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二战初期，J.P.摩根公司完成了从私人合伙人制向公司化转变的最后历程。摩根历史上这一重大步骤是在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里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付诸实施的。1940年2月，在宣布这一转变时，杰克史无前例地在记者招待会上露面。他将出任董事会主席，乔治・惠特尼任首席执行官，拉蒙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因为放弃了合伙制形式，杰克必须卖掉皮尔庞特1895年购买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

作为一个私人合伙银行，合伙人要承担所有损失的风险。但他们愿意承担这种风险，以便使他们的资本情况保密和他们的账目免于检查。这种传统对这家银行的神秘和强大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要改变现状呢？这家银行担心随着三个最富有的合伙人的衰老，银行的资本会迅速分流。这三个人是，汤姆・拉蒙特、查尔斯・斯蒂尔和杰克・摩根。斯蒂尔已于1939年死于纽约的韦斯特伯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终日观看他的孙子们打马球。如果杰克・摩根或拉蒙特也很快去世，资本可能会严重流失。大萧条，加上征收遗产税和所得税的缘故，使该银行的资产从1929年的1.19亿美元，下降到1940年的3900万美元。通过向股份制转变，继承人可以在不分散银行资本的同时，卖掉手中的股票。他们还希望涉足信托生意，而合伙人制度是不能经营这种业务的。1927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为第一个大型合作退休计划提供资金，摩根人也想抓住类似巨大的资金。

摩根孤标傲世的传统还遭到其他的打击。摩根一直是坚持不与他人联合的最大的银行，但在1942年，它终于放弃了抵制的立场，加入了联邦储备体系。这一举动与其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有关，这是华尔街在战时的主要活动。“街角”亲眼目睹“胜利贷款”得到极大的支持，挂着国旗的证券交易所前人山人海。现在摩根财团将近7亿美元的存款首次接受联邦存款保险。另外在1942年，摩根所有权的股票持有人已扩大到80或90人之多，这些人大多数是以前控制摩根的家族和朋友。由史密斯-巴尼牵头的银团，向公众出售摩根8%的股票。平民百姓破天荒第一次买上摩根银行的一小部分股票。这不仅扩大了所有制，而且将价值转移给亲近的持股人。J.P.摩根公司在一份募股说明书中将其收益公布于众，从而最终改变了传统做法。

在过渡时期，摩根与其费城的附属机构德雷克塞尔公司的关系也告终结。这家费城的公司先前已经把德雷克塞尔家族、比德尔家族、伯温德和其他一些大家族收编到摩根的麾下。正如皮尔庞特曾对阿尔塞纳・普约所说的：“它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在费城保留德雷克塞尔先生的名字，是出于我的意愿。”(1)1940年，华尔街23号接管了德雷克塞尔银行的存款，关闭了费城的办事处，并将这个名字卖给那些正在组建投资银行的费城的合伙人。后来，I.W.“矮胖子”伯纳姆将其伯纳姆公司与改组过的德雷克塞尔合并，这个著名的名字后来给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的垃圾债券业务增添了几分“姿色”。

为符合证券交易所会员的资格，摩根士丹利于1941年实行合伙人制度。它现在受到布兰代斯派反托拉斯者的骚扰。这些人曾纠缠过J.P.摩根公司，并认为摩根士丹利只不过是原来公司的翻版而已。摩根士丹利的迅速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因为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起，它曾经承办了所有经协商债券发行的四分之一。在1939年和1940年，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期间，该委员会主席，怀俄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奥马奥尼拒不相信J.P.摩根已退出了投资银行业务：“由于银行法已把原来两个混合的作用分开了，摩根士丹利便在投资领域继承了J.P.摩根以前曾握有的类似的统治地位。”(2)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约翰・豪泽提出了共谋理论，此理论认为摩根士丹利无非是J.P.摩根合伙人为绕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制作的一个“法律拟制”。哈罗德・斯坦利反复受到责问：实施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他是否接受华尔街23号的命令？这使他十分恼怒，他坚持说：“我们是相互分离、互不相干的机构，我们拥有并经营自己的业务，我们的钱投入普通股里也有风险。”(3)证券交易委员会不相信他的否认，指控J.P.摩根公司利用它对戴顿电力公司的影响，为摩根士丹利获取生意。

摩根士丹利自称独立自主地经营的声明之所以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是因为它的大多数优先股为J.P.摩根公司的雇员所拥有。证券交易委员会断言，这就在两个摩根银行之间，创造了“金钱利益的同一体”，以及一个“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联系。(4)这样，摩根士丹利开始购买优先股，而J.P.摩根的高级管理人员们则把股票卖给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孙子们等等。这是显而易见的诡计，谁也骗不了。为一劳永逸地摆脱J.P.摩根控制的幽灵，摩根士丹利公司于1941年12月5日兑现并取消了它的优先股。虽然那些看不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仍把这两个公司捆在一起，但起码此举结束了它们之间的正式关系。

就在此时，对华尔街的攻击减弱了。由于财政部要求承销人停止发行新债，以避免与政府发行的战时债券竞争资金，投资银行在战时的生意半死不活。所以，改革投资银行的动力停止了，直到战后初期的梅迪纳审判才恢复。同时，通过向合伙制的转变，摩根士丹利退入梅迪纳法官后来称为“神秘和尊严”的世界，与此同时，J.P.摩根出现在阳光下。

杰克・摩根最初抱怨了一阵子，随后也就欣然接受了他的新角色——董事长。拉塞尔・莱芬韦尔说“他以厌恶的心情等待着的东西，原来并不那么可憎”。(5)1943年1月31日，杰克主持了J.P.摩根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对于他来说，那是一段夕阳无限好的时光，战争使新政派指控他恶贯满盈的声浪停息下来，人人都说，早在杰西去世之前，18年来杰克好像一直就没有这么高兴过。他有滋有味地为英战收容的孩子们服务，而且那年秋天，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打野鸭子。他还有一些更加文雅的消遣，包括新的嗜好——给樱花和别的花卉拍摄彩色照片。

穿着软底鞋的杰克越来越表现出老人的形象。每天晚上，他都要停下来与马蒂尼科克角的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卫兵闲谈，感谢卫兵为他打开庄园大门。他和约翰・戴维斯玩十五子游戏，赢一盘得5美分，他运气很好，连连赢钱，并逗戴维斯的男管家说他快要输掉他的工资了。他还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每天早上，他总是在同一个弯道处，迎面碰到一个开车上班的年轻邻居；有一次这位年轻人早上睡过了头，当他们在比平时更远的地点才相遇时，杰克向他摇摇手指挖苦他迟到。

2月底，在杰克动身去佛罗里达度假前，医生给他开了一张健康证书，让他在墨西哥湾安安静静地钓鱼。但在去博卡吉兰德的火车上，他犯了心脏病，接着就中风了。28年来一直跟随他的男仆，伯纳德・斯图尔特设法把他弄到在加斯帕里拉旅馆租下的别墅，那是在一座孤岛上的冬季度假胜地。他在纽约的心脏专科医生亨利・帕特森大夫南下来照顾他。1943年3月13日，杰克在昏迷状态下死去，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普尔曼专用卧车车厢内，并加挂在海滨号列车上运回北方。

甚至在死亡上，杰克和皮尔庞特・摩根都有奇怪的相似之处。两人都在75岁那年去世，而且死讯都是压到股票市场关门后才发布，以便不影响股票价格。随后报纸刊登大量讣闻，整版安排的格式都是只有国家首脑才享有的待遇。《纽约时报》评论道：“J.P.摩根公司这样的私人银行……在国际上获得重要地位，并且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其鼎盛时期也未曾取得过如此荣耀。”(6)这家报纸称杰克是最后一位金融大亨——他们曾这样称呼皮尔庞特，并提到自从乔治・皮博迪退休后，摩根银行首次不是由摩根家族的人来领导。汤姆・拉蒙特接替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杰克的葬礼也让人联想起皮尔庞特的葬礼。在斯泰弗森特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行葬礼之前，他的遗体一直停放在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黑人男中音哈里・伯利被请来参加葬礼，他曾在1913年的葬礼上演唱过。同样，纽约证券交易所和23号街角处都降了半旗。1200位吊唁者在倾盆大雨之中赶来，对他们来说，只有一点微妙的不同：他们由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两家公司的董事们庄严地陪送到自己的位置上。葬礼后，杰克的骨灰被送到哈特福德，并埋葬在雪松山墓地，同皮尔庞特和朱尼厄斯葬在一起。

在他的遗嘱里，杰克继承了皮尔庞特极尽慷慨的传统，其中包括为他年长的家庭仆人设立1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亨利・菲齐克是跟随杰克34年的男管家，他在1915年的那次谋杀未遂案中因表现机智而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秘书约翰・阿克斯腾在19岁被他雇用，跟随他40年，得到了5万美元的奖金，贝勒・达科斯塔・格林也得到同样数目的奖金。杰克发扬了皮尔庞特父母般疼爱的风格，额外发给那些在银行工作时间很长的人6个月工资，给了那些最近被雇用的人员3个月工资。

因为大家都曾参加过他父亲的葬礼，所以他们对杰克相对有限的房地产感到吃惊——在纳税和扣除开支之前，总价值为1600万美元，扣除后，只有460万美元。按照商人银行的传统，他把他大部分房产都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朱尼厄斯和哈里。他两个女儿的家庭，尼科尔家和彭诺耶家，可以享受遗产，但从摩根名下分给他们财产要少一些。在他生前，杰克捐献了约3500万美元，包括给皮尔庞特图书馆1500万美元，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900万美元。他的财产并不仅仅是被他的善举所耗费的。在杰西死后，他一直沉溺于豪华游艇和君王般的豪华别墅，挥霍过甚。

人们对杰克在历史上地位的看法马上出现分歧。显然，他的事业是他个人的成功。当他接管该银行时，华尔街的谣言工厂曾把他比喻成做事笨手笨脚的人。然而，在他的领导下，摩根财团所聚集的势力超过了朱尼厄斯甚至皮尔庞特时期的势力。摩根银行极大地拓宽了国际业务，使许多国家的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成为它的客户，而且利用了外交时代政治和金融的结合。华尔街23号的那幢大楼不再像烟雾缭绕的银行家俱乐部，而成为世界金融界精英的聚会场所。除了某些刺眼的例外，如范・斯韦林根越轨行为和理查德・惠特尼丑闻，杰克保持住了银行的公平和稳健交易的形象。

他还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是一个好的“继承人”，知道怎样运用权力，对他合伙人的功绩有不掺私念的快慰。如果摩根银行的运行像一架上足润滑油的机器，并且不发生内部的争斗，这与杰克负有声望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一个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他在1929年的大危机时不在场而感到遗憾，然而，杰克对其合伙人的行动感到父亲般的骄傲：“我为在华尔街上次那场灾难中我的合伙人的精彩表现而感到高兴。公司显示出我不在时，也能像我在时运行得那样好。”(7)和他父亲不一样，他从不成为自我主义的“俘虏”。

关于杰克所起的公共作用，就让人难以恭维了。《新共和国》辛辣地讽刺杰克“生前对美国的生活没有作出创造性或仁慈的贡献，他的去世也没有使美国失去什么”。(8)要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他可能是一位模范银行家，珍视荣誉、道德情操和信奉基督教。不过，在世界性大萧条时，许多人都在挨饿，让他们仍旧遵从这种价值观，就不那么合适了。把这样一位墨守成规、胆小怕事的人放到一个激烈动荡和变革时代，上帝也真是强人所难。在一个需要向公众负责的时代，他却要求保护隐私。摩根银行的经营越来越像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它要接受为公众服务带来的收益，就不能不承担为公众服务的负担。为躲避政治麻烦，杰克远离他的同胞，并永远不能像理解英国贵族那样，理解美国的普通百姓。《纽约客》杂志曾经公正地评论说：“人们觉得，如果他经常往来于密西西比河两岸，并同构成美国人口的大众多交往，他就可以既做先生，又当学生。”(9)

在需要新思想的时代，杰克只能够重复古老经济的优点并忍受着对他尊严的冒犯。他认为新思想是魔鬼和邪说，他不能心平气和地听取那些思想。他可以请假说晚一点去上班，为的是观看盛开的郁金香，而就是这样一个感情深沉的人，也许对他所谓的敌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德国人、自由派、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冷酷无情。他把他们混为一谈，认为都是一批恶毒的阴谋分子。《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世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有些神秘的金融巨人。”(10)如果世界对他的热情知之甚少，那只能怪他自己。他从未与公众自由自在地交流过。说到底，他不相信人性有共同之处，并想象他敌人的生活动机与他不同。他不接受变化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相反，他愤怒地反对他所处的那段历史并在其中饱受煎熬。

杰克・摩根生不逢时，这一点可以从他财产的命运中看出：只有大公司能够买得起他的游艇和住宅。海盗四号被太平洋游轮公司购买，并改装成可容纳85位乘客的游轮。他在长岛的乔治式砖结构宅邸1949年租给了苏联驻联合国使团。苏联的外交官及其家属在曾经属于这位银行界泰斗的草坪上打排球。在别墅内他们放了71张床、67把帆布椅子和8张餐厅用的大饭桌。格伦科夫曾反对这么使用摩根的财产。俄国人不得不搬了出去。在随后的许多年，这片庄园一直作为圣约翰修女浸礼会的修道院，修道院在宅邸和杰克可容纳16辆轿车的车库之间的院子里盖了一座小教堂。那座宅邸后来被推倒了，在原址上建立了100座郊区住宅。男童子军买下了在阿迪朗达克山里1500英亩的安卡斯营，而路德教联合教会在1949年支付了将近24.5万美元后，买下了杰克在麦迪逊大街一幢有45间房间的楼房。1988年，路德教徒转到芝加哥时，他们将这幢楼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又卖给了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沃尔霍尔由县议会征用作为环伦敦市的绿带。王子门曾是伦敦最好的私人住宅集中的地区之一，在50年代成了独立电视局的总部（1980年与伊朗使馆作了邻居，那年伊朗使馆成了被猛烈围攻的对象）。贵族的世界寿终正寝。二战结束后，华尔街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发展成了巨大的、全球性的机构，规模大到以前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栖居其间的银行家似乎反而更加渺小。

对外交时代的中央银行家来说，战争带来一段忧伤的回忆。蒙塔古・诺曼悲叹现代民主的祸患，正如他轻蔑地称为靠“数人头”来做决策的灾难。他抱怨政治家毁掉了他和他的摩根朋友们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的“金本位”的合理体系。一切都撞在民族主义与政治的顽石上而被击得粉碎。然而，金融并非是由身着白大褂的银行科学家操纵的无菌实验室，当然也不能交给那些神秘的、自命不凡的教士来经营。在赌场时代，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不再起主权国家的作用，而是与国内和多边政府各机构相联系。

在整个战争期间，拉塞尔・莱芬韦尔一直给蒙塔古・诺曼邮寄食品。诺曼像一个喋喋不休、迫切想得到保证的人，他问莱芬韦尔，他对金本位，以及他想恢复过去的英帝国英镑的打算是否错了。诺曼认为：“任何其他的行动都将会动摇欧洲的信心，并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行动似乎应避免。”(11) 莱芬韦尔也认为，只有黄金才能对管制的通货、预算赤字和臃肿的福利国家的现代通病形成主要的制约力量。他也承认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你和本、我的合伙人以及我本人，在上次战争后，我们曾怎样一起努力，重建这个世界——看看现在这该死的局面吧！”(12)蒙蒂也同样沮丧：“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感到，我们付出了思想、劳动和良好的意愿，但我们一无所获……我想假如我们当初能够把钱收集起来并倒进下水道里，我们的功德和这有什么两样呢？”(13)

蒙塔古・诺曼总是逃不过跟他算总账的一天，就如本・斯特朗当初的遭遇一样。工党从未原谅过他对20年代首届工党政府态度强硬，以及1925年为了金本位而实行的紧缩。当政府1931年放弃金本位时，人们更加怀疑金融“规则”是威胁不驯服的左翼政府的诡计。1931年工党资深党员比阿特丽斯・韦布尖刻地嘲弄“没人告诉我们能够做这件事”的声音仍旧在回响。诺曼在英格兰银行24年独断专行的统治，使政府对英国金融界新的控制姗姗来迟。

1943年到1944年间，诺曼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被诊断患了肺炎，后又得了脑膜炎。他70多岁时，体弱多病，不得不接受医生让他辞职的劝告。几年来，汤姆・卡托曾被提名接班，他战时在财政部的认真工作给诺曼留下好印象。虽然卡托在清一色托利党徒的摩根建富公司里是唯一的自由派，但是工党害怕他会在英格兰银行使金融城的法则永久实施。早在1940年，战时经济部长休・多尔顿警告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有很多人将会反对卡托作为接班人。他来自金融城最反动的公司，即摩根建富公司，我敢说，公司的这批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托利党党徒。”(14)

卡托于1944年被任命为行长以后，到诺曼的乡间别墅做了一次渴望已久的朝圣，以求得这位长者对他的祝福。诺曼说：“我亲爱的卡托，我的第一选择是，我能够再次当选英格兰银行行长，可医生们说‘不行’。你是我的第二选择。愿上帝保佑你。”(15)受到这一举动的感动，卡托泪流满面，他与诺曼的妻子在花园里踱步半天才平静下来。人们认为对卡托的这一任命强调了在战后需要与美国密切合作。

丘吉尔政府在1945年举行的选举中意外地失败后，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把对这家银行的国有化放在议会的首要日程上。虽然英格兰银行长期以来就一直从事国债、货币发行和外汇业务，可它是由17000位股东组成的私人银行。中央银行家一直在幕后操作，现在将被推到光天化日之下。对于工党党员来说，早就应该对诺曼实施报复了。

伦敦金融城的强硬派认为，卡托出于自尊该辞职，而不应去监管一家由政府控制的银行。蒙塔古・诺曼从未打消过这样的感觉，即卡托应有足够的智慧来打掉国有化。实际上，卡托证明了自己是过渡阶段完美的角色，他为这家银行争取到的结局很可能比诺曼本人所能得到的还要好。人们不把他当作敌视白厅的金融界人物，而是把他看作精明的和稀泥的人。他认识到诺曼的名言“别找借口，别解释”，在新的时代已经不够用了。中央银行不能再像教士或隐士那样，而且卡托认为，对一个稳健的银行家，最好是把握过渡阶段。为保留该银行的独立性，他与各方达成协议，行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并且只有在议会通过提案之后，才能对行长解职。

1949年3月，在保持了250多年的独立之后，英格兰银行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商人银行对它的影响减少了，而更多的工业界人士和劳工组织领导人将会被任命为该行在战后的董事。卡托如释重负地告诉拉蒙特：“这艘船不得不行驶在前有岩礁后有漩涡的航道上，但我们闯过来了！”(16)卡托任行长之职直至70岁生日那天，1949年他又回到摩根建富公司，但他没有在该银行担任正式职务。不过他的儿子斯蒂芬将成为战后摩根建富的董事长。

对于蒙塔古・诺曼，新世界包孕着他所鄙视的一切。他哀叹“飞速的社会化”遍及英格兰，他告诉莱芬韦尔，他很少去金融城，并觉得那里是个悲惨的地方，沦落到靠承销低息债券过日子。这位把毕生献给保持伦敦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人，现在看到伦敦昔日的辉煌已逝去：“我担心伦敦各种古老的行业实际上都到了穷途末路，或许只作为陪衬继续存在。”(17)随着国外业务向纽约的转移比一战后更加明确，伦敦的领导地位几无回旋余地。诺曼似乎茫然若失、神思恍惚。他说：“我想知道老斯特朗对这些怎么看。”(18)蒙塔古・诺曼因前一年的中风，在1950年2月4日去世。

二战后，热情的幸存者亚尔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博士恢复了与蒙塔古・诺曼的联系。他因参与另一次图谋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于1944年7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先后被换过32所监狱，其中包括死囚营——达豪集中营。他组织了名人囚犯团体，包括前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和利昂・布卢姆。在战争后期，德国人匆匆地把他们赶到东南方，以躲避不断推进的美军。1945年5月4日，当盖世太保按希特勒紧急命令，将要对沙赫特和其他人执行枪决时，被盟军在蒂罗尔以南营救出来。

沙赫特试图探望病中的诺曼，但因不能被正式确认为非纳粹分子，他去英国的签证被拒签。这个人脸皮极厚，倔强执拗，他的傲慢似乎总使他处于逆境而不垮。他被纽伦堡法庭指控为战犯后，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军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签发了逮捕他的命令。当克莱到柏林郊外沙赫特的木房子去拘捕他时，沙赫特争辩说他没有反对美国。作为证明，他对克莱说：“看墙上挂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有戴维・萨尔诺夫签名的照片，是萨尔诺夫1929年在巴黎召开的扬氏计划会议上送给他的。(19)

在监狱里等待纽伦堡战犯审判时，沙赫特行为举止仍旧非常古怪，难以捉摸。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工部部长艾伯特・斯皮尔回忆起沙赫特是怎样有声有色地朗读诗词来打发时光。当美军心理医生给战犯做智商测试时，沙赫特在他这组排名第一。在纽伦堡有许多奇怪的重逢，沙赫特自从1937年在与赫尔曼・戈林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后，就一直没见过他。沙赫特写道：“我们此后的见面竟是在纽伦堡的监狱里。我们住在一间有两个浴缸的小屋里，我用一个浴缸，他用另一个——我们给身上打满肥皂，Sic transit gloria mundi！[34]”(20)

在纽伦堡，沙赫特拒不承认对希特勒的成功负有责任，并否认他对纳粹有独特的作用。他对希特勒的说法是：“他一定会找到别的办法和其他人的帮助；他是个执著的人。”(21)沙赫特能够提供足够的材料证明他在30年代末的抵抗，以抵消人们认为他与纳粹合作的印象。他把自己塑造成对这个政权唯一的批评家，并对工人、自由派、教会和科学家的懦弱感到吃惊。所以这个曾经把克虏伯、蒂森和其他德国工业家召集到阿道夫・希特勒周围，并协助制定富有活力的德国战时经济的人，成为纽伦堡法庭宣判无罪的三个纳粹分子之一。以后，德国一个非纳粹化法庭把他判定为主要纳粹分子，虽然他上诉，但还是判他在劳动营服刑8年，一年后被释放。在50年代，他写了一本长长的自我赞美式的自传，自传有意缩短他对在纳粹筹资中的作用表示后悔的篇幅。后来，他因摔倒引起了并发症，于1970年93岁时去世，至死冥顽不化。

从1943年开始，汤姆・拉蒙特患了心脏病，不能每天到银行上班。二战快结束时，他英俊的孙子托马斯・拉蒙特二世死在太平洋上的斯诺克号潜艇上。拉蒙特那时70来岁，正值怀旧的年龄，他写了一部优美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乡间牧师住所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他的浪漫天性从未衰退。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给南希・阿斯特寄食品。阿斯特甚至在60多岁时，还有足够的精力在防空洞里表演侧手翻跟头。1945年，南希在议会工作了25年以后退休，拉蒙特为她负担3000美元的费用，让她到美国访问。在她动身之前，拉蒙特写信给她说：“你对战事的大部分忧虑消除后，我知道我会看到你比以前更年轻、更招人喜欢。”然后，他加上这么一句，“你一定会感到无上自豪，因为在1940年只有英国与全世界所有野蛮人孤军作战并拯救了人类文明。”(22)

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令人不快地想起过去。1944年，意大利政府派出一个金融代表团到拉蒙特那里。一些老家伙想成立意-美协会，但拉蒙特建议他们应等一等。1945年，当听到墨索里尼的死讯后，拉蒙特说，墨索里尼死得“不体面”的方式让他心烦意乱，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人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战后的意大利有一股新的反法西斯情绪，拉蒙特煞费苦心地改写历史。1949年，他告诉前财政部长朱塞佩・沃尔皮伯爵，1926年贷给意大利的一亿美元的贷款是在被胁迫情况下安排的。他暗示自己曾反对过此事：“这笔贷款不是我们急于要安排的那笔，也不是我们寻求的那笔，对此，我用不着多说。相反，那是受我们自己政府鼓励的战后一系列重建项目中的一部分。”(23)

到战争结束时，拉蒙特每周只到银行来很短时间。他继续表现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姿态，这已成为他在华尔街23号非凡任职期的标志。他为哈佛大学捐资2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一座本科生图书馆。恰当地说，图书馆是用来存放政府文件的。他还送出一张诺曼所称的“带响声的”支票用于修缮坎特伯雷教堂。他以皮尔庞特式的慷慨行为，结束了他的银行生涯：在不景气的1947年，该银行没有发奖金，拉蒙特决定送给每个职员一件圣诞礼物作为补偿，其价值等于各人工资的5%。

拉蒙特有时间来反思他的期望心态，这种心态使他在两次大战期间十分乐观，也使他特别容易中绥靖政策诱惑的圈套。现在，他认为美国人太专注于实利主义，并且被和平生活宠坏，没有应付暴力的准备。1945年，在他题为《德国的伤心屋》的一篇文章里，试图想搞明白为什么同盟国在希特勒的问题上，对丘吉尔的呼吁置若罔闻。他写道：

事实上，和美国人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是如此地热爱和平，以至于对他们来说总是难以意识到有一帮恶人在世界上乱窜，寻找他们能够吞噬的对象。要不是到最后，我们有谁会相信，那些像小猪狗一样四处觅食的国家竟有一整套罪恶的计划……因为从性格上讲，盎格鲁-撒克逊人民非常人道，憎恶残酷，并对此蔑视。(24)

这个解释避而不谈拉蒙特先寄希望于日本，然后转向意大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自我利益的权衡。

1948年2月3日，汤姆・拉蒙特在佛罗里达的博卡吉兰德的家中去世，终年77岁。拉塞尔・莱芬韦尔成为摩根财团的董事长。许多朋友参加了在派克大道上布里克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堂为拉蒙特举行的葬礼。折椅是临时应急加上的，放在过道和阳台上。两位经历过黑色星期四的老职员，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和大通银行的艾伯特・威金在场。在杰克的葬礼上，悼念者唱的是《前进，基督徒》，而在汤姆的葬礼上，人们在由白色鲜花组成的壮丽背景下，朗读着弥尔顿《力士参孙》中的选段。

拉蒙特的不动产实在太多，以至于捐助慈善事业和教育的遗产达到950万美元，包括给哈佛大学的500万美元和给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200万美元。通过由摩根士丹利牵头管理的银团，他的经纪人卖掉了他25000股J.P.摩根的股票。这可能是现有的一笔大宗股票，市场价值估计近600万美元。

拉蒙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是J.P.摩根公司幕后的真正的“J.P.摩根”。假如他生活在皮尔庞特时代，他的奔走呼号可能会使大批钢铁厂或贯穿美国的铁路得以兴建。然而，作为一个外交时代的人，他是20世纪20年代国家巨额贷款的设计师。由于20世纪30年代贷款发生拖欠，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毫无结果的拯救行动中，并且他的天才几乎都被浪费掉了。回首往事，他似乎是颠簸在巨浪尖上的一个渺小的人物。他的经历清醒地告诉人们人类的局限性。

在讣告的头一页，《泰晤士报》说，拉蒙特的生命动力“是对美好、完美和优雅生活的不断追求”。(25)的确，人们赞美他向往过一个美丽与完美的生活的雄心，并把诗情画意带入极端严谨的银行界。他给摩根财团增添了文学色彩和智慧的深度，扩大了一个银行家应有的情操。他是一位处理他那个时代大事的人，能看出他的行动是否有战略意义，并不像世俗那样为利润而担忧。他对银行业的看法非常开阔。

然而，他也求助于道德上的捷径和政治上的妥协。他善于用花言巧语掩饰冲突，并能面带微笑地平息争论。乐观主义使他成为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同时他也有纯粹的机会主义成分。他拒绝终止商业关系，直至不可抗拒的现象使他无能为力；他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墨索里尼的同谋关系成为他历史上的污点。到后来，他不能区分政治与公共关系，目的与手段；为取悦太多的人，他失去了追求真理的习惯——这一习惯一旦失去，就不能复得。他可能是摩根历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拉蒙特是个梦想家，他的梦想超过了他使之实现的能力，他没有实现自己描绘的理想。在他死后，华尔街似乎变得暗淡，并且更官僚化了。作为总统、首相和国王的密友，他是外交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