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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恐 慌
华尔街流传的至理名言是：假如人们普遍预期市场崩溃的话，那么这种崩溃就不会发生，原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恐惧感会渗入到市场中来。这种说法在1907年受到了驳斥，那一年华尔街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这场崩溃的到来，而崩溃果然发生了。3月25日，证券交易所一片混乱，人们在惊恐地抛售股票。亨利・克莱・弗里克、爱德华・哈里曼、威廉・洛克菲勒和雅各布・希夫这些金融巨头聚集在华尔街23号举行秘密会议，目的是想筹集2500万美元来稳定股价。杰克电告在伦敦的皮尔庞特，希夫“认为实际所需货币数量很小，因为迄今为止相互对立的大股东只要一致行动，就会在道义上产生影响，从而不必实际购买”。(1)尽管杰克乐意合作，皮尔庞特还是回敬了他一份刻薄的电报，称这一行动“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和我们一向执行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而我们又处于被宣称为操纵股市的风口浪尖上”。(2)第二天，股市回升了，部分原因是有不实报道说皮尔庞特也参与了救市努力，因此这项计划便停止了。整个春天，皮尔庞特在欧洲周游时，总收到合伙人的电报，说秋季股市可能严重下跌。
皮尔庞特年届七旬，常常萎靡不振，情绪低落。照片上的他，目光略显茫然，似乎在倾诉着内心的不安。1907年10月那场恐慌发生时，他正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参加新教圣公会大会。作为纽约的世俗代表，他总是以大肆铺张的方式来参加这些会议。他会请主教们坐在他的私人火车车厢里，品尝由路易斯・谢里主理的佳肴。最能使他高兴的莫过于就祷告书的修改和其他一些远离尘世的事情所进行的深奥争执了。同时，行为矛盾的皮尔庞特带着位女朋友，即来自费城的约翰・马科夫人。她是他的私人医生詹姆士・马科的亲戚，人们提到她时，总认为她可能是皮尔庞特的情妇。
随着里士满会议的进行，加急电报雪片似地从华尔街23号飞了过来。摩根的朋友威廉・劳伦斯主教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摩根研读电报的情景：他双手扶着桌子，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前方。虽然华尔街需要皮尔庞特，但他的合伙人害怕他过早地回来，反而会引发一场恐慌。到了星期六，也就是10月19日，他决定乘坐他的私人火车车厢立即赶回去，对付这一不断蔓延着的银行危机。他对劳伦斯主教说：“他们在纽约遇到了麻烦，不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怎么办，但我就是要回去。”(3)
1907年的恐慌成就了皮尔庞特最后的辉煌。他虽已半退休，定期来上班，工作一两个小时，但霎时间，他的作用就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在两周内，他拯救了几家信托公司和一家主要的经纪行，挽救了纽约市，挽救了证券交易所。然而，他的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美国作出决定，以后任何个人将不能再行使这项权力。在1907年恐慌之后的危机中，银行家的影响就再也不能与政府监管者相比了。此后，钟摆便决定性地移到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门了。
这场恐慌的原因很多——银根紧缩，罗斯福在橄榄球俱乐部的演讲抨击“握有巨额财富的坏蛋”，以及在铜、采矿和铁路股票上的过度投机。信托投资公司的草率行事迅速引起市场的疲软。20世纪最初几年，国民银行和大多数州注册银行不能经营信托业务（遗嘱、房地产等），但却指点客户到信托公司去。传统上，这些做法也就意味着投资安全。然而，到1907年，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法律上的空子大开投机之门。为了获得资金以进行风险投资，他们支付高额利率，信托经理们也采用了股市投机者的运作方式。他们以股票和债券为抵押贷出巨款，以至到了1907年的10月，纽约银行贷款的一半都由作为附属担保品的证券来担保，使得这个系统的这一根基极不牢固。这些信托公司也没有保持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高额现金储备，因此易于遭受突然挤兑的打击。
皮尔庞特挽救信托公司这件事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这些公司深受华尔街商社的讨厌。乔治・珀金斯说：“的确，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我们知道这些公司理应关闭，但是我们却极力使他们开着，以免别的银行遇到挤兑。”(4)J.P.摩根和其他有声望的银行把客户介绍给这些信托公司，而这些信托公司却毫无顾忌地企图偷走这些客户的非信托业务。两个年轻的银行家——第一国民银行的亨利・波默罗伊・戴维森和自由银行的托马斯・拉蒙特——连同他人于1903年成立了一个附属信托公司，称为银行家信托公司。商业银行虽不能经营信托业务，但可以拥有信托公司，因此他们筹资建立了这个新的银行。他们的想法是：摩根银行及其盟友把生意委托给银行家信托公司，而一旦信托业务完毕，银行家信托公司将规规矩矩地把客户还给他们。当然，摩根银行必然会警惕地关注着百老汇街和华尔街街角对面的银行家信托公司。
10月21日，星期一，皮尔庞特从里士满回来的第二天，铜股票的暴跌危及信托公司。有消息说摩根财团和古根海姆财团将合作开发阿拉斯加的新铜矿，加上别的原因便使得人们害怕出现铜的过剩。当囤积联合铜业公司股票的努力失败后，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仅在两小时内就骤降35点。人们普遍受损，股票也跌到了1893年萧条以来的最低点。尼克博克信托公司总裁查尔斯・巴尼与囤积联合铜业股票的奥古斯塔斯・海因茨及其他投机者有业务联系，所以股票的下跌使尼克博克的18000名储户感到震惊。它新设在三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总部办事处前，星期二早晨，储户在排队提款。
就在恐慌蔓延至城里其他信托行时，皮尔庞特接手负责挽救行动。尽管紧急情况使他人感到疑虑或恐惧，但似乎增强了皮尔庞特的信心。他成立了一个由年轻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包括第一国民银行的亨利・波默罗伊・戴维森和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本杰明・斯特朗。然后皮尔庞特派该委员会去清查尼克博克的账目。后来，斯特朗当上了无所不能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他回忆起当时从银行里屋望着外边那些表情冷漠的储户。他说：“队伍中许多人我都认识，所有的人脸上那副惊恐万状的表情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知道，哈里是带着沮丧和失败的感觉离开这幢建筑的，而这种感觉我是怎么也无法形容。”皮尔庞特放弃了尼克博克公司，认为它不可救药。10月22日星期二的下午，尼克博克公司破产了。(5)皮尔庞特说：“我不能老当每个人的替罪羊，该罢手就罢手。”(6)几周之后，尼克博克信托公司的查尔斯・巴尼想见皮尔庞特，遭到拒绝，就开枪自杀了，这一行动在银行储户中引发了一场自杀浪潮。星期二晚上，皮尔庞特和其他银行家们与财政部长乔治・科特柳聚集在曼哈顿酒店，科特柳保证予以合作。第二天，科特柳就把2500万美元的政府基金交由皮尔庞特掌管。这是向一位私人银行家不寻常的权力转移，它再次证明了西奥多・罗斯福对摩根非常看重。
尼克博克的破产导致其他信托公司也发生了挤兑，美国信托公司首当其冲，这家公司在华尔街上与摩根银行仅隔一箭之地。10月23日，星期三，皮尔庞特把信托公司的总裁召集起来，想敦促他们组成救援小组。结果，他们彼此不相识，难以在危机中团结起来。这种情况说明银行家们虽不明说，但都信任他们的老关系。本・斯特朗分发了一份有利于美国信托公司的报告之后，皮尔庞特下了权威性的断言：“那么，就从这家公司开始制止这场麻烦吧！”(7)摩根、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和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提供300万美元，来拯救美国信托公司。
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坚决地顶住了这股不断蔓延的台风。随着恐慌的加深，储户一窝蜂地拥到全市的各家银行。人们整个晚上坐在轻便折椅上，带着食物，等待银行早上开门，纽约的警察给他们发排队号牌以维持秩序。还有一些储户因为疲惫不堪，便雇人给他们排队（后来成为华尔街名人、高盛公司传奇总裁的西德尼・温伯格，当时排一天队赚10美元）。为了减少提款，避免关门，信托公司的出纳员数钱的时候慢慢悠悠，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因缺乏现金，信托公司从股市投机商那儿收回了保证金贷款。活期借款的价格，即用于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贷款的利息骤涨至150%。尽管如此，还是缺乏现金。珀金斯给在伦敦的杰克发报说：“一整天，我们办公室都是发狂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千态万状表明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紧张之中。”(8)几百个惶恐的经纪人向皮尔庞特诉说他们面临毁灭，请求帮助。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街角这个地方人群稠密，到处都是戴着礼帽、穿着黑色制服的男人，阴沉着脸，密密匝匝地排在华尔街上。对于这些惊恐的人来说，摩根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这个人可以救他们。人们一浪一浪地涌到华尔街23号的门口，“人们争着往前挤，都抬头望着摩根公司的窗口”。(9)
10月24号，星期四，由于证券交易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兰塞姆・托马斯穿过百老汇街，告诉摩根若不立即筹集2500万美元，至少有50家经纪行会倒闭。托马斯想关闭交易所，摩根问：“通常你们什么时候关门？”虽然证券交易所距他的办公室仅有20步远，但他并不了解交易所的营业时间。他认为证券交易是粗鄙的。托马斯答道：“呃，三点钟。”皮尔庞特挥动着手指，告诫道：“今天，关门时间一分钟也不能提前。”(10)两点钟时，摩根把银行总裁召集到一起，警告说，如果在10到12分钟内弄不到2500万美元，几十家经纪行就会倒闭。2点16分时，这笔资金有了保障。随后，摩根速派一队人马到证券交易所宣布，活期借款已经到位，利息低至10%。派去的人中，艾默里・霍奇的马甲在动乱中被撕破了。随后摩根财团史上的欣喜时刻来到了：当挽救消息通过交易所传播开来时，皮尔庞特听到马路对面传来一阵响亮的欢呼声。他抬头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欢天喜地的场内交易人员正在热烈地鼓掌感谢他呢。
第二天，活期借款的利率再次高升。本周已有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倒闭。皮尔庞特去了趟纽约清算行，也就是银行家支票清算交易集团，让该行发行购物券，作为临时紧急货币，来缓解严重的现金短缺，赫伯特・萨特利在一篇绝妙的短文里记下了他的岳父回到华尔街23号的情景。短文表明当时的人认为摩根是纯粹意志的化身。
任何当天看到摩根先生从清算行回到他办公室的人，都忘不了这样一副情形：他的外衣扣子未系，敞开着，右手坚攥着一张白纸，他沿着拿骚街走着；他的平顶黑礼帽紧扣在头上，嘴里叼的纸做的烟斗里，一根长雪茄抽了一半；他两眼直盯着前方，一边走一边晃着双臂，旁若无人；他只顾想自己在做的事，似乎根本没看到街上的人群，人们都认识他，给他让路，但有些人也在闷头想他们的心事，这些人都被他拨拉到了一边；他的走路与街上其他人所不同的是，他不躲避，不忽左忽右，不停，也不松懈脚步，只是蹒跚而行，似乎整个拿骚街上只有他一人走过这个财政部分部，他是权力和意志的化身。(11)
星期五晚上，皮尔庞特把城里的宗教领导人召集起来，请求他们在星期日布道时祈求平静。大主教法利为商人特地举行了一场礼拜日弥撒。一场重感冒折磨皮尔庞特好几天了，他到克赖格斯顿度了个周末。10月28日，星期一，纽约市长乔治・麦克莱伦来到摩根图书馆，他带来了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十万火急的大事：欧洲投资者因受华尔街事件的影响，正在把资金抽走；纽约无法在欧洲放债。麦克莱伦说，现在纽约市需要3000万美元来偿债。摩根、贝克和斯蒂尔曼答应提供所需资金，这是本世纪摩根财团领导的四次解救纽约行动中的第一次。70岁高龄的皮尔庞特在摩根图书馆的信笺上出色地草拟了一份毫无讹误的合同。他也要求一个银行家委员会监视该市的簿记做法，这也是纽约城后来危机的一个特点。
皮尔庞特这位患有重感冒的七旬老人处理起1907年的危机就像是一位艺术能手。他吮吸着糖块，一天工作19个小时。他的私人内科医生马科大夫不时地给他喉咙里喷些含漱剂，仿佛这位金融家是位上了年纪的拳击冠军，在比赛回合之间休息片刻，恢复精力。医生还强迫皮尔庞特每天只能抽20根雪茄。当他在一次紧急会议上打盹时，任何人都不忍打搅他那宝贵的小憩。有位金融家“伸出手来，像从婴儿身上拿走拨浪鼓一样，从他那松开的手指间拿开了已烫着桌面的大雪茄。”(12)他熟睡了半个多小时，这期间金融家们在讨论一宗1000万美元的贷款。
1907年危机期间，皮尔庞特证明美国的金融可以达到令人激动的戏剧效果。11月2日，星期六，这天晚上，在精心安排的最后一幕里，皮尔庞特制定了一项方案，来解救依然危险的美国信托公司、林肯信托公司以及负债2500万美元的摩尔斯莱公司——一家投机性经纪行。摩尔斯莱公司在田纳西的煤铁公司拥有庞大的多数股，并以此作为贷款抵押。如果这家公司被迫卖掉这些股本，可能导致股价暴跌；反过来，若摩尔斯莱公司倒闭，则会殃及其他经纪行。
皮尔庞特如同戏剧指挥在创作舞台杰作一样，把城里的金融家们召集到他的图书馆。他把商业金融家安排在东厅，东厅的天花板上有黄道十二宫，壁毯上是七条原罪；西厅里安排的是信托公司的总裁，他们陷在朱红沙发和手扶椅里，圣徒和圣母从上面俯视着他们。两厅中间是独自坐在贝勒・格林办公室里的皮尔庞特，正在仲裁这场冲突。
旁观者是汤姆・拉蒙特，他现在是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副总裁，据他说他当时仅是一名“有经验的听差”，他被那华美壮丽的场面深深地迷住了。在皮尔庞特的继承者中，只有拉蒙特具有操控这种活动的资格。他回忆道：“简直想象不到焦头烂额的金融家们会在这样一个不协调的地方开会：一个会议室里，墙上挂着高贵华美的壁毯，书架上放着稀见版的《圣经》以及中世纪的插图手稿；另一间屋子里边收藏有卡斯塔尼奥、基尔兰达约、佩鲁吉诺等其他许多文艺复兴早期的大师的作品，摆着大的敞口火盆，门半开着，对着藏护原稿的藏金柜。”(13)
为了拯救摩尔斯莱公司，皮尔庞特自己想得到些报偿。他一贯有一种牺牲精神，但他也认为，他应该得到这些报偿。以他自己独特的眼观两方的视觉，他看出，在这次危机中，他既可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又可获得个人利益。在这当儿，他告诉朋友说，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想要些报酬。现在他就拿到了他应得的一大笔收费。
皮尔庞特所制定的计划将拯救摩尔斯莱公司，避免它在市场上公开抛售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这将有利于皮尔庞特自己的得意之作——美国钢铁公司。他明白美国钢铁公司可以从田纳西煤铁公司所持有的田纳西、亚拉巴马和佐治亚三州的巨额铁矿砂和煤股票中获益。由于反托拉斯的原因，这样一块肥肉在平时是得不到的。因此他达成了一笔交易：假如举棋不定的信托公司总裁们筹措到2500万美元来保护较弱的信托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将从摩尔斯莱公司手里收购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多么绝妙的一个高尚和低级动机的组合啊！
本・斯特朗注意到皮尔庞特已经把大铜门锁上，钥匙揣在兜里。他又在玩老一套把戏了：困住对手，定下期限，长时间讨价还价后主人突然出现，施以威胁恫吓。早晨五点差一刻，皮尔庞特把一支金笔塞到信托公司总裁们的头头爱德华・金的手中说：“金，在这儿签，这是钢笔。”(14)金和其他信托公司总裁们已被整夜的谈判击败了，因而同意凑齐2500万美元。
星期日夜里，美国钢铁公司的亨利・克莱・弗里克和埃尔贝特・加里法官乘坐午夜火车疾赴华盛顿。他们乘的这趟火车只有一节普尔曼式[16]车厢。他们得赶在星期一股市开门前征得罗斯福的批准，让美国钢铁公司兼并田纳西煤铁公司。他们到达时，罗斯福正在吃早饭。罗斯福知道这场危机，他说“他没有任何公共责任要提出反对意见”。(15)换句话说，美国钢铁公司将不受《舍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制约。此时离纽约证券交易所开门仅剩五分钟，加里从白宫往华尔街23号打电话，告诉乔治・珀金斯总统已同意了该项计划。股市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回升了。
很快就有人指控皮尔庞特欺骗罗斯福放弃他的反托拉斯政策，在胁迫下批准了这一反竞争的钢铁公司的兼并。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甚至说这场危机是金融家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操纵的。确实，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处于困境之中的田纳西煤铁公司无异于偷窃。金融分析家约翰・穆迪后来说，该公司的财产潜在价值为10亿美元左右。摩尔斯莱公司的负责人格兰特・施莱后来也承认，只要往他的公司注入资金，公司就可以得救，并不需要通过收购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因此，在这次著名的拯救该公司的整夜工作中，除了利他主义之外，还有更多别的盘算。
尽管有这些非议，皮尔庞特的影响却因1907年的危机而达到了顶峰。正如他的传记作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言：“现在，一个王国取代了过去的许多公国，这就是摩根王国。”(16)皮尔庞特突然成为圣人而非海盗。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说，这个国家的未来应该求教于一组知识分子，他推荐皮尔庞特・摩根为该组的主席。(17)但恰在这种颂扬的同时，人们对美国的金融体制平添了几分担心。美国金融危机每十年发生一次，这种周期性很是令人担忧。1907年的恐慌暴露出许多体制方面的缺陷，当人们囤积现金、银行回收贷款时，没有中央银行来增加信心，或者抵消突发性信贷紧缩。于是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减少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个国家需要一种弹性货币以及一个永久性的最后贷款者。
在1907年金融恐慌的灰烬中产生了联邦储备系统。人们看出那些身躯肥胖的老金融巨头的令人激动的解救行动是脆弱的，不足以支撑这个金融系统。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宣布道：“必须采取措施。我们不可能总由皮尔庞特・摩根帮我们对付金融危机。”(18)皮尔庞特一旦确认了关于他所谓权力的传说，也就无意中使人们都在谈论华尔街货币托拉斯无所不能的问题。罗斯福总统这时建议证券交易所实行联邦管理。而纽约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想把额定保证金从10%提高到20%。若这些提议被定为法律，那么美国1929年的经济崩溃就不会那样惨。
1907年金融恐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社会一致要求进行银行业改革。1908年，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规定在发生金融危机时，采取政府干预的措施。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以研究金融系统的改革。委员会的主席是罗德岛州的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摩根财团很快行动起来，对委员会施加影响。珀金斯电告在伦敦的皮尔庞特，他和第一国民银行的首领、长着海象胡子的乔治・贝克远离华盛顿，以免新的立法被看作是华尔街的阴谋。同时，珀金斯在一份密码电报中说，贝克的年轻的门徒哈里・戴维森将担当奥尔德里奇的顾问：“据了解，戴维森将代表我们的观点，他将特别接近参议员奥尔德里奇。”(19)戴维森在1907年的恐慌中曾是皮尔庞特头脑冷静的助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奥尔德里奇的委员会动身前往欧洲视察各国的中央银行时，戴维森前来和皮尔庞特商量，后者想以英格兰银行为模式，建立一家私人中央银行。戴维森是陪同参议员和众议员出访考察的唯一的一位银行家。
成立中央银行绝没有得到全体民主党的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人民党都害怕中央银行的大权会落入华尔街那帮金本位维护者的手里。他们认为中央银行这个机构将铲除自由铸造银币论者。在许多方面，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保守的金本位论者的想法。只要中央银行是私营的，而且其董事会是由金融家组成的，那么皮尔庞特是会服从这样的中央银行的。作为皮尔庞特的人，戴维森在委员会里反映了他恩师的毫不妥协的观点，即他想让金融家而不是政客来控制中央银行。他也期望这样的中央银行能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以结束信托公司的竞争优势。
1910年11月，戴维森（此时他已是摩根的一个合伙人）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家秘密会集在哲基尔岛俱乐部。这次活动对报界宣称为“打鸭假日”。这个地方是佐治亚州海岸外的一处棕榈树遮掩着的带塔楼的海滨院落，也是摩根喜爱的隐居地。哲基尔岛被称为是“一百位百万富翁的度假圣地”，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是皮尔庞特的老朋友乔治・贝克。皮尔庞特在圣苏西大楼里还有一套公寓房。哲基尔岛将成为上千种密谋理论的策源地。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在这儿制定计划，成立一个由私人领导的中央银行，即一个地区性储备银行系统，其最高权力机关是商业银行家组成的一个管理董事会。作为一名会议的组织者，戴维森不仅让佐治亚州布伦瑞克市的一个疑心重重的火车站站长对外不要声张他的疑虑，还常常主持讨论。当时在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后来这样说道：“戴维森有超人的天赋，他能意识到在适当的时刻转移话题，让讨论及时来个新的转折，这就避免了冲突和僵局。”(20)
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在1910年把他拟定的关于中央银行的法案递交国会通过时，遭到民主党的阻挠。1913年，弗吉尼亚的民主党员，众议员卡特・格拉斯以此为基础，大刀阔斧地修改后，拟定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成功地命令将由12家私营的区域性储备银行组成的这一系统，置于一个中央政治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个机构就是华盛顿委员会，它包括财政部长和总统任命的成员。进步党希望这一联邦储备系统能减少摩根财团的独有权力。我们将看到，事实要复杂得多，因为摩根银行将巧妙地驾驭联邦储备系统，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权力。改革者意想不到的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是，摩根银行成为全世界中央银行喜欢打交道的私营银行，从而给予它不可估量的新优势。
当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于1909年就任时，狡猾的乔治・珀金斯扬扬自得，认为他已打入了塔夫脱的内阁。珀金斯向皮尔庞特报告说，塔夫脱给他寄了份自己就职演讲的绝密草稿，演说“在许多方面，语气和缓、融洽”。(21)他深信塔夫脱会削弱烦人的《舍曼反托拉斯法》。珀金斯给在埃及度假的摩根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听上去好像这个新内阁是他一人遴选的：“根据两周前我个人的提议，富兰克林・维・芝加哥被选上了财政部长。威克沙姆将出任司法部长，其他一些职位也都放上了我们完全满意的人选。”(22)
然而，任期一届的塔夫脱政府对摩根银行的态度极为暧昧。表面上他比罗斯福政府敌意更大，令人惊讶地气势汹汹地直逼托拉斯。他对摩根的两家心爱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进行了反托拉斯的起诉。在塔夫脱任期内，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和詹姆斯・杜克的美国烟草托拉斯也解体了。尽管西奥多・罗斯福当初打击托拉斯声势很大，但他却谨慎得多，并不随便把言语落实到强硬的行动上。
然而塔夫脱-摩根的关系决不仅仅是一场进步党对华尔街集团的进军。如果说打破托拉斯造成了健康的政治舞台，那么再深一层就是在对外方面的勾结了。华盛顿一方面在国内整治银行；一方面在美元外交的新时代，将这些银行组成对外贷款的银团。美国打败西班牙，以及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殖民化使得这个国家再次产生了帝国主义冒险的兴趣，而摩根财团则是它的主要工具之一。
此后，摩根的大多数传奇都是围绕着位于纽约和伦敦的摩根银行与他们各自政府的龌龊交易，这种阴谋给他们披上了一种神秘的新的面纱。领主时代是不加约束的自由竞争时期，其特点是有些金融家常常势不两立地与政府作对，但在即将到来的外交时代，则是金融与政府权力的公开融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难以把摩根财团与英美两国政策的各个方面加以区分。然而也有一些十分显著的例子，说明摩根的政策有其自身秘密的使命，并非唯政府号令是听。
这一新的联盟对双方都有好处，华盛顿想驾驭这个新的金融权力，来威迫外国政府对美国货物开放他们的市场，或是采取亲美政策；反过来，银行需要一些逼债手段，因而欢迎政府在外国拥有警力。军事干涉的威胁是个极好的逼债办法。库恩-洛布公司考虑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一笔贷款，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当时雅各布・希夫向他的伦敦同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咨询道：“如果他们不还钱，谁来收这些海关关税？”卡斯尔答道：“贵国与我国的海军陆战队。”(23)
塔夫脱政府于任期的第一年，在一份计划里聘用摩根银行针对洪都拉斯实行金融监护，并同时解救英国的债券持有者。作为债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摩根银行将全部买进当时在英国以很大的折扣出售的洪都拉斯债务，随后，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将使美国强行扣押洪都拉斯的海关收入，并且通过摩根组织的辛迪加发行新的洪都拉斯债券。这项计划将由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虽然参议员威廉・奥尔登・史密斯独自反对国务院支持摩根的计划，但摩根实在是被政府像抓壮丁那样逼着干的。摩根财团只为政府的首要客户服务，对落后国家或小国家极为傲慢。杰克在给伦敦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说：“因为美国政府急于让洪都拉斯政府了却债务，才进行谈判。”(24)他和哈里・戴维森在没有切实的债券担保条约的情况下，拒绝继续谈判。在愤怒的民众包围洪都拉斯会场、抗议对他们主权的威胁之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这项交易，此项行动也就撤消了。
新时代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摩根财团对中国这项业务就像对洪都拉斯业务一样没有什么兴趣。19世纪末的中国是个烂摊子，没有一支中央军队，没有现代的预算编制，令外国银行家很是头痛。中国官员擅长拿一批外国债权人来压另一批债权人（银行家们则被指责为对中国官员利用同样的战略）。这不仅激起了银行家的憎恨，也使得华尔街产生了决定性的偏见，支持中国的宿敌日本。
法国、德国和英国早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控制了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的金融家们是在19世纪末期进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各省的商人缺乏建造铁路的必要资本。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用以保证外国的自由进入。然而，在塔夫脱当政时期，“门户开放”变成了美国公然要求与欧洲列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中国。
1909年，美国国务院敦促不太情愿的华尔街开展中国业务。英、法、德三国组成的财团即将完成给上海—广州铁路的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令欧洲人大为不满的是，美国国务院要求给美国银行家拨出同等份额的一块。赫伯特・克罗利记述道：“大多数银行参加这一财团并不是寻求在中国投资，而是为了服从美国政府。”(25)
国务院把摩根银行置于美国银行集团的首位，其中还有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仅仅几年前，这些银行在控制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的事件中吵得很凶，而如今华盛顿把他们组织到一起，成为国家的工具，认为银行家的团结将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当杰克把这一安排电告远在伦敦的父亲后，皮尔庞特压制不住他的竞争本能，回电说：“我感到很好，但要绝对保密，仅供你本人掌握。摩根公司牵头，名字排在第一，这一点很重要，应表现出此事业已敲定，不容疏忽。”(26)
美国银行集团在华尔街23号开会，由哈里・戴维森主持，国务院在幕后操纵。平时指手画脚、幽默风趣的戴维森对受人控制感到恼怒，他对在伦敦的特迪・格伦费尔说：“你想一想，你要不经意但坚定地对与你联系的那些人指出，这是政府而不是银行家的意思，将是明智之举。”(27)在民众中影响较大的报纸大多对摩根和白宫斗争中最近的一场冲突拍手称快，认为反托拉斯者现在已把银行家打得大败而归。与此同时，戴维森哀叹：“还将继续受制于国务院。”(28)对于与政府毫无干系而引以为豪的银行来说，这种新的束缚难以忍受。
特迪・格伦费尔——J.S.摩根公司（随后成为摩根建富）的合伙人——代表美国银行集团，与英、法、德银行组成的对中国贷款的银团进行交涉，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华尔街23号和英国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摩根的各家银行内部是团结的，在许多事情上是自主运行的。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形，充满了冲突，因为纽约和伦敦这两家公司对于他们各自政府的要求总是很敏感。例如，1908年，J.S.摩根公司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扣留了一笔土耳其贷款，直到第二年政治风向转变以后才予以提供。只要英美两国利益一致，就不会有问题。但是这里边埋伏着冲突，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会把英美联袂的摩根帝国一分为二。无论怎样竭力掩饰，摩根银行不是一家跨国银行，而是一家有海外合伙人的美国银行。有许多次，它都无法兼顾英美双方的利益。
从1909到1913年，美国银团一直是摩根与中国的所有交易的纽带。它的驻中国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他是摩根银行历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爱冒险的人物。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惊险的间谍小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的帝国海关局任职，这期间学习了汉语。1904年，他赴日为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日俄战事。当年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高个子，棕红色的头发，极为坦率，风度翩翩。”(29)在韩国汉城报道期间，他在一次吃饭时碰到了爱德华・哈里曼，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哈里曼当时已控制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太平洋邮轮公司，这在他看来是当时环球运输系统中最重要的两条腿。他聘用斯特雷特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去赢得关键的中国铁路的连接权。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邀请斯特雷特去白宫，说他正签约招聘常青藤联盟的聪明年轻的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美国国务院的外事处，为美国的海外公司招揽生意。为援助哈里曼的事业，罗斯福派年仅20出头的斯特雷特出任美国驻清国最繁忙的铁路中心——沈阳的总领事。他是当时长城以北唯一的国务院代表。
当时，清国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为亚洲的斗鸡场，日俄在此争夺利益，欧洲列强争夺势力。最能从这个浪漫的交通枢纽中品尝出滋味的莫过于威拉德・斯特雷特了。他是率直的帝国主义者和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难以想象的混合体，他认为美国的金融家们是对抗日俄蚕食清国的缓冲器。他给美元外交披上了一层利他主义的外衣，并认为外国金融家之间的团结，可以防止任何一国单独剥削清国。这种论点最终被戳穿了——它无非是美国利己的欺人之谈。但斯特雷特年轻、热心，很容易相信他自己济世救人的使命。
作为清政府官员的密友，他有着诗人的敏感。他用水彩勾勒出街上一排排的小贩，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插图。他一边弹拨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吉卜林的抒情歌。他喜欢帝国征服的主题，他的信札娓娓描绘出了异国的形象，说中国是“世界政治风暴的中心”，在这里“差不多人人都是间谍，都在监视着自己以外的人”。(30)1909年，他遇见了美国的最为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多萝西・惠特尼，两年后他们订了婚。她是威廉・惠特尼的孤女。威廉・惠特尼是前海军部长，做烟草、铁道运输和汽车生意，在股票买卖中发了财。他的女儿继承了700万美元。她新近当上了纽约女青年会的会长，在中国旅游时遇上了斯特雷特。她野性、浪漫，在这点上他俩正好相配。她回忆起他们在北京的时光，“黄昏时沿着城墙散步，眺望着远山在夕阳映衬下泛着的柔光”。(31)多萝西和威拉德・斯特雷特这对夫妇将以好莱坞文雅的闹剧方式冷冷淡淡地度过中国革命的动荡岁月。
1909年，斯特雷特被任命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代表。他充满着青春的理想主义，因此他在银行集团里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不安。1910年夏天，他在华尔街23号工作，他认为这个号码是个好兆头，因为这个门牌号的数字与多萝西的生日是一样的。然而当他看到摩根银行居然对国务院指手画脚，不禁愕然。戴维森可能对政府的控制感到愤慨，但斯特雷特则不然。皮尔庞特指示戴维森：“你不妨说清楚，我们同美国政府讨论时是想与国务卿而不是助理国务卿讨论。”(32)斯特雷特对此讥讽道：“不难看出这个国家的真正权力何在。”(33)皮尔庞特如此专横，或许是因为国务卿是菲兰德・诺克斯。作为罗斯福手下的司法部长，诺克斯曾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每当诺克斯想与美国银行集团交谈时，他总必须亲临华尔街23号。
1910年，这项对华事业的贷款已超出了铁路的范围，银行集团贷给清政府一笔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威拉德激动地把这笔新贷款告诉多萝西：“这是历史时刻……而且是伟大的历史——与一个帝国博弈。”(34)中国人拒绝接受原本一位西方顾问做中国财政新督察的条款。但作为妥协，一名荷兰人被不声不响地安插到这个职位上。1911年，斯特雷特和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一起，与中国官员签订了这笔贷款。威拉德激动地写信告诉多萝西：“这笔贷款已安排妥当，这样我们实际上规定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条件。当你掌握着操纵大权，为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真正健全的金融体系，想一想，这的确是一项事业。”(35)
这笔贷款在全球引起了轰动，使斯特雷特一鸣惊人，成了英雄。这笔中国贷款以及他与摩根银行的特殊关系，使得多萝西的家人对于多萝西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也不那么计较了。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出马为斯特雷特说情。多萝西属于槐树谷和韦斯特伯里两个长岛富族所组成的马球组，这两个富族出了不少摩根的合伙人。多萝西父母亡故之后，罗伯特・培根夫妇差不多成了她的代理父母，而她也认识皮尔庞特。她给斯特雷特的信中写道：“亲爱的J.皮尔庞特先生，他表面严厉，内心慈祥。”(36)事实上，斯特雷特在摩根银行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比他实际想待的时间要长，原因是这个职务有其社会价值。
斯特雷特对这笔中国贷款所抱的天真希望，很快被地缘政治的现实打破了。他和银行家们把他们的命运与腐败的清政府联系在一起，而清政府对宫墙外的动荡局势却视而不见。面对中国官员的“自私、狭隘、偏见”，斯特雷特的幻想成为泡影。然而他想让清王朝维持下去，以挽救这笔贷款。他所纠缠的事情不是问题的本质，他担心银团的组成，而没有看到老百姓对所有外国银行的贷款都很反感。在1912年召开的有关中国金融的巴黎会议上，日、俄要求并获准加入这一中国银团。斯特雷特的噩梦也因此来了：该银团现在包含了中国的宿敌。他看到银行家们不可能在真空里运作，他们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势力的倾轧之中。他忧虑满腹，预言说：“这一天定会来临，到那时中国的金融将像埃及一样，由一个国际董事团来管理。又一个梦想破灭了。”(37)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驱逐了清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对外国银行家的憎恶也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这场革命。多萝西・斯特雷特是个自由主义者、实践主义者，她同情革命者。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领导统一中国和终止外国干涉的运动。威拉德和多萝西目睹了清朝贵族从飘扬着进步旗帜的北京城仓皇出逃。威拉德睡觉时身旁放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富于想象的多萝西却因面临的危险而十分激动活跃，她写到：“要是夜里遇到狂徒袭击该有多么刺激”。(38)
一天晚上，当斯特雷特夫妇正准备与英国邻居吃饭时，枪声在附近响起。威拉德回忆说：“砰砰的枪声持续不断，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屋脊。我告诉多萝西似乎有麻烦。她一点也不在乎，还在穿衣服准备赴宴，她坚决反对我让她穿上外出服以便必要时到公使馆去。”(39)在战斗间隙，他们来到了邻居家吃晚餐。不一会儿士兵们就开始砸门，抢附近的商店了。他们带上保姆和衣物到公使馆避难，但在一个死胡同被暴乱者困住了。最后他们被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搭救，多萝西和威拉德背着包裹挤进一辆黄包车，穿过抢劫的暴徒，总算到了公使馆。(40)
摩根业务打入中国以后，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摩根讨厌之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担任国务卿之职。1913年3月10日，哈里・戴维森和威拉德・斯特雷特在华盛顿拜访了这位新国务卿（与诺克斯不同的是，布莱恩从未打算去华尔街23号）。布莱恩要他俩和盘托出如果中国倒账[17]，该银团期望从华盛顿获得些什么。戴维森没有含糊其辞，他说可能要求政府利用陆军和海军来保护债权者的利益。(41)布莱恩和威尔逊都不同情这种外国干涉。一周后，威尔逊指责这笔贷款“有损于我国政府赖以存在的原则”。(42)显然，政府是在撤回援助之手。
第二天，美国银行集团实际上解体了。作为华盛顿的创造物，银行集团若失去它的庇护，则无法生存。大多数金融家都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已怀疑中国还贷的愿望。对中国贷款的结局在摩根银行并未引起悲伤。特迪・格伦费尔被此事搞得精疲力竭，他给杰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大家死时都应把‘中国’二字铭刻于心，并在其后附上贬损之词。”(43)然而这次经历却弥合了华尔街各大银行间的分歧，使他们习惯了在国外的联合行动。摩根、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三家银行达成共识，要共同参与对拉丁美洲的所有贷款。这三大银行的协定将大大扩充摩根的权力（库恩-洛布常常是这一银团的第四位成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是这些银行很快就因为货币托拉斯之嫌而受到普约委员会[18]的审查。公众不知道这个货币托拉斯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华盛顿为寻求海外业务所致。
这个金融家-政府合作的新时代使激烈反对政府的杰克・摩根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1912年，杰克与华盛顿就一笔洪都拉斯贷款发生争执后，他电告格伦费尔：“你要明白，我们并不想大声斥责我们自己的政府，因为在其他对外事务上，我们还有必要与其保持联系。”(44)杰克同其父亲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敌视政府，他明白在大庭广众之下有必要抑制愤怒。唐突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已归于终结。
威拉德・斯特雷特回到华尔街23号工作，但从未适应那里低调的办公摆设。在1912年的选举中，他和多萝西支持来自牡蛎湾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这一行动在摩根的合伙人看来肯定带有颠覆倾向。他们还秘密阅读了路易斯・布兰代斯反对摩根处理纽黑文铁路公司的抨击词。1914年，他们资助创办了一个新的政治周刊——《新共和国》，该杂志开创时表现出坚决支持罗斯福的倾向。哈里・戴维森和其他合伙人拒绝加入，只有托马斯・拉蒙特与他们合伙。不知疲倦、敢于冒险的威拉德觉得难以服从某一银行家的纪律，而且因为不能成为摩根的合伙人而感到气愤。他总是制定出新计划，比如在纽约的汉诺威广场建造印第安大厦。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外贸的俱乐部，并在大厦里饰以船模和古董。到后来，就连庞大的摩根公司也显得渺小不堪，无法使威拉德・斯特雷特舒展其凌云壮志。此后，他在摩根银行只待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