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尽管摩根财团受到大量国内问题的干扰，但它在国外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即将来临，相比之下，皮尔庞特・摩根当年的业务就很狭隘了。1914年初夏，工业出现衰退，华尔街随之出现熊市。

商人们抱怨伍德罗・威尔逊对“利益集团”的大肆讨伐挫伤了企业家的情绪。美国投资者们陷入了沮丧和忧郁之中。当他们得知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感到非常恐慌。一向对自己的预见力引以为豪的华尔街，这次又被一个历史事件弄得措手不及。

摩根财团一直关心着欧洲局势。尽管后来被指控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但摩根财团几乎参与了所有试图阻止1912年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争斗而进行的秘密外交活动。这项活动的计划是让摩根财团向双方提供贷款，贷款的条件是双方要接受美国的调解，而担当调解人的是塔夫脱总统。这项计划显然是由巴黎摩根-哈耶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同美国驻法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共同策划的。但杰克・摩根最后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他担心贷款会用来进一步推动战争，而摩根财团希望战争宁息。(1)杰克还拒绝在没有欧洲大国全力合作的情况下继续参与此事。

1914年7月下旬，华尔街被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笼罩着，人们因误导而担心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将要垮台，衰退将会加剧。美国人认为，没有欧洲资本他们将无法生存。因此他们害怕纽约的黄金会被抽走，并存放到伦敦。7月29日，在沙皇调动了100多万俄国军队后，所有的欧洲市场都关闭了。海外投资商们急忙通过纽约变现证券，自1907年经济恐慌以来，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从未在一天之内发生如此剧烈的暴跌。

到1914年7月31日清晨，一夜之间聚积起来的抛售指令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形势岌岌可危。尽管皮尔庞特・摩根这时已经死了，但他的得意门徒哈里・戴维森已经在1907年的经济恐慌中学到了不少本领。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家们仍然本能地求助于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并非是区区一人，而是一个有连续性的机构。因为新的摩根总部正在修建，戴维森就把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召集到百老汇街15号那座老米尔斯大厦，此处曾是摩根的临时总部。那天在交易开始之前，证券交易所主席匆忙赶来磋商。

虽然杰克也在场，但戴维森主持了会议。在场的还有一位新的摩根银行家德怀特・莫罗，他是一位杰出的税务和公用事业律师。莫罗回忆那次疯狂的讨论时说：“交易所的管理人员想知道是否要开门营业，而没有人能给予答复。僵持的局面持续到10点05分。这时，主席……打电话给交易所，告诉他们宣布交易所关闭。”这真是一个危急关头。负责敲钟开盘的人当时已经就位，而得到这个通知后交易员们如释重负。莫罗补充道：“那时我初入银行业的公司，非常惊奇的是谁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2)难以理解的是，在摩根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忽略了一件事，那天9点30分，杰克曾给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挂了一个电话，麦卡杜向他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听我的判断，那就是关闭交易所。”(3)

直到12月份，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恢复限制性交易，而常规交易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重新开始。一种奇怪的地下机构冒了出来——即所谓的不法经纪人的流动市场。这些经纪人在场外马路边上的证券市场游来转去，进行股票交易。按照华尔街的传说，这种机构是由“四个孩子和一条狗”发起的。但很快，上百家经纪公司蜂拥而至，在新街上做起路边交易来——终于达到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予以取缔的程度。如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指出的，这群乌合之众凑起的草台班子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股票市场”。(4)

起初，战争使摩根财团陷入了迷茫。同其他银行一样，摩根也通过经纪人短期贷款——凭保证金额度购买股票用的贷款——赚了大钱。而战争的爆发使摩根士气低落。沮丧的情绪掩盖了国际金融中发生的一次重大转变：美国即将从英格兰手里夺取金融霸主地位，并成为头号债权大国。尽管最初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英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战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将从英镑本位变成美元本位。

战争的消息传来，杰克・摩根作了一番极为夸张的不祥预见，他预见到“在这个国家中从未发生过的骇人听闻的证券价值暴跌”。(5)后来，他被孤立主义者咒骂为“死亡贩子”，但他的第一个反应实际上是极其仁慈的。7月13日，他甚至难得地向公众发表了一项和平呼吁：“如果这一微妙的局势在几个星期后仍然悬而未决，我相信那些将要为战争付出生命和财产代价的人们必将掀起一场抗议浪潮。”(6)他绝没有因可以发战争财而感到得意，他嘲笑那种纽约很可能取代伦敦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看法。

对这地震般大变迁最敏感的合伙人是哈里・戴维森。战争造就了他的一段辉煌时期，他几乎立即就嗅出这是一个可以使摩根大发其财的好机会。他马上给正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钓鳟鱼和骑马的拉蒙特发去几封电报，那些电报充满了兴奋之情。

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在英国还未正式生效……

假如你在这儿可能也无能为力，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也许我该这样形容现在的形势：好像发生了一次地震，人们还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7)

战争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就是摩根摆脱不掉的“继子”——纽约市，该市有约8000万美元的欧洲债务就要到期。随着美元的猛跌，还本付息的负担加重，再加上美国面临着可能出现的泛大西洋贸易的停顿，支持暂停偿付债务的情绪十分强烈。为什么不利用欧洲的混乱省点钱呢？摩根财团同库恩-洛布公司组成了一个辛迪加以偿清债券，组织了一次临时的拯救活动。他们将黄金运到英格兰银行，然后记入摩根建富公司贷方，为纽约市偿清到期的债务。这项业务是金融成熟的标志，它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纽约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可以像伦敦一样提供安全保障。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与自己毫不相干；而对于孤立主义者，这场战争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说明美国为什么必须避免同其他国家发生纠葛。尽管威尔逊同情协约国，但他还是发表了一个中立声明，请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对摩根合伙人来讲，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正如汤姆・拉蒙特所说的：“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想要协约国打赢。从遗传上，从本能上，从观点上，我们都是协约国的支持者。”(8)作为一个在伦敦和巴黎都有分支机构的世界性银行，摩根合伙人深深地卷入了欧洲人的生活，他们笃信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因此不可能袖手旁观。然而，不违抗政府的法令也是外交时代的一项基本准则，银行贯彻执行了华盛顿的政策。

法国人把J.P.摩根公司选定为他们的财务代理人。8月初，他们同摩根公司探讨了贷款1亿美元的可能性。威尔逊政府非但拒绝了贷款请求，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摩根历史上讨厌的家伙——还谴责给交战双方贷款是“最恶劣的非法交易”。(9)几天以后，他告诉报界，美国银行家给交战国家贷款“与中立的真正精神背道而驰”。(10)

然而，不到6个星期，布莱恩关于非法融资的政策便发生了逆转，因为威尔逊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虽然微妙，但却明白无误。国务院顾问、那年秋天代理国务卿之职的罗伯特・兰辛想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花招,以使美国回避中立立场。他建议威尔逊务实地把禁止通过国外战争债券提供“贷款”,同允许提供“信贷”供协约国用于购买物资区别开来。战争刚刚进行了两个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突然的转变呢？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使国内摆脱了衰退，甚至连目光狭隘的农民也担心协约国会因为缺少信贷而减少购买他们的粮食、肉类和棉花。正如戴维森对财政部长麦卡杜所说的：“要想保持繁荣，我们就必须提供资助。”(11)摩根财团用假象维持着中立的外表，而实际却拒绝接受中立的精神。

由于协约国大部分工业产量不足，美国成了这场战争的理想的兵工厂。协约国为得到美国的物资相互竞争，哄抬物价；甚至英国政府内各部门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缓解价格压力，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问特迪・格伦费尔，摩根公司在纽约能否在扩大步枪生产方面出点力。杰克・摩根咨询了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但是要阻止发战争财，只扩大生产是不够的。1914年10月，英国财政部派乔治・佩什爵士和巴兹尔・布莱克特去美国研究处理这个问题。白厅官僚机构中最有影响的英国财政部需要在华尔街有一个前哨阵地，结果找到了他们的纽约代理人——摩根财团。11月下旬，当财政部的人返回伦敦时，随行的还有另一个乘客——哈里・戴维森。因为威拉德・斯特雷特闲不住，戴维森也把他和多萝西带上了。当时，斯特雷特的新杂志《新共和国》正在着手刊登一封来自雷・斯坦纳德・贝克的信，信中警告美国商界不要利用这场战争“发展自己的商贸”。(12)

戴维森已经提出了一个富有灵感的想法，但斯特雷特认为这个想法是从他那里偷去的。戴维森琢磨摩根财团能否将协约国的采购集中由一家机构代理，从而摆脱掠夺性的中间商，这家独家代理机构可以凭实力进行谈判。他知道哗众取宠从来就不是摩根喜爱的风格，因此他建议杰克・摩根同财政部的人同船去伦敦。杰克回答道，人永远不能窃取荣誉，“你自己跳上船去吧，因为这是你的主意”。(13)杰克的朋友、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阿瑟・斯普林-赖斯爵士也有类似的想法，并为此进行游说。他告诉外交部在伦敦和纽约需要一个有身价的合伙公司，英美联袂的摩根财团便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戴维森刚在克拉里奇饭店安顿下来，特迪・格伦费尔便带他参观了英格兰银行，并拜访了白厅官员。英国官员很喜欢戴维森的计划，这不仅仅因为该计划可以使价格降低，在政治上，他们还将把摩根财团变成一根避雷针，化解因战时合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所谓徇私行为的指控。公司的不利条件也是很明显的。一些官员担心同华尔街的联系将使英国的那些激进分子有机可乘。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家银行在美国社会的某些行业中人缘不好。摩根财团也知道自己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不受欢迎。1914年4月，摩根财团曾考虑在芝加哥开设一家分行，以缓解中西部的人们对摩根的抵触情绪。

1914年12月16日，戴维森同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以及财政大臣大卫・劳埃德・乔治共进午餐。他带了一份有关建议摩根公司为协约国采购代理的合同。首相逐字逐句地审阅了合同，并说他“同意每一个字”。(14)1915年1月15日，摩根公司同英国陆军委员会和海军部签订了《商务协议》。第一批采购的是当时急需的马匹，金额1200万美元。这年春天，通过在巴黎的摩根高级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摩根同法国人完成了另一批类似的采购。

没有人预见到将要进行的采购业务量有多大。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告诉戴维森，采购金额也许能达到1000万英镑——他强调他所估计的是最高限度。而实际上，采购金额达到了3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几乎是战争期间美国向协约国所出售的物资的一半。摩根财团捞到1%的佣金，获得了惊人的3000万美元的进账。这可能是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交易。不仅在于获利丰厚，而且还在于所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系。杰克・摩根对银行卷入这类国外业务存有顾忌，担心如果继续发战争财，英国对美国会产生政治上的强烈不满。1915年1月下旬，杰克在白宫得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保证，威尔逊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15)

华尔街上的老牌私人银行和伦敦金融城都具有变色龙的性质，他们能抓住机遇，随机应变。汤姆・拉蒙特雇用了钻石火柴公司总裁老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让他主持后来形成的出口部的工作。此人曾是芝加哥小麦交易所的投机商，长着一头梳理整齐的银发，留着胡须，配戴一副无框眼镜。他修饰整洁的外表反映出他对细节格外注意，甚至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境地。后来，陆军大臣牛顿・贝克曾提到他的“令人生畏的责任感”。(16)每天从早晨9点直到午夜，斯退丁纽斯都把他的175个摩根职员折磨得苦不堪言，他们是所谓众所周知的斯退丁纽斯的奴隶。他并不是简单地雇用人员，他实际是让他们服役，压榨他们，把他们驱使得精疲力竭。一个“苦力”后来说：“如果有哪个小子能在晚上9点钟以前离开，其他人通常就会祝贺他，因为他有了半天的假日。”(17)

采购工作反映了现代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上去既原始又现代化，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的出击与空中袭击、加农炮火和芥子气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致命的炮弹无休止地狂轰滥炸，仅在马恩河战斗中，一天就发射了20万发炮弹。所以，后勤需求各种各样，它们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斯退丁纽斯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最重要的顾客，他每天要聚拢1000万美元的货物。他要购买、装运并为这一空前规模的供应品投保。他要鼓励厂商采取措施进行大规模生产。有关他的采购业务的消息传开后，华尔街23号便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银行家和制造商。银行不得不在每一个门前布置警卫，而且还要派警卫到合伙人家里。斯退丁纽斯每个月所负责采购的货物相当于30年前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他为腌牛肉、带刺铁丝、火车头和假肢而极力讨价还价。

德国总参谋部怎么也想象不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转入军工生产。随着当时工厂的生产能力日益紧张，斯退丁纽斯鼓励建造新厂。摩根财团和英国向温彻斯特转轮枪兵工厂提供贷款，以增加其新的枪支生产能力，而且还为其他许多公司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完成合同。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拥有了比英法两国之和还要强大的军火生产能力。凭着斯退丁纽斯的成就，他可以佩戴军事工业公司之父这个不太可爱的胸签了。甚至有人曾听到埃里希・万・鲁登道夫说过，斯退丁纽斯抵得上协约国的一个军团。(18)斯退丁纽斯成了美国工业的沙皇。曾经率领一个俄国工业代表团访问过美国的鲍里斯・巴赫梅捷夫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上，斯退丁纽斯把一些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召集来，“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就连我也感到羞耻”。(19)

因为斯退丁纽斯是协约国供应计划的关键，所以他的安全便成了头等大事，特别是在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决定切断协约国的供应线，以取得战争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英国情报人员通知斯退丁纽斯，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还告诉他纽约的“某位可爱的夫人”曾看到一个德国情报人员带着写给他的信件。作为安全预防措施，斯退丁纽斯的家人在未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迫迁离了他们在斯塔滕岛上占地13英亩的别墅，并被安置在长岛。斯退丁纽斯本人则在停靠在纽约港的“玛格丽特号”巡洋舰上度过了战争时期。他的房间里装饰着花瓶、亚麻布饰品、瓷器和镀银器具，所有这些都是由那个著名的“装饰家”哈里・戴维森挑选的。

摩根银行还为英国人从事情报工作。当摩根合伙人得知德国投资者计划收购伯利恒钢铁公司时，就和该公司的官员进行接触，使他们将其股份转入股权信托，从而使这家国防工业承包商不至于遭到不受欢迎的接管。作为对摩根公司绝对信任的一种表示，英国对进出英国的摩根公司邮件免予检验，还允许它保留由斯退丁纽斯和他的英国联系人、摩根建富公司的查尔斯・惠格姆确定的内部专用密码。因此，在战争期间的电报中，杰克使用他的密码名“沙尔利斯”和“拉蒙特・查拉多”。摩根银行坚持传统作法，不让局外人接触它的密码本。

然而，出口部并非绝对成功。法国人从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利用这个部门。同陆军部相比，英国海军部对出口部态度一直冷淡——这种紧张局面并未因杰克和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见面而缓解。有人一直怀疑摩根银行对朋友有徇私行为。虽然近1000个公司得到过合同，但许多大的赢家——通用电气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杜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则牢牢地扎根在摩根的阵营之中。

战争给古根海姆家族带来了兴旺发达的机会。1914年，摩根财团帮助他们把美国最大的铜厂——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组建成上市公司。丹尼尔・古根海姆在战争期间是摩根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的常客，而科克伦是肯尼科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出口部收购了三分之二在美国开采的电解铜卖给英国人，古根海姆和其他许多人从中发了大财。另一家古根海姆公司——美国冶炼公司，也因协约国大量购买制造枪支弹药用的铅而大捞了一把。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合同金额使摩根财团赢得了几十个强大公司对它的忠诚。

英国人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防止摩根银行滥用其巨大的权力。为了调查对摩根银行徇私的指控，英国派了一个工作组到纽约。工作组先由威尔士煤炭大王大卫・托马斯带领，后来改由朗达勋爵负责。1915年夏天，工作组在广场饭店待了三个星期。托马斯盘桓在摩根银行附近，但发现斯退丁纽斯的工作无可指责。他向英国报告，说摩根银行过多地从共和党那里购买物资。劳埃德・乔治建议戴维森让各方都能得益。戴维森答复说，他们将尽量按地理分布分配合同。

托马斯滞留纽约期间有过一段焦虑不安的时间。一天，他接到他的秘书从广场饭店打来的电话，说一阵风把几份密级备忘录刮到了窗户外面，其中有3页绝密葱皮纸飘落到了第五大道上。这一泄密事件非常严重，在伦敦的劳埃德・乔治也得到了报告。那天傍晚，摩根银行的职员们在蒙蒙细雨中把第五大道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一遍，连停着的汽车下边和水沟里面也没放过，但那几页纸仍没找到。为了安慰托马斯，他的人员找了三张完全相同的纸，在脏水里泡了一下，然后把烂了的纸给他看。

尽管托马斯写了报告，英国人对摩根银行仍不放心。他们相信银行在向钢铁、化工和运输公司送人情。阿斯奎斯自我安慰，认为摩根银行只是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接受别人的效劳。他写信给已经接替劳埃德・乔治成为财政大臣的雷金纳德・麦克纳：“关于摩根银行，我毫不怀疑他们已经而且还会继续尽可能从我们这里捞好处。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公平，更不是奸诈的。最初和他们签订的合同也许明智，也许不明智，但是现在中途易马，或使他们怀疑我们不信任他们，那将是糟糕的政策。”(20)

实际上，英国人从没有愚蠢地或盲目地陷入摩根财团的情网。他们欢迎在华尔街上有一个英美联袂的监听站，尤其是因为金融权力已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彼岸。但政府战时的考虑总还是带有讥诮的情绪，相信摩根合伙人要价过高，并且狂妄自大，无谓地得罪人民。摩根和英国人的关系始终密切，但很少融洽，在双方表示忠诚的声明背后，潜藏着一种兄弟之间的紧张状态。

虽然华尔街23号的其他合伙人对他们的英国兄弟们暗暗地怀有几分妒忌和猜疑，但杰克・摩根却没有这方面的心思。他照例每年花上六个月的时间住在英国，过着地道的双重文化生活。对他来说，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事业和商业机会。他甚至比皮尔庞特还要单纯正直。他生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对英国的忠诚和对德国的仇恨这两种情感同样强烈，相互对立。他慷慨地为英国服务，他将朱尼厄斯在罗汉普顿的乡村旧房“多佛尔庄园”捐献出来，作为受伤军官的疗养所。他吩咐沃尔霍尔庄园的人员把园林用地翻耕出来，种上麦子，以备战争之用。一旦激情上来，杰克就会全身心投入。摩根公司甚至在蒙大拿州投资种麦子，以提供更多的给养。

在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斯退丁纽斯的出口部使摩根银行受到了煽动性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内地反摩根的情绪火上浇油。这种情绪自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发表“金十字架演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在摩根公司大楼街角的集会上，鼓动者指着华尔街23号，指责摩根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同源自小镇的冷嘲热讽唱一个调子，并质问：“世界大战可以使摩根和施瓦布（伯利恒钢铁公司老板）大发其财，他们怎么还会在乎世界有没有和平呢？”(21)曾经敦促举行普约听证会的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谴责，“金钱利益”试图诱导这个国家卷入战争，并站在协约国一边。于是，一个含有双重意义的传说便产生了——摩根是英国政府的傀儡，他们的金钱里浸透着鲜血。摩根银行收到了大批充满仇恨的信件。拉蒙特收到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拉蒙特先生，你为英国人筹集战争贷款的行为注定了你的死亡——因为这些贷款使我的兄弟们葬身在德国战场上。如果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能够用子弹穿透你的黑心肠，那无疑将是我生命中的一大乐事。”(22)

杰克尽量避免出头露面，以免刺激国会。戴维林和保罗・克拉瓦斯律师曾想组成一个政治委员会，以劝导人们支持协约国，杰克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还避免同他的密友、英国驻美大使塞西尔・阿瑟・斯普林-赖斯男爵一起公开露面。1915年1月，在写到一次将要进行的旅行时，杰克告诉斯普林，“对我来说，当我在华盛顿时不住在你家里”也许“更明智”，“我们正努力在尽可能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同英国政府作这笔交易。但是，我并不认为你外出时就不能同我们住在一起，其实那样比住在饭店里要安静”。(23)

杰克一生一直对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哈佛上学时，一个侦探曾紧紧尾随他。他的小儿子哈里同他的英国家庭教师回到纽约后，老是疑神疑鬼，担心被绑架。在皮尔庞特还在世的时候，杰克在麦迪逊大街的住宅里经历过一次盗窃事件，这次盗窃带有一股稀奇古怪的阶级报复的味道：盗贼悠闲地坐在房间里，抽着雪茄。还有一次，一个讹诈者威胁说，如果不把钱放在中央公园的灌木丛下面，他就炸掉杰克家的房子。结果钱没有付，炸弹也没有爆炸。

摩根财团的神秘莫测还像一块不可抵御的磁铁，吸引着一些疯癫古怪的人。战争初期，一个叫欣德勒的疯子接连不断地给摩根写谩骂信，他相信摩根银行窃取了他在阿拉斯加矿藏的股利，但拒绝承认。杰克的想象力本来就丰富，而这种经常的恐吓更使他胡思乱想，而且他习惯于到处看见阴谋分子。

事实上，杰克的恐惧并不完全是庸人自扰。1915年7月3日，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日，杰克和杰西正在他们位于北滩的住宅中同斯普林-赖斯及其妻子共进早餐。他们刚刚吃完饭，摩根的男管家亨利・菲齐克听到有人叫门，便前去开门。当时在连接北滩和长岛岸边的堤道上还没有设立警卫室，所以闯入者可以直接走到门口。一个身材细长、穿一身灰色西装的陌生人向菲齐克打招呼，并交给他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夏季社名录，代表：托马斯・莱斯特”，他要求见摩根先生。

菲齐克是一个老派管家。他通常上身穿一件深色外衣，下套一条灰色条纹裤子，言行举止严谨刻板。机警老练的菲齐克这时感觉到有危险，他不让硬要往里闯的陌生人过去。他迅速跑到图书馆，看到了杰克和杰西。他大喊：“上楼去！”随着这莫名其妙的命令，摩根夫妇爬上楼，仔细检查了卧室，试图发现问题所在。终于，他们站在楼梯的顶部看到了那个持枪歹徒。他正挥舞着两把手枪，带着摩根的两个女儿往楼梯上走（后来歹徒承认，他犯的主要错误是走在了摩根孩子们的前面，而不是在她们的后面，这样实际她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人质的作用）。持枪歹徒尽力保持镇定，他告诉摩根夫妇不必害怕，他想和他们谈谈。

如果警察的证词准确的话，当时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勇敢。杰西・摩根是一个有很强的自制力的女人，她当时扑向持枪歹徒。杰西的勇敢行为使杰克得以有足够的时间向歹徒猛烈攻击并揪住他。在制服歹徒的过程中，杰克的腹股沟挨了两枪。仆人们将歹徒的双臂拧住，杰克和杰西夺下了他的两把手枪。这时，菲齐克冲进来，搬起一块煤砸在歹徒的脑袋上，时间精确得像在好莱坞拍戏。歹徒再也动弹不得（可惜这精彩的一击在警察的证词中没有提到）。制服了歹徒之后，摩根夫妇才看到歹徒的兜里有一大根达纳炸药。摩根的仆人们把炸药扔进了水里，并用绳子将歹徒牢牢地捆了起来——一次谋杀失败了。摩根的家庭医生詹姆斯・马科被急匆匆请到格伦科夫，为杰克治疗枪伤。

在拿骚县监狱里，持枪歹徒供认他的名字叫弗兰克・霍尔特。后经证实，这个名字是埃里希・明特尔的化名。明特尔来历不明，曾是哈佛大学德语讲师。1906年，他在被告发用砒霜毒死其妻子后失踪。在审讯中，他供认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美国向欧洲出口武器。他说他并没打算杀死杰克，只是想把他当人质，直至军火运输停止。他对摩根权力有着发狂的、梦幻般的感觉。审讯员问他：“你认为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可以阻挡时代趋势吗？”“不，但摩根先生可以。”“你认为他可以控制那些国家吗？”“如果他的钱没有流进他们的钱柜里，他可以用他的钱控制那些国家，并阻止弹药运输。”(24)除袭击摩根之外，在前一天，明特尔还在美国参议院会议室安放了一枚炸弹。明特尔是否有同伙，不得而知。两个星期以后，明特尔在拿骚县监狱中自杀身亡。

从表面上看，杰克对枪击事件似乎表现得很平静，甚至很漠然，好像只是做了一次不愉快的实验，并把实验结果记录下来。那两颗子弹奇迹般地绕过了他所有的要害部位。他在“海盗三号”游艇上休养，伤口愈合得很快。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尽管枪伤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疼痛。”(25)杰克把挫败这次刺杀阴谋归功于杰西的冷静。他说当歹徒用枪对着他的亲人的时候，他作为父亲理所当然有所反应。他认为自己的勇敢行为不值得一提，但堆满当地电报局的祝贺电仍使他大吃一惊。8月16日，他第一天回到银行。当他从华尔街23号走出来钻进他的豪华轿车时，等候在那里的人群向他欢呼。他惊奇得像孩子似的，伸手碰一下帽檐儿敬个礼，微微挥挥手。他不习惯于公众的奉承，但在瞬间却成为了一位民族英雄。

杰克的平静是虚假的，因为枪击事件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他只是若无其事地把这影响掩盖起来。尽管永远无法证明枪击事件是一个阴谋，但杰克仍然坚持认为明特尔的行为绝不是孤立的精神错乱者的极端行为，而是恐怖分子阴谋计划的一部分。在他的阿迪朗达克里山的休养地安卡斯营，他让管家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从工资名单上清除掉。(26)突然之间草木皆兵。杰克从海盗号游艇上给特迪・格伦费尔写信说，杰西“觉得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再给我一枪，为了让她放心，我不得不加倍警惕，小心提防”。(27)许多事情说明痛恨摩根的绝非明特尔一人。当1915年的枪击事件传到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时，兴高采烈的人群燃放焰火，发表演说，表示庆贺。

枪击事件使杰克更加深居简出，沉湎于在富人休养地幽居独处。结果，他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英国的乡村别墅或驾驶游艇巡游上，因而他在海盗号上康复也就绝非巧合。枪击事件还使杰克感到危机四伏，他本来就天性诡秘，这下更是处于紧张状态。他秘密地频繁搬迁。战争期间他到巴尔的摩市看他的大儿子朱尼厄斯时，写信给一个朋友讨论安排旅馆的事：“我非常希望饭店不要逼我登记，或要我说出行期。因为显然德国人仍在追踪我，而且家人也要求我不要声明我要到哪儿去、什么时候去。”(28)枪击事件后，杰克雇了一批保镖，他们都是前海军陆战队军人。不幸的是，这样严密的保安措施使他更加疏远了大众，人类的种种苦难对他来讲宛若隔世。

杰克的安全是对他严加保护的合伙人时刻不放松的责任。他常常不知道人群里有保安人员。每当杰克访问巴黎时，高级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都要通知巴黎警察厅。侦探们靠得很近，但不暴露身份。杰克的活动受到暗中保护，他享受着国家元首级的待遇。

枪击事件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这些事件使杰克对世界的看法变得阴暗了，并使他对敌人的怨恨更加根深蒂固。这些事件也使杰克感到恐惧和困扰，并促使他动辄痛斥他的敌人。尽管有钱有势，但杰克觉得受制于其所无法控制的力量。

杰克对他的朋友们说，枪击事件使他的反德思想更加强烈，同时他也更加渴望看到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战争。他痛骂德国人是“德国匈奴”，是“日耳曼野蛮人”——他喜欢用华丽的形容词，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而又一直深藏未露的反德倾向暴露无遗。合伙人乔治・惠特尼后来解释说，皮尔庞特“总是指责德国人欺骗他……所以他留下遗训，要求我们永远不得同德国人发生商务往来”。(29)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是最后一次得以使银行家们尽显其好恶、运用其对外政策、俨然以主权国家行事的战争。在华尔街，战利品被银行家们严格按照各自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享。摩根财团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通过其在伦敦和巴黎的机构，摩根财团给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提供了资助，给布尔战争中的英格兰提供了资助。杰克甚至对沙皇也心肠很软，为他提供了信贷。

如果说战争对美国人的华尔街来讲是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的话，对犹太人的公司却是一个灾难。这些公司为反俄亲德的情绪所累。库恩-洛布公司独断专行的老板雅各布・希夫被俄国人屠杀犹太人的行径惊呆了，他视沙俄政府为“人类的敌人”。为了报复，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他为日本提供了资助。然而，1914年以后，他对德国的同情有所降温，赞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不再在公共场合同家人讲德语”。(30)高盛公司的亨利・戈德曼不够慎重，他支持亲德观点，大肆宣扬尼采哲学，美化普鲁士文化——他的合伙人对此大为惊愕。祖先讲德语的瑞士人古根海姆家族则因为纷至沓来的军火合同而收敛了他们对德国似有似无的同情心。

战争期间，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对被认为不效忠的犹太人一片谩骂和攻击。1915年，英国诺贝尔公司的爱德华・克拉弗特梅尔来到纽约，他警告协约国的无烟炸药主要供货商杜邦公司说，“亲德的”库恩-洛布公司有可能控制他们公司的股份。人们担心科尔曼・杜邦可能会将其大部分股本出售给库恩-洛布公司。针对这一威胁，杜邦公司从摩根财团争取了一笔850万美元的贷款，把他们的股本牢牢地套在了一个叫做杜邦证券公司的控股公司上（当英国情报局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威廉・怀斯曼爵士对有关库恩-洛布公司的警告进行调查时，他发现此事毫无根据）。德国人的金融渗透也引起了伦敦金融城的注意。英格兰银行对外国银行进行了“英化”。例如，它让皮尔森集团公司接管了拉扎德兄弟公司，因为担心一旦其巴黎分行被德国人接管，伦敦的机构也会落入德国人之手。

在这高度紧张的气氛里，杰克・摩根的亲英情结和他的反犹太主义交互影响，愈加强烈。1914年9月，他向特迪・格伦费尔抱怨说：“‘和平’会谈很大程度上是由德籍犹太人引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批德籍犹太人同德国大使非常亲近。”(31)随着摩根财团向俄国提供1200万美元的信贷，他们与德国籍犹太人银行的对抗更趋激烈；10月份，英国开始通过摩根公司为沙皇购买军用物资。希夫注意到俄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向杰克提出了强烈抗议。杰克不得不小心处理，因为他们俩正在合作，作为联合主干事进行巨额债券的发行工作。投资银行业的银团结构形成了一种面和心不和的局面，就像入鞘的利剑。杰克控制着自己，他写信给希夫：“我并不认为应由我们通过施加金融压力迫使俄国改变态度。我觉得，俄国是不是一个信得过的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这个问题，不能同其内部的社会或统治规定等问题混淆起来。”(32)当然，杰克自己并没有把国外贷款看成是不带偏见的，他常常把他的政治和金融信条混合在一起。

杰克和希夫之间的摩擦导致了1915年5月的一次恶语相向。当时，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沿岸击沉了丘纳德航运公司的路茜塔尼亚号，这是应皮尔庞特运输托拉斯的要求建造的两艘豪华船中的一艘。在这次事件中，10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63名儿童。在128名美国遇难者中有艾尔弗雷德・格温・范德比尔特[23]。美国举国哀悼。那天早晨，希夫压抑着他的傲慢，怀着沉重的心情到摩根公司表示哀悼。目中无人而又刻板的希夫从未作过这样的造访。当他进门时，发现杰克正在他的合伙人房间里。杰克并未有礼貌地同希夫打招呼，相反，他嘟囔了几句表示愤怒的话后愤然离开了，留下希夫一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哑口无言。他笨拙地拖着脚步独自走了。

其他合伙人惊愕不已。因为这是对“需要保持表面客套”的这条绅士银行家准则的公然破坏。杰克谈到这件事时很有些局促不安：“我想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想我是不是应该道歉？”没有人敢说话。这时反应灵敏的德怀特・莫罗赶忙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引自《圣经》的话交给杰克。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并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为了你的名誉的缘故。哦，以色列家族！”(33)得到这个暗示后，杰克马上拿起他的帽子去库恩-洛布公司道歉去了。这个故事形象地描述了杰克自相矛盾的性格——温文尔雅的外表，波澜起伏的内心——以及这个要求人们保持永恒礼貌的矫揉造作的世界给人带来的重负。有了大笔的银团贷款，人们无法得罪一个可能在下次发债中成为盟友的势力强大的银行。

这一场缄默的战争在1915年9月公开爆发了，此事发生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国外贷款期间。这笔5亿美元的英法贷款比提供给大不列颠，用于布尔战争的创记录的1亿美元还要多5倍。斯退丁纽斯的工厂每天吞掉200万英镑，有把英国的财政资源耗费殆尽的架式。早在1915年4月1日，杰克同劳埃德・乔治一道吃饭时，就曾讨论过为支持英镑而提供一笔不少于1亿美元贷款的事情，特迪・格伦费尔和英格兰银行的其他董事们对作为权宜之计的战争筹资感到担心。

到了7月份，筹资问题变得更加急迫了。由于外汇缺乏，英国在纽约取消了一项为俄国人签订的合同。为了向摩根按时偿还美元，雷金纳德・麦克纳不得不征用谨慎保险公司所持有的美国证券——这一特别的绝望之举深深地触动了首相阿斯奎斯。这样打仗是很难站稳脚跟的。被国务院禁止贷款的规定所困扰，摩根财团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摩根财团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就是，一旦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出现分歧怎么办。

总统威尔逊反对向协约国提供巨额贷款，但他最终被他的内阁说服了，因为没有贷款，美国的出口就会遭受损失。财政部长麦卡杜在8月下旬争辩说，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同协约国的贸易。取代布莱恩当上国务卿的罗伯特・兰辛直截了当地警告，如果没有贷款，“生产就会受到限制，工业就会萧条，资本和劳动力就会闲置，金融就会混乱，劳动阶级就会不安定，并受到损害”。(34)威尔逊相信了。

9月份，英国内阁派遣了一个英法代表团，到纽约去筹措一笔巨额私人贷款。北大西洋到处是潜水艇，格伦费尔被告知不要将代表团的成员组成通知摩根财团。代表团由高级法院大法官里丁勋爵带领，成员包括米德兰银行总裁爱德华・霍尔登爵士，英国财政部的巴兹尔・布莱克特，以及法国代表奥克塔夫・翁尔贝。哈里・戴维森和杰克到码头迎接乘“拉普兰蒂号”到达的代表团，并把他们送到比尔特摩尔饭店下榻。

英美摩根之间的爱情中再一次充满了口角和反诘。摩根毫不动摇地支持英国，但居然还要为提供这笔贷款去和他人竞争，他感到心中隐隐作痛，脸上无光。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隆重地接待了代表团。里丁勋爵原名鲁弗斯・埃萨克斯，他的到来对杰克・摩根的偏见是严峻的挑战。他是一个伦敦水果商的儿子，英国气派、聪明、有贵族头衔——而且是个犹太人。他升到了检察总长的职位，在英国泰坦尼克号海难案件调查中盘问过证人。杰克和维戴森到比尔特摩尔饭店拜访了里丁，在摩根图书馆对他盛宴款待，并带他登上海盗号享受了一番。杰克和里丁之间的私人关系将肯定有助于买卖的成交。

英法贷款对纽约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的能力是一个考验。获得胜利的摩根财团必须同广泛的仇视英国的势力作斗争，因为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德国后裔，而许多第一代爱尔兰移民也反对这笔贷款。议论中的这笔贷款数目惊人，他们怀疑这笔高达10亿美元的贷款能否做成。这样一大笔金额使美国人震惊和恐惧，其程度不亚于几年前的巨额信托资金所引起的震惊和恐惧。现在回忆起来，英法贷款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债权国的崛起。然而，虽然摩根财团主导了这次金融权力的转移，但杰克对这一转移的持久性仍半信半疑，他对格伦费尔肯定地说：“当战争结束后，你会发现，美国将重新把欧洲金融市场作为票据交换所，就像以前一样。”(35)杰克没有因欧洲的衰落而欢欣鼓舞，他不愿预测他可爱的伦敦走下坡路。

杰克在摩根图书馆款待里丁后，把他请到二楼的书房享受雪茄。他和他的合伙人不得不给英国膨胀的期望泼点冷水。透过雪茄冒出的烟雾，杰克漫不经心地将贷款额削减了几亿美元。他说：“里丁，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要求10亿美元的贷款。我觉得将第一次大规模发行的债券限制在5亿之内更为明智。”(36)杰克没想到里丁居然同意只发行5亿美元（1亿英镑）。加上银团包销费用，利率高达6%。杰克说，作为银团主干事，摩根财团将放弃任何额外补偿。

里丁勋爵使杰克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对他的信仰也入了迷。

里丁勋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头脑清楚，能很快抓住要点，同他讨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乐趣。他的唯一缺点是与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往来甚密，这使他广泛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鉴于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犹太人是亲德派，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J.P.摩根公司，他最好不要同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37)

这是一封奇妙的信。里丁勋爵贷款代表团团长的头衔本应消除那些对他的忠诚所表示的怀疑，并使犹太人观点铁板一块的说法不攻自破。但杰克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察觉到了里丁和德裔犹太人之间的某些共同特性。事实上，当里丁会见希夫时，后者提出了库恩-洛布参加提供贷款的一个自取灭亡的先决条件，即不能给英国的同盟国——俄国——一分钱。里丁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哪个政府可以接受歧视其战争中的盟友的条件。”(38)从此之后，库恩-洛布公司成了伦敦筹资中的不受欢迎的人，这为摩根的胜利向前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高盛公司内的争论更具破坏性，因为他们的合伙人在重要事情上有否决权。由于对德国忠心耿耿的亨利・戈德曼拒绝分担摩根主办的债券发行，在公司中引起了一场危机，并导致公司脱离华尔街的战时融资，自动靠边站。据斯蒂芬・伯明翰说，当“克兰沃特银行从伦敦给纽约发报说，高盛公司有被英国列入黑名单的危险”时，亨利・戈德曼被迫从家族公司中辞职。(39)戈德曼和菲利普・雷曼这对被称为华尔街上的“最走红的承销伙伴”反目成仇，相互不再讲话。以后30年的时间里，华尔街上的犹太人银行因其同德国的关系而处境困难。

这笔5亿美元的英法贷款比皮尔庞特组织发行的任何一期债券都要大得多。61个承销商和1570家金融机构销售这批债券（摩根财团对没能被指定为独家代理负责支付债券利息而感到不满）。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销售工作，特别是在孤立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中西部地区。为了改善债券发行的条件，参加银行被允许将它们通过存款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保持一段时间，而且还广泛宣传这笔钱将只用于美国。尽管有此好处，在芝加哥只有一家大银行加入了联合贷款——当地亲德的存款人威胁要进行联合抵制。而密尔沃基市根本就没有银行参加。摩根合伙人同许多名人签订了协议，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甚至包括因普约听证会而出名的塞缪尔・昂特迈耶。他们还同军用物资供货商们签订了协议，如古根海姆兄弟公司，以及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查尔斯・施瓦布。这些人觉得有义务保护他们兴旺的军火生意。然而，摩根合伙人的这些协议无法弥补他们在中西部地区的销售不佳的情况，直到年底，仍有1.87亿美元的债券未被售出。

为了筹集更多的美元，英国开始对美国股票的红利征税，英国公民急忙把他们的股票出让给政府。由于人们都去兑现证券，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堆满了单据。摩根财团变现了30亿美元的这类证券，然后巧妙地把它们投放到了纽约市场，以避免股票价格的暴跌。

英法贷款很快便被用光了。到战争结束前，摩根财团为协约国筹集了15亿多美元信贷。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英国对摩根的作用大加赞赏。在摩根建富公司的茶室里挂着一封劳埃德・乔治1917年写的信，信中写到：“我们幸运地得到了一家公司提供的援助，这家公司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保护了英国政府的利益。”(40)几年后，当报业大王诺斯克利夫勋爵访问摩根公司时，他惊呼：“战争是在这些墙里赢得的。”(41)英国军火委员会主席莫尔顿勋爵说，杜邦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和J.P.摩根公司在1915年拯救了英法军队。

然而，摩根和英国的关系总是这样，在公开表现的友好背后，也隐藏着相当程度的紧张气氛。英国人常常觉得摩根银行尽管把金融活动处理得很好，但其政治作用则搞得一塌糊涂。1916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阿瑟・威勒对摩根财团作了如下描述：“摩根财团是这个国家中最不受欢迎的财团，对激进的西方来说，它是华尔街邪恶的金钱力量的化身，它从不去设法谋求人民或政治家们的好感。”(42)那一年，杰克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进行竞选——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举动。杰克和哈里・戴维森对待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态度也有些专横，特别是戴维森，似乎冒犯了英国人。他敢说敢干，处事果断，这激励了部下，但不圆滑，显得傲慢自大。外交部说他“不慎重”，斯普林-赖斯大使说他具有“老摩根所有的进取心，但缺乏老摩根的天才”。(43)

或许戴维森粗暴地对待了同威拉德・斯特雷特的关系，或许他断定浪漫而鲁莽的斯特雷特从来就不适合待在摩根公司。斯特雷特期望在英法贷款谈判中有所帮助。他说：“我想我可以做些同这些谈判有关的工作，但什么也没让我干，这使我感到愤恨。”(44)他没有被指派负责什么，威严的摩根财团也不像他那样对贫穷国家感兴趣。那年9月，斯特雷特在34岁的时候，辞去了摩根银行的工作。他从未将在中国市场时的成功的“早熟”变成华尔街世俗环境的落脚点，他为没能成为摩根公司的合伙人而觉得受到了刺伤。他更喜欢马球、高尔夫球，业余爱好文学，而不喜欢华尔街23号所要求的那种拼命的投入。1918年，战时服役后不久，他便死于流行性感冒和肺炎。他的遗孀多萝西后来帮助创办了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校和英格兰南德文郡的一所名叫达廷顿霍尔的实验学校。

到1917年，英国信贷资金实际已经告罄。此时，德国潜水艇恢复了对美国运输船只肆无忌惮的袭击，这一下倒是拯救了英国。当美国卷入战争后，1917年4月6日，华盛顿立即向协约国发放了10亿美元的信贷，J.P.摩根公司的重负就此得到解脱。美国进入战争后，摩根希望能够从第一次“自由事业贷款”的本金中收回它给英国的4亿美元贷款。但财政部长麦卡杜担心，如果政府的资金到了老民主党的冤家货币托拉斯的手里，国会将会不高兴。使摩根合伙人感到诧异的是，英国政府似乎并未被这种骗局所困扰。特迪・格伦费尔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摩根合伙人心中的不快：“尽管摩根公司把它的资金以及其他的资源交给英国政府，由它自由处理，可大臣们，特别是财政大臣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摩根财团感到非常痛苦，不仅因为对他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感谢之意，而且因为英国政府一拿到摩根公司所能借给他们的、或摩根公司为英国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所有的钱，财政部便有意向他们封锁起全部信息。”(45)

1917年夏天，英格兰银行粗暴专横的行长坎利夫勋爵为了摩根公司的缘故，与不太同情摩根的财政大臣博纳・劳发生了争执，这实际上是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为控制英国金融政策而进行的范围更大的争斗的一部分。争吵越来越激烈，以至劳埃德・乔治首相威胁要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7月4日，格伦费尔被召唤到唐宁街10号参加一个内阁会议，劳埃德・乔治生气地问他，为什么摩根财团如此大惊小怪（格伦费尔称劳埃德・乔治为“我们的威尔士小山羊”）。(46)最后，为坎利夫的行为而感到愤怒的英国财政部阻止了他在1918年再次当选银行行长。这为蒙塔古・诺曼铺平了道路，而不是摩根的反对者。1920年诺曼接管了银行，并被证明是摩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英国同盟者。

当美国宣战后，杰克兴高采烈。怀着天真的慷慨和爱国心，他告诉威尔逊总统，他可以把出口部原封不动地转给华盛顿。他准备给斯退丁纽斯放假，为职员发一段时间的工资，并放弃代理费。他没有认识到在政治上这是不可能的。孤立主义者还在继续指责摩根财团煽动战争情绪。在美国巡访过程中，财政部长麦卡杜注意到，人们因摩根财团通过军火买卖获取利润而对这家银行极为痛恨。

为领导新成立而且极具权势的战争工业委员会，威尔逊先挑选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公司的丹尼尔・威拉德，后来又挑选了坚定的民主党人伯纳德・巴鲁克。为了安抚摩根公司，威尔逊任命斯退丁纽斯为负责美国军需供应的总监督官。巴鲁克半真半假地承认，多亏皮尔庞特在1907年经济大恐慌时轻蔑地拒绝了他的帮助，假如他的帮助被接受了，他在威尔逊手下的政治前途也就完蛋了。摩根合伙人的身上沾上了政治污点。白宫助手们注意到，当威尔逊总统看到任命候选人名单中有德怀特・莫罗的名字时，皱起了眉头。虽然他还是任命莫罗在海事联盟委员会任职，但他明确地说：“我们绝不能再用那些人了。”(47)实际上莫罗后来成为驻扎在肖蒙的潘兴将军重要的文职顾问。哈里・戴维森被任命为红十字战争委员会主席后，他希望执掌全部权力。当他同红十字会组织者梅布尔・博德曼发生冲突时，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到白宫去调解。虽然威尔逊站在戴维森一边，但他告诉塔夫脱：“纽约的银行家们喜欢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是他们在交易中所习惯的那种……但在这种事情上要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不明智的。”(48)

从华尔街后来的历史看，政府的战时自由事业贷款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销售了近170亿美元的自由事业债券。这次大张旗鼓的推销活动使查理・卓别林和老道格拉斯・费尔班克到摩根公司门口参加抗议活动。财政部长麦卡杜想接触小农场主、商人和工人，从而创造出新一代的美国投资者。华尔街律师拉塞尔・莱芬韦尔是这次活动中的一个官僚天才，他曾是麦卡杜在纽约州扬克斯市居住时的邻居。麦卡杜先任命他为法律顾问，后又任命他为财政部副部长，负责自由事业债券工作。他后来成为摩根公司的著名合伙人和同共和党的重要联系人。

摩根公司从战争中脱颖而出，力量得到壮大。1913年，杰克・摩根接管公司时，人们普遍小看他。现在他心理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知道他自己已经达到了他父亲的水平。他告诉巴黎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我高兴地说我们的公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是中流砥柱，它历来如此……我感觉我能够部分地取代父亲的社会地位，并在多方面发挥作用了。”(49)他年轻时在伦敦看到劳合公司以200万美元为皮尔庞特提供人寿保险而感到兴奋，现在他打破所有的记录，自己的人寿保险为250万美元。

但杰克具有这样一种敏感的特性：胜利使他满足，而批评似乎更使他烦恼。他提供的出口部被威尔逊拒绝后，他愤怒，他痛苦。他是一个充满各种不协调的强烈欲望的人，他希望无比富有，被人喜爱；他希望有所作为，并被人赏识；他希望不仅名声显赫，还要得到公众公正的理解。他习惯于夸大敌人，甚至当他成为世界最知名的银行家后，他仍感到随时需要战斗。正如他1917年写到的：

我的结论是，华盛顿不喜欢J.P.摩根公司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要求帮助，在于民主党一直试图以各种方法削弱我们，在于他们搞了钢铁公司调查、普约调查和克莱顿法案以及其他这类事情，其目的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然而我们仍在朝前走，而且境况相当不错……他们对我们的嫉恨之情实际是政治性的。他们改变不了我们的感情，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感情(50)。

另外一种有关摩根权力的观点，出自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写的关于德怀特・莫罗的传记。尼科尔森写道，战争一爆发，摩根公司便不再是一个私人公司了，它几乎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他这样写是要表示极高的赞誉。(51)然而，杰克认为把他的银行比做政府是一种侮辱。杰克读完书的草稿后，写信给尼科尔森说：“我无权要求你进行修改，但这会被别人理解为我们降级变成了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了。”(52)摩根财团认为自己已不再隶属于任何人，包括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