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陷阱

1992 年 7 月，法国，罗讷河口省，热姆诺

我为寻找新的市场而继续满世界奔走。这是一场真正的冒险，充满着许多未知的因素，特别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事实上，我的潜在客户对此所知甚少，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详细介绍芯片卡这款产品，包括产品背后隐含的技术及其无限的可能性。我对潜在客户提出的各种类型的要求都会回复，但不论我倾注了多少心血，也会时不时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挫败。不过，金普斯的列车已经开动并正在全速前进。

我清楚，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一发展战略，我们必须给公司打造足够坚实的财务基础。的确，虽说在国外投资建厂产生了可观的利润，但这还是对公司的账目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德国巨头匡特家族集团

1992 年 7 月，我们在热姆诺接待了两位分别来自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客人。我们约定在马格德莱娜酒店见面，这是一幢很有特色的 18 世纪乡间别墅，旁边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园。薰衣草和橄榄树环抱着整幢别墅。四周一片寂静，酒店餐厅则以精致的普罗旺斯和地中海风味菜肴而闻名。我们的潜在客户坐在有着百年树龄的法国梧桐的树荫下，蝉鸣阵阵像是对夏天的到来欢欣不已。

我来这里会见两位想要见我的人：刚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工程师马吕亚尼和比利时银行家——斯卡尔贝-杜邦银行的股东居伊-樊尚·德凯德雷尔。马吕亚尼来向我介绍他极其重视的“直接命令”项目。他对新近出现的芯片卡非常感兴趣，认为这在他计划推出的交易平台中能派上大用场。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虚拟的“市场”，帮助公司管理他们从接单、物流到付款在内的全套交易流程。他打算使用数字化电话信息交互式媒体Minitel[1]实现这一功能，20 世纪 80 年代这项出色的法国技术可以说预示了之后出现的互联网的模样。为启动这项业务，马吕亚尼预计需要 60 万法郎的初始投资。德凯德雷尔打算为其提供一半的资金，但在最终决定之前，他还希望听听我这名熟悉新兴技术领域的企业家的意见。他同时希望我能为这名年轻的企业家提供必要的补充投资。

金普斯的工程师那时已经开发出了一款与Minitel配套使用的产品，这款名叫Gemtel盒子的读卡器可以与Minitel连接，保障交易安全进行。我使用了一点心理定价策略的技巧，将该产品的价格定为 199 法郎，但暂时还未找到买家。法国电信的人似乎还不相信这款设备能派上多大的用场。但要是他们能想到 20 年后电子支付将成为电子商务新世界无法回避的模式的话，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还应当提起的是，法国电信那时正在开发Minitel的高端版本Magis，该版本也计划加入刷卡支付的接口。只是Magis不像已经投入使用的 600 万台Minitel设备那样免费提供给用户，结果这款产品几乎胎死腹中。

就餐期间两位来客对我赞不绝口，甚至称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我被这些过誉之词弄得颇感别扭，但还是表示自己看好这位年轻工程师的新项目，认为它的前景十分广阔。不过，尽管菜肴美味可口，谈话对象优秀，交谈气氛热烈且一直伴随着这个时节的蝉鸣声，我还是在席间透露出自己的担忧。他们对我的担忧感到好奇，问我具体担心些什么。

“事实上，真正让我感到忧心的，”我回答他们说，“是我的年轻公司被来自国外的竞争者超越，我和所有员工的努力付诸东流。想想看行业巨头们，特别是日本电气、松下和三菱这几家拥有强大实力的日本企业都已经发布了自己的芯片卡样品，而且美国人在创新方面，尤其是在电子交易领域的创新方面永远不会甘于人后。”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那时还没有足以消化自家产品的国内市场，而在法国和德国，由于受益于本国电信运营商的需求，芯片卡的市场十分巨大。但我也很清楚这种情况很难一直持续下去。在尖端技术领域，技术更新日新月异。

然而美国人的情况暂时有所不同。他们仍然坚持使用磁条技术，认为使用芯片不会带来什么价值。他们认为：美国几乎不存在电信诈骗，因为任何企图行骗的人都会受到严惩。他们为此感到自豪。

此外，我们很清楚的是，在臭名昭著的“非本国发明综合征”的影响下，美国人对任何没有打上“美国制造”标签的产品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会想：为什么要考虑使用一种由法国南部人民空想出来的技术呢？这些勇敢的“小矮人”最为著名的就是他们的懒散和《法国贩毒网》系列影片。

然而，媒体后来习惯称之为“金普斯事件”的剧情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上演的。在意识到本国芯片卡行业的落后状况和巨大的技术差距后，美国人选择以不那么正当的手段将这种技术据为己有，具体而言就是盗版和强行收购。正是从这些行为中，我们依稀看出德太投资集团后来使用的策略的雏形。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一悲剧性的事件。

那时，我的目标客户是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公司Datacard。这家公司是磁条式支付卡编码以及凸印压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磁条式支付卡在美国历史上的使用非常普遍，而凸印压制系统则能在卡片上以浮凸字体显示卡号、有效期限和持有人姓名等信息。这也是印制复写纸的必要工序，那时商店中还在使用这种古老的技术，还因此有了“熨熨斗”的俗称。

我已经尝试与该公司取得联系，以期在两家企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结合彼此的技术，打开巨大而诱人的美国市场的大门。据我了解，他们的团队正在研究芯片卡，以生产法国市场需要的特定机器。打开美国市场的想法让我在几年后受到了德太投资集团那蛊惑人心的言论的诱惑，他们十分擅长“弹奏”合我胃口的“爵士乐”……

不幸的是，我首次去Datacard公司进行现场访问时就遭到了明显的鄙视，被视为一名法国“二等公民”。当时，明尼阿波利斯市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寒潮侵袭。温度降至零下 40 摄氏度以下。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机场必须采取极端措施。在我抵达后不久，即宣告关闭，飞机不再起降，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汽车发动机要一刻不停地运转，否则柴油就会冻成冰，发动机就再也无法发动了。我在旅馆的房间里看着电视，只见记者将一杯热茶洒向空中，热茶瞬间变成了冰雾。我正是在这种极地般的天气里走进了Datacard公司的办公室。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态度倨傲，我彻底受到了鄙夷，他甚至不肯请我坐下来谈话。不过需要说明一下，我的谈话对象——这位首席执行官对人对己一视同仁，他自己正遭受背痛的困扰，习惯于站立工作。

我向这两位客人讲述着这段不幸的经历。当他们听到Datacard公司的名字时，德凯德雷尔立刻摆脱了夏季酷热引起的昏沉状态，激动道：

“Datacard ？可Datacard马上要由匡特家族接手了。他们正在收购股权，掌控这家公司。”

“匡特？”我问道，“匡特是谁？”

德凯德雷尔告诉我，匡特家族是德国知名的工业世家，掌握着许多公司，宝马汽车不过是其中一家。

“看来我得帮助您跟我的朋友哈索·冯·法尔肯豪森取得联系，”他跟我说，“这人是匡特家族的亲信，也正是他在负责Datacard的事务。我们曾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共事，一直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我会和他联系，让他和您见面。”

就这样，六天后我接到了哈索·冯·法尔肯豪森的电话。他正在从法兰克福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途中，他将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停留，希望能够在那里同我见面。

在机场大厅里，我见到了这名举止高傲、穿着讲究、作风刚健的男人。我们彼此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他跟我介绍了正在进行的收购情况。他所代表的匡特集团已经持有美国惠尔丰公司30％的股份了，该公司在电子支付终端领域领先世界。目前，他们意在入股Datacard，接管这家公司的制卡业务以及在费城的工厂。他向我展示了用于完成收购而准备的将近 3 000 页的文件。

我则向他介绍了金普斯的业务活动。那时，我已经在思考下一步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击败行业巨头，扩大我们对他们的优势。为此，我需要新的想法，特别是需要结成联盟，与合作伙伴协同发展，通过引入重量级合作伙伴的资本来巩固我们的财务基础。

之后，他将我们的谈话内容转达给了他的上司匡特家族。他已经看到了我们合作的潜力，这项合作可以巩固我们各自的地位。

但这个匡特家族到底是什么来头？匡特这个名字实际上并不为大众所熟知，而这是有原因的。这家德国工业巨头的小圈子信守审慎低调的原则。这个家族的继承者纷纷避开了媒体和记者。背后原因何在？

为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向上追溯几代人，从布料制造商埃米尔·匡特的儿子京特·匡特说起。

埃米尔·匡特生于一个制造航海缆绳的工匠家庭，娶了德雷格家的女儿为妻。他的岳父在勃兰登堡州的德雷格兄弟布料厂生意兴隆，将他引入了当地的资本家圈子。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京特·匡特成长了起来，并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接受了必要的职业培训之后，他加入家族企业，开始了最初的任职。他的资产逐步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已先后拥有了德雷格兄弟布料厂和弗里德里希·保罗制造商的不少股份，在公司中担任最高职位。

战争开始后，他又管理了为德军提供军服布料的主要供应商帝国织物股份公司。战后，他接受年轻的魏玛共和国任命在经济部任职，专门负责纺织业相关事务。

他的第一任妻子安东妮·埃瓦尔德在为他生下两个儿子赫尔穆特和赫伯特后，于 1918 年染上西班牙流感逝世。

1921 年，时年 40 岁的京特迎娶了比他小 21 岁的玛格达·贝伦德，后者很快生下了小哈拉尔德。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京特组建了自己的公司，将它与之前的公司合并为德雷格-保罗-韦格纳手工工场。同时，他投资了钾肥行业，最重要的是他还成为巨头柏林-哈根蓄电池生产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也就是今天欧洲最大的干电池和蓄电池制造商瓦尔塔公司的前身。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家公司投身军事领域，为各种军用器械的生产提供电力，例如二战期间，为坦克生产和著名的U型潜艇生产提供电力。

有必要解释一下京特是怎样控制这家公司的。他为尽可能扩大自身影响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得益于政治靠山，京特成功地将莱昂·拉瓦尔排挤出局，并抢走了后者岳父亨利·图多尔在卢森堡开创的事业——图多尔蓄电池公司。可怜的拉瓦尔被安上间谍罪名投入监狱，就此声名狼藉，这就为机会主义者京特·匡特敞开了大门。

京特的第二段婚姻于 1929 年宣告结束，之后玛格达嫁给了纳粹分子、后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后者同时收养了年轻的哈拉尔德。

阿道夫·希特勒担任了证婚人。这对夫妇与元首关系密切，圣诞节总是在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中度过。戈培尔直到最后一刻都始终陪伴在希特勒的身边，1945 年 5 月 1 日，因德军溃败被困总理府地下室的戈培尔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随后选择自杀。报纸当时评论称，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落入苏联人手中而遭受羞辱或被他们惩处。

玛格达在首段婚姻中生下的哈拉尔德·匡特在纳粹德国空军中担任中尉，他曾被盟军俘虏并成功逃脱，之后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再次被英国人俘虏。他的母亲在自杀前写信通知了他这一悲剧。她在信中向他吐露了真实情况：“因此，你可能是能够维持家族血脉的最后一人。”

1933 年，刚刚出任总理一职的希特勒深知要想实现他的扩张主义目标，就必须依赖本国工业企业家的协作，因此同他们举行了秘密会议，就像埃里克·维亚尔在他那本曾获 2017 年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议程》中描写的 1933 年 2 月 20 日的会议那样。京特·匡特受邀出席，以 2636406 的会员编号加入了纳粹党。他与纳粹德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被授予了“军工生产商”的称号，该头衔专门授予那些生产国防必需武器的工业企业家。

这群工业企业家非常慷慨地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更通常的称呼是“纳粹党”或“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进行了多次巨额捐款，在 1933 年 3 月 5 日魏玛共和国举行的德国联邦选举期间尤其如此。希特勒的“纳粹党”最终以 43.91％的压倒性优势轻松取胜，由此获得了建立独裁政权所需的一切权力。

为了更好地说服这些重要人物（包括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内的一些人二话不说就捐了数以百万计的德国马克）捐款，希特勒呼吁结束政府以往羸弱的状态，消除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威胁（共产主义势力此后确实土崩瓦解），解散工会，以便让每名老板都能成为公司真正的“元首”。

后来，约翰娜·匡特延续了支持德国当权者的这项传统。约翰娜·匡特是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在 1998 年大选中为后者的竞选活动捐赠了高达 1 000 万马克的资金。

多种原因让匡特家族在二战期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受益于为德国军队提供物资所签订的巨额合同。但最重要的是，集中营囚犯提供的几近免费和取之不尽的劳动力为他们节省了大笔金钱，帮他们积累起了财富。工厂全速运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德国政府在这方面从不吝啬，总是整车整车地向他们运送劳工。

同父异母的哈拉尔德和赫伯特两兄弟开始与父亲京特一起工作。赫伯特后来成了人事和生产主管，因此是他负责向纳粹当局提出补充劳工的要求。

亲历者把这称作十足的奴隶市场。工作条件恶劣到难以形容，人的尊严被彻底践踏。在生产电池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有害材料，工厂没有为此采取任何卫生或保护措施。

柏林-哈根蓄电池生产股份公司与党卫军[2]签订了一份有利的合同，合同计划另辟土地建立与集中营相似的机构。这些机构共计收留过 1 500 名囚犯，其中许多人丧命于此。数百名被监禁的犹太人在该集团的其他几家工厂中遭遇了同样可怕的命运。但这项交易被毫无顾虑且厚颜无耻地继续了下来，因为合同规定，一旦有人死去，就会立即派人填补空缺……

幸存者“希腊人塔基斯”描述了他在这里经历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他们经常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鞭打，他和同伴甚至因为缺少饮用水而不得不去喝抽水马桶中的水。

今天，对匡特家族的后代来说，这段历史已经被完全掩藏起来了。匡特家族没有人觉得应该为此负责。他们完全拒斥任何承认罪行的想法，也不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赔偿。遭受过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的受害者又受到了侮辱性的最后一击。

实际上，京特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神奇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与此同时，其他工业家族，例如著名的大炮商克虏伯以及煤炭和钢铁领域的工业巨头弗利克财团，则因其不良行径被判有罪并锒铛入狱，他们的工业资产也被没收，主要交由德意志银行接管。

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京特得以逍遥法外？总检察长本杰明·费伦茨在他主持的审判中，对京特提出了如下指控：

——侵占他人财产罪

——危害人类罪

——共谋虐待罪

然而，京特·匡特被认为只不过是纳粹分子的“同情者”，因此他成功地为自己洗刷了罪名。

一系列事件促成了这种结果。首先，证据从未被移交给法院。因此，京特自认处境安全，毫不犹豫地为自己辩护，甚至将自己定位成了受害者。而他的保护人为阻止检察官进一步展开调查而给后者安上了所谓的同性恋罪名，将检察官排除在审判之外。

无论对他的指责有多么严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同盟国惦记起了德国可以为己所用的工业资本。他们将工厂视作战利品，将其征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英国授权重开这些工厂。匡特家族的产业自然不可能被绕过，自此再也没人能动得了他们了。

一名可靠的外国情报人士后来告诉我，京特得到豁免是因为CIA打算利用他在民主德国宝贵的联络网。但最重要的是，他手下制造V-2 导弹等的科学家已经逃到了埃及，正在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效力，他们正在建立一座足以威胁邻国以色列的军火库。

就这样，原则与良心被抛却，诉讼被束之高阁，赫伯特得以接管公司，京特则退居幕后安享晚年，直到 1954 年 12 月 30 日，他在开罗意外去世。2010—2011 年，我前面提到过的德太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庞德文正是在这座城市离奇地拜访了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的代表海拉特·沙特尔。实际上，穆兄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掌控国家政权，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与以色列保持非正式往来，与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人开展合作，以及对伊斯兰法规进行少许调整。他们希望表现得宽厚，帮助穆罕默德·穆尔西摆脱经济不景气的困境，并帮助他巩固权力。

匡特家族在二战期间大发战争横财，积攒起的这些财富帮助他们收购了梅赛德斯-奔驰的部分股份。在意识到获得公司控制权并不容易后，他们转向宝马，于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完成了收购。今天他们仍是宝马最大的股东，持有近一半的股权。

由于拥有在汽车领域的资产，以及在化工、房地产和珠宝行业的其他资产，匡特家族曾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 77 位。

1982 年赫伯特去世后，他的第三任妻子约翰娜掌管了这个业已建立起来的帝国。

约翰娜孤僻、勤勉、审慎，住在巴特洪堡防御严密的别墅中。她的财富引来了其他人的垂涎。1978 年，一个由 14 名累犯组成的团伙绑架了她和女儿苏珊娜·克拉腾，并索要约合将近 1 亿法郎的赎金。打那以后，苏珊娜和她的弟弟斯特凡就一直在两支保镖团队的保护下生活。

正是他们在 1997 年 5 月接管了家族企业，并在亲信哈索·冯·法尔肯豪森的推荐下决定收购金普斯 20％的股份。为此，匡特家族一方面注入了资金，另一方面向我们转让了Datacard的芯片卡业务，包括转交位于美国费城附近的一座工厂。

我的梦想会成真吗？现在金普斯的一只脚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我的梦想将要成真！我不再关心匡特家族的过去。

匡特家族有四位代表特别勤勉地参与金普斯的董事会，包括斯特凡·匡特及其亲信哈索·冯·法尔肯豪森，还有波尔克和登克两位博士。苏珊娜·克拉腾则在热姆诺露面过几次，表明匡特家族非常重视金普斯的业务。

斯特凡·匡特和我在阿塔拉酒店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我的顾问艾伦·格林的姐姐拥有这家酒店。后来当我得知这里其实是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特工的活动场所时，才明白我们的会谈只是相对保密而已，谈话内容早已引起了“金普斯行动”的相关各方，特别是CIA的兴趣。

只有从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前往以海鲜新鲜度和质量而闻名的“马里于斯和雅内特”餐厅的途中，我们的谈话内容才算是严格保密的。在这段时间，我得以更好地观察斯特凡。在漫长的继承程序结束后，他掌握了 25.83%的股份，成为宝马公司的头号股东，他成功跻身德国最富有的人之列。斯特凡的股份加上他姐姐苏珊娜的股份，现在宝马公司 46％的股份由匡特家族控制。斯特凡性情内向，情感不轻易外露。在路过著名的野马俱乐部门口时，我意外发现他显得有些不自在。此外，他也非常厌恶盲目消费。他跟我说，他对自己那辆小型两门宝马汽车一直很满意，但他还是决定换一辆宽敞的四门宝马轿车，以便在邀请母亲和姐姐去餐厅时让她们坐得更舒适些。他还告诉我，他没有向现居中国香港的英国女友提供过任何物质上的帮助。而且，由于女友是英国航空公司的空乘，他都不必为往返香港的机票付钱。甚至，当他应邀到位于新加坡的金普斯科技（亚洲）公司董事长家赴晚宴时，他都没有给准备晚餐的女主人送花——他实在是过于“慷慨大方”了！

“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在离开阿塔拉酒店的大厅时目睹了难忘的一幕。一名女性顾客向在场的人表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母国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实行的政策遭到了报应。突然，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对这番讲话表示了强烈的愤怒，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我意外得知，他正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阿塔拉酒店，这群受人尊敬的主顾受到了摩萨德的悉心保护。

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登场

就在 1997 年，金普斯一名内部人士曾这样表示：“刚刚起步时，我们必须依赖于金融合作伙伴，但如今，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转而与可靠、友善且有着长期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家开展合作。”三年前，随着德国工业巨头匡特家族的入股，金普斯提出了这项发展战略。而今，金普斯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机遇，从新合作伙伴的技术进步中受益，并最终实现股权国际化，以便更好地打入海外市场。

我坚信自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吸引潜在的重要经济参与者。因此，我积极为公司代言，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公司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光明的增长前景。我强调，产品的创新性、工程师具备的专业知识及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都是我们强大的保障。我还会援引那些选择信任我们的知名客户（如法国电信和德国联邦电信）作为我们可靠的例证。

就这样，在爱丽舍宫（当时是雅克·希拉克任总统）举行的一次活动上，一位名叫迪迪埃·隆巴尔的电信工程师过来与我攀谈，并对我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我很快意识到这人水平不低。事实上，他是位出色的技术专家、经济学博士，曾参与过法国首批电信卫星的调试工作。之后，他先后担任法国研究部的科学处主任及法国经济部的工业战略总干事，最终，他在几年后执掌法国电信。

我们之间的交流进展得非常迅速，迪迪埃·隆巴尔立刻就明白了金普斯正面临的挑战。他为我们指出了三个重要问题：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海外的扩张需要大量资金；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的实施将为公司提供广阔的应用前景；前期股东急于取得巨额回报。由于当时不是上市时机，解决方案只能是吸引新的投资者加入。

这次会面影响深远，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与文莱建立了联系。文莱那时正通过文莱投资局寻找在法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投资局代表希望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等地推广和传播他们的高科技能力。这次交谈也成了我们与达索家族建立起特别联系的起源。

事实上，达索家族长期以来非常接近爱丽舍宫的核心，雅克·希拉克曾一度希求在达索飞机制造公司中担任职务，而达索家族的发展历程也一直与权力的内幕紧密相连。此外，达索家族还有着世代从政的传统，家族中不乏市长、国民议会议员甚至参议员。

达索家族也希望获得从莱昂·布鲁姆、夏尔·戴高乐、弗朗索瓦·密特朗到雅克·希拉克在内的当权者的照顾。无论政治人物属于哪个派别，他们一律慷慨相待且保持密切联系，没有让任何人感到不快。记者卡特琳·奈回忆称，她在入职达索家族所属的《法兰西时代》季刊时，曾得到马塞尔·达索这样的指示：

“我知道您擅长针砭时弊、讽刺现状，但在这里，您得学着对右翼保持和蔼态度，对其他人也不要显得刻薄。”正因如此，马塞尔·达索创立的达索集团才顺利渡过了法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雨。

必须指出，受当权者政治取向的影响，达索公司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81 年左翼上台执政后，达索集团甚至面临着被国有化的风险，还曾一度被列入相关公司的名单。多亏马塞尔·达索的亲信、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童年玩伴皮埃尔·德·贝努维尔从中周旋，最终，达索集团被认为对国防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才没被收归国有。集团仅需向国家出让 26％的资本。

马塞尔·达索生前十分关心雅克·希拉克，对他视如己出，但后者并未对马塞尔之子塞尔日·达索表现出同样的关心，而是试图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希拉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将法国国家航空宇航公司和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合并成一家顶尖的航空集团。为此，国家持有的达索集团股份被转让给了法国国家航空宇航公司，因此，达索集团重新取得了私有公司的地位。[3]事实上，雅克·希拉克刚进入政坛时深受马塞尔·达索的提携，马塞尔·达索时任国民议会议员，常常在当时政府掌权者的耳边提醒，他希望能让年轻的雅克担任分管民用航空安全调查局的国务秘书。

言归正传。在我和达索家族建立联系，且得到法国当局支持后不久，我前往“香榭丽舍-马塞尔·达索”环岛，在达索集团设在香榭丽舍大街低处[4]的公司总部与他们会面。当我开着那租来的寒酸小车被允许通过大门，进入这个声名卓著的地方时，我不由感到一阵激动。我注意到大厅里摆放着由马塞尔设计的闻名遐迩的“闪电”木制螺旋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乔治·吉内梅驾驶的斯帕德Ⅶ战斗机就配备这种螺旋桨。从乔治·吉内梅的 53 场胜仗到后来的阵风战斗机，“闪电”螺旋桨的历史不可谓不长久！

达索不动产金融公司的代表、达索家族的蒂埃里·达索负责协议的谈判，希望达索能拥有金普斯 9%的股份。蒂埃里·达索表示，达索自动化与通信公司需要金普斯来弥补他们在电子银行业务和支付系统领域的不足。金普斯则希望依靠合作伙伴在航空、电子、电信、信息技术和程序仿真领域的占比优势巩固公司高度重视的业务技术优势。

之后，特别是 1998 年末的假期，我有机会和达索家族的人再度碰面，包括在一些私人场合。我的职业生活实在过于充实，我很少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998 年末，我终于有机会在瓜德罗普岛上享受几天家庭假日。那些天，我是在圣弗朗索瓦的梅里迪恩酒店度过的，同行的还有我的妻子、孩子、父亲、母亲、弟弟和弟妹。大家都知道，我们拉叙斯家族传统上非常倾向左翼。在小学担任教师一职的父母让左翼倾向在家族中扎下了根，而我可能是全家仅有的稍稍偏离这一立场的人。的确，有我这样一名致富在望的儿子，根深蒂固的信念多多少少也会被动摇。不过，每个人都享受着日光沐浴与椰树荫蔽的假日时光。我们并不孤单，在海滩上有可能遇到歌手阿兰·苏雄，而社会党的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就坐在附近的桌子旁用早餐，他面前摆着文件。我的父亲很想趁此机会与他谈谈政治，但可能觉得自己的政治高度不够而感到紧张，他没敢立刻付诸行动，而是过了很长时间才上前与之攀谈，以一句有力的问候向对方致意：“您好，同志！”

每天清晨，我习惯先慢跑，再一头扎进碧绿的加勒比海畅游。我跑步的路线经过酒店背后的大型高尔夫球场。一天，我在球穴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但他身着马球衫和鲜艳的百慕大短裤，让我觉得自己一定是认错人了。然而，那人确实是塞尔日·达索。他独自一人在球场上，拉着他的高尔夫球包车，并邀请我加入他的行列。不熟悉高尔夫的我只好谢绝了他，而当他提议一同去深海游钓时我再次婉拒，因为这会让我离开家人太久。不过，我们最终约定在那天共进午餐，因为塞尔日独自前来无人陪伴，在隔壁的酒店感到有些孤单。就这样，这名无所不能的老板、全法国财富排行榜第五位的塞尔日在将高尔夫球鞋换成一双漂亮的人字拖之后，就加入了我们拉叙斯家族的小团体。

有人可能会觉得背景视野差异如此之大的人聚在一起，恐怕会出现文化上的不和或产生一些争论。但我们宛如身处画境般身心舒畅：餐厅布局考究，信风温暖舒适，椰子树上长尾小鹦鹉和鹩哥的歌唱悦耳动听，沙滩上有海涛阵阵，这时，身着民族裙装、笑容甜美的安的列斯姑娘送来味道鲜美的烤鱼和烤龙虾，塞尔日按照惯例偷偷塞给了她们几张钞票以示感谢。谈话氛围和谐，塞尔日的谦虚有礼、毫不做作、友善待人，很快就吸引了我们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反对者，包括家庭中信念最坚定的成员。双方都非常喜欢友好的谈话氛围，谈论起各自家族的起源、经历和生活地区。塞尔日提起了由他父亲马塞尔创建的达索集团的历史，以及达索工厂生产的著名飞机“幻影”“阵风”和“猎鹰”。

在此，我插入一句，早在金普斯创立前，当我还在马特拉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就得到过达索电子公司的支持，他们试图说服英特尔将微处理器架构集成到芯片卡中，可惜他们未能成功。那时，美国人一如既往地坚定捍卫他们老旧的磁条系统，芯片卡根本不受他们的重视。此外，我还想指出，塞尔日本人提交的电子钱包专利也未能面世，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莫雷诺芯片卡的阻碍。午餐时，他并未像往常那样惜字如金，而是用友好的话语营造了融洽的氛围，让这次会面长久地留在了每个人的记忆中。

2002 年，塞尔日之子蒂埃里·达索成为金普斯董事会的一员（我们之后还会谈到金普斯董事会），他表现得积极、敏锐且始终如一的忠诚。特别是在美国的德太投资集团入股金普斯这件不祥之事发生时，他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与不安，并毫不犹豫地同这些新来者展开了正面交锋。意识到美国人的真正意图没有那么简单时，他毫不掩饰地展现出了自己的经济爱国主义。通过在达索的历练，他熟悉了与经济间谍相关的活动，还同法国情报部门和经济情报界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美国人一度试图哄骗蒂埃里入伙，2003 年 12 月，美国人决定分给他一万份股权，甚至不经他同意就将期权授予了他。这次确实是过分了，决裂已然不可避免。终于，在 2005 年 4 月 27 日卢森堡的皇家酒店内举行的金普斯国际公司全会上，宣布他被排除在董事会之外。就这样，法国人失去了抵抗美国人的最后力量。[5]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谈及此事……

面对这一不可更改的决定，蒂埃里·达索宣称：“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个人被解雇，而在于公司内最后一名法国代表被彻底排除在外。我不后悔自己曾干扰过某些股东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实际控制权。”

那天在酒店大厅里，CANAL+的一名记者正在录制《星期一调查》节目，主题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秘密经济战”。他首先走到庞德文跟前，询问他未来是否仍将执掌德太投资集团。庞德文生硬地说不会。记者没有善罢甘休，追问庞德文在他的投资资金与CIA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作为回应，庞德文抄起一个挎包，猛地砸向摄影机。采访就这样结束了，但这其中蕴含的信息要比一次长时间的演讲还多。我们之后还会再谈到这一点……

可靠且合理划分的股权结构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非常高兴地意识到金普斯有可靠的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能够支持其未来的发展。

欧洲从来不乏实力雄厚且受人尊敬的工业企业家，他们自然在金普斯中占有重要地位。几名创始人的分布很平衡，而在股权分配计划的激励下，公司员工也加入了这场冒险活动。

金普斯中的亚洲面孔同样引人注目。除文莱之外，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也通过祥峰投资控股公司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这两家电信巨头也投资了金普斯，希望加入采用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的移动电话领域的发展潮流中来。此时，这一标准已被全世界采用，只有美国和与之亲密的日本除外。

那时，我们的合作伙伴中还缺少中国的身影，但中国很快就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位伙伴非常和善。

在那段时间，除通用电气通过通用电气资本公司（以下简称通用资本）持有极少数股份外，美国人几乎在金普斯的股东中完全缺位。这是因为美国人过去极其依赖磁条卡，对芯片卡始终不信任。

然而，金普斯终将引起美国人的兴趣，但不幸的是这种兴趣与商业活动毫无关联。这些家伙借口移动网络和金普斯的芯片卡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间谍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破坏。

[1] Minitel被认为是互联网出现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线上服务，用户通过电话线路访问该服务，可以进行网上购物、预订车票、搜索电话簿、网络聊天等。Minitel最早于1978 年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试点推出，1982 年推广至全法国，2012 年正式退役。

[2] 党卫军是德国纳粹党中用于执行治安勤务的编制之一。

[3] 但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因国民议会解散而未能完成。

[4] 香榭丽舍大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故有此说。

[5] 2000 年德太投资集团入股金普斯后，金普斯的创始成员先后离去，马克·拉叙斯最终也在 2002 年 12 月召开的公司全会前离开了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