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繁荣的工业和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而留给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只是一片废墟。由于急需重建的贷款资金，主权国家、市政府以及各种公司蜂拥来到华尔街，而当年他们也曾经这样巴结伦敦的商人亲王们。由于战后英镑疲软，英国财政部不得不发布非正式禁令，不准伦敦金融城向外提供贷款，从而大开方便之门，把英国的传统客户拱手让给别人。伦敦已然放弃了其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历史作用。

战后的摩根财团处于全盛时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私人银行。它可以挑选最有信用的客户，能够单独处理许多巨额国家贷款。当发行外国债券对美国投资者还是一件陌生的新事物的时候，摩根财团的批准可以保证这些债券大受欢迎。摩根财团以美国资本市场的官方口吻同外国政府讲话。它的影响并不简单地来自金钱，还来自一些无形的东西——威望、政治关系、银行联盟等。

随着犹太人银行的削弱，J.P.摩根公司-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的美国核心执掌了开启金融王国大门的钥匙。对所有渴望得到信贷的财政部长来说，根本不可能藐视这个不可一世的机构。1919年10月，一个法国金融代表团的成员巴龙・埃米尔・迪・马雷就摩根财团的权势向法国总统雷蒙德・普安卡雷报告说：“我的印象是，摩根财团已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集团，集团中包括了销售债券所必需的所有组成部分，没有他们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作法是接受既成事实，并努力给摩根财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们充满信心。”(1)这一分析使人想起了阿斯奎斯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战争挽歌：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英国都要面对银行，认真对付。

从这一新的金融力量中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威尔逊总统，他极为渴望利用华尔街的金钱实现其自由梦想。正是这个伍德罗・威尔逊，曾对货币托拉斯发表过讽刺言论，还冷冰冰地拒绝了杰克献上的出口部。1918年12月，他乘船到欧洲，受到了令他欣然自喜的欢迎。他到的恰是时候，人们以为他可以在欧洲各大国之间进行斡旋，同时帮助修复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关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银行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皮尔庞特时期，金融界的首领们对政府极其憎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金融外交转向了一个介于金融业务和政治之间的灰色区域，银行家们常常充当其政府的使节。外交时代的到来在摩根财团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摩根财团将逐渐演变成一个影子政府，其活动密切配合官方政策。有时，它就像政府中的一个自由部，从事着自己的秘密活动。但大多数时间里，它还是忠诚地追随着华盛顿。如杰克后来所说：“我们对同政府的关系处理总是非常严格认真，一丝不苟。”(2)

在这段时间里，汤姆・拉蒙特对外交事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17年，他就随同豪斯专员赴欧洲考察欧洲局势。然后，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任命他为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金融顾问。战争期间拉蒙特参观了弗莱芒地区，他非常震惊。他记忆中的战场如同一个“但丁式的炼狱”，火从冒烟的大炮中呼啸而出。(3)这次经历使他成为世界和平组织忠实的倡导者。他对威尔逊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想法充满信心，并投入大笔资金，支持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各种组织。

拉蒙特的政治信仰同摩根银行的业务需要是相吻合的。因为随着国外贷款的扩大，摩根银行需要有稳定的政府、全球的安全和自由贸易。20世纪10年代后期是摩根理想主义的鼎盛时期。在这几年里，德怀特・莫罗写了一份题为《自由国家的社会》的简要研究报告，考察了过去各国如何通过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的情况。他的女儿安妮后来回忆说：“在我上学期间，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谈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要点：国家享有‘自决权’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等等。”(4)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威尔逊对漫不经心的拉蒙特在巴黎的表现大加赞赏。他对拉蒙特说：“我对你在我们所有的磋商中所采取的自由派和以公众利益为重的立场越来越感到钦佩。”(5)摩根的新合伙人乔治・惠特尼说，威尔逊似乎对拉蒙特在金融事务方面的判断比对其他任何人的判断更加信任。(6)的确，摩根官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无所不在，以致伯纳德・巴鲁克抱怨说，好像是摩根财团在主持这个会议。(7)值得强调的是，第一个把华尔街新的力量动员起来用于政治目的的人是一个进步民主党总统（尽管威尔逊的共和党后任更加大肆利用这种金融力量）。对货币托拉斯长达10年之久的攻击，似乎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拥抱中烟消云散了。

汤姆・拉蒙特在巴黎奠定了他职业生涯的基础。他帮助起草了和平协议中的财务条款。他广泛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包括后来成为洛西恩勋爵的菲利普・克尔，他当时是劳埃德・乔治的秘书，也是南希・阿斯特的密友，另外还包括南非的简・斯马茨。拉蒙特将成为那个时代的王牌金融外交家。杰克・摩根不善于用心计，而拉蒙特却在行动上反应敏捷，在意识形态上不拘一格。他总能暗示两党的政治家们，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是一个戴着多个面具的人，并把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惟妙惟肖，有时甚至把他自己也愚弄了。他具有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双边获益的天赋。在向威尔逊的一次表白中，他机巧地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忠实于正在当政的民主党政府的……可怜的共和党人”。(8)有时候，他的忍耐力是因为缺少信心；有时候，他的坦率掺杂些机会主义。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他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但在国际组织和公民自由权等问题上，他却信奉自由观点，以使自己合乎民主党知识界的口味。民主党知识界对华尔街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感到惊讶不已。在拉蒙特职业生涯的后期，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成了他的密友。

拉蒙特和摩根财团整整一代人卷入了凡尔赛和约和德国赔款问题，就像陷入了一个泥潭而无法自拔。在巴黎和会上，拉蒙特参加了一个分委员会，研究德国人向协约国战争赔款问题。鉴于战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北部都是炸弹坑，就像月球表面那样坑坑洼洼，法国人强烈要求得到巨额赔款。1819年和1871年，他们曾向德国人支付了战争赔款，现在他们要向德国人讨还血债。比起报仇心切的协约国来，拉蒙特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他建议德国人支付400亿美元——这只是法国人要求的五分之一，英国人要求的三分之一，但这一数额仍是相当大的，远远高于其他美国顾问提出的建议。

赔款委员会最后确定赔款额为320亿美元，这一数额震惊了本・斯特朗，他预言德国马克将会疲软，结果将导致通货膨胀——这不幸言中了。但拉蒙特仍坚持相信，这一赔款负担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争议的名著《和约的经济后果》使德国人觉得他们受到了惩罚，这只能助长他们的怨恨情绪，削弱他们赔款的决心。他认为这为希特勒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拉蒙特属于这样一派人，他们认为，德国人操纵了国际舆论，从而使战后金融交易对他们更为有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他坚信《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公正，而对协约国却过于不公正”。(9)

无论这一复杂的历史性争论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拉蒙特确有先见之明，预见到美国人对国际联盟不会热情支持。他察觉到国内的孤立主义正在日益增长，因而要求德怀特・莫罗从纽约向他报告人们对国际联盟的看法。当他把莫罗悲观的调查结果转给威尔逊时，威尔逊既表示蔑视，又对美国人的怀疑感到迷惑不解。拉蒙特不断地给威尔逊写备忘录，建议他在和约问题上采取灵活战术，多同共和党对手协商，甚至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游说，以便坚定那些犹豫不决的参议员的立场，争取两党的共同支持。对文体一向敏感的拉蒙特建议威尔逊在讲话中多些幽默，在解释联盟章程时使用“近乎儿童般的语言”。(10)威尔逊对莫罗的报告所做出的反应显得风格高尚，但缺乏远见。他告诉拉蒙特：“整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使国内的人们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情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1)拉蒙特实际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当威尔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时，他只是看着，心中充满恐惧。他俩在最后一次横跨大西洋之行中心情愁闷。1919年11月，《凡尔赛和约》在参议院搁浅，威尔逊受到重大打击。美国始终没有参加国际联盟。

凡尔赛是汤姆・拉蒙特开创事业、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起点，从这里他获得了互相矛盾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这次和会留下了一丝理想主义的残余。在他的记忆中，威尔逊始终保持了圣人的形象。他对威尔逊的“乐天派性格”“聪明才智”，以及“像苏格兰威士忌酒那样混杂美好的理想主义和执拗的结合”赞不绝口。(12)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政治是一门实现潜能的艺术。威尔逊过于纯真，因而受到伤害。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成为乌托邦的。关于威尔逊，他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在许多方面是个伟人，在不该硬的地方硬，在该妥协的时候还是妥协的。”(13)拉蒙特自己在妥协让步方面的才能终将表现出来，因而他的政治悲剧与威尔逊将完全不同。

回到美国后，拉蒙特仍然受到威尔逊精神的鼓舞，他骄傲地把总统及豪斯专员的画像悬挂在华尔街23号他的办公桌上方。就在不久前，他成了《纽约晚报》的出版商。他一改以前的不干预政策，坚持该报要采取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作为美国首要对外贷款人，摩根财团对威尔逊标榜的自由民主党的国际主义也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实业家们仍然拘泥于保护主义、偏安一隅的时候，银行家们则已开始向世界发展。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进行出口并赚取外汇，偿清债务。如同19世纪在伦敦金融城发生的情况一样，华尔街开始着眼于国外，其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存款银行。摩根财团作为全球合作的倡导者，常常觉得同主张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格格不入。

回国参加19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拉蒙特为共和党室内吞云吐雾、乌烟瘴气的情形，狂妄自大的孤立主义以及卑鄙的对外国人和外交事务的畏惧和痛恨所震惊。他发觉，美国突然退出了这个世界，并拒绝为战后欧洲的复兴承担责任。在这一年的选举中，拉蒙特单独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支持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而不是沃伦・哈丁，因为考克斯赞同国际联盟。虽然杰克・摩根支持国际联盟，但出于对两个政党的厌恶，他拒绝参加选举，并对“胆小怕事的共和党”和“亲德的俄亥俄州编辑”大加痛骂。(14)尽管摩根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同三届共和党政府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但银行的全球责任观念同褊狭的共和党人一叶障目的短视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随着摩根财团的规模不断向多国方向扩展，它将感到难以适应这个厌烦同欧洲发生牵连的美国。

当拉蒙特在凡尔赛和谈的时候，杰克正在同自己内心的恶魔搏斗。他不想同德国人谈判，只是希望看到他们为其“野蛮”行径受到惩罚。1917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目睹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之后，任何文明国度都不可能再同那些已经表现出邪恶本性的人发生任何商务或金融往来。”(15)他说，他宁愿看到潘兴将军率领50万大军开进柏林，而不愿看到一纸仁慈的和平协议。(16)要是皮尔庞特・摩根还在，他肯定会心怀这种恶意采取行动。但是，战后的摩根贷款将越来越多地反映美国的各项利益，而不是出于合伙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尽管杰克高声恫吓，他的银行还是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使赔款得以实现。他的银行同德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表面上，杰克仍保持着一个稳重的银行家的形象，但内心里却感到恐惧和慌乱。他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因停战而消失。即使是在战后的环境中，一个显赫的银行家也很容易感觉到，他似乎是便于恐怖分子袭击的一个静止的目标。发生在俄国的一连串的事件——托洛茨基和列宁夺取了政权、沙皇尼古拉二世遭暗杀、以及布尔什维克拒绝偿付国外债务——使富豪们警觉起来（当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俄国在巴林银行的大笔存款转移到纽约的担保信托公司时，巴林银行冻结了这笔存款）。墨西哥革命期间，墨西哥政府也拖欠外债，并于1917年通过了一部激进的宪法，威胁要将美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有人预言，革命将蔓延到北美沿岸。人们都在谈论阶级斗争和罢工，政治气氛越来越浓。1919年期间，有400万美国人举行了罢工，西雅图市成为一次大罢工的发生地。司法部长米歇尔大力搜捕“赤色分子”和外国煽动者，以至后来这种突击行动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时事动荡使杰克更加怀疑“破坏分子”想要摧毁这部工业化的国家机器。他为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库利奇镇压波士顿警察罢工和加里法官在美国钢铁公司的一次罢工中支持自由雇用拍手称快。

1919年5月1日，有20位美国名人收到了相同的信件炸弹，杰克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因为邮资不足，这批邮件被纽约市邮局截留，才使这些加害目标幸免于难。杰克和他的女儿简还遭到密执安州一个名叫索恩的看门人的勒索。索恩声称他已使他们中了一种慢性的、神秘的细菌的毒害，如果他们支付22000美元，他可以交出解药。要是在平常，杰克会对此不屑一顾。但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他认为应该惩治一下勒索者，以儆效尤。结果，索恩被逮捕定罪，并在莱文沃思监狱度过了15个月的铁窗生活。到了1921年，摩根银行感到受到破坏者的极大威胁，因此公关负责人马丁・伊根建议给银行的私用火车车厢“孔雀角号”起一个不显眼的名字，以避免因同摩根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北滩的私宅相关联而招致祸患。

实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杰克・摩根感到恐惧是事出有因的，而这种恐惧感使他深受困扰。他的身边正在发生着疯狂的事情。另外，1920年到1921年出现了衰退，就其严重性来说，它可能更接近于一次萧条。为了遏制紧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本・斯特朗大幅度提高了利率。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第一次有意识地为了控制经济过热而引起的衰退。这期间，失业率增长了5倍，达到了12%，400万人丢掉了工作，仅1921年一年，就有500家银行倒闭。

1920年初，杰克・摩根形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合逻辑的观点：他感到富人是软弱无力的，而被煽动者蛊惑起来的群众的攻击却是威力无穷的。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他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此人名叫威廉・多诺万，是个律师，一战期间曾是得到过高级勋章的军官（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疯狂的比尔・多诺万”，领导了战略研究部，该部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随着激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蔓延，情报工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杰克要求多诺万去调查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因为这一组织把银行家列为工人阶级的首要敌人。杰克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供过资金，因而他充满忧虑地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动向。他还要求多诺万搜集有关从旧奥匈帝国中脱离出来的新国家的情报，因为有人认为中欧的政治混乱可能会成为产生共产主义的温床。多诺万的调查相当无聊——他只找到了一些满是灰尘的报纸和发言稿——但这项工作使他进入了金融界，也使杰克习惯于使用一种新的方式对付他的敌人。

1920年发生的另外两次事件更使杰克感到危险无所不在。4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个名叫托马斯・辛普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逃的精神病人，溜进了位于斯泰弗森特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出生于伦敦的辛普金曾因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寻死觅活。他后来说，他到美国就是要杀皮尔庞特・摩根的，只不过他已经死了。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他被优美和谐的教堂钟声吸引到了圣乔治大教堂。“钟还在敲，我感到了安慰。”他说，“然后，我走进了教堂。”(17)他知道这是摩根家族做礼拜的教堂。

杰克的妹夫赫伯特・萨特利正在教堂里，摩根家的朋友和医生詹姆斯・马科也在。正当马科医生传递募捐盘的时候，身材矮小、衣衫褴褛的辛普金拔出手枪，近距离朝他的额头射击。募捐盘摔落到地上，发出“如同玻璃破碎般”的声响。(18)教区牧师卡尔・赖兰将《圣经》扔到布道坛上，然后跳过了祭祀圣坛的围栏。虽然风琴手已停止了演奏，但教堂唱诗班仍然天使般演唱着。身着燕尾服的教会成员们此时正追赶着辛普金，他们在斯泰弗森特广场抓住了他。马科医生被飞快地送往产科医院，凑巧这正是他建议皮尔庞特出资捐助的那家医院，几分钟后，他死在了那里。事后得知，原来辛普金错把马科医生当成了杰克・摩根。当审讯人员问辛普金为什么要杀杰克・摩根时，他回答说，他听说摩根和一位叫米勒的国会议员曾说过，世界国际工人组织应该被枪毙。(19)

接着，1920年9月16日又发生了爆炸事件。这天刚过中午，一辆装有500磅铁框格的马车停在华尔街摩根财团与街对面的美国检测所之间。突然，马车爆炸了，地面被炸出了许多大坑。午餐时分像弹片一样的爆炸物飞向惊恐万状的人群，38人被炸死，300人受伤。正走过华尔街23号的年轻的约瑟夫・肯尼迪被掀倒在地。在半径达半英里的范围内，爆炸震破了窗户，包括摩根财团在华尔街的一面窗户。大火和古怪的绿色烟雾直冲天空，街上12层楼高的遮篷也着了火。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炸碎的窗户玻璃穿透了丝绸窗帘，惊慌失措的交易者们躲避着被炸的窗户。

约翰・布鲁克斯在他写的《戈尔康达往事》一书中描绘了当时摩根银行中的混乱：

摩根财团众多的办公室遭受破坏最严重，内部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到处是碎玻璃、东倒西歪的桌椅、散落的纸张以及一些被炸得七扭八歪的钢丝纱窗。这些纱窗是不久前公司刚刚装在窗户上的，好像是天意神授，无疑是它们使办公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坏。一名摩根雇员当场死亡；另一名因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还有十几人伤势严重。朱尼厄斯・摩根（杰克的长子）当时正坐在一层靠近北边窗户的桌子旁，爆炸冲击波把他向前抛去，然后他又被碎落的玻璃割伤……另外一个年轻的摩根职员威廉・尤因被炸倒，并昏迷过去。几分钟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插在一个废纸篓里。(20)

爆炸使金融交易厅里布满了像白糖一样的玻璃渣子。一节铁窗架戳进坐在高凳子上的比尔・乔伊斯，使他一命呜呼。约翰・多纳休因烧伤而死亡。大楼在华尔街一侧的田纳西大理石上被炸出一行深深的麻窝。或许是要把它作为骄傲的象征，或许是为了纪念两位死去的雇员，摩根银行没有去修复那些大理石，爆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后来一个合伙人曾提到修复大理石要耗费巨资，并且承认说：“把它们仍留在那里是恰当和正确的”。(21)以后的几十年里，银行家们总在相互问，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

爆炸发生在9月份，而此时杰克正在他苏格兰的狩猎场。可其他合伙人当时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幸运的是，办公室朝向百老汇街。一位来访的法国人神经质地笑着说，他觉得似乎又回到了战争时期。乔治・惠特尼走到大街上检查伤害情况。在摩根银行弹痕累累的北墙上，他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颗女人的头颅和帽子黏贴在一处破损的墙壁上。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幕。爆炸物击中了她，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头被削飞，并紧紧地贴在墙上。”(22)

回忆起那一天梦一般历历在目的恐怖情景时，惠特尼谈起了德怀特・莫罗的一件事。德怀特・莫罗是一个出奇的心不在焉的人。那天中午，他同一位政府官员约好共进午餐。当硝烟散尽之后，惠特尼看到莫罗准时一路小跑下了楼梯，去会那位官员，好像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他们俩穿过大街上的尸体、消防人员、东倒西歪的汽车和炸弹坑，悠闲地散着步到银行家俱乐部去吃午饭。惠特尼说：“他们根本没在意这些，我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23)

摩根财团凑合着度过了后来的几个星期，他们用粗帆布遮上窗户，用脚手架支撑住中央金融交易大厅上摇摇晃晃的圆顶。许多人挂着吊带或绑着绷带来上班，这对一个非常浮华的银行来说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插曲。这次爆炸的目标是否是摩根财团或检测所，没有人知道，它一直成为一大悬案。尽管这一事件同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相吻合，并且人们一直把它归罪于无政府主义者，但它或许只是一次自然的化学爆炸事故。坐落于华尔街11号的新的证券交易所当时正在施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地区有炸药。摩根银行雇用伯恩斯国际侦探所调查这一事件，侦探所悬赏5万美元以获得有关的情报，但始终没有人领取这笔赏金。

爆炸刚一发生，杰克在麦迪逊大街的住宅的周围立即布置了30名便衣侦探。杰克认为爆炸事件是针对华尔街的，而不是针对摩根银行的。但无论如何，联系到1915年的枪击事件、索恩事件、马科枪击事件以及无数乌七八糟的信件，这次爆炸事件更使杰克觉得险象环生，使他对阴谋集团的恐惧与日俱增。

这一阶段的骚乱导致杰克加深了反犹太主义的情绪，是他形成自己观点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他简单地把许多事件，特别是针对他的家庭和公司的攻击事件都看成是与此有关。杰克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他把犹太人视为遍布全球的第五纵队，都是些假装对他们所在国政府忠心耿耿、而实际却在秘密地帮外国政府搞阴谋活动的阴谋家。他把德裔犹太人银行在华尔街的存在推而广之，视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像他的父亲一样，杰克对他自己圈子内的密友热情而友好，但也同他的父亲一样，他对圈外人常常是冷若冰霜，甚至表现出怀疑。杰克从不认为他持反犹太主义观点是欺压弱者；他的敌人比他——一个孤立无援的摩根——要强大得多，因此，他们咎由自取。

1920年5月，作为哈佛大学监理的杰克急急忙忙找到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就监理会职位空缺所造成的严重危险向他提出警告：

我想我应当指出，我相信在监理中有一种强烈的看法，即候选人决不应该是一个犹太人或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虽然很自然，对天主教徒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恐怕您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肚量狭小的人，但我个人之所以反对上述任何一种人接替这个位子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天主教徒，他们都承认利益或政治控制比这个国家的政府重要，而且在这些人的心中比政府更加优先——犹太人总是把犹太人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国人放在第二位；我恐怕罗马天主教徒也常常把教皇至上的信仰者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国人放在第二位。(24)

从这封信中，人们可以感觉到杰克头脑中仍然想着战争期间他同库恩-洛布公司之间的不和，现在这一不和被扩大到了全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很快募集了一笔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德国贷款，并因其投资建议而得到梵蒂冈授予的勋章。

1920年，杰克确信在德裔犹太银行家中存在着一个反对摩根的阴谋小集团。因此，他聘用了一个名叫查尔斯・布卢门撒尔的人去调查他们的活动。在两年的时间里，布卢门撒尔定期向杰克报告。他使用的办法没有留下文档记录，但塞缪尔・昂特迈耶明显是一个目标，因这个人在普约听证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杰克仍打算要惩治他；另一个目标是生于德国的奥托・卡恩，他是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也是都市歌剧院的财政后台老板。善于炫耀的卡恩厮混于贵族社会，这一点远远胜过雅各布・希夫，因此，他赢得了“新旧约全书之间的扉页”的绰号。(25)他曾慷慨地为1915年英-法贷款出资，杰克甚至还赞扬过他在战争期间发表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讲话，这些讲话在协约国中广为流传。卡恩被德国的皇帝咒骂为自己祖国的叛徒。然而，1919年，杰克得知，战争初期，卡恩和库恩-洛布公司为德国的几个城市提供了一笔小额贷款。卡恩仍然享有英国归化公民的国籍，因而杰克认为，这笔贷款一看就是他叛国的铁证。杰克怒不可遏，他写信给格伦费尔说：“他现在又成了美国公民，英国不能将他关进监狱，在我看来，这事干得实在不漂亮。我认为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些。”(26)卡恩在战争期间的爱国主义被人遗忘了。

杰克紧紧跟踪着他的猎物，搜寻卡恩同德国贷款相关联的证据。1920年，他显然从布卢门撒尔那里获得了证据。他在给格伦费尔的信中说：“所附是林德海姆写给艾伯特博士的一封信的影印件。林德海姆是纽约的犹太律师，他同昂特迈耶一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认为这封信足以确认奥托・卡恩先生提供了那笔德国城市贷款。”(27)似乎杰克和特迪・格伦费尔都在同英国当局交换情报，因为格伦费尔已经知道艾伯特博士在战争初期花了大笔德国人的钱。(28)两年之后，摩根银行通过一个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查阅了英国海军部有关塞缪尔・昂特迈耶的记录。

杰克的另一个可能的情报来源是亨利・福特的《珍贵独立报》。该报是福特异乎寻常的反犹太主义观点的喉舌，通过福特汽车经销商在全国发行。1921年，该报开展了一场反对“归化的美国人”——被认为对这个国家不够忠诚的移民——的运动。杰克在给编辑的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中赞扬了这一运动：“由于战争，我充分意识到了归化的美国人对社会的威胁。在我看来，犹太人似乎是唯一的这类人，他们默默地干自己的事，并正在努力维持他们外来移民的心态而不引起公众的注意。”(29)杰克说，他将向《珍贵独立报》提供信息。当查尔斯・布卢门撒尔到底特律就犹太人威胁问题同亨利・福特磋商后，杰克随后写了一封信邀请福特到纽约去访问他。

杰克混乱的反犹太主义夹杂着商业上的竞争。美国人银行和犹太人银行在华尔街上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集团。1921年，一个前司法部代理人向摩根银行透露了一个秘密，说犹太银行家和德国企业家制定了一项计划，以恢复德国的财富。他讲到一个叫雷曼的先生和一个叫罗斯柴尔德的先生如何在纽约同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见面以完善这一计划；他们又如何希望这一新的联合把摩根财团挤垮。这也许确有其事，或只是危言耸听。杰克对美国人和犹太人银行在华尔街上的竞争有自己的看法，他从阴谋和宗教方面，而不是从比较庸俗的生意方面看待这个问题。

杰克同布卢门撒尔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杰克为他预付了一笔钱，用于购房的抵押，但他没能按时还钱。对杰克这样的银行家来说，赖账的人在地狱中比犹太人还要遭罪。两人的关系变得冷若冰霜。1922年，布卢门撒尔的还款逐步结束。后来，当布卢门撒尔试图以摩根的名义筹集现金的时候，杰克否认他曾雇用过这个人。这是怄气吗？或许杰克是在掩盖自己的罪责？

无论如何，所谓德国人的阴谋和犹太银行家的阴谋伎俩的谈论很快便显得很愚蠢，完全是无中生有。杰克・摩根为德国人干的事比华尔街上任何一个犹太人干的都多。甚至当他在1922年中断了同布卢门撒尔的关系后，国务院还力劝他去参加一个银行家委员会，该委员会要为一笔提供给德国的巨额贷款制定所需的条件。杰克・摩根几年来一直在搜寻德国的支持者，到头来他将发现他本人就是给德国提供贷款的主要银行家。这些年他所捕捉的幽灵实际就是他自己。

战争期间，批评家们把杰克讽刺为一个傀儡，一个苍白无力、行动缓慢的皮尔庞特・摩根的仿制品。但杰克把批评家们愚弄了。他的英国关系网加强了他同协约国的关系，他为摩根建富雇用的合伙人也是如此。他在战争期间一直扎扎实实地工作，而且他继续每天工作8到9小时，直到20年代初。然而，杰克毕竟只是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银行家，他缺少曾经激励过他父亲的那种巨大的、不断释放的能量。正像他自己所认识到的，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一个具有英国乡绅风格的刻意做作的业余爱好者。他喜欢园艺、乘快艇游玩、读侦探小说——一些温和而恬静的活动。有一次，在一种倦怠的情绪下，他把自己的头脑比喻成一个软软的、煮烂了的菜花。另外，他父亲的衰弱、病痛和死亡总是在他脑海里萦绕，他把这归因于政治和过度劳累。因此，他准备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副手。

哈里・戴维森使杰克着迷，他似乎成了战后一个阶段承担摩根重担的最佳人选。戴维森具有天生的权威。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曾经说过，“人们愿意追随他”，(30)他对摩根银行的献身精神堪为楷模，这一点可以为皮尔庞特死后他发给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一封电报所证明。当时，戴维森的住宅“孔雀角”刚刚烧毁，在住宅重建期间，他打算在一艘游艇上度过夏季。他发电报给奥尔德里奇说：“同其他的重大损失相比，房子的损失实在微不足道。”(31)

战争使戴维森的地位大大提高。作为红十字会战争委员会的主席，1919年他被提升为红十字会全球联盟的主席。在他任职期间，有800万志愿者报名参加红十字会工作。许多故事都表现了戴维森的极大自信。在一次红十字会大会上，前总统塔夫脱说道：“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最杰出的公民，这个人宁愿面对德国人的大炮也不愿面对听众。”这时戴维森已经快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了，而塔夫脱却高声宣布：“这个人就是潘兴将军！”(32)

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戴维森1918年去伦敦，刚一到达，他就得到通知说乔治五世希望见他。在去白金汉宫的路上，王室侍从向他介绍了各种礼仪，并罗列了一套皇家禁忌和戒律：他不得跷二郎腿，不能先伸出手去握手，没有国王的允许不得告辞，等等。戴维森同国王陛下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光。可这时，他突然想起还有另外一个约会，便猛然站了起来——违反了一条禁忌。除了摩根合伙人，还有谁会厌倦同国王在一起呢？谁不希望延长这种经历呢？然而白金汉宫只是戴维森紧张的日程安排中的一站——摩根财团已凭借自己的资格成了贵族。

战后，戴维森的威望高涨，朋友们甚至提到，他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戴维森自己却提出异议，说这是“不可能的”。显然，这是因为他曾卷入了1915年春以悲剧结局而告终的婚外恋事件。(33)他害怕此事被挖掘出来，因为那是一个恐怖的事件。戴维森和他的夫人凯特同布科克夫妇是好朋友，他们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市是邻居。霍华德・布科克是阿斯特信托公司的司库。阿黛尔・布科克是戴维森夫人的好友。戴维森同阿黛尔・布科克发生了暧昧关系，而霍华德・布科克开始时对此事毫无察觉。

当霍华德・布科克得知此事后，他简直发疯了，但他采取了适合于他的身份的方式。1915年3月22日，他提前从公司回到家里，显得焦躁不安。但同往常一样，他同他的夫人在东七十四街的住所里共进了晚餐，这期间仆人们也没有注意到任何反常现象。之后，霍华德上楼到书房去看报，阿黛尔则留在楼下的客厅里弹钢琴。后来霍华德也下到客厅里。仆人们听到钢琴音乐突然停止了，紧接着又听到两声枪响。当惊慌失措的女佣们冲进房间时，她们发现霍华德用一把老式军用左轮手枪从背后向阿黛尔的右耳根处开了一枪，然后他又向自己的左眼上方开了一枪。心慌意乱的仆人们第一个想到要打电话通知的就是阿黛尔・布科克的好友凯特・戴维森。只能由凯特来通知布科克的亲属了。凯特同意收养布科克的两个孩子——他们在枪杀过程中一直在睡觉。戴维森夫妇还供养他们上学。这一举动使人联想起戴维森夫妇在早些时候还曾慷慨地收养了本・斯特朗的孩子。布科克夫妇的枪杀事件是1915年轰动一时的“悬案”。验尸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霍华德・布科克由于担心自己可能患有肠癌而变得精神失常。此事到现在才真相大白。(34)

1920年，当哈里・戴维森从红十字会回到摩根财团时，已然失去了他那精神焕发的面貌和磁性般的魅力。他抱怨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头痛和失眠。他请了一年的假，同家人一道去了木兰花庄园。这是他在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的一处地产。在一张戴维森正在野餐的照片上，他嘴里叼着一支大号雪茄，身穿一件白衬衣，外着一套三件式西装。即使是在身体状况欠佳和户外活动的情况下，摩根人也不能给人以衰弱无力的形象。然而，住在木兰花庄园并没能消除他的头痛和头晕。1921年8月，戴维森被诊断为长了脑瘤。

戴维森是一个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他拒绝成为一个病人。他的“孔雀角”是在长岛北滩占60英亩、用希腊式圆柱装饰起来的住宅，这一住宅同杰克・摩根和乔治・贝克的住宅一道，几乎形成了连绵不断的一片。一天，他在那里同弗雷德里克・蒂尔尼医生正在欣赏牡蛎湾中的一群海豚。蒂尔尼说他一直想得到一个海豚脑子做研究。戴维森立即吩咐他的仆人：“把我的来复枪拿来，并让他们马上准备好机动船。”(35)戴维森出海并射杀了他的海豚。

1922年5月，哈里・戴维森在切除脑瘤的手术过程中去世了，终年54岁。他留下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财产，其中的450万给了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特鲁比。特鲁比从上大学开始就被禁锢在轮椅上。战争期间的一个暑假里，在耶鲁大学上学的特鲁比和他的几个同学组成了第一个海军预备役航空小组。戴维森为他的儿子买了一架飞机。在孔雀角的一次示范表演时，飞机的后发动机脱落，并击中了特鲁比的头部，从此他成了截瘫病人。父亲的特别遗赠意在使他在不受任何物质生活困扰的条件下追求政治生涯。特鲁比在库利奇和胡佛两届政府中担任过战时航空部部长助理，并出任过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同他父亲一样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尽管他身患残疾，他仍然打网球，并为博物馆寻找大的展览项目。

在华尔街23号，戴维森的死亡使汤姆・拉蒙特通往权力的道路失去了障碍，他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领导位子。怀着对良师益友戴维森的感恩戴德之情，拉蒙特继承摩根传统，为戴维森树碑立传，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传记。关于他的另一个行为楷模皮尔庞特，拉蒙特写道：“他对小人物所做的或建议的小事不感兴趣。”他把皮尔庞特掌管摩根的阶段看做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彬彬有礼的时代——一个在商务上具有骑士风度的黄金时代。(36)皮尔庞特和戴维森早期对拉蒙特的影响使他这位银行家具备了一个政治家和建功立业者所应具有的高瞻远瞩的视野，而不是一个官僚或纸上谈兵的人。

在20年代，汤姆・拉蒙特成了摩根银行的智囊和华尔街上最有权势的人物。每当记者们谈论“重要的金融观点”时，他们通常都先同拉蒙特讨论。华尔街上有一种说法：“摩根先生对拉蒙特讲话，拉蒙特先生对人民讲话。”(37)在他的早期银行生涯中，拉蒙特总是对他的前辈们毕恭毕敬，甚至阿谀顺从，心满意足地扮演着驯服朝臣的角色。他知道如何处理同摩根家族的人们的关系。皮尔庞特和杰克都是寡言少语、性情孤独的人，因此，他们喜欢那些性格平和而外向，且具有魅力的人。皮尔庞特周围有善于交际的培根和珀金斯，而杰克周围则有戴维森和拉蒙特。摩根家族不善出头露面，非常注重于内部事务，而这些摄政者却使公司在社会上大放光彩。敏锐的拉蒙特还时常给杰克一些鼓舞信心的赞许，而这是皮尔庞特从未向杰克表示过的。

汤姆・拉蒙特从一个穷牧师的孩子一跃成为华尔街尽人敬仰的人物。何以如此则是一个谜。1750年，拉蒙特家族的第一代从苏格兰到达美国。拉蒙特的父亲曾是一位希腊语教授和卫理公会教牧师（汤姆后来成了长老会教徒）。老拉蒙特长了一张《旧约全书》式的脸——宽阔的前额、连鬓胡子，两眼放出冷峻的光芒。他禁止家人跳舞、打牌，甚至禁止他们在安息日到邻居家去闲逛。幸运的是，拉蒙特的母亲还是比较温和的。汤姆在纽约州北部克拉弗拉克度过了他俭朴的童年时代。他设法摆脱这种处境，并贪婪地阅读小说。他靠奖学金进了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和哈佛大学。他羡慕那些他所遇到的富有的孩子们，但他并不惧怕他们。他完全是一个自我奋斗式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在一个充斥着不法投机和肤浅的乐观主义的时代中很具有典型意义。像F.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主角杰伊・盖茨比一样，他以一个穷孩子的方式生活，行为举止均出于他的无穷无尽的幻想。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贵族角色，以至被人们误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拉蒙特短小精悍，双肩匀称。他头发稀疏，两眼总是笑眯眯的。他常常在他办公室的壁炉前让人拍照，双手插兜，显得随意而愉快。他通常面带一种很开心的、探寻的神情，似乎是在表示亲昵，实则却是在探究他的客人。他紧密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仿佛是在审时度势，一眼就可把一个人看穿。他似乎不知道什么是沮丧，天生一个乐观派，遇事总能泰然处之。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着急”。他的儿子科利斯说他从来没见过他父亲生气。他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他在哈佛工商学院写的许多长篇论文顶得上十多个人的工作量。汤姆・拉蒙特是一个奇才——在商务上、金融上以及外交上。而且他的事业涉及面之广，令人目眩，可以同皮尔庞特・摩根相媲美。

拉蒙特具有建立友谊的天赋，对文学界心向往之。他是一个报纸出版商，还是克罗韦尔出版社的大股东。他是涉足这一领域的唯一的摩根合伙人。战争期间，当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游说美国，以争取对英国的同情时，他喜欢上了拉蒙特，甚至将他的《战争与未来》一诗献给了拉蒙特。拉蒙特同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高尔斯华绥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也结为朋友。他具备作家所应具有的冲动，他每月都匆忙写出成百封私人信件，记录下他的各种思想，并把它们传给后代。

他的交际不只局限于名人。每年春天，他都同三个同窗好友去大西洋城小住几日，在那里钓鱼、打桥牌、聊天。他同许多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就像魔术师，总能神奇般地使他手中的球停留在高空，而且每个人都因得到来自华尔街23号精心选送的礼物、卡片和邀请信，而感觉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如果汤姆・拉蒙特得以如此容易地进入摩根的特权阶层，这同华尔街在20年代所表现出的非凡的自信以及银行家新的外交作用有很大关系。拉蒙特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且生逢其时，在这个历史时期，他恰好赶到了点子上。1928年，埃及国王对他说：“拉蒙特先生，我敢打赌，迄今为止，我是唯一的一个接待过你，而又没有向你为政府要求一笔贷款的外国元首。”(38)很可能他是对的。后来拉蒙特出现在一份统治美国的63人名单上。即使名单再短一些，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抹去。激进派记者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后来在1937年说，拉蒙特“在西方世界行使权力20年，他的权威超过任何人；他付诸实施的最后决定也比任何人多，而且至今还没有因此而发生控告。简而言之，拉蒙特成为看不见的战后高额融资和政治界人名录中的事实上的第一执政官，成为各国总统、总理和中央银行董事们都要躬亲请教的人物”。(39)伦德伯格的议论说不上夸张，他最多也就是说得有些过头而已。

1916年，拉蒙特力劝亨利・福特把他的汽车公司变成上市公司，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不同凡响。这一举动直到1956年福特死后才得以最后完成。摩根财团虽然掌握大量铁路公司的股本，但却一直缺乏远见，没有认识到汽车工业的重要性，皮尔庞特早年甚至曾断然拒绝过福特的融资请求。威廉・克拉波・杜兰特曾预言，汽车的销售量将飞速上涨，达每年50万辆，将来会有一天美国道路上汽车的数量要超过马的数量。然而由于乔治・珀金斯对此预言嗤之以鼻，结果丧失了1907年为通用汽车公司提供资助的机会。对新世纪初期的华尔街来说，汽车只不过是富人们的玩具，不可靠性和糟糕的道路困扰着它的发展。这种态度引起了亨利・福特的怨恨，更加深了他对华尔街银行家的蔑视。

到1916年，汽车公司在华尔街已经令人刮目相看。通用汽车公司宣布了它的第一次股票分红——纽约证券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分红，早期的怀疑论点变成了时髦的积极性。亨利・福特早已为他在高地公园的车间引进了一条装配线。1914年，他还宣布他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小时工资5美元——条件之慷慨吸引了12000名求职者。此时，福特公司年生产T型汽车已达50多万辆，拉蒙特看到了可以按皮尔庞特的传统做一笔惹人注目的交易的机会。老摩根的幽灵总在拉蒙特的脑海里萦绕，这一点从他给福特的一个同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封信中他指出，如果福特公开出售他公司的股票，将“是自从15年以前钢铁公司发行股票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40)作为一条规定，福特反对公众持有所有权，并认为股东应该为公司工作。然而，他请拉蒙特将J.P.摩根和福特的“最佳思想”统一起来。策略和友好怎样结合才能制服亨利・福特呢？

在一份备忘录中，拉蒙特既奉承福特，又对他进行煽动。他首先说：“你拥有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车工业……同事们从一无所有开始，现在已使这一工业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待福特飘飘然之后，拉蒙特便单刀直入：“你的公司现在的构成是你唯一的弱点。只要公司的控制权完全在你的手里，那么这事业的未来也就完全倚仗一个人的命运。将来必定有一天，你会因所承担的日常责任而感到深深的烦恼。”在表示了一番同情之后，他又激起福特的忧虑，指出少数持股人可能制造的麻烦。这时，拉蒙特才拐弯抹角地提出了他的建议，他建议福特采取一项“大规模的金融举措”，这样福特才能从烦人的责任中解脱出来——简单说，就是公开上市福特股票。(41)

在另一封信里，拉蒙特把福特出售他的公司，同卡内基将他的钢铁厂出售给美国钢铁公司做了比较。由于福特和卡内基是同一类的个人主义者，因此这一类比是非常巧妙的。他建议福特像卡内基一样，在公司中保留较大的股份，持有“具有最高品位的”优先债务，“保证你和你的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将来能够得到丰厚而稳定的收益”。拉蒙特喜欢对奇特的客户使用这种时髦的风格。他提出了他的想法之后便抽身而退，假装不偏不倚，只供福特考虑。几个星期以后，福特说明收到了拉蒙特的信，并表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但事情就此没了下文。这虽是一次失败，但拉蒙特虽败犹荣，因为此事最终表现了拉蒙特的无畏的志向，以及他驾驭文字的杰出才能。

有关福特公司的建议被拒绝后，摩根财团便时刻密切注意汽车领域的发展契机。机会终于来了，其渊源是摩根同杜邦公司的关系。杜邦公司的炸药和化学制品生意曾从摩根财团的出口部赚取了大量利润。战争不仅使杜邦公司财源滚滚，还使它拥有了大批油漆、清漆和人造革制品厂，他们看到了这些制品在汽车业中的潜在市场，所以开始积累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到1919年，他们已掌握了通用汽车公司23%的股份。除了创始人威廉・克拉波・杜兰特的位置外，他们占据了通用汽车公司财务委员会中的所有位子。

杜兰特长得英俊潇洒，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他对发明创造具有鉴赏能力。起初，他是一个富有的马车制造商。1908年，在遭到乔治・珀金斯的拒绝后，他自己为刚刚成立的通用汽车公司提供资助，合并了兰塞姆・奥尔兹和大卫・别克的汽车业务，并随后收购了凯迪拉克。亨利・福特源源不断地生产T型汽车，而杜兰特则不同，虽然他从法国引进了路易斯・雪佛莱公司的技术，以生产一种实用型汽车同福特公司竞争，但他更喜欢多样化的生产线。杜兰特是一个有说服力而且富有魅力的人物——沃尔沃・克莱斯勒有一次曾说过，杜兰特“可以把死人说活”——但他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他鲁莽而又乖僻。(42)这个失意的银行职员的儿子还是股票市场上的一个顽固不化的赌徒，他专门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拉蒙特说，他一掷千金，数百万美元挥手散尽，仿佛这些钱都是台球。

1920年，J.P.摩根公司负责发行一笔6400万美元的股票，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扩建融资。为了取悦杜邦公司，摩根银行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股票，并将其余的股票出售到可靠人的手中。这时，本・斯特朗在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策划了1920年的美国农业衰退。亨利・福特大幅度削减汽车价格，通用汽车公司滞销的汽车在汽车经销行里堆积如山。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价格暴跌，认购者们——包括摩根公司、杜邦公司以及杜兰特本人——由于没有卖出的股票而遭受惨重损失。杜兰特还组织了一批资金以期支撑通用汽车公司——这个股票辛迪加对杜邦公司和摩根保密。

杜兰特冷静得像一个诈骗老手，他假装对这场灾难无动于衷。他歌剧没有少听，而且表面上还装出一副骑士派头。其实他此时已面临破产，因为他的贷款是以他手上的巨额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作为附属抵押品的。如果他不得不卖掉股票来支付债权人，他不仅会使股票价格暴跌，还会使证券交易所发生恐慌，并损坏通用汽车公司的信誉。更糟糕的是，他还随便地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借给别人作为他们借款的附属抵押品。如果他破产，他还会使其他许多人同时破产。

虽然杜邦信任杜兰特，但德怀特・莫罗和其他摩根合伙人对他却持怀疑态度。当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跌破20美元时，杜兰特仍在继续用保证金买进更多的股票，试图力挽狂澜。他否认存在的问题。当股票跌到12美元时，他的损失进一步加剧。到了1920年11月18日晚，杜兰特需要补足近100万美元的保证金，才能满足第二天早晨开盘时的需要。像亨利・福特一样，杜兰特也看不起银行家，他认为他们都是井底之蛙，见识短浅，而且他们还剽窃更有才智的人的发明创造。但现在他不得不给摩根财团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以每股12美元的收盘价格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皮埃尔・杜邦和摩根合伙人觉得杜兰特是一个无能之辈，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他们不救杜兰特一把，市场将会崩溃。

当德怀特・莫罗、乔治・惠特尼和汤姆・科克伦来到杜兰特在57街的办公室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情景剧里的场景：杜兰特的债务已经暴增至3800万美元之多，他的接待室里挤满了来催债的债权人。由于杜兰特无法使一批经纪人的情绪平息下来，摩根合伙人看到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可能又要重演。经过一整夜激烈的挽救会议，摩根财团以每股9.5美元的价格——大大低于收盘价——买下了杜兰特的股票。杜邦公司拿出700万美元，摩根财团拿出2000万美元为杜兰特补足了保证金。到凌晨，一个新的公司宣告成立，以购买杜兰特的股票。杜兰特在新公司中的股份只占40%，杜邦公司占了40%，以摩根为首的银行获得20%的股份，作为他们的佣金。皮埃尔・杜邦还想宽待杜兰特，但摩根合伙人却毫无怜悯之心，坚持要他从通用汽车公司中辞职。一夜之间，杜邦公司和摩根财团劫持了一个工业帝国。两个星期之后，已经退休的皮埃尔・杜邦又担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直到3年后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接替他的位子。

这在摩根的历史中是一个双重的重大胜利，既确立了同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又赢得了杜邦公司的忠诚。正像皮埃尔・杜邦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的：“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摩根合伙人表现出了最大的优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而且在一开始就宣布他们并不要求补偿。他们行动迅速，并卓有成效，这笔涉及6000万美元或更多金额的交易，从计划到实际完成只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43)

威廉・克拉波・杜兰特又怎么样了呢？这个顽固保守、不顾一切的投机者在1929年的崩溃中丧失了一半的净资产。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密执安州弗林特市经营一个保龄球场。1947年，穷困潦倒、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他死于纽约。

在20世纪20年代，现金富裕的美国人开始对购买外国债券发生兴趣。对一个长期依赖于欧洲资本市场来资助其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经历。财政部销售的最小面额为50美元的“自由与胜利”债券吸引了对购买债券尚感新鲜的公众。直到战后，这种投资习惯仍在继续。如果美国人历来把钱存入储蓄银行、购买保险和塞在陈旧的床垫里的话，现在则全部用于购买债券。经纪公司也对美国人的这种热情推波助澜，使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巨头、全世界的恩人、正在成长着的J.P.摩根。

纽约市的大银行纷纷抢夺这一新的业务。国民银行不得承购和分销证券，但他们可以成立独立的证券附属机构以绕过这些限制。大通银行、国民城市银行和担保信托银行都设立了这类分行，他们派出了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向投资者们大肆兜售来自巴西、秘鲁、古巴和智利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债券。与此同时，许多美国银行打入了海外市场。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颁布之前，只有州注册银行才能在海外设立分行——这就是摩根财团能够在同外国客户发生联系方面比其他人大大占领先机的原因。现在，国民银行也可以在海外开设分行。热情得有些做作，而又善于花言巧语的美国银行家们在世界各地成了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国民城市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突然行动，它进入了俄国（其分支机构被布尔什维克没收），在中国创立了繁荣的业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开设了分行。巴林银行长期以来统治着阿根廷的业务，但战后的几年里，国民城市银行、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业务超过了巴林银行的业务。与此同时，由于英国财政部禁止对国外提供贷款，致使伦敦金融城陷于瘫痪，并失掉了许多长期主权客户。1925年，当阿根廷邀请巴林银行与J.P.摩根公司共同管理一笔4000万美元的贷款时，财政部的禁令迫使巴林银行把这项大的融资业务转给他人。

华盛顿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观察着这场投资狂热，琢磨着如何在政治上对它加以利用。即便是具有自由放任思想的俄亥俄州报纸发行商、共和党人沃伦・哈丁在1920年入主白宫以后，也未能阻止他的政府去试图调动华尔街的新力量。“沸腾的20年代”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信奉自由市场的三届共和党政府授予国外贷款以新的、半官方的身份，并享有否决贷款的权力——这些是民主党政府所不敢做的，以免被指控为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新的贷款政策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胡佛熟知威尔逊政府对俄和对华贷款政策的先例，即政府对银行家严加注意。在1921年5月25日的一次白宫会议上，哈丁总统告诉汤姆・拉蒙特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家，为了国家的利益，今后所有外国贷款都必须经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批准。在座的有关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安德鲁・梅隆和胡佛——对总统表示支持。摩根财团不得不将此安排通知其他银行。事后，杰克・摩根作为有影响的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发言人，向哈丁保证，银行家们将“把所有可能进行的有关给外国政府贷款的谈判详细情况报告国务院”。(44)对一个倡导商业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政府权力的扩展。弗吉尼亚州现任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谴责了这种侵犯银行家权力的行为。

共和党一统天下的20世纪20年代，也许是银行家们在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时期，也是摩根权力达到鼎盛的时期。尽管摩根财团同白宫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和睦过，但激进的小册子作家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帮助也许有所察觉。从一开始摩根合伙人就认为哈丁是一个傻瓜，不足以应付战后重建的挑战。汤姆・拉蒙特后来发表了对哈丁的尖刻评价，把他看作是一个“可怜的人物……最没有本领领导1.2亿人从一次大战的黑暗和混乱中走向光明”。(45)民主党的溃败使杰克如释重负，他急忙跑到总统面前献殷勤，但甚至连他也把哈丁诽谤为一个缺少远见、“软弱无力”的沙文主义者。

对哈丁的蔑视远远超过个人之间的恩怨，因为白宫和摩根财团分别代表了共和党中完全不同的派系。出于本能，也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摩根银行在国际融资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它主张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倡同协约国密切协商和积极向国外贷款。在外交政策上，感觉它与威尔逊的民主党人反倒有某些默契。鉴于英国在恢复其国外贷款上裹足不前，J.P.摩根公司希望美国继承英国的领导地位，并开始重建欧洲。与之相反，哈丁派共和党人属于褊狭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欧洲的冲突感到厌倦和蔑视。这些共和党人把国外贷款看作是操纵外国人的手段，或者是有去无回的福利支出，认为这些钱还不如用在美国国内。在摩根的整个历史中，该公司强烈地倾向于当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而不一定是共和党人。

在新政府上台初期，摩根财团和哈丁在协约国战争时期所欠华盛顿约10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些都是美国介入战争后提供的贷款，而不是摩根财团在华尔街组织的贷款）。亲英的摩根财团极力主张注销这些债务。杰克・摩根说，当协约国送士兵去抗击德国人的时候，美国送的只是美元；从体面的角度考虑，这些战争债务应被视为补贴，而不是贷款。而对哈丁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美国人是否会再一次被腐败而又诡计多端的欧洲人置于困难境地的问题，收回战争债务还能使美国税收保持较低的水平。当拉蒙特前去同哈丁商谈取消债务的问题时，他发现哈丁被堆积如山的文件弄得焦头烂额。“拉蒙特，这个工作对我来讲真是太沉重了，”总统说，“我还能拿这些成堆的文件怎么办呢？唉，但愿我也能尽力了解点这些债务的事情。”(46)

后来的会谈并未使拉蒙特感到鼓舞。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曾极力争取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但没有成功。他对褊狭的债务政策感到不快，但他强调注销债务缺少人民的授权——同样的话摩根财团后来听了十几年。拉蒙特高傲地向休斯提出建议，即美国得到英属洪都拉斯，以替代一部分债务——这条建议被漫不经心地拒绝了。拉蒙特觉得其他内阁成员似乎很高兴看到向债务国逼债的情景。

哈丁政府采取了一条政策，禁止华尔街向任何仍拖欠美国战争贷款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一次严肃而短暂的会面之后，拉蒙特惊恐地向杰克报告：“他是财政部的管家，他很自然地认为他的责任就是监督财政部从债务人手里讨回每一分钱……他似乎还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让所有无足轻重的欧洲小国归还拖欠我们的钱，那么我们握有债券这个事实将使我们在政治上握有生杀大权。”(47)

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态度，给国际金融造成的沉重压力持续了一代人之久。沉重的债务将使国际贸易停滞，损害政治领导地位，并使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遭受破坏。面对华盛顿的固执，摩根财团和本・斯特朗很不情愿地建议他们的英国朋友向华盛顿偿还债务。梅隆和财政大臣斯坦利・鲍德温会谈之后，英国同意分62年还款。但他们并不乐意接受这种以势压人的作法。难怪博纳・劳首相从斯坦利・鲍德温口中听说这些条件后，气得暴跳如雷。问题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日子里愈加恶化，而摩根财团被夹在华盛顿和白厅之间受夹板气。与此同时，未能注销协约国债务意味着摩根财团不得不对德国的赔偿问题采取强硬措施。因为如果德国人不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又如何偿还华盛顿的债务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破坏性的、高速旋转的债务圈，直到30年代整个体系崩溃。

如果说华盛顿开始时要求控制国外贷款，是出于对协约国债务的担心，那么它很快就习惯了行使其新的权力。这一做法持续的时间出乎意料地长久；程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J.P.摩根公司要向后来继任的库利奇和胡佛政府讲解它是如何操作的。后来在有关外交时代政府与银行关系的卓越的证词中，汤姆・拉蒙特明确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的每一笔大额贷款都得到了华盛顿的默认。政治和金融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然后消失了。鉴定家往往能一语道破，指出摩根的行为无非是官方政策的镜子。

尽管这种做法后来在反诉中被取消了，但它在最初时对双方来说却有互利之便的。躲藏在华尔街银行的背后，无论是批准还是拒绝给各国贷款，政府都可以否认它的责任。反过来，银行认为这是一个安全条约，可以使政府承担义务，保护由其一手操办的贷款。这种安排还可以向银行提供政府掌握的关于债务国的情报。随着美国成为债权国，华尔街便面临如何迫使主权国家偿还债务这个永恒的问题。华盛顿似乎就是答案。

随着哈丁的审查过程形成了一个概念，即政府布下了一张安全网，从很高的钢丝上掉下来的投资者都会得到保护。这一概念从未明确阐述过，但却始终存在。如拉蒙特所说，政府的批准图章“使许多美国投资者参与了外国债券的发行。无论是否这样说过，他们都有一个印象，即政府已经批准了这等债券的发行，否则不会这样做”。(48)这种安排鼓励许多银行家去打如意算盘，使他们不去考虑一旦发生违约怎么办。这等于是不言而喻地让人们放弃对债务国的严格审查。在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设想在政府的保护下进行经营，后来证明这种想法只是异想天开。但在这种想法存在的时候，它使人们都怀有一种华尔街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欣喜若狂的情绪，并帮助人们编织了十年的梦想。这一梦想在1929年的崩溃中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