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1932年的华尔街是个阴沉的被人遗忘的鬼城。证券公司每月有“苹果假日”——一种无薪假日，这天穷困的经纪人可以到外面人行道上卖苹果，以补工资的不足。苹果小贩们出现在摩根财团坐落的街角。

城里商业区的不动产业十分萧条，建筑公司因此无法偿还债务，持有这些公司债券的那些精明的投资者成了华尔街将来的主人。惨景遍及各处，河滨公园贫民的陋室——“胡佛村”连成片，中央公园内的林中本来很幽静的场所成了穷人的破烂居地。在派克大道上，许多原来由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家们居住的具有十个起居室的公寓现在找不到房客。新建成的帝国大厦只有一半被租用，被嘲笑为“空国大厦”。

对那些参加私人俱乐部的贵族来说，这往往是一个大祸临头、苦中作乐的时期。在联合同盟俱乐部的一个房间，全部墙壁都贴满了被股市崩溃弄得一钱不值的股票证书（当股市回升时，这些证券又被迫不及待地从墙上揭走）。在连续两年跌落之后，股票市场在1932年7月8日跌到最低点。到这个低点时，已经有两千多家投资公司破产，新的股票认购量只及1929年最高峰时的10%，在证券交易所，无精打采的交易人发明了一些消磨时间的新游戏。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在大崩溃以前索价55万美元，现在只值6.8万美元。主要金融机构发行利息率更低的新债券来替换老债券。

1932年，1.25亿美国人中几乎有1300万人失业。200万美国人搭乘棚车四处寻找工作，夜宿流浪汉营地。胡佛拒绝放弃经济学的正统做法，奋力采取措施以对付大萧条。他有时求助于空想出来的办法，来解决美国的沮丧情绪问题。他多次认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好笑话、一首好诗、一支好歌。他甚至找到习惯拿“政治”开玩笑的幽默作者威尔・罗杰斯，请他写一个好的笑话，用以结束由恐慌引起的囤积。胡佛本人每天却都是一副参加葬礼的表情。国务卿亨利・斯廷森一次在白宫与胡佛会谈之后说：“会谈像是坐在墨水浴缸里。”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评论道：“如果你放一朵玫瑰花在胡佛手里，它会很快枯萎。”(1)胡佛有他的办法来减少国家的苦难。1932年，他坚持说：“没有人真正在挨饿。比如说，流浪汉们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纽约的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2)

那一年春天，杰克・摩根居然也受到激励，难得地活跃起来，参加了一次公共活动。坚信人必须自立，他引用他喜欢的《圣经》“以西结书”中第二节的第一段：“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3)杰克认为上帝对福利国家不满。他宣扬旧时的宗教。他告诉林利思戈侯爵说，诚实、正直和节俭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真正答案。在我看来，问题主要起源于贪婪”。(4)他支持胡佛的主张，认为出路在于私人慷慨解囊，而不是政府干预。1932年3月，他参加了纽约社区组织的募捐会。他身着晚礼服，在自己的默里山庄作了呼吁帮助的广播讲话，男管家亨利・菲齐克和其他仆人在后厅从收音机中聆听。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尽我们的责任”，并表示支持在职工人每周捐出一小部分工资来救助失业者的计划。杰克本来最怕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他的合作反映了富人们中间的一种恐惧情绪。与此同时，拉蒙特帮红十字会为在中西部旱灾中蒙受损失的农民们筹款。

以陈旧的观念笃信古典经济学家，这使得崩溃后的衰退变成了似乎无法解决的萧条。在1931年底，联邦储备银行在两个星期之内将贴现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为了保持预算平衡，1932年的联邦收入法案几乎把税率提高了一倍，这又是一剂杀害病人的灵药。在摩根银行，并非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反对试验。在整个1932年，拉塞尔・莱芬韦尔，这个反传统主义者和自称为坏脾气的民主党人，把那些害怕通货膨胀性支出的人嘲笑为“身处北极严冬，却为热带的酷暑担心的人”。(5)然而莱芬韦尔本人的观点像是在疾风中旋转的风标，不多久，他又转为支持平衡预算的正统观点。他告诉李普曼说，公共工程计划只会延长萧条，并顽固地认为金本位是必要的。

胡佛政府在1932年的主要政策举措是组建复兴金融公司，这对摩根是大为有利的事。组建这个公司的目的，是向银行、铁路和其他资金短缺的行业提供贷款。拉蒙特在前一年就告诉胡佛，美国铁路的困境是“国内复苏的主要障碍”。铁路公司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负债累累，无力为它们发行的债券还本付息。当范・斯韦林根兄弟对1931年为他们提供的秘密挽救贷款违约时，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一起和两兄弟作了一次坦率的谈话。他们告诉这两兄弟：“事实上，我们是他们全部财产的所有者。”(6)正因为如此，在铁路公司的问题上，摩根银行打破常规，不反对政府出资挽救企业。奥里斯・范・斯韦林根说，他和曼蒂斯是“站在台阶上等他们（复兴金融公司）开门”。(7)范・斯韦林根兄弟从复兴金融公司借了7500万美元，这给那些认为复兴金融公司是富人福利机构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根据。

艰难的日子并没有影响摩根高级合伙人的显赫生活。即使他们的提款权——即每年作为合伙人而得到的百分比——减少一半，他们也仍然有20世纪20年代留下来的财富。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享受这些财富而不感到内疚。杰克应该如何处置他的海盗号呢？这条新游艇大得足以容纳一个小的流浪汉村庄。为了防止不良影响，他决定先将它封存一段时间。他告诉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说：“看来让海盗号今年夏天出航是不明智的。有这么多人正在蒙受失业之苦，甚至在挨饿，因此不在公众面前炫耀这样奢侈的消遣是比较明智和仁慈的。”(8)他提出将船租给小约翰・洛克菲勒。

汤姆・拉蒙特在他的合伙人账户上有2000多万美元，他有的是机会在旅行上与杰克平起平坐。杰克喜欢与主教和医生们一起航行，拉蒙特则愿意与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们结伴同行。1931年春天，拉蒙特与弗洛伦斯和沃尔特・李普曼及夫人，以及古典文献学者吉尔伯特・默里一道在爱琴海做了一次漫游。约翰・梅斯菲尔德在雅典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不少关于在“农神”号上这次萧条时期的欢聚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拉蒙特身着双排扣西装，上装口袋里装着手帕，条纹背心也很时髦。他那精明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眼角显出了鱼尾纹。他身材不高，秃顶，一双颇具鉴赏力的眼睛，富有同情心而又十分机警，似乎把一切尽收眼底。另一张是在船长桌子旁边摄的，大家都很有风度地站着，沃尔特・李普曼看上去精神抖擞，而拉蒙特则专注地看着桌下。在这墙壁镶着木板、桌上铺着干净桌布的环境里用餐，这群人的奕奕神采与美国当时的阴郁气氛大不相称。

拉蒙特夫妇携带着42件行李抵达帕特拉斯时，希腊人把他们作为外国要人来接待，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礼仪。省长亲自把弗洛伦斯的帽盒提上岸，一个希腊内阁的代表逐个地检查他们下榻旅馆的每一个盥洗室。汤姆和弗洛伦斯喜欢装出一种不拘习俗的天真。在这次田园诗般的旅行中，弗洛伦斯报道说：“我们的午餐几乎总是野餐式的，因为多数旅馆的饭菜都非常差。午餐后，我们在阳光下读点关于希腊的诗歌。”(9)

如果看上去大萧条丝毫未损害摩根的世界，这仅仅是假象。在1929到1932年之间，摩根银行眼看着它的净值——它的基本资本的缓冲——以令人心惊的速度下跌。在胡佛离职前，净值由原有的1.18亿美元已跌至这一数目的一半。总资产从7.04亿美元跌到4.25亿美元。即使是对摩根财团来说，这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低级合伙人，他们分担了损失，但并没有机会在当年分享可观的多头市场利润。摩根银行在录用人时，仍然以才取人。正像一部摩根的官方历史书所说的那样：“另一个选择，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本录用更有钱，而不是更有才能的人做新合伙人。这种做法会降低银行的质量，因而被认为是不可取的。”(10)

摩根财团银行仍然保持着皮尔庞特的家长式作风。在薪金的削减高达20%时，职员们被告知，在合伙人完全恢复资本账户的提款权之前，首先需要恢复被削减的职员薪金。当银行关闭了雇员餐厅时，它给雇员们发了午餐津贴。职员的家庭每年还可以免费在缅因州的摩根乡村营地度假两周。对摩根建富公司的职员来说，杰克提供的白金汉运动场可以部分地消除大萧条带给他们的无聊。这个运动场有一个板球场、一个硬地网球场、经过修剪的草坪和一个茶楼。这些额外优惠激励了狂热的效忠热情，并使雇员间形成了一种近似于在迷信团体中的那种信徒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他们在大萧条中真的遭受了什么痛苦的话，与大理石墙外的人们所遭受的难以名状的苦难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让我们来看看1932年的政治，因为那些导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案和摩根财团分家的事件都是根源于这一年。第一个向华尔街宣战，并推动那些最终导致有关新银行立法的听证会的，正是赫伯特・胡佛。胡佛在处理与他的摩根朋友的关系问题上，总是有一点臆想的味道。1931年，在白宫度过夏天后，德怀特・莫罗告诉拉蒙特，胡佛情绪低落，感到“他一直在试图贯彻纽约的银行的观点，然而从它们那里只得到冰冷的回报。”(11)拉蒙特给胡佛去了一封短信，想让他的情绪好点，但在他与总统的关系中有一种不自在的潜流。

胡佛与摩根财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做采矿工程师的时候。1917年，他是欧内斯特・奥本海默爵士和摩根之间的中间人，前者打算把他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金矿集团公开上市。为了巩固他与华尔街的新联系，奥本海默坚持在新公司的名称中加上“美国”字样。由此诞生了这个英美公司，该公司后来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公司。很明显，拉蒙特认为这将开始一系列新的能够利用胡佛才能的采矿事业。正如他告诉摩根建富的那样，英美公司的交易是“一个综合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主要涉及与胡佛先生一起从事的采矿事业”。(12)但胡佛在这个交易中违约，拉蒙特后来支持奥本海默撵走胡佛和威廉・哈诺尔德工程师的做法。拉蒙特通知伦敦方面说：“我们不应与奥本海默在他对哈诺尔德或胡佛的看法上有什么矛盾。”(13)

撇开这段历史不说，摩根和胡佛也注定会在政策上发生争吵。胡佛感到国会对他是个大束缚，这个国会很少关注欧洲的问题，不关心支持“买美国货”的宣传，对取代英国掌握世界经济领导权毫无兴趣。而摩根财团要保护自己的欧洲客户，它的国际主义对胡佛来说，正像对他的共和党前任一样，也是成问题的。另外还有个人风格上的冲突——胡佛粗暴而无幽默感，而摩根的那些合伙人则高雅而有贵族风度。

1932年7月，世界经济看来像是终于要摆脱德国赔款和协约国战争债务这两个包袱了。在瑞士洛桑，欧洲的首脑们达成了一项可以有效地结束债务游戏的君子协议，如果他们可以停付战债，那么他们就停止索取赔款。拉蒙特兴高采烈，把这视为自凡尔赛和约以来的经济战事的终结。他派马丁・伊根去白宫，并非是去要求胡佛取消全部战债，而只是请他重新研究战债问题。

从华盛顿回来后，伊根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为了一个问题如此激动过。总统讲了一通话，其中充满了愤怒、自怜和无能为力的沮丧。他附和着普遍的公众情绪坚持认为：“拉蒙特在这个问题上全错了，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美国人民不喜欢和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这种反对欧洲人的联合……拉蒙特不能理解席卷这一国家的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欧洲人是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许欧洲人已经解决了德国赔款问题，但他们是以最糟糕的该死方式来解决的。”(14)他将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债务缓期，拒绝法、英推迟归还即将到期的付款的请求，他迫使法国违约。这样，就在希特勒出现的前夕，协约国还在为困扰了它们多年的陈旧金融问题而争吵不休。

摩根和胡佛在华尔街空头投机问题上的矛盾很大，相比之下，他们在债务问题上的不和算是很温和的。喜怒无常而又孤僻寡言、面色冷峻的胡佛现在同意普通美国人的看法，认为华尔街是一个为专业人员所操纵的大赌场。胡佛把股票市场看作是自己的成绩报告单，而这上面不断显示着他不及格。他逐渐相信，民主党在搞阴谋，通过做空头压低股票价格，即出售借来的股份，期望将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回而牟利。

在1930年的自杀性市场上，“大量抛空者”首先把自己搞得臭名昭著。伯纳德・“抛出”・本・史密斯是其中的大师，他是20世纪20年代联营基金投机分子，因1925年价格上升而遭受重创。那年10月他突然发迹，在大崩溃的那天大肆庆祝，大叫“统统抛出！它们一钱不值”。(15)这类故事使胡佛相信，在市场上有恶毒的势力在起作用。他开始编拟参与空头阴谋集团的成员名单，甚至声称他知道他们每星期天下午碰面，密谋一周的破坏计划！(16)一些通风报信者使胡佛的这一偏执火上加油。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弗雷德里克・沃尔科特告诉胡佛，伯纳德・巴鲁克、约翰・拉斯科布和其他华尔街的民主党人正在计划“大量抛空”，以使胡佛在连任竞选中败北。

胡佛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官员们应该公开谴责这些罪犯。1932年1月，他把证券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召到白宫当面命令。他说做空头的人是在阻止经济回升，并警告说，如果惠特尼不对他们加以制止，他将要求国会对交易所进行调查，甚至可能要求对之施加联邦管制。惠特尼拒绝承认做空头有任何危险。私下里，摩根合伙人们嘲笑胡佛的固执念头是荒唐和臆想的，但他们不能平息胡佛那深深的仇恨。

尽管害怕公开听证会可能会挖掘出“令人泄气的污秽物”和破坏经济复苏的活动，胡佛还是在1932年要求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开始对卖空行为进行调查，这使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感到非常不快。为了阻止调查，拉蒙特去白宫与胡佛和国务卿斯廷森共进午餐。胡佛说具有破坏性的空头投机者抵消了他那些具有积极作用的措施，他的这个观点在听证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拉蒙特说：“我力图明确地向总统说明，如果这种调查得到鼓励而无法无天，那么只会在全国导致不安，并使他正在引导我们为之努力的所有建设性目标不能够实现。”(17)

在4月间，理查德・惠特尼是第一个证人，他把胡佛的指责称再“纯粹荒唐”。即使听证会已经开始，胡佛和拉蒙特私下里对卖空问题仍在唇枪舌剑。胡佛把一切都归咎于空头市场，比如公众信心低落，商业停滞，还有物价下跌。拉蒙特直率的回答具有喜剧性的刻薄。针对胡佛关于“真实价值”正在被抛空所毁灭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证券不能盈利并且不分股息，那么它还有什么‘真实价值’呢？”(18)他认为经营不善的商业应该对股市下降负99%的责。

报界有极好的时机来嘲笑参议院对空头行为的围剿，这些行动的结果没有揭露出任何民主党的阴谋。然而在4月底，一个分委员会把听证的范围扩大到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市场操纵。关于美国无线电公司联营基金的策划被公之于众。高盛公司的沃尔特・萨克斯不得不对埃迪・坎托和其他4万多投资者在高盛交易公司的损失作出解释。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听证会从现在转向过去时，关于大崩溃的记忆在公众心目中又变得清晰起来。最初，小城镇的居民还傻笑着把大崩溃看再是当时总统加尔文的霹雷对大城市罪人的打击。只是到了现在，当人们意识到股票市场的崩溃是萧条的前导时，对银行家的普遍怒火才真正燃烧起来。

在争论期间，胡佛不得不对付债券市场的严重不景气，在这个市场上卖空是绝对被禁止的。美国公司界无法应付20世纪20年代累积的债务，其中很多是用来接管公司的。很多债券无力还本付息，在极端的例子中，债券随着每次易手，股价向下跌落10点、20点甚至30点，这威胁着银行制度。如果储蓄银行不能将债券换成现金，它们可能会没有钱来支付储户，因而可能造成挤兑和银行破产。结果是由摩根牵头采取行动，制止了债券市场进一步下滑。35家银行拿出了1亿美元来购买高质量的债券，这笔联营基金绰号为“星条旗永不落”。拉蒙特任这个基金的主席，他在这一时期比日本天皇有更多的头衔可以炫耀。摩根银行称赞这个行动的爱国主义性质，然而这又正是摩根的拿手好戏——从公众服务中牟利。摩根银行认为债券的价值是被严重低估了，而它同时又有多余资金在手。J.P.摩根公司告诉它的巴黎合伙人说：“如果公司的组织……可以在消除公众疑虑方面起一点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是越大越好。”(19)

拉蒙特一直将基金的情况通报给胡佛。从债券市场的运作中，一些玩世不恭的人发现，可以设法增加共和党在秋季竞选获胜的机会，似乎胡佛会以难以驾驭的公牛去与熊来对阵。如果真是这样，这一策略对胡佛来说正好事与愿违。拉蒙特以这种基金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威胁要解散这个基金，除非取消关于卖空的听证会。最后，基金还是继续了下去，并获得了一大笔利润。听证会一直拖下去，最终在1932年初发展到人们始料未及的范围。这些听证会最后被称为“佩科拉听证会”，得名于新的分委员会在1933年1月任命的律师费迪南德・佩科拉。佩科拉听证会直接导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摩根财团的肢解。

1932年秋天，胡佛蒙受了任期内最后一次羞辱——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危机。历时3年的通货紧缩已经大大减少了许多贷款背后的附属担保品的价值。当银行收回担保时，生意的不景气更为严重，并造成更多银行挤兑和破产。1932年以前，几千家关闭的银行主要限于农村小银行。然而在那年10月，内华达州州长关闭了该州的银行。随之而来的是州银行关闭的可怕浪潮日甚一日——“关闭”一词被美化为“放假”。这一浪潮由2月份密执安州银行关闭8天而达到高潮。这一势头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罗斯福宣誓就职时，已经有10个州关闭了它们的银行。

从11月选举到1933年3月的就职典礼，是一个瘫痪的时期，胡佛和罗斯福彼此怒目相视，情绪对立。胡佛备受刺激，四面受敌，怨气冲天，拒绝在没有罗斯福合作的条件下采取任何新的措施，而罗斯福则要一切等他上任之后再说。对摩根财团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经过连续三任共和党政府，摩根银行与白宫的联系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银行都更紧密。在胡佛任内，总统只不过是电话之遥。有时摩根银行的权势看上去正像赤裸裸的左翼所宣传的那样可畏。现在政治的轮盘转了一圈，摩根银行不得不为生存而搏斗。

早在1929年，胡佛就提出了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的想法，而这个主意现在得到了支持。它早在1930年就出现在卡特・格拉斯参议员提出的银行法案里，并在1932年成为民主党政纲的一部分。在竞选中，罗斯福认为胡佛应对1929年的投机狂潮和那些留下一连串违约劣迹的大量外国贷款负责。在1931年玻利维亚成为第一个违约的拉丁美洲债务国之后，几乎每一个拉美政府都纷纷效法。

在胡佛对“大量抛空”进行讨伐之后，摩根财团没有人为总统的离职感到难过。拉塞尔・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组成了投罗斯福票的摩根少数派。事实是，莱芬韦尔对李普曼表白说：“我无法为一个绝望的人投票，这个人希望继续以绝望的措施来补救绝望的形势。”(20)再说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罗斯福将成为一个敌人。温文尔雅的罗斯福严厉责备胡佛花钱大手大脚，而他则提倡预算平衡。他看上去平淡，不那么大胆。莱芬韦尔对罗斯福有点倚老卖老，称他为“一个面带可爱笑容、举止文雅、和蔼和有善意的家伙。”(21)

从社交角度来讲，罗斯福远比胡佛更合乎摩根的标准。莱芬韦尔在财政部工作时就认识罗斯福，那时他在海军部工作。莱芬韦尔兴奋地为摩根建富的维维安・史密斯列出罗斯福的名门身世。他提到罗斯福在格罗顿和哈佛受过教育，在哈得逊河成长，祖先是很早就移居纽约的荷兰移民，以及他曾就业于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公司——该公司曾在反托拉斯案件中为公司客户作辩护。他最后讽刺地说：“按照胡佛这个外国采矿工程师的标准，具有上述背景的这个人将危及美国各家公司企业。”(22)拉蒙特也认识罗斯福，他曾租用过罗斯福在东六十五街的房子。在宣誓就职前，他给罗斯福打了电话，并匆匆草就了几封给亲爱的“弗兰克”的信。

如果在政府交替的冬季预示了将来的良好关系，那么同时也有一些具有警告性的迹象。1932年夏末，莱芬韦尔和罗斯福交换过一次意见，这件小事预示着日后巨大的冲突。8月间，莱芬韦尔给“弗兰克”写了封信，嘲笑卡特・格拉斯正在努力推进的银行改革。在这封信里，他试图用一种具有同志情谊和一致看法的口吻说：“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不能用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的恶棍——不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通货紧缩和萧条。我们也知道，在这些禁令和法规下，到头来谁也不会有多大发展。”(23)罗斯福不但没有迎合莱芬韦尔，反而对他大泼冷水：“我希望银行家能向我承认，在1927至1929年期间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并能看到银行家们现在全心全意地支持防止这种状况重演的措施。难道银行家们就看不到他们在这一进程中自身的利益吗？”(24)摩根财团看不到它在这一进程中的利益，这是摩根的悲剧。公众要求有人为了1929年发生的事道歉，银行家们不愿承担这个责任。莱芬韦尔告诉罗斯福：“银行家们实际上不能对1927到1929年间发生的事情负责，有责任的是政治家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银行家要做虚假的认罪呢？”(25)然而，由于莱芬韦尔十分厌恶胡佛的关税、孤立主义和赔款政策，他还是十分乐意地投了罗斯福一票。

摩根银行为了给莱芬韦尔在财政部弄到一个位子而进行活动，这也被视为罗斯福金融政策是否健全的试金石。一切迹象都令人鼓舞，蒙塔古・诺曼告诉拉蒙特：“我要等着听到莱芬韦尔入选的消息后，才能愉快地休息。”(26)当卡特・格拉斯参议员被问及关于再次担任财政部长职务一事时，他说他将雇用两个摩根的人和过去的副手：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27)沃尔特・李普曼也加入了这个“乐队”。但罗斯福向后退缩：“我们就是不能和23号绑在一起。”(28)这个缩写表露了一种对摩根银行不利的意向。尽管没有得到财政部的职位，莱芬韦尔仍继续是罗斯福所信任的朋友和顾问；由于他部分地支持政府，他又被华尔街看作“不肖之徒”。

打掉莱芬韦尔试探气球的可能是费迪南德・佩科拉——来自纽约的53岁的前地区检察官助理。佩科拉在1933年1月接管了参议院对华尔街的调查。他抽短粗的雪茄烟，总是衣袖高卷。具有顽强意志的佩科拉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听证会陷于僵局。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态度非常微妙，不偏不倚，其实都是害怕两党大亨的名字在听证会上出现。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保持沉默。有佩科拉作律师，听证会获得了一种新的、无法抗拒的势头。这些听证会提供了一部股票市场崩溃的秘史，一个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报告，并使一代银行家因此名声扫地。从那时起，银行家们就被称为“银行强盗”。

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佩科拉就已经将调查的注意力集中于国民城市银行，揭露了它的一些著名银行家的利欲熏心的面貌，特别是该银行的负责人查尔斯・米切尔——一个“黑色星期四”抢救队的成员。通过佩科拉，公众得到了对银行家们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他们在“保护公众”的幌子下算计公众。佩科拉揭露，摩根为了保持国民城市银行与谷物交易银行的合并而提供的1200万美元贷款，已经超过了摩根净资产的5%，使得银行蒙受了重大损失。同时还揭露，为了缓和国民城市银行在大崩溃中的损失，100个高级官员从一个特殊士气贷款基金会借了240万美元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后来并未归还。

佩科拉还研究了国民城市银行的业务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国民城市银行的1900多个推销员将大量风险很大的拉丁美洲债券推销给大众。被揭示出的事实还有，就在向投资者兜售巴西、秘鲁、智利和古巴债券的同时，该银行已经有了有关这些国家问题的内部报告。就在银行的审查人员批评了其母公司银行的糖业贷款之后，该银行的证券分支机构把这笔贷款以证券的形式卖给了投资者。这是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其证券分支机构将坏贷款塞出去的一个例子。佩科拉还举了宾夕法尼亚波茨维尔的埃德加・布朗作为例子，国民城市银行的推销员使他处于“一个面对维也纳、德国、秘鲁、智利、莱茵河流域、匈牙利和爱尔兰政府债券的令人迷惑的境地”。(29)

另一个所谓的“黑色星期四”“英雄”是大通银行的艾伯特・威金。威金是一个玩扑克的教士的儿子，在59个董事会中有席位，他被揭露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人。在1929年的6个星期里，他做大通银行股票的空头，赚了几百万美元，而支持这一投机活动的就是从大通银行本身借的800万美元贷款。为了锦上添花，威金还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证券公司，以逃避联邦税。大通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的情况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储蓄和投机之间的传统区别已不复存在，而这区别正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试图恢复的。

佩科拉的发现掀起了“反对华尔街”的怒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否决了对莱芬韦尔的任命。随着对听证会的关注，不论是在农场、办公室，还是在领汤的队列里或胡佛村中，人们开始确信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被人坑骗了。往日的一些“神”不过是一帮贪婪的小鬼。即使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人也对听证会的这种形势大为震惊。蒙大拿的伯顿・惠勒说：“恢复人们对银行信心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些欺诈的银行总裁从银行驱逐出去，用我们在奥・开彭不付所得税时的办法来对待他们。”连摩根的好朋友卡特・格拉斯也恶劣地开玩笑说：“我的州里有一个银行家试图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结果人们对他处以私刑。”(30)

当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之后，他打起了独立于华尔街的旗帜。就在那天上午，赫伯特・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理查德・惠特尼登上讲台宣布关闭证券交易所。金融大屠杀干得十分彻底，在1929年的25000多家银行中，7000家左右倒闭了。在这种金融毁灭的气氛中，冷酷无情的罗斯福把银行家们推向了审判台，他说：“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文明圣殿的高座上逃走了，我们现在可以使这个圣殿复归于古老的真理。”(31)

拉蒙特给罗斯福打电话，就银行业的危机劝告他，敦促他避免采用激烈措施。这一建议不仅反映了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心，也反映了他对政治权术的信心。J.P.摩根公司致电伦敦说：“看来我们颇不愿意考虑任何形式的联邦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一旦发生，将来便很难摆脱。”(32)罗斯福漠视拉蒙特提出的温和的补救措施，宣布了一个毫无例外的为期一周的银行假日。500多家银行就此再也没能重新开业。与一个银行紧急法案一道，这个强硬政策恢复了公众的信心，并且揭示了公众对紧急措施更易接受的态度。在整个新政期间，摩根财团不断重犯同一政治错误——一直宣传小改小革，而这些建议又总是被认为只是为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未被采纳。摩根银行没能提供一套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而只是用了恐吓策略。

尽管罗斯福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但是胡佛的暗淡政绩使得连摩根的银行家们也觉得有必要进行试验。杰克・摩根开始对罗斯福很欢迎，“当然，他的一些对策很可能是错的；但从总体上看，情况实在太糟糕，因此任何措施大概都不无好处。”(33)从1933年3月摩根档案中的通信可以看出，合伙人们对罗斯福的颂扬非常像其他受惊的美国人——他们也需要一个救星。他们不是已经看到自己的处方失败了吗？在罗斯福3月12日炉边谈话和银行重新营业之后，华尔街23号松了一口气，它向摩根建富通报说：“所有国民都十分钦佩罗斯福的作为，他在仅仅一周内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34)证券交易所行情大涨，在1933年价格上涨了54%。

然而摩根财团没能看到，像是天际边的一个小点，佩科拉听证会的风暴正向自己的方向逼近。在这个虚假的蜜月中，摩根财团干了一件著名的变节的事，它为罗斯福在4月份使美国脱离金本位一事而叫好。摩根希望这一措施可以导致美元贬值，提高商品价格，扭转致命的通货紧缩。若在平时，这是一个激进的措施；但在1933年，它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重新回到绿背纸币（即没有贵金属支持的货币）和自由铸造银币的老路，农民和其他负债者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年代的老的通货膨胀灵丹妙药重新复活。罗斯福受到一定的压力，必须采取一些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黄金正在大量外流，人们害怕这将减少货币基础，从而加重通货紧缩。

摩根财团为支持退出金本位出了不少主意。拉塞尔・莱芬韦尔与沃尔特・李普曼共进午餐，为他在一个报刊专栏撰文支持结束僵硬的金本位制度提供建议。莱芬韦尔认为有必要提高商品价格。他同时感到欧洲货币不断贬值，已经导致美元定值过高，对美国的出口不利。午饭后莱芬韦尔说：“沃尔特，你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再也担负不起把自己束缚在金本位上的后果。在这之后，也许罗斯福就能够采取行动。我相信罗斯福也会同意这一点。”(35)李普曼让莱芬韦尔审阅那篇文章，并请他加强文章中的要害论点。

莱芬韦尔在新政派中具有大知识分子的形象。当罗斯福后来指责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说话腔调像莱芬韦尔时，摩根索反诘道：“我希望我有他一半的智慧。”(36)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一个更激进的智囊人物，注意到了莱芬韦尔在金本位问题上对罗斯福起的决定影响。“在广泛地与他认为热心公益的纽约相识们——摩根财团的拉塞尔・莱芬韦尔可能是其中最受信任的一个——磋商之后，他得出结论，黄金必须全部封存，必须禁止囤积和海运国外。”(37)就在李普曼的专栏见报的第二天，罗斯福公开主张结束使用黄金。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他禁止黄金出口和囤积。众议院6月废除了关于证券发行的一个条款，这一条款规定支付必须使用金币。甚至连杰克・摩根也高兴地为这一举措喝彩。对那些仍然记得皮尔庞特・摩根在1895年是如何挽救金本位制，以及摩根银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如何将很多国家重新置于金本位制度下的人们来说，这些言论是惊人的，它们证明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的太平世界已经被彻底颠覆。

很多金融家感到非常震惊，犹如国家的船舵被猛烈地扯掉。预算委员会主席刘易斯・道格拉斯拖长音调说：“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38)伯纳德・巴鲁克对这突如其来的金融政策的改变同样感到惊恐：“这只能用盗贼的准则来辩护。可能国民们还没有认识这一点，但我想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比法国大革命更为激烈的革命。”(39)在欧洲，银行家们对之更感困惑，为什么美国在贸易顺差和有充裕的黄金储备情况下要使它的货币贬值。当听说蒙塔古・诺曼认为这一举措将会使全世界步入萧条时，罗斯福——他称诺曼为“粉色的老威士忌”——只是笑笑而已。黄金禁运表明，美国和英国都是为了国内目标而放弃了世界领导地位。世界在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战争中随波逐流，竞争性货币贬值是战斗的武器。

对受过老式经济学教育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摸不清方向的新世界。巴黎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伯纳德・卡特告诉J.P.摩根的合伙人，有一个罗马尼亚银行家走进摩根在旺多姆广场的办公室，破口大骂：

世界上有三个金融大国，它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对我们说教，告诉我们合同是多么神圣。但一旦事到临头，它们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食其言，先是英国脱离了金本位，接着是法国拒绝偿还对美国的债务，现在则是美国脱离金本位。我想我们罗马尼亚人好歹不是这种骗子。(40)

到了夏天，罗斯福谴责金本位和其他“所谓的国际银行家偶像”，称赞管制的国家通货的新世界。(41)尽管就背景而言，罗斯福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和国际联盟的坚强后盾，但他为了国内经济复苏而牺牲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领导地位。尽管比胡佛更具世界主义的倾向，但他对为英国融资还有一点余悸。正像莱芬韦尔建议的那样，他结束了英国的战债还款；但他不免认为英国银行家是一群狡猾的人，他们存心要骗美国佬。他解释说：“问题是，当你和一个英国人打交道时，他通常从交易中得到80%，而你只得到剩下的那部分。”(42)

因此，新政在早期从两个方面威胁着摩根财团。一方面，佩科拉听证会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可能导致政府对华尔街制订新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白宫对欧洲融资的立场预示着摩根财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特殊的外交作用的终结。经过20世纪20年代与华盛顿的一段暧昧关系之后，摩根银行将遭受永远被流放的厄运。

那年春天，罗斯福催促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执行一个更广泛和彻底的任务，以调查“恶劣银行行为的所有影响”。这无异于颁发了一个全面调查华尔街的许可证。银行委员会于是转向私人银行家——按照佩科拉的定义，这是一些“自己制定规则而不受任何检查的人”。J.P.摩根首当其冲，指望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可以逍遥法外是非分之想。对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如果遗漏了作为那十多年权力缩影的摩根银行，难道会是全面的吗？正像一位前共和党主席说的那样：“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的摩根银行所具有的，这种对金融、工业生产、信贷和工资的强大的集中控制。”(43)现在是华盛顿向华尔街的巴士底进攻的时候了。

费迪南德・佩科拉这位月薪255美元的委员会律师，是历史为摩根的银行家们提供的最好陪衬。佩科拉出生在意大利的西西里，是一个反对坦慕尼协会式的腐败政治的民主党人。他一头厚厚的波浪形的黑发中夹杂着一些白发，笑容斯文，下腭坚毅。在1912年竞选中，他是坚定的公麋党人，在1916年则转而支持威尔逊的进步民主党人。作为纽约的地区检察官助理，佩科拉多次承担艰难的使命——从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到狡诈的银行，从警察局到保证金担保人，他有着使80%的案子被判有罪的记录。即使是在他以较缓和的方法起诉时，他也有着奚落和使人感到羞愧的才能。他无畏又清廉，曾拒绝了几个来自华尔街法律事务所的就业机会。当他接手参议院的调查时，他以为他的工作在罗斯福就任前就会结束。然而，这一调查一直继续到1934年5月，并且他写出了长达一万页的证词，整整八大厚册。

摩根财团一开始讥笑佩科拉听证会，把这些听证会看成是一场马戏。拉蒙特认为这些听证会是一个政治策略，“旨在使猎奇的公众得以熟悉我们自己的银行机构的性质和范围”。(44)出于不事张扬的信条，摩根银行试图限制这一调查的范围。1933年3月22日，拉蒙特和约翰・戴维斯律师——192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绰号“摩根检察官”——一起到麦迪逊大街那间破旧的临时办公室里拜访了佩科拉。戴维斯努力保护摩根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权利，他还引用了一条纽约州法律，这条法律豁免私人银行受到州政府的检查。佩科拉攻击绅士银行这个对其资本账目保守秘密的特权。依照戴维斯的劝告，拉蒙特拒绝披露摩根的资本状况，反对检查银行账目，坚持为客户账户保密。作为杰克・摩根的密友、近邻、拉廷敦圣约翰教区的教友，戴维斯对任何关于摩根不诚实的暗示都非常愤怒。他很快地将问题上升到名誉和宪法权利的高度。两天之后，他告诉佩科拉，他对佩科拉要求得到J.P.摩根公司过去五年的资产负债表一事感到“非常寒心”。

拉蒙特还与帕克・吉尔伯特一起，拜访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试图利用他的影响，使摩根的年度报告不至于被公开。哈里森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一要求所感到的震惊。佩科拉把摩根拒绝回答他的问题解释为露骨的藐视，于是他在报界和国会山与摩根银行开战。他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委员会调查私人银行——这是对摩根的一个及时提醒，告诉摩根银行其之所以没有受到整顿，完全是出于政府的容忍。佩科拉取得了胜利。他的侦探们在华尔街23号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了六个星期，仔细审查外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记录。作为对摩根名声的让步，调查在每晚六点结束，而他们的同事则每天在华尔街的其他地方一直干到半夜。

作为银行形象塑造者，拉蒙特力图淡化似乎他在妨碍调查的印象。4月11日，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聪明的信，保证给予合作——摩根银行要把不可避免的屈服变成一个机会。他写道：“就让委员会的人看到资产负债表这一具体事项而言，我们从未有过丝毫犹豫。我想我可以加上一句，你会认为它是非常令人满意的。”(45)最后一句话暗指双方存在着共同见解，拉蒙特似乎是在提醒罗斯福他的显贵背景。

杰克・摩根对佩科拉格外恼火。他深深地坚信摩根的职业道德，并认为任何调查按其定义来说就是民族仇杀。他抖出了一堆色彩十足的道德形容词；到了66岁的年龄，他不打算再学习容忍。佩科拉被贬为一个“肮脏的小意大利鬼子”“一个狡猾的小刑事律师”和“一个二流刑事律师”。(46)杰克从未想过也许佩科拉可能会揭露出什么毛病来。他同时认为炮制这些听证会只是为了迎合公众的下流口味，他告诉林利斯戈侯爵：“说实在的，发现我们有什么欺诈行为的风险是不存在的。但是，此事却要占去所有合伙人以及一个事务所全部律师的时间，去搞清银行的全部历史并准备回答委员会的问题。”(47)拉蒙特告诉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他对在华盛顿进行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和那个“年轻的西西里律师费迪南德・佩科拉”的行为感到遗憾。(48)带着这种自负的道德感，摩根的合伙人们盲目地向听证会进军了。

就在合伙人们为5月出席听证会作准备的时候，听证会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由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参议员和亚拉巴马州的亨利・斯蒂格尔众议员联合提出的一个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提案，渴望在众议院得到通过。这将迫使商业银行放弃它们的证券公司，储蓄和信贷业务将同证券业务分离。惩罚华尔街的政治运动变得不可抗拒。谁也没料到证券业务改革会成为早期新政的首要任务。但佩科拉惊人的调查结果迫使罗斯福政府对华尔街采取行动。

在平民主义感高涨的1933年，左派和右派蛊惑民心的政客们发现摩根财团是一个合适的打击对象。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作了题为“我们的永恒统治者”的演讲，以响应佩科拉的调查。在这个讲话中，他不顾事实地说罗斯福在财政部任用了大批摩根的人。他声称，罗斯福像胡佛一样对摩根感恩戴德，并说：“帕克・吉尔伯特来自摩根银行，莱芬韦尔……哼哼哈哈有什么用？我们知道谁在指挥。”(49)

对摩根银行的威胁远远不止来自南方的政治蛊惑家和罗斯福的智囊团中的教授们，威胁也来自银行界自身。1933年，大通银行与公平信托银行合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小约翰・洛克菲勒的一个连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3年早些时候接替了大通当时名誉扫地的总裁艾伯特・威金，并准备重振该银行的声誉。为此，他暗中推动分割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1933年3月，他采取措施收回大通在其证券子公司大通-哈里斯・福布斯的全部股本，使之脱离大通银行。同样，在国民城市银行接替查尔斯・米切尔的詹姆斯・珀金斯，相信该银行不计后果的股票子公司几乎毁了这家银行，因此他也支持分割银行功能。银行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团结为背后中伤和损人利己所代替。按照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说法：“奥尔德里奇的做法被解释为洛克菲勒对摩根财团的攻击；他一度几乎获得阶级叛徒应得的礼遇。”反击来自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他抨击奥尔德里奇的建议是“有史以来从金融界成员那里听到的最具有灾难性的”。(50)银行界的分裂加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

摩根财团是第一个受到佩科拉调查的私人银行。在不停顿的三个月准备之后，摩根一行仪态万方地住进丽思卡尔顿饭店2000美元一天的套间，随行的还有由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律师的一小队人马。杰克将是第一个证人。头一天晚上进行预演，约翰・戴维斯向他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戴维斯认为当初皮尔庞特在普约委员会上的高傲不利于摩根财团，他劝告参加听证会的人不要回避问题，也不要争论或急于辩护。后来他回忆道：“我把合伙人们集合起来，每天给他们上课。”(51)人们早就狂热地等待着杰克这个明星证人的出场。那天上午，人们纷纷打电话给国会山，希望在那闷热、人满为患的参议院会议室得到座位。在路上，杰克对他的司机承认，他怕自己会沉不住气。查尔斯・罗伯逊不以为然地说：“噢，你不会对那帮人发脾气的。”(52)杰克冷静了下来，他决心不和他们一般见识，绝不。他的举止要有尊严。在几个强悍保镖的陪伴下，他步入了国会大厦。

5月23日星期二上午，离10点还差几分钟，几个警卫人员为杰克・摩根进入听证会会场开路，汤姆・拉蒙特和约翰・戴维斯走在杰克的两侧。在闪光灯泡的炸响和旁观者的嘈杂声中，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银行家在枝形吊灯和科林斯式的壁灯下走过。尽管他的名字带有传奇色彩，66岁的杰克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像幽灵一样虚幻。他看上去并不可畏。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以上，他是一个有着宽阔的肩膀和鸡蛋形秃头的白发黑眉老人。他内心可能感到胆怯，但仍带着和蔼的笑容。他身着做工精细的三件套的西装，金表链露在外面，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他和佩科拉形成典型的鲜明对比——冷静的极端保守派面对十分自信的移民。

没有人比杰克更不愿意从半退休状态被拖出去。在此危机时刻，他沿袭三代摩根所遵循的传统，也就是朱尼厄斯60年前灌输给皮尔庞特的绅士银行家准则。杰克的开场白追溯到皮尔庞特在普约听证会上的陈述，称人格是信誉的基础。

私人银行家是自中世纪起就存在的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一套职业道德和习俗准则，银行家声誉、力量和对其所工作的社区的帮助，都依赖于他对这些准则的遵守……这一准则永远也不能为任何法律所完全阐明，但它有远比任何法律都强大的威力。一个私人银行家如果在从事这项职业时无视这一准则，那么他就会丧失他的信誉。这种信誉是他最宝贵的财产，是他多年的正直和诚实交易的结果。但这种信誉可以很快地丧失，而且一旦丧失，它就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也许永远也不会恢复。

如果允许我提及我有幸作为其高级合伙人的这个银行，我则要说，我们头脑中自始至终的一个念头就是，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53)

这个陈述是杰克所能表述的最清楚的原则声明，什么是他天生的权利，以及做个摩根银行家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的这种坦率的说法在美国人听来是异常的不合时宜。杰克是一个老派银行家，就像炼金术士在原子时代不合时宜一样。历史学家威廉・刘赫旦伯格写道：“在证人席上，摩根像是从狄更斯笔下的账房中复活过来的。”(54)这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因为杰克是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伦敦受训的，并且从未放弃过那时候银行业的社会习俗。

佩科拉的黑发向后高高地梳起，下腭抬起，双手挥动，不断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使室内空气很紧张，有时他甚至用他的雪茄指点杰克。依照戴维斯的劝告，杰克并不与他对阵。他神经质地微笑着，称佩科拉“先生”，简直不像是个鲸吞世界的大亨。他既不发火，也不暴跳如雷。公众看到了一个对他的朋友和同事来说很熟悉、但鲜为公众所知的人物——一个直率、和蔼而又腼腆柔弱的银行家。“我希望把我结结巴巴说的那一部分从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中删去，”杰克在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提出这样的请求，“我不习惯这种形式的盘问，佩科拉先生。我往往词不达意。”(55)

与塞缪尔・昂特迈耶在普约听证会上一样，费迪南德・佩科拉将注意力集中在摩根财团的地位上——它被称为银行家的银行。杰克不认为摩根合伙人参加担保信托公司和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董事会有什么不对。他也不认为摩根银行贷款给其他银行的60多个官员和董事是一种羞耻，这些人中包括国民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担保信托公司的苏厄德・普罗瑟、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杰克否认这会给摩根带来什么特殊的好处，他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是可靠、稳当和正直的人。”(56)杰克不但不为摩根作为华尔街俱乐部的角色而感到愧疚，反而吹嘘它为私人银行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场所，在那里股份化的银行可以“在没有敌对和竞争的情况下聚会，并讨论普遍关心的问题”。(57)

杰克的证词向萧条的美国展示了一种很多人甚至不知其存在的批发和私人银行的业务形式。当佩科拉索要公司的合伙制协议时，约翰・戴维斯抗议这种当众展示的方式。因此，在一次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佩科拉打开了这卷甚至连有的摩根合伙人也没有见过的、漂亮的手工书写的协议。协议揭示了杰克有绝对的权力来仲裁争端，调配未分配的利润，直至解散银行。杰克以行事严守秘密为荣。他说：“在我看来，我们与客户间的关系，远较股份银行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更具有保密性。”(58)

在崇尚强行推销的文化中，不露声色的摩根公司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谜。作为纽约一家私人银行，它不登广告，不主动征求一般公众的存款，也不给少于7500美元的存款付息。很明显，在摩根银行得到一个账户，就像是被一个显贵的乡村俱乐部吸收为会员。就连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邓肯・弗莱彻也对以下谈话感到困惑。

弗莱彻：“你是在为公众服务，不是吗？”

杰克：“是的，但是我们只为由我们自己选择的顾客服务。”

弗莱彻：“但是你们是不是不回绝一个人，是不是不挑选你们的顾客，也不给你们的顾客入场券？”

杰克：“是的，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弗莱彻：“你们这样做了？”

杰克：“是的，我们的确是这样做了。”

弗莱彻：“我想，假如我去你们那里，即使我没见过你们商行的任何人，但我有10万美元要存入银行，你们大概会接受，是不是？”

杰克：“不，我们不会接受的。”

弗莱彻：“你们不会？”

杰克：“不会。”

弗莱彻：“那么我相信你不会……”

杰克：“不会的，除非你进来时带着什么人的介绍信，参议员。”(59)

那么，谁在这个地方存钱呢？佩科拉列出一批在摩根银行存入100万美元的公司名单，它们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兰斯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磨坊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约翰斯-曼维尔、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北太平洋公司、标准牌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德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这些公司的经理们也常常选择J.P.摩根作为他们个人的开户银行。佩科拉用图表说明，摩根合伙人在89个拥有20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中拥有126个董事席位。佩科拉后来称“这种私人的权力所达到的极限，在我们整个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0)杰克解释说，只有在“公司的恳切要求下”，合伙人才会参加它们的董事会。对此，佩科拉看来深表怀疑。

如果说杰克进入听证会场时很沉着，并有信心，他不久就陷入一个在整个新政时期一直纠缠着他的问题——所得税。佩科拉揭露杰克在1930、1931和1932年没有缴纳所得税，摩根的所有20个合伙人在1931和1932年也分文未缴（这几年杰克在英国付了税）。佩科拉也揭露，由于使帕克・吉尔伯特在1931年1月2日才成为合伙人——而不是按照接纳合伙人的惯例在1930年12月31日——公司在1931年申报了3100万美元的资产亏损。杰克结结巴巴，回忆不起他纳税的细节；这种事情他说不清楚，对他的合伙人来说可以理解，公众却是疑窦顿生。虽然杰克和大部分合伙人没有违法，而只是从股票亏损上大量冲销了他们的收入，但在大萧条时期没有纳税，这在政治上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在税收上钻法律的空子，当时还没有成为美国人所喜欢的消遣，而且政府极需要钱。第二天，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肆宣扬摩根合伙人“逃税”。

还有一些揭发出来的情况更使人难堪。这时已是摩根合伙人的拉蒙特的儿子汤米曾用以下办法制造了一项114000美元的资本亏损：他先将跌价股票出售给他老婆，3个月后又把它们买回——这种做法被称为“虚抛”的做法。小拉蒙特不得不补交3949美元的税来了结此事。此事也同时揭露了国内税务局在查阅摩根纳税申报单时是出奇的马虎；不知是由于银行的盛誉，还是它的令人生畏的权势，这些检查员从来也不仔细地审查一下摩根的纳税申报单。正如佩科拉后来所说的：“圣经告诉我们，宁要好名声，不要大钱财。但J.P.摩根的成员被同时赐予了两者。”(61)

由于摩根的证词激起了一种狂乱的气氛，肯塔基州的参议员阿尔本・巴克利叫看门人把后门关上，并要求摄影师停止使用刺眼的闪光灯。走廊里传来的人声和椅子的声响，有时淹没了杰克柔和的声音。好斗的卡特・格拉斯——他认为质问“诚实”的摩根合伙人是浪费时间——感到越来越生气。格拉斯身材矮小，一头乱发，脸蛋瘦小。他认为听证会是“罗马假日”，分散了人们对他的银行提案的注意力，他因不满佩科拉对待摩根合伙人的做法而对他进行攻击。“我不想看到对摩根财团的任何不公平的做法”，他脸气得通红地说，“这是我的态度。”(62)他对杰克出席听证会所引起的骚动十分反感，他脱口而出：“我们现在像是在看马戏，唯一缺少的只是花生米和五颜六色的柠檬水。”(63)

这种嘲弄改变了杰克・摩根此后的生活。这一夜，这种嘲弄不断地在林林兄弟报社代理人查尔斯・李夫的脑海中回响。第二天上午，他把一个名叫利亚・格罗夫的32岁侏儒带到了国会山。她身着蓝色缎子服，头戴红草帽。她仅有27英寸（70公分）高，长着一张柯尤派洋娃娃般的脸，明亮的眼睛和圆圆的脸蛋。听证会没有按时开始，为了活跃气氛，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社的新闻记者雷・塔克从走廊上把李夫和利亚引入议会会议室，去见那位著名的银行家。“摩根先生，这位是格罗夫小姐”，塔克介绍说，“她是在马戏团工作。”格罗夫的脸色一阵苍白，但出于礼貌的本能，杰克站起来与她握手。当他坐下时，李夫就势将格罗夫放在他的膝盖上，摩根合伙人及律师对此大吃一惊。很明显，杰克起初以为她是一个小孩。

“我有一个比你大的孙子，”杰克说，这时十几个闪光灯突然亮起来。

“不，我比他大。”

“你多大了？”

“32岁。”李夫突然插话道。

“不，我只有20岁。”格罗夫反驳说。

“是吗，真看不出来你有20岁，”杰克答道，“你住在哪儿？”

“住在一个帐篷里，先生。”

“利亚，脱掉你的帽子！”李夫说。

“不！不！”她说。

“用不着脱，”杰克说，“这帽子很漂亮。”(64)

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人们——汤姆・拉蒙特、约翰・戴维斯、理查德・惠特尼——痛苦地看着这场他们认为是很庸俗的把戏，这种旨在使杰克难堪的手段甚至是残酷的。当时议员们正鱼贯而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大为生气，并要求报界不要刊登这些照片。只有《纽约时报》一家照办了。第二天，美国各地报纸头版都刊登了杰克和利亚・格罗夫在一起的照片。这些照片属于整个萧条时期最为有名的一些照片。

它们的确拍摄得很漂亮，鲜明而有奇趣。它们所塑造的摩根形象比1915年以来摩根的任何照片都更成功。在这个端庄的银行家和坐在他膝上的卷发侏儒之间有着一种动态的和谐。当格罗夫使自己坐稳时，杰克以极大的兴趣瞧着她；他对这侏儒很亲切，像是一个自豪的祖父。对一代美国人来说，这是令他们难忘的杰克・摩根的形象。这些图片被认为是在金融界公共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新世纪。

摩根其他合伙人在杰克之后作证，其间杰克一直在打瞌睡。一次杰克突然醒来，询问现在是哪一年了。在这闷热的听证会会议室里，一个议员建议大家脱去外衣。老派的杰克拘谨地迟疑了—下，然后匆忙地脱去他的浅灰短上衣，露出了他的白色背带。他笑着和保安人员开玩笑，问其中一个是否需要他的手枪，以防备这些参议员们。他给记者们看著名的皮尔庞特家传的鸡血石戒指，但他已远不如刚到场时那样冷静和从容。当一个记者对他说，自从林德伯格绑架事件以来，他还未见过有如此嬉闹的事。杰克私下说，他对这一评论“感到恶心”。(65)他表面上很镇静，但内心深处却因当众受审查而感到蒙受了莫大的屈辱。

杰克本可以利用利亚・格罗夫事件来争取善意和同情。然而，听证会使他愤愤不平，情绪抑郁。他那新英格兰人式的傲慢使他不能容忍这些照片的含义，即似乎他喜欢这次会见。他不愿以这种卑劣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人情味，他认为这个事件是“异常的和令人不愉快的”。(66)对新闻界，他试图作出略带讥讽的反应。当被问到他当时为什么不把那妇女从膝盖推开时，他答道：“这个嘛，你知道，我当时不敢说她一定不是政府智囊团中的人或是内阁成员。”(67)

人人都注意到了普约听证会与佩科拉听证会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报刊的评论对杰克的合作很赞赏，并以当年皮尔庞特的桀骜不驯的态度作对照，威尔・罗杰斯甚至预言杰克前途定将辉煌。在情绪和缓下来时，杰克承认佩科拉不像昂特迈耶那样对人苛刻。但一般而论，他还是不饶恕佩科拉。“佩科拉的举止像是一个企图给偷马贼定罪的检察官。有的参议员使我想起那种性压抑的老处女，她们老是认为谁都在企图勾引她们。”(68)对像杰克这样羞涩的人来说，被人当众盘问是件非常可憎的事。杰克声称：“一个人不得不站在大庭广众之下，试图以直率的回答来对付阴险的问题，并让世界相信他是诚实的，我想这是一种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不应发生的侮辱。”(69)

有时杰克也会为这一段经历而发笑。一天，他在高尔夫球场正准备击球时，他的球童弗兰克・科尔比对他说，他应当把球当作佩科拉的脑袋。当杰克打出漂亮的一击时，他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70)但大多数时间，杰克想起听证会就感到沮丧。这最终使他感情上疏远了新政。后来，马科医生的女婿威廉・杰伊・希费林来拜访他，想请杰克支持一项使穷人能在储蓄银行购买人寿保险的计划。杰克不但拒绝给予帮助，还作了一番发泄性的评论：“我希望有你的本领，一种看到不公平后会感到愤慨的本领。大概是由于我自己曾经感受到太多的不公平，我现在听到别人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已经感到无动于衷。”(71)这种自己是牺牲品的意识，使杰克不再支持罗斯福的计划。他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被美国排斥的感觉，一种被自己的国家遗弃的感觉，并对他的银行声誉受到玷污而感到极大的愤慨。

利亚・格罗夫一生的结局是悲惨的。她和杰克一样敏感，对那次事件没完没了的嘲弄，使她在精神上备受创伤。在1935年，她决定回到她的祖国德国，尽管她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她的真实姓名是利亚・舒瓦茨。两年后，她被作为一个“没用的人”被纳粹逮捕，并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遇难于毒气室。所有这一切，人们是在战后才得知的，是凌林兄弟报社公司负责侏儒问题的经理纳特・伊格尔在打听她的踪迹时发现的。杰克・摩根一直不知道她后来的遭遇，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短暂会面造成了她极度的痛苦，从而使后来发生的事情最后导致了她的死亡。

由于佩科拉巧妙地揭穿了其他合伙人的托词，他们的遭遇也不比杰克更好。当乔治・惠特尼宣读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公布在证券上市活动中收取佣金的情况时，佩科拉讥笑地指出，有关法律刚刚通过。当他重新把问题转到1929年的事时，佩科拉向摩根方面又掷出了一颗手榴弹。在那一年，摩根银行也加入了创建控股公司的热潮，创办了阿利甘尼公司，并以此为工具而谋求在铁路和不动产领域的利益，该公司所持股份包括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联合公司、电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以及由四家食品和消费品公司合并而成的标准牌公司。

摩根不是把股票承销给股票交易人，而是沿用英国的先例，将股票承销给几十个亲朋好友。这些都是摩根银行作为承销费而保留的一部分股票。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由公司高级职员或有钱的个人来当承销人并不罕见。摩根声称把3家股票公司的股票分配给有钱的投资者，是因为它试图对其不使个人介入高风险股票交易的一贯政策作一个妥协。如乔治・惠特尼所说，“他们只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能够经受得起风险的人，不管这种风险有多大。”(72)

这些辩解并不符合1929年的实际情况。在被炒得行情看涨的市场上，在公开发行之前提供给摩根的亲朋好友的股票，已经按极高的溢价在发行后交割的基础上买卖了（发行后交割的销售是在公开发行之前进行的，并估计到交易开始后的市价）。在摩根对其幸运的朋友们确定的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有很大的差额时，这一差额可以立即带来一笔横财。例如，摩根银行按照20美元一股将阿利甘尼的股份出售给它的朋友们，这些股份很快就可以以35美元一股出手；75美元一股的联合公司股票很快可以卖到99美元，32美元一股的标准牌公司股票60天以后可以卖到41美元。在扶摇直上的1929年的股市上，在公开发行前持有这些股票没有什么风险，而且潜在的收益异乎寻常。这些股票看上去简直就是直截了当的馈赠——一种只有摩根财团才能给予的高贵馈赠。仅仅阿利甘尼股票发行一项，摩根银行就有800余万美元的利润可供分配，这一套做法被称为“赚轻松钱”。

摩根财团所谓优惠客户名单的披露，证实了普通人对华尔街的挖苦话——华尔街是一块可以轻易致富、又可以尽情作乐之地。对抨击摩根的人来说，这个名单使他们终于抓到了铁证，一个腐败的物证。这个令人吃惊的名单包括美国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从最高层开始，卡尔文・库利奇在离开白宫以后，一直由摩根的合伙人汤姆・科克伦担任他个人的金融顾问，并得到3000股标准牌公司股票。此事披露后，他感到有些羞愧，并对朋友们说，他自己被列在优惠客户名单上，而他们则被列在接受福利接济的名单上，他为此感到难过。(73)共和党的其他受惠人中还包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希尔斯、胡佛的海军部长、杰克小儿子哈里的老丈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为了减少赌注的风险，摩根也在民主党人身上下了工夫。这部分名单更使受益者们难堪，其中包括前财政部长拉塞尔・莱芬韦尔的良师益友威廉・麦卡杜。由于麦卡杜作为参议员，是佩科拉委员会的成员，这种窘困就更加使他没有脸面。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也在这个名单上。这个名单直接涉及新政自身内部的人物。威廉・伍丁在1929年任美国汽车和铸造公司总裁时，曾接受过摩根的好处，而他现在是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在政界之外，优惠客户名单揭示了令人吃惊的摩根公司关系网。这里面包括企业界的巨头们，通用电气的欧文・扬、美国钢铁公司的迈伦・泰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索斯特内斯・贝恩；金融家包括大通的艾伯特・威金、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理查德・惠特尼和伯纳德・巴鲁克；另外还有战争英雄约翰・潘兴将军、民族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知名律师包括约翰・戴维斯和艾伯特・米尔班克；知名的家族有古根海姆、德雷克塞尔、比德尔和伯温茨。

此事披露以后，摩根财团受到行为不诚实的谴责，因而大为震惊。过去每当雇用合伙人时，不论是皮尔庞特还是杰克，总是作同样的陈述。他们会将手举在半空说：“我的生意要在那上面做。”然后指着地说：“而不是要在这下面做。”(74)杰克告诉别人，一旦发现不道德行为的蛛丝马迹，他们应该马上直接向他报告。而现在银行不得不面对以下指责，它曾无耻地求宠于大批商界和政界的头面人物。怎样才能为这些无法辩解的行为进行辩解呢？

这个任务落在了乔治・惠特尼身上。由于他文人雅士的外貌和黑得发亮的头发，惠特尼在同时期摩根合伙人中是出色的典型。他自己也受惠于阿利甘尼的馈赠，在出售他的8000股股份时，他净赚了22.9万美元。惠特尼是一个强硬不屈的证人。他一口咬定银行是为了使小投资者免于风险。他在谈到那些受惠的客户时说：“他们有获利的机会，也有亏本的风险。”佩科拉后来反诘道：“有很多人当时是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客户来分担那骇人听闻的风险的。”(75)在有些场合，连自信的惠特尼似乎也感到困惑，一次他期期艾艾地说：“我不知道，卡曾斯参议员。很难说我们当时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但更难说为什么我们当时不这样或不那样做。”(76)

尽管摩根合伙人们否认分发那些股票是为了施加影响，佩科拉公布了用传票获得的银行记录，证实了此举的初衷并非天使般的纯洁。1929年，摩根合伙人威廉・尤因曾写信给威廉・伍丁，半遮半掩地承认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我相信这种股票在市场将卖到35到37美元一股，这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除了人们想投机以外。我们按20美元一股，为你保留了1000股，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这些股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随时可以将其出售……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是一直想着你的，想到你可能愿意以我们支付的相同价格得到一些这种股票。(77)

其他一些文件表明，股票的分配是秘密进行的。合伙人阿瑟・安德森告诉艾伯特・米尔班克：“也许无须我加上一句，我希望你不要对别人提起这件事。”(78)有些通信采用了巧妙的暗示。前杜邦的财务主任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约翰・拉斯科布在棕榈滩打高尔夫球时，感谢乔治・惠特尼让他得到了那些股份，并真诚地希望“将来我能有机会报答”。(79)

拉蒙特对银行被指责为以兜售股票来施加影响而感到愤慨。然而他自己的档案里存有一份1929年2月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可能是所有文件中影响最坏的一个。给阿瑟・安德森的附言说明了股份的分配是如何在内部进行讨论的：“今天早晨我想到要向你询问，在我们分配阿利甘尼普通股时是否也分了一些给弗雷德里克・施特劳斯。他在去华盛顿就股票发行问题作证一事上，对我们帮助非常之大，并且作出了相当的牺牲。即使现在已经很迟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为他做点什么。”(80)很清楚，优惠客户名单更是为了酬谢重要的朋友，而不是为了保护小投资者。

对罗斯福政府和摩根银行来说，优惠客户名单的揭露实在不是时候。高额融资正在受到质询，国会的小人物由于提出证券改革提案而名声大噪。内阁用了一个钟头讨论伍丁是否应继续留任财政部长。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主张他辞职，以表明政府不受摩根的影响；但罗斯福不愿意抛弃受责难的朋友。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总统认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在1929年以前做了我们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道德准则发生了根本变化。”(81)伍丁一直留任到1933年11月，才因病重去职，由摩根索接任。内阁同时也为它的巡回大使诺曼・戴维斯的名字出现在那个“优惠朋友名单”上而感到不安。有人担心，如果罗斯福政府向国际联盟或英国政府靠拢，那么在公众的眼里，这是摩根对戴维斯施加影响的结果。尽管如此，戴维斯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作为华盛顿的代表，参加了好几个高级别的欧洲会议。

公众对优惠客户名单丑闻的反应像是如梦初醒，华尔街最光辉的“天使”声誉扫地。摩根银行曾经避免了其他银行的那种胡作非为——连佩科拉也把它称之为一家“保守”的银行，但优惠名单把摩根银行与其他银行抛到了同一个泥坑中。为之震惊的沃尔特・李普曼告诉摩根的朋友们，任何人都不应享有如此之大的不受公众监督的私人权利。这对经常与拉蒙特共同进餐的李普曼是一粒苦药。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认为，李普曼和其他记者都被拉蒙特催眠；拉蒙特的“魅力和对交易的谙熟，使他能够说服很多新闻工作者，对摩根的行为不采取比他自己更具批评性的立场”。(82)

李普曼不是唯一感到震惊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挽歌式的社论，似乎公众的巨大信任被背叛了：“这是一个由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强大的银行家们组成的公司。它完全没有必要采用小经营者的种种小手段。然而，它未能经得起对其自尊和名誉的考验……他们使他们最热心的朋友们感到整个社会，包括一些大家都乐意对之表示敬意的人，都被卷入了一桩社会灾祸中。”(83)

读了这篇社论，拉蒙特受到极大的刺激。在摩根合伙人中，他最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力图淡化发生的丑闻。他说摩根银行以为名单上的人不会再在政府中任职。他提到拥有普通股票的风险，把名单上的人说成仅仅是家庭成员和朋友。他的解释牵强附会：“我们很自然地去找那些经济优裕和懂得普通股票性质的人，即那些准备拿他们自己的钱来冒风险的人。”(84)他的所有这些伎俩都不能掩盖那些已经成为丑闻的确凿事实。这个丑闻为导致摩根财团肢解的法案准备了条件。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由一个弗吉尼亚参议员提出的。这个参议员对华尔街23号的友好感情，超过他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其他任何同事。身材短小而又暴躁的卡特・格拉斯过去是林奇伯格报纸的编辑，他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他在作为众议员时，已经参与起草联邦储备法案，并拥护强有力的银行管制。作为威尔逊的财政部长，他曾经是拉塞尔・莱芬韦尔的上司。在1933年初期，他经常自相矛盾，在支持罗斯福竞选之后，他这个善于辞令的人很快就变成了罗斯福的批评者。他拒绝了总统要他担任财政部长的要求，并从杰弗逊主义的立场批评新政。他是反对黄金贬值的唯一一个民主党参议员。格拉斯提出了他的著名提案，但他对华尔街并无敌意。事实上，他和莱芬韦尔经常彼此怀旧，怀念那些他们在财政部一起共事的日子。尽管莱芬韦尔把他们的关系称为他最珍惜的关系之一，他在那年春天想利用这一关系而没有成功。当时为制定银行改革法案进行工作的分委员会成员们曾宣誓，不对外人透露有关情况，格拉斯不得不加以遵守。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命运的产物。休伊・朗和其他一些国会人民党成员要求把联邦存款保险和限制跨州开设银行列入法案。这两项都使罗斯福感到不快。罗斯福支持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系统，这个系统会迫使小城镇上的共和党银行家关门停业，而不是帮他们继续维持下去。同胡佛一样，他担心存款保险会使得虚弱的银行把强大的银行拖垮，认为存款保险“为经营不善的银行设立了奖赏，对健全的银行则是惩罚”。(85)罗斯福一直让新闻界猜测他是否会支持格拉斯-斯蒂格尔的法案。佩科拉听证会自然促进了公众对该法案的支持。但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雪片般飞到国会的支持存款保险的信件。存款保险被列入法案之所以重要，还在于没有人会同意为银行经营证券的分支机构提供保险。如果银行得到联邦保险，它们就有义务遵从保守的贷款-存款的银行活动。最后，法案还是限定储蓄存款的上限。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33年6月16日由总统签字生效，尽管总统不认为公众非常热衷于银行改革。从这时起，银行或者从事贷款和接受存款，或者从事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两者都做。

由大通银行总裁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支持的一个条款在最后一分钟令人吃惊地被列入法案，这一条款强迫私人银行在存款和证券生意之间作出选择。这对摩根财团是致命的一击。卡特・格拉斯后来告诉莱芬韦尔，奥尔德里奇起草了这一条款，罗斯福则把这一条款硬塞给了他。佩科拉关于摩根合伙人们逃避所得税的披露，使得删除这一条款成为不可能，因为公众对此非常愤怒。(86)大通放弃其证券分支的决定增加了这种压力。大通的难民与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逃兵共同成立了第一个现代美国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欲置摩根财团于死地。不论怎样，摩根毕竟是最引人注目的将两种形式的银行业务融于一体的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根证明了两类业务是可以被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库恩-洛布和雷曼兄弟存款业务不多，而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的证券分支都有丑闻发生。由于有以百万美元计的公司存款和第一流的承销业务，摩根财团是一个活跃的双重威胁。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背后的理论是什么呢？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美国金融界恢复清醒。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家从冷静、正直的人变为鼓动人们在高风险的股票和债券上赌博的贩子。正像佩科拉指出的那样，小额投资者们认为商业银行是安全的，于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推销商就“以具有魔力的‘国民城市’的全部权威和声望作为包装，出现在这些小额投资者面前”。(87)也有人认为储蓄和证券银行业务的结合导致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银行可以把坏贷款拿来重新包装成债券，然后推销给投资者，正像国民投资银行用拉美贷款做的那样。他们甚至可以借款给投资者，用来购买债券。银行的证券交易分支的最后问题，是它们迫使联邦储备体系同时支持储蓄者和投资者。如果一个证券分支垮了，联邦储备系统为了保护其母银行，必须出手相救。换句话说，政府可能不得不为了挽救储蓄的人而保护投机者。

从根本上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仅是一个银行业务的改革措施，同时也是惩罚银行业的一种做法。它是普通群众因为1929年的灾难而对华尔街作出的反击。法案也得到那些小投资银行的支持，它们希望把大商业银行从它们的领域排除出去。很多经济史学家指出，股票市场的崩溃和后来发生的银行倒闭之间关系不大。银行倒闭主要集中分布在全美的数以千计的县级银行，而有证券分支的华尔街大银行在大萧条中相对地比较稳固。尽管如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其他新政改革方案仍以华尔街作为目标，并使街头巷尾的小银行免受城市大银行的竞争。这种做法只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经济上有意义。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证券公司，不论它们是否是储蓄银行的分支。即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早就存在，爵士乐时代的华尔街可能也不会更清静。

摩根财团持有十分有力的论据反对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人愿意听。在佩科拉听证会之后，连金融精英们十分有道理的论点，听起来也像是只顾自己利益的胡言乱语。拉蒙特指出，20世纪20年代特大丑闻与零售投资分支有关。那么，为什么像J.P.摩根这样的批发银行不能将证券分配到交易商和大机构而不是债券投资的个人？摩根合伙人们同时争辩，1933年新证券法案的规定，将迫使银行公布其代发债券的国家或公司的任何未偿债务，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不存在的对债券投资者的一个保险措施。

拉蒙特争论道，美国银行系统之所以脆弱，与其说是因为规模过大，倒不如说是因为整个系统过于分散。美国有2万多家银行机构，这导致了一部充满恐慌、倒闭和挤兑的金融史。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庞大的国民银行数量很少，这些银行较为顺利地经受了大萧条。因此，为什么不鼓励更大、资本更雄厚的银行？为了使银行免于依赖单一的行业——不论是德克萨斯的石油，还是堪萨斯的农业，拉蒙特支持跨州银行业务。拉塞尔・莱芬韦尔也认为将大的商业银行排斥在承销业务之外，将导致投资银行资本短缺——这个预言直到几十年后才得到充分认识。

但在1933年，没有人关切这种前景。公众要看到大银行被拿来开刀，而对那些由于运气不佳或管理不善而步履蹒跚、毫无生气的小银行不感兴趣。美国的云雾般的银行体系可能是造成它暴风雨般的金融史的因素之一，但政治上对这些风暴的反应，又总是将这一体系进一步加以分割。借助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美国把自黑色星期四以来一直憋着的气发泄了一下。正如莱芬韦尔所说：“有着这么多饥饿和贫困，人们很自然要责怪银行家们，并迁怒于美国银行业中最伟大的名字。”(88)摩根的合伙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在为其他人的罪孽代受困苦。乔治・惠特尼后来评论说：“当我还在摩根银行负责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做零售生意。但麻烦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新政人士足够聪明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够把证券生意分割零碎，他们就能从我们手里剥夺这种力量。他们正是这样做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