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股市崩溃之后，赫伯特・胡佛总统并非像传说的那样消极、被动又无能为力，他宣布了多项减税政策和公共服务事业计划，并要求公用事业部门加快新工程建设。他还将工商界的要人召进白宫，说服他们保持现有的工资水平，以抑制购买力的下降。亨利・福特降低了小汽车的价格，并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日7美元。同时，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精心组织了一系列的利率快速下调措施。这样，截止到1930年6月，其贴现利率降低了一半以上，降到了2.5%。显然，政府采取措施以缓解经济灾难的原则在新政之前就已成信条。

华尔街努力以坚韧的意志面对股市崩溃，并将其视为惨痛但有益的教训。听起来每个人都像是位哲学家，1929年底，拉蒙特将股市崩溃描述为一个不会带来持久危害但却是刺耳的警告：“我不得不认为股市崩溃终究是一个有价值的教训，同时，在这期间，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必将为今后带来裨益……整个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活力。”(1)这种理性的认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坚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对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激进的减税政策从未感到完全满意。他们希望这次股市崩溃预示着经济将恢复到更加保守的轨道上来。他们对20世纪20年代那种引人误入歧途的投机行为感到不安，而对人们恢复节俭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表示欢迎。当时新泽西州参议员，德怀特・莫罗也认为“经济过于繁荣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人们的思想”。(2)拉塞尔・莱芬韦尔认为经济的衰退可以成为7年灯红酒绿忘乎所以的生活之后的一种“健康清醒剂”，“其办法是让人们不再过分关注有关股票行情的报价表和新闻报道，不再沉溺于违禁喝杜松子酒和跳爵士舞……而是恢复到以储蓄和勤奋工作为基础的传统的经济和繁荣。”(3)这些言论颇有清教徒惩罚邪恶之徒的味道。在股市崩溃之后逃避领导作用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现在却对经济滑坡发表言论：“经济危机将有助于剔除经济体制中的腐朽因素，人们将更加勤奋地工作，并提高道德水平。”(4)但是，凯恩斯警告说，这种紧缩政策只能使经济更加萧条。

说这种安慰话的人大多数还能吃20世纪20年代财富的老本。虽然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都损失惨重，但他们仍然拥有大量财富，数额之大，难以启口。1928年圣诞节，每个合伙人都收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红包。1929年，杰克之子朱尼厄斯迁入了一幢拥有40个房间的石头别墅——“致意楼”。这幢别墅位于杰克拥有的小岛旁边的另一座小岛上。尽管股票经营者于当年10月纷纷抛出了他们手中的房地产股票，但是，在缅因州巴斯市，工匠们却忙于建造一艘名叫海盗四号的豪华游艇。该游艇具有60匹马力，长343英尺，总吨位为2181吨。据说这是当时最大的一艘私人游艇，是一座配有电梯、横梁天花板、印度柚木船舱、红木座椅和壁炉的水上宫殿。这样一座庞然大物，大约需要50多位船员来操作。杰克为此投资了约250万美元。这么惊人的一个标价，却不过是杰克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银行提取的年薪的一半。

1929年，杰克・摩根同他的15个孙子、孙女在马蒂尼科克角过了一个温暖而愉快的圣诞夜。他说：“这简直就像我在农场上看到的一窝小猪。”(5)新年之际，杰克期待着同他的朋友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博士一起乘游艇去巴勒斯坦度假。

股市崩溃之后的平静在华尔街之所以能够令人忍受，原因在于当时政治矛盾的反冲力尚未集结力量。还没有人要求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整顿。那年的12月，当杰克听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因预算困难而计划裁减工作人员时，他决定捐资以弥补该馆资金的缺额，这表明富人的慷慨有时确能使情况有所改观。然而，不久，经济大萧条终于使公众发泄出对银行家的愤恨，且持续多年而不减。

也许，相对于1987年而言，华尔街有更多的理由为其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自满自足开脱。当时，美国贸易顺差，财政盈余，20世纪20年代是其有史以来经济最辉煌的时期。其间，美国的地位在世界经济中不断上升，并成为最大的债权国。J.P.摩根公司在金钱上的富有使其有能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给不太幸运的伦敦和巴黎的合伙人以丰厚的礼物。因此，这一时代有点狂妄自大也是情有可原的。

投机的心态并没有很快消失。最初的事实说明，手头有钱的人大量买进股票的做法是正确的。到1930年年初，股票市场挽回了其绝大部分损失。人们谈论着一个小的“牛市”。伴随着汽车和商品房销量的增加，商业性投资不断扩大。胡佛总统于1930年3月7日断言：“所有迹象表明，股市崩溃给失业造成的最坏影响将于未来的60天里消失。”(6)

4月份，股市又开始下跌，到五六月份时，每当胡佛总统发表一次乐观言论，股市就下滑一次。与上年10月的投机性的下滑情况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价格下跌的幅度都很小，但却是步步为营，不可逆转。1932年中期，股票价格跌到了最低点，只相当于1929年9月最高点的十分之一。当股市崩溃时，拼命抛出的“乡巴佬”们似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相比之下，那些狡猾的经纪人为在将来赚大钱而在价格猛跌时大量吃进的做法，却令其吃了大亏。

很难说，如果那时采取了明智的经济管理政策，“大萧条”是否可以避免。但两个事件导致了可怕的、不断下跌的势头。1930年6月17日，胡佛总统对上千美国经济学家的忠告置若罔闻，他拿起6支金笔签署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该法案中规定的高额关税竟占一些进口品价格的一半以上。在胡佛总统签署该法案的前一天，由于紧张的预期心理，股票市场遭受了从“悲惨的星期二”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作为外债的主要承办者之一，摩根公司自然非常失望。如果债务国无法向美国出口其产品，那么他们如何获得外汇以偿还他们的债务呢？拉蒙特声明：“我几乎要跪下来乞求胡佛总统否决这个愚蠢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7)不久，他就把世界贸易体系称为“精神病院”。(8)当时美国这家最大的国际银行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新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它的形成将破坏摩根公司同蒙塔古・诺曼和本・斯特朗一起在20世纪20年代极力倡导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体系。两年内，20多个国家以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为由，通过提高各自的关税，并大量削减进口美国产品数量等方式，对美进行贸易报复。从此，“以邻为壑”的经济时代开始了。

1930年的第二个严重失误是由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造成的，它禁止信贷的自由发放，并紧缩货币供给。其目的之一是企图控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阻止它与欧洲的财长们进行后门外交。安德鲁・梅隆财长想以高利率来阻止黄金外流到欧洲。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许多人都视紧缩政策为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解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称：“这样一种经济动荡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低利率货币政策能够纠正或扫除这种后果吗？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到。”(9)到1930年下半年，股市崩溃后暂时的平静不复存在了。那年秋季，胡佛向拉蒙特抱怨卖空浪潮和其他有损国格和民族自豪感的不正当行径。第二年，是股票市场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年。

尽管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开始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营负责，但是在一些局部的、较小范围的危机中，摩根公司仍然发挥着辅助作用。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义务解救每一个破产者、银行或者公司，它关心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与此同时，摩根公司对于其政策的倾斜对象则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虽然它表示自己代表所有公众的利益，但事实上该公司真正代表的是它的顾客、旧友和银行界的同行。摩根公司的部分实力来源于其对华尔街朋友们的忠诚，以及向银行家们和其他金融机构放贷时的慷慨大方。这一切在股市崩溃后得到充分证实。

以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查尔斯・米切尔为例，在经济萧条即将发生之际，米切尔谈成了一笔使他的银行和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交易；如果此举成功，他将创立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超过当时英国的米德兰德银行。因为这笔交易生效要以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价格为基础，米切尔需要把它们保持在450美元的水平。然而，股市崩溃期间，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却跌落至这一底线之下，尽管国民城市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国民城市公司竭力吃进，也无法阻止其股票价格的狂跌。那天，在他去上班的路上，米切尔顺便走访了华尔街23号。出来时，他以自己拥有的国民城市银行股票作担保，借到了1200万美元的私人贷款。其后，当他无法按期还款时，摩根公司又暂时充当了国民城市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事后，米切尔是这样评价摩根公司的：“这个公司历来都是站在伦理道德、理解信任和领导能力的最高峰。”(10)不管这种忠诚如何值得称道，摩根公司的这一举动从金融角度来说，是极为冒失的。

对客户的过分忠诚历来是摩根公司的一大缺陷。有时它因陷得太深而难以自拔。股市崩溃后，像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金融界的杂技师，突然间失去了自我平衡。他们经营的铁路公司过度举债，是股市崩溃时期最拙劣的角色。酷似威廉・杜兰特和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时的情形，范・斯韦林根兄弟在阿利甘尼股票价格不断下跌的时候，坚持吃进。他们靠借款来购进股票，其结果只能使他们的亏损增大。当时，他们没有听从摩根公司的委婉忠告，而是鲁莽地收购包括巨大的密苏里太平洋公司在内的铁路公司股票。用信贷来收购已变成了范・斯韦林根兄弟的一种嗜好。

在沸腾的1929年初，阿利甘尼股票的价格被发烧似的炒得很高，而到了1930年秋季，它却成了整个股票市场下跌的龙头。仅在两个月内，其价格就从56美元一股跌到了10美元一股。1930年10月23日晚，范・斯韦林根兄弟奥里斯和曼蒂斯，以及担保信托公司的代表，会集在汤姆・拉蒙特在东七十街的住宅里。这对脸色阴沉、个头矮小的兄弟此时已欠他们的经纪人4000万美元的债务。因为摩根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承办了范・斯韦林根兄弟的2亿美元证券的发行，它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帮范・斯韦林根兄弟一把。拉蒙特那时对铁路的发展前景是很悲观的，他已告诉胡佛总统，每天大约有200个富豪乘飞机抵达纽约市。但他同时惧怕在与范・斯韦林根兄弟打交道的华尔街的经纪人中间，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损俱损。

因此，这两家银行联手组织了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用来解救范・斯韦林根兄弟。这个解救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并高度保密的，在发生私人破产时，很少以这种方式进行救援。范・斯韦林根兄弟继续作为公司名义上的拥有者，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的真实境遇。因为他们平日恣意挥霍，所以还得给范・斯韦林根兄弟每人每年10万美元的生活费作为补偿。用马修・约瑟夫森的话来说：“范・斯韦林根兄弟在五年内无力偿债的情况，是华尔街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11)第二年，当范・斯韦林根兄弟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时，摩根财团和担保信托公司取消了他们以阿利甘尼铁路集团股票作为抵押品的赎回权。最终，阿利甘尼股票跌到了37.5美分一股。

作为最后的贷款者，摩根财团通常喜欢与其思路一致、具有相同特点和背景的机构。基德-皮博迪公司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家。它做生意时有章有法，从不抢夺他人的顾客，且通常按照摩根的规则办事。1930年，它频遭打击，祸不单行。首先是意大利政府提走了800万美元的存款，其次是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通知基德把大笔存款转到一家瑞士银行。这促使作为基德雇员起家的乔治・惠特尼出面，召集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在杰克家再次集会，商讨如何解救基德-皮博迪公司。最后，他们决定帮助安排一笔1000万美元的贷款。在惠特尼的指导下，老基德-皮博迪公司名存实亡。惠特尼伙同他的朋友埃德温・韦伯斯特、钱德勒・霍维和艾伯特・戈登一起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名称和声誉。“我们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声誉。”戈登向年长的韦伯斯特报告说。“昨天，有史以来头一次，在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出会议大厅的路上，摩根公司居然邀请我们一起去喝茶。”(12)

虽然摩根财团会不遗余力地为朋友服务，但它对那些公司形象不合其流派者则冷漠无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30年12月11日合众国银行的破产。合众国银行拥有45万储户，是纽约的第四大银行。一般说来，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紧缩，使得维系银行间贷款的抵押品也相应受损。1930年，破产银行的数目像滚雪球一样，从年初时的每月60家破产的速度，发展到11月时的254家，而到该年12月时，破产数目竟达344家。那一年，共有上千家银行破产，合众国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其破产影响将会造成全面的大崩溃。

但是，该银行的经营不属上乘。它的犹太主人给它选择了合众国这个名字，目的在于迷惑其犹太移民客户，使他们认为该银行是受到政府支持的。业务大厅悬挂着一幅华盛顿国会山的油画，更加强了它的误导性。尽管副州长赫伯特・莱曼、州银行管理当局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出面为解救该银行的一项计划游说，华尔街的金融界人士们对此仍无动于衷。管理当局想让合众国银行同其他三家银行合并，但要促成此事，需要华尔街的银行为它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

在一次情绪冲动的会议上，州银行管理总监约瑟夫・布罗德里克警告说，如果银行家们拒绝接受该项救援计划，其他10家银行会因此而相继破产。在纽约开户的家庭中将有十分之一会陷入困境。看到每一位与会者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布罗德里克提醒大家，基德-皮博迪公司是如何被大家同力解救出来，此外，几年以前，也是大家一起把担保信托公司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一切想保住这家犹太银行的努力都化成了泡影，在最后一分钟，银行家们否决了这个3000万美元的承诺。布罗德里克回忆说：“我问他们，这是否是他们的最后决定，他们回答说，是的。后来，我警告说，他们犯了纽约银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13)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银行破产——合众国银行破产，进一步加深了早已笼罩在全国储户心中的恐惧。

合众国银行的破产，可归结于华尔街银行家的反犹太情绪。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商业银行是为犹太人所拥有的，制造商信托公司是在纽约的另外一家只由犹太人拥有的重要银行。人们很难证实，是否由于反犹太情绪阻止了银行家们解救合众国银行。但是摩根公司的记录表明，摩根及其合伙人对顾客的犹太主义是非常留意的。当拉蒙特的儿子汤米向摩根建富介绍纽约所发生的事情时，他注意到，合众国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外国人和犹太人。(14)拉塞尔・莱芬韦尔这样描述合众国银行：“这是一个坐落在市郊的、有着许多分支机构的银行，它的客户大多是当地的犹太小商人，以及那些财力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百姓，这家银行的雇员也多来自这个阶层。”(15)银行家们的态度是缺乏远见的。合众国银行的破产，动摇了美国人的信心。如果所建议的合并方案能够予以采纳的话，合众国银行的破产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若不是合众国银行拥有为数众多的储户，它是没有理由破产的。它下属的证券公司发行的都是劣质的股票，并且发布了误导性的募资说明书，而该银行本身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该银行的两个所有者因失职而锒铛入狱。其一是罗伊・科恩的叔叔、银行的总裁伯纳德・马库斯，他总是指责反犹太主义的阴谋是使这家银行破产的原因。甚至连该州银行业的总监布罗德里克也受到未及时让这家银行停业的指控（出庭两次后，他被宣布无罪）。的确，要解救这样的银行无疑使贵族银行家听了极不顺耳。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摩根曾打着捍卫整个银行系统这样崇高的旗号，多次出面挽救了许多濒于破产的银行，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居然拒绝援助合众国银行，难以令人相信宗教信仰不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成千上万的犹太储户还不及一个查尔斯・米切尔重要。恰似当年皮尔庞特・摩根对待雅各布・希夫一样，犹太人历来是摩根公司视野中的一个盲点。

纽约股市的崩溃给伦敦金融城敲响了警钟，但也让伦敦人感到很满意和有点幸灾乐祸。黑色星期二之后，《纽约时报》报道说，“股票的大量抛出使得伦敦金融城感到很自在，像是在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会如此’。人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16)从诸多角度看，伦敦得益于纽约市场的崩溃，因为投资者把大笔的资金从纽约转到了伦敦，使英国黄金储备的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1930年，由于伦敦变成了一个投资者安全投资的天堂，外国贷款一时猛增。但同时，对于英国经济更深入的诊断结果仍然是令人担忧的。工业生产停滞，失业率升高，伦敦港受到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一些依赖于农业出口的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早就遭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从而使伦敦金融城蒙受打击。

正如蒙塔古・诺曼通常所预料的那样，英格兰真正的危机来自中欧大陆。战后的赔款继续使德国的经济处于重负之下，其政治也因此而两极分化。1930年3月，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博士递交了他的辞呈，抗议扬氏计划的实施使德国承担了额外的债务。人们所担心和早已预料到的，德国人算总账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得了大量的选票，而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则采取反对赔款的政策。右翼分子在赔款计划问题上大做文章。1931年1月5日，沙赫特博士参加了由赫尔曼・戈林举办的一个晚餐会。由于沙赫特对赔款计划的强烈抨击，使他得到了国家社会党巨大的信任。在那个晚会上，他结识了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并变成了纳粹和德国大商人之间的重要纽带。那年春季，随着德国街头多次爆发政治冲突，要求取消凡尔赛和约给德国造成债务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

形势已经非常动荡，此时又有一家重要银行宣告破产，造成了更强烈的冲击。1931年5月11日，阿斯特尔特信贷银行破产，该银行不仅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也是中欧最重要的一家银行。奥地利国家银行和罗斯柴尔德财团宣布的救援计划反而使全世界警觉起来，感到情况不妙，引发了挤兑风潮。灾难席卷了中欧大陆，摧毁了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体系。6月，诺曼向奥地利中央银行提供了一笔紧急贷款，用以支持奥地利先令——作为其向全球贷款者所奏的最后一曲挽歌。加上给德国的一笔紧急贷款，这标志着英国20世纪30年代在金融界领导地位的结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蒙特于1931年6月5日打电话给胡佛总统，建议实施一个战争债务和赔款的缓付方案。他强调：“如果不实施这个方案，整个欧洲经济将会崩溃，进而延长美国的萧条期。”在拉蒙特的档案中显示，胡佛对他的建议，以一种很生气的、搪塞的姿态表示：“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它几乎是行不通的。像你这么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你是不可能理解国内广大人民对这些政府间债务的情感的。”作为一个外交时代的银行家，拉蒙特没有以经济因素为论据，而居然大言不惭地以一个政治家的口吻回答问题，他煞有介事地对胡佛说：“现在人们私下正在议论着如何在193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摆脱本届政府。如果你采纳我这个建议，那些闲言碎语明天就会全部消失。”(17)最后，拉蒙特补充道，如果该方案取得成功，摩根银行将不会声张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把全部成就归功于总统。“这是你的方案，而不是别人的。”当拉蒙特向胡佛小声献计时，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家伙！

梅隆财长极力想否决该方案，并否认债务问题是欧洲经济情况混乱的原因，但此时的胡佛总统已受够了“短视”的孤立主义之苦。他于1931年6月30日晚，打电话给帕利塞兹托里悬崖家中的拉蒙特，通知他说，他刚刚宣布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对战争债务和赔款都适用的延期偿付方案。胡佛明白法国人会对给予德国人这种仁慈表示愤慨，所以他问拉蒙特是否有办法让法国人接受该方案。拉蒙特对法国人的立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提醒胡佛，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就是法国人——这是他许多信中经常提及的问题。最终，拉蒙特还是同意做这项工作，表示将通过法兰西银行游说法国政府。不出胡佛总统所料，法国人认为该方案是英美策划的让德国人逃避赔款的阴谋。

胡佛的延期偿付方案对当时正处于崩溃境地的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迟到的祝福。德国最大银行之一的达纳银行于1931年7月13日宣告破产。两眼充满泪水的布吕宁总理拒绝了纽约方面提出的援助方案，因为他担心一旦实施该方案，那么，给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的一笔贷款的坏账问题将会暴露出来。达纳银行破产后，德国政府不得不关闭了柏林市所有的银行和外汇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债权人纷纷要求收回对德国的贷款。由摩根财团牵头组织发行的两笔德国和奥地利的国债，曾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热烈欢迎，而现在债券的价值却以惊人的速度一落千丈。过去10年的含辛茹苦的努力，一时间全部成为泡影。

这时，危机开始转移到了伦敦。投资者们逐渐察觉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的金融联系。在1931年夏季，投资者们大量抛售英镑。纵使那时德国不出问题，英镑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1931年7月下旬，一个被称为“五月委员会”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小组预测，英国的预算赤字总额将达到1.2亿英镑，而且近期内看不到赤字会消灭的迹象。该委员会提议英国政府提高税率，并把失业救济金的预算规模缩小10%。几天之后，英镑在国际市场上猛跌。英格兰银行告诉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英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告罄。尽管当时需要采取紧缩政策，但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一筹莫展。250万失业人口使得工会不可能在失业救济问题上让步。

在公布5月份报告的前几天，蒙塔古・诺曼“情绪低落”地离开了银行。一年前，由于劳累过度，他在南美休假两个月。而现在诺曼由于工作繁忙而精神紧张，面色憔悴。医生要求他卧床休养。当他能下地行走时，医生建议他到国外去调整一下过度紧张的神经。诺曼的工作暂时由副行长欧内斯特・哈维爵士接替。看到英镑危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杰克・摩根和特迪・格伦费尔决定把诺曼悄悄地从英格兰接出来。由于担心诺曼可能会不从，摩根财团和英国政府合谋，暂时把他流放他乡。把诺曼调走的建议在征得英格兰银行董事爱德华・皮科克的同意后，格伦费尔向纽约方面报告说，“诺曼的情况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已经向他暗示他应退居二线，让二号人物理政。”(18)人们很难判断医生是不是参与了这个计谋，或者把医生请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人们可能会因摩根公司所表现出的帝王般的傲慢和对诺曼的热心关怀感到困惑。摩根银行想体面地把他赶下台。杰克发出了一个具有皇家慷慨气度的电报：如果诺曼愿意，他可以乘海盗四号游艇到欧洲、北非或远东的任何一个地方旅游，并由他自己选择任何一个医生陪伴他。杰克告诉格伦费尔说：“我们还为他的六个亲随准备了房间”，“他需要多少佣人，艇上也有足够的地方供他们住”。在乘汽艇去魁北克的途中，诺曼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杰克的口信，但他拒绝了这个“莫大荣光”的建议。(19)为了避免让别人把此事说成是银行家的阴谋，他不愿意同美国产生任何瓜葛。诺曼在弗兰特纳克城堡疗养，并在那里同乔治・哈里森商议彼此关心的问题。在流放期间，诺曼避免了自己亲手砸碎心爱的金本位制；而事后就像格伦费尔所说的那样，也不必去忍受精神上的折磨。

摩根财团曾于1925年协助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此时又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来保护它。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和菲利普・斯诺登明白，没有国外的贷款就无法阻止英镑的贬值。世界上的黄金绝大部分都握在纽约和巴黎手中，乔治・哈里森建议发行一笔美法联合贷款。责任落到华尔街23号头上，由它来通知麦克唐纳关于华尔街是否可以对英国贷款的意见。特迪・格伦费尔是传递信息的中间人，他具有三重权力：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来自伦敦金融城的保守党下院议员、摩根建富的高级合伙人。格伦费尔对工党政客们无丝毫同情，并坚决反对他们的工业国有化计划；他还对麦克唐纳嗤之以鼻，认为他举止粗鲁，胆小怕事：“他全身只有肝脏是白颜色的，只有血不是红色的。”(20)8月初，格伦费尔警告麦克唐纳如不彻底地改革，措施将无济于事，如果不大刀阔斧地削减预算赤字，英国从华尔街得到贷款的希望将是非常渺茫的。格伦费尔意识到危机即将爆发，他打听到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正在法国，建议他立即回国。

有关拉姆齐・麦克唐纳1931年时的作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要么是个具有远见卓识、高尚豁达、为国家利益牺牲信仰观念的首相；要么是个背叛其政党和纲领以讨好外国银行家的恶棍（麦克唐纳的行为和格罗弗・克利夫兰1895年黄金危机时，背弃他在民主党内追随者的表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个狂热的、言辞激烈的社会党成员，麦克唐纳于1929年上台，并保证采取措施减少失业。他颁布的失业救济等诸项政策，成为工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尽管他颇能煽动下层民众，但他有着真正英国贵族的信仰——英镑是世界金融的媒介。因此，1931年8月他真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外国银行家坚持，作为贷款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削减预算赤字。但是任何这种紧缩意向的言论，都遭到了工党内阁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迁就富足的银行家就是背叛自己的队伍。

作为华尔街的代表，格伦费尔对麦克唐纳说话直截了当。他在8月中旬时警告说：“我们已经对许诺感到厌倦了。”(21)格伦费尔留心观察着麦克唐纳的一举一动，猜想他会选择权宜之计。正如1925年对待丘吉尔的方法一样，摩根的这位合伙人以讥讽的目光对待他的目标：“该首相终于惊慌了，但是他太过于自负和糊涂，很难让他随时准备采取措施。”(22)格伦费尔大大低估了麦克唐纳的能力。当工会坚决不接受减少失业福利的建议后，麦克唐纳被他们的顽固不化给激怒了，他此时完全改变了立场，站在了格伦费尔一边。他的许多内阁大臣坚持他们自己的立场，反对减少失业救济金。

危机的以后几步是错综复杂的。英格兰银行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试探，假如斯诺登财政大臣采取削减预算的妥协方案，能否保证从华尔街得到一笔贷款。麦克唐纳担心直接征求纽约银行家的意见会刺伤他的内阁，所以他决定探听虚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建议英格兰银行去找摩根。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同英格兰银行之间有一条秘密的联络渠道。正如格伦费尔解释的那样：“如果首相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经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了外国银行家，并请他们提供贷款，他的同僚们一定会被激怒的……你应该理解，虽然诺曼行长和副行长看到了J.P.摩根公司与摩根建富公司之间的许多电报文稿，但是首相及其内阁成员却从来没有看到过。”(23)1931年8月22日，哈里森收到了一份从英格兰银行发来的电报，概括了麦克唐纳将于23日星期天与其内阁讨论的新的妥协性预算方案。首相想知道，如果内阁接受了该方案，他们是否就一定可以得到一笔纽约方面的贷款。在摩根合伙人弗兰克・巴托位于格伦科夫的家里，哈里森把这份电报拿给乔治・惠特尼和其他摩根合伙人看。

这段幕后的密谋策划，为后来麦克唐纳和其同僚的摊牌拉开了序幕。星期天傍晚，在温暖的夕阳下，内阁部长们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踱着步。从中午开始，他们一直在等待着纽约方面的最后决定。摩根合伙人仔细地研究了需要削减7000万英镑的预算，其中包括削减10%的失业救济金。除此之外，还要增加6000万英镑的税收。终于，在8点45分时，英格兰银行的欧内斯特・哈维爵士打电话来说，有一个纽约方面来的电话备忘，并会立即送过来。

麦克唐纳一定等得心急如焚，因为这个信息将决定着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哈维刚到，麦克唐纳就迫不及待地一把从他手中把电文抢过来，急匆匆地向同僚们聚集的地方跑去。这一瞬间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历史后果，因为麦克唐纳根本没有检查电文的内容，甚至没有确认发送者的身份，他说电文是由一个不具名的纽约银行家发来的，而内阁大臣们则误认为这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传来的信息。而事实上，这个消息是乔治・惠特尼发给英格兰银行的，而不是发给内阁的。

从摩根建富的档案中，人们失望地看到，这份具有颠覆政府性质的电报实在是平淡无奇。电文简单地表达了对英国当时急需贷款处境的同情，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削减预算要求。看后令人觉得枯燥无味，似乎拟稿人在起草时是极度小心谨慎的。但是，对于又热又累，经长时间的辩论已陷疲惫的众阁僚们，却从电文的最后几句话中发现了恶毒的含义。

在上文中，我们一如既往地把我们的真正想法告诉你们。请及时告诉我们英国政府的意愿，我们将在24小时内把我们的决定反馈给你们。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在研究中的方案将得到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真诚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在恢复国际社会对英国的信心方面迈出一大步？(24)

当麦克唐纳宣读电文时，内阁会议室内发生了一阵骚动，连站在房子外面的欧内斯特・哈维爵士都听到了。他后来回忆说：“里边一片混乱。”(25)这最后一段话显然只是针对英格兰银行的。但对于在场的人来说，这唤醒了他们对于伦敦和纽约私人银行之间暗中交易的恐惧。另一个问题是，麦克唐纳显然提到了削减10%的失业救济金，而在摩根的电文中根本未提及此事。后来，在追忆此事的来龙去脉时，格伦费尔告诉拉蒙特：“内阁大臣们不断重复地指出，美国银行家坚持让英国政府削减10%的失业救济金……如果麦克唐纳的确把此说成是美方条件之一的话，那么他一定是自己编造的，因为电文中从未提及此事。”(26)电报原稿证明格伦费尔出言有据。

麦克唐纳觉得他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来采取紧急削减预算的措施，以重新恢复外界对英镑的信心。内阁争论愈演愈烈，到晚上10时20分，麦克唐纳来到白金汉宫，向国王乔治五世递交了辞呈。他显得非常激动又心烦意乱，他告诉国王说：“一切都完了。”(27)由于坚持要削减预算，麦克唐纳同自己党内最有势力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他现在知道他已经破釜沉舟。国王命令他第二天一早与保守党反对派领导人斯坦利・鲍德温，和自由党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一起再到白金汉宫来。为了分散政治风险，并保证减少失业救济金的议案得以通过，国王邀请他们三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继续作为新政府的首相，而新政府仍属保守党性质。

这个新政府通过对汽油、啤酒、烟草和个人收入增加税赋，以及降低公务员工资等手法来削减预算赤字。J.P.摩根公司向英国提供了2亿美元作为周转资金的贷款，法国也提供了2亿美元的贷款。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无法再次建立起人们对英镑的信心。许多工党人士认为麦克唐纳是个卖国者，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9月，共产党人在议会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坚持认为是缺乏人性的银行家们及其同谋者的骗术，把英国工人推向了悲惨的境地。失业工人洗劫了巴特西市，骑警队在牛津大街冲击示威者。人们普遍认为，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搞垮了英国政府。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乔治・哈里森的照片，指责纽约策划了矛头指向英国社会福利事业的这一阴谋。该报当天的头条新闻是：“《每日先驱报》今天披露美国银行家令人瞠目，而成功地图谋操纵英国的内政政策。”(28)

可以想象，当格伦费尔听到这种误解后，会是怎样地哭笑不得。巧妙地游刃于政治的阴影中，像鬼魂一样从危机中脱身，并对一些重大事件施加难以目测的影响，这就是完美的格伦费尔艺术。据他自己讲，在议会的听证会上，当别人不断质问他时，他就装成一个“村里的傻瓜”。他向拉蒙特坦白说：“上届政府认为乔治・惠特尼的那份长电话记录是出自联邦储备银行之手。所以，现在人们把麦克唐纳的失败归咎于可怜的乔治・哈里森的跋扈行径；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乔治・哈里森并不会因此而失眠。”(29)

真的是摩根财团搞垮了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本人事后替银行家开释，强调当时需要采取措施来保证英镑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摩根的记录证明，银行的确有意回避提出削减预算的具体数字。但是，毋庸置疑，华尔街要求减少失业福利决不是秘密，而且当时绝大部分的美国银行都反对华尔街向英国提供任何大规模的贷款。摩根私下别无所图，而只是表示了银行家通常的心态，倾向于紧缩政策和主张削减开支。是英国政府要捍卫金本位制，使自己成为外国投资者的奴隶，而摩根仅仅是表达了银行家们的共识。

在那个星期天内阁会议后的几天，胡佛总统同拉蒙特通了电话，他勉强同意了给英国提供贷款的计划。鉴于这样大的一笔贷款要调动110家美国银行，胡佛警告说，人们将会谴责华尔街在美国经济艰难之际，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英国。(30)当英国的左翼人士谴责美国银行家险恶地进行干预时，眼光狭隘的美国人却对摩根公司援助英国的举动十分嫉妒，而这对于摩根公司来说已不是头一遭了。

1931年9月，英国金本位制遭到致命的一击。当时，在苏格兰因弗戈登地区的海军部队抗议政府削减他们的工资。这次小规模的兵变使外国投资者大为恐慌，因为这表明英国公众根本没有接受紧缩预算的政策，英镑再次崩溃。在1931年9月21日英国告别金本位制的那一天，蒙塔古・诺曼乘船离开加拿大回国。从此，英镑与黄金不再有一个固定的比价，这悠悠的帝国梦想彻底破灭了，英镑也因此骤然贬值30%。金本位制寿终正寝，凯恩斯乐不可支：“几乎没有几个英国人不为我们砸碎了黄金的桎梏而高兴。”(31)但是当蒙塔古・诺曼抵达利物浦，看到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厦已化为瓦砾时，他不禁惊呆了。他乘火车来到尤斯顿车站，怒气冲冲地走进了银行。然而，他的同僚哈维和皮科克认为，即使诺曼当时在位，他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25个国家紧随英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争相使自己本国的货币贬值。

美联社在伦敦采访杰克・摩根，他拍手欢迎英国脱离金本位制的做法。当拉蒙特在纽约读到这条消息时，他简直如遭雷击一般，他们不是刚刚动员了100多家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来捍卫金本位制吗？而杰克这样做不就会使那些银行认为它们被愚弄了吗？拉蒙特几乎从来不发火，但这一次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紧接着，命中注定的事情发生了——当银行的权力关系表面化后，甚至连杰克・摩根自己也尝到了被拉蒙特犀利的笔锋刺痛的滋味。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杰克成为一个半退休的名义总裁，而拉蒙特将主管一切日常事务。这时的杰克已60岁出头，这位不主事的老板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和驾驶帆船；他在一天天地衰老，如果身边没有医生，他已不能乘海盗号游艇出游。在大多数与银行有关的事务中，他已渐渐地失去了发言权。

拉蒙特以前从没有公开地向杰克挑战。这时，由于愤怒，他直接向杰克开火。史无前例地，他同查尔斯・斯蒂尔一起签署了一份声讨书。按所持股份的多少来衡量，斯蒂尔也是摩根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同时他也是皮尔庞特时代的老资格者。斯蒂尔是杰克的朋友，在银行内被认为是和蔼、睿智的老人。

可以说，1931年9月25日这封信的发出，标志着摩根银行不再是个家族银行。拉蒙特在信中写到：“我们不得不向你说明的一个问题，一个恐怕你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让你理解，英国告别金本位制令所有纽约的银行在全美国和一般公众面前难堪。这里所有的银行家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组织起来的那么大的一笔贷款，转瞬间却变成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拉蒙特在信中提醒杰克，当时他是如何庄严地向参与的银行保证，将不遗余力地捍卫金本位制。

如同预言中所说的一样，我们花了相当大力气组织的这笔银团贷款，仅3个星期就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当时就曾与你讲，有许多银行是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这笔贷款的……而现在的结果却显然不可避免地毁坏了我们的声誉；这不仅使我们当众出丑，而且也使我们丧失了多年来美国银行界普遍对我们捍卫英国信誉做法的支持。是你的父亲和你经过多年努力，靠仔细判断和谨慎经营建立起我们公司的美国声誉，公司的每个合伙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事时必须记住上述事实……

现在，我们已把我们想说的，关于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情况都说了，我们将尽量不再提及此事。但是，由于你现在远离此地，我们觉得有必要让你了解这个很重要的、且令我们每个人都很不愉快的事实。(32)

10年前，拉蒙特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过去，在与杰克打交道时，他历来是小心翼翼的，以免他下不了台。而现在不同了，金钱和地位使别人无法与他匹敌。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人会不经深思熟虑，就向摩根家族成员挑战。在信中，拉蒙特暗示杰克应如何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即，杰克应停止与新闻界接触。在该信的结尾，拉蒙特写到“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敬爱的”，并署名“您忠实的”。拉蒙特知道这封信在开诚布公方面具有其独到之处，并且观点鲜明。信寄出后不久，拉蒙特便打电话给杰克，告诉他说，他们并无意指责他，自己将一如既往地行使应尽的职责。然而，这封信却标志着摩根财团内部的一次宫廷革命，摩根家族的绝对统治地位从此后一去不复返。从那时起，摩根家族在摩根财团内的影响力江河日下，最终彻底消亡。

1931年，政治天空一天比一天黑暗，而汤姆・拉蒙特却仿佛没有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扩散的极端主义和军国主义。这部分地反映了他天生的乐观态度，对未来几乎是直觉般的信心。他不断地想象经济萧条不会进一步恶化，世界会猛然间恢复理智，那些独裁者们会受到制约。广交朋友的拉蒙特经常感到，实在难以相信人心会毒如蛇蝎，他也不愿意去探测在令人宽慰的微笑背后隐藏着什么。

他的这个盲点在涉及主权客户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银行家的私利心使得他只愿意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由于对其客户所抱的偏袒态度，他像对摩根财团本身一样，尽量使他的客户的声誉不受到损害。在经济萧条时期不断波动的外债市场中，它们的良好声誉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对于外国主权级客户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声望的关注，容易导致一些有问题的交易。在1930年那些特殊情况下，摩根财团会充当一个自行其是的“政府”，它所实施的一些秘密对外政策，经常与华盛顿的政策相抵牾。

作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政府的财务代理人，拉蒙特全心全意地为他的顾客服务。对于一个西方银行家来说，他取得了前所未闻的显著成就。在提供了援助地震灾害的巨额贷款后，他又分别向东京、横滨和大阪等地提供了多笔贷款，为东京电力公司和东京电灯公司的合并提供咨询。除此之外，他还充当了日本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调解人，并且在1930年1月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贷款，使日本重新恢复了金本位制。在股市崩溃的前夕，拉蒙特曾试图和三井财团建立合作关系，这项谈判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一谈到与日本的生意，拉蒙特总是为自己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

他早期对日本的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在1920年他首次访问日本时，日本自由派的、亲西方的政府刚刚走过10年的历程。他那时同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风流雅士交了朋友，特别是同执日本财经界牛耳的井上准之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经常书信往来。1929年后，井上第三次担任日本大藏相。井上给人的印象是彬彬有礼且胆识过人，在外交事务上他表现得通情达理。因为经常与日本军界发生摩擦，所以在日本，他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代表。如果井上发出请求，拉蒙特就会向纽约的新闻界游说，并为日本方面辩解。1928年的一天，在与《纽约时报》的编辑会谈之后，他告诉井上：“我还向他们讲述了你们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如何有耐心，以及你们所表现出的忍让态度……我对《纽约时报》的公正和客观的报道非常满意。”(33)

当日本试行的开明统治开始滑坡之时，正是摩根财团在日本的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期。1927年，一连串的银行破产和股票市场关闭之后，日本几乎先于所有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那一年，中国抗议外国侵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使日本人大为恼火——这给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一记耳光，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要挽回这个面子。1930年，在井上的承诺下，摩根财团帮助日本恢复了金本位制，而事后证明时机不对，大错特错。当全球贸易萎缩时，金本位制使日本的出口产品更加昂贵。被经济萧条所困扰的美国人减少了对贵重衣物的消费，这使得日本的丝绸出口直线下降。丝绸业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有五分之二的家庭靠其维持生计。贫困在乡村迅速蔓延，滋生了仇恨的、新的乡村民族主义。大米的价格也大幅度下跌，日本经济繁荣昙花一现，很快便被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所扼杀。这助长了日本民族的仇外情绪。这些经济上的倒退加强了军国主义的势力，他们指责外国势力是日本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中国，军国主义血淋淋地展现了它的面目。

日本长久以来觊觎着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之隅。每当日本社会出现问题，无论是人口过剩、过多地依赖外国的原材料，还是需要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时，军国主义分子便把中国视为解决问题的出路。他们甚至认为占有东北乃是其神权。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对于侵略者似乎开了方便之门。内战削弱了国力，并于1927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蒋介石在打击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中取得胜利。根据与中国方面的协约，日本管辖南满铁路，并在那一地区驻防。这个协约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疯狂掠夺提供了合法的掩饰。日本的关东军策划将中国东北作为其侵华扩张的大本营。

在许多方面，摩根财团和日本一样对中国抱有偏见，西方金融界都是这一态度。对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来说，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中国经常赖账，很会用一位外国银行家来压另一位。甚至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流产的中国银团贷款计划开始，拉蒙特就视中国人为“狡猾、虚伪”的民族。他把中国人看成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不是外国侵略者的牺牲品。

这种态度的形成并不难想象。日本是摩根财团的一个主要客户，而中国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并且还欠着相当大的一笔外债没有偿还（国民城市银行在中国的生意却做得很红火，1930年，其利润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所以，拉蒙特很快就发现日本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的，完全属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内，也是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用血和钱换来的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屏障。由于在中国投入了亿万日元，再加上有几百万日本人居住在那里，一些民族主义分子视中国东北为日本领土的延伸。

1931年中期，阿斯特尔特信贷银行的破产和英国危机把西方国家搞得心神不定，这时，关东军已在为夺取沈阳和整个东北的阴谋做准备。9月18日，日军突然袭击了中国在沈阳附近柳条湖的驻军；第二天，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为掩饰其侵略行为，日军编造了中国军队袭击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的说法——事后真相大白，这完全是伪造的，或夸大其辞。军国主义由于在日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军队对反对使用武力的公职人员大肆嘲弄，其中包括对井上和外相喜十郎筱原。日本外务省担心，如果它试图控制关东军，将会引起士兵们的武装暴乱。当15000名日军蜂拥而至，闯进东北时，外交官们只怯声地说，这一做法是暂时性的，军队将很快从那里撤出。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说：“在几个星期里，若槻礼次郎政府不断遭到公众的谴责和匿名的污辱。”(34)

美国因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而感到震惊，国务卿亨利・斯廷森立即向日方提出了抗议；胡佛总统事后称之为“野蛮的侵略行径”。(35)金融界大声疾呼，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作为大藏相，自负又爱面子的井上不得不发表声明。他当时因领导内阁反对扩充日本在东北的军队，而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还被认为与削减军费开支的主张有关，这一切使军界对他永远怀恨在心（这非常像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他因笃信传统的平衡预算，而最终不能见容于纳粹分子）。

井上以一篇惊人巧妙的声明向金融界开释柳条湖事件。10月22日，《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一条消息，并注明东京发稿的日期，题为《井上表示日本期待着尽快撤军》。这一声明向西方金融市场表明了日本的立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惊叹他巧妙地以巴拿马运河作比较，引证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深深地体会到美国人的敏感性。

深入了解当前的事态后，人们就可以明白问题完全是出于自卫。自1905年俄日战争结束以来，根据协议，这条沿着狭长的领土延伸的关键命脉，即南满铁路完全归日本管辖。根据和俄国签订的条约，并且得到中国的正式承认和接受，日本负责管理和保护这一“南满铁路”，如同美国政府管理和保护巴拿马运河一样。

9月18日晚，中国正规军袭击了这一地区，破坏了这条铁路。日本采取强有力的紧急措施，显然是必要之举。一国军队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正规军的入侵，且入侵威胁扩展之势又完全不得而知，显然，此时的自卫手段就是立即冲向来犯军队的指挥部。“紧急情况”一词按韦伯斯特先生的经典释义，意思是“突发的，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和无暇认真考虑的情况”。

该声明的中间一部分是描述日本使中国东北免于“无政府”状态。它轻描淡写地说在柳条湖采取的行动，无非是个“小规模的军事措施”。该文以强有力的措辞结束。

总之，局势决不会引发战争，把整个事态视为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是言过其实的。正如我们历来表明的，日本无意与中国开战。相反地，日本政府和人民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36)

这篇新闻稿实际上是由汤姆・拉蒙特起草的。日本大藏省只对其文字略加修饰，就发表了（上面所引用的文字是从拉蒙特的档案的原稿中摘录的）。日本方面希望拉蒙特自己能发表上述言论，但他表示，这样会使人们认为摩根有所偏袒，并会因此而得罪中国人——这是一种低调。可能拉蒙特当时也担心如果公布出去该声明是他起草的，他本人在美国自由派人士中的声望将会受损，作为国际联盟的前支持者，他大概不希望公开与侵略者站在一起。为了使日本人宽心，他向日本方面解释道：“如果井上能告诉我准备何时发表该声明，我将想办法使它在纽约这边增加宣传。”(37)

拉蒙特这时发现他自己的做法明显地是在与华盛顿当局作对，他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而他在担当银行家兼外交家的角色中，总是潜存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为什么他会与一个外国势力同谋，一起来掩饰这个遭到美国政府和其他国际联盟成员国政府谴责的军事行动呢？是否他在表面上已接受了日本方面关于柳条湖事件的解释？中国的记者指出，柳条湖事件是由日本人挑起的，日方的解释令人怀疑。人们也普遍猜测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有预谋的侵略行动。伦敦《泰晤士报》9月21日报道：“日本军队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前三天，就已经为侵略‘进行了彩排’；尽管日方报道声称南满铁路事件是事态发展的结果，但事实上在事件发生之前整个侵略计划就已经开始实施了。”(38)简单地说，很多证据都会使一个有理智的人深思。除此之外，公众的印象显然是日本内阁被军方蒙骗了，而拉蒙特却轻快地听之信之，实在让人困惑不解。

对中国的讥讽态度当然说明为什么摩根对日本入侵柳条湖表示理解。拉塞尔・莱芬韦尔在给沃尔特・李普曼的一封情绪激动的信中指出，对柳条湖事件表示愤慨是完全错误的。“国际联盟和美国站在中国军阀和革命分子一边的立场是离奇古怪的，正是这些人发动的多年内战使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站在苏联一边和攻击日本人同样也是错误的。日本人是在根据协议的权利维护满洲的秩序，并为担惊受怕的中国百姓建立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他希望日本能够勇敢地面对美国和其他国际联盟成员国对它的谴责。(39)

在拉蒙特的一生中，同与墨索里尼秘密合作一样，柳条湖事件是他经历中最为令人吃惊的事情（虽然当时鲜为人知）。当时，是他想以摩根超群的服务来打动日本人，还是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使日本债券保值？毫无疑问，他想支持井上在日本政府中的脆弱地位。这位大藏相不得不向日本军界表明他不会背叛或反对此事。事实上，在11月份时，拉蒙特就警告说，如果像日本军界所希望的那样，把井上赶出内阁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必将会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令人心寒”。(40)然而，即使井上认为需要安抚一下军界，这又与拉蒙特有何相干？

如同与墨索里尼合作一样，拉蒙特的行为超越了公关的需要，近乎是在为外国强权摇旗呐喊。从绝对忠于客户的绅士银行家准则来看，拉蒙特的做法的确是很新奇的。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代销证券，但唯独拉蒙特还能游说政客，引导报刊社论，以及操纵公众舆论。有关柳条湖事件的新闻声明表明了让银行家充当政客，对外国政府像对待工业企业一样采取所有者的态度，是很危险的。它也说明了在那个所谓的“外交时代”，把政治和金融混为一谈是何等危险。

即使拉蒙特当时在柳条湖事件上受了蒙骗，那么，他的幻觉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破了。1931年12月，较为保守的日本新内阁上台，高桥是清取代了井上，并迅速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1932年1月下旬，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人口密集的上海市郊区，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以往一样，日本人指责中国挑衅。日本恐怖分子的行径要比柳条湖时赤裸得多，其暴行的证据既充分又直观。电影胶片将日本在中国大屠杀的新闻镜头带进了美国的电影院。拉蒙特非常难过地告诉其在横滨正金银行的朋友园田三郎说，日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给人的印象实在太坏了，日本不可能再从美国市场上获得资金了。(41)对摩根公司来说，上海事件开始使它逐渐清醒了。莱芬韦尔内心受到责备，并写信给特迪・格伦费尔说：“我承认柳条湖事件发生时我曾‘同情’日本人，而这次日本在上海的行径使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感觉了。”(42)

这时的拉蒙特承受着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1930年，右翼恐怖分子刺杀了滨口首相后，现在，又把屠刀伸向了金融界。拉蒙特在日本的朋友一个接一个被杀害。二月份，上海激战正酣时，拉蒙特收到了园田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通知您，井上先生遇刺身亡……这如同一颗巨星泯灭，我亲爱的祖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43)

当时，63岁的井上正在参加竞选。作为明政党的领导人，人们期待着他成为下一届首相。在东京市郊的一所学校前，当他刚走下汽车时，一个脚穿木屐、戴着黑色遮檐帽的22岁乡村青年从暗中闪出，向他的胸口开了枪。这个杀手是一个名为“血盟团”的成员，这是一个所谓“爱国”的极端主义秘密组织，其成员多是些年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警察局中，该刺客为其行径大肆吹嘘，并指责说，乡村的贫困是由于当时井上奉行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在帝国大学医院里，两眼泪尽的井上夫人告诉记者说，当她丈夫还是内阁成员时，她就已经为这种时刻的到来作好了心理准备。

拉蒙特感到无比难过，不管怎么说，是井上给了他希望：名门望族及其自由派的同盟者可以扼制军国主义势力。他以非常动情的笔调给园田回了封悼念信：“他具有那样一种慈善的襟怀，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44)

拉蒙特越不愿意接受关于日本的事实，现实情况就越是猛烈地冲击着他。拉蒙特的另一位日本朋友、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三井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团琢磨男爵被杀。1920年，当拉蒙特访日时，团琢磨男爵曾在其住所款待过他。团琢磨男爵是在白色大理石筑成的三井银行前，刚走出自己的轿车时被枪杀的。刺客仍是一名乡村年轻人，显然也是“血盟团”的成员。拉蒙特在给团琢磨男爵家人的信中回忆起了1920年他访问日本时的情景：“很多时候我把他视为一位金融界的诗人，当他领着我参观他的私人住宅和花园，以及我们站在一起凝望屹立在远方庄严的富士山时，我就产生了这种感觉。”(45)

团琢磨之死是右翼分子向三井银行实施的报复行动，他们指责三井银行奸诈地从购买美元的丑闻中获取暴利。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后，三井和其他的财阀银行一样，断定日本将脱离金本位制，日元将大幅度贬值，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抛出日元，买进美元。这些外汇交易估计使三井净获利5000万美元。然而，这些银行在本国货币上的投机行为激起了人们的爱国抗议运动。这一事件在1932年的大选中被证明是个使人动感情的问题。在政治极端主义日益高涨的氛围中，很多人对井上和团琢磨男爵的刺客们表示同情，他们都被宽大处理，几年之后，刑满释放。

拉蒙特没有立即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知道如何抛弃自己的客户。这时，日本政治向右翼倾斜的势头已很明显。关东军席卷了整个东北，建立了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并把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立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柳条湖事件、轰炸上海、井上和团男爵被害等一连串的事件本来应使拉蒙特擦亮眼睛——他不能再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来为自己开脱。从其1932年初至以后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拉蒙特对日本的种种做法大为不满，他还曾警告日本方面，像在上海那样的错误如果再发生的话，将会使华尔街对日本的任何同情彻底消失。

然而，那年春季，令人迷惑的事情发生了，拉蒙特和马丁・伊根突然间转变了态度，又回到了支持日本的立场上。他们俩成了桦山爱辅伯爵的亲密朋友。桦山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纽约长岛结婚，与裕仁天皇关系密切。桦山爱辅的祖亲曾任海军上将，并当过一届“台湾总督”。拉蒙特和伊根鼓励他按照墨索里尼的模式，也在美国建立一个日本的信息中心，并非常自豪地向他介绍了他们在意大利所做的工作。那年春末，伊根去日本商讨与中国有关的事宜。他回来后谈到中国秩序混乱，匪盗猖獗，并指责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他的口吻俨然是个军国主义分子。(46)

这时，摩根财团不知道听从哪个主子好，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几天后，1932年5月15日，又一起政治谋杀事件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形象。年迈的犬养毅首相在他的官邸前，被九名年轻军官乱枪射死，原因可能是他打算裁减军队规模。他的接任者是海军大将齐藤实。从此，日本党派政体就此终结，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

1932年秋，拉蒙特不得不面对令人不快的柳条湖事件，也意识到他当时为井上起草的新闻稿是一种造谣惑众的宣传。国际联盟专门为此事委托利顿勋爵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远东。在利顿的报告得到国际联盟的认可之前，拉蒙特的助手弗农・门罗与该调查团的美国成员弗兰克・麦科伊将军共进了晚餐。第二天早上，门罗告诉拉蒙特说：“那位将军谈到，究竟是否发生爆炸是个疑问。日方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就在所谓的爆炸事件发生地点，正常的火车班次在爆炸发生后不久继续通行，而日方越是解释，越是不能自圆其说。”(47)一个月之后，利顿的报告公布于众，它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违反了国际联盟的盟约，并指出伪满洲国不过是日本树立的傀儡。虽然该报告批评中国“先”挑起事端，但日本脱离了国际联盟，公开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到这时，拉蒙特有点不知所措了。在大量有力的但又相互矛盾的证据面前，他还想相信日本的意图是好的。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他坐下来写了一篇备忘录，并注明“绝密”。拉蒙特是否将此文传阅不得而知，但它却反映了他逃避现实。该文是这样开头的：“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然后他写道：“关于日本的动机，美国的怀疑基本是，日本想侵占整个亚洲大陆，甚至可能会寻衅与美国开战——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为了排除这样的误解，他建议美日双方联合发表一个贸易及和平关系的声明。该文的结论简直是个绝顶荒唐的黄粱梦：“如果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话，关于战争的所有言论都会立即停止，人们的心理状态会发生转变，我们两国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不难找到解决办法。”(48)

拉蒙特关于日本不久将恢复文官政府的信念越来越难以维持。作为满洲国的“主子”，关东军在那里建造了巨型大坝和工业基地，为其开展全面的侵华战争磨刀霍霍。被称为“日本的凯恩斯”的新任日本大藏相高桥，把军费开支提高到几乎占日本全部预算的一半。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及其主要倡导者，此时已不复存在了。

1934年，拉蒙特突然转变了观念。当他猛然觉醒时，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他的所有信任此时都变成了怨恨。他撤消了对日本文化组织的捐款，冷落来访的日本要人，并警告日本总领事，不要错把美国的和平愿望当成怯懦。当他听说英国内阁打算恢复同日本的盟约关系时，他立即游说，加以阻止。他情绪激动地写信给格伦费尔，并希望该信能在白厅中被传阅：“现在产生了一个军事集团，它取代了20世纪20年代存在的公正的自由主义派政府……如果自由派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属实的话，这个军事集团的许多所作所为跟年轻的德国纳粹如出一辙。”(49)

日军继续吞并中国东北部地区，其军事行动终于在1937年导致日本侵华战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此事是摩根参与中国事务的令人悲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摩根在中国的活动始于威拉德・斯特雷特的梦想，即美国可对日本侵占中国起缓冲作用，而以摩根的高级合伙人汤姆・杜蒙特作为这种行动的“辩护士”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