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7章 情绪
第7章
情绪
“世界对于习惯感受的人来说是悲剧，对于习惯思考的人来说是喜剧。”
——霍勒斯·沃波尔
情绪：是朋友还是敌人？
我必须从一开始就指出，行为金融学圈在谈及投资决策时，对于情绪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阻碍这个问题，仍存在一些分歧。一个阵营认为情绪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加深了思考背景，而另一个阵营认为情绪模糊了理性思考。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都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将会思考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试图找出在我们成为行为投资者的过程中，情绪的哪些方面是合适的，哪些方面又是无法适应的。
支持阵营认为，从一个非常真实的角度上来看，情绪是做出决定的先决条件。丹尼丝·沙尔在《市场心理游戏》（Market Mind Games）一书中指出，那些大脑情绪中枢受损的人往往很难做出一个哪怕是很简单的决定，比如穿什么衣服去上班或早餐吃什么。即便是日常低风险决策也有一种情绪潜流，只有在没有这种潜流的情况下它才会被人们注意到。此外，扎伊翁茨于1980年非常确信地认为，自动的情绪化反应具有定向效应，为随后的信息处理和判断提供了方向性支持。这些情绪反应可能不会告诉我们整个故事，但它们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让我们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然后提供了更加细腻的推理来整理剩下的部分。
正如勒文施泰因和施卡德指出的，当情绪很好地服务于这个定向功能时，会有很多例子浮现在脑海中。他们写道：“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对情绪的预测都相当准确。人们知道，如果失去工作、被情人拒绝或考试不及格，他们就会感觉很糟糕，他们会在新工作的头几天感到有压力，他们会处于慢跑后的‘兴奋’状态。”对于一个被各项信息处理要求淹没的大脑来说，快速而具有指向性的这个捷径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情绪恰好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认知上的应急手段，情绪还有其深刻的进化层面的益处。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甚至说，是我们的情绪处理“使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得以生存”。早在概率论、风险评估和决策分析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通过直觉、本能和感知来告诉人们接近身旁的这个动物是否安全、眼前的水是否安全到可以饮用。斯洛维奇等人认为，只有在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之后，我们才开始减少情绪影响，而更多地通过分析的方法来做决定。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支持这一观点，他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情绪是一种强大的适应能力，它极大地提高了动物从身边环境和过去经验中学习的效率。”进化论的证据似乎很清楚：没有情绪，就不会有人类。
但是以前的进化有效性的证据并不一定能证明现代的必要性。看一下你的阑尾就知道了。情绪确实有助于决策的某些方面，但同时它似乎会阻碍其他方面。前面提到的情绪的定向效应可能会变成彻头彻尾的迷失。情绪可能以正确的方式告诉我们谈恋爱时被人甩了会很痛苦，但也可能会让我们错误地相信更大的房子或更高的薪水是幸福的关键，一些文献表明，这两个因素后来都被证明是不真实的。
伊森发现，低水平的积极情绪可以改善创造性决策，但积极情绪也被证明会损害认知的其他方面，如记忆、演绎推理和计划能力。一些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会影响人对积极信息的回忆，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快乐状态会抑制处理过程，并导致认知处理障碍。快乐已被证明能改善某些任务（如邓克尔的蜡烛实验）的表现，却损害了其他任务的执行功能（如斯特鲁普测验、伦敦塔测试）。
还是很困惑吗？
虽然积极情绪似乎可以改善决策的某些方面，同时伤害其他方面，但有一项发现争议较少：快乐让人更加依赖启发法或认知捷径。博登豪森、克雷默和舒塞尔于1994年发现，积极的情绪会增加人们对评价他人时的刻板印象的依赖性。福加斯和菲德勒在1996年的研究中同样认为积极的情绪会引发人对外部群体的更大歧视。这里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人类的大脑是一个保存幸福的机器，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它通过维持一个肤浅的状态来提升对幸福的感受。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仔细思考、深入分析公司财务状况更让人扫兴的了。
从最高层面考虑，情绪是一个混合的包裹，但在审查投资决策方面，我们可以针对情绪的使用和误用提出更具体的建议。情绪使人更加依赖启发法，而启发法又有许多相关的后续影响：忽略规则、降低概率的重要性、截短时间线、使行为同质化和转移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一如既往，环境为王。上述许多影响在时间有限、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是积极的。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丛林中，然而金融市场所在的混凝土丛林却遵循着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
一个贫穷的、旅行中的陌生人
想象一下，你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影院里，热切地等待着新电影《星球大战3：绝地归来》的上映。你如果停下来观察聚集在剧院里的其他人，就可能会观察到许多不同的行为。一对已婚夫妇可能正在讨论如何为他们年幼的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一家漫画书店的老板可能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爆米花，一边聚精会神地浏览着关于这部新电影的评论，同时确保不被影评剧透；孩子们可能会嬉戏打闹；第一次约会的年轻情侣可能会尴尬地试着了解对方。简而言之，尽管你们出现在同一个地点而且对一个遥远的星系有着共同的兴趣，你们的行为却有很大的异质性。
接下来，想象一个人恰好在你所在的影院的座位上站起来，尽他最大的力气喊着“着火了”。那么聚集在一起的影迷的行为又会是什么呢？在一阵混乱的惊慌失措中，先前提及的行为多样性将让位给一个共同的目标——成功地到达影院门口并逃离现场。低水平的情绪会导致想法和行为的高度分散，但强烈的情绪会产生明显的同质化效应，甚至伤害心怀好意的投资者。情绪让你对自己的规则感到陌生。
在《怪诞行为学》中，丹·艾瑞里介绍了他和一群同事所做的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证明了情绪是如何凌驾于理性之上的。艾瑞里和他的同事向一组学生提出了19个有关他们性偏好的问题，包括他们“古怪的”性行为倾向、欺骗伴侣、安全的性行为和尊重伴侣等内容。
他们首先让处于“冷静”状态下的学生回答这些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在情绪和性方面的状态都还没有被唤起。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处于冷静状态的学生倾向于提倡安全的、双方自愿的性行为，尊重伴侣的意愿并在现有感情关系的背景下发生行为。
接下来，艾瑞里和他的团队以色情图片的形式将情绪引入这个练习中，其目的是唤起受试者的性和情绪。当性被唤起时，受试者对之前的19个问题的回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出轨的可能性增加了136%，参与奇怪的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72%，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25%。因此，艾瑞里总结道：“预防、保护、保守主义和道德完全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他们无法预测激情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
这个实验的可怕性质可能会让我们相信它的影响仅限于性唤起，但那会是一个错误。正如艾瑞里在脚注中所说：“我们也可以假定其他情绪状态（愤怒、渴望、激动、嫉妒等）也有同样作用，能使我们难以识别自我。”
参与研究的学生本来就知道其中所有的规则——一直戴着避孕套，永远都不欺骗自己的伴侣。他们只是在一时冲动的时候忘掉这些规则的。你也知道许多聪明投资的规则——它们在人恐惧或贪婪的时候又让人感觉是老掉牙的东西。
心理学家、交易教练布雷特·斯蒂恩博格说得很好，他提到了他研究的一组交易员：“……情绪在交易中产生的净效应似乎是对规则治理的破坏……情绪条件下……他们的注意力变得向自我集中，以至不再注意他们的规则。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在情绪化的条件下怀疑自己的规则；相反，他们只是忘记了规则。”不管人多么聪明，情绪化的投资者对自己和自己的规则来说都是陌生的。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精神疾病评估系统，它为了解美国人的民族心理提供了有趣的观点和见解。1938—2007年，借助调查表，美国的精神病理学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发展较快的具体领域包括：
• 多变情绪
• 不安分
• 不满
• 不稳定
• 自恋
• 以自我为中心
• 焦虑
• 不切实际的积极自我评价
• 冲动控制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社会取得了进步，但情绪健康似乎更加让人难以捉摸。套利情绪（arbitraging emotionality）似乎是一种持久的投资优势——可能它还在增加。
情绪影响我们对概率的评估
对于投资者来说，坚持概率如此困难（同时也是有利可图的）的原因之一在于，情绪对我们评估概率的方式有显著影响。可以预见的是，积极情绪会让我们高估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消极情绪则恰恰相反。这种概率的滤镜使我们误解了风险。
研究表明，愤怒会使人更少地感受到风险的威胁，而悲伤则会使人感受到更多的威胁。我们个人对某种行为的熟悉感也会使它在风险方面看起来或多或少有所变化。划船和滑雪都是相对危险的运动，但由于它们很有趣，它们对身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好的投资尽管可能让人感觉乏味，但只是因为它的无趣而被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这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在评估风险时，我们常常会问自己“这有趣吗”，而不是“这危险吗”。
快乐的人更有可能认为他们会中彩票，但是这并不能提高他们中奖的概率。即便看上去能将情绪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总体趋势似乎来自直觉，但我们对概率扭曲的强度或许仍会让你感到吃惊。罗腾斯杰克和希于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赌注的结果在情绪层面比较丰富，那么它的吸引力或非吸引力对于概率变化来说是不敏感的，范围从0.99（几乎确定）到0.01（极不可能）。勒文施泰因等人于2001年发现，在受试者自我评估中，彩票中奖的概率无论是千万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进一步指出，情绪会给不确定的结果赋予一种“要么全中要么一无所获”的性质，这种性质侧重于“可能性”，而非“概率”。
不论愿意承认与否，我们都很像是电影《阿呆与阿瓜》中金·凯瑞扮演的那个角色。当爱慕对象告诉他，他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最后会和她在一起时，他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在告诉我还是有机会，对吗？”我们常常把渴望的强度与获胜的概率混为一谈。
下雨天和星期一
赫舒拉发和沙姆韦研究了直接影响情绪的云量对26家不同证券交易所每日收益的影响。在26个股市中，有18个股市的低日收益率与云量有关联。在纽约，一个假设下的虚拟投资组合如果只在无云的天气进行投资，那么收益率为24.8%，而阴天的收益率为8.6%。看来，是时候给你当地的气象学家打个电话，然后再新建一个对冲基金了！
时间旅行
“当你开心的时候，时间总是如白驹过隙。”这句陈词滥调掩盖了一个更大的事实：情绪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具体地说，强烈的情绪缩短了我们的时间线，让此时此刻看上去就是当下的所有或者未来的一切。对于投资者来说，时间是巨大的财富组合，但他们被这种在短期内压制住自己情绪的倾向深深地伤害了。
林奇和邦妮在1994年对吸烟行为的纵向研究证明，人的一时冲动可能带来影响一生的后果。在他们的研究中，高中生被问及5年后他们是否还在吸烟。在偶尔吸烟者中，15%的人预计自己将会在5年内吸烟，而每天抽一包烟的人有32%的人会这样说。5年后，43%的偶尔吸烟者仍在吞云吐雾，而70%的重度吸烟者仍保持着他们的坏习惯。无数个情绪化的欲望被串在一起，直到他们做出伴随一生的糟糕决定。同理，那些会被市场中一点点风吹草动就牵着鼻子走的投资者，很可能会做出一千个微小的决定，这些决定会让他们最终落得一个退休时身无分文的落魄下场。
功能性反社会者
如果强烈的情绪对投资结果有如此负面的影响，那么，考虑一下减少或完全消除情绪之下的投资结果也是很有趣的。索科尔-赫斯纳等人于2012年发现，通过降低风险和采取更广阔的视角来降低情绪状态，会降低生理上的兴奋度，并改善决策结果。迈阿密大学的研究表明，个人从金融新闻中获得的通用信息通常比从投资组合中的特定资产中获得的信息要多。受试者能够对一般的财经新闻保持冷静态度，但当新闻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时，情绪会扭曲其学习过程。最后，《科学美国人》引用的证据表明，双语者在用外语思考时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因为这需要他们有更少的自省和情绪化的状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尽管情绪在别处可能具有适应性，但它是健康合理投资中的一大障碍。为了更直接地研究这个问题，罗闻全、雷平和斯蒂恩博格观察了80位志愿者在在线交易课程中的行为，并测量了他们情绪反应对标准化损益的影响。他们发现，那些表现出最多情绪的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表现出明显较差的交易表现，这意味着成功的交易行为和情绪反应之间存在负相关”。研究人员接着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当前的神经科学证据相一致，即恐惧和贪婪等自动情绪反应往往胜过更受控制的或‘更高层次’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反应让更复杂的决策能力‘短路’了。因此，有较差的交易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抑制情绪会产生正面影响，那么完全消除它会不会可能更好？这是斯坦福大学一项名为“投资行为与负面情绪”的研究的思路。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让15名大脑情绪处理中枢受损的人与15名“神经正常”的同龄人进行一项赌博任务。研究发现，大脑受损的受试者比没有受损的受试者表现更好，因为他们愿意下更大的赌注，而且能够在挫折后迅速恢复过来。大脑未受损伤的受试者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更安全，但在表现不佳的时期（在市场中，这段时期往往与有吸引力的投资时期相吻合）之后，就变得特别厌恶风险。大脑受损的受试者不觉得有必要低头舔自己的伤口或抚慰受损的自我，因而始终保持一致的风格，所以最终取得胜利。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接受脑叶切除术，然后就会变得富有了吗？好吧，也许不是，但事实上，情绪才是伟大投资的敌人。神经学家安托万·贝沙拉认为，投资者应该像“功能性精神病患者”一样善于高效率地赚钱，他们应该在每一个时刻驱逐自己的情绪。
过犹不及
排在红绿灯前第一个是一种荣誉，似乎也是一种神圣的特权。伴随这种能力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特别是要保持足够的警觉，以便快速离开人行道，并允许尽可能多的车辆转弯或打灯。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将其视为一种崇高的召唤，而且人们会时不时地因为发短信或从事其他活动而放慢速度或完全错过绿灯。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快速按一下汽车喇叭，提醒我前面的人注意一下他们不光彩的行为。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跟在一个心烦意乱的司机后面，习惯性地按了喇叭。刹那间，我前面的那个人愤怒地看了我一眼，在转弯之前还向我竖起了中指。幸运的是，在下一个路口我把车停在了他的旁边，随后那个讨厌的家伙摇下车窗向我道歉。“我刚才应该注意的。”他说，“我讨厌别人这样对我。”他最初的情绪反应是对我按喇叭的行为感到愤怒。只有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他才能对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产生一些同理心，他“思维迟缓”的反应也让他承担了一些责任。尽管我很愿意认为那些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人真的很邪恶，但这个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在思想最终占据主导之前，他让自己的情绪先表现了出来。
勒杜在1996年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些有趣的工作，证明了我在红绿灯处观察到的现象：情绪高于理性。基于对老鼠的研究，他们发现了进行基本信号处理的感觉丘脑与大脑的情绪中心杏仁核之间的直接神经联系。这种不通过大脑皮层的直接联系，意味着信号在被推导出来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情绪化的处理。事实上，老鼠在知道原因之前就已经开始害怕了，这个系统为它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个快速但粗略的评估。它建立在扎伊翁茨于1980年、1984年、1998年的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表明人类也可以在说出一个物体是什么之前就识别出其内心深处是否喜欢这个物体。此外，我们对刺激的情绪反应会停留在记忆中，远远超出了刺激的任何细节。例如，你可能对一部你不记得任何细节的电影有一种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厌恶。
以何种程度将理性和情绪的方法带入人的决策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强度的讨论。当情绪被测量时，它似乎扮演了顾问的角色，只是提供信息，并不带有强烈倾向。这个过程是有用的，而且可能携带一些有利于决策者的信息。但是，情绪是有强度级别的，不会进行微妙的调整，在更大的强度下，情感几乎完全妨碍阻止了决策的可能性。正如乔治·勒文施泰因所写：“没有人‘打算’在方向盘上睡着，但是很多人事实上都是这么做的。”
安东尼·格林沃尔德于1992年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所标记的任何东西都易于回忆，而理性的事实却没有这样的检索机制。研究人员对1 400个带有情感诉求的广告活动和带有严格理性诉求的广告活动进行了对比。有情感诉求的活动被召回的次数是有理性诉求的活动的两倍。研究人员将这种效应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情绪在我们的大脑中可以被毫不费力地处理，并更具黏性。正如丽塔·卡特于1999年所写：“当思想与情绪发生冲突时，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回路就会通过设计情绪来取胜。”试图用理性逻辑来对抗情绪，就像拿刀来对付枪战。
把情绪留到最有用的时候
大多数动物都进化出了适应压力的反应，以便在危急时刻保护自己。受到威胁的眼镜蛇会扬起它的颈部皮褶，河豚会把自己鼓起来，海龟则会缩进壳里。相反，人类在压力下似乎注定要做错事。当需要保持最佳状态时，我们会大量出汗；在后台等着做一个重要的演讲时，我们往往等得嘴都干了。人类预测、期待和担忧的能力可能会使我们与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但这些能力也会使我们与一大笔财产分道扬镳。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是情绪高涨的时刻：结婚、生子、参加朋友的大学毕业典礼。即使是生活中最悲伤的那些时刻，也有一种持久的能力，通过它们独特的记忆能力来教导和塑造我们的行为。但是，就像情绪丰富了灵魂一样，它也使钱包变空，我们最好把它保存在最有用的时间和季节里。
本章重要观点
• 我们对金钱的热爱让我们在做财务决策时，更少而非更多地依赖于情绪。
• 情绪提供了保持心智能力的一种原始、粗暴但尤为重要的捷径。
• 强烈的情绪让我们对启发法有更多的依赖。
• 在生死一线、时间急迫的时刻，情绪更有利于选择，但在其他情况下就没那么有用了。
• 情绪让我们对那些我们本应遵守的规则感到陌生。
• 强烈的情绪会对行为产生同质化的影响。
• 我们往往会把对结果的渴望与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混为一谈。
• 我们倾向于认为愉快的活动风险较小（反之亦然）。
• 强烈的情绪会缩短时间轴，导致我们忽视未来的自我，而更加关注当下的自我。
D. Shull, Market Mind Games (McGraw-Hill, 2011).
R. B. Zajonc, ‘Feeling and Think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1980).
P. Slovic, E. Peters, M. L. Finucane and D. G. MacGregor, ‘Affect,risk, and decision making,’ Health Psychology (2005).
A.W. Lo and D. V. Repin, ‘The psychophysiology of real-time financial risk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4:3 (2002),pp. 323-339.
A. M. Isen, ‘Positive affec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M. Lewis &J. M. Haviland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Guilford Press, 1993), pp.261-277.
G. V. Bodenhausen, G. P. Kramer and K. Süsser, ‘Happiness and stereotypic thinking in soci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4 (1994), pp. 621-632.
J. P. Forgas and K. Fiedler, ‘Us and them: Mood effects o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996), pp. 28-40.
Dan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Harper Collins, 2009).
B. N. Steenbarger, The Psychology of Trad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for Minding the Markets (Wiley, 2007), p. 54.
Y. Rottenstreich and C. K. Hsee, ‘Money, kisses, and electric shocks: On the affective psychology of risk,’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1).
G. F. Loewenstein, E. U. Weber, C. K. Hsee and N. Welch, ‘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2 (2001), pp. 267-286.
Andrew W. Lo, Dmitry V. Repin and Brett N. Steenbarger, ‘Fear and Greed in Financial Markets: A Clinical Study of Day-Traders,’ MIT Sloan Working Paper No. 4534-05 (March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