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华尔街是一个封闭的、享有特权的俱乐部，那么，确定潮流的公司和社会仲裁者就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地方非常小，合伙人不到20个，百十来个雇员，资本只有微不足道的300万美元。然而，这是投资银行业务的楷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只有一个办公室，在华尔街2号，绿色的地毯，白色的墙壁，俯视着三一教堂。在一块稍稍高起来的叫作平台的地方——跟摩根建富合伙人的办公室相似——摆着两排红木拉盖书桌，和华尔街23号的书桌一模一样。就像在出生时分开的双胞胎那样，它和街口那边的J.P.摩根公司来自同一个祖宗。

摩根士丹利无人与之匹敌地拥有《财富》杂志上列出的美国500强客户，并且牢牢地控制着老摩根财团的铁杆客户，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40年代末期，它又增加了美孚、壳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本迪克斯、H.J.海因茨和其他许多公司。它代表了7个姐妹石油公司中的6个，连续发行的债券超过任何其他公司。作为大公司的密友，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大多与首席执行官打交道，参与他们秘密的长期发展计划。他们控制了客户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无人图谋抢走摩根士丹利的客户，人们认为这样做很糟糕，再说也这无济于事。

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温暖依然荡漾在摩根诸公司之间，许多高级官员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在J.P.摩根公司或担保公司共事。他们可能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墙壁隔开了，但是他们把一根粗壮的藤蔓悄悄地缠绕到顶层。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鼓励他们的雇员彼此建立亲善关系，互相介绍生意。每年，他们举行荣誉晚宴，每个公司各派10名有为的年轻人出席。就像溺爱的父母那样，他们把子女撮合到一块。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公司在华尔街120号合用一个餐厅。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在华尔街23号有私人账户，并是为数不多的一些有J.P.摩根住宅抵押贷款的人。

只要有可能，这两家摩根公司就会合作做生意。J.P.摩根经营摩根士丹利的养老基金和分红计划，而摩根士丹利则承办J.P.摩根的证券发行。如果摩根士丹利发行债券，J.P.摩根负责支付红利。他们两家由一种特殊的簿记安排结合在一起，这起始于大萧条时代，当时摩根士丹利害怕证券业务上周期性波动，要想压低管理费用。摩根士丹利没有一般工作人员，而发债的“结算”——支票和证券的实际交换——仍然在华尔街23号进行。但是，在这点上，摩根兄弟般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现在，摩根士丹利是投资银行业里无可匹敌的领袖，而此时的J.P.摩根只是商业银行业里一个寒酸的斯文贵族，徒有悠久的传统，却缺乏相应的现代力量。作为他们公司里的合伙人，摩根士丹利的职员比他们华尔街23号的同事所挣的钱要多得多。在那些利益共同体的时代，摩根建富的人也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学习。尽管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仍然是一个快活的摩根家族。

摩根士丹利比J.P.摩根公司更加回避卷入政治，从不表现出相同的为公众服务或高尚的贵人行为。哈罗德・斯坦利埋头做生意，而哈利・摩根跟他父亲一样厌恶政客。由于摩根士丹利主要发行蓝筹债券，它很少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打交道，也没有必要在工业问题上游说华盛顿。在20世纪50年代，尤金・罗特贝格（后来任世界银行的司库）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弗雷德・莫斯曾一度到摩根士丹利去研究“热门股票”——发行以后价格疯狂上升的新股票。这次访问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使华尔街2号快活了一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两位先生受到了一位身穿制服者——红色的上衣，胸前斜挂着白色的布带——的迎接。他把两位先生领到平台前。佩里・霍尔站在中间的桌子旁。这位滑稽的、暴躁的合伙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佩里・霍尔，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弗雷德・莫斯针锋相对地说：“我是弗雷德・莫斯，布鲁克林大学毕业，证券交易委员会。我在叫莫斯以前是莫斯考维兹，再以前叫摩根，但是在1933年改了名。”(1)按照摩根财团的传统习惯，摩根士丹利并不出售、买卖或经销证券，而是把它们分配给其他公司。它的合伙人远离粗俗喧嚣的证券交易所，不会屈尊为新公司经营股票上市。摩根士丹利合伙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热门股票”。

在杜鲁门时代，新政对华尔街仍然有猜疑，最终发生了对摩根利益的最后一次攻击。1947年10月，司法部对17家投资银行及其交易组织——投资银行家协会——起诉，指控他们违反反托拉斯法，阴谋垄断承销业务。这桩诉讼——美国政府控诉亨利・摩根等案——认定摩根士丹利为主谋，而哈罗德・斯坦利则是狡猾的策划者。谁也不会认为规规矩矩的斯坦利是阴谋家，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毫不客气地斥之为“一派胡言乱语”。他认为这个诉讼的唆使者是克利夫兰的金融家赛勒斯・伊顿——奥蒂斯公司的首领。他的投资托拉斯在1929年股市崩溃时垮台，故想在金融市场上卷土重来。斯坦利隐晦地点到伊顿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有人误导了司法部。”(2)

这17家风头十足的合伙者绰号叫“17家俱乐部”。他们的证券承销额占华尔街的70%。这批嫌疑犯包括库恩-洛布、高盛、雷曼兄弟、第一波士顿、史密斯-巴尼、基德-皮博迪、狄龙-里德以及德雷克塞尔公司。诸如拉扎尔兄弟、美林、所罗门兄弟等公司（他们非常同情政府的起诉），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不至被怀疑犯有弥天大罪。但是，有些公司因为被排斥在这批出众的殉难者行列之外心中隐隐作痛。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公司的辩护律师阿瑟谈到这些被政府所冷落的公司时说：“这使他们感到成了二等公民。”(3)

这个诉讼还扩大了30年代末期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控。主要的煽风点火者是口诛笔伐批评摩根，主张铁路和公用事业的债券发行应进行竞争性投标的那批人——赛勒斯・伊顿，持异见的铁路实业家罗伯特・扬，阿利甘尼与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扬曾在1938年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上对哈罗德・斯坦利突然袭击，要求竞争性投标。还有哈尔西-斯图尔特公司的哈罗德・斯图尔特，此人曾为公用事业大王塞缪尔・英萨尔融资的银行家。虽然哈尔西-斯图尔特和伊顿的奥蒂斯公司比17家俱乐部的有些公司还要大，但是他们却未被起诉，可以证实怀疑他们挑动是有依据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斯图尔特和伊顿向司法部作了十多次汇报。杜鲁门当了总统以后，他们的努力有了点名堂。杜鲁门是布兰代斯的门生，赞成债券发行实行强制性投标，从而在公司和他们的关系户银行之间打进一根楔子。

当司法部在1947年第一次起诉时，有些权威人士看出杜鲁门想恢复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对“货币兑换商”的进攻。如果是这样的话，杜鲁门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时已经没有公众嚷嚷着要干掉银行家了，他们现在好像是披着巨人外衣的侏儒。这次诉讼正好发生在收入微薄之际，货币托拉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值得大惊小怪。新政把真正的金融巨头——老摩根财团、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驱赶出证券行业。在这17家俱乐部中，居然有10家公司总共还不到500万美元的资本。如果把摩根士丹利和排名在其后的7家投资银行的资本加在一起，也只是1929年大通和国民城市银行证券附属公司的三分之一。做投资银行业务的都是年岁在50岁或60岁以上的头发花白的温文老人，而年轻人依然躲避那个死气沉沉的华尔街，它还没有真正从1929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此案被交给哈罗德・梅迪纳法官审理，他就像在夜总会里站着演独角戏的喜剧演员，一人包办了这场官司。他戴一副眼镜，打着蝴蝶结领结，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深深地皱着眉头，抽着雪茄烟，坐在那里主持这无休无止的审判，就像疲惫不堪的格劳乔・马克斯[38]，扼杀了公诉的自信心。梅迪纳是在1947年被杜鲁门任命为法官的，他牺牲了当开业律师大赚一笔的机会。用他自己擅长的话来说——那些旷日持久、难以对付的复杂案子是真正的“臭案子”。他主持了对被指控为阴谋颠覆政府的11个共产党官员的暴风雨般的审判以后，赢得了“耐性法官”的雅号。但是，在这场没有陪审团的对17家俱乐部的审判中，他的耐性丧失殆尽。这个案子拖了6年，审案记录达32000页。梅迪纳把它变成了一个喜剧般的炼狱，让人们不时地从中发出痛苦的叫声。

此案本身是在1950年11月28日开庭的。政府的这个案子是良好的社会学案例，但却是愚蠢的公诉。它把俱乐部当成了阴谋家，把高度仪式化的竞争当成了寡头垄断。公诉抓住的只是投资银行业务权利的外观，表现出一个白手套的世界，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君子协定、互惠和默契——绅士银行家准则。这些惯例毫无疑问是俱乐部式的、不公平的、排他的，但决不是非法的。

这个案子的审理围绕一种叫三重概念的东西转移。这是说蓝筹公司都有“传统的融资银行”，这些银行保留着管理这些公司证券发行的专营权利。当这些银行组成银团来发行公司的证券时，游戏的规则要求他们对参与的公司给予相同的“历史地位”——亦即按以前的发行分配同样的份额。最后，根据“互惠”的规则，投资银行要在各自的银团中交换位置。这个三重概念抓住了共谋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华尔街残忍的精神。这个规则并没有使鲨鱼变得文明，而只是防止它们在狂暴的争食中互相残杀。如果可能的话，每个公司都想偷走别人的客户，但是领土大部分都已被瓜分完毕。甚至摩根士丹利都不去抢百货公司的生意，因为这已被犹太人的公司把持了。

开始时，政府把这个阴谋案子追溯到摩根在1915年提供的一笔5亿美元的英法贷款。这倒是增添了一点战争的戏剧色彩，但是又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阴谋怎么能逃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避免许多银行被拆散的命运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创造了一个“继承者公司”的概念——这就是说，J.P.摩根变成了摩根士丹利，担保信托公司成了史密斯-巴尼，等等。虽然哈罗德・斯坦利把这种说法驳斥为“牵强附会”和“愚蠢可笑”，但是这也有粗略的可信之处。老人们还把第一波士顿叫作“波士顿的第一”，这是根据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衍生而来的。为了不致使审判的时间拖延得太久，梅迪纳砍掉了继承者的问题。因此，政府把阴谋的日期改为1933年杰克・摩根向费迪南德・佩科拉所作的声明。为什么杰克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调查委员会面前向全国听众广播这个新的阴谋，这就不清楚了。

被淹没在文件海洋里的梅迪纳定做了一个精致复杂的柜子，来处理源源不断的材料。为了更好地了解证券承销业务，他在华尔街哈尔西-斯图尔特的办公室里从头到底研究了为科恩・爱迪生发债组织的银团。然而这个案子几乎使他精神崩溃，只有在世界末日的幽默才能减轻他的紧张。他对这个旷日持久的案子悲叹道：“我想我从来不应该当法官。”(4)有一次，他数了一下，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律师们一共生了6个孩子。当政府的一个辩护律师建议休庭时，他的脸上露出笑容。他说：“瞧一下那个天堂多好啊！”(5)一次在夏季休会回来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回来审理这个案子。”(6)还有一次，气氛搞得过于紧张，他身子俯过凳子，对反方的律师说：“去打球怎么样？”(7)他们就休庭去看道奇斯队对巨人队的棒球赛。每当像在绞刑架下开那种凄惨的玩笑时，梅迪纳和摩根士丹利的律师——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拉尔夫・卡森——各不相让。卡森把诉讼程序描绘成“无边无际的荒芜沙漠”和“词语的撒哈拉大沙漠”。(8)

作为法律的双人舞，这个审判是很不对等的——三四个政府的律师对付纽约35个要价最高的律师。法庭上唇枪舌剑，高深莫测。摩根士丹利极其害怕输了这场官司，认为事关重大，岂能扔给律师去处理。年轻的同事从华尔街23号的地下室里发掘出被煤烟熏黑的银团档案，佩里・霍尔每天校读法庭记录。合伙人很不情愿地向竞争对手公开他们的案卷，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其他公司的文件。随着信件和备忘录的公开，客户们也在仔细地阅读，变成了一场观赏好戏的大闹剧。摩根士丹利的有些人认为科恩・爱迪生的有些文件被公开以后，客户对他们公司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

哈罗德・斯坦利直到1951年一直是执行合伙人，所以他是最直接卷入这场官司的。他不像活跃强健的佩里・霍尔，十分严厉，不可接近，年轻人感到似乎他比上帝的年纪还要大。他一点也不经手日常事务，以至于在华尔街2号开的一次会上，一位年轻的摩根工作人员请问他的姓名，他回答说“哈罗德・斯坦利”以后，那位年轻人又问：“那您公司的名称呢？”(9)亚历山大・汤姆林森和谢泼德・普尔这两位年轻同事帮助他为上法庭做准备。有一天，普尔正在等出租车，斯坦利也在那个街口出现了，这位助手有礼貌地请他上车。当普尔拉着车门让他上车时，他说：“谢谢你，汤姆林森。”(10)助手们很难区别。但是斯坦利的战略在这场审判中是决定的因素。

最初，梅迪纳看到政府的大批文件，非常折服。然而，在审议17家俱乐部的业务情况时，他发现尽管摩根士丹利总是名列第一或名列前茅，下面名次的变换却颇能揭示真相。第一波士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排名十位的承销商，而到审判时居摩根士丹利之后，排行第二。如果这些被告真的是由深深的不可告人的盟约结合在一起，那么彼此之间的地位怎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变化呢？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一封信或备忘录隐约地提到这个阴谋，这也使梅迪纳深思。这究竟是何阴谋，居然维持数十年而不留蛛丝马迹？由于缺乏有文件的协议，梅迪纳拒绝应用舍曼法令中的反托拉斯条款。

1954年2月，梅迪纳发表了他那划时代的212页意见书。这时，他相信自己一直在追逐一个阴谋的幻影，这是一个根据站不住脚的间接证据构成的幻影。政府看见的是共谋，梅迪纳看见的是“17个被告公司之间竞争的一系列不断变幻的全景图”。(11)他注意到当公司在更换银行时，获胜的银行十分高兴地接受新的客户——按阴谋的原则来说是犯规的。他说，各公司并没有偷偷地去挖有伤摩根士丹利尊严的客户，“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和发债公司的关系很好，事情干得不错，那就没有必要到处奔波，浪费时间，徒劳地去抢人家的生意。”(12)

梅迪纳的意见是对摩根士丹利的一曲赞歌，也许是迄今为止为该公司做得最好的广告。他感到很好笑，摩根士丹利的政策是要么高高地站在银团的桅杆顶上，要么根本不出现。这使他想起好莱坞的小童星为戏院入口的收费操心。哈罗德・斯坦利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称赞斯坦利“完美的人格”，并且说要是没有他，那么摩根士丹利的整个历史就会不同了。然后，他又说：“斯坦利否认从事被指控的阴谋这个事实，是本案最重要的事实之一。”(13)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陈述。梅迪纳是在说，被告声称自己无辜似乎证明他无辜。

梅迪纳对此案的审理几乎很快就成了对迅速衰退的华尔街怀旧的一瞥。在赌场时代根本不可能有“银行家操纵”的问题，甚至是司法部里认真的反托拉斯官员都认为这个诉讼大约晚了15年。银行家和公司之间的私下默契将最终结束，但不是通过司法的裁决或是总经理的认可，而是通过市场的结构变化来实现的。到了下一代，司法部揭露的整个系统都被无情地摧毁了，而最直接受到威胁的公司也是失去最忠诚的客户的公司——摩根士丹利。

在通过证言来审理的最后阶段，梅迪纳法官极想审问一个活证人——一个他热切说可以“正视”的人。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派来了罗伯特・扬——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长，他对摩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此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惠勒铁路听证会上作证，因遭到汤姆・拉蒙特的谴责而耿耿于怀。报界称他为司法部的“反摩根机关枪”，他坚决地支持这个诉讼，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拉尔夫・卡森建议把此案改名为扬诉摩根案。(14)扬呱拉呱拉地谈到他最爱说的题目——摩根和库恩-洛布操纵铁路，他从证人席上连珠炮般地发起进攻，使梅迪纳直瞪着他看。梅迪纳厉声说：“这是法庭，不能越过法官向公众呼吁。”(15)他批评扬“令人发指的偏向”，讥讽说：“还有谁能控制罗伯特・扬呢？”(16)当扬从证人席上走下来时，他向梅迪纳伸出手来，但梅迪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扬身材矮小，鳞茎状的鼻子，粉红色的脸庞，深深的酒窝，显得十足的孩子气。然而，他又会紧绷着脸，蓝眼睛发出凶光，圆瞪双眼，怒火中烧。他一辈子对摩根耿耿于怀，道出了隐藏在心中的忌妒。他告诉梅迪纳，他年轻时感到“在银行业，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是对我来说‘街角’才是罗马”。(17)在摩根一统天下的世界里，他步步高升，首先是第一次大战期间在杜邦的一家厂里当工人，20世纪20年代在通用汽车公司里担任助理财务主任。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他建议皮埃尔・杜邦从股票转向债券，作为投资顾问他在有钱的经理中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1937年，扬和他的老朋友艾伦・柯比花钱控制了破产的阿利甘尼铁路帝国，当时这条铁路还对J.P.摩根银行负债累累。摩根财团总是怀疑他鼓吹竞争来掩盖这个事实，即通过控制6个铁路公司，他本人就是垄断者。

罗伯特・扬是一个新时代的典型人物，擅长沽名钓誉，笼络人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似乎在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有他咧着嘴笑的照片，嘲笑卧铺车是流动的公众住房，把铁路系统的衰退归罪于“华尔街银行家的控制”。在一张有名的广告里，他表现了一头快活的猪坐在一辆越野的牛车里，上加说明：“猪可以不换车横穿美国，可你不行。”(18)他的新闻发布人甚至还给他想出了一个登在杂志上的绰号——华尔街勇敢的年轻人。这个人民资本主义的倡议者过着穷奢极侈的贵族生活，从德雷克塞尔家族那儿买了一幢纽波特的有40个房间的都铎式大宅。他在棕榈滩有一座奶白色西班牙别墅，在曼哈顿的华尔道夫大楼里拥有一套豪华的公寓。

对于一个有如此野心的人来说，庞大的契萨佩克和俄亥俄公司所拥有的是一条满是灰尘的运煤铁路，这没有给他以合适的身份。他所渴望拥有的是富有魅力的纽约中央铁路，美国第二大铁路，上面跑着豪华的客车，如从芝加哥发车的“20世纪有限”号列车。一百年来，这条铁路叫作范德比尔特路或摩根路。它的董事会里还有真正的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再加上乔治・惠特尼和其他5个华尔街的银行家。对于像扬这样的德克萨斯州的造反派来说，纽约中央铁路是东部地区金融系统的缩影。这才是他梦寐以求想进入的最深入的神圣内殿。到1947年，扬持有这条铁路的40万股，是最大的股东。但是，董事会感到受到了威胁，拒绝给他两个以上的席位。甚至连这两个席位也被州际商会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取消了。

到1953年下半年，扬和他的人马已经拥有纽约中央铁路股份的100万股，占总数的将近20%。一般来说，这就实现了控制。但是这条铁路不愿俯首听命。1954年2月，特选董事会在大学俱乐部开会，坚决拒绝他的要求，不让他进入董事会，或当董事长。这是一批固守过时特权的人所作出的傲慢而偏狭的反应。也许为了防止被指控为范德比尔特-摩根的控制，一个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和乔治・惠特尼躲开了关键的会议。扬遭到这番屈辱，一心雪耻，发动了一场争夺代表权大战，这成为10年来打得最激烈的公司战，为一代人以后的兼并收购战开了先河。为了防止反托拉斯问题，他辞掉了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的职务，把纽约中央铁路的股份卖给了他的朋友，克里夫兰金融家赛勒斯・伊顿。现在，他可以袭击中央铁路了。

虽然扬嚷嚷着货币托拉斯的陈词滥调，但金融世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美国的经济中，家庭所有权的这种力量正在逐渐消失。威廉・范德比尔特曾经从范德比尔特商船队长手中继承了纽约中央铁路87%的股份，并雇用皮尔庞特・摩根来分散股份，而他的后代哈罗德・范德比尔特现在持有的股份，还不到剩余股份的1%。由“银行家控制的”董事会所占的股份不到所有股份的2%。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后，摩根、大通、国民城市和其他银行不能在公司里占有大量的普通股票，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把公司、银行和富裕家族粘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凝聚性的金融阶级的那种胶水脱胶了。与此同时，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分散在4万个小股东手中，扬把这些小股东叫作“简斯姨妈”，拼命向他们献殷勤。不管他如何咒骂“利益”，扬知道在新的时代金融的力量日益变得多样化了。对摩根财团的真正的威胁将不是来自华盛顿，而是来自新的金融势力，这种势力是东部老特权阶层所不能控制的。这个矮小的德克萨斯州蓄谋控股者是以后的蓄谋控股者和离经叛道者的先驱，大多数来自南部和西部的人民党的堡垒，他们以奚落华尔街的权力机构为乐事。

争夺代表权，即选择一批亲近收购者的董事，是20世纪50年代最盛行的兼并战略。这种洗牌的方法有利于管理部门，他们一般能调动更多的资金来压倒对手。但是，作为一个有钱的外人，扬以全国大选的方式来打这一战役，通讯稿、新闻广告，甚至是向群众直接邮寄的呼吁书等，纷至沓来。新时代将会看到许多这种喧哗庸俗和恶毒的争斗。皮尔庞特・摩根和汤姆・拉蒙特曾经是关起门来打他们的公司仗，对付的是和自己想法差不多的银行家。在纽约中央铁路这场斗争中，扬迫使华尔街安详的俱乐部会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搏斗，而他们在这种地方感到犹如赤身裸体，极为别扭。双方都花费了一百多万美元，都成了偏执狂，在各自的总部寻找暗藏的麦克风。

罗伯特・扬的所作所为，绅士银行家都认为是有失体统的。他在“新闻访谈”节目上出现，许愿使铁路的利润增加3倍，描绘出一种高速、未来世界火车服务的景象。他雇了300个吸尘器推销员这样一支小部队来给股东打电话，甚至控告纽约中央铁路董事会，包括乔治・惠特尼。尽管他自己拥有巨额财产和一个铁路帝国，但他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勇猛的小个子大卫，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董事会这个菲利士的歌利亚巨人斗争[39]。

虽然看起来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要炮火是攻击摩根财团。他敦促各家公司断绝和摩根士丹利建立的排他关系，请其他银行进行竞争性投标。他把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的不同特点混为一谈，把它们统称为“摩根一伙”。当时阿利甘尼的副总裁克利福德・拉姆斯德尔说：“他认为跟一家公司打就是跟两家公司打，再加上担保信托公司和其他银行。”(19)扬复活了古老的神话——只要有一个摩根的人在董事会上，他就可以欺侮其他人，因此他声称“真正的问题”是这条铁路是否应该“继续服从于一个摩根无所有权的董事会，这样的董事会具有数不清的利益冲突。”(20)布兰代斯式的辩才固然出色，但一位拥有百万资产的蓄谋控股者在兼并战中却能将这种辩才加以应用，两者相比，前者不免逊色。新政只是要控制摩根的势力，而罗伯特・扬希望占有这种势力。

在扬对摩根利益的攻击中，有一种逗熊游戏的成分。他肯定知道这批温文尔雅的先生不会从俱乐部里出来，卷起袖子，大打出手。他们认为街头格斗没有教养，令人厌恶，而且他们也耍不出几套拳路。摩根士丹利缺乏任何宣传机器，因此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外邦世界里进行斗争。佩里・霍尔说：“扬这种人我们不屑一顾，为什么要和他去公开打呢？”(21)摩根士丹利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对扬大肆发动宣传攻势，谴责政府规定的竞争性招标。不管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感到这种攻势如何厉害，比起扬无情的游击战来，毕竟软弱无力。

J.P.摩根银行公司在与扬的遭遇战中同样也是连连受挫，境况并不更好。就像圣・塞巴斯蒂安[40]一样，它只是束手当箭靶子而已。银行派一位特使到艾伦・柯比那儿，劝说扬停止在公开场合说得这样难听。柯比回答：“公开宣传是我们唯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将继续使用。”(22)1954年4月，摩根银行发表了总裁亨利・克莱・亚历山大的一封公开信，否认摩根控制纽约中央铁路。亚历山大指出，本银行不可能持有股份，并和若干其他银行在铁路的董事会上竞争。亚历山大教训扬：“你错了，而且我深信你也明白。你显然认为这是拉股民选票的好办法。……我们欢迎这个机会，再次表示摩根银行操纵的理论是无稽之谈，是荒唐的。”(23)他把扬说成是一个小小的恺撒，竖起稻草人。华尔街23号最厉害的怒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

两个月以后，使华尔街大吃一惊的是，扬以一百多万票赢得了这场争夺代表权大战。投机者们支持扬，大的零售证券公司如美林和贝奇也支持他，这些公司的保证金账户都开在扬那儿。他就像一个获胜的拳击运动员，高举双手，根本不在乎触人痛处，神气活现地走进派克街230号纽约中央铁路的总部，在范德比尔特商船队长的肖像下坐下来。董事会在6月召开会议，这是自19世纪以来第一次看不见摩根或范德比尔特的人坐在那儿开会。野蛮人洗劫了圣城。扬的董事会上包括《读者文摘》的莱拉・艾奇逊・华莱士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出版商尤金・普利亚姆——这些都是华尔街栅栏外面的企业家。自从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论说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管理的分开。现在一位公司蓄谋控股者在这重大的转变上采取了行动。

在华尔街，垂头丧气的金融家们直纳闷，为什么摩根财团不更加积极地奋起自卫，或者组成一个非正式的银团把这条铁路保持在朋友的手中呢？《财富》杂志几乎是忧郁地问：“为什么摩根不利用它的威信？”(24)部分答案是摩根财团仍然受着新政争议的刺痛。正如总裁亨利・亚历山大所说：“我们不想管太多别人的事，以前对我们的指责太多了，我们想避免显得包揽一切的样子。”(25)扬利用了老的关系，而J.P.摩根则处于现代的最低点。事实确实是，扬的成功证明了银行没有控制铁路。银行没有更加坚持不懈地捍卫这一点本身也说明铁路的命运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自从1936年以来，摩根士丹利没有为纽约中央铁路做过一笔大额公募发债。因此这里反正也没有多少生意会受到影响。

摩根财团还得最后一次对扬苦笑。就像许多敌意蓄谋控股投资者那样，他们不了解目标的真正情况。纽约中央铁路已经破产。所有那些漂亮的，使扬眼花缭乱的客车在亏损，而货运又被卡车和飞机分流了。扬任命艾尔弗雷德・珀尔曼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第一个犹太人得到这样的职位。当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央铁路账本的时候，扬说：“你害怕吗？”珀尔曼回答说：“我不怕，但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工作。”(26)

在1957年衰退时，纽约中央铁路在亏损的沉重打击之下，开始和他历史上的对手——宾夕法尼亚铁路——洽谈合并。1958年1月，中央铁路没有分红，使扬精神崩溃。在很长时期内，他被严重的心理问题折磨着，时而极其乐观，时而忧郁消沉。他的好朋友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二世，是已故摩根合伙人的儿子，曾经发现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他在纽波特的图书馆里，两眼茫然瞪着空间，书桌上放着一支枪。也许是因为夸下海口的缘故，他在纽约中央铁路上的失败使他威风扫地，无地自容。1958年1月25日，他在棕榈滩的宅邸，走进台球房，举起猎枪，自尽而亡。

曾经使罗伯特・扬愤愤不平的华尔街银行家和公司经理的那个亲密的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而后开始走下坡路。在当初工业威力如日中天之际，并且欧洲经济复兴或环太平洋威胁尚未发生之时，美国在汽车、钢铁、石油、铝和其他重工业领域中一统天下。作为大烟囱公司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地位令人垂涎。就像是王冠珠宝密藏室的看管者，它不需要去探索新的财源。唯一的目的是守护这个特许权——从老摩根财团继承下来的超级客户名单。正如该公司的威廉・布莱克后来所说：“在50年代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客户的事情做得极其漂亮。”(27)

在投资银行家的“兵器库”里，取悦于客户的最常规的武器是打高尔夫球或者开联欢会。按现代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爱社交的、悠闲自在的世界，在邦德俱乐部进行两个小时的午宴，仍然是很时髦的。最善于招待客户的是佩里・霍尔，他是1951至1961年的执行合伙人。哈罗德・斯坦利阴沉而严厉，而霍尔则活跃、健谈，有天生的推销员喋喋不休的口才。他满脸雀斑，矮胖结实，脸庞宽大，眼睛敏锐。他使下属恐惧，让女人陶醉，在公司头头中则称王称霸。他有办法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就像拉扎尔兄弟公司的安德烈・迈耶或是高盛公司的悉尼・温伯格，他和美国的每个首席执行官都是亲热地互称名字的。当年观察他的一个人说：“他可以对总裁们大声嚷嚷，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直言不讳。他和这些人的关系真是十分特别。”

霍尔来自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描写的世界，在那里普林斯顿大学的联谊聚餐俱乐部和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都是走向华尔街成功之路的通行证。他是普林斯顿1917届的毕业生，在许多班里和菲茨杰拉德坐在一起，因为他们俩的名字按拼写挨得很近（霍尔对菲茨杰拉德的散文很不以为然，坚持认为班里还有几个被忘却的同学才是优秀的散文家）。对霍尔来说，美国东北部名牌大学的常青藤联合会的运动让他结交了满足他要求的各路英雄。例如，不管哈罗德・斯坦利事业上的成就如何，他的这位合伙人对他来说一直是耶鲁大学垒球队和曲棍球队的队长。霍尔看了鲍勃・鲍德温为普林斯顿打垒球以后两周，就雇他当了自己的继承人。在摩根士丹利，大学体育比赛代表队的一封信也许是最好的引荐信。

作为老摩根财团的最后一位执行合伙人，他从未改变自己的观念：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恶的敌人”。(28)霍尔在担保公司干过，经受了1920年的爆炸事件，在1925年担任了J.P.摩根的债券经理。1929年在股市大崩溃以后，杰克・摩根分别召见了霍尔和查尔斯・迪基。他让迪基当J.P.摩根的合伙人，让霍尔在费城当德雷克塞尔的合伙人。看来杰克在作指示时搞错了，把两个年轻人都任命为德雷克塞尔合伙人。这个错误深深地伤害了霍尔，并且从此形成了摩根的传统，在宣布重要事情时要有两人在场。1935年，霍尔转到了新的摩根士丹利，他喜欢把它看成是自己个人创造的。他爱吹嘘，但是他给自己的虚荣心添上了无限的魅力。他说：“我们是精英的精英，大家都忌妒我们。”(29)

霍尔在50年代那种关系银行业中可谓如鱼得水。他会在南卡罗来纳州一边打野火鸡，或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家附近一边钓鱼，一边招待客户（他在73岁时，还能有足够的体力用鱼叉捕捉552磅重的箭鱼）。作为业余高尔夫球和网球冠军，他吸引了许多公司的经理，他们都想试一试自己的球艺。霍尔会为他的客户执行一些特别高级的任务，言行举止就像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准备嫁给一位巴基斯坦人，搞得这位董事长心神不宁。佩里叔叔就去做这位年轻姑娘的工作。他问她，将来她是否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好的学校，结交好的朋友，如此等等。她被说服了。这样的服务使通用汽车公司在50年代成为摩根士丹利的铁杆客户。

霍尔很佩服汤姆・拉蒙特和他那种爱开玩笑的性格。有一次，在格兰默西公园开通宵晚会时，霍尔和他的太太走散了。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个门口碰到了玛琳・黛德丽和萨尔瓦多・达利。霍尔告诉这位女演员说，自从“蓝色天使”上映以后，他就一直把她当偶像崇拜，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在这时，他的夫人艾丽斯来了，霍尔假装不认识她，向她打招呼说：“嘿，金发女郎，要试试这个床吗？”艾丽斯坐下来，假装试一下床。她回答说：“这床不错嘛！”后来，黛德丽追问霍尔：“你认识那个女人吗？”霍尔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黛德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放肆的人。”然后怒冲冲地走了出去。霍尔对这段小小的插曲感到特别得意，简直胜过他给通用汽车公司或美国钢铁公司做的最大的证券承销业务。

摩根士丹利的人特别聪敏——就像老摩根财团那样，公司奖励才干。但是投资银行业务并不需要非凡的金融技巧。通货膨胀很低，货币很稳定，证券生意比较直截了当——只要你有合适的客户。工业债券承销的差价很肥。他对从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的常青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新招聘来的年轻职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叫他们笼络好客户，研究他们的需要。他说：“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带来生意的人。其他的事情留给那些商学院的学生去办，你做成了一笔交易，就戴上帽子回家去。”(30)由于发行证券的事情是标准化的，各公司没有多少积极性到处去寻找最好的投资银行，天体物理学家还没有来到华尔街。摩根士丹利给人一种特殊的、难以言状的神秘感，这一点就足以让大多数客户保持忠诚。

实行新政以后，准备一份好的募资说明书并且符合新的规定，是至关重要的。投资银行家们必须进行“尽职调查”，证明发行证券文件的准确性。华尔街害怕证券法给他们带来的法律责任。在这一点上，公司的秘密武器是粗俗、不合时宜的艾伦・诺西・琼斯，他曾经当过J.P.摩根债券部门的负责人。他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喜欢挖苦他的合伙人，会在霍尔听力范围内嚷嚷“这些该死的愚蠢的普林斯顿杂种”。(31)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圣公会教派牧师的儿子，秃头、圆脸蛋、凸眼睛，老是戴着红吊裤带，抽着烟斗，嘎吱嘎吱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他喜欢吓唬人。有一次，几个合伙人正在面试一个新招聘的人，他向那个神经紧张的年轻人大喝一声：“你被惯坏了吗？”当这个被面试者回答说他一生很幸运，确实被惯坏了，琼斯跳起来嚷道：“录用他，把他送到我那儿。”说完就走了。(32)他对新雇员灌输深入细致、一丝不苟的思想。他会把一本厚厚的募资说明书扔到一个新雇员的手里，告诉他里边有一个地方错了，让他在第二天早晨以前把它找出来。他要求摩根士丹利拿出最好的募资说明书，各公司可以相信他们这家银行会保护他们，不会遇到法律问题。这样就在摩根士丹利产生了一些完美狂，以至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也会去校对每一份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募资说明书。如果说老的华尔街是一个限制性的俱乐部，那么现在它至少可以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中做到特别小心谨慎。

诺西・琼斯培养了一代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如果一个受训者想学习铁路融资，琼斯会和他一直坐到深夜，研究铁路的地图，解开公司的秘密战略。他一心投入事业，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一直独身，一个星期六他看了一下表，猛地跳起来说：“我半小时后有个约会。”这个约会是他的婚礼。琼斯竭尽全力维护摩根士丹利精益求精的名声，真是无与伦比。

杰克的小儿子哈里・摩根的影响，则较为难以捉摸。他待在摩根士丹利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出于家庭的责任。事实上他玩游艇的时间比发债的时间多。他办公桌的背后挂着一个镜框，里边是皮尔庞特在1901年发的美国钢铁公司股份的证券。哈里有一份典型的摩根简历——纽约游艇俱乐部、大都市艺术博物馆信托者、通用电气公司董事、哈佛学董。他在亨廷顿附近的伊顿海峡有一批北滩房地产，包括一幢大房子、管家、司机、花匠的住宅、游泳池和一个有8个车位的停车库。他有时候脾气较急，但也很和气，颇有绅士风度，在公司中人缘还算不错。

他像父亲那样对公众颇有戒心，特别留心自己的隐私。在20世纪60年代初，普林斯顿想保管摩根的文件，并且派了几个有名的学者请他共进午餐，对他游说。他们介绍完了以后，哈里说的话使他们大吃一惊：“先生们，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摩根文件。”大家的脸都拉长了。阿瑟・林克，一位有名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急急巴巴地说：“但一定会有摩根的文件的啊！”哈里说他父亲曾经提醒他分散或销毁任何文件，以免政府掌握在手中，再次像普约和佩科拉那样骚扰摩根家族。事实上，确实是有文件的，而且数量相当多，哈里最终把这些文件交给了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

佩里・霍尔有时感到哈里・摩根有点碍事，对他有点瞧不起。跟公司关系较近的一个人说：“其他的合伙人都对这个年龄比他们大的人老是待在那儿有点嫉妒和恼火，照他们看来，他没有什么贡献，却把权力抓在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说得倒是越来越有道理了。1956年，为了哈里的儿子查尔斯・摩根（查利）是不是当合伙人的问题，摩根士丹利内部打得头破血流。哈里保持着对摩根这个名字的法律权利，他威胁要撤出这个名字，除非他的儿子参加到公司里来。对其他合伙人来说，查利倒是一个挺招人喜爱的人，但是他对银行业既无兴趣，又无特殊的本领。经过一些试探性的交换意见后，哈里把对摩根名字的权利换成了查利的合伙人资格。

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查利・摩根是唯一主要作为办公室经理的合伙人，他往往坐在成堆的建筑图纸面前。多年以后，当一个新的合伙人第一天来上班时，有人告诉他跪在那儿拿着改锥给他修门把手的那个人是合伙人查利・摩根。一位前合伙人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有父子两人一辈子过着阴差阳错的日子，这两人就是哈里・摩根和查利・摩根。”当摩根士丹利从非商业区搬到埃克森大楼的时候，查利负责监督新的电话系统。

经过这场争吵以后查利・摩根余怒未息，以至于在哈里的小儿子约翰被提议当合伙人时，导致制定了一条反裙带规定（在一个合伙人，亦即一位显要的合伙人的女婿，被证明是一个酒鬼以后，这条规定得到了通过）。现在，摩根士丹利开始向摩根人造反了。因此，约翰・亚当斯・摩根也被排斥在外，尽管他的鼻子长得跟他的曾祖父一样。一位前合伙人说：“人们对哈里・摩根说，‘你已经有了查利，足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约翰・摩根这个儿子被证明是对金融最有兴趣，后来他在多米尼克公司和史密斯-巴尼公司都当了融资部门的负责人。

在哈里・摩根当权时，他试图在摩根士丹利定调子，捍卫标准。按照家族的传统，1960年在他工作25周年之时，他给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发了奖金。前摩根士丹利合伙人谢泼德・普尔说：“哈里代表了做生意的君子风度和原则性，我们当年感到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是这种精神的缩影。在合伙人每年举行的联合俱乐部晚宴上，他总是说：‘诸位先生，最难驾驶的船是合伙制。’(33)在这种往往是非常贪婪的业务中，他把自己表现为‘摩根士丹利特别快车的制动者’。”哈里防止把这个地方蜕变为社会登记者的避风港，他要永远保持摩根的传统，从没有背景的人中选拔聪明、有事业心的人，把他们变成贵族。他老是说：“我们是根据摩根的传统来录用和雇用人的——这个传统就是雇用比合伙人更加聪明的人。”他每年都要访问哈佛商学院，向金融教授了解他们最有前途的学生，而且他还经常亲自第一轮面试求职者。因为哈里・摩根还贷款给年轻人培养他们成为合伙人，他在公司里的钱超过正常的200万美元，从而拥有否决权。

摩根士丹利是世界上最有威望的投资银行，但是它很少见诸于报端。它并不宣传自己，而是有意识地避免出头露面。佩里・霍尔说：“这像医生一样不用做广告。”做广告就“有点丢份了”。(34)投资银行家们把自己从属于客户，力图低调行事。为了是否把合伙人的照片放到业务宣传小册子中这件事，内部曾经大吵了一场，后来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弗雷德・唐纳说反正他们都长得很丑，也许会把客户吓跑，这个痛苦的争执也以否定的答案终结。不爱做宣传的习惯也许与一种克制的竞争风格有关：如果你不能去抢夺其他公司的客户，干吗去做广告？摩根士丹利的目标是保持现状。

但是，摩根士丹利确实也有一种广告的形式——在募资碑铭上列出所有承销银团的名字。所有以摩根主办的债券发行都以罗纳德桑斜体字体印刷。有时，摩根工作人员出差时，兜里放着罗纳德桑斜体字的铅字，以免当地缺乏数字的分数铅字。募资说明书都是用品蓝色印刷。摩根士丹利的癖好，是把它的名字单独印在募资碑铭的最上方，并且由它作为独家主干行。这使它能够定价，在参与的公司中分配份额，而且还不用和联合主干行分享丰厚的管理费。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摩根士丹利也会屈尊参加其他人组成的银团，但是它会要求不把它的名字列出来。摩根士丹利通过组织大量的工业银团融资，造就了华尔街的金字塔，决定了各公司的相对地位。这样产生的自信心使合伙人感到骄傲，而在竞争者看来则是傲慢。

就像司法部在梅迪纳一案中所注意到的，银团次序的排列对某一公司来说，很少会改变。如果摩根士丹利把一个公司从银团中开除出去，那么该公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难再被接纳。在20世纪50年代，风险是被大量分散的，故而各公司并不需要很多的资本。在为工业企业发债时，摩根士丹利会召集300家承销商，800个经纪人，给自己赋予上帝般的权力。该公司本身和销售证券几乎没有关系，而纯粹是一个批发商。它有一个职员在华尔街兜售未销掉的份额，通常要赔钱，但这和它进入交易世界已经很接近了。

无人敢疏远摩根士丹利，它主持着50年代大多数创纪录的债券发行，如1953年通用汽车公司3亿美元的债券和1957年3.28亿美元的股票发行，1957年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2.31亿美元股票的发行，以及1958年美国钢铁公司3亿美元的股票发行。他们从事的融资有开发新的8缸汽车发动机或特拉华河畔的钢铁厂，或是IBM扩大进入计算机行业。在这时，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仍然遵循教科书上的模式，即筹集资本，而不是为了金融投机。投资银行家们仍然是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中介，他们认为在交易中作为委托人是不务正业。金融工程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摩根士丹利对美国工业的这种垄断使它在探索外国市场方面远远没有J.P.摩根公司那么富有开拓精神。在战后初期，它的对外融资业务明显地倾斜于盎格鲁-撒克逊或欧洲。它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发行大额债券，为法国和意大利发行数额较小的债券。在50年代，摩根士丹利对其独家主干行的政策只作过一次例外，那就是为世界银行发行债券，在这笔债券的发行中它和第一波士顿作为联合主干行。这两家公司的名字轮流印在募资碑铭的左上角。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相信他们通过世界银行，对欧洲的复兴和大西洋联盟作出了贡献。

世界银行在早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机构。当时人们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左翼行动主义的温床——这和它后来的形象正好相反。拉塞尔・莱芬韦尔把它讥讽为“幻想儿童”，会发行币值过高的货币，美国银行家协会则拼命地游说，反对其成立。但是，世界银行似乎是健全的金融砥柱，跟摩根士丹利非常合拍。因为世界银行依靠美国资本市场来筹集资本，所以早年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从华尔街挑选的。在1949年，前任大通银行高级副总裁尤金・布莱克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替代约翰・麦克洛伊。经过一段短时间试验采用竞争性招标以后，布莱克（他的儿子比尔后来成为摩根士丹利的一位负责人）在1952年选择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作为永久的搭档来销售世界银行AAA级的债券。布莱克后来对他的选择作了说明：“摩根士丹利和伦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老公司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欧洲的声誉非常好。”(35)

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在向投资者推销世界银行债券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世界银行全名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个名字很长。在早些时候人们担心它可能会重复20世纪20年代国外贷款的灾难。为了推动世界银行的融资业务，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组织了达到175个承销商的巨额银团，进行宣讲，出版小册子，甚至派人到世界银行进行短期工作。摩根士丹利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担保，世界银行的债券是由美国出资作为担保的，因此和美国财政部的债务有同等的信誉。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因为世界银行的这笔业务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这代表了该公司成功的顶峰：他们是世界银行的融资银行，尽管摩根已经是志得意满，这一殊荣也足以使它感到满足。

在50年代，伦敦金融城尚未从大萧条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它呆滞，闭塞，缺乏想象力，靠过去的光荣过日子。英国打败德国花费了其四分之一的国力，已经不可能起一个世界的银行家的作用。马歇尔计划使它失去了意大利，而中国和东欧又到了共产党手中。它的国外客户成为华尔街诸公司可以合法合理获取的猎物：在1946年，摩根士丹利的达德利・肖尔斯抓住了战后给澳大利亚的第一笔贷款——该国在20年代就已经是J.P.摩根的客户，两年以后又为坎塔斯航空公司经营了发债业务。

汇率管制和英镑的疲软使伦敦曲肢难展。根据战后英美贷款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来弥补其付款的缺口。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应该在1947年7月15日使英镑同其他货币可自由兑换。由于投资者抛售英镑，抢购美元，这个计划可悲地失败了。在1947年10月伦敦市长的晚宴上，英格兰银行行长卡托勋爵不胜遗憾地回顾了这次对英国人自豪感的沉重打击：“信任正在恢复，就像在战前一样，在伦敦英镑越来越自由地保持平衡。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努力。”(36)英镑市场基本上是对外国人关闭的，直至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取消外汇管制。在与伦敦金融城长达一个世纪的竞争中，华尔街终于轻而易举地夺得了胜利。

就像许多失去昔日光辉的地方一样，伦敦金融城充满了有意思的古怪习惯。在一家商人银行，进来的邮件每天早晨摊开着摆在桌子上，以便合伙人彼此之间都能知道对方的通信情况。在罗斯柴尔德的宅邸，合伙人要点心时摇一下刻有“管家”的小铃。在汉布罗的大房子里，年长者都被称为奥拉夫先生或查尔斯先生。自尊心很强的商人银行家仍然戴着宽边帽子，拿着卷紧的雨伞，他们的眼镜总是呈月牙形。年轻职员的领子都是笔挺，如果让领子软绵绵的就被认为是傲慢到危险的程度。在这种循规蹈矩的世界，当劳合银行的董事长穿上黑色的羊皮鞋出现时，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趣味跟不上形势而好几天忐忑不安。

摩根建富的雇员略超过100人，在战后其业务情况发展得比较好。用美国银行业的术语来说，它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合物，承销债券的发行，兼营退休金基金和提供贷款。它和摩根士丹利一样，似乎垄断了主要工业账户。在1945年，它负责了战后第一次股票的发行，几乎为每一家英国电力公司发行债券，包括联合电力工业公司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它还处理了钢铁公司的非国有化——这是特迪・格伦费尔和蒙蒂・诺曼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工业合理化的遗产，以及参与了世界银行的发债。但是该公司被战前的成功所陶醉。合伙人（严格地说是董事）对账户采取懒散的、看家似的态度，不愿意开拓新的事业，靠在椅子里懒得动弹。当合伙人在布德尔或布鲁克斯饭店里吃午饭后，有可能回来，也有可能下班回家。后来成为摩根担保银行总裁的罗德・林赛曾经在摩根建富受过训练，他回忆起那种昏昏欲睡的气氛：“到下午四点时，一位资深的合伙人会走到年轻人那里说，‘我们干吗还在这儿？现在差不多就是周末了’。”(37)

J.P.摩根公司仍然在摩根建富中拥有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份，占三分之一。这是能在商人银行中拥有相当大的股份的唯一的一家外国银行，而摩根建富这家商人银行又在属于社会名流的承兑行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由于在伦敦没有办公室，J.P.摩根公司就用该公司作为相当于在英国的分行，这两个公司互相交换培训人员和客户。当埃索在制定战后西欧炼油厂扩建计划时，华尔街23号把该公司介绍给摩根建富。对普罗克特和甘布尔、蒙桑托、英科、艾尔坎和普通食品等公司都是如此。汤姆・卡托在1949年从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以后，回到摩根建富任职（虽然他没有恢复合伙人的资格），加强了J.P.摩根和摩根建富与英格兰银行接触的特殊关系。

摩根建富里尽是贵族，以至被J.P.摩根的同事（有时还带着窃笑的口吻）讥讽为成了英国上议院。在伦敦金融城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里，合伙人主要是从家族成员中产生的，只有乔治・厄斯金爵士这位聪明而又有才干的苏格兰银行家是从管理层的等级中上升到合伙人的地位的（他成为最好的银行家也决不是出于偶然）。年迈的比斯特勋爵——维维安・休・史密斯——作为资深合伙人以令人恐惧的方式一统天下。直至他在1956年去世，他的权威都无人敢挑战。他把其他合伙人当作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让他们奔进奔出地听他的指示。大家都叫他“老头”。他是斯芬克斯，心中自有主张，处事不露声色。他在这个所谓“英国上议院”里工作的18年，从未作过—次发言。有一次在陷于僵局的慈善事业董事会上，别人问他是否赞成一个提案。他说：“不。”然后接着说：“我是否说得太多了呢？”(38)求职者遇到比斯特面试，就会受到一连串表示怀疑的哼哼嘟嘟的声音。

维维安・史密斯即使快到80岁高龄，仍然不肯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鲁弗斯——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嗡嗡弹空袭”期间，在大温彻斯特街23号的屋顶上巡逻。鲁菲被贬到可悲的威尔士亲王[41]的地位。鲁菲大腹便便，圆脸蓄须，一副养尊处优、怡然自得的神态，大公贵族的派头：他是那种魁梧稳重，总是用拐杖的把手敲门的人。他喜爱障碍赛马、打猎，豪饮威士忌。他像父亲那样，各方面都很吃得开。他在壳牌公司、维克斯、埃伊公司当董事，也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任职。他的夫人海伦是罗斯伯里爵士的女儿。

鲁菲在“老头”的淫威之下，窝窝囊囊、任劳任怨地过着马拉松式的学徒生活，直至三十好几。在40年代末，爱德华・皮科克勋爵——巴林银行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告诉拉塞尔・莱芬韦尔说，老头很高兴地听说鲁菲在壳牌公司的融资中起主导作用，证明是一个有出息的人。(39)殊不知鲁菲此时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了！在1949年，比斯特爵士终于松了绑，让他儿子参加了关于钢铁行业的一笔大宗业务。他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孩子也该学一点了。”(40)当时这个孩子已经是51岁了，合伙人也已经几乎干了20年了。

在50年代的伦敦金融城，大多数生意都是围绕着关系开展的，此时的摩根建富真是无与伦比。部分由于潇洒、会说多种语言的弗朗西斯・罗德（伦内尔男爵二世）——前意大利大使的儿子——的作用，它成为伦敦金融城梵蒂冈的主要证券管理者。罗德大腹便便，吸鼻烟，往一块大红手帕里擤鼻涕。他是蒙蒂・诺曼的门徒，并且是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的前英国经理。他是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42]）的亲密朋友，蒙蒂・诺曼曾叫他请劳伦斯当英格兰银行的秘书长（劳伦斯谢绝了）。罗德本人由他岳父维维安・史密斯1933年吸引到摩根建富。

罗德在1943年被委任为哈罗德・麦克米伦战时工作人员，成为管理意大利被占领区的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的首席民事助理。左翼评论家批评这个选择，认为摩根的贷款支持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警告说罗德可能会增加前法西斯财政官员在战后意大利的发言权。尽管如此，罗德精明强干地在解放后的那不勒斯减轻了贫困和疾病。麦克米伦认为罗德是一个爱虚荣的人，诡计多端，但也称赞他“敏捷，聪明，有韧性”。(41)只要罗德在，梵蒂冈的生意就一直在摩根建富的手里。

证券管理的首席合伙人是威尔弗雷德・威廉・希尔・希尔-伍德，他把摩根建富引荐到白金汉宫。希尔-伍德十分机灵、善于交际，打板球是他的拿手好戏，是摩根建富和华尔街23号之间的中间人。他和杰克・摩根一样，是乔治六世的至交。他的侄儿戴维・巴兹尔・希尔-伍德爵士说：“威利叔叔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时和乔治六世成了朋友，国王请他管理他个人的一些资产。”(42)希尔-伍德定期向国王报告他的资金情况和自己掌握账目的细节。他和乔治六世的友谊保证了在伊丽莎白50年代成为女王后，摩根建富将管理她相当大的一部分财产。女王对威利颇有好感，显然和他关系很好。当女王在白金汉宫授予他爵士时，她从帐幕后面拿出宝剑，拍拍他，轻轻地说：“威利，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了。”(43)

摩根建富充满了值得纪念的往事，在50年代的气氛很有点古雅而陈旧的味道。合伙人在火炉旁品尝着雪利酒，而年轻的职员则坐在高凳上把账目抄写到大的本子上去。这种“奴仆制度”的牺牲品直到40岁左右才能算是长大成人，而人到这个年龄又被认为已经是大脑停止发育了。在摩根建富，性别的分隔是十分严格的。为了掩盖性别的差异，“茶女士”在办公室需要穿亚麻的风衣，并在结婚以后离职。术语本身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公司自称为记账室，董事称为合伙人。在伦敦电话号码本上列在“商人”一类之下。

给伦敦金融城猛击一掌，使之从昏昏沉沉中震醒起来的，是在1958至1959年有名的铝业大战中，华宝投资银行的西格蒙德・沃伯格发动的第一次敌意蓄谋控股投资。要理解这种怒火，必须注意到伦敦金融城公司文化的单一性。这是个隐居者的世界，他们都是伊顿中学和牛津或剑桥毕业生，或参加过皇家禁卫军，周末在洛兹或温布尔登相聚。伦敦金融城等级森严，障碍重重，外国人要想在此往上晋升几乎是难于上青天。西格蒙德・沃伯格出身于显赫的汉堡银行世家，在30年代逃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1946年开始经营商人银行。他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犹太人，取一个德国名字，说话是德国口音，玩腻了射击和游艇，似乎想拿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开刀。一位商人银行家承认：“西格蒙德的犹太人作风是个问题。就像伦敦金融城的人说的那样，他犹太人的气息太多了一点。”

沃伯格不可能是个革命者，他遵循所有的传统商人银行做法。他不挂公司名字的牌子，不开分行，却珍惜私人的关系。但是，他总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一位创新者，他经常引用在20年代年轻时认识的德怀特・莫罗的话：“这个世界分成两种人，即干活的人和得到荣誉的人，大家需要尽可能想办法归属于第一类人，因为这里的竞争要少得多。”(44)他的贝尔格雷维亚公寓里摆满了六种文字的书。他说他宁可雇用精通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人，而不是精通银行业的人。他招聘职员时使用手写的分析增加了他的古怪形象。

当摩根建富的人在享受长时间的、愉快的午餐时，沃伯格则用普鲁士式的准时的纪律来管理他的公司。沃伯格手下的有些人要参加两次午餐，一次在12:30，还有一次在1:30，以便尽量扩大生意。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得很早，走得很晚，周末加班，而摩根建富的年轻人则在打天上的飞鸟。特别重要的是，华宝公司是第一家取消了宽边帽和雨伞的装束，改用现代服装的公司。

西格蒙德・沃伯格作为局外人冷眼旁观，看到伦敦金融城非常令人厌恶的事情，而可以容忍庸才只是为了避免吵架。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伦敦金融城充塞着家庭开的银行，近亲结婚十分普遍。沃伯格还发现商人银行已经没有资本来为工业或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融资。相反，在咨询领域，缺少资本并不是一个缺陷。他说：“从银行家为工业提供资金这点上来说，他们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但是从当咨询专家——我称为‘金融工程师’——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则变得更加重要了。”(45)这正是赌场时代关键的真知灼见——这种观点把商人银行家从发行证券的刻板的世界推向海盗式的兼并时代。商人银行家不再为了保持证券承销关系而免费提供兼并咨询意见。西格蒙德・沃伯格还未完成他的事业，死气沉沉的伦敦金融城已经以蓄谋控股投资为患了。

1958年，华宝公司在战后的英国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敌意兼并。兼并在此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它们已经组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尤尼莱佛公司、壳牌以及规模很大的存款银行。早在1925年，摩根建富已经洽谈了通用汽车公司在沃克斯霍尔汽车公司的投资。但是，这些事情做得非常温和，最后以雪利酒碰杯而成交。到1958年，华宝公司说服了弗吉尼亚雷诺兹金属公司发动对英国铝业公司的敌意收购。为了使这个举动带有一点英国色彩，雷诺兹和地铁投资公司——英国中部的一个工程集团——结成联盟。华宝的行动不露声色，到1958年10月时已偷偷地买下了英国铝业公司10％以上的股份。西格蒙德后来还把伦敦金融城的战场从关系问题转移到资本问题，推行一种新的扰乱性的民主形式。

英国铝业公司了解到华宝的计谋后，管理部门召集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奥拉夫・汉布罗和金德斯利勋爵来开会（拉扎德兄弟公司在50年代与摩根建富非常亲近，这两家公司甚至在考文特加登歌剧院合用一个包厢）。与暴发户蓄谋控股投资者相比，英国铝业公司具有真正的贵族血统爱国主义的形象。执行董事杰弗里・坎利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儿子。该公司的董事长被授勋成为亨格福德的波特尔勋爵，大战时任空军参谋长，是战斗英雄，也是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的主席。虽然这家公司已经在和美国的大公司阿尔科尔谈合伙关系的事，但是汉布罗-拉扎德采取的防守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理由，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曾任摩根建富董事长的蒂姆・柯林斯回忆说：“有一天，由奥拉夫・汉布罗的其他高级人士组成的一批人正式访问摩根建富，来到合伙人的会客室。他们说‘这是爱国主义的义务，否则伦敦金融城将会垮台。’摩根建富的合伙人没有与他们发生任何争论就参加了。”(46)

在11月，依靠自力更生成为地铁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艾万・斯特福德爵士向波特尔勋爵提出一个建议，即地铁投资公司和雷诺兹以非常优惠的每股78先令的价格，购买英国铝业公司中的多数股。波特尔勋爵断然拒绝，隐约提到正在进行的谈判，并且悍然扣住斯特福德的计划，不让股东知道。后来，他发出了以下令人迷惑的宣言：“熟悉两大公司之间谈判的人会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47)虽然它的防卫是根据杨基佬入侵的可怕议论来定的——地铁投资公司被认为是雷诺兹的橱窗装饰——但是，英国铝业公司继续和它的“白衣骑士”阿尔科尔谈判。在一个星期之内，它谈妥了一个交易，允许阿尔科尔以60先令的低价购买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机构投资者——这个时代的新的有势力者——被这种公然无视股东的态度激怒了。它们成为华宝阵营中的关键选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任何人都无法斗过商人银行联合起来的力量，这仍然是一条铁律。施罗德公司和赫尔伯特・瓦格站在华宝一边。除他们之外，伦敦金融城抱成一团支持英国铝业公司，形成一个似乎是不可战胜的方阵，其中包括汉布罗、拉扎德、摩根建富、弗莱明、塞缪尔・蒙塔古和布朗・希普利。从汉布罗和拉扎德写的一份备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华宝的小人行为使这个集团感到不安的程度，远远超过雷诺兹-地铁投资公司建议中被人吵吵闹闹地批评的缺点。这个内部文件承认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只是猛烈攻击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显然，沃伯格本人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美国的入侵。伦敦金融城认为他未能按被大家所接受的规则来行事。伦敦金融城的成员要么联合起来击败他，要么让他把英国工业摧毁。(48)

第二天，通常在俱乐部里暗中谈判的这些伦敦金融城人士发表了在敌意兼并中首次使用的第一篇防卫宣言。他们不再用一向喜欢的那种衣帽间风格来玩这场游戏。在1958年12月底，伦敦金融城14个机构设立了一笔700万英镑的“备战基金”，其中摩根建富投入的赌注是50万英镑。波特尔勋爵曾经准备以60先令一股出售他的公司，而现在伦敦金融城财团以82先令一股的价格部分投标收购英国铝业公司。这下不仅比雷诺兹-地铁投资公司的出价高出4个先令，而且间接地揭示了早期交易的便宜。

伦敦《泰晤士报》对这种力量的显示大为敬畏，诚惶诚恐地提到“伦敦金融城摆出的阵容，其规模之大，在兼并战中从未见过”。(49)《每日快报》同样在这英勇的火力面前颤抖：“站在伦敦金融城一边支持英国铝业公司的有那些有名的金融家，如比斯特、哈考特、伦内尔、阿斯特、格伦康纳、金德斯利、考德雷、普尔和布兰德勋爵……但是，正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当伦敦金融城的各路大军联合起来时，他们几乎是稳操胜券。”(50)一家报纸在英国铝业公司中总共算出27个爵位——在阿尔科尔一方，包括一个侯爵、16个勋爵、10个爵士，似乎是在强化这个基本的力量，还加上女王的叔叔。

到新年前夕，英国铝业公司一边已经有200万股，对胜利充满信心。英格兰银行行长科博尔德勋爵和财政大臣希思科特・艾默里要求沃伯格打消念头，指出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沃伯格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以后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天才的举动。我只是调动了大量的资金来付现款收购我的客户。”(51)沃伯格无视政府的压力，把标价提高到85先令一股，开始横扫股市，大规模收购股票，有时候一天要买几十万股。到1959年1月9日，雷诺兹-地铁投资公司获得了英国铝业公司50％以上的股份，宣布获胜。

伦敦金融城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世界末日的景象。一开始，商人银行家们拒绝改变他们的作风，或是承认世道已经变了。拉扎德的金德斯利勋爵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跟那个家伙谈。”他看到沃伯格迎面走来就会越过马路不和他碰面。这批茫然失措的特权人士不能理解为什么报界和投资者会去巴结沃伯格这个无赖。就像罗伯特・扬在打纽约中央铁路那一仗一样，沃伯格意识到随着股权的分散，需要争取舆论。此后，伦敦金融城改变了那种隐晦的、秘密的作风，增加了可见度。正如一位银行家所预言的：“从此以后，没有哪个公开上市的公司的负责人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一定会在半夜里醒过来想一想谁会来对他的公司进行蓄谋控股投资。”(52)

经过一段时间的疏远以后，奥拉夫・汉布罗去看望西格蒙德・沃伯格。汉布罗拥抱着他说：“西格蒙德，我们不是都很傻吗？”(53)而摩根建富则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沃伯格的行为可恶，不可原谅。要是资本和狡猾比关系更重要的话，摩根建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该公司拒绝和华宝公司打交道居然长达15年之久，尽管后者已经成为欧洲市场上最有创造性的公司。华宝公司向摩根建富做出和平的姿态，甚至请他们参加联合电力工业公司的一项交易。摩根建富予以拒绝，不仅不对这个姿态表示感谢，还傲慢地说要独家干。

人们不禁会说，摩根建富的命运是由铝业大战决定的。因为在这愤怒之下还有一股新的潜流。一批“少壮派”人士，特别是斯蒂芬・卡托（汤姆的儿子）和鲁弗斯・史密斯的女婿蒂姆・柯林斯感到这个公司陷在自取灭亡的势利心态之中。在许多方面，他们想效法华宝公司，而不是谴责它。斯蒂芬・卡托说：“铝业大战表明摩根建富攻势不够猛烈，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棋输一着，士气低落。这几乎是第一次，并且造成了深刻的影响。”(54)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摩根建富不仅实行兼并，而且还专长于轰轰烈烈的收购，竭力炫耀它已改弦易辙。它还学会了击败华宝公司，成为新的、攻势猛烈的经营方式的象征。就像纽约的摩根士丹利一样，摩根建富后来鲜明地衬托了沉睡的高额融资的旧世界的死亡和危险的新世界的诞生。因为摩根诸公司从旧式的关系银行业中得到的利益最多，他们失去的也最多，必须用不习惯的、猛烈的方式对这种威胁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