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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自我
第4章
自我
别那么谦虚，你没那么伟大。
——梅尔夫人
“你的孩子的智力处于平均水平。”一说完这句话，我的身体就紧张起来，等着被人反驳。作为一名心理学研究生，我经常被安排去评估小学生的智商，并且很快发现“平均”是任何一个父母都不想听到的词。天赋本身就是一种老天的奖赏，孩子的学习障碍促使父母寻求干预，但谈及平均水平呢？平均？没有人想成为普通人。自1969年纳撒尼尔·布兰登在《自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中提到自尊是个人幸福之中最重要的构成方面的说法以来，自尊运动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一直是一个寻求自我满足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任何被认为有损自我价值感的东西都被他们抛弃了。金色的星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红色的原子笔则布满灰尘。比赛第一名的奖杯让位于赠给受试者的奖项。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赢家，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这一善意的运动逐渐获得人们的支持，相应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而来。在21世纪之前的30年里，有超过15 000篇文章讨论了自尊对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事情的影响。然而，这些数不清的研究结果往往让人困惑或者不确定。美国心理科学协会请该理论公认的支持者罗伊·鲍迈斯特博士对有关自尊的现有数据进行元分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鲍迈斯特后来所说的“我职业生涯中最失望的事”。
在纳入考虑的15 000项研究中，仅有0.013%（200项）符合纳入元分析的严格标准。很明显，许多影响政策的关于自尊的理论都是垃圾科学。更重要的是，那些通过测试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说明该架构的预测能力。自尊与学业或职业成就无关，也与吸毒或暴力行为无关。自尊运动的最大发现是表扬并不能预测自尊，而成就感可以。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赢得自尊，那么即使告诉别人他们很特别，也是不够的。关于何时会赢得赞扬或者无法得到赞扬，我们都会有一个准确的内在感觉。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被赞扬或鼓励，那么自尊的指针连1英寸也无法走动。
在这种疯狂的自我祝贺中，没有人会问“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吗”，因为，即使积极的自我价值感很重要（而且似乎并不重要），也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都缺乏积极的自我价值感。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是缺乏自信，而是太过自负。之前的章节已经让你了解到，我们之所以能做出“足够好”的决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饥饿的大脑，我们的身体也在试图减少大脑对能量的消耗。在许多情况下，提高决策精度的成本大于收益，因此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简化了这些选择，那就是参与“自我协调满足”（egosyntonic satisficing）。
即使是在一个充满荒谬语言的世界里，“自我协调满足”也肯定是其中最荒谬的一句，但它可以让你在鸡尾酒会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让我稍加解释。自我协调与理想自我形象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是一个能让我们相信自我的最好方法。满足感是选择一个足够好的选项的过程，它基于其可用性而不是优越性。因此，自我协调满足是一种做出简单决定的过程，这种决定支持了一种关于自我美好的、善良的信念，一般来说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如此多的人类行为——政治的、宗教的、金融的——都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我们想要做最好的自己，同时不希望过于努力地实现最好的自己。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当考察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学生对于数学的熟练程度时，美国高中生正好处于中等水平。然而，当这些学生被问到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多自信时，他们的数据却引领了全世界。詹姆斯·蒙蒂尔报告称，超过95%的人认为自己的幽默感比一般人要好。彼得斯和沃特曼在《追求卓越》一书中指出，100%的男性受访者认为自己在人际交往方面比一般人强，94%的男性认为自己在运动方面比一般人强。
我们过于自恋，这一事实对投资决策有着危险的负面影响。为了让这种爱的盛宴继续下去，并且保留宝贵的认知处理能力，我们需要了解并实施以下三个步骤：寻找支持性的证据，为自己的信念而庆祝，对那些针对自己世界观的攻击做出激烈回应。
生存之道
如果有人试图找出人类推理行为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那么证真偏差必须是要考虑的候选因素之一。许多人写过关于这种偏差的文章，这种偏差似乎非常强烈和普遍，人们不禁要问，在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端、争执和误解中，偏差本身是否可能占很大一部分？
——雷蒙德·S.尼克尔森
人们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记住这一点。当你告诉他们新事物时，他们会感到不舒服。新事物……新事物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想知道类似于狗会咬人这样的事情。当然平时狗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想知道那个人反咬了狗，因为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简而言之，人们以为他们想要的是新闻，但他们真正渴望的是旧闻。不是新闻，而是老生常谈，告诉人们他们之前知道的东西是真的。
——特里·普拉切特（通过维特纳里勋爵这个角色来叙述，出自《真相》，《碟形世界》系列小说之一）
在所有错误的地方寻找真理
人类一旦接受了一种观点（要么是接收的观点，要么是自己同意的观点），就会把所有事物都搜集来的支持和赞同这个观点。
——弗朗西斯·培根
试图确认我们现有的信念，而非否定它们，算是人类的本性吧。人们一般会倾向于思考“我可能是对的”，而非“为何我可能是错的”。
这种寻找与我们现有的想法相符的信息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保持自我的方式，这在心理学文献中被称为确认偏差。虽然我们最近才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给它命名并对其进行研究，但它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95年）写道：“因为人类有一种习惯是把自己渴望的东西随便托付给希望，同时用至高无上的理性来抛开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在《神曲》中，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天堂告诫但丁：“轻率的观点往往倾向于错误的那一面，对自己观点的执着会束缚、限制人的思想。”在一篇题为《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的文章中，著名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谈到人类的这种倾向，他说：
我知道，若迫使他们承认他们自己已经形成的结论——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结论、那些他们传授给别人的结论，以及那些被他们当作建立生活的基础的结论——带有虚假性，那么大多数人——不仅仅是那些被认为是聪明的，甚至还有那些能够理解最艰涩难懂的科学、数学或哲学问题的真正聪明的人——很少能辨别出哪怕是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真理，这也许会相当困难。
迪克·切尼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他要求只有福克斯新闻频道能播放他的节目。这位副总统受到了美国民主党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等自由派新闻媒体的强烈批评，因此切尼想让自己身边少一些批判的声音。尽管人们很容易拿副总统切尼开涮（毕竟他确实朝朋友脸上给了一击），但我们都会为自己总是被志趣相投的人以及令人舒服的半真半假的事实包围而感到内疚。俄亥俄州立大学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一篇文章符合他们的观点，人们会多花36%的时间来阅读它。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对于那些投票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会有那种会投票给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的亲朋好友。
遗憾的是，对于诚实的真相追求者来说，避开不符合个人喜好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新闻网站和高度专业化的专家数量的暴增，意味着我们越来越趋向于这种生活：真理追逐受众，而不是受众寻找真理。不喜欢你在电视里听到的内容吗？换一个频道吧，找一个高度符合你现有世界观的人气节目吧。
一般来说，我们会聚集到那些和我们拥有共同文化、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认同感的人身边。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被一群观点一致的人包围，这些人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考虑到在面对相互冲突的想法时涉及的情感纠葛，让自己沉浸在一个意识形态同质化的池子里比做出其他选择容易得多。如果与我们交往的每个人的审美、行为、思维都和我们的一样，我们就能“成功地”避免一些艰难的内心挣扎。
帮自己一把
我们对自我的维护并不局限于在所有错误的地方寻找真理这方面，它还延伸到了激烈的内部宣传活动上，用来强化现有信念，在文献中被称为“选择支持偏差”。为了解释这个概念，我们先来做一个练习。
假设你现在已经同意参与我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我带你进入一个房间，给你展示6件艺术品。然后我让你把这6幅画按从1到6的顺序进行排序，1是你最喜欢的，6是你最不喜欢的。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排序任务，我告诉你可以从这6幅画中任选一幅带回家。当然，你选择了数字1，因为它是你最喜欢的那幅画，我回到房间的后面，准备把它拿出来。过一会儿，我带着担心的表情，抱歉地告诉你：“你排在第1、2、5和6位的画都被人挑走了，剩下的是你排在第3位和第4位的。”你仍然可以从4和3中任选一个，因为你对3有略多的好感，所以选了它。
现在想象一下，两个星期的假期之后，我再邀请你回到我的办公室，按照你的偏好重新排列同样的6幅画。你认为这次会发生什么？你的偏好顺序会保持不变，还是会发生变化呢？如有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顺序的变化或者顺序仍然保持不变？
大多数参与这个实验的人（通常被称为“自由选择范式”）在返回后改变了他们的偏好。通常我们会看到，被选中的画作之前排名第3，现在排名更高。相反，之前排名第4的未被选中的画作，现在的排名就没那么好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变动？毕竟，这两幅画代表了一种中等的偏好，在最初的排名中既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也没有让人对它产生更多的厌恶。它们现在又是如何向两个极端各自迁移的呢？答案就在于，我们需要保持自我意识，并且认为自己是有竞争力、有能力的决策者，可以根据理性的标准做出选择。
丹尼尔·吉尔伯特博士是哈佛大学教授和杰出的幸福研究者，他这样描述了受试者的思维过程：“我得到的这个东西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我没获得另一个，它应该是很烂的。”对于我们拿走的那个——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会立刻开始寻找支持自己的决定的所有理由。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我们更喜欢它的阴影或纹理，或者画作挂在客厅空白处的那种感觉。但无论我们构建出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总原则仍然是：我们不是在寻找真理，而是在寻找安慰。我们同时来到围墙的另一边，开始对着没有走过的路发起进攻。我们在否定未选择的选项方面至少同我们在建立承诺方面一样顽强。问问那些曾经和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的恋人分手的人就知道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支持选择偏差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心理倾向，它似乎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甚至存在于那些无法形成短期记忆的人身上。丹尼尔·吉尔伯特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自由选择范式对一组患顺行性遗忘的受试者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组无法形成新记忆的住院病人。就像那些神经正常（没有脑损伤）的同伴一样，失忆症患者需要将画作按从1至6的顺序排列，并让他们从排在第3或第4的画作中选择一幅自己喜欢的。选好之后，研究人员承诺在几天内会把被选择的画寄出，然后他们离开房间。
仅仅30分钟后，吉尔伯特博士的研究小组成员再次向失忆症患者进行自我介绍。这些患者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不记得他们之前见过研究团队，也不记得他们曾经做过这个实验。为了确保失忆症患者确实无法形成记忆，研究人员随后让他们指出他们之前自己选择的那幅画，在这项任务中，患者的表现比随机猜测还要差一些！随后，研究人员让病人们完成整个排序，结果让人惊讶。与神经正常对照组一样，即使失忆症患者根本不记得自己曾做过选择，他们仍“大声说出”了他们所做的选择，并忽略了之前没有选择的画！我们需要把自己视为有能力的人，并在内心深处保持自我，就连认知障碍也无法触及它。
信念的科学
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乔治·W.布什与民主党挑战者约翰·克里展开角逐。这也为大脑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让信念如此“具有黏性”。研究人员召集了自称对某一候选人有明确偏好的受试者。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提供了来自布什、克里或第三位政治中立的公众人物的一些看似矛盾的陈述。同时他们还得到了进一步的信息，让表面上的矛盾显得更加合理。然后，他们需要确定这些人是否确实做出了那些前后矛盾的陈述。
在评估和思考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了磁共振成像检查，让科学家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当受试者在评估他们不太喜欢的候选人的陈述的时候，他们大脑的情绪中枢保持不活跃的状态。这使得他们能够对这些陈述做出冷静、理性的判断。然而，当受试者评估他们所选择的候选人的陈述时，他们大脑的情绪中枢变得高度兴奋。经统计，评价结果有明显差异。
受试者很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太喜欢的候选人说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话，但他们基本不可能提及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曾犯了一个言语修辞上的错误。简单地说，当自己喜欢的人说了一些不正确的事情时，他们的情绪会来淹没它，但是当“另一个人”说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时，他们就会理性地指出他那些错误的想法。用直白的话来说，我们会理性地评估那些与我们的世界观不相关的事物，却感性地评估那些与我们的世界观相关的事物，这也是我们为了秉持自己“正确”的信念所付出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我们讨论过的所有行为癖好一样，围绕信念自我庆祝的疯狂也是有理论依据的。该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后悔厌恶的形式，旨在将痛苦最小化、提升幸福感，为更重要的任务节省认知处理能力。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总是事后批评自己，那么你会多么疲惫和沮丧。有趣的是，当我们通过随机选择得到一个选项时，我们没有表现出选择支持倾向。只有当我们的个人选择和个人信念受到审视时，我们才会将自我集结起来进行防御。
逆火效应
我对失败者的描述是这样的：在犯了错误之后，他们不反思、不改进，却感到尴尬并自我防御，不用新的信息去充实自己，他们会去解释为什么自己犯了错，而不会继续前进。
——纳西姆·塔勒布
“纸袋还是塑料袋？”
这个问题你已经被人问过1 000次了，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既然我现在正在问，那么你要思考一下到底哪个对环境更友好。当你在杂货店看到有不同的袋子可供选择时，你会选择哪一个？你如果像我一样可能会选择纸袋，就会感觉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帮了地球母亲一个忙。如果你真这么想，就看看《你不是那么聪明》播客上的这些事实吧：
• 制作一个纸袋所需要的水是制作一个塑料袋的三倍。
• 只有24%的人会重复使用纸袋，而67%的人会重复使用塑料袋。
• 纸张生产比塑料生产多产生70%的空气污染。
• 回收1磅纸比回收1磅塑料多消耗91%的能源。
感觉相当震惊，不是吗？根据这个新信息，你下次去杂货店的时候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如果你之前选择了纸张，那么你现在可能会重新考虑一下。考虑到你在这个关于纸袋和塑料袋的讨论中投入的情绪水平较低，根据你刚刚获得的新知识，你很容易就会更新自己的信念体系。接下来，让我们尝试一个更情绪化的实验主题——枪支管制。
“关于枪支管制的法律应该更加严格。”
无论是否同意上面的说法，与关于纸袋和塑料袋的讨论相比，你都可能会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当你准备进行一个更有意义的讨论，并准备捍卫你根深蒂固的那些信念时，你甚至可能已经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姿势或想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请思考以下关于枪支管制的观点，它们也来自YANSS的播客，思考一下它将如何影响你：
• 在犯罪过程中使用的枪支98%都是偷来的。
• 每年有超过10万人成功使用枪支自卫。
• 9/10的枪支拥有者会在不开枪的情况下进行自卫。
• 自1980年以来，每年淹死的人比被人意外射杀的人还要多。
• 每年被厨房菜刀杀死的人是攻击性武器的10倍。
需要明确的是，我可以列出一系列事实来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政策，但这并不是重点。关键是要观察你在听到符合或不符合你根深蒂固的信念的那些信息时的反应。
如果你以前是纸袋阵营中的一员并且接收到了质疑这种观点的信息，那么你可能会修正自己的信念，但不会特别焦虑。但是，如果你赞成更严格的枪支管制，并且听说有人引用上述数据，那么你的反应可能会大不相同。研究表明，当我们所珍视的信念受到挑战时，我们往往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李·罗斯和克雷格·安德森完成了一系列实验，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任务汇报范式”的结构来测试人们对新信息的抗拒程度。受试者在这些研究中查阅某一种观点的虚假证据，紧接着，他们的态度变化被测量，直到虚假信息被详细揭露。然后对他们的态度进行测量，以探究这个事后揭穿的观点残留的影响。尽管他们详尽地了解了最初的证据完全是虚构的，但即便是在一次完整的报告之后，残留的错误信念仍然存在。斯坦福大学有一项类似的研究，让学生阅读自杀者的遗书，并从遗书中判断这个人是否会真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些学生被告知，他们在区分自杀未遂者与自杀成功者方面极具天赋；而另一些学生则被告知，他们根本不擅长做出这样的预测。此时唯一的问题是，整个任务都是一个诡计。
那些被告知自己几乎总是正确的学生其实在这项任务上并不比其他人更有天赋。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欺骗被揭露，受试者被告知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衡量他们在认为自己正确或错误时的反应。然后，他们要根据这些新信息对自己在任务中的实际表现进行评分，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收到假消息、认为自己很有天赋的学生坚持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在这方面更有天赋，而那些在第一轮测试中成绩很差的学生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做得很差。不管是对是错，一个想法一旦生根发芽，就很难被根除。
这种信念在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时会有更强的趋势，被称为“逆火效应”，当所提供的信息模棱两可或不清楚时，这种效应就更加明显。斯坦福大学的另一项研究向受试者展示了一张纸，上面列出了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证据，展示了他们对死刑的强烈感受。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23%的人表示，在阅读了这份文件后，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所有改变观点的人都朝着他们之前本来就有的倾向前进。
泰伯和洛奇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要求那些对某些话题有强烈看法的人阅读这些话题正反双方的论据材料。那些先前具有最强烈的情感和明确的倾向的人，在他们现存信仰的方向上表现出更强的两极分化性。当面对挑战自己已有信仰的信念时，激进者会变得更加激进。
当你站在体重秤上，看到自己的体重时，你很开心，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十有八九你会立刻停止健康运动，开始新的一天，并确信你已经达到了减肥的目标。但是当你站在秤上，为体重而担忧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此时，你可能会再次站回秤上，努力让自己不要靠秤太紧，也不要给秤过度的压力。当你拿到一份健康的检查报告时，你会快步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当你得到一个可怕的诊断时，你会产生怀疑，反复检查。我们习惯于在表面上接受自我肯定的事实，对任何冒犯我们的事情都深表怀疑。
由于深深意识到自我的负面影响，一些投资公司指定了一个专门的“魔鬼代言人”来挑战投资组合经理的想法。但是，对那些批评接种疫苗的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这些人面对与他们的非科学观点不一致的事实时，他们实际上会更加坚定自己错误的立场。行为投资者意识到，纠正错误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设计一个预防虚假信息的系统才是一个更好的路径。
在投资中最常被忽视的短语
不知道未知世界的痛苦的人，就不会有发现世界的快乐。
——克洛德·贝尔纳
约翰·坦普尔顿爵士有一句名言，投资中最昂贵的字眼是“这次时代不同了”。毕竟，从爵士时代（这之后发生了大萧条）的过度行为，到互联网泡沫的天文估值，这一切都归咎于这种新时代思维。当如盈利能力这种可靠的指标和销售增长让位给“份额”和“网站流量”的时候，我们就离灾难不远了。但如果说“这次时代不同了”是投资中最昂贵的短语，那么我愿意提名“我不懂”为投资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短语，“我错了”紧随其后。通常情况下，这些信念在投资环境中的有用性与它们在行为中实施的困难程度相关。对不确定性的接受和对个人是错误的信念恰恰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对人类来说做到位是如此艰难。
奇怪的是，许多最有效的投资策略的核心都有“我不懂”的因素蕴含其中。被动投资就是“我不懂”类型投资的一种体现；你如果不确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在市场上买入市场大盘吧。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这种谦卑的态度，在你愿意考虑的任何时间范围内，被动型投资工具都会击败主动型基金。只要看看SPIVA（积极管理型基金业绩）记分卡的结果就知道了，这是一项主动型与被动型基金经理的比较方法。在5年和10年的时间里，分别有88.65%和82.07%的大盘股投资基金经理被被动管理的投资方式打败了。（这还不包括他们的费用！）小盘股通常被认为是定价效率较低的，因而更有利于主动管理，但其结果同样糟糕：87.75%的小盘股经理被被动方式打败。
投资分散化同样根植于这样一种理念：“你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有足够把握，所以你什么都得买。”这证明了承认不确定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牺牲收益。事实上，广泛的分散化和再平衡调整已被证明每年可增加0.5个百分点的业绩，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小，但直到你意识到它是如何在一个投资生命周期中复利增长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大不一样。
要证明分散化和再平衡的有效性，可以看看《常识带来财富》（A Wealth of Common Sense）中提到的欧洲、太平洋和美国股市的例子。1970—2014年的各地区股市的年化收益如下：
• 欧洲股市——10.5%
• 太平洋股市——9.5%
• 美国股市——10.4%
这三者有类似的收益，但当这三个市场为了保持一致的投资组合构成，在每年年底合并、等权重化、再平衡处理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投资组合在这段时间里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0.8%，比任何一个单独的部分都要高，这简直就是一个分散化的奇迹！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还不错。
尽管“我不懂”类型的投资很有效，但它仍然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方法。它源于我们对个人能力的深层需求，即使面对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的这种需求也难以消除。
我不懂
追求确定性是理解风险的最大障碍。
——格尔德·吉仁泽
恐高症（也被称为“飞行恐惧症”，即aerophobia）是一种对乘坐飞机或直升机的恐惧，估计有15%的乘客会受到各种形式的飞行恐惧症的影响。害怕坐飞机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名人也有负面影响，比如说唱歌手KRS-One、橄榄球教练约翰·马登、鼓手特拉维斯·巴克（来自Blink-182乐队）。尽管我们大部分人害怕坐飞机，认为它不一定是最安全的，但是飞机仍然是目前最安全的旅行方式之一。美国国家旅行安全委员会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年中没有一人在商业航班中丧生，而同期的普通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3.83万人，受伤人数为440万人。也就是说假设你每年飞行一次，那么你自己驾车行驶12英里的受伤风险就会超过飞行！考虑到大多数美国人每年大约开车1.2万英里，这些数字的差距真是大得可笑。
但空中旅行的安全性并非一直如同现在一样优越出众，这些改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承认了“我不懂”以及“我错了”。航空业已经接受了简单却强大的最佳安全措施检验，比如对飞行前检查清单和系统思考有着虔诚的依赖，这可以让飞行员、机械师、空中交通管制员、监管者和航空公司一起讨论过去的错误，可以让他们共同思考如何在未来更好地为飞行中的乘客服务。
让人震惊的是，这种承诺并不会在一个你非常期待而且理应付出承诺的地方发生，这就是医院。正如格尔德·吉仁泽在《风险认知》中谈及医院时所说：“像在航空领域一样可以从重大错误中学习、改进的国家级别的系统，极少存在。”医学研究所估计，每年约有4.4万~9.8万名患者死于可预防的医疗事故，其最大原因就在于此。没错，在美国，医院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是车祸的两倍，医疗事故是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在资本市场，我们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医院里，这些债务却是用病人的生命来偿还的。
在我们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反常的怪癖：事件越随机，我们就变得越确定。贾森·茨威格分享说，在一项模棱两可的研究中，受试者报告说，他们准确判断一幅画是出自亚洲儿童之手还是欧洲儿童之手的概率可达68%。同样，报告称大学生有66%的确定性认为他们可以说出美国哪个州的毕业率最高。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结果都等于或低于随机猜测水平。有一个相关的概念，也许是所有心理学概念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众所周知的邓宁-克鲁格效应。康奈尔大学的戴维·邓宁和贾斯廷·克鲁格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他们的发现：愚蠢的人真是太愚蠢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受到了麦克阿瑟·惠勒一案的启发。这位银行抢劫犯试图用柠檬汁遮住自己的脸来伪装自己的身份。麦克阿瑟意识到柠檬汁可以被用作隐形墨水，所以推断它也会使他的脸隐形。通过研究这个愚蠢的人和其他与他类似的人，邓宁和克鲁格发现确凿的结论：不称职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缺乏技能，也很难衡量别人的技能水平。
总结一下，医生和投资顾问都有专业的知识和很高的声望，这使得他们很难依赖于一些平庸的东西，比如一份清单或者一些谦虚的话，比如“我不知道”。另一方面，那些知识有限的人，往往会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而夸大自己的能力。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放一颗樱桃，情况越随机，我们对结果就越肯定。不管我们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专家还是新手，我们都会在与不确定性斗争和承认错误的过程中反复修炼。
非凡的平庸者
威拉德·范奥曼·奎因是哈佛大学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教授。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并因他对办公室电脑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改造而闻名——他去掉了键盘上的问号键，他本人表示：“我处理的是确定性。”虽然奎恩教授的举动滑稽且浮夸，但这是指导我们大多数人如何生活的一个很好的隐喻。我们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夸大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同时把危险的事情委托给别人。正是这种倾向让我们起床迎接早晨，让我们有勇气在酒吧和有魅力的人交谈，并鼓励我们开餐馆做生意，这两者都不是纯粹的概率意义上的理性。
但是，在这种熟悉的日常重复之下，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为我们服务得很好的改变和适应并不适合投资者的需求。成为行为投资者意味着需要以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方式审视这个世界，把我们自己当作一幅超级大的挂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而且没有任何特殊的天赋、知识或运气。这意味着需要承认我们是普通人，只是个普通人。
但是，承认自己平庸的矛盾之处在于，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它让我们与众不同。这不是关于相信自己的问题——事实上恰恰相反，而是它要让人意识到，你越不刻意变得特别，你就会越特别。正如投资者、作家詹姆斯·P.奥肖内西在《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一书中所说：“成功投资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和下一个人一样，都容易受到严重的行为偏差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去如此费神、过度用力，那么所有人都能获得卓越的投资成果。
本章重要观点
• 对于投资者来说，“相信自己”是个相当糟糕的建议。
• 你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已经相信了的信息。
• 你会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拍手称快。
• 我们会对自己珍视的信念做出激烈的回应，甚至会加倍回应。
• “我不知道”这个短语，即使很少说出口，也是很值得思考和利用的。
• 非常矛盾的是，情况越模糊，我们就变得越确定。
• 如果你对一个投资想法充满了热情，那么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好好地了解它。
Nathaniel Branden, 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elf-Understanding that Launched a New Era in Modern Psychology (Jossey-Bass, 2001).
1英寸= 0.025 4米。——编者注
Daniel Crosby, You’re Not That Great (Word Association Publishers, 2012).
Dan Gilbert,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happiness’ TED Talk(February 2004).
Dan Gilbert,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happiness’ TED Talk(February 2004).
1磅≈0.453 6千克。——编者注
Lee Ross and Craig Anderson, ‘Shortcoming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On the origins and maintenance of erroneous social assessments,’in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nd Amos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pp. 129-152.
2014 NTSB US Civil Aviation Accident Statistics.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Gerd Gigerenzer, Risk Savvy: How to Make Good Decisions(Penguin, 2015).
Justin Kruger and David Dunning,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1999), pp. 1121-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