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投资者

第6章

注意力

一次谋杀造就一个恶棍，百万次谋杀则造就一个英雄。数字成就了一个圣洁的人。

——查理·卓别林，饰演亨利·韦度

请立刻说出所有以字母K开头的单词。是的，我是认真的。请花一点儿时间，列出一个最完整的清单。

你能想出多少个单词？现在，列出所有可以想到的第三个字母是K的单词。这次你可以列出几个？

毫无疑问，你发现列出以K开头的单词更容易。但是你知道吗，第三个字母是K的单词的数量是以K开头的单词的数量的三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列出以K开头的单词会更容易呢？

事实证明，大脑的检索过程远非完美，而且许多认知上的怪癖会影响我们回忆信息的能力。心理学家将这种记忆检索机制中的易错性称为“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简单地说，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测基于我们在头脑中唤起该事件的难易程度，而不是基于事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在他们1973年的论文中首次观察到这种效应，他们指出，如果有一些不同于背景信息或过去的状态的特征，那么信息信号会是显著的（难忘的）。因此，我们对于极其普通的事物（由于重复发生）和特别奇怪的东西都有很好的记忆力。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使投资者在互联网泡沫时期更容易将互联网股票的价格推至一个空前的高位。万维网有用性的证据随处可见，这让人们非常容易对互联网如何改变范式做出一些内在的描述。同样，我们看到像大萧条这样的“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在事件发生后的多年里，仍旧在公众意识中挥之不去，它们是不寻常的事件，而且影响深远。

不幸的是，当我们试图衡量不同生活和投资方式的风险时，可得性启发法的缺陷也在起作用。

故事的力量

注意力支柱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是，我们会做出对成功概率不敏感的判断，其原因是我们依赖的是生动的信息，而不是那些真实准确的信息。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不起眼的软心糖豆，有力地证明了，相对于数据的结果我们更倾向于依赖显著性结果。让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但与最初的实验使用的语言可能略有不同。

想象一下，你的任务是在蒙上眼睛的情况下，从两个碗中的其中一个里面拿出一个软糖。如果你拿到的是一个白色的软心糖豆，那将意味着你什么也得不到（除了手上这个美味的白色软心糖豆），但是如果你拿到的是一个红色的软心糖豆，你就会得到100美元。第一个碗里有9个白色和1个红色的，第二个碗里有91个白色的和9个红色的。你从哪个碗中拿出软糖赢得100美元的机会更大？我们退一步来看，选择第一个碗里的软糖，有10%的成功概率，而选择第二个碗只有9%的获胜概率——所以第一个碗是理性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觉得第一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即便是停下来计算一番，你也会觉得第二个碗更有可能赚钱。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恼人的感觉？为什么2/3的受试者在直接被告知成功概率后仍然选择第二个碗？正如一名受试者所说：“我选择了有更多红色软心糖豆的碗，因为它看起来有更多的方式来让我赢得冠军，尽管我知道还有更多的白色糖豆，而且百分比也是不利于我的。”人们在故事中思考，而不是用百分比来思考，第二个碗提供了以成功告终的9个不同的故事情节，而第一只碗只提供了一个有着圆满结局的故事。

从耶稣到伊索，大师们把寓言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是有原因的：因为故事经久不衰。我们可能凭直觉就能感知这一点，但普林斯顿大学的乌里·哈森通过研究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的大脑，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故事力量的理解。哈森发现，当一个女人和一群陌生人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时，“……他们的大脑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女人的脑岛（大脑的一个情感区域）发生活动时，听故事的人的脑岛也会有活动。当她的额叶皮质被激活时，他们的额叶皮质也会活跃起来。通过简单地讲述一个故事，这个女人可以把她的观点、想法和情感植入听故事的人的大脑”。倾听和讲述一个故事不仅创造了一种共同叙事，还创造出了一个共同的身体反应。这就好像讲故事的人正在打开她的大脑，并直接把思想以其纯粹的形式移送至听众的头脑中。

讲故事绕过了我们应用于其他信息采集形式的许多关键过滤程序，它能使一部电影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但与此同时也会给错误信息提供一条通往大脑的超级高速公路。因此，故事是行为投资者的敌人。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故事的力量，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愿意花多少钱买一只年代久远的、具有20世纪80年代时尚特点的、配有金属亮片的手套。我敢打赌，应该不会太多。但现在，如果我告诉你那只手套是迈克尔·杰克逊戴过的，那么你愿意出价多少？现在这个故事完全改变了你对这件物品的估价方式。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服饰来说，买下来并没有什么危险，但购买股票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没有什么是比IPO（首次公开募股）投资更能充分体现叙事力量的了。首次公开募股是一种新事物，通常集中在新兴和增长的行业，而企业往往在市场极度看涨的时候上市。我认识的几乎所有投资者都经历过这样的心理故事板（mental storyboarding）：如果他们只在股票上市的第一天买进（苹果、特斯拉、亚马逊等），那么他们现在会有多少钱？叙事的力量、情感以及对错失良机的担忧，使得IPO对专业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都极具吸引力。

所有这些对投资IPO的兴奋感受是如何服务于投资大众的呢？科利亚蒂、帕莱亚里和维斯马拉在《IPO定价：发行定价中隐含的增长率》（IPO Pricing: Growth Rates Implied in Offer Prices）中指出，美国IPO在上市后的头三年里，平均每年的表现都比市场基准低21%。尽管表现不佳，但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断定未来几年IPO的受欢迎程度会因此下降。毕竟，市场上总会有故事。

如果流血，就会有危险

如果说故事在我们的脑海中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有一种叙事方式尤其强大，那就是恐怖故事。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恐怖故事绕过了我们人类的一些关键过滤程序，但由于进化的原因，它们拥有巨大的持久力。危险和可怕的记忆之所以难以抹去，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生存。好消息不会杀掉你，所以它们很快就从记忆中消失了。另一方面，从创伤性事件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进化功能，容不得犯错的余地。当我新婚不久，在夏威夷欧胡岛北岸的一所大学做教职工作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我们的住处很简陋，但我和我的妻子很高兴能在人间天堂里相聚，我们渴望沉浸在当地的文化和自然美景中，直到有一次我观看了节目《鲨鱼周》。

对于外行来说，《鲨鱼周》就是探索频道推出的一部为期七天的纪录片，是一场海洋鳍状类动物和恐怖故事的狂欢。其中一段典型的内容以详细描述鲨鱼的捕食能力开始，这种能力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并且对一些不幸的冲浪者产生了影响。随着剧情接近尾声，叙述者通常会提出必要的请求，来欣赏一下这些高贵的动物，但这一信息却不可避免地被之前60分钟的危言耸听掩盖。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震惊地呆坐在那里，听着那些并未被厄运吓倒的独腿冲浪者的故事（“伙计，一会记得回到冲浪板上”）以及那些侥幸逃生的涉水者的故事。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和海洋爱好者，但在那一周结束的时候，我决定不再涉足夏威夷水域。最终我的确没有。当坏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潜水，也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一个星期前还期待已久的那些活动。

事实上，鲨鱼攻击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逃脱谋杀的概率（约为1/2）、成为圣徒的概率（约为1/2 000万）、睡衣着火的概率（约为1/3 000万），都比我被鲨鱼咬伤的概率（约为1/3亿）大得多。我选择观看那些利用人们的恐惧来提高收视率的节目，这极大地扭曲了我对风险的认知，我的行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的故事很愚蠢，风险也很低，但我们倾向于过分依赖那些可怕的信息，这对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有破坏性的影响。

没有任何事件能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那样，对一代美国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次袭击夺去了数千名无辜平民的生命，也引发了程序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一直影响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方式，无论是投票还是登机。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坐飞机的次数开始减少了！毕竟，关于终极恐怖飞机的故事在美国人的心中仍然记忆犹新。当长达24个小时的新闻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飞机撞向双子塔的视频时，许多美国公民的脑子里肯定也在上演着一个类似的心理循环。当然，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于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国家来说，这极小的概率并不是多大的安慰，因为这种痛苦让危险显得尤其真实。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开车，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德国风险专家格尔德·吉仁泽估计，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年里，开车取代飞机的出行倾向又夺去了1 595条生命，这个数字接近“9·11”事件死亡人数的一半。

在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风险管理不能与对范围和概率的考量脱钩。只有当我们能够清醒地看待风险时，我们才能有效地管理它。

故事和股票

“如果苹果IPO上市时我就买下。”这种说法的另一面是，单独购买个股是一种真正有风险的尝试。根据J. P. 摩根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40%的股票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这意味着这些股票下跌了70%甚至更多！但是，当我们把那些高风险的个股组合成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时，会发生什么呢？杰里米·西格尔在《股市长线法宝》一书中指出，从19世纪末到1992年的每一个30年滚动周期里，股票市场的表现都好于债券和现金资产。在每个10年的滚动周期中，股票在超过80%的时间跑赢现金，股票从来没有在20年的滚动周期中赔过钱。大多数风险衡量标准认为安全的债券和现金，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正如西格尔在谈到这种扭曲逻辑时所说：“在任何一段长达20年的时间里，你都不会在股票上亏钱，但你把我们一半的投资组合都消耗在了债券上（扣除通胀因素）。那么，哪种资产风险更大呢？”在过去30年的滚动周期中，股票在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收益率为7.4%，而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4%。我不确定你会把平均每年业绩超过债券500%且持续稳定的资产类别称作什么，但我不认为它是有风险的。

另一个危险是陷入市场日复一日的波动之中，而不是着眼于长期市场。再说一次，如果你每天都盯着股票看，那么它们看起来确实很吓人。格雷格·戴维兹告诉我们，如果你每天都查看你的账户，你将会有41%的机会承受损失。当我们想到人性使得由损失引发的痛苦的程度相当于由获利引发的喜悦的程度的两倍时，这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每5年查看一次账户，那么你可能只会有大约12%的概率遭受损失，而每隔12年看一次账户的人将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账户遭受损失。12年似乎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但值得牢记的是，大多数人的投资寿命可能在40~60年左右。

股权投资激活了我们的“故事大脑”，它让我们向贪婪和恐惧的方向发展，因为纵观历史，无论是巨大的财富创造还是财富毁灭，都对应一些突出的案例。但是风险，真正的风险，是永久损失的概率，而不是一路走来的磕磕碰碰。从某种颇有成效的意义来看，风险管理意味着走出我们自圆其说的故事，以尽可能剥去感性外壳的方式考虑信息。如果适当地分散投资并在适当的时间框架内加以考虑，从某种效果上来讲，以股票为主要驱动因素的投资组合能提供可观的收益，同时组合的风险也很小。这才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当少即是多时

人们通常认为，信息与市场有效性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线性关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种证券的可获取的公开信息越多，我们就越有能力准确地为这种证券定价。但是，信息过多是否可能和信息过少一样对市场有效性不利呢？据《科学美国人》报道，我们生产的数据量每年都翻一番。更具体地说，2016年人类产生的数据与截至2015年整个物种历史的数据一样多。它对未来数据的最佳估计是，在未来的10年里，将会有1 500亿个联网的测量传感器，相当于地球上平均每个男人、女人或孩子都将拥有其中的20个。此时，我们产生的数据量将每12个小时翻一番。

我们处在一个热爱数据的文化中，当涉及测量和总结我们所处世界各个方面的信息时，我们倾向于采取多即是好的方法。但是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大量信息会带来真实的影响，其中大多是负面的。看一下以下研究：

伦顿和弗兰切斯科尼分析了来自84个速配活动中的3 700个单身约会决定。作者发现，约会对象在某些方面（身高、工作、教育程度）的差异越大，求婚的情况发生得越少。约会者被这种多样性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干脆什么都不做。

迪莫卡研究了参与复杂组合拍卖的志愿者的大脑。随着早期信息的涌入，大脑背外侧前额皮质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这是大脑中与决策和冲动控制有关的区域。但是当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时，他们的大脑活动突然停止了，就好像“啪”地关上了一个开关。“信息太多了，”迪莫卡说，“人们做出的决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心想要吃到糖果，结果走进糖果区后，却发现自己完全被各种琳琅满目的糖果淹没了。研究表明，过多的选择会导致你对最终的选择感到麻痹和不满。几项实验表明，与那些在一个更有限的决策空间中的人相比，面对大量选择的那些人购买的东西更少，对购买的满意度也更低。

金融信息超载的另一个后果是，它会导致变量之间产生虚假的相关性。据内特·西尔弗报道，政府每年根据45 000个经济变量产生数据！将这一现实状况与戏剧性的经济事件（例如，自二战结束以来出现了11次经济衰退）相对较少的事实相结合，你就会知道西尔弗所说的将数据放入搅拌机加工是一种高级烹饪过程是什么意思了。

再来看看标准普尔500指数与孟加拉国黄油产量之间的相关性的奇怪案例。是的，你没看错——孟加拉国的黄油产量。数据表明，二者之间的协方差为95%，但这当然是假的，即使它们之间的拟合近乎完美。这种关系是由研究人员发现并提出的，他们急于证明这个古老的公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并向我们表示，通过分析大量的信息，一定能找到相关性，即使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在一个大数据的世界里，我们常常看不到“这是否是一桩好生意”的广阔森林，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如同一棵棵树的深奥数据点。不管教授和专家未来可能想到的是多么怪异的经济措施，它们都会显示一些与股票收益的短暂相关性，但最终未能通过“在决定参与这个生意时我们是否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取样测试。就像它对市场运作方式产生的任何重大新洞见一样，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浪潮似乎很可能产生大量的假阳性结果。

过犹不及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银行出纳琳达”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并不总是信息越多越好。这两位研究人员着手证明了他们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一些事情——情绪信号可以压倒概率。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基本比率谬误。这两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琳达是一位31岁单身女性，她直言不讳，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深切关注歧视现象和社会正义问题，并参与了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活动。

请问下面哪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1.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

2.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加女权运动。

如果从理性和概率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你就会明白，主张女权的银行柜员只是银行柜员这个庞大群体的一个子集。但大多数人会认为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更大，在概率的真实信号中他们成为噪声的受害者。我们头脑中充斥着关于女权运动受试者这类人的偏见，我们在此时也将琳达对号入座了。

就像获得了更多关于琳达的信息却无法判断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一样，很多被视为投资建议的东西，其实只是带有一层浅薄教育外衣的市场营销方式或者网页点击的诱饵罢了。任何明智的选股方法都会涵盖以下内容，确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信息以及关注排除周围噪声后的那些变量。如果一切都很重要，那么什么都不重要了。

英格兰银行货币分析与统计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在他题为《狗和飞盘》（The Dog and the Frisbee）的演讲中，为简单性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学术论点。霍尔丹以接住飞盘的例子开始了他的评论，这个过程“需要飞盘接收者权衡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和天气因素，其中包括风速和飞盘的旋转情况”。他的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人甚至一只狗来说，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答案在于我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跑步的速度，好让移动的飞盘大致与眼睛水平。霍尔丹认为，一个问题越复杂，解决方案就必须越简单，以避免统计学家所说的“过度拟合”。

霍尔丹给出了一些过度拟合的例子，比如用来检验体育博彩历史表现衡量方法的一套非常复杂的算法。他发现这种复杂的方法被一种认知启发法（只是简单地选择你听说过的玩家或者团队的名字）打败了。他接着说：“实验证据表明，在一系列其他活动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对于诊断心脏病的医生来说，一个简单的决策树胜过复杂的模型；对于寻找连环罪犯的侦探来说，一个简单的定位规则胜过复杂的心理分析……与一套复杂模型相比，理解重复购买数据的那些店主能进行更好的预测。”复杂的问题会产生如同噪声一般的结果，这些结果只能通过宏观的、简化过的框架来理解。

霍尔丹将管理已知风险的规则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比如投资于股票市场）操作的规则进行了对比。他说：

在风险之下，政策应该对每一滴雨点做出反应；这种方式调整得很好。但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种逻辑恰好是相反的。复杂的环境通常需要简单的决策规则。这是因为这些规则对充满无知的状况更起作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政策可能只对每一次雷暴做出反应；这是一种大刀阔斧式的调整。

正是因为影响市场的变量是如此的多样化和复杂，我们才更加需要掌握一套简单的规则。就像一个要接到飞盘的人一样，他试图计算速度、旋转、风速和轨迹，一个深陷于市场细枝末节的投资者，注定会遭遇让人头疼的重大事件和糟糕的业绩表现。

噪声的好处

在科学和工程中，信噪比（SNR）是一个度量标准，用来比较期望的测量值与临时背景噪声的水平（通常以分贝为单位）。它与投资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信号是一种有用的信息，而噪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它扰乱了人们对公允价值的判断。尽管“噪声”和“噪声交易者”受到了各种抨击，但如果没有它们，金融市场就不可能存在。试想一个没有任何噪声的市场，一个只有完全理性的市场受试者可以明确解释信号的有效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几乎什么都不会发生。毕竟，如果人们只愿意为广为人知的资产去支付合理的价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买进或卖出呢？

正如费希尔·布莱克指出的那样：“噪声让金融市场成为可能，但也让市场变得不完美。”没有噪声，就不会有行动。市场的噪声越大，市场的流动性就越好，因为资产经常易手。然而，显而易见的尴尬境地是，现在有一个嘈杂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目前的流动性资产是没有被完全充分定价的。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人们普遍直觉上认为噪声是信号，它就会变成信号。在金融市场及其他一些地方，从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感知变成了现实。

同样值得提及的是，不能仅仅因为噪声交易者是市场运作的必要条件，你就去做让市场保持无效的事。做一个噪声交易者就像做一个船主——最好把船留给别人。为了从自己所处的嘈杂市场中获利，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利用噪声进行交易。费希尔·布莱克提出了两个想法：这给了人们一种归属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噪声。

作为噪声交易者的天敌，行为投资者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一是沉浸于原则性的逆向思维，二是培养对信号的经验性和心理标记的认识和理解。

成为一个明智的投资媒体资讯消费者

• 评估消息来源——这个人是否有适当的资历经验来谈论这件事，或者他们是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而被人注意到的，比如此人的外表、魅力或者善于夸夸其谈的特点？

• 质疑这些闹剧——尽管波动可能是一项优秀投资的敌人，但对于渴望点击量和浏览量的媒体来说，混乱和不确定性才是它们的福音。

• 检查报告语气——报告是使用了鼓动性语言还是进行了人身攻击？这些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不如说是一个日常工作。

• 考虑背后动机——新闻机构不是慈善组织，它们和其他任何商业机构一样受利益驱动。相对于你作为决策者的需求，这份报告的大意如何使他们的需求获得更大的好处？

• 核实清楚事实——所呈现的内容是否与最佳学术实践和该领域其他专家的观点一致？所表达的事实或观点基于什么样的研究？

“不要当一个书呆子”

股市在经历了特别动荡的几个星期后，一家大型财经新闻网络邀请我就当前形势及其对投资者的影响发表我的个人看法。尽管我总是很感激有这么好的公关机会，但我之前在电视上表现得有点儿难以适应。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上意味着你需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对着摄像机讲话，却不知道采访你的人那边正在发生着什么。更糟糕的是，在你的耳机里不仅能听到节目主持人的对话，还能听到制作人的台词，而这位制作人会经常大声发号施令，倒数计时，或者决定拍摄哪些内容。脑海里的各种决斗声音制造了一种人为引发的精神分裂，我还是觉得很难驾驭这种场合。

在某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把自己一些很有见地的想法分享给了那位制作人，他要求我在观点上措辞更加明确，在表达上更加夸张和武断。我含糊地表示了反对，希望不会被要求在媒体哗众取宠的祭坛上牺牲掉我的正直和诚信。制作人开始倒计时：“5，4……”我先咳嗽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3，2……”接着我给出了自己最好的电视镜头微笑。“1……直播开始。你别像个书呆子，我们是在出售新闻呢。”我很震惊，我确信当时自己脸上的神情被摄像机拍了下来。

我与媒体打交道时，并不会假装认为他们总是在为投资者的最佳利益行事，但即便承认我是个观点老派的人，在听到他们如此愤世嫉俗地承认“我们是在出售新闻”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非常震惊。财经新闻是为点击量和收视率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投资者的一分一毫。那天我所有与之相反的想法都被打消了。当新闻旨在唤起注意力而非告知信息时，我们会看到这个最新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投资者情绪调查结果，调查受访者被问及标普500指数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表现。在这三年中，指数基准在前两年实现了两位数的涨幅，而在2011年小幅上扬。尽管市场在上述时期表现异常出色，但大量投资者的反应是市场已大幅下跌。我们已经进化到了一种紧紧抓住那些可怕的、不寻常的信息的状态，特别是以一种叙事的形式呈现的信息，媒体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获取信息的时代，但信息的可用性并不能说明它的有用性。

随着美国新闻媒体变得越来越党派化和专业化，信息的价值可能会降低到一个有害的程度。那些本应出售信息的人，基本上变成了噪声的提供方。更重要的是，即将到来的信息过剩意味着我们将被迫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启发法。毕竟，除了作为进化上的捷径用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大量信息时做出决定，启发法还有什么作用呢？

但是伪装成噪声的信息对行为投资者有利，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危险。拉迪亚德·吉卜林的经典作品《如果》的开篇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在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并怪罪于你的时候，

可以保持头脑清醒；

如果当所有的人都怀疑你时，

你还能相信自己，同时也能体谅他们的怀疑；

如果你能等待，不因等待而疲惫，

不被人欺骗，也不参与说谎；

被人憎恨时，不让自己憎恨，

但也不要表现得太好，也不要说得太过轻巧

在信息时代保持头脑清醒是行为投资者永远不能放弃的任务。对有原则的逆向思维的培养、对行为的理解以及对经久不衰的金融经验性原则的熟知可能不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但它们是清除路上虚假信息进而主导自我和财富的关键。

本章重要观点

• 我们往往会把回忆的容易程度与其发生概率相混淆。

• 人们用故事的形式来思考，而不是以百分比的形式。

• 我们高估了那些严重影响低概率的可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 无法解释行为学的风险度量是无用的。

• 信息太少和太多都会导致市场无效。

• 矛盾的是，复杂的动态系统也需要解决方案来避免过度拟合。

• 噪声使市场形成成为可能，也使得市场几乎不可能被人打败。

Zweig, Your Money and Your Brain, p. 22.

Greg B. Davies, Behavio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 Efficient Alternative to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McGraw-Hill, 2012), p.53.

Nate Silver, 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but Some Don’t (Penguin, 2015), p.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