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陷阱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来到了苏格兰的东基尔布赖德，这是一个新兴的小镇，是格拉斯哥的卫星城。摩托罗拉集团最先进的芯片卡和内存条工厂就坐落于这个小城。这家工厂使摩托罗拉掌握了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苏格兰议会为吸引高科技投资者的投资，而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我28 岁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进入摩托罗拉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到苏格兰时，我已工作了 15 年。我在摩托罗拉为法国客户布尔公司开发了著名的硅芯片之后，该微芯片被应用到了银行卡和电话卡正面的金色小方片中。我的团队正在努力研发芯片卡，以实现这一技术上的决定性突破。

然而，实现技术突破的过程十分缓慢。集成电路很快就会取代离散电路。这是实现微型化的第一步——将成千上万个互连组件集成到一枚芯片上，这促成了具备电脑功能的微芯片的诞生。这枚芯片集合了执行指令和处理程序数据所需的所有零件，成千上万个零件最后集成于一枚芯片，这枚芯片的大小仅相当于小拇指指甲的大小。一枚芯片能集成的晶体管数量越来越多，后来我们能够将数十万个晶体管，甚至数百万个晶体管集成在一枚硅芯片中。与晶体管相比，硅芯片的成本将大幅下降，本来所需要的晶体管的价格等同于一辆法拉利，但因为微芯片的发明，这一价格仅在 10 年内就降至惊人的 2.5 欧元！因此这是微电子领域基于著名的摩尔定律[1]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布尔公司提出的对芯片的要求给我们团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希望可以将此电子组件（微芯片）安装到像银行卡这么薄的物体内。英特尔、德州仪器和日本电气等摩托罗拉的主要竞争对手都退出了芯片研发。连摩托罗拉美国分公司都不相信可以研发成功！但摩托罗拉巴黎公司杰出的工程师让·布夫莱却对此非常有信心。他说服我去找由米歇尔·乌贡领导的布尔公司技术部商谈合作事宜。正如我们所料，困难接踵而至，但布尔公司技术部的决心非常坚定。虽然我的上司也反对我接手这个任务，但是合同金额里的那一串“0”使我们获得了财务自由，我们可以灵活地推进芯片研发工作，尤其是我们不必因失败而做出任何赔偿。

有趣的是，正是摩托罗拉欧洲公司和摩托罗拉美国公司之间的内部竞争促成了芯片的研发。事实上，由我领导的团队完成了将微芯片压缩至和银行卡一样薄的任务，我的朋友阿图罗·克吕格领导的设计小组在日内瓦也推进了一系列的相关工作，他们的工作在芯片研发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阿图罗抓住机会领先于美国的同事设计出了一台配备了尖端技术的微型计算机。在此之前，他被局限在设计旧式集成电路的工作中，这个项目给了他机会，让他得以进行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工作。苏格兰研发团队在比手术室还先进的无尘实验室里，利用最尖端的设备研发出了符合要求的芯片。最后，我也幸运地得到了总裁鲁毅智的帮助，他是一位杰出的墨西哥裔美国工程师。鲁毅智后来成为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AMD）的首席执行官，带领公司继续与英特尔公司竞争。现在超威半导体公司一年就有几十亿美元的销售额。

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极大地推进了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个过程只能稳步推进，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布尔公司非常希望能向其潜在客户提供芯片研发过程中的过渡版本，以保持客户对产品的兴趣。事实上，设计一款微芯片的过程非常复杂，大约需要 18 个月的时间进行研发，此外，团队大都是在未知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研究难度极大。

在布尔自研芯片最终达到公司预期功能之前，公司要求我们将竞争对手生产的两款芯片——当时的龙头莫斯特克公司开发的微计算机 3870 系列，以及英特尔公司最早发明的只读存储器2716 系列——拼合起来，以此作为我们的样品。当然，公司的这种做法，决不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久，摩托罗拉公司的研究员，图卢兹人阿德里安·茹韦和米歇尔·德·斯密尔诺夫就研发出了第一个能够将这两枚芯片装在一起的外壳。他们设法把芯片的厚度降低到 1.15 毫米，从而使芯片能被嵌入银行卡内。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布尔公司因而能够开始进行芯片测试并开始向银行机构，特别是美国运通公司展示芯片样品。

从我的经验来看，芯片最初的安全性是不够的，因为黑客可能会从连接在一起的两枚芯片的金属条中截获关键信息。因此，芯片内必须有类似保险箱架构的单回路设计以保证芯片的安全。

此外，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芯片在电学上的抵抗特性，这些芯片采用了新的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设计，而问题就在于芯片被塞入尼龙衬衫的口袋或掉在地毯上可能会产生静电。芯片不能承受超过 500 伏的电压，不然会被击穿，而静电放出的电压可高达 1 万伏。这个放电量确实很低，但足以烧毁整枚芯片。我们大家都见过在干燥的冬夜脱掉衣服后火花噼噼啪啪炸开的场景，都曾有过因静电全身汗毛倒竖的经历。

日内瓦设计小组通过设计适应性的电流输入和输出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使卡片上的微芯片能够“抵御”静电，同时将输入和输出电流的部件从 64 个减少到 8 个，并在芯片内构建了“保险箱”结构。在整个设计完成后，卡片就很薄了，受卡片厚度所限，我们设计的芯片薄至 0.76 毫米。我们都知道微芯片极其脆弱，硅芯片比相同厚度的玻璃更加脆弱，但是竟然可以做得这么薄，这实在是个奇迹。

在布尔公司的一次工作会议上，第一款芯片卡的思路问世了。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盘状的芯片，在卡片发生变形的过程中，芯片受到的力可以被均匀分布，从而不至于损坏芯片。当时的芯片抗压测试之一就是把卡片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然后坐在上面。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材料强度的提高，芯片才从圆形变成了方形。

多亏了布尔公司和摩托罗拉欧洲公司，芯片卡才得以于1980 年问世！

奇怪的是，法国金融界要等几年才能采用微芯片技术，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强烈反对。这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患有“非本国发明综合征”。诚然，这并不是“美国佬”的发明，美国对外来的东西都很挑剔，对法国的技术尤为挑剔。他们只对法国的香水、葡萄酒和美食感兴趣，而对法国提供的技术不屑一顾。

幸运的是，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开始进行了尝试，他们试图用微芯片取代硬币在电话亭进行付费。他们了解微芯片的价值，微芯片可以降低回收硬币的高昂成本，同时可以避免人们对电话亭的故意破坏行为。法国电信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值得称赞，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推动了著名的视频文字终端即互联网前身的出现。在莱茵河的另一边，德国电信公司也很快开始推广微芯片的应用！

随后，配备SIM卡的手机也采用了同样的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这个标准的采用为金普斯带来了巨额财富！

法国的CANAL+电视台和英国的天空电视台也先于银行成为微芯片的首批用户，他们在解码器上安装微芯片或“访问密钥”，帮助他们传送和播放世界上第一批加密和付费的数字电视频道的节目。

那些年我在苏格兰的工作非常令人兴奋。然而，我并不喜欢那里的生活方式。那里寒冷潮湿的气候与法国南部截然相反，我与家人也相隔甚远。此外，我的工资水平也没有什么提升，我觉得这与我实际取得的成果不匹配。我已经为摩托罗拉公司忠诚地工作了超过 14 个年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接到了一个猎头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为客户寻找像我这样的人。这是一份由一家法国大公司提供的极好的工作，我的工作技能也与之匹配。我将在这家法国公司和美国合作伙伴新开的合资公司里担任经理一职。

我确实很感兴趣，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具体要去哪家公司。后来我才得知这家法国公司是马特拉，而我恰好对这个公司的老板让-吕克·拉加代尔非常崇拜。这个既优雅又活力四射的男人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就像他开着蓝色赛车在竞争激烈的F1 世界里赢得胜利一样！

随后，我很快便去佛罗里达州与期待已久的美国合作伙伴见面。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已经在巴黎飞往纽约的超音速飞机“协和号”上为我预留了一个座位。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乘坐这架飞机横渡大西洋。尽管我感到很兴奋，但我不太习惯如此奢华的出行条件，因此并不觉得舒服。让我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现美国女演员、导演雷吉娜·金同在乘客之列，而我同座的乘客也是一位名流。飞机起飞后，香槟酒刚被端上，邻座那人便拿出工厂的规划图摆在我面前，我发现这与我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

这是巧合吗？事实上并不是！

坐我身边的是马特拉的销售总监托尼·德·格拉夫，他将陪同我访问美国哈里斯公司（美国通信公司，国防承包商和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他此行的目的是确保我是合适的人选，能够领导公司，指导项目的建设。他很快就认可了我，并再次试图邀请我加入他们。在三个半小时的飞行结束后，我们的合作就落地了，哈里斯的董事也非常迅速地发表了赞成意见，马特拉与哈里斯之间的合作正式启动。

哈里斯公司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靠近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场。这家公司为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电信设备。与英特尔、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等巨头相比，它是一家小型的半导体公司，却拥有超强的节能技术，是马特拉的理想选择。此外，法国政府还充分扶持这类合作。当时法国政府希望法国在尖端技术领域能够独立并获得霸主地位，因而动用了所有力量以确保国内公司形成必要的企业联盟。马特拉公司首席执行官让-吕克·拉加代尔努力使法国领导人坚信，就战略装备的供应而言，垄断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法国还没有真正掌握这项新技术。

拉加代尔的论点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法国工业进行的大规模调整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阿尔卡特成为法国电信领域的唯一领军公司，还并购了汤姆逊（法国最大的国家企业集团，位居全球第四的消费类电子生产商）旗下的一些公司。作为回报，汤姆逊将接管阿尔卡特的半导体业务和位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欧洲技术公司。这家公司是为了加尔达纳附近的矿区改造而成立的，由圣戈班（法国生产、加工、销售高技术材料并提供相应服务的大型集团）与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合资建立，我在摩托罗拉的前同事格朗·克莱蒙是这家公司的经理。格朗非常努力，在亚利桑那州和图卢兹之间来回飞了 15 年。

圣戈班决定通过控制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意大利的电话通信及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的电脑业务，参与电子元件产品的整合，但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中途就停止了。事实上，汤姆逊的接管控制让欧洲科技领域的高层难以接受。

因此，马特拉-哈里斯半导体合资公司诞生后，将在南特建立一个使用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的半导体制造厂。这里生产的半导体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能够大幅降低能耗，也是马特拉生产设备中的重要组件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对航天和军事领域来说非常关键的发明。

政府给予的补贴推动了我们选择南特，我们则须承诺提供就业岗位。选择南特的原因很明显，不仅因为南特市长恰好正确站队，而且最重要的是马特拉是南特著名的“金丝雀”足球俱乐部的主要赞助商。拉加代尔对足球的狂热也不是什么秘密。

马特拉-哈里斯公司诞生后，就需要找到一个合作伙伴给我们提供芯片技术。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业内第一的英特尔。考虑到马特拉与汤姆逊的敌对关系以及汤姆逊与摩托罗拉的合作关系，我们无法与摩托罗拉合作。

在墨尔本召开的一次马特拉-哈里斯董事会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拉加代尔，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英特尔公司，在那里我们亲眼见到了英特尔的大老板，著名的戈登·摩尔。

我在墨尔本机场等待拉加代尔，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迈阿密的转机航班严重延误。

下飞机后，拉加代尔非常饿，他希望尽快在酒店里吃晚饭。在开车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个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小镇——墨尔本的酒店无法提供晚餐服务，当地为数不多的餐馆也已经关门。在萧条的大道两旁伫立着许多楼房。最后，麦当劳红金相间的霓虹灯让我摆脱了困境，我们走进了麦当劳，里面还有少数顾客。我们很快就吃上了汉堡包，喝着可口可乐，手上沾满了酱汁。忘了拉加代尔热衷的茶吧，我们现在可是在“山姆大叔”[2]的国度里！我们甚至在这里准备了第二天早上要在哈里斯董事会上讨论的内容。

哈里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拉加代尔出席了董事会会议，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事实上，我们的商业计划书得到了董事会的充分认同，马特拉-哈里斯公司也信守了其所有承诺。

这个时候，我们宣布了第二天与英特尔公司见面并提议与他们合作开发微型计算机的计划。鉴于英特尔公司和哈里斯的规模差距巨大，这不免引起哈里斯代表们的担忧。

但如何才能控制这些法国人，尤其是像拉加代尔这样的人？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坐上了从迈阿密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我借机补习了拉加代尔掌握的半导体技术和研发历史。我也告知了他英特尔在这个市场的领先地位。

英特尔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其产品是我们研发必不可少的参照。1968 年 7 月 18 日，斯坦福大学的三位著名的物理化学教授创立了英特尔公司。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中心地带，这为其发展带来了巨大优势。三位创立者分别是鲍勃·诺伊斯、安迪·格鲁夫和戈登·摩尔。戈登·摩尔凭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定律而声名大噪，摩尔定律的内容是，每条相同尺寸的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 18 个月增加一倍，性能也会提升一倍，但价格不变。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计算机的性能将成倍提高，重量和体积将下降，价格也将大幅下降。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进行。电脑的发展不会有上限，一台电脑一开箱就已经过时了。然而，消费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点，愿意排长队来买最新的苹果产品。

品牌崇拜逐渐出现，用户将成为品牌的狂热崇拜者。乔布斯已经明白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摩托罗拉任职期间，我在访问苹果公司时曾与他见面，其间我曾试图向他推销一种用于封装极高密度微芯片的新技术——芯片倒装技术，但没有成功。

另外，我作为唯一的欧洲发言人参加了本·罗森 1978 年在休斯敦组织的专题讨论会。本·罗森是康柏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改变计算机界 25 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那天我和一个看起来只有 18 岁的“学生”同台。我好奇地看了看展板上他的名字——比尔·盖茨！他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将微软开发的软件套装卖给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个软件套装丝毫不亚于MS-DOS，它是Windows的原型，是征服了计算机世界的软件套装。

地球有时候小得确实像是一个“村”，我们就这么见了面。

现在是时候和拉加代尔一起与英特尔公司的高层会面了。此时，英特尔正在成为向全球大部分计算机提供服务的巨头。值得注意的是，它正在与同样是布尔公司合作伙伴的日本电气公司争夺领导权，日本电气也在这一领域站稳了脚跟，但最终它还是会输给英特尔。我们已经与戈登·摩尔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并与他本人预约了见面。我和拉加代尔一大早就来到了英特尔公司总部的游客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内停放的都是美国品牌的汽车，我们最终找到了停车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辆黑色大众高尔夫老款敞篷车，这辆车在这个停车场里显得格格不入，让人忍俊不禁。稍后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戈登·摩尔的私人座驾。他邀请我们跟随他参观附近的开发中心。在停车场旁边的一个预留车位上，还停放着一辆贴着“月度最佳员工”海报的车，海报上印有这名员工的照片和身份信息以及其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我们走到大楼门口的警卫室，这时警卫请我们出示护照。他们认真地检查了我们的护照，这让拉加代尔有些意外。他已经习惯了一出现就受到隆重欢迎，门会为他打开，红毯会铺到他的脚下。他确实是法国商业巨头，但在这里，警卫说的安全并不是一句空话，法国离我们很远，我们需要用护照换取访客通行证，只有用通行证才能进入大门。

在登记簿上记录了我们的名字后，警卫打电话告知楼内员工访客的到来。一两分钟后，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美国女人前来迎接我们，并邀请我们跟她上六楼。到了六楼，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四周都是玻璃，并通过半高的隔板将每位员工的工位完全隔开。我们发现大厅中心还设立了与外围“办公室”分隔开的小会议室，用以进行秘密会谈。

当我们从电梯里出来时，那位陪同人员喊道：“戈登！戈登，你在哪里？”

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杂志上，他就是戈登·摩尔先生本人！

摩尔先生向我们致意，并请我们跟随他进入其中一间会议室。当他走进黑暗的小房间时，转动了定时开关使房间亮了起来。房间的中心是一张圆形桌子、五个座位、一部电话和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咖啡壶、一个水壶、几个瓷杯、几个小塑料杯、几个小茶袋和一些糖。房间的门被关上了。我和戈登选择喝咖啡，而拉加代尔则坚持喝茶。

我们三个坐下来，相互做了介绍，并按惯例交换名片。接待我们的摩尔就是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递给我们的名片上清楚地写着他的身份。我们开始按照之前通过邮件商定的议程进行交流，并开始确认未来合作的具体步骤。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名体型粗壮的同事愤怒地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对我们大喊：“这是我的房间！”

看来可怜的摩尔走错了房间。这位同事很赶时间，因此她认为有必要让戈登·摩尔尽快腾出房间。摩尔非常尴尬地道歉，收拾好文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房间。他询问了他预定的房间究竟是哪个，然后将我们引向另一个房间——与第一个房间几乎完全一样。

屋内的会议计时器又开始运行了。我注意到我们额外多了几分钟并告诉了拉加代尔。他笑了，对他来说这是个好兆头。

这个插曲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继续认真讨论了。我们确认了所有要点，英特尔和马特拉很快就能开始谈判，并最终建立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我们要建立一个先进的电路联合“设计”中心，该中心计划建立在法国伊夫林省的圣康坦。该中心将由拥有法美双国籍的优秀人才让-克洛德·科尔内负责，他在英特尔工作了多年，目前是英特尔西雅图设计中心负责人。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的工作重点是为电信部门提供服务，特别是为阿尔卡特公司开发先进电子部件提供服务。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这里设计出未来最复杂的微芯片运行所必需的电路，我一心希望能够生产出这样的微芯片。

一小时后，调换房间后开启的第二个计时器结束了。灯熄灭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刻离开会议室。在英特尔，会议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其中一个人用法语说：“法国政党应该有一个类似的会议室！”

摩尔很开心地带领我们继续参观，并决定带我们游览附近的一栋建筑。我们拿回了护照，并跟着摩尔坐上了他驾驶的大众高尔夫老款敞篷车。硅谷总是阳光明媚的！

拉加代尔一下子就沉浸在了加州的“高科技”文化中，并发现了它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分——硅！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初，即我在亚利桑那州的摩托罗拉公司工作的那几年，就对这种环境有所了解。在那期间，我亲眼看见了这种技术雏形的出现。

我很欣赏美国的思想自由和进取精神，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参加了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增长了我的见识，帮助我充分了解了最新的技术。使我与微芯片领域伟大的先驱们产生了交集。我有幸以路演者和欧洲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许多专业会议。1967 年 7 月，我第一次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摩托罗拉总部，那时我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像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许多巴斯克-贝阿恩先行者一样，我踏上了冒险之路。不得不说，当时的奥尔泰兹中学基本上只有西班牙语课。英国人与当地格格不入，当地人也觉得英国人很讨厌，因为英国人买下了这一地区的葡萄园，并毁坏了波城和比亚里茨的玉米地来建造高尔夫球场。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还在橄榄球比赛中击败了我们，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然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随着时间流逝，我也开始变得稍微安分守己了。年轻的时候我是极端左翼人士，但在我逗留美国期间，当戴高乐总统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喊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时，我成为一个“戴高乐主义者”。那时美国的“反法运动”十分猖獗，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斗争。大多数报刊上印发了我不能容忍的漫画。我利用这段时间补习英语，以期在会议上宣传法国。我得到了法国大使馆和我的朋友亚利桑那州领事普罗斯尼埃的支持。普罗斯尼埃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进行飞行训练时和一个美国姑娘结了婚。当时他受雇于摩托罗拉菲尼克斯的工厂，负责与法国图卢兹基地联络。

当时，我在马特拉-哈里斯的新岗位上，3/4 的时间都在法国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之间来回奔波。我必须要为在 18 个月内就要正式投入生产的南特工厂的启动做准备。为此，我必须完善已有团队，引进这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遗憾的是，南特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部门，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南特我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技术资源。

事实上，当时法国的微电子研发主要集中在格勒诺布尔、图卢兹、尼斯附近的卢贝新城以及巴黎地区。所以怎样才能吸引人才到南特呢？足球运动员可以自由转会，但电子技术人员却很难拥有这样的自由，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由 5 位法裔美国半导体工程师组成的小组写的信。他们正在为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尼古拉斯·海耶克的MEM小组从事手表制造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正是手表行业变革的时期，这个行业正在摒弃机械机芯并为手表配备电子机芯。这是由日本精工（著名的日本制表公司）发起的一股风潮。在制表业，为了避免经常更换电池，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变得必不可少，因此公司要去硅谷招聘合适的人。在海耶克的推动下，斯沃琪品牌应运而生。

这几位工程师在信中说，他们知道马特拉-哈里斯项目，并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希望以此为契机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还在信中表示对瑞士人的态度感到厌倦，认为这种状态过于严格，不利于身心健康。我立刻约见了他们，在确认了组内最重要的两人在制造电子芯片方面的技术能力后，我提出要聘请他们。

这引起了轰动。拉加代尔约我见面，我被海耶克痛斥，他对这种挖走他员工的行为感到愤怒。他让我给他一个解释，我将在有关瑞士的一节中具体讲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马特拉-哈里斯公司继续按计划运行。各个团队的工作状态良好，工程师将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哈里斯公司完成培训。高质量的硅芯片在南特工厂的无尘实验室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我们的工厂位于埃德尔河畔，感谢市政当局给予我们这么好的位置。皮埃尔·莫鲁瓦总理在拉加代尔的邀请下莅临了开幕式现场，他友好、随和的性格使我感到格外轻松。

我们要到一楼参加最后一项仪式，拉加代尔让我和莫鲁瓦总理一同乘坐电梯。莫鲁瓦真的很有气场，他在电梯里问了我一个问题。

“董事长先生，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我欣喜若狂，尝试着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总理先生，您真的想知道吗？”

“当然，既然问你了……”

我假装思考了一下，一边挠头一边讽刺地回答道：“好吧，总理先生，既然我们在法国，那就是 50%左右吧！”我想要表明法国已经是由社会党领导的国家，每周工作时间短，35 小时工作制确实正在落实。

面对这种幽默，莫鲁瓦的噘嘴很让人回味。当电梯到达一楼后我担心总理会向拉加代尔抱怨这种不合时宜的对答。幸运的是我担心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我们公司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在礼仪性的演讲中做出了明确说明。

公司的销售工作也在逐步推进，但客户仍只限于法国和德国的少数公司，如博世或德律风根。我们与汤姆逊的竞争也很激烈，这种竞争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市场扩张步伐。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开发新芯片的成本非常高，只有销往全球才能降低平均成本，这是规模经济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尝试另辟蹊径。在与哈里斯签订的合资合同中并未规定禁止马特拉-哈里斯的产品在美国销售，为什么不利用合同的这一漏洞呢？公司里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做？

刚一做出这个决定，马特拉-哈里斯就在硅谷南部的洛斯阿图斯成立了销售办公室和一个小型的开发团队。哈里斯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一家以美国东海岸为重点发展的企业，在加州甚至连办事处都没有，只有一个代表处。他们怎么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做呢？拉加代尔看起来乐在其中，他欣赏这种勇敢的行为。

随后，马特拉-哈里斯的产量按计划增长，产品很快得到客户和法国行政部门的认可。最近，有两个优秀的成员也加入了我们，他们是我在摩托罗拉图卢兹团队的前同事桑松和维利埃。桑松负责财务和行政工作，维利埃则负责工厂的建设，处理与芯片组装有关的后勤工作。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封装”，在进行最后的控制操作之前，根据用途将芯片装入塑料袋或陶瓷中进行封装。同时，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在巴黎地区初步成形。团队正在设计面向电信和国防部门的电路。但在当时，像这样结构复杂的电路的“设计”至少需要 18 个月才能完成。因此，南特的生产线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将这些新产品生产出来，并只能向市场投放哈里斯的原始电路，即采用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制成的存储器。

但我的打算，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执念，就是让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生产出一款类似于我在摩托罗拉为布尔公司开发的顶级芯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使用摩托罗拉的芯片架构，但显然可以使用与我们有合作协议的英特尔的架构。布尔公司之所以认可我，是因为英特尔的形象丝毫没有被诟病的风险，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出方案。多亏我在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的一位同学——达尼埃尔·佩尔蒂埃，他在达索公司（法国的一家飞机制造商）工作，他明白布尔公司必然需要一个替代方案，他很看好我们新方案的前景。就这样我得到了达索公司的支持。

但英特尔微计算机部门的负责人杰克·卡斯滕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完全不相信芯片卡的未来。而且，非常不幸的是，他是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架构的负责人。我们专门组织他去拜访达索公司的高层，然后又组织他去拜访了布尔公司。但是这既未能影响他的信念，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我感觉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我的胸口，让我非常狼狈。这个方案是我开拓新市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不会遇到任何竞争对手，但是居然被质疑了！同时，自从我离开公司后，摩托罗拉就一直很警惕，只为布尔公司提供了很少的帮助，更何况金融市场也迟迟没有起色。美国运通、Visa（维萨）和万事达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不过，我坚信与英特尔的密切合作将彻底改变美国的局势。只是，我现在需要开启新的征程，而我没有多余的替代方案。在马特拉的支持下，博世和德律风根等德国品牌正在深入了解我的方案，但要想获得可观的收入还需要时间。

我不能就此止步，于是我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我开始对刚刚问世的新技术——带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感兴趣。哈里斯已经对这个方案有所了解，但是随后并没有重视这个方案。这些新的结构应该能够取代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因为它们不仅是可编程的，而且还可以擦除。英特尔再一次表示对此没什么兴趣，甚至解雇了专门攻克这项技术的研发人员。这些人随后创建了一家新公司——XINTEL公司。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很简单，因为它的意思是“前英特尔”公司，它不是凭空出世的，很能代表硅谷精神。这或许启发了我，因为正是为了推动那个我心心念念，但我的雇主没有给予任何重视的项目，我才成立了作为“前汤姆逊-无线电报总公司”的金普斯公司。

我尝试着去接触“XINTEL”的创始人，并迅速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好高骛远和不成熟。其实，他们的技术太难掌握了，很难实际运用。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我不得不迅速回头。

我们必须明白，现在还为时过早！

反对该项目的声音来自各行各业。首先，布尔CP8 团队的老板甚至不希望听到这项技术。他担心这会影响到系统安全，使系统更容易被黑客攻击。然而，时间会证明他错了。事实上，USB闪存盘存储系统尚未过时。如今，所有的芯片结构都是基于EEPROM，以后还会凭借以模块为单位的数据操作发展到“闪存”。这种技术的发展会与芯片的微缩化同时进行。20 世纪 60年代初的 1 兆节的存储器需要一辆载重 15 吨的卡车来运输，而今天，容量比其大 1 000 倍的芯片重量不到 1 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芯片变得像小拇指的指甲一样小。当时生产这些存储器的IBM只有美国军方这一个客户。但因为存储器的价格太高了，他们就出租了这些大存储器。

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摩尔定律。

拉加代尔也开始对此产生了疑虑。当然，在项目开始时，没有人真正了解半导体研发到底需要多少资金。哈里斯公司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力继续支持这项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行业的周期性危机开始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马特拉应政府的要求正在努力改善法国钟表业的现状。马特拉高层认为，只有拉加代尔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马特拉钟表在 1981 年接管了拥有众多手表品牌的赫马集团，但在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后，马特拉钟表也只是昙花一现。

马特拉对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也很失败，比赛战绩令人失望。拉加代尔是否进入了低潮期？随着汽车和电信领域发生重大变化，马特拉也因其多样化的政策而被牵连其中。

最后，与阿歇特出版集团（法国第一大出版集团）合作的传媒部门，以及与法国国家航空宇航公司（即后来的空客）合并的航空部门，让拉加代尔看到了令他兴奋的前景。在与他的讨论中，我确信，马特拉-哈里斯这个“玩具”对马特拉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最重要的是，预期的盈利目标永远无法实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后，马特拉-哈里斯使马特拉集团免于被国有化，而达索公司的命运则完全不同。我们会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我很清楚现在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应该对一直都在拒绝考虑的两项建议进行仔细思考了。

其中一项建议来自我在摩托罗拉的老板阿尔·斯坦恩。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接任加州一家非常有前途的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经营半导体电路的定制设计。这份工作对我而言挑战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不小的风险。很明显，接受这份工作就等于要在美国发展我的事业，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拖家带口离开法国，而且可能要永远离开法国。我真的不喜欢这样。

至于另一项建议来自法国的一家招聘机构，在我看来可信度不高。他们给我推荐的公司在半导体领域颇为活跃，拟设的职位要求包括接管和重组几家工厂。

其实这家公司就是汤姆逊-无线电报总公司。我直接拜访了总裁阿兰·戈麦斯。刚从德州仪器离职的雅克·诺埃尔加盟了这家公司，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将成为我的直接领导。

然而，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是说服拉加代尔，因为这似乎是一种背叛。拉加代尔作为一位卓越的球员表示能够理解，因为在足球圈里球员转会到对手球队也是司空见惯的。在马特拉的历史上，管理层离职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我在接受经济杂志《国际电子周刊》的采访时特意表达了我对拉加代尔的感激之情。该杂志在2000 年 10 月 12 日刊登了一份对法国工业界 900 名电子业主管的调查报告，其中我的公司金普斯被列为首选，排在马特拉和惠普公司之前。借此机会，我提到马特拉是我年轻时一直梦想加入的公司，并向拉加代尔致敬。据我所知，他是唯一真正想了解工厂内部情况的法国老板。他有定期前往工厂的习惯，无论什么级别的员工，都可以直接见到他。

拉加代尔对我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表示欣赏，给我写了几句感谢的话。

继与摩托罗拉公司在国防设备领域签订协议后，我很高兴能在汤姆逊公司重新开始研发微芯片架构，这些架构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这一次万事俱备，终于可以孵化出让我魂牵梦萦的微芯片项目了。

马特拉-哈里斯项目则被拍卖，先是被出售给德律风根，并改名为TEMIC，后被并入西门子集团。改名后公司进行了重组，引发了裁员潮。

[1] 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 18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2] 美国的绰号和拟人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