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投资者

第13章

基于规则的行为投资

此时此刻，你错过了周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页的文字上时，你忽略了你周围大量的数据：微弱荧光灯的嗡嗡声，你坐起来时身体的轻微紧张感，你舌头碰到牙齿和上腭的感觉，以及远处割草机的嗡嗡声。

整个处理系统——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容量是巨大的，大约包含1 120万比特数据。但鲍勃·尼斯博士认为，在我们大脑每秒处理的数百比特信息中，只有50比特分配给了有意识的思考！正如雅普·狄克斯特霍伊斯所说：“……无意识并不存在容量问题。如果无意识是一个现代的计算机，那么意识只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算盘。”他接着说：“意识的低容量意味着它可能无法胜任那些需要做复杂决定的任务……其结果是，意识只会处理信息的一个子集。这可能会以牺牲最终行为决策为代价。”如果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是靠直觉而不是靠深思熟虑，那么似乎有理由认为，我们的财务决策将会改善，因为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潜意识智慧的财富：这是一个在艺术和文学上都得到过强有力的支持的想法。

我们处于一个偏爱直觉的社会。在一个计算机能够思考和学习、工作越来越自动化的时代，想到人类大家庭的能力中还有一些独特的、几乎不可言喻的东西，这确实令人欣慰。如果你发现自己置身于将无意识推理浪漫化的阵营中，那么必须承认的是你有一些很好的同阵营伙伴。对非西方理性观的研究对史蒂夫·乔布斯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印度的观察尤其令他感动。乔布斯说：

和我们这些使用智慧的人不同，印度村庄里的人们会使用他们的直觉，而直觉比世界上其他东西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它是比智力更强大的。这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的理性思维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是后天习得的，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在印度的村庄里，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他们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但在另一些方面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直觉和经验智慧的力量。

作家兼活动家安妮·拉莫特在谈及理性与直觉的辩证关系时是这样说的：

理性思维不会滋养你。你认为它给了你真相，是因为理性思维是这种文化崇拜的金牛犊，但这不是真实的。理性榨干了很多丰富、有趣、迷人的东西。

最后，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曼说：

我们看到，在与无生命的事物打交道时，智力是如此娴熟，但一旦接触到生命，它就会变得笨拙不堪。不管是对待肉体的生命还是精神的生命，它都要以一种不为这种用途而设计的工具，以一种严格、僵硬和野蛮的方式来进行。智力的特征在先天上无法理解生命。相反，本能是由生命的形式塑造的。智力机械地处理一切，而本能则有机地进行着。如果沉睡在其中的意识苏醒，如果它被整合到知识中而不是呈现在行动上，如果我们能提问并且它能回答，它就会把生命中最隐秘的秘密交给我们了。

行为投资者需要的是数据，而不是十四行诗。当我们通过直觉来审视关于决策的研究时，一幅复杂的图景便浮现出来，它为以下状况赋予了更多的色彩，如个人的决策判断的方式和时机，以及在什么场合下必须谨慎地避免使用它。

直觉的证据

对直觉的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在于其中一些结果似乎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测试了直觉和预知能力，方法是让受试者在计算机上的两个“帘幕”中做出选择，其中一个帘幕里有一张色情图片。这些幻灯片是随机的，完全被有数字的帘幕遮盖住了。然而，在所有100次测试中，受试者正确识别情色幻灯片的能力比识别非情色幻灯片的能力更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受试者的生理反应倾向于在计算机生成图像前的几秒就预测出正确的帘幕。

另一项关于直觉的测试则是让受试者先看两副牌，然后从中抽牌来代表金额，目的是尽可能多赚钱。一副牌被设计成先大赢然后大输，而另一副牌被设计成少赢小胜而且几乎不输。受试者被告知要摸索自己的模式，而且一旦弄清楚了就要说明自己所在的是哪一种模式。受试者在50张牌的情况下能够说出一种预感，在80张牌的情况下能够明确说出这种模式，但作为一种直觉，生理上的反应在更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早在第10张牌的时候，当受试者从更不稳定的牌堆中拿出一张牌时，他们手掌上的汗腺就会微微张开。潜意识知道显意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弄清楚。

狄克斯特霍伊斯在直觉决策和审议性决策的结果上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不出所料，他发现：“意识的能力较低，导致选择者在做决定时只考虑相关信息的某一个子集。”他还发现，带有意识的反思可能会导致对数据的不恰当加权，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最终产生后悔的情况。例如，那些在深思熟虑后在一组5张海报中选出最喜欢的海报的受试者，与只简单看了一眼的受试者相比，对其决定的满意度更低。

这种无注意思考假说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即尽管意识思维的能力有限，但它最适合做简单的决定，而无意识思维应该仍然保持在复杂选择的范围中。如果你需要选择一个烤箱手套，那么请仔细考虑一下，但如果你想买一栋房子，就凭直觉吧。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研究人员让人们观察四辆车，它们在客观上有更好或更差的区分（最好的车有75%的正面特征，而最差的车只有25%的正面特征）。在简单的（4个变量）和复杂的（12个变量）场景中重复这一过程，受试者被要求在4分钟内仔细考虑他们的决定，或者在做出选择之前用字谜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与无注意思考假说相一致，在4个变量的条件下，有意识的决策让人做出更好的选择，而在12个变量的条件下，情况却变得很糟。

随着复杂性的增加，深思熟虑的思考开始自我折叠，而且很难知道一个决策的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加权。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将一辆低油耗但能见度有限的汽车与一辆马力大但外观平庸的汽车进行比较呢？这种影响似乎并不仅限于汽车比较。威尔森和斯库勒在1991年的实验中要求受试者评估不同的大学课程并做出相应的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求受试者在对课程进行粗略分析后，立即做出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下，要求受试者仔细分析各种课程的利弊，并写下理由。和比较汽车一样，那些深思熟虑的人做出了更糟糕的决定，他们关注的标准也更加局限。随着复杂性的增加，人的决策能力也随之瓦解。更有趣的是，无意识的决定似乎会在选择后带来更好的主观评价。当人们不怎么用力思索自己的选择时，他们往往会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更满意。

那么我们确定了！要想成为选股的专家，我们要做的就是关闭大脑，依靠直觉，让潜意识接管一切。嗯……还没那么快。因为，尽管有很多支持直觉的证据，但也有很多反对直觉的声音，尤其是在做具体投资决策时。刘易斯·戈德堡在196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一种基于模型的评估精神疾病的方法与专业医生的临床判断的各自表现。这个简单的模型不仅从正面超越了心理学家的直觉，还打败了那些接触到模型的心理学家。

在预测电影偏好、监狱重犯、葡萄酒质量、婚姻满意度等方面，模型的表现也被证明优于人类的直觉，而这些只是45个领域中的一部分，模型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优势。威廉·格罗夫、戴维·扎尔德、博伊德·勒博、贝丝·斯尼茨和查德·纳尔逊的元分析发现，模型打平或击败专家决策的概率高达94.12%，这意味着它们只有5.88%的概率会被人类的判断力击败。此外，在算法表现明显优于人类的诸多领域中，人类行为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金融市场亦是如此）。工作变动、自杀企图、青少年犯罪、大学学业表现、精神科住院时间和职业选择的情景都显示算法有超过17点的效应量。

尚托在1992的研究表明，家畜鉴定员、天文学家、试验飞行员、土壤鉴定员、国际象棋大师、物理学家、数学家、会计师、谷物检验员、照片解译员和保险分析师都具有明显的自主判断能力和直觉。而有些职业对自主判断能力和直觉则相对缺乏，这些职业包括股票经纪人、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大学招生顾问、法官、人力资源专家和智力分析师。

注意到一种趋势了吗？人类在学科探讨中的中心地位越高，直觉和判断的作用就越小。你可以自主地在风切变、土壤密度或损益表中做出选择，但一个小过失就会让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果不其然，尚托列出了以下标准，作为是否可以做出良好自主决定的衡量标准：可预测的结果、静态刺激和良好反馈的有效性。在资本市场中，人类行为绝对是其研究核心，不满足上面任何一个条件。

预测大师菲利普·泰特洛克强调了元分析在统计学上的结论：“在任何领域中，人类都不可能明显胜过原始的外推算法，更不用说复杂的统计算法了。”这项研究结果是明确的——如果你在做投资决策时使用了人为判断，而不是根据流程来做投资决策，那么你做更多的工作反而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培养直觉

春日的一天，巴勃罗·毕加索坐在公园里画素描，这时，一位欣赏他作品的人走近，并认出了这位伟人。她欣喜若狂地请求画家给她画一幅速写。毕加索答应了粉丝的要求，花了一小会儿时间画了一幅画，然后把画像递给了那个女人。这位女士开始惊叹这幅画是多么完美，它是多么巧妙地抓住了她本人的特征，它肯定会被后人珍藏。当她问毕加索应付多少钱时，毕加索回答：“5 000美元，夫人。”那位妇女对仅仅几分钟就能得到这么高的报酬感到震惊，她不以为然，并提醒毕加索整个工作只花了他5分钟。画家直视她的眼睛，回答：“不，夫人，这背后花了我一生的时间呢。”

直觉是一生学习的无声集合，如果它有用，就必须加以培养。克兰德尔和格彻尔-赖特在1993讲述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的故事，他们甚至在婴儿败血症被医学试验出来之前就学会检测这种疾病了。当被问及她们是如何发展出这种非凡的能力时，护士们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她们就是能做到。当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种天赋时，他们发现许多护士的正确直觉与日常最佳实践相悖，而且它们几乎没有一个出现在医学文献中。护士们通过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和及时反馈，在这种简单、乏味的过程中培养了直觉的专业技能。就像毕加索一样，他们的天赋源于平凡而非奇迹。

西蒙在1992年给直觉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与我在文献中想了解的知识和轶事经验一致：“情景提供了一个线索：它让专家接触到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而信息提供了答案。直觉只不过是一种认知。”很多时候，投资顾问把“倾听你的直觉”定位为某种明确的东西。事实上，这个建议的好坏取决于你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直觉判断，以及你在直觉这一点上的受教育状况。

但是，即使是最厉害的直觉也只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而环境线索仍然是判断直觉是否可信的最佳指标。在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和快速反馈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在金融市场中都不存在），直觉缺乏足够肥沃的土壤来扎根。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物理学家或数学家的直觉，但很少有理由相信治疗师或选股者的直觉（遗憾的是，我身兼这两种职业）。这种直觉上的缺陷不是相关专家的错，而是由于他们从事的事业所属的学科造成的。正如默里·盖尔-曼指出的那样：“想象一下，如果电子也能思考，那么物理学研究将会多么困难。”直觉在许多领域的力量都很强大，但不适用于变幻莫测的资本配置。了解到这一点后，一些投资者就会尽可能地了解市场，并通过自由意志的实践尝试在顺境和逆境中运用这些知识，这也是我们下一个思考的领域。

自由意志

你曾经选择阅读这本书吗？

这个问题看起来如此明显以至略显荒谬。“我当然选择了读这本书。”你想，“如果你继续问我这么愚蠢的问题，我就不再继续阅读了。”自由意志的主观体验是人类体验的核心；感觉就像我们在刻意地过某种生活，我们的思想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正如威廉·詹姆斯更巧妙地观察到的：“我们自主生活中的刺痛感和兴奋感……依赖于我们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下，事情确实是由某一个瞬间决定的，这种感觉不是数世纪前锻造出来的链条发出的沉闷的‘咔嗒’声。”

但现代心理学的鼻祖詹姆斯本人是最早提出自由意志可以从身体流向大脑的人之一，这个流向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根据詹姆斯的说法，大脑可能会意识到某种生理冲动，比如心率过快，以至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难以察觉。虽然身体确实在驱动大脑，但我们的感知恰恰相反。詹姆斯的观点在当时备受争议，但随着我们研究感觉和知觉能力的提高，他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ist）先驱所罗门·阿希对群体从众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至今仍被广泛讨论。阿希的从众性研究是在8个人的小组中进行的，其中7个人是这项研究的“同伙”，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开玩笑的一方。实验要求受试者观察一系列直线，并确定右边的哪条线与左边的那条线长度相同。实验中的刺激与你在图13-1中看到的类似。

图13-1 阿希线形图

在前两次测试中（总共有18次），实验中的同伙经人指示给出了适当的答案。但从第三轮开始，7名同伙给出了同样的错误答案，研究人员注意到了一名不明情况的受试者的反应。显然，实验重点是确定一无所知的志愿者会在何种程度上屈服于从众性，而不是给出明显正确的答案。在前两轮中，不了解情况的受试者在99%的时间里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当从众的影响开始扎根时，他们只在67%的时间里给出了正确答案，问题本身再简单不过——正确的线段对于我读小学的孩子来说也能很明显地选出来。但事实证明，从众心理对实验人群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

幸运的是，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一种在所罗门·阿希那个时代只能梦想的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这项技术使我们能够在阿希实验的现代版本中监测到志愿者的大脑活动，并对如何做出这些决定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符合条件者的神经图像显示，他们的前脑活动有限，而前脑是大脑中与批判性判断相关的部分。

相反，他们发现了大脑后部的活动，这是一个与视觉和知觉相关的区域。脑部扫描显示，那些被从众心理左右的人可能屈服了，并非简单地怀疑他们自己的选择或随波逐流做出选择，因为从众心理实际上改变了他们理解线条大小和形状的物理方式。来自周围的压力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观点，还改变了现实。研究负责人格雷戈里·伯恩斯说得好：“我们喜欢认为眼见为实”，但研究表明，“人们看到的是别人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个样子”。

脑电图研究支持了阿希实验第二个版本的发现，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了身体会首先记录那些大脑后来才意识到的东西。我们意识到想要以某种方式行动的那一刻，要比大脑活动的初始脑电波慢300毫秒，这是一个小而重要的时间差。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种行为的动作反应至少比我们的意识慢200毫秒，这意味着我们在表达或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欲望。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意识下运作的，我们的生活经验是属于自由意志的，而事实上，“对于意图的感知和公开的行为都是由之前的事件引起的，而这些事件是意识无法触及的。”我们先思考并根据这种想法采取行动的这种经验，其实忽略了关键的第一步，神经冲动在我们身体上留下印记，同时催化了整个连锁反应。

即使我们假设自由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我相信它是有价值的），也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人类自发做出财务决策的观点。

意志力

长途旅行的单调乏味为交谈提供了机会——既琐碎又耐人寻味，不然交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和妻子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们对“你愿不愿意”的设想情景已经穷尽（例如，你希望没有人参加你的婚礼或葬礼吗？），所以我们将谈话转到了更重要的事情上。当被问及出生的问题时，我妻子说，如果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做出选择，那么她愿意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我接着抛出的问题是：“如果你当时还活着，你认为自己会大声疾呼，支持种族平等和民权吗？”这引发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如果你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那么“你会反对犹太邻居的压迫吗”，在冷静的状态下，得益于历史的反思，人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道德斗士，但一个对于行为和意志力的研究讲述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朗研究了我们面对权威时的意志力。米尔格朗的研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内进行的，他们开始回答这个问题——纳粹的普通成员是有罪的帮凶，还是只是奉命行事的普通人？为了验证这一点，米尔格朗招募了心理健康的男性参与一项旨在探讨惩罚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受试者将隔着砖墙引导另一边的“学习者”进行一系列的练习。然后，作为老师，受试者通过问学习者一系列问题来评估其学习情况。如果学习者给出了正确答案，老师就会问下一个问题。错误答案会让老师针对后面每一个答错的问题给学习者施加一个强度更大的惩罚（电击）。这项研究中具有欺骗性的部分是，实际上只有磁带记录的尖叫声，这会让老师相信他（所有的受试者都是男性）正在伤害自己的学生。

为了模拟权威的效果，一名穿着灰色实验服的“医生”坐在进行测试的房间里，温柔地敦促受试者“请继续实验”，以防他因为伤害学习者而觉得不安。在进行这项实验之前，米尔格朗问他的学生、其他专业人士、甚至大屠杀历史学家，如果测试中漏掉了几个愚蠢的问题，那么有多少受试者会用接近致命的（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电压水平电击对面的这个陌生人。总体而言，估计数字都在较低的个位数。而在现实中，近2/3的受试者对学习者的电击程度一路加到最大级别！

实验中的一个转折是，米尔格朗在实验开始前就诋毁了学习者的性格，他告诉老师这一方，学生就在墙对面，他们“表现得像动物一样”。当权威人士玷污了学习者的好名声时，电击水平达到450伏的意愿上升到90%以上。在随后的研究中，米尔格朗采访了那些将学习者电击水平增加到最大程度的人，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权威人士示意他们伤害陌生人，那么他们是不愿意的，这与实验数据完全相反。米尔格朗的主要发现是：“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不是由他是谁决定的，而是由他的处境决定的。”意志力似乎更多地与环境有关，而不是个人的坚韧，意识到这一点会让渴望控制感的人类家庭感到痛苦不已。来自市场营销的证据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行为有多么情景化。马丁·林德斯特伦报告说：“当伦敦地铁的扩音器里播放古典音乐时，抢劫事件减少了33%，对工作人员的袭击行为减少了25%，对火车和车站的破坏行为减少了37%。”

他接着说，环境决定了我们是买一瓶法国霞多丽还是买一瓶德国雷司令。林德斯特伦说：“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莱斯特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在一家大型超市的葡萄酒区扬声器上播放了手风琴般沉重的、具有辨识度的法国音乐或者德国比尔凯勒铜管乐队的音乐。在法国音乐日，77%的消费者会买法国葡萄酒，而在比尔凯勒音乐日，绝大多数消费者会直接去商店的德国物品区域。”

机遇而非个人道德或宗教信仰，才是婚姻忠诚度的最佳预测指标。研究表明，经常旅行的、富有的、长得漂亮的人最有可能出轨。一项关于婚姻不忠的调查发现，奥迪司机出轨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宝马和奔驰。为什么没有起亚车主？嗯，并不是因为起亚司机在道德上比那些开宝马和奔驰的人优越，而是因为没人愿意和开起亚的人睡觉！我们很容易对泰格·伍兹这样欺骗配偶的人进行评判，而他的行为总会被那些发现自己也处于类似处境的指控者不断重复。

如果简单的东西可以像音乐这样影响一切，从肆意破坏公物到葡萄酒的选择，再到婚外偷情，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的行为是如何被金融动荡期间看到的金融新闻和狂轰滥炸的观点塑造的。投资者可能在心里知道，她应该在别人恐惧时贪婪，但她还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评论员那里得到了有力的背景线索，他们告诉她天要塌了，更不用说她在打开他的季度投资组合报表时自己感受到的恐惧了。尽管我们可能不愿承认，但研究表明，无论你表现的是强是弱、是善是恶，你都和你所处的环境相一致。

如果环境决定下的意志力还显得不够糟糕，那么，也有研究表明，即使我们再努力自我控制，我们有限的储备也很快消失殆尽。在一项研究中，学生们被要求记住或回忆7位数或两位数的数字，然后他们可以选择水果或蛋糕作为奖励。执行简单任务的大多数人（59%）挑选了健康食物的选项，而几乎2/3（63%）记住长串数字的人选择了蛋糕。类似的研究表明，在一天的早些时候不吃零食的节食者会在一天的晚些时候吃更多的冰激凌，将其作为一天中的味觉测试。当我们克制和约束的有限储备在一个领域耗尽时，它们似乎会让位给其他领域。

对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常见批评是，由于风险较低，所以它们缺乏现实的适用性。人们表示：“水果和蛋糕是一回事，但当真正的美元受到威胁时，人们的行为会有所不同。”但是意志力疲乏在一项针对购车者的实际研究中表现得很明显，这让他们多花费了数千美元。研究人员对那些定制汽车的消费者进行了调查，让他们在四种不同的换挡方式、13种不同的轮辋、25种发动机配置和56种完全不同的内饰颜色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顾客会仔细思考并理性地权衡每一个决定，但是随着这个过程的开展，他们的意志力会逐渐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后期做出的决定比前期少得多，客户更有可能接受经销商选择的默认选项。当经销商开始理解这一趋势时，他们重新调整了选项的呈现方式，将高价选项放在最后，最终他们向买家收取的费用比之前高价物品放在选择序列靠前的位置时的定价要高出2 000美元。即使在风险很高的时候，我们也能克制。

鲍迈斯特在情感、意志力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对投资者非常适用。他在2003年的论文中总结了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结果，包括：

• 情绪困扰（由市场波动引起的那种）会导致人们无法考虑所有的选择，并使人们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尽管它们在客观上是很糟糕的选择。

• 当自尊受到威胁时（我此时会看着苦苦挣扎的对冲基金经理），人们就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傲慢的人（我提到过对冲基金经理吗？）会急于证明外界批评者是错误的，尽管这意味着承担更大的风险。

• 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动机的一个核心特征，当这种需求受挫时（在耐心、逆向投资中必然如此），非理性和自暴自弃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常见。

当被问及如何从大屠杀的恐怖中幸存下来时，著名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也是我的偶像）维克多·弗兰克尔说：“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有我们选择回应的力量。我们的成长和自由就在于这种回应。”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他爱的每一个人，他的经历似乎与我刚才谈及自由意志时所采取的更加确定的立场背道而驰。弗兰克尔有各种借口以恨还恨，然而他通过意志的力量和对个人意义的关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在他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曾与世人分享，这本书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

但与弗兰克尔的故事同样重要的是，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太不可信了。面对类似的情况，我们中很少有人能表现出弗兰克尔那样的韧性。关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更广泛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以及我的思维能力，但是，投资行为受到外部因素的显著影响，这是所有把钱投入工作的人都应该明白的。行为投资者应当理解真正的自由，它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的理解之中。

W. Gray and T Carlisle, Quantitative Value: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Automating Intelligent Investment and Eliminating Behavioral Errors (Wiley, 2012), p. 27.

B. Carison, A Wealth of Common Sense (Bloomberg, 2015), p.93.

W. Gray, J. Vogel and D. Foulke, DIY Financial Advisor: A Simple Solution to Build and Protect Your Wealth (Wiley, 2015), p. 23.

M. Lindstrom, 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Crown Business, 2010), 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