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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文渊走了
1995年9月16日，各大媒体上“应本人要求，免去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这样一个别扭而文理不通的消息，昭告了中央政府对国债期货事件查处进入了收官的公告期。
摆平事，首先摆平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早在1993年年底上海证交所理事会要换届时，尉文渊就曾正式向李祥瑞理事长和时任市证管办主任杨祥海提出离开上海证交所。因为他觉得再干一届（三年）时间太长了，而且证监会建立后，管辖方式都变了，个人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况且他又是一个不愿循规蹈矩的人，老是和体制对着干，按照尉文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不做吧，又觉得按捺不住。做吧，老让人觉得你张狂啊、不听话啊、管不住啊、控制不了啊，老觉得要面对这些东西，其实心里也感觉挺累。”
1994年年初，上海证交所开会员大会，换届选举。原来尉文渊以为在市场监管中对会员该罚的罚、该通报的通报，也许大家对他会有异议。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选中他得票最高。于是，他心想：既然大家认可了，那就再干吧。
“327事件一发生，我就已经意识到，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之前，因为我诸多自说自话、和领导不保持一致的创造性动作，反馈来的信息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我差不多该离开了。”尉文渊多年后对笔者说：“实际上，如果我这里出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打倒我自己。所以，327事件就是我自己打倒自己的一个动作。于是，在327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调查组还没有下来时，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当时上海市领导还为此专门找我谈话，说还是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所以，我辞职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1995年9月15日下午1:30，上海证交所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非常奇怪的是，在上海证交所的历史记录中，这“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其实是第二次召开，上一次召开同样名称的会议是在半年前的3月3日。其中的原因至今不明……
据尉文渊回忆：
那天下午的会，证监会是周道炯带着将我免职的文件来的。分管副市长华建敏和韩正也来参加了。当时，本以为这个理事会开五分钟就行了，结果却开了一个“最民主的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是我主持会议，李祥瑞那时候住院没有参加（但仍有表决权，也委托表示了意见），管金生已被捕。龚浩成那时候还不是常务理事，但也作为理事参加了。
会议一开始，由尉文渊主持第一项议程：根据证监会的意见以及交易所工作的需要，根据《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规定，经过酝酿，拟增补龚浩成同志为理事会常务理事。
表决结果，一致同意增补龚浩成为理事会常务理事。
于是，尉文渊表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规定，理事长因病不能主持工作，可指定一位常务理事代为主持，根据李祥瑞同志的书面委托书，推荐龚浩成同志代为主持理事会议，代为投票，下面由龚浩成同志主持今天的会议。
接下来在龚浩成的主持下，由证监会的同志传达国务院22号文件精神，并作关于免去尉文渊交易所常务理事、总经理职务的说明，以及关于提名杨祥海同志任交易所总经理的说明。在听了传达和两个说明后，龚浩成提问：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由于在22号文和说明中，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对327事件负有监管不严的责任、尉文渊要为327事件承担领导责任……诸如此类的提法，在各位理事中间引起了抵触情绪，也让已经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尉文渊感到有些突然。
因此这时尉文渊表示：“今天这个会，我已经等待很久。自1990年开始筹建上海证交所至今，我只想说一点，市场的发展是改革的新事物，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摸索。但我们的认识、业务和管理能力有限，市场大了，不像以前那么好搞，有些问题不是我们主观上能决定的。要离开这个岗位，我已经想了很久，很早我就提出辞职的请求。至于文件上面怎样提法，我本人不表示意见。”
接下来龚浩成宣布：请大家对免去尉文渊同志总经理职务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是：4票同意，8票弃权。
马上又对杨祥海同志的任命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全票通过。
这时龚浩成苦笑了：一个任命了，一个免不了，总不能两人都当总经理吧？
上海证交所第二届理事会一共有13个理事，其中4个非会员理事。而当天参加会议的一共有11位理事、代表票数为12票（李祥瑞未出席但委托龚浩成投票，管金生已被解除理事职务）。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章程规定，人事任免议案需要2/3以上才能通过，也就是说至少要9票同意才能通过。
事后尉文渊回忆，在会上表决时：我（上海证交所）、李祥瑞（交通银行、委托投票）、龚浩成（上海财经大学）、蔡晓虹（上海市计委处长、代表政府）四个非会员理事说好都举手同意。但其他8个参会理事湖北证券的陈浩武、江苏证券的潘剑（代表鲍志强）、海通证券的汤仁荣、中创证券的胡希肯、辽宁证券的邵荣弟、陕西证券的张怡方（代表王仲秋）、四川证券的康涛、上海银行的蔡子坦（代表薛盈宏）都是弃权，这样没过三分之二。在理事会上，反对的都是会员理事。
在尴尬的气氛中，周道炯说：弃权的同志可以对尉文渊同志的表决发表看法嘛。
见大家都不吭声，尉文渊开始为领导缓和会议气氛：补充一点，回想这几年，工作难免有些问题，我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希望理事们配合。
周道炯说：人事变动，有任就有免，属正常调动。这不是对尉文渊的处理，但尉文渊负有一定责任。
龚浩成说：尉文渊同志对交易所是有贡献的，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是快的，特别是二级市场……相对而言，忽视了监管，只是这一点，我们理事会讨论免去他的职务，不是处理他，同志们考虑一下。
这时，汤仁荣开口发言了：
既然证监会领导让我们说话，那我就谈点想法。
1.今天既然讨论尉文渊的职务任免，我认为理事会只有权力免去他总经理职务，但没有权力免去他的理事职务。按照上海证交所的章程，理事职务的任免只有会员大会才有权力。这对管金生也一样，不能拿一纸国务院文件来指令理事会“解除管金生的理事职务”。
2.周主席说有任就有免，现在没任就免，肯定会引起外界很多猜测，这对市场发展不利。
3.“免”本身的理由，不管在座的各位怎么想、文件上怎么提，市场上是很清楚的，肯定是327一事要有人负责任。对尉文渊的功过，我们今天不评论，大家也很清楚，今天做这一决定的本身是“挥泪斩马谡”。
4.既然已到这一步，能不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给予他辞职的权力？327事件以后，尉文渊同志一直不断地在反思总结。他很早提出辞职，从领导层面来说，看到这一点，是否可以同意他辞职？当然，最后讲一句不适当的比喻，管金生离开万国时，报上用的也是“辞职”。
接着汤仁荣的话头，龚浩成开始引导讨论的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还是基本同意汤仁荣同志的意见？是否这样，增补龚浩成同志为常务理事的决议大家没意见，聘任杨祥海同志为总经理的决议也没什么意见，对免去尉文渊职务的决议作些修改……
于是，陈浩武说：我代表中南地区127家会员担任这一届理事，曾雄心勃勃想为证券市场做点贡献。遗憾的是共参加了两次理事会议，上次是为万国的事，这次是讨论尉总的事。首先我声明我是党员，从组织上我服从证监会、上海市政府作出的这个决定。但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辛苦、累有目共睹，我们花费了很大心血，花了很大精力，外国对我们这批人也有高度评价，所以我觉得主管部门对此至少应该有个客观评价。毛主席有句诗：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想尉文渊同志也是这竞折腰中的一位。也许证监会、市政府考虑问题要比我们复杂一点，但还是应该给为证券市场做过贡献的人留一个公正的评价。
邵荣弟说：我基本同意汤仁荣和陈浩武的说法，这表达了券商对目前这个市场的心态和愿望。补充一点，327以后周主席做了大量的监管工作，对事情本身的发生，尉总要负一定的责任；对券商来说，我们弄不明白，怎么会发生的？是不是证交所的原因？
周道炯答复道：很快会公布，327事件影响很大。
邵荣弟问：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再来处理尉总的问题是不是更好？
周道炯听到这句话有些恼怒：327、319、四川长虹事件[1]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尉文渊不负有责任吗？应该客观些。还有辽国发的问题，几十个亿，到底问题有多少？这个市场不注意监管，花心血建立起来的市场就完了。
张怡方表示：对新的任命表示同意，过去发展多，监管少。但对尉文渊要负责的说法措辞要慎重些。
康涛建议：在决定的措辞上能否将“免去”改为“同意辞去”？
胡希肯说：对杨祥海同志的任命，没有意见；对尉文渊的说法，证券市场五年来写下这一笔功不可没。尉文渊本人在327事发生以后作了许多补救工作，随着摊子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像以前好搞。他以前也想辞职，我之所以弃权，是认为在措辞方面有待商榷。既然证监会、市政府很重视，是否将“免”改为“辞”，新闻稿是否也应作相应修改？
蔡子坦说：我的心情很矛盾，矛盾在于我是党员，从组织上表示同意证监会、市政府的决定，但是从理事的角度来说，尉总这几年很辛苦，市场蓬勃发展，人累，市场累。因此我同意在措辞上作些修改。
见绝大多数理事都表示了意见，龚浩成及时地做了总结：上面的同志说心情很矛盾，我深有同感。当初朱镕基委托李祥瑞、我和贺镐圣三人领导创建上海证交所，就有人提出四大问题：搞股份制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基础？发行股票和债券会不会影响国家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证券买卖会不会助长投机？办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当时，我们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尉文渊是具体负责筹建的，很辛苦，没日没夜，几个月不回家，他爱人经常打电话给我找他，他全副精力都扑上去了。所以从总体上分析，不否定尉文渊同志在证券市场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但监管上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个人认为，在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时候，监管是重要的。其实我理解刚才大家的发言，不是不同意对杨祥海和尉文渊的任和免，而是对文件的措辞有看法。我的意见是，也不用把“免”改成“辞”了，只要在前面加一句“同意尉文渊同志本人的请求”，就已点明了，但对外发布的新闻稿要改。
于是，第二天的各大媒体上，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标题：“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二届三次理事会，应尉文渊请求免去其常务理事、总经理职务”。
正如周道炯所说，几天后的9月21日，各大证券报头版头条公布了监察部、证监会等部门公布“2.23”国债期货事件调查处理情况：
“2.23”国债期货事件发生以后，国务院领导极为重视，责成监察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保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23”国债期货事件进行了调查。
现已查明，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327品种发生的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交易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事件的直接责任者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由于违规联手操作，擅自超限额持仓，仅327品种的持仓量就超过交易所为其核定的全部品种最高限额一倍多。在市场异常波动、价格不断上扬的巨大压力下，公司主要负责人明知严重违反交易规则，为扭转公司巨额亏损，做出了大量抛空单打压价格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混乱。
事件的另一责任者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于2月23日上午把关系户空仓（卖出合约）集中在海南某公司名下，通过无锡国泰期货经纪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依据法规取消经营资格）大量违规抛空，企图压低价格，以达到减亏或盈利的目的。当打压无效时，又率先空翻多，制造市场假象，扰乱市场秩序。事件之前，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空方关系户也存在联手操作，超限持仓达120多万口的严重违规问题。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由严重违规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很坏影响。
经过4个多月深入广泛的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近日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作出开除公职、撤销行政领导职务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
而等到上海证交所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下发的《关于杨祥海、尉文渊等职务任免的通知》文件时，才发现这个文件的签发日，是在上海证交所二届三次理事会召开的4天之前，即1995年的9月11日。
多年后尉文渊和笔者谈起这段经历还是不无感慨地说：
对于离开上海证交所，我早有准备，只是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离开。327国债期货发生问题以后，回购市场也有些问题。我觉得很意外，我跟过去一样努力、一样勤奋，怎么前几年没事，1995年都冒出来了？于是慢慢也有宿命的感觉，慢慢就让你感觉有一种不可知的东西在支配你。
最初过来筹建交易所时，曾说过最多两年还是要回去的。但最后，我突然发现我回不去了。市场创建初期，交易所那样的舞台、那种挑战，在现在这种行政官僚体制内是找不到的、是绝对没有的。1999年有一次我和上海证交所时任总经理屠光绍同机飞北京，他说我在的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后来龚浩成老师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确实，在行政官僚体制内，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掌握的，一张纸头就可以随时改变你的命运。那种漂泊感，使你感觉命运的无常和个人的无力。
正是这次免除尉文渊职务的不成功的“走程序”理事会，大大刺激了证监会的神经。所以尉文渊说：“通过这件事，促使证监会后来开始改变交易所干部的提名任命办法，包括交易所的管理办法等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修改的。我这个事情的结果，引发了中国证券系统干部体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