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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一书的全新修订版。该书在2015年初甫一出版，就引发了诸多反响。 但我没想到，第一个主动和我联系的当事人居然是李剑阁。 在我2014年收集整理资料、访谈各方当事人，全身心撰写《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时，也几次起念想找剑阁聊聊——因为他在事发当年担任中国证监会分管期货市场的副主席，十几年后又阴差阳错转任申万证券公司
2015年2月23日，是327事件发生20周年的纪念日。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327事件，只不过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国债期货市场发生的一系列风险事件中的一个而已。 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所谓的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指的是在我国国债期货市场短短两年半的发展过程当中，先后发生在314、327、319三个合约品种上的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的合称。其中又以发生在1995年
引子 黑色8分钟 一件影响证券市场历史的大事件，就这样毫不起眼地发生了…… 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北岸，从外滩往北过了外白渡桥的第一个路口东侧，有一栋建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的老饭店，原名叫礼查饭店。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在这如今被称为浦江饭店的建筑内，充满上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的气息。1990年中国大陆重新创建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安址于此。 一
时间倒转回8年前…… 1987年上半年，每天下班时，在上海紧靠着苏州河南岸的南苏州路，总会见到一个外表斯文、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拎着一个硕大的公文包，悠闲地由东往西从外滩慢慢走向西藏路…… 他就是几年后在上海滩大出风头的证券界闻人管金生。 那一段时间，管金生刚刚在欧洲读出两个硕士，想去剑桥读博士未成。他被召回到原单位上海国际投资咨询公司后基本没事可做。
让杨百万他们所疯狂的国库券其实就是国债，即国家借钱形成的债务，国库券、国家建设债券等就是借据。 如今人们对国债发行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当年并不是这样…… 1969年，中国大陆正沉浸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胜利的全民亢奋中，《人民日报》在5月11日向全世界发表了一则消息：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
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天上市挂牌交易的证券品种共计有：股票8个，即“老八股”；其他31个交易品种为各类债券，即1989年保值公债3种，1987—1991年国库券4种，工行债券6种，交行债券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 自此，
1992年1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总经理尉文渊在会上信心满满地做了工作报告。 在上万字的报告中，有关1992年首要工作，尉文渊专门在股票之后讲了“要大力活跃债券市场”。他说： 债券市场是上海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市场与外地连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的手段。在新的一年里，对债券交易要采取鼓励措施，及时将新发行的债券上市，重点是发展异地间和机持
1992年12月28日，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在上海证交所率先登场。 上午10时35分，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内红绿黄数字相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情动态显示屏”上闪出了“F91303……111.1元……”的字样，第一笔5口合约的成交双方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部，成交的是代码为301的1991年3年期3月份交收合约。[1]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
1988年4月26日，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这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小规模的信托公司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它以接受财政部农业周转金委托管理起家，之后接受财政部全部财政周转金和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项目资金的委托管理。 1992年1月，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羽翼渐丰，改名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
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上海地区第一家以证券业为主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1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1988年至1992年，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3年起隶属浦东发展银行。1991年公司增资扩股至3500万，随后增至5147万。1992年底，万国证券公司增资扩股至注册资本10亿元。 1988年，
1992年底，上海证交所推出国债期货市场交易，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上第一次在金融领域内市场自主创新的案例。但是，除了交易制度设计过于保守造成交易清淡之外，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也尚未给国债期货市场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 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多年以后反思：尽管1992年国债发行由行政摊派改为承购包销，但是由于承购包销没有解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当市场利率发生变化
国债开始市场交易的初期，国家以行政手段规定了指导交易价格，后来随着市场化的扩大，允许在指导价上下一定幅度浮动，大部分国库券交易价很快就跌到发行价以下。 到1993年，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市场利率上升，国债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发行价，“金边债券”优势没有了，新国债发行自然没有人愿意买了。国债发行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居然往后退了一大步，从承购包销重新恢复到行
1993年7月10日的财政部公告马上引发了市场分歧。[7]一开始，这种不同看法的讨论还停留在相关部门的内部工作层面；但到了1994年，争议公开化了，成为几大证券报刊有关国债版面的重要内容，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国债期货事件的爆发。 公告发布后，基层财政部门的国债发行人员面对1992年国债持有人的疑问，无法给予满意的答复，就自下而上逐级反映，最终通过电话和书面
1993年，在整个宏观调控的社会背景下，金融市场内部，除了抑制通货膨胀和查处乱集资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并不引人注目，但对此后的国债期货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对于全国期货市场的整顿。 1993年7月12日，也就是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财国债字〔1993〕第62号）发布后第二天，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贺光辉一起给国务院副总
1993年年中，在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14日）召开前，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委曾委派朱小华带队，队员包括吴晓灵等，专门来上海研究在中国搞公开市场操作的问题，希望以此来调节银根（货币供求），这就需要有活跃的国债市场做配合。尉文渊从中看到了进一步发展国债市场的机会，也觉得上海证交所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应该积极配合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出于这些大
在上海证交所将国债期货向社会开放之后，在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市场中，机构投资者虽然是市场主力，但个人投资者却成为市场绝对主流。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平均仅为16％，自营与委托业务比大约在1:3。市场结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占比远远低于国际上其他同类市场。 大量新的投资者进入，使得上海国债市场立竿见影地出现了新的起色，1993年第四季度现货交易额比第三季增长一倍以上
在上海证交所的国债期货市场向社会公众开放之后，国债期货市场开始逐渐升温： 自1993年10月放开到12月20日止，先后有1万多投资者通过42家国债期货经纪商参与交易，累计成交额9.8万余口，成交额20.63亿元。过去一直呈跌势的国债价格出现大幅回升，开放国债期货交易前后的9月27日和12月20日相比，面值100元的国债现货交易价格：1991年国库券由115元
1994年上半年，在股市极度低迷时，国债期货市场开始有了发展，但交易量和持仓合约量均不大。 但是，1994年高达21.7％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市场对加息的预期。与此同时，1994年第四季度前后，股票市场疲软，加上期货市场整顿中将钢材、食糖、煤炭、粳米、菜籽油等等一部分商品期货品种停止交易，大量的股市和期市短期投机性“热钱”[5]开始涌向国债期货市场。 由于保
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国发”），是一家没有经营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它在1993年底的营业收入只有4000万元，利润才426万元，于1994年三四月开始介入上海证券市场。据市场人士反映，辽国发的主事者是三兄弟：高岭、高原、高山，在上海市场出面最多的是董事长高岭，高山基本上在北京市场活动，而高原则非常低调。 1994年上半年，由于国务院主管经济的
1995年春节，海南岛。 在当时，金融证券界的高管相约到海南过春节，还刚刚开始时兴起来。那一年春节，尉文渊就和已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相约，两家一起到海南过春节。那一天他们两家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在海边居然和管金生一家不期而遇，大家还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才各走各的。 管金生会来海南，是因为万国证券在这一年春节，把所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连
1995年春节休假结束，2月6日周一是节后上班第一天。 这天，尉文渊到交易所只待了半天，下午就出发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离开之前，尉文渊并没有山雨欲来的感觉。据他多年后的回忆：“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不在。一是事业有成，在外到处跑；再加上成功的事情做多了，也有一点觉得乏味了。所以让两个副总经理管家，我就更多地处理外面的事情。要知道在交易所我是个灵魂，我一不在，许
327的主战场并非仅在上海证交所，据万国证券交易总部的刘峥嵘说：在北商所的持仓空单中，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的空单占到了90％。实际上，在国债期货试点的两三年里，上交所和北商所的国债期货交易量占了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流言所谓的327大赢家魏东，其实是在离开中经开后，用涌金公司的身份主要在北京做国债期货的业务。 在本书初版面市后，笔者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找出了上交所
在327合约上，万国证券联合辽国发做空，对手则是中经开。这也许是一种宿命，从1992年12月28日国债期货在上海证交所开始试点第一天的第一单起，这两家就杠上了，此后在313、327合约上，两家不断地站在多空的对立面…… 中经开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以做多著称，无论是313、314、315、316、327还是319合约，在市场的几次多空大战中，中经开多数时候都在做多
2月16日，周四。刚从香港回沪的管金生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上班后，管金生就得到报告，说是交易总部在国债期货上的仓量开得有点大，并且在多空的形势判断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也许整个春节长假离开公司时间太长、上班第一天积累的事务太多，因此管金生一开始并没有亲自过问此事，只是委托总裁助理、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滕伟带人先去交易总部了解327合约的自营情况。 下午5:00
2月6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尉文渊到交易所半天，下午就出发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按照邀请方的安排，他将到2月28日才飞回上海。 尽管尉文渊在出发时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可是人在外、心牵挂着交易所，似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在尉文渊的潜意识里转悠。“交易所的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快点回来，说好多事情要等着我处理。”他思忖，不算上春节放假，身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把手”，已经
2月23日，北京、武汉等地市场9:30一开市，和327相同合约的价格就比前一日大幅飙升了2元左右。 早上，刘峥嵘在去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的路上，遇到了出殡的灵车。一种宿命的预感，让她感觉几近崩溃。 抵达营业部后，她和王书琴、陈健三个人一起，将万国证券在北京所有与各分仓代理点连接的电话线全部拔掉，并通过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和北商所联网的自营席位，把所有仓位空翻多打
23日上午11点左右，还在参加会员紧急会议的尉文渊接到管金生的电话，说是要求“紧急约见”。当时尉文渊觉得有点奇怪，什么事弄得这么正式？像外交照会似的，先来个电话约见。多年后尉文渊和笔者谈起这事时，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平时跟管金生接触不多，我跟他工作关系挺好，对他一直挺支持的，在人民银行的时候就支持过他。业内对他一直有争议，有些人对他很反感，干什么都卡他。我对
23日午后，刚刚送走“求见”的管金生，尉文渊接到一个电话，来电的是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 在电话里耿亮对尉文渊说，想马上过来拜访一下。尉文渊说，可以呀，没有问题。 耿亮来拜访尉文渊的目的，就是通报国务院已经明确国债期货市场归证监会监管，同时就准备以证监会和财政部名义共同发布的《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最后听取上海证交所的意见。当时上海证交所占整个国债期货市
23日中午12:00后，在管金生前往上海证交所、离开后又前往建行筹措保证金的这段时间里，万国证券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先后从瑞金一路的公司总部来到静安寺百乐门大酒店交易总部。 这里原是万国证券的公司总部所在地。初创时期，万国证券曾窝在静安寺万航渡路口的狭窄门面里，好几年后才搬到了百乐门大酒店的6—8楼，并在这里迎来了自己在证券市场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在万国人的心
2月23日，下午4:30，当尉文渊得知，巨量抛单是从万国证券的三个席位分多次抛出、对倒的，他马上打电话给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 “管总不在。”管金生的秘书回答。 “叫他马上给我电话。”尉文渊一听秘书的回答立刻火冒三丈。 电话通了。 “你在哪儿？” “在外面。” “今天场内发生的事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公司几个年轻人，很义愤，说多方利用内幕消息…
尽管上海证交所已经认定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的行为是“严重蓄意违规行为”，尽管尉文渊在收市后召见管金生时已经下决心取消最后8分钟交易，但是上海证交所对后续可能出现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心不无道理： 交易数据表明，至23日收市，持有327合约的各类投资者仅为2700多人，涉及的人数虽不多，但327的持仓量却高达1486万口（含万国证券违规成交的部分）。据上海证交所在事
2月24日上午，上海证交所暂停了国债期货交易，而现货市场交易照常进行，下午3:30以后，国债期货交易专场恢复交易。 尽管在23日晚上向财政部国债司报告当天的情况时，国债司领导的意思是希望上海证交所明天继续开市交易，但是，考虑到周边市场与327同类的合约价格在23日收盘已接近或超过154元，如仍按原有方法继续交易，在周边市场牵引之下，327合约价格将会继续大幅
2月25、26日两天是周末，闭市。 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应对完327事件后第一天、也就是24日的市场状况，收市时，10个期货品种无一不以涨停板收盘，但成交量大幅萎缩，仅成交不到100万口。让上海市政府和交易所稍稍感到欣慰的是，在万国证券没有出现挤兑。 但是，上海证交所的担心没有过去，到24日收市，327的持仓量仍旧有将近390万口，和23日经调整后的44
贴息消息在25日见报以后，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已难以依靠市场自身调节来解决问题。既要防止简单开市交易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又要使巨大持仓合约数量得以下降，为此，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债期货交易规则的规定，决定了从27日开始暂停国债期货的自由竞价交易，开办协议平仓交易（多、空双方自行协商价格），并召开会议动员平仓和开办协议平仓专场。 26日，上海证交所向各会员单位发出
进入3月，“两会”召开。这一年，有两件事情正好成为“两会”代表们无风险吐槽的绝好话题。 这两个话题就是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和327事件。 1995年2月23日，28岁的巴林银行集团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兼交易员尼克·里森与其年轻漂亮的妻子（同为新加坡分公司的交易清算员），从其新加坡豪宅神秘失踪。由此揭开了一个直接导致有2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丑闻的盖子。 19
在327事件发生3天后的2月26日，证监会和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当时主管部门似乎并没想废掉这个金融工具。在此之后，证监会和财政部接连发布《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关于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规定的紧急通知》《关于要求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监管通知，以期加强国债期货的风险控制，这些通知一个比一
自从1995年“两会”上戴园晨的发言发表后，有关327的反思就剑走偏锋，舆论一边倒地激愤、非理智、情绪化地声讨万国证券的狂妄和违规，诟病上海证交所和上海市政府为做大市场交易量而放松监管…… 有关对市场组织和管理的反思以及理论上的探讨，见诸媒体的多集中在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新兴市场组织管理上的欠缺等等，很少从更深层次上去思考体制安排上的不合理，以及金融改革中出
1995年4月，在“两会”舆论的压力下，国务院责成监察部会同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保密局等部门组成“2.23联合调查组”，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积极配合下，进入上海证交所、万国证券公司、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中经开上海证券部，以及与327事件相关的其他单位，开始对327事件做专项调查。在调查中，调查组要求各单位首先拿出自查报告，
1995年2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对外发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10]，其中暗示证监会在用这个《暂行办法》要求各交易机构重新申请、经重新审核后争取成为国债期货试点交易场所。 这个半公开的行使行政审批权力的行为，在两个多月后得到了证实。 5月2日，证监会下发了《关于申报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有关文件的通知》： 根据《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
从北商所在5月14日拿到证监会试点场所和合约品种批文的历史事实来看，证监会无论在327之后，还是319之后，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要把国债期货市场关闭的意图。 但在5月16日下午4点多，正准备下班的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接到朱镕基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中央做出决定，暂停国债期货。[12]5月17日下午5时30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证监会临时通知在北京保利大厦（证
5月17日晚上，关闭国债期货交易的消息一公布，刚刚在327和319应急处置过程中喘匀了一口气的上海证交所，就再次感觉到一个头两个大。 此时，上海各国债期货合约品种的总持仓量约占全国持仓总量的60％（按面值计），即上海一地的持仓量近74万口，比周边市场持仓量的总和还多；其次是参与期市的投资者人数众多，涉及持仓投资者计7000多人；第三是个别品种较为活跃，部分空
1995年6月20日，辽宁省证券委给上海证交所发来一纸公函，只有简单的几行字，要求上海证交所协助了解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债务情况，函中说：“目前，我们对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进行调查，请将该公司（包括其所属单位及高岭以其他单位名义）在国债期货交易中所欠你所债务金额及其抵押资产项目、金额等详细情况，函告我委。” 这张不起眼的协查通知，
1995年8月，在上海证交所就辽国发金融诈骗行为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后，辽国发三兄弟就像人间蒸发一般不见了。 但是，辽国发在上海国债期货市场乃至在全国金融市场搅出的一锅烂账，却登堂入室，上了国务院的会。 1995年10月16日，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主持会议，研究辽国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高检院、公安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负
1995年9月16日，各大媒体上“应本人要求，免去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这样一个别扭而文理不通的消息，昭告了中央政府对国债期货事件查处进入了收官的公告期。 摆平事，首先摆平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早在1993年年底上海证交所理事会要换届时，尉文渊就曾正式向李祥瑞理事长和时任市证管办主任杨祥海提出离开上海证交所。因为他觉得再干一届（三年）时间太长了
生活还得继续。 尉文渊走了，只留下一个怅然的背影；杨祥海上任了，但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证交所理事会决定任命上海市政府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祥海为上海证交所总经理，是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对交易所监管权力博弈后妥协的结果。 如果比照深圳证交所的总经理变更，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深圳证交所创建时只有副总经理王健（法人代表）和禹国刚。1991
1993年7月起实行的行政法规《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同时规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常务理事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19条），“总经理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20条）。 1993年7月，国务院证券
在证券界，相互有瑜亮情结的比比皆是：在股票市场上，有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在国债期货市场上，有北京商品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管理上，有深圳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而在券商里面，当年在上海最突出的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似乎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仍旧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血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之间最大的梁子，
1996年4月，正当上海市政府开始张罗着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合并，正当阚治东开始攀上他人生的事业顶点，正当杨祥海被辽国发巨额清算债务弄得焦头烂额，正当上海证交所被中央调查组安上“违规自营买卖股票”的罪名而四处澄清、求告无门时…… 沪深两个市场的行情开始起来了，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这一轮行情的背后，是沪深两
1996年12月下旬，国务院由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突然到了上海。不少人认为，这次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前来调查的目的，就是要验证12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正确性。文章把导致沪深股市过热的原因归纳为：地方政府参与、交易所组织、银行资金支持、新闻媒体造势、证券经营机构恶炒个股。 一个月的调查结束，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返回北
1996年12月，针对沪深两地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而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举动，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十二道金牌来为火爆的市场刹车，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针对1996年的大涨行情，文章认为当时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注意风险。该文策划者周正庆当时任职国务院证券委主任。 但到了1999年，已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出于证券市
尾声 谁是赢家？ 这个赢家大象有形…… 在327事件及其整个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中，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 输掉了自己和公司的管金生、留下了遍地债务的辽国发算不上赢家；在327上逃过一劫的汤仁荣和阚治东，一个最终因为疏忽遗留下的316空仓未平而折戟，一个在合并万国后不到一年就被免职，要算赢家也很勉强；尉文渊尽管在5年交易所总经理任期创造了一系列后人至今无法企及
上交所1992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国债期货交易操作事项的通知》规定：1.所有国债期货品种的代码皆以3**编制；2.由于国债期货的名称较长，故按照下列方式编制：F代表期货、五位数字的前两位代表发行年份，第三位数字代表期限，末两位数字代表交收月份。 上交所之外的其他市场对所交易的国债期货品种有自己的编码方式和交易代码，如对应1992年3年期国债、1995年
1995年2月25日，证监会、财政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债期货市场的管理，规范国债期货交易行为，保护国债期货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债是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债期货交易是指以国债为合约标的物的期货合约买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的国债期货
在整个国债期货试点时期，我国的国债现货市场规模狭小，利率市场化尚未进行，政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体系，交易所的风险管理制度及合约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债期货市场的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隐藏在国债期货背后的矛盾就迅速激化，使国债期货很快演变为少数投机者操纵市场、获取暴利的工具和牺牲品。因此，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由
如果刨除国债期货产品先天不足、万国证券等机构内控制度缺失、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主要从中央对手方风险控制的角度看，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国债期货市场的中央对手方，没有一整套风险控制制度安排或者说有些制度虽然有，但实际上没有严格执行，当遇到风险的时候“刹车失灵”，这才是导致“327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7年，作为组长，我带领国务院“
（1996）沪一中刑初字第247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硕士文化程度，系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原上海万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董事长，住本市***路**花苑*号****室，因本案于1995年5月19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上海看守所。 被告人管金生没有委托辩护人，也不要本院为其指定辩护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所在整个监管制度安排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是非常怪异的。从法律上讲，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自律组织；但在行政管理上它是由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的派出机构；从部门规章和机构章程上讲，它的管理和理事机构应该产生自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但在组织人事的实际隶属上，它的领导班子是由证监会派出和任命的（证监）会管干部。 这种法律和法规在书面上、形式上
最近正在重新深入考证和研究当年的327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历经将近20年居然仍无法完全还原完整的历史细节、无法提供后人一个准确的复盘记录以便反思正确的教训，这未免让一个证券史研究者自己感觉有些说不过去…… 就在这当口，光大证券引发了816事件，观察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对照自己正在进行中的327历史研究，不免感慨良多。 816事件发生后，老万国的朋友们
2013年5月4日，庄东辰博士离世8周年纪念日，原万国投资银行部顾旭在“万国人”微信群里转发了一段纪念庄博士的文字—— ＠顾旭：怀念//＠巴曙松：音容宛在，怀念庄总//＠李迅雷：【怀念庄东辰】……不料，过一年后，老庄在成功登上非洲最高峰吉力马扎罗不久，于2005年5月4日在攀登西藏启孜峰时不幸遇难，迄今离世已整整8年，立此文字以祭奠！ 原万国研究所几位庄博士
·编者按· 2013年7月18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创立25周年。 此前两天，《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摘录了《梦想的力量——万国的口述历史》之中的五篇文章。管金生1994年7月17日文稿《超越自我——万国证券成立六周年之际与员工共勉》提出“根本性的、深刻的、革命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他看到，“市场是变幻莫测的”，“中国证券市场尤其如此”，“这是一个法无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本次论坛的组织方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发言，方志是我的学生，按照专业水平来讲，他早就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题目应该是他讲，他来讲肯定比我讲的更精彩，主要是让我谈谈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期货投资带来什么变化，对互联网+金融投资有什么新的格局展望。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是希望我谈点经验教训，谈这个之前首先声明一下，今天是周末，我的发言是个人的看法，跟任何单位
附录13 交易员王书琴[19]2017年8月15日再反思327事件[20] 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那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个小卒子，但事件发生时却处在风暴眼中——只是彼时并不知道那将是怎样规模的一场风暴。有些数据如此熟悉，几乎可以说是“不用想起，也不会忘记”，比如那些国债的票面利率，当时的三年期存款利率，我交易过的那几个品种的代码……有些事情，直到二十年后看这本
本书在2015年2月初版问世后，几乎是同时就开始了补充修订工作。整整五年，数十遍的修改和补充的过程，每一遍都让我感慨万千。 我在本书的初版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在证券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各位当事人，都自认为自己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每一个人其实都不知道最后左右自己命运的是什么。当年尉文渊在接受我访谈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327事件中惊险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金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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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1992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国债期货交易操作事项的通知》规定：1.所有国债期货品种的代码皆以3**编制；2.由于国债期货的名称较长，故按照下列方式编制：F代表期货、五位数字的前两位代表发行年份，第三位数字代表期限，末两位数字代表交收月份。
上交所之外的其他市场对所交易的国债期货品种有自己的编码方式和交易代码，如对应1992年3年期国债、1995年6月交收的国债期货合约，上交所的合约代码是327，深交所的代码是6108，北商所的代码是401506，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是A39506，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是23506，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是4106。
上交所1992年最初创设的12个国债期货合约品种一览表
上交所1994年交收国债期货交易代码及名称一览表
上交所1995年交收国债期货交易代码及名称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