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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不轻易否定信息
未知
红药丸还是蓝药丸
在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 ）中，当尼奥［Neo，由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扮演］与墨菲斯［Morpheus，由劳伦斯·菲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ne）扮演的黑客英雄］见面时，尼奥要求墨菲斯告诉他“母体”是什么。墨菲斯拿出两颗药丸，一颗蓝色，另一颗红色，根据尼奥的选择来决定是否让他知道更多信息。
“吃下蓝色药丸，我们的会面就此结束。你会在自己的床上醒来，随便怎么想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如果选择红色药丸，你就会留下并且了解到母体的真相。”
当尼奥的手伸向药丸时，墨菲斯提醒他：“记住，我只是在向你提供了解事实的机会，仅此而已。”
尼奥选择了去见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他吞下了红色药丸并遭受了一系列毁灭性事实的打击。他那舒适的世界只是由奴役和压榨他的机器所制造的梦境，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衣服、他的外表以及他整个生活的构成都是一些植入他的大脑的幻觉。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吃下红色药丸会使他的身体脱离培养皿的连接管，被冲入下水道，然后被墨菲斯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海盗飞船接走。作为与机器对抗的反叛者，墨菲斯和其他成员们（选择红药丸后尼奥也成为其中一员）生活在狭窄的空间中，睡在不舒服的格间里，吃稀粥，穿破衣。机器在追杀他们。
通过这笔交易，尼奥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并最终打败了奴役人类的机器。
在这部电影中，母体的构建是为了成为一个更舒适的世界。同样，我们大脑的进化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世界更加舒适：我们的信念几乎总是正确的，好结果的产生是因为技巧，有合理的原因可以说明坏结果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在与同行的比较中毫不逊色。我们否认，或至少淡化了信息中最痛苦的部分。
放弃这些思维习惯并非易事。在母体中的生活让人感到舒服，就像我们为了维护自我形象对信息采取本能的处理方式也让我们感到舒服一样。通过选择离开母体，我们主张去争取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即便这个客观的世界有时会令人感到不适，但从长远来看它会使我们更加快乐、更加成功。
但这并不是一种适合所有人的交易，我们必须自愿选择才能使它富有成效并具有可持续性。墨菲斯（与莱特曼不同）并不是整天到处晃悠，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带人们脱离母体。他让尼奥自己做出选择并和他一同离开母体。
既然这本书你已经读到这里了，那么我猜你会选择那颗红色的药丸。
刚开始玩扑克时，我就选择了求真。和尼奥一样，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勉强和犹豫，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本能地会去抱怨我的运气不好，惊讶于别人打得太差，认为自己打输的每一手牌都是不公平的。我的哥哥对我采取了很直率的态度，他问我对自己的战略决策有何疑问、在什么地方可能出现了差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困惑于如何进行下一步。我意识到他正在教给我一种他从朋友那里学来的方法。他有一群聪明的、精于分析的东海岸玩家朋友，其中包括埃里克·赛德尔 [1]
在内的很多人当时都还在努力成就自己的传奇。除了向我介绍这种方法外，他还让这些卓越的专业人士在讨论扑克时将我当作一名同行。
我很幸运在扑克职业生涯早期就能接触到这些世界一流的扑克玩家，他们成为我学习扑克的老师。另外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必须通过请教战略决策问题的方式去与他们交流。我不得不抵制因为运气不好想要大发牢骚的冲动，我必须专注于自己可能犯错的地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困惑于如何进行下一步。因为接受了参与这个群体必须遵守的规则，所以就必须学会专注于我可以控制的事情（自己的决策），放弃我无法控制的事情（运气），并力求对此进行准确的区分。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对赌思维就会比较容易培养（连尼奥都需要帮助才能打败机器）。还记得学生时代远足野营中的结伴制吗？老师或辅导员会给每个人都搭配一个伙伴，目的是互相照应，以防我们走散或掉进水里等情况发生。一个好的决策小组就是成年人版本的结伴制。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获得帮助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克服我们在处理信息时的固有偏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但如果我们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组建一个求真的决策小组来讨论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偏见就会得到不断的校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决策质量也会取得质的飞跃。我们将会更加成功地克服偏见，更加客观地看待世界，因此我们也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单枪匹马也并无不可，只是会更艰难而已。
我们的决策团体可以由我们的朋友或家庭成员组成，可以是一个由同事构成的非正式团体，可以是一个企业战略小组，也可以是一个讨论决策问题的专业组织。组建或加入一个致力于培养对赌思维的团体意味着需要对通常的社交规则进行修改，还意味着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持与我们不同意见的人，给予他人应有的肯定，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甚至（尤其）是在我们不情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与他人开展合作交流之前，需要就社交规则的修改与对方达成一致。否则人的感情一旦受到伤害，防御系统就会变得剑拔弩张，就像劳伦·康拉德一样，观众也不会想要听你的解释。所以在面对决策团体之外的世界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普遍的社交规则，避免没心没肺地到处问人“要不要赌一把”。（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团体以外进行求真的实践，而是应该注意不要采取过于直接的方式，不要像莱特曼那样。稍后会继续这一话题，我们先来讨论团体的内部沟通。）
世界各地都有人组建团体，因为人们认识到可以从中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齐心合力应对我们面临的个人挑战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人的帮助为我们的决策制定带来很多好处，显然，他人比我们自己更容易发现我们的错误。在这个团体中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对方克服彼此的偏见盲点。
无论我们的决策团体在吸收成员时遇到什么障碍（本章指出了一些障碍以及相应策略），找一个能互相照应或指出对方认知盲点的伙伴是非常值得的。幸运的是，我们只需要找到几个愿意为寻求真理进行探索性思考的人。其实，三个人（当两人持不同意见时，第三人做调解 [2]
）就足以运作一个稳定有效的求真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