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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胎、行情指标和变焦镜头
未知
联邦法官：主观倾向并不稀奇
现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的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时，与同事们就联邦司法小组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进行了大量研究。桑斯坦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美国上诉法院是一个多元化的“非同寻常而且历史悠久的合理尝试”。上诉法院小组由从巡回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的三名法官组成。每一份巡回人员名单都包括了（当有空缺或国会认为需要增加法官时）由现任总统挑选的终身法官。在任何特定的上诉中都会选出一个三人小组，由三名民主党人或三名共和党人构成，又或者由双方共同参与的二加一组合构成。
通过对这项涵盖了6 000多项联邦上诉和近两万次个人投票的研究发现，司法投票通常也遵循着政治路线，这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即便是对宣誓将终身维护法律尊严的法官而言，要做到纯粹的、独立的毫无偏见之心也是很困难的。
当小组中出现多种政治观点时，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多样性可以在多个领域内改善小组的工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名政治观点相近的法官主导着小组的决策结果，但异质和同质小组之间存在的差异却十分显著。三人中来自另一党的单个小组成员起了“极大的约束作用”。
例如，他们在环境案件中发现“意识形态弱化的有力证据”。对原告的总体投票率为43%的民主党小组成员在与两名共和党人员分在同一小组时对原告的投票率只有10%。而对原告的总体投票率为20%的共和党小组成员在与两名民主党人员分在同一小组时对原告的投票率却涨至42%。这种情况在25个类别的多数案件中都存在，研究人员在其中发现了足够得出结论的样本数。
他们的结论是，结果支持了人们接触不同观点的重要性：“合理的多样性或多样性的合理观点是必要的……而且重要的是要确保法官与其他人一样都要接触不同的观点，而不仅仅是拥护者的看法。”
桑斯坦的小组发现，联邦上诉法官们需要反对党任命者的多元化观点。他们还发现，法官们遵循着人类屈服于群体思维的本能。“我们的数据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志趣相投的法官其表现也趋于极端：一名法官向某一方投票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组中是否有同一政党总统任命的其他法官的影响。简言之，我们声称要在联邦上诉法院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效应和群体极化作用。”
最高法院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现在每个法官都配有四名职员，他们都拥有类似的资历：顶级法学院的顶尖毕业生、法学评论期刊编辑和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助理。多年来，这些职员在帮助法官们分担脑力工作、讨论案件细节和起草初步意见等方面起到了日趋重要的作用。
在2005年罗伯茨（Roberts）被任命为首席法官之前，特别是在法院的一些保守派成员中，聘用有别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背景的职员相当于一种非正式的荣誉徽章。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在《法官们》（The Brethren ）一书中描述了鲍威尔（Powell）法官是如何“因聘用自由派助理而感到自豪”的。他会告诉职员们，他本人理所当然地持有保守意见，而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向他展示相反的一面，提出不同意见。他宁愿在自己私密的议事厅里事先听取强势的不同观点，也不愿出其不意地在会议中或当庭遭遇反对意见。
首席法官伯格（Burger）从具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法官助理职业经历的人员中挑选自己的职员。伯格的同事、随后接替他成为首席法官的伦奎斯特（Rehnquist）曾怀疑自由派职员在影响法官意见方面的作用。根据《法官们》中的说法，他很快就转变了这种态度。伦奎斯特认为：“自由派职员们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的参与和投入对于法官和法院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斯卡利亚（Scalia）法官在担任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官，以及早年在最高法院任职时就以寻求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助理而广为人知。
随着最高法院内部的分歧日益加剧，这种做法几乎停止了。根据《纽约时报》2010年的一篇文章，只有布雷耶（Breyer）法官还经常从曾为总统任命的巡回法官工作的职员中聘用助理。自2005年起，斯卡利亚就不再聘用具有民主党法官助理工作经验的职员了。鉴于招聘做法的转变，法院的两极化问题越发明显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官们都在构建自己的“回声室”。
从1986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托马斯（Thomas）法官总共雇用了84次助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曾效力于共和党任命的法官。毫不奇怪的是，《法律、经济学与组织学杂志》（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的数据显示，托马斯是离法院意识形态中心最远的法官，其右倾程度远甚于左倾最严重的自由主义法官索托马约尔（Sotomayor）。
托马斯曾经说过：“我不会雇用在观点上和我有重大分歧的职员。这好比试图训练一头猪，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会让猪感到困惑。” [4]
只有当你认为决策小组的目标在于把人们训练成你的应声虫的时候，上述说法才有意义。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追求最佳的决策过程，这无疑就是一种不理智的情绪。
这种两极分化警告我们不要和与我们持有相同观点以及共享知识源的人创建决策小组。成员的同质化程度越高，团体促进和扩大确认性思维的作用就越大。令人遗憾的是，这正是我们不断接近的目标，即便是最高法院法官也未能例外。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政治倾向，这是双方政党的相互抱怨。保守派抱怨说，自由派生活在一个不断重复和确认自己观点的回声室里。他们不接受新的信息或不符合自己信念的想法。这与自由派对保守派的批评一模一样。
尽管互联网和多媒体新闻的广度让我们可以无限度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于我们进行自我封闭的机会，使我们只会从与我们信念一致的来源去获取信息。我们甚至经常会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入回声室，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热衷于自己的信念以至于它们听起来总是合情合理且正确无误。在政治话语中，每个人，甚至是那些熟悉群体思维的人都会断言：“我在一个理性的群体中交流思想并慎重地思考问题。然而，我们的对手却活在一个回声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