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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终虹现：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
1995 年，法国，巴黎
没有人能对金普斯的惊人发展无动于衷。赞美与批评接踵而至，说明公司引发的钦佩或是嫉妒情绪是何等强烈。
在法国，大家更习惯于简单地批评，而不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甚至懒得尝试着理解我们。
《费加罗报》经济板块上刊载过一篇长文，作者打着保护法语的旗号，对我们这家年轻的普罗旺斯公司普遍使用英语的做法表示反对。但这名作者没有花心思进行调查，他恐怕不知道在公司热姆诺总部工作的员工来自 16 个不同的国家，而且 90％的业务和利润都与出口相关。他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公司在国外雇用的员工多数都是法国人，而研发部门则只在法国设立。他可能也不知道我反感在法语中夹带英语词汇，讨厌这种面目可憎的混合体。我倡导同事以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为榜样，他们在说某个东西时总能够找到合适的法语单词，哪怕是最专业的术语。还有，对英语动词做法语变位是最让我无法忍受的！
但是，被一家热衷于自诩为法兰西独特思想捍卫者的媒体的“纸上涂鸦的能手”（就像莫里哀在其剧作《女学究》中称呼的那样）在其专栏中撰文诋毁，可能就是出名要付出的代价。
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竞争对手和不少媒体则将矛头指向了我个人，对我进行了激烈批评。1996 年，在一个有关芯片卡市场的座谈会上，我预测全球仅SIM卡就可以达到 2 100 万张的市场容量。我的言论立马招致各路“专家”的强烈批评。别人认为我不过是个来自法国南部的马赛人，试图制造些“嗡嗡声”来吸引听众的注意。但 12 个月后，1997 年仅金普斯一家企业就售出了 2 000 万张SIM卡，而这只占市场总量的 1/3 多一点。这一结果让那些卡珊德拉式的预言家哑口无言。
于是，后来国内外举行的不少座谈会常邀请我作为嘉宾发表演讲。我被认为能够预测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市场走向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相信，我的发言受到了各方听众的一致期待和赞扬。
座谈会上我常常与竞争对手——巨头斯伦贝谢公司的芯片卡部门主管先后发言，他唯一会做的就是些无聊乏味的幻灯片演示，炫耀自己公司的业绩，同时将竞争对手贬得一文不值。这时我总是试着说笑，说我们像是矮子坐在了巨人旁边，我们像是坐在教室最后靠近煤炉取暖的坏学生，但我们芯片卡的销量是他们的两倍多！
此外，我总会充满激情地去介绍主要技术趋势和全新应用，而这正是听众期望听到的。
多年以后的 2009 年 11 月，在一场有关物联网未来走向的研讨会上，我无比自豪地发现，发给参会者的手册中引用了ISM研究机构 2008 年末的一项研究作为导言。这项研究证实了我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做出的预测：有一天，芯片卡的销量将和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一样多。研究表明这一天已经到来了！文章还引用了作家勒内·巴雅韦尔在 1968 年出版的著名预言作品《漫漫长夜》中的内容，在书中设想的社会里每名居民都戴着一个联网的物品，里面有一系列受到保护的个人信息。我们著名的“发明家”罗兰·莫雷诺正是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的。
在国内外，我们公司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招聘工作的增长速度也与之相称。全体员工士气高涨。由于不断有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一直维持在 30 岁以下。我们这家初创企业迎来了起飞期，同时保留了敏捷的特点。我总结了几句恰到好处的话来激励员工保持这种心态，比如说宣扬快速反应能力的这一句：我们向一切移动的目标射击。如果目标不够好，我们就立刻停下，停下一切！
但我并不会就此忘记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我也支持与工程师学院合作进行研究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雅克·莱温的电话，他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员，同时也以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身份为人所知。他在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任科学部主任，与学院内的两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91 年获奖的皮埃尔-吉勒·德热纳和1992 年获奖的乔治·夏帕克合作密切。莱温及其团队已经申请了1 000 多项专利，帮助创办了多家初创企业，包括为多家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开发多媒体网关的Inventel。他还与业务遍及法国内外的“城市公共设施之王”让-克洛德·德高合作，为随处可见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德高集团正是以此发了大财）提供了信息化和无线电广播信号连接的服务。于是，我在雅克·莱温的陪同下拜访了德高集团在巴黎近郊普莱西尔的公司总部。那是个神奇的地方，德高集团所有产品的开发和展示都在那里完成。院墙内的一栋旧建筑被改建成了乡村旅馆，我们在那里共享了一顿美味的午餐。我们在午餐期间讨论了各种技术方案，例如为公共汽车站提供一种电子支付手段。我对此有所保留。我很难理解芯片卡系统可以给乘客带来什么好处。在我看来，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款便携式的小型阅读器，不太昂贵却能实时告知乘客信息，但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款产品得能放进用户的口袋或手提包里。如今，装有各类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已经实现了这种功能，但那时还没有被开发出来。要等到 2019 年，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才会在其“艾克斯快线”电动公交线路启动之际配备预充式公交卡，乘客只需要在公交车的机器上简单一刷就能扣费。
后来我和让-克洛德·德高又在巴黎见过几次面，考虑到我家乡的缘故，他常常邀我去巴黎最好的巴斯克餐厅就餐。他拜托我向热姆诺地区的市长分发印有德高集团标志的雨伞，以此给他做推广。红色的雨伞给左翼市长，如欧巴涅市长让·塔尔迪托；蓝色的雨伞给右翼市长，如热姆诺市长阿尔贝·吉拉尔迪。
我尽最大努力完成了这项任务，同时也为我的父母预留了一把红色的雨伞。众所周知，我父母的左翼倾向十分坚定，哪怕他们的儿子马克选择了“资本家”生涯，成了金普斯的“头儿”。
让-克洛德·德高和我都是处女座，而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发现各自身上还有着不少共同之处。我们在同一年出生，我们都热爱自行车运动，喜欢钓鳟鱼。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少被提起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俩都拒绝了荣誉军团勋章。我们都认为自己不配接受这一法国最高荣誉军团的勋章，我们更不愿意加入那些名不副实的勋章获得者的大军。
我们的这种自豪感在法国未必会被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