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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仁荣上书
2月25、26日两天是周末，闭市。
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应对完327事件后第一天、也就是24日的市场状况，收市时，10个期货品种无一不以涨停板收盘，但成交量大幅萎缩，仅成交不到100万口。让上海市政府和交易所稍稍感到欣慰的是，在万国证券没有出现挤兑。
但是，上海证交所的担心没有过去，到24日收市，327的持仓量仍旧有将近390万口，和23日经调整后的442万口相比，压力没有减轻多少。面对在下周一、即27日开始的平仓，需要交易所筹划和应对的事情实在太多。
所以25日这一天，上海证交所绝大部分相关员工和领导都没有休息，尉文渊带着两位副总，仍旧在交易所的会议室里不停地开会，研究如何进行平仓善后。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市证管办主任杨祥海，以及被证监会指派到上海现场协调的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等。
耿亮之所以会出现在交易所的会场，据李剑阁多年后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2月23日傍晚，事发当时正在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327事件现场的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匆匆离开上海证交所后曾给李剑阁打过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耿亮对李剑阁说：上海证交所今天出大事了，我马上赶回北京来当面向您汇报情况。李剑阁对耿亮说：你不必回来，作为证监会主管部门的干部，你至少应该在第一线。我坐镇北京，我们可以随时电话联系，但你不能离开上海。这么大的事，你不现场处理怎么行？
当笔者追问：那么在327事件发生后，证监会对当天和事后的处理有没有具体的指导意见？有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李剑阁反复说：现场基本上是让上海证交所自主决定如何去做的。怎么做风险小？怎么做损失小？能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都表示支持。说实话，当年我们哪儿懂那么多？回顾30多年改革的历史，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其实我们监管者都不是那么懂的，不像现在那么深入地了解市场，当时只是大而化之的了解而已。
也许，正是出于这点认识，当尉文渊2月23日下午5点多在电话中向李剑阁汇报327在收盘前出现的情况后，李剑阁才会要求上海证交所自己来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
而25日那天上午，海通证券的汤仁荣也没有休息，他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暂停或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紧急建议》，午后让秘书打印出来，拿着建议报告就到交易所去了。
汤仁荣闯进交易所的会议室，说：“你们不要开会了，开什么会啊，还不如把这个市场关掉。”讲完后，就把他写的报告发给在座的耿亮、杨祥海、张宁（市证管办副主任）、尉文渊和刘波、吴雅伦。
多年后汤仁荣回忆当时的情况：“耿亮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不好做主。我对耿亮说，那你传上去啊，于是就从交易所传给了证监会分管副主席李剑阁。后来耿亮还跟我讲了一句，他说这个国债不是我们证监会一家管，财政部也在管。我说，那么好的，也发给财政部，结果也从交易所发传真给了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我还在电话里对他说，请你也转给金人庆副部长。”
当时，汤仁荣还把这个建议通过人民银行金管司，转交到了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那里。戴相龙看了以后批了字后马上又转给李剑阁了。
关于暂停或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紧急建议
两天来，上海国债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个别券商和机构在327合约上孤注一掷，大肆做空。到昨日收盘为止，327合约持仓量近390万口，如果按暴涨前一天结算价为148.25元，昨日结算价为151.80元计算，空方将亏损25亿元之巨，如果考虑其他品种国债的价格因素，空方亏损将在30亿元之巨。
今天，国家财政部宣布对1992年3年期国债实行贴息保值，按照理论推算，327基础兑付价为133.98元，按照7月份贴补率10％计算，理论上价格应达153.98元，昨天上海以外的期货市场327合约平均价位为153元，在实际操作上327品种有可能会超过154元，如按154元价格推算，空方将损失资金43亿，如果考虑其他品种的价格上升，整个损失将达50亿元以上。
作为空方主力的万国证券公司，据我们比较保守的预测，当价位在151.80元时已实亏3亿元左右（指已平仓部分）。未平仓部分浮亏5亿元左右，如果到154元价格，整个亏损将达8亿元之巨，这还不包括该公司在北京及其他地区的亏损和其他品种上的亏损，显然该公司是无法承受如此巨额的损失和应付支付，事实上除该公司外有中小券商已经无法维持正常支付，部分大户已到万国证券去挤兑。
上述情况的危害性在于：
一、做空的主力机构万国证券公司及有些空方中小券商已无法支付如此巨额的清算资金，自身濒临破产的绝境。
二、根据初步统计，327合约上做多的有很大一部分为个人或民营企业，据我们所知，个别大户利用消息已经赢利近亿元，这样势必造成国家资金迅速流向这部分人手中，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三、如果上海证交所清算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运作，很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使各家券商无法完成清算工作，相应无法应付客户的二级清算工作，造成整个证券行业的支付困难，造成社会恐慌，从而波及整个现货市场。
四、上述情况一旦发生将迅速波动全国，引发整个支付系统的危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果断措施，才能缓解和防止可能发生的支付危机，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一、暂停或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对所有合约进行清盘，以保证现货市场的交易。
二、中央银行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调度资金，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支付危机。
三、公安部门应保持高度警惕，增强警力，随时应付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的安定。
四、迅速查明是否存在内幕阴谋，并严肃处理。
对于前两天（23、24日）造成的危险局面，我们在22日上午已经准确预测到，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为了证券事业，为了党的事业，我将上述建议直接报告给你们。
汤仁荣
1995年2月25日
从汤仁荣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符合自己交易所理事身份的分内之事。从一个市场一线参与者、同时也是327事件中全身而退的空方机构负责人的角度，向相关监管部门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分析和建议。
但是，顶层权力运转并非底层众生能够完全理解和参透的。
对于刚刚取得国债期货监管权力的证监会，这是成立后第一次从财政部这样一个传统的强力部门手里，挖出一块权力领域，经过了长达大半年的高层斡旋，好不容易在国债期货监管上刚刚压过财政部，成为监管主角，在还没有行使审批管理权限的时候，就轻言放弃、自废武功，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同时财政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弃国债和国债期货这个监管领域，人民银行自认为这与自己的权力领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于情于理这两个部门都不会主动在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事情上出头。
中国有一句老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果然不出所料的是，第二天，2月26日，证监会对外发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这个冠以“证监发字〔1995〕22号”文号、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两个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印发〈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其实在汤仁荣到交易所提出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建议的2月25日就印发了。
作为《通知》附件的《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总共6章、66条、7000多字[10]。除了具体的行政事务性的技术安排和规定之外，这个《办法》中最关键的其实只有两条，这就是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五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下同）是国债期货交易的主管机构。证监会会同财政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对全国国债期货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和第二章“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和国债期货经纪机构的资格条件”中的第六条：“本办法所称国债期货交易场所是指证监会会同财政部批准进行国债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未经证监会会同财政部批准，任何交易场所不得开展国债期货交易。”
说白了其实只有两句话：从今儿起证监会才是国债期货交易的主管机构，所有的审批权的行使将由证监会会同财政部来实施。
难怪《中国证券报》在27日头版刊登这个消息时用了这样一个副标题：“重新审核试点交易场所的资格条件 审核期货合约和经纪机构”，并在消息的正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办法》指出，证监会将会同财政部按照规定的条件对试点交易场所进行重新审核，未经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的，不得再从事国债期货交易。证监会将会同财政部对国债期货合约和国债期货经纪机构进行审核，未经审核批准，任何机构不得从事国债期货经纪业务。”
3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办法》的全文，可仔细研读该《办法》，从头到尾找不到“重新审核”、“未经审核……不得……”这样不同于管理办法原则性规定，而更像是具体执行细则的词语，但是作为新华社总社办的《中国证券报》官方身份和该名记者后来成为证监会一名局级干部的后续背景，证监会也可能确实在用这个《办法》要求各交易机构重新申请，经重新审核后争取成为国债期货试点交易场所，而这将在不久之后被证实。
从这一点上说，尽管出现了327事件，但当时至少在市场监管层并没有想要废掉这个市场，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