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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园晨的诛心之论
进入3月，“两会”召开。这一年，有两件事情正好成为“两会”代表们无风险吐槽的绝好话题。
这两个话题就是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和327事件。
1995年2月23日，28岁的巴林银行集团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兼交易员尼克·里森与其年轻漂亮的妻子（同为新加坡分公司的交易清算员），从其新加坡豪宅神秘失踪。由此揭开了一个直接导致有2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丑闻的盖子。
1995年1月18日，日本神户大地震，其后数日，东京日经指数大幅度下跌，里森在未经银行总部授权的情况下，购买庞大数量的日经指数期货合约，希望日经指数会上涨到理想的价格范围，从而能掩盖和弥补之前积累下的隐秘亏损。到1月30日，里森以每天1000万英镑的速度从失察的伦敦总部获得资金，已买进了3万口日经指数期货，并卖空日本政府债券。2月10日，里森以新加坡期货交易所交易史上创纪录的数量，握有55000口日经期货及2万口日本政府债券合约。
所有这些交易，均进入巴林银行为偶发失误所设立的“错误账户”：88888账户。对于该账户上积累下来已经非常巨大的错误交易，里森用他兼任清查之职权予以隐瞒。但追加保证金所须的资金却是无法隐藏的，但里森以各种借口，成功地继续从公司总部转账。巴林银行这家百年老店内部监管松散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1995年2月23日，在巴林银行的最后一日，里森试图影响市场走向的努力彻底失败。日经指数收盘降到17885点，而里森的日经指数期货多头风险仓位已达6万余口；他所持的日本政府债券在价格一路上扬之际，其空头风险仓位也已达26000口。里森为巴林所带来的损失，在巴林的高级主管仍做着次日分红的美梦时，终于达到了86000万英镑的高点，而在2月中旬，巴林银行全部的股本金价值只有47000万英镑。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世界上最老牌的巴林银行终结的命运。
2月26日深夜，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拯救巴林银行失败，成立于1763年、有世界首家“商业银行”之称的巴林银行，在经历了233年辉煌之后，被荷兰商业银行ING集团以立即提供6.6亿英镑的条件收购。
而里森惊弓之鸟般的逃亡生涯仅仅持续了4天，1995年2月2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刚刚走下飞机舷梯的尼克·里森被警察拘捕，最终被引渡到新加坡，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
而327事件恰巧发生在同一天，同样是因为金融期货而造成一家老牌券商的倒闭……这样戏剧性的巧合，使得327事件被称为“中国的巴林事件”，同时这也成了“两会”最好的话题。
而在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是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戴园晨的发言：
英国最近发生了巴林银行的投机事件，一个交易员的不法交易使该银行损失了8亿多英镑。几乎同时，中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违法交易事件。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搞投机，亏损了16亿元人民币。按我国目前法律，贪污是要进监狱的，贪污4万元要判刑进监狱，贪污100万元以上要吃枪子儿的。那么投机搞空手道，投机金额达1400亿元，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处呢？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天早上宣布交易无效，这就出现了万国原有亏损如何处理的问题，就是说万国必须破产。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提出来要保护国企，不能让万国破产。
这几天一些媒体对此有报道，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大报对此毫无反应，就好像天底下没有发生这桩事一样。《中国证券报》消息说“沪国债无行情正清理平仓”，商量给万国搞一个协定价以帮助万国渡过难关。
看完这消息，我很愤慨也大惑不解。我认为这一事件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巴林银行倒闭由荷兰银团收购，该怎样就怎样，该倒闭就倒闭。我们是不是因为万国是亲儿子、是国企就一定要保护？如果这样，老百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如资本主义的英国。
其一，英国多少在客观上有点严肃性，而我们要捂盖子；其二，搞证券的人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且是扶赢不扶亏，赢了，企业可以包种种利益，亏了，是属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保证金、交易额达1400亿的交易能在上海证交所通过？尽管事后撤销，但恰恰这样，人家还不服气，过去干了多少次了，为什么就这次非要撤销？上海证交所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万国造成的问题，其严重的渎职行为与贪污行为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渎职者和贪污分子应该同样处理。今天上午碰到一个会计专家，是证监会的委员之一，我跟他说不能光是宣布交易无效，要给予处罚。他说他也认为应该判刑，但判刑不属于我们的权力，证监会的权力只能够处罚。
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要给予处罚，但是现在还是要挽救这个企业。在我看来，挽救就不是处罚，这是给予保护，这个企业必须破产，不破产是不行的。
我认为我国扩展国债市场，使广大居民共同承担国家财政困难，包括今年发行1500亿国库券的措施，都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像这样严重的国债期货投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广大散户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被几个投机者剥夺了。如果对这个案件不处理，就会使得广大群众对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包括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失去了信心。
这次327风波使我看到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健康的一面，这样是歪嘴和尚念经，念歪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经，像这样的市场经济愈发展愈糟糕，一个企业几个小时操作1400亿人民币的国债，这种疯狂的炒作可怕！只能用“可怕”两字形容。
就此，在各大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对整个327事件参与各方的简单而又非理智的单边围剿。无论是财政部、上交所、万国证券、中经开、辽国发……还是刘鸿儒、高坚、尉文渊、管金生、戴学民、高岭……所有的当事方都选择了回避和沉默。对整个国债期货事件的反思、澄清、分析、辩解、研究……都成了失去理智的单边语言暴力，真正需要留下的事实细节和真实过程，慢慢在沉默和时间流逝中沉淀进历史的皱褶里……
注解：
[1] 张志雄：《探望狱中管金生》，《价值》杂志2002年第11期。
[2] 详见上海著名作家俞天白所著的《海派金融》一书（文汇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251—252页）和连载于《沪港经济》杂志的《大上海金融界风云人物》之十九《327品种，万国的滑铁卢》（2011年第5期）。据俞天白在文中的记述，此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在327事件发生）一个多星期以后的凌晨2点，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我的酣梦。是我的一位朋友，后来也成了管金生的密友打来的！他说，管总自己写了一份材料，希望你以长期关注上海金融的作家的身份，向中央领导反映一下。他说，管总已经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写出来了。你只要附一封信转一下就可以了，我说，我和中央领导没有联系呀。他说信件有人转的。我爽然说，好吧。后来得知，要我转递的这份题为《风起于青萍之末——‘327合约’风波透视》的7000余字的材料，是管金生的秘书起草，经他本人修改、压缩的，详细地写出了‘327国债事件’始末。”多年后俞天白在接受笔者询问时这样说：327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天半夜管金生来找我求助，给了我这份材料，要我以反映上海金融改革的作家名义附信转给朱镕基。一式两份，一份寄北京，一份留我处作底，我至今保存着。2008年写《海派金融》一书时，我全文抄录，打算帮管金生讨个公道。谁知这本书要送市里审查，写管金生这部分删改甚多，此文也全删了。后来在《沪港经济》杂志的《大上海金融界风云人物》专栏中转载了书中部分内容。对于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俞天白在文中这样表述：无非是揭露被他称为“北京的公司”如何利用特殊权力，利用内部信息，与一些媒体及市场“名嘴”串通，在“327品种”（92年国债）贴息率上，操纵市场，获取暴利，使万国证券公司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的种种事实。接着俞天白就此评论：事实是否完全真实，我无权评论，但全文倾注了他一贯与命运抗争的发“耿”的人格特征。他之所以始终像孤儿那般，除了当时条块分割的金融封闭体系中的专业银行，就是“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行政权力”，是这一切，造成了“法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动作不规范的积弊”，从而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文中透露，他之所以敢冒着引发中国金融风暴的惊天危险疯狂对抗，就是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将这些弊端大白于天下。——据笔者的考证，20多年来围绕327事件流传甚广的阴谋论推演、针对管金生与万国证券砸盘行为的合理化洗白，以及长期以来有关万国证券命运的悲情演绎，这份材料应该是最初的发端。
[3]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经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1993年8月15日颁布、国务院1993年9月2日批准实施。其中第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程序。第八条规定：前条所称操纵市场行为包括：（一）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二）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三）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四）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五）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六）利用职务便利，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七）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
[4] 按照万国证券事后上报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关于我司交易总部327国债期货交易及2.23违规行为的专项调查》中所述：“截止2月23日，327合约总持空仓193万口，其中：交易总部席位及上海外借席位持仓量128万口，与辽国发合仓部分北京持仓量29万口，上海35万口。”这个193万口应该是剔除了违规成交部分的持仓量。但这个总数和后面的128、29、35之和之间，存在1万口的计算误差。而最后8分钟违规成交的空仓1044万口，如果对冲掉万国对倒做多的成交仓位315万口，最后8分钟违规空仓总量是729万口。两者相加为922万口。
[5] 根据上海证交所1995年4月份掌握的数据分析，万国证券公司在327品种上的损失，初步估计总额为8亿元左右。其中上海市场约5亿元，因在北京商品交易所也持有巨额仓量，损失约3亿元。而据万国证券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上总裁报告1995年工作时所提供的数据，万国证券在国债期货327合约交易中发生的总亏损最后确定为14.24亿元，而公司1994年的净利润只有5.5亿元、1994年末公司净资产为18.78亿元。
[6] 对此事，时任申银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上海市政府为挽救万国证券公司，请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沈若雷行长给予万国证券公司临时贷款6亿元。沈行长当时兼着申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他知道万国证券始终把申银证券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而把握不准这笔款项该不该贷。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该贷，因为万国证券信用危机的影响面不仅仅是万国证券，而是整个证券行业，一旦万国证券出现挤兑风潮，申银证券必然会受到影响。（阚治东：《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41页。）但是，据时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申银证券公司董事长沈若雷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不存在申银证券董事长为救万国征求总裁的意见的情况，没有这个事。这个时候不是申银证券来救万国证券，只有上海最大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来救万国证券的问题。”
[7] 高坚：《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8] 万国证券公司研究发展中心其实在1995年1月就完成了“保值贴补率预测模型”课题，建立了对保值贴补率的统计预测模型，并准确预测了保值贴补率的走向。
[9] 陆一：《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8页。
[10] 详见附录3。
[11] 指万国证券，当时还没公开点万国证券的名。
难止余波
命运就是这么奇怪，谁都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它，最终却发现谁都无法把握住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