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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3 交易员王书琴2017年8月15日再反思327事件
附录13 交易员王书琴[19]2017年8月15日再反思327事件[20]
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那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个小卒子，但事件发生时却处在风暴眼中——只是彼时并不知道那将是怎样规模的一场风暴。有些数据如此熟悉，几乎可以说是“不用想起，也不会忘记”，比如那些国债的票面利率，当时的三年期存款利率，我交易过的那几个品种的代码……有些事情，直到二十年后看这本书时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公司下了那么巨大的空单，原来我和高山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高谈阔论，也许无意中促使他们下了反水的决心……
俱往矣！
狄更斯《双城记》里开篇的那段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总会有人觉得：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其实按照公告[21]的精神，92年三年期的国债到期兑付价格应该比160元还要高几块钱才合理——公告说要保护国库券投资者的利益，160元的兑付价并没有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没有全贴息。换句话说，空头应该亏得更多，多头应该赚更多才对。
▲万国证券的所谓预测根本就是不懂胡扯。1991到1994年通胀率居高不下，而保值贴补率一直在7％—8％，那是因为算保值贴补率用的数据并非通胀发生当年的数据，而是之前三年的。所以1996年的保值贴补不可能降而必须高，因为它用的数据是1993、1994、1995年的，是通胀率最高的数据，而且做手脚的空间不大——因为数据都是已经公开的，保值贴补率的计算公式也是公开的，一个有初中数学水平的人就可以从报纸上的公开数据推算出保值添补率的最低可能的数值。
▲那时候我在基金部，我做多。1995年2月风闻我们公司做空，我还不大相信，心想公司怎么可能这么傻。到几乎最后一刻才知道，原来真的那么傻，而且傻到可怕——居然是在148元附近放空，那是我认为可以继续买多的价位。
▲后来公司在上海的同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操盘的人跟管总讲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谁狠谁赢。但是他们错了。那时的商品期货也许是的，谁资金大谁够狠，谁就赢，但国债期货不是。
▲那时我不知道公司到底总共放了多少空仓。一来我一小巴拉子怎么可能知道如此内幕，二来我也不关心，因为我不是国债部的，觉得他们做什么与我无关。记得出事前夕某一天，在公司北京营业部见到辽国发三兄弟之一高山，聊到当时的行情，我傻乎乎大放厥词，对着他说了一通做空有多么多么错，应该认亏平仓反手加倍做多，154元以下绝对可以买进……高山还盛邀我和陈健，说任何时候只要我俩愿意加入，辽国发大门都是敞开的。嘿嘿，他们自己后来都人间蒸发了。
▲有人认为贴息5.48元的消息公布前在市场上流传是“泄密”。其实哪有什么秘密可言，那是个常识就可以判断的事情——发行国债时财政部公告上讲要保证国债收益率不低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的利率。什么叫不低于？就是大于或等于，你不高过三年期存款利率的话，至少要等于吧？如果要等于，就必须把国债票面利率9.5％和三年期存款利率12.24％之间的利差补齐，（12.24-9.5）×2=5.48，就这么简单，不用它公布也应该知道。
▲全部打涨停板这一幕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手里握有基金部四千手多仓，在最后一刻被要求“全公司一盘棋”，和公司的空仓对冲了。然后那天上海收盘后陈健接了个电话，得知最后八分钟公司在上交所下的单，我们的确是傻了。那天晩上我俩想着完了完了，明天公司将破产，据陈健讲公司的股东浦发银行、养老基金都得完，会被挤兑……我俩可能要失业了。然而我并不为自己担心。
注解：
[1] 笔者根据相关历史资料整理。
[2] 原载于《中国证券报》1995年3月1日。
[3] 本组数据为剔除当日违规交易之后的数值。
[4] 该合约1995年1月16日之前的数据缺失，但是并不妨碍还原当时历史过程的完整性。
[5] 摘自刘鸿儒：《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633—638页。在书中，1995年国债期货事件发生时担任中国证券期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刘鸿儒坦言：“我在任期间，忙于股票市场，没有力量研究债券市场，退下来以后作了一些调研”，“在2004年我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一部分专家和有关部门的专家一起，研究了327国债期货事件的经验教训”。本文即为刘鸿儒对整个国债期货事件的反思和总结。
[6] 摘自姜洋：《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版，第251—258页。
[7] 这里的“口”即“手”，一口等于一张合约。
[8] 陆一：《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64页。
[9] 陆一：《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17页。
[10] 陆一：《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64页。
[11] 这次风险事件留下的30多亿元结算资金缺口，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从1998年开始到2001年4年时间通过动用坏账准备、风险基金以及上海市财政的拨付资金才逐步补上。
[12] 本判决书转引自王安：《股爷您上座》，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19页。
[13] 摘自陆一：《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第一章第四节，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7页。
[14]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版本章程，在主要内容上和上海证交所各版本章程基本雷同。
[15] 上交所直到2016年才恢复召开会员大会。深圳证交所第一到第四届会员大会分别于1991年6月、1992年5月、1994年5月、1996年9月5日召开，1996年之后未见新一届会员大会召开的记录，直到2017年才恢复召开会员大会。
[16] 作者陆一，原载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中国股事钩沉”专栏，2013年9月3日。
[17] 原载于2013年7月30日《东方早报》第8版。由吕明方根据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经管金生审订并授权刊发。
[18] 论坛由和讯网联合赢贝金融共同举办，之后和讯期货以“管金生首次公开谈及327事件：我错在缺少政治智慧”为题，披露了管金生的演讲内容。
[19] 王书琴当年为万国证券公司基金部驻北京一线交易员，现旅居英国。
[20] 根据王书琴在微信朋友圈的发文整理而成。
[21] 指财政部1993年7月10日颁布的《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财国债字［1993］第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