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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第一单
1992年12月28日，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在上海证交所率先登场。
上午10时35分，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内红绿黄数字相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情动态显示屏”上闪出了“F91303……111.1元……”的字样，第一笔5口合约的成交双方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部，成交的是代码为301的1991年3年期3月份交收合约。[1]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第一笔成交，当时市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成交的对手双方两年多以后居然会以那样石破天惊的方式重又碰撞在一起……这真的应验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难道从国债期货试点的第一单交易开始，冥冥中命运就注定这两家最终要作为对手搏命较量一番？
酝酿和创设国债期货市场的过程，要回溯到1992年年初。
1992年3月，尉文渊到美国考察，曾专门到芝加哥交易所参观，一位华人陪着他。其实当时这样走马观花也看不太懂什么。但在看的过程中尉文渊对美国有了一个整体的感受：市场开放、自由竞争，其中包括充分发展的多样性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在详细考察了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的运作、国际金融市场创新的历史和现状，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后，尉文渊突然感觉自己的意境提高了，想得更长远了，敢于憧憬未来的发展前景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敢立志了。于是他就萌发了将来在上海证交所搞金融工具创新的冲动，希望通过这样的创新，把上海证交所打造成未来在亚洲、全球都有影响的市场。
出国回来后，当尉文渊得知，朱镕基在厦门会议上批评上海证交所发展步子有点慢，就决定在全力推动放开股价的同时，同步开始研究酝酿金融工具的创新。
那时候上海证交所比较现实，觉得股票交易那么复杂、那么敏感，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要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国内的意识形态和行政控制允许活动的空间实在太小。于是就想，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鼓励，搞国债衍生品行不行？国家发债难，天天号召买爱国债，每年发行国债都要干部带头、领导带头。上海证交所觉得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来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而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
当时，担任财政部国债司副司长的高坚正在全力以赴推进国债市场化的改革，他在1992年下半年找到上海证交所的副总经理刘波，商量如何活跃国债市场。据高坚的回忆，他和刘波商量能不能把国际市场上成熟的国债期货交易引进到国内来，两人都觉得这是推进国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好抓手。同时对于交易所来说，增加一个新的交易品种也有助于交易量和市场覆盖面的提高，于是刘波说：好啊，那就在上海证交所试点吧！
当年的国家经济金融状况是，通货膨胀高居不下，中央财政拮据，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几乎是空白，刚刚建立的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手段单一，中央想要通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改变单纯依赖财政、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现状，但是市场尚未建立，可用的金融工具很少，勉强可用于操作的国债每年发行任务的完成都非常困难，新生的国债现货买卖二级市场流通不畅，一二级市场国债价格倒挂，很难用它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宏观调控。而要改变这一切，直接、现成、可行的就是用国债期货来加速国债二级市场流通，实现国债的价值发现，优化商业银行资产配置，通过长短期套期保值等功能推动货币市场调控体制的建立。因此，创设国债期货交易试点，作为积极的推动者，无论是财政部国债司还是上海证交所，绝不是单纯为了品种创新、工具创新和技术创新。除了两家各自具体工作目标的考虑之外，合作体现了更高的国家战略考虑。
这种金融工具的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正合了中央政府的心意。在邓小平南方谈话鼓动起来的改革春风中，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默许。
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1992年10月中央政府宣布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及其监管执行机构证监会，由于当时相关的法律法规是空白，行政控制还鞭长莫及。多年后尉文渊回忆道：“那个时候交易所等于具备两个职能，既是市场交易组织者，又无形中代行证监会抓市场监管的工作，有些时候还自行决定重大政策。而现在证监会什么事都要上报国务院。所以我考虑到证监会成立以后交易所再要寻求自主创新就更加难了。不管成不成起码得抢先一步搞出来，突破了这个禁锢将来你就可以延续发展。”
于是，上海证交所领导层在10月份商量完了以后，就派员到香港去学习债券期货，3个月以后回来，就开始筹备，到1992年12月22日，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2]，并正式下发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交易试行细则》。新中国第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就此诞生。
不过，第一笔国债期货交易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热烈关注，接下来的国债期货交易更遭冷落。
实际上，第一天的交易只成交了10口。由于相对保守的制度设计，只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第一批获准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20家上海证交所会员中，在最初的两周内，只有万国证券公司、中经开上证、海通证券公司、宁波上证和中信上证5家会员参与了交易。到1月15日为止，整个国债期货交易只成交18口，按多空双方的持仓合约计，总共才36口。而这18口交易都仅限于3月交收的1991年3年期国债一个品种。
一直拖到1993年年中，中央决定进行财税、金融、物价、投资、外汇五大体制改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派人来上海，研究在中国搞公开市场操作的问题。尉文渊从中看到了进一步发展国债市场的机会，也觉得上海证交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应该积极配合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
于是，上海证交所开始大力整顿和发展国债市场。一是整顿现货市场，主要办法是查库控制卖空；二是开办了回购业务；三是重点放在国债期货市场，改进交易组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结算系统、保证金系统等后台部分的改进。
在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市场，对每一口的价值、保证金，在试行之初的1992年12月22日《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交易试行细则》中规定：每一国债期货合约的价值，为每百元国债期货的市价与2000元人民币的乘积（20万元）；申报变动价位为0.05元人民币；每个合约的保证金5000元；而到了将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开放的1993年，在10月9日下发的《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业务试行规则》中，改为每个合约的标的为20000面值的国债（2万元）；每个合约的保证金500元。但前后都没有变更的是，申报变动价位都为0.05元人民币；保证金比例都是2.5％。
如果与当时其他各主要国债期货交易市场监管规则相比较的话，就保证金标准而言（统一按面值换算），在1995年2月23日以前，上海为2.5％，北京、武汉、深圳为1.5％。对保证金，上海证交所实行的是“逐日盯市”；而北商所在结算中采用的是更为严格的“逐笔盯市”[3]。上海对日常交易有持仓限额规定，其他则没有；北京、武汉实行有价格涨（跌）幅度限制（即涨跌停板制度），上海、深圳则没有。
当时上海证交所的培训一律搞“小锅饭”，每次10—15家证券公司，从交易员到营业部经理和财务经理一起来。这样很快见了效。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政策性鼓励措施，比如收费大幅度降低。到1994年，国债期货交易已经从过去的一天几百口上升到几万口。
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尚未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国债期货市场存在的两年多时间，确实带动了国债市场的发展：一是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期的19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19亿元；到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18倍和19.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二是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国债为代表，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一些合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率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