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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学和事后偏见（或者，让电锯歇一歇）
未知
有条理的怀疑性：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提出论据并结交朋友
怀疑主义总是得到不公正的名声是因为它倾向于关联负面的性格特征。有人反对可能会被认为是“难以相处”，有人持异议可能会造成“纷争”。也许部分原因是“怀疑”（skeptical）听起来有点像“愤世嫉俗”（cynical）吧 [4]
。然而，真正的怀疑主义与好的礼仪、民众言论和友好沟通是一致的。
怀疑主义是通过询问“为什么事情可能不是真实的”而不是“为什么事情是真实的”来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认识——虽然有客观事实的存在，但我们对世界的一切信念都不是真实的。对赌思维通过鼓励我们明确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对自己的信念和预测的信心水平来将怀疑主义具体化。这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客观事实。
一个富有成效的决策团体可以从围绕怀疑主义进行的组织中获益良多。这也应该成为它的沟通指南，因为真正的怀疑主义不是对抗冲突。对赌思维要求强制性的怀疑主义。如果不接受不确定性，就无法理性地基于我们的信念进行下注。尤其需要怀疑那些与我们信念一致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人们都是充满偏见地只愿意接受和认可能够确认自己信念的证据。如果我们不能“矫枉过正”（理查德·费曼的著名说法）地找出自己可能会出错的地方，就会进行一些非常糟糕的下注。
如果我们接受不确定性并将其纳入与团体交流的方式之中，那么对抗性意见就会消失，因为我们的相互沟通始于不确定。正如我们可以用不确定性来表达我们的信念（我60%肯定服务员会弄错我点的菜），在实施怀疑主义的规范时我们自然会在与他人的沟通中调整自己的异议表达。毕竟，提出不同意见只是表达我们自己信念的另一种方式，我们也认可信念在本质上是概率性的。因此，下一步就是公然表达反对信念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再以“你错了！”来表达异议，而改成“我对此并不确定”，要么就是询问“你确定吗？”或者“你是否考虑过另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忠于不确定性。有条理的怀疑性邀请人们进行合作探索。人们更愿意听到以这种方式表达的不同观点。
我们应该鼓励怀疑主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其付诸实践。“魔鬼拥护者”（devil’s advocate）一词是从几个世纪以前天主教会在封圣程序中聘请人来对圣徒地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红色突击队以及国务院有异议渠道一样，我们可以将异议纳入我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中。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团体，用其来呈现对立观点以及说明为什么某个策略可能欠缺考虑，为什么某个预测可能会有偏差，或者为什么某个观点可能是来自片面的信息。通过这种做法，红色突击队自然会提出替代假设。同样地，公司可以实施匿名的异议渠道，让从邮件收发室到董事会会议室的任何员工都有机会提出反对意见、替代策略、新颖的想法和观点。尽管这些意见可能与公司的普遍观点不一致，但员工们无须担心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公司应该尽最大努力通过认真处理这些建议来对富有建设性的异议进行奖励，否则就无法对不同观点的表达起到强化作用。
不太注重形式的做法是寻找机会来招募临时的魔鬼拥护者。在寻求建议时，我们可以提出具体问题以便对方找出我们出错的原因。这样，他们就不会吝啬对我们想要追求的行动发出质疑，因为我们在请求对方给予建议，所以他们提出异议或提供与我们的信念相反的建议并不是在与我们对立。
不要误会：更准确和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世界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这将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我们通常会回避的问题。团体需要明确参与规则——通过宽容具有负面或蔑视行为的成员来使这一过程不至于变得更难。而且我们需要意识到，对于那些尚未明确求真章程的人来说，即使是轻微的异议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挑衅。详见本书中大卫·莱特曼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