邦公司甚至写信给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支持。这些有钱的大客户终于甩掉了束缚它们的枷锁。有些批评者担心“415规则”将把50年来投资银行保证债券正常发行、进行“尽职调查”的做法完全冲垮。摩根士丹利认可的大印，总是能使投资者放心的。但在赌场时代，蓝筹公司不再需要银行家们为他们开“健康证明”。他们的资信往往胜过他们的银行。

“415规则”的威力很快在198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试用中显示出来了。一年以前，摩根士丹利为该公司拼凑了由255家公司组成的传统的银团。而现在，该公司发行1亿美元的暂搁债券，邀请21家承销商投标。“415规则”是通过“承购交易”而不是银团来操作的。所谓承购交易就是由一家公司或一组公司买下全部债券，然后很快再卖掉。所罗门兄弟和第一波士顿多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摩根士丹利感到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压力，要在这场公开竞争中获胜。桑德斯三世说：“我们以前一直是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筹集所有股份的银行，也是为它发行大多数债券的银行。我们需要表明我们仍然是他们的银行。”(22)一份内部备忘录提到了关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项交易的“名誉风险”：“我们不一定非得第一，但这将有助于奠定我们的作用。”(23)这就摆开了摩根士丹利准备蛮干的架势，以表明它可以在激烈竞争的新环境中站稳脚跟。疯狂的拼搏是胜利了，但这毕竟是愚蠢的举动。

1982年5月6日，摩根士丹利同意按55.4美元一股的价格购买200万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份，每股比市价高出0.15美元。它希望在第二天把所有股份再卖掉。这种“承购交易”实际上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向摩根士丹利的大宗证券出售，而没有银团来缓冲风险。摩根的首席股权交易者安森・比尔德彻夜未眠，如坐针毡，事后承认是“为了有吹牛的本钱而做了一笔玩命的买卖”。(24)他运气很好，在第二天脱手了这200万股，大多是每股55.65美元，盈利0.25美元。如果说广告做得很灵的话，这种手段也暴露了“415规则”所带来的风险。一晚上承担一亿美元的风险，摩根士丹利的净收入只是微不足道的40万美元。后来在那年，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过传统的银团方式来融资10亿美元时，摩根士丹利突然容忍四家联合干事行。公司的财务主任成为新的当权派。不久以后，甚至是通用汽车公司也依靠四家投资银行进行融资，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

1981年，摩根士丹利是第一号承销商霸主，自1953年以来基本上都是如此。到1983年，经过“415规则”的震动以后，它骤然屈居第六位，以交易为主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上升为新的首领。承销现在成了陈腐的商品买卖，在这种买卖中资本和交易本领远比与公司间的关系重要。曾经是华尔街上流社会弃儿的交易公司一举推翻达官显贵，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晕头转向。摩根士丹利并没有沦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它在股票承销业务上保持第一位，在欧洲市场上则位居第二，但是它的相对地位已经下降，失去了特殊的胜利的光环。它有时候似乎对这个世界十分不满。正如银团负责人桑德斯发牢骚说的那样：“公司财务主任和你我完全一样。他们要想创新，他们想告诉董事会：‘你们看我干的！我创造了一个竞争的环境，我使这五家银行都找到我门上来了，这有多好啊！’我挣脱了枷锁。发债人现在控制了市场，我来了！”(25)

路易斯・布兰代斯所畅导的关于公司和银行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的关系，现在听命于市场的力量和美国公司界的要求而发展起来了。这种基于市场的改革远远未能使华尔街民主化，而仅仅是导致最大的公司重排座次而已。只有华尔街能量最大的银行——摩根士丹利、高盛、第一波士顿、美林、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希尔逊-雷曼公司——才有资本吞进大宗股份，然后再很快脱手。在“415规则”颁布之前，这六个大公司处理的新债务仅占四分之一，而在此之后，它们承销的数量几乎达到债务的一半之多。因此，改革家们事与愿违，关系银行业务的消亡并没有给芸芸众生的新银行打开大门，而只是巩固了那些已成霸业的公司的地位。

“415规则”颁布时，正值鲍勃・鲍德温在摩根士丹利的任期行将结束之时，拉下了他那银团世界的幕布。他曾经说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撤消，第二天早上他将在摩根担保公司第一个排队。然而，作为证券行业协会1977至1978年期间的主席，他猛烈地反对扩大商业银行承销的权力。当时摩根担保公司的说客杰克・洛克伦说：“他给了我们几下致命的打击。”(26)鲍德温在证券行业协会任期结束以后，回到了他越来越不了解的摩根士丹利。同事们都认为他在自己创造的交易和风险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

一位前合伙人说：“鲍德温从证券行业协会回来以后，成了绊脚石。他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而只是四面树敌。他把大家当成小孩子对待。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别人谁也没法说话。他总是想回到海军副部长那光荣的日子。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最后谁也不想跟他在一起。”另一位说：“他含沙射影，故作姿态，总想当摩根士丹利的‘老爷’。他总是在吹嘘自己，讲他当年的英雄业绩。”

鲍德温直到最后都不肯让人，一意孤行。然而，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但强硬而不讲政策的鲍德温仍是摩根士丹利现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赋予了该公司在一个不复立足于老式关系的世界里进行竞争的市场技能。他把公司从缓慢绅士、一种颓然死亡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83年下半年，当鲍德温时代结束，而显然没有接班人的时候，三位竞争者——鲍勃・格林希尔、迪克・费希尔和刘易斯・伯纳德进行了紧张的角逐。此事利害关系极大。在十年之间，摩根士丹利壮大了十倍，现在有雇员3000人，资本3亿美元。虽然执行董事没有黑人或女性，但是80个执行董事的种族之多样化却很惊人。然而，它气氛紧张，对抗性强，强手如林，已不像当年。

为了防止争吵，鲍德温的接替者爆出冷门，选择的是49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帕克・吉尔伯特。他有独特的摩根关系。他父亲是神童，在20年代当过德国的总代理，在30年代是J.P.摩根的合伙人。吉尔伯特身材高大，温文尔雅，大脸庞，鹰钩鼻。他有像父亲那样孩子般的笑容，但像他继父哈罗德・斯坦利那样谨慎。一位前合伙人说：“帕克是个妥协派，他不会触怒格林希尔、费希尔或伯纳德。在要价很高的交易员中，他在调解分歧时处事轻巧。”据前执行董事罗伯特・杰勒德说：“帕克占了两个长处，他有特殊的本能来化解尴尬局面，能把人们撮合在一起共事。大家都很敬佩他的人格。他真有把公司团结起来的凝聚力。”(27)

吉尔伯特是高级管理人员中最有国际经验的，经常去巴黎，也处理过中东事务。就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他和摩根担保公司非常接近，擅长于拉拢老客户。摩根担保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说他是“传统，是水底下的梭鱼，根本不知道上面的关系”。他的使命是在急剧的变革时代保持传统的含义。他以前的一位同事说：“帕克适得其所，因为他父亲和继父适得其所。他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就像哈里・摩根一样。”据另一位前合伙人说：“在摩根士丹利的普遍传说是，他想证明他之所以得到晋升，不是因为他是哈罗德・斯坦利的继子，而是由于其他原因。然后他就走了，去打高尔夫球了。”事实上，不管原来计划如何，吉尔伯特不是充当傀儡，而成为出乎意料的强人。正如由于他的谨慎，摩根士丹利才避免了1987年股市崩溃的浩劫。

鲍勃・鲍德温的真正继承者也许是迪克・费希尔。他因小儿麻痹症，髋部以下肌肉萎缩，拄着拐杖走路。他在哈佛商学院毕业以后，到摩根士丹利来求职，但是，他首先必须排除自己心中存在的能否干好的疑虑，合伙人也在纳闷，一个残疾人怎么能够出差，自由来去。他聪敏，热情，人缘好，证明是一个娴熟的政客，擅长和私人打交道。他以前的一位同事说：“迪克骨子里很厉害，但表面上看不出来。他绵里藏针，铁石心肠。”

费希尔在需要“坐功”的世界里找到了解决残疾问题的答案。他的工作间是一个隔音的玻璃厢房，即所谓交易大厅的斜坡房。在这里，他在70年代组织了新的债券交易业务部门（与此对应的是，他哥哥戴维负责J.P.摩根的证券业务部门）。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就像摩根担保公司的丹尼斯・韦瑟斯通，费希尔在摩根士丹利的身价随着华尔街交易的日益流行而不断上升。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刘易斯・伯纳德，绰号是“智多星伯纳德”，第一个犹太合伙人，也许是公司里的最佳战略思想家。他在1977年担任一个特别工作组主席，设计摩根士丹利的“十年计划”。是伯纳德推出了计算机化的多种货币系统，用于全球交易，从而使摩根士丹利成为潮流的领导者。1983年，他任固定收入处处长，使公司从事早就应该进行的业务：黄金、贵金属和外汇交易，发行和买卖商业票据，市政债券，抵押担保的证券——动用一切工具来满足要求越来越高的公司客户。这些活动也需要更多的交易员和推销员，进一步把摩根士丹利变成芸芸众生世界中的全球金融集团公司。

摩根士丹利在战后的早年讨厌国外市场，只是在一个关键的战略步骤中，才下决心从事海外证券交易和销售。它很明智地取消了国内和国际业务的所有管理上的区别。随着交易和兼并替代了承销，摩根士丹利一改其雅致的风度，变得急躁起来，这是安详的公司文化所很难忍受的。正如《纽约时报》1984年的报道所说：“摩根的官员们世代以来都似乎为‘投资银行贵族’的名声而感到得意，而现在好像对自己的形象不注意了。”(28)由于排他性的客户关系的弱化，它必须去承揽生意，鼓励激烈竞争，就像在摩根建富一样，曾经被讥讽为死板的公司，证明如有必要为了保持其权力，是会变得很残酷的。

在兼并时代，摩根士丹利一扫虚假的消极态度。1978年，企业兼并专家布拉德福・埃文斯说：“我们不去为难客户，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受这家公司的报价，或那家公司的报价，只要成交就行了。’”(29)1981年，摩根士丹利在华尔街仍然号称第一，兼并费4000万美元，占所有交易的三分之一。此后，高盛、第一波士顿和雷曼兄弟超了过去。1983年，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摩根兼并部的75位专家在地图上搜索，寻找目标公司。他们开始敲人家的大门，强行推销。鲍勃・格林希尔说：“过去不愿意上门找人，这里的风俗习惯是让客户来找你。”(30)现在，摩根士丹利越来越成为兼并热潮的引擎。

随着承销业务的减少，摩根士丹利转向它过去嗤之以鼻的生意，进入了垃圾债券的下层世界。发行这些高风险、高收益债券往往是支持那些实力有疑问的公司所进行的收购。新设立的垃圾债券部和摩根士丹利突然对小型新企业发生兴趣刚好巧合。鲍勃・格林希尔解释说：“摩根当时正在大力推动提高技术公司，我说，‘对于我们日益发展的客户如此必要的业务，我们怎么能不去做呢？’”(31)

垃圾债券使公司的蓄谋控股投资者能得手的资金大增，从而使华尔街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企业集团兼并在20世纪60年代用的是“股份交换”，在70年代可以选择使用“现金法”，而垃圾债券市场使公司蓄谋控股投资者藐视华尔街机构，通过向投资者直接出售债券来为大举控股筹措资金。兼并热因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而火上加油，这些银行批发贷款的前景日益黯淡，使它们对为兼并融资大感兴趣。因此，华尔街的两方面——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都发现兼并工作是大救星，把它们从贷款和承销这些核心业务的根本性危机中拯救出来。里根时代华尔街的狂欢将掩盖根本的脆弱，传统业务传统银行不可能扭转的衰退和沉沦。

摩根士丹利开始大肆宣扬，要使垃圾债券登上大雅之堂。但是，自我庆贺太早了一些。在1982年中期，摩根士丹利与汉布里奇和奎斯特公司联手为人民特快航空公司主办首次公募。这是一家创新的不摆排场的廉价航空公司。人民特快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唐纳德・伯尔买了汉莎航空公司的旧飞机，拆掉了头等仓，想为人民大众创办廉价旅行的条件。他那跃跃欲试，连卖带推的航空公司和摩根典型的客户正好相反。在1983至1986年间，摩根士丹利为人民特快航空公司承销了5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好像对垃圾债券业务的上马不够放心，公司打破了惯例，让查尔斯・菲利普——垃圾债券部主任——在人民特快五人董事会上担任董事。

人民特快航空公司在纽瓦克国际机场开业时很不起眼，但很快一跃上升到美国航空公司的前列。最后，伯尔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动手收购“前沿”航空公司，想在主要航空公司的领地上把它们都打翻在地，这一步使他自己倒了霉。他拼命高筑债台，以便为疯狂地扩大规模筹集资金。后来，在诉讼时被揭露，据说菲利普鼓动伯尔借钱，快速发展。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当人民特快航空公司发生危机时，有些股东感到被摩根士丹利出卖了。他们不仅仅蒙受了极大的损失，票据的有些流通价格只有原发行价格的35%，而且还指控摩根士丹利在动乱中未能维持市场。据一种说法，摩根士丹利买的人民特快航空公司的债券，在其账上一直达到400万美元。

在这场争议中还有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在两个半月内，当股东们遭受损失时，摩根的兼并和收购部向有些客户兜售人民特快航空公司的债券，有利害冲突之嫌。查尔斯・菲利普遵守“中国长城式”的隔离规定，对兼并的谈判严守秘密，并未把这些情况告诉债券交易者。然而，债券持有人感到被剥夺了信息，摩根士丹利作为承销商是应该提供这些信息的。这里的问题不是摩根士丹利玩忽职守。这里的问题是现代华尔街的集团结构给了摩根士丹利不相称的责任。对人民特快航空公司的投资者来说，结局是快速的、糟糕的、惨重的。当德克萨斯航空公司的弗兰克・洛伦佐把人民特快航空公司买下来时，他对未担保的债券支付面值的75%，对担保的债券支付95%。

在兼并的早年，摩根士丹利对其中坚客户和他们的收购目标公司两者加以明确地区别。它决不会代表蓄谋控股投资者来兼并自己的客户，因为这有可能丧失其客户丰厚的承销费。但是，随着与蓝筹企业承购关系的消亡，公司就没有理由不代表蓄谋控股投资者了。客户名单——一批神圣的公司——这种概念被打破了。在新的交易环境中，摩根士丹利今年有可能代表一位蓄谋控股投资者，明年有可能为其客户对付同一位蓄谋控股投资者。所以在那庞大的兼并部里，萌发着许多交易——背信弃义和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摩根士丹利和梅萨石油公司的布恩・皮肯斯的关系说明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在20世纪70年代，摩根士丹利决不可能代表皮肯斯这种公司蓄谋控股投资者，因为他威胁到摩根的“七姐妹”客户。但是，随着这些石油公司对摩根士丹利的忠诚日益消亡，摩根也就痛痛快快地和其他能源公司打交道。1982年，布恩・皮肯斯聘请摩根士丹利来控制以达拉斯为基地的通用美国石油公司的股份。皮肯斯回忆说：“他们很高兴接到这笔生意，因为通用美国石油公司不是摩根所迎合的那种体系的一部分。”(32)1983年1月6日，皮肯斯和该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份停顿协议，说明他不会购买股份或试图控制该公司。菲利普石油公司第二天把它买了下来。摩根做了一笔经纪生意，使菲利普・皮特买了梅萨38%的股份，甚至拿了给银行和律师的1500万美元的手续费。在1983年夏天，摩根士丹利和皮肯斯曾经想联合起来搞掉一家大石油公司。这笔生意未做成，皮肯斯认为“摩根决定不疏远某些客户——确实的铁杆哥们儿”。(33)

1984年12月，皮肯斯试图吞并菲利普・皮特，而现在皮特的代理人是摩根士丹利年轻的约瑟夫・福格三世。他戴着宽边框架眼镜，头发早脱，有着冷静的、精确的、智慧的神色。客户感到他和格林希尔一样，很有锋芒，但因为他有才智而能容忍他。他在石油公司的兼并中雷厉风行，横扫一切。1984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咨询顾问，参与该公司以134亿美元收购海湾石油公司的一笔交易。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兼并。摩根士丹利获得165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尽管它没有投入分文资本，或许只用了十几个人。

1984年，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大战的焦点最后集中在1983年初的停顿协议上，局势非常微妙。福格和皮肯斯这对昔日的合伙人现在成了对手。他们对协议的记忆不一样。福格说他和乔・弗洛姆曾经告诉皮肯斯这个协议对通用美国石油公司和菲利普公司都适用。福格争辩说，皮肯斯“承认这个事实，表示不担心，进而执行了这个协议”。(34)皮肯斯回答说：“参与这个交易的其他人记的情况不是这样。”他说这个协议只适用于通用石油公司。法庭的裁决是皮肯斯获胜。他说：“由于福格当时为我们工作，这使他和摩根士丹利在华尔街的可信赖程度受到了损失。”(35)

正如“415规则”似乎把各公司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那里解放出来，并在两者之间拓开了永久的距离，一种叫作商业银行业务的新的趋势又发展起来，扼杀了那种趋势。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服务工具，从来不同时作为投资者而使其客观立场打折扣。鲍勃・鲍德温在1980年曾说：“我们一心想着客户，忙得不亦乐乎，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自己的钱好好地投资。有些公司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它们有各种各样的企业投资。”(36)那一年，摩根改变了自己谨慎的作风。它在澳大利亚埃克森页岩油项目中占了股份，寻找木材投资，扩大房地产证券，并且开始投资于高科技新企业。摩根士丹利第一次成为当事人（自己进行投资），而不只是充当代理人（为投资客户咨询）。这些投资活动预示了华尔街的时髦活动将退回到领主时代最糟糕的局面。

1982年，为了开拓新的商业银行业务，摩根士丹利聘用了唐纳德・布伦南——国际纸业公司前董事长，一位有十五年工作经历的老手。工业家到华尔街工作实属罕见。强硬、凶猛的布伦南带来了独特的管理技巧，因为他像企业负责人那样思索。摩根和信诺保险公司建立了一笔短期杠杆收购基金，获利达原投资的25倍，因而胃口大开，谁也想不到小小的商业银行业务组最终成为摩根士丹利的中心。

1980年，摩根士丹利打破了另一传统，开始为个人和机构管理短期资金。在另一个部门的周围又筑起了一道“中国长城”。华尔街有些公司对做这种业务畏缩不前，担心他们把钱投入于兼并，还有可能与承销客户发生冲突。摩根士丹利的决定再一次对这种令人疑虑的做法赋予合法性。正如短期资金管理者桑福德・伯恩斯坦所说：“如果摩根士丹利再这么干，那说明我们也可以。”(37)1980年，公司管理的资金只有10亿美元，到1985年时猛增到100亿美元。当报界披露了花旗银行管理科威特资金的细节后，这个酋长国把40亿美元的证券交给摩根士丹利的短期资金管理者。在哈里・摩根时代，摩根公司拒绝和运输行业工会做生意。现在，它击败了十二家其他公司，夺得了一个合同来经营美国最大的、最有争议的养老基金——47亿美元的运输行业工会中部州基金。

摩根士丹利新的部门使它和摩根担保公司的关系有所恢复。摩根银行在法律上仍然不能经销共同基金，但是可以提供投资建议。因此，它和摩根士丹利在1982年达成协议，建立新的皮尔庞特基金，由摩根士丹利经营，摩根担保公司咨询。这一基金后来吸收了20亿美元，仍然采用摩根“藐视贱民”的老办法。他们规定最低数额为25000美元，而不是标准的1000美元。而且不像其他共同基金那样，他们不在报纸上公布每天的结果。用摩根士丹利的马修・希利的话来说：“我们不想把皮尔庞特基金放到竞争的战场上去。”(38)但是，在其他方面，摩根士丹利第一次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比谁斗得都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