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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李普斯查茨：汇市之王
未知
比尔·李普斯查茨
汇市之王[1]
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是什么？股票？不，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权益证券市场加在一起也不能视为全世界最大。肯定是债券吧。想一想世界范围内发行的巨额政府债券。很好的猜测，但还是错了，即便把世界上全部的固定收益证券都计算在内。正确的答案是外汇市场，外汇市场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在所有金融市场的份额中，与外汇相比，股票和债券市场微不足道。
据估计，全世界每天有将近1万亿美元的各种货币进行交易。绝大多数货币交易并不是发生在有组织的交易所里，而是在银行之间货币市场进行。银行之间的货币市场24小时交易，也就是说随着太阳东升西落在全世界各地移动，首先从美国的各大银行移到澳大利亚，然后是远东、欧洲，最后又回到美国。货币市场的存在主要用以满足一些公司规避汇率快速波动的风险，同时，投机者也参与到银行间货币市场中，以期通过汇率变动获利。
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历来只有为数不多几个交易员能够呼风唤雨。虽然这些交易员的头寸动辄以十亿美元计——是的，几十亿美元——金融圈内的大多数人却对他们并不了解，更不用说一般公众了。比尔·利普斯查茨便是其中一位。
我和比尔在他的寓所里进行过两次马拉松式交谈。比尔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都安装市场行情监视器。当然，起居室有一个巨大的电视监视器，显示货币报价。同样，在他的办公室、厨房，甚至床边都能看到报价屏幕，以便他在夜里翻身的时候也能查看货币行情。事实上，这对他来说司空见惯（因为货币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常常正值美国的夜晚）。其实，他家的厕所也有市场监视器，撒尿的时候也不会错过每一行报价（开个玩笑，这个监视器安装得非常合适，正好是站姿平视的高度）。显然，此人对他的交易很认真。
我第一次与比尔联系是由公关代理人汤姆·沃里克促成的。交易员也有自己的公共关系代理人听起来很奇怪。对于比尔尤其如此，尽管他的交易规模做得很大，但他一直努力使自己不为公众所知，很少抛头露面。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供职8年，是该公司最大最成功的自营交易员，后来他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做交易（开始时公司附属于美林证券，后来成为完全独立的公司——罗威顿资本管理公司）。公司当然需要公关支持。比尔和沃里克讨论了我的采访建议之后，沃里克来电话，说比尔想要先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会面，看他感觉是否“对路”。
我们在一家soho酒吧见面，几杯法国啤酒下肚后（不是玩笑，法国啤酒别有韵味），比尔说：“所罗门兄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零起步发展成世界最大外汇玩家，这是个很有趣的神话。”我听出了信任的感觉，他很乐意与我交谈，他的话也勾起了我的兴趣。
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他的寓所，我打开录音机，对他说：“好吧，讲一讲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自营业务，它是如何在外汇市场奇迹般地发展的。”我坐下来，我等着他多谈些奋斗中的轶事和顿悟。
比尔回答说：“外汇期权市场、所罗门的外汇期权交易部以及我本人是同时起家，同时成长，同时壮大起来的。”
“还有……，”我希望他接着讲下去。他却把刚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说，“这确实是很有趣的巧合，不过你能说一些细节吗？讲一些具体的故事如何？”他又冷冷地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一下子，我和他继续谈下去的希望成为泡影。
我做过很多采访，有些采访从一开始我就能看出是一潭死水，而结果也总是一无所获。然而，这次采访有所不同。虽然最初的一两个小时里我没有获得多少有用的材料，但是我感觉还会有不少东西。比尔绝对不是一口枯井，我得挖掘得更深些。
第一次见面以后，我和比尔的联系逐渐变得默契，比尔才开始谈论关于交易的具体的故事。这成了我们后来采访的主要内容。
前面我已经提过，在比尔的起居室里有一台巨大的监视器，接收世界货币市场的报价，下面滚动播放路透社的新闻。尽管比尔看上去把注意力放在与我的交谈上，但他的眼睛不时回到监视器上。当时，由于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很消极的评论，使澳元急跌。虽然澳元走势犹如自由落体，但比尔却认为澳元已经严重超跌，于是打断我的采访，打电话下了几个交易指令。“不算大，”他告诉我，“我只想买进20手（也就是说2000万澳元）”。转瞬之间，澳元开始走高，而且整个晚上一路走高。他下的是限价指令，比当时的市价低了一点点，而澳元没有触及他的价位。“错过机会与做错方向一样糟糕，”他说。
在我的第二次采访中，比尔想要做空德国马克，打算稍有反弹的时候建仓。当他发现德国马克没有反弹就一路走低，他说：“看来我又要错过这笔交易了。”
“听起来和上周一样，你因为限价指令没能做多澳元，”我说，“既然你的感觉这么强烈，为什么不卖出德国马克呢？”
“什么！要我掏钱支付买卖价差。”比尔大声说。我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也许兼而有之。
我的采访都是在美国收市以后，但是世界货币市场却从不停止交易，比尔也不会停止交易。然而，虽然公认他专注于市场和交易，但比尔却显得颇为放松。如果他不是偶尔询问价格和提交指令的话，我真不知道他正关注着市场行情。
△为什么不当建筑师呢？
○为什么不当建—筑—师？
△听说你曾获得建筑师学位，而你现在却成为一名交易员，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我考入康奈尔大学建筑工程专业读书时，我的祖母离开了人世，她留给我一笔价值约12000美元的各种股票，最后我卖掉它们时损失惨重，因为跌了很多。但它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风险资本。我花在股票市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不是我对建筑工程不感兴趣，而是对各种交易太感兴趣了。
当然，建筑师是传统职业——实习期的时间太长——我们国家得用三年时间——你才能参加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然后还得当多年的制图员。到最后独立进行工程设计需走很长一段路。
△你最终得到建筑工程学位了吗？
○当然，我获得了学位。实际上，我有两个学位。读完所有建筑学课程课需要5年时间。建筑学的学生通常也选别的专业，然后花更长的时间读完它们。我选了许多商业课程，读完了MBA。
△康奈尔大学毕业后情况如何？你有没有做过建筑方面的工作？
○我没有做过建筑相关工作，原因我刚刚说过，学徒时间太长。我直接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任职。
△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
○学MBA课程的学生一般都在夏季找短期实习。1981年夏季，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获得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期权账户交易活跃。
△你是以你祖母留给你的价值12000美元股票开始做起的吗？
○是的，那时候，我还挣了一点。
△你开始交易时，你懂得多少股票期权知识？
○说实话，知道的不多。
△那么你根据什么去进行决策呢？
○我玩命读相关的书籍。我用很多时间到图书馆找各个公司的业绩报告。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金融类期刊，如“经济学人”、“巴伦周刊”、“价值线”。
我也开始在有线电视上看盘。由于纽约市艾萨卡一带四面环山，电视接收效果特别差，结果那里成为70年代全国最先发展有线电视的地区之一。其中一个有线频道是15分钟延迟的盘口。我花在看盘上的时间相当多，看得多了，对股票的价格行为似乎培养出了某种直觉。
△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交易员的？
○我真不记得曾刻意地做过决定。“我要成为交易员，坚决不做建筑师”。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交易实际上占据着我的生活。
△你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实习工作与交易有关吗？
○我和我妻子是在康奈尔大学认识的。她很有进取心，而且也有很深的经济学修养。我进入所罗门前的夏天，她得到一份为亨利·考夫曼博士工作的机会（亨利·考夫曼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具体负责债券分析。我遇见了她当时的主管，也是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他安排我和亨利·考夫曼博士会面，看看我能不能获得与我妻子一样的职位（那时候，她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全职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所罗门兄弟公司到康奈尔大学来招聘。他们邀请我去纽约面试，看看我能否胜任他们夏季销售和交易实习工作。西德尼·古德先生对我进行了面试，他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自营权益期权小组的头。西德尼讲话很快，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
他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有一面巨大的玻璃墙，透过墙可以看见外面交易大厅里的电子信息。我背对着玻璃墙，在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放过对面的电子信息。开始时，他向我连珠炮般地问问题。你想，我还是一位大学生，第一次西装革履地参加正式面试，对他提出这些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一点也不明白。我只是谨慎地、慢吞吞地回答他的问题。
几分钟之后，他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OK，忘记这些他娘的废话。你说你想做交易员。每个傻小子来我这里都是这句话。你说你自己也在做股票，你做的是什么股票？”
“最近，我正专心做埃克森公司的股票。”我说。
他马上噎了我一句，“我从来没听说过这股票，再说说别的”。
“还有3M股票。”我回答。
“这个我也不晓得，”他像开枪一样，“再说下去。”
我说：“美国钢铁”。
“美国钢铁，我知道，现在是什么价位？”
“昨天夜里30收盘。”
“刚才屏幕上显示的是30，”他接着又开枪，“前一次突破的区间是多少？”他问。
“28”，我回答。
他又像机关枪一样回过来：“再往前是多少？”
“啊？那肯定是在三年前！”我很大声地说，因为这个问题让我很吃惊，“我记得它是从18左右爬上来的。”
说到这，他放慢了语调，也不在看对面的盘口，说，“你被录取了”面试到此结束。
几周后，所罗门兄弟的人力部门给我打来电话，他开口就说：“现在有点小问题。西德尼想让你在他手下，但考夫曼也想要你在他身边。我们只好安排你把时间分开，为他们俩各分一半。”就这样，那年夏季的前一段先为考夫曼做研究工作，后一段时间又为西德尼做期权交易。
夏末，西德尼要给我工作。由于我在商学院的课还有一个学期，另外我还要完成我的建筑学学位论文，我只能先工作一个学期，第二年春天再回学校。
△你在自营期权小组的工作对你学习期权交易是否有帮助？
○就积累交易经验而言，那个职位当然有意义，但你得明白，那时候，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自营期权部门根本不靠量化策略做交易。事实上，每当我回首往事，我感到当时的工作很疯狂，我相信那时根本没有人知道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标准期权定价模型）是怎么回事。西德尼周一走进办公室会这么说：“周末我去买了一部车，雪佛兰的门店重新装修了，咱们做多通用的买权吧。”诸如此类。
我记得有一天，一个交易员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听我说，我不知道西德尼在教你什么，不过我告诉你做期权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你就记得，如果你喜欢，你就做多买权，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做多卖权。”
△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把期权直接当成高杠杆交易品种。
○对，当时的交易方法就和我自己在电视上看盘没有任何区别。
△完成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后，你回到自营期权小组了吗？
○刚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期权小组供职，后来参加了所罗门的训练项目，一般来讲，新职员都要去那里参加培训。所罗门训练课程的高明之处在于，你可以见到公司里的所有重要人物。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传奇人物都来这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实际上是展示他们自己的形象。新职员在那里融入所罗门兄弟，而公司的文化就这样传承下来。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供职这么多年以后，我强烈地感受到，把公司文化传输给每个新职员至关重要。
然而，在80年代末，公司丧失了很多自己的文化。训练计划越来越臃肿。开始的时候，每年有120人参加培训，而到80年代末则发展到250人。参加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在80年代初，他们更愿意雇佣几个外卡选手。
△除了接受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化传统以外，你还从训练中学到了什么？
○就这些，没有别的。
△听起来好像没学到什么，真的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公司文化就已经足够了。显然你没有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过，所罗门兄弟公司依靠的就是它的文化。
△那好，就讲讲什么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化吧。
○所罗门兄弟公司几乎完全靠自营盘交易，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由少数几个很强硬、很个性的人运作。他们都很有侵略性，很有手段，用自己的钱当本钱，他们真正明白什么是风险。他们的人格，勇气，见识，诚实和正直不容怀疑。（作者注：采访几个月后，所罗门兄弟公司出现债券丑闻。后来，我问比尔他是否还认为该公司诚实、正直，因为这样说听起来具有讽刺意味。比尔说所罗门兄弟公司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会因此改变，因为他坚信那是他最真实的感情，而且认为丑闻只是个人问题、完全违背整个公司的经营思想。）所罗门兄弟是一个机构，但是公司的关键人物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变化。公司主席约翰·卡特弗雷德的办公室就在交易大厅，他每天都坐在那里。在我在所罗门兄弟的9年中，我和他的座位一直保持在20米之内。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和约翰·卡特弗雷德的对话。那时候我到公司正式上班还不到一年。你必须得构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当时是7月3日傍晚。你知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大厅很开阔，两层楼的层高——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大厅。透过玻璃窗，黄昏的阳光照在地面上。因为是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只有我和约翰两个人在，整个大厅显得很冷落。
我听见约翰喊：“比尔，比尔。”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但是，这就是所罗门兄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当时正埋头于工作，猛然意识到他在喊我。我走到他的办公桌旁说：“先生，什么事？”
他看着我说：“法郎收盘多少？”
我的脑海里马上闪过他问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原因，因为这个场景很像是刻意安排的。我看看他，问：“是瑞士法郎，还是法国法郎？”
约翰是那种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力量感的人。他非常有影响力，你几乎能感觉到有气场环绕着他。他看着我，毫不犹豫地说：“两个都要。”我马上告诉他两种货币的收盘价，声调比平时高八度。
一年以后的夏天，又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夕阳照进交易大厅，几乎只剩下我和约翰两个人。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喊：“比尔，比尔。”
我当时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赶忙走过去说：“先生，我在这。”
“法郎收盘多少？”他问。
“法国法郎，还是瑞士法郎？”我问他。
没有任何停顿，也没有一丝笑意，他看着我说：“比利时法郎。”
这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主席。当我还是一个见习学员时，这家公司已经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了。一年之前他就突然袭击考验我，一年之后他面沉如水再来一次。过了很多年，通过接触我对他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才明白，他很清楚我们之间的谈话对我造成的影响，我今天谈起这件事情是在10多年之后，我仍记得谈话的每一个细节。他确实能够影响别人。他可能经常和新人还有后勤做这种交谈。
△约翰本人是交易员吗？
○约翰是从交易员一步步提升上去的。作为公司主席，他整天泡在交易大厅，监视着大厅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常说，100步之外你就能感觉到约翰的气势。他不需要知道你的持仓品种和当时的走势，他只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账户上还有多少钱。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化独树一帜。人们都说所罗门兄弟喜欢冒险，其实公司不是以追求风险为乐，公司很好地控制了风险，控制了可以赔掉的钱，交易思想是有道理的。
△本来参加训练是为了进入权益部门的，为什么后来干起了货币交易？
○实际上，我原来想回权益部门，但部门一个管理层把我拉到一边说：“你非常擅长量化交易。你没有必要在权益部门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劝我进入正在组建的新部门：外汇部。我是被看好的培训学员之一，培训结束之后，好几个部门都想要我，其中包括正在组建的货币交易部。
△你是怎么到货币部的？
○我想做交易，我和同事的关系处得很好。但其实，我可以选择的去处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多。
△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要你，跟你说好话，让你做选择，但是这天过去之后，其实还是上司决定你去哪儿。他们才是下棋的人，你只是棋子。
△当时你对货币交易了解得多吗？
○那时候我甚至连德国马克值多少都不清楚。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时货币部里没有人懂得货币交易。
△连一个都没有？
○实际上一个都没有。当时只有一个新来的职员曾经在银行做过事。
△整个公司竟没有一位货币交易的专家？
○没有。
△为什么不从外面招一个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充实货币交易部门呢？
○那不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做事的方法。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任何人才都是土生土长、自己培养的。你问这种问题，好像你认为公司发展有书面计划似的。事实却是，一天几个高级管理人员聚在一起，冷不丁其中一位冒出一句：“我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外汇交易部呢？”
“OK，那么谁来操作呢？”
“吉尔怎么样？”
“好，吉尔，你愿意组建这个部吗？”
“可以，我来干吧。”
吉尔以前是做债券套利交易的，对货币交易并没有任何经验。他想先弄一帮聪明人过来，搞清楚如何操作，然后让他们选择一种货币随便做一做，看看能否挣到钱。
△既然部里没有一个人有货币交易的经验，你们怎么知道如何来做呢？
○部门里有一位同事性格外向，每周他都请我们和国际级银行的人在一起吃三四次饭。那时候我很拘谨。记得有一次，一位交易员要我打电话给摩根担保公司（译者注：最古老的欧洲货币清算公司），做一笔德国马克交易，我说：“我不认识那儿的人。”
他说：“你是说你不认识摩根的人？你不会查一下黄页吗？翻一下，看看摩根的德国马克是谁在处理，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我坐在那儿痛苦了好一阵子，想象不出该怎样打电话给一位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给我谈谈你最初的货币交易经历。
○就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外汇交易部门开张的同时，费城股票交易所引进了一种货币期权合约。我是部门里唯一还算比较清楚什么是买权，什么是卖权的人；而且，当时这种交易品种在股票交易所是按照专业做市商系统进行交易的，我又是部门唯一做过权益资产交易的职员。部里的其他人都来自固定收益部门，就是现在第42楼，证券部在第41楼，也就是我曾经待过的部。我不知道外汇交易部里还有谁曾经在第41楼做过事。我还认识费城股票交易所的专业主要是做市商。部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专业做市商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专业做市商制度，专门有一个人负责为单一品种撮合买卖报价，而与此相反的是公开喊价制度，经纪人只能在交易所里代表买家或卖家叫价。）当时的情形简直是专为我特设的。吉尔说：“你是部里唯一还算懂行的人，你只管看着做吧。”
我要强调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外汇部和比尔·李普斯查茨作为货币期权交易人，还有外汇期权是同时起步的，我们同步成长。我的这种经历是独特的，相互促进的。
△以前并没有经验，你是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货币交易员的？
○外汇交易主要依赖于各种关系。你发现交易机会的能力以及灵活掌握各种信息的能力——这一切全都依赖于各种关系。如果你给一个银行打电话说：“10块钱（实际是指1000万美元）的马克报价多少？”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搭理你，搪塞你一句：“做马克的交易员去厕所了，等会儿再打。”如果下午5点钟我打电话说：“你好，乔！我是比尔，我想知道马克的报价，”对方的回答完全是另一种情形：“我刚要下班走人，但是，既然是你来电话，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作为这一领域的新人，你是怎么发展这些关系的？
○我的有利条件之一是，当外汇期权在市场上还是新兴事物的时候，我已经有期权方面的经验。“他懂期权。”他们总这样说我。事实上，我知道的也不多，但问题在于部门里谁也不比我知道得多。他们的观点是，“他会推导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他一定是天才。”货币市场里的许多高级人物都想见一见我，因为他们的客户想做期权交易，他们需要赶快落实，而且，我供职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当时颇具神秘色彩：“我们不晓得他们都做些什么，但他们很会赚钱。”
另一个对我有利的条件是，虽然我是为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但我做事却不像傲慢的投资银行家那样。那时候在投资银行做外汇交易的人还是保持着做固定收益的那套作风，在做外汇的人眼里，他们做事谨小慎微。他们穿着背带裤、戴着爱马仕领带，他们是喝着白酒，吃着芝麻色拉阶层，而不是伴着蕃茄蒜汁吃意大利面条的那种人，后者是生活节奏紧张的外汇交易员常有的。我与他们有所不同，我的背景也与他们不同。
我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第一个在家安装报价专线的人。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你在自己家里安装了一个行情器？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难道你从来都不关掉它”？
这种情况下，我总是看着他们说：“外汇交易是24小时不停歇的市场，下午5点钟你下班时，交易并没有停止。交易整夜在进行，市场行情一直在变。”
△为了获得各种消息，与外界联系很重要吗？
○绝对重要。那些交易做得好的一般都是因为银行圈接受他们。离群的交易员都不会从外汇交易中挣到什么钱。这些交易员总是对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红马甲喊：“瑞士法郎情况如何？”（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做少量的货币期货，很活跃但是规模相对于银行间市场来说还是很小。）一个红马甲怎么能知道国际货币市场的走向如何？我总是昼夜和银行家们保持联系，包括东京、伦敦、法兰克福和纽约的银行家们。
△你是根据各种信息做交易吗？
○外汇交易的全部内容即在于此。
△你能否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明信息对外汇交易的重要性？
○当柏林墙被推倒后，市场的普遍气氛是，大家都想把资金引入东部德国参与重建工作。人们都认为，大批资金流入东欧后，德国马克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后来，人们才认识到，把东德完全纳入统一的德国需要比料想更长的时间。
这种态度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德国总理科尔发表讲话，贝克尔作了补充，称：统计数字表明东部德国失业率很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多年的东德人开始嚷：“我们不想像西德人那样辛劳工作，另外，国家为什么不再报销我们的医疗费？”投资领域的人士开始认识到，重建东欧将是一个漫长过程。这种思想逐渐在金融领域占了上风，结果，资金便开始流出德国，德国马克逐渐受到冷落。
△当柏林墙开始坍塌时，你也有与他们相同的认识吗？
○我认为并不是很多人当时都能那样想。即使他们这样想，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市场的焦点是什么。
△那么，你获得信息的方法就是和许多外汇市场的人士交谈吗？
○是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一些事情。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你需要搜集各种消息，发现市场关注什么。例如，今天外汇市场可能以利率差为重点，明天外汇市场可能又转向资本增值的潜力，这两天的走向恰好相反。（追逐利率差额利润意味着投资者将把资金引向拥有高利率的工业发达国家，而追求资金增值潜力则意味着投资者将把资金投入经济和政治前景看好的国家，一般来讲，这些国家的利率较低。）
△你刚开始参加交易时有没有做得很出色的交易？
○1983年，当我刚开始在费城股票交易所做货币期权交易时，有一位专业做市商对一个期权报出明显低100点的价格，我买进50手。因为那是一笔极度实值的期权，我马上在市场上卖出了相应的标的物，锁定了无风险利润。（极度实值期权就等于是一张面临交割的合约，再加上理论上非常有限的权利金，除非当时市场正在急剧变动。）
我问我的经纪人，那位专业做市商是否还以相同价格卖出更多的期权。他对我说：“是的，他已经报过价。”
我说：“再买50手。”
当时，我是费城交易所唯一经常做50手交易的货币期权交易者。当时整个市场一天的交易量才不过二三百手合约。我连续又做了3个50手交易。接着，高盛也进来做了50手。就这么一会儿，他已经卖出三四百手合约出去，他显然以为是他正在做无风险套利，其实他算错方向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对我的经纪人说：“问他要不要做1000手。”
“等一会儿，”他回答。半分钟后经纪人回来了，说，“他要以这个价做1000手。”
那位专业做市商对报价稍作调整，但显然仍低将近100点。最后，我对经纪人说：“告诉他给我用外线打电话。”
那位专业做市商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反问他：“你在干什么？”
他问我：“你真想做1000手吗？”
我告诉他：“听着，你这个价格可是报的很低啊！”
“你在说什么？”他冲我大叫。
我开始给他过数字。我还没有说完，他说：“我得告辞了。”接着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坚持与他把交易做下去，他会彻底破产——这一结果对交易所不好，对货币期权交易本身更糟，而这种交易产品才刚刚起步，正处于关键阶段。
于是，我打电话给经纪人说：“除了第一个50手以外，其余的全部作废。”
几乎在同时，我的外线电话响了。那位专业做市商在话筒里惊叫：“简直难以置信！”他认识到自己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这会让我破产的。”
我说：“不要着急，我废弃所有交易，除了第一个50手以外。”
（顺便补充一句，高盛拒绝废弃他做过的150手交易。那位专业做市员的公司宣告破产，但是几年之后，那个做错交易的专业做市员成为最大做市商的头号场内交易员，他总是和高盛过不去。）
我做出废弃交易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很长远的商业决定，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很多，但之后很多年我都很不好受。
△为什么会那样？
○在市场上我号称最凶悍的交易员之一。我从来不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想让我们公司破产。我相信，如果当时我们处于相反的位置，谁也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我认为，这就是游戏的规则。我不会白白给别人1美分，也不期望别人白白给我1美分。
交易员有时候会忘了交割场外期权，错过了实值期权行权的期限。他们总是大叫大嚷，能找出一百个借口：“我应该早一点执行，”“我忘记了，”“我就晚了几分钟，你能否破一次例。”我知道，如果我们话说晚了，谁也不会让我们行权。所以事实是，我总是如期行权，不曾错过任何一个合约期。我的观点是，“瞧，我们投入大笔金钱，加强后台运作。我们在做交易前制定了各种预防错误的措施，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我和美林证券制定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细节的时候，他们问我要为后台错误预留多少预算，我说：“零”。
他们大惑不解：“零是什么意思？”
我说：“零是指，我们的后台从不犯任何过错。”
他们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当然会有后台失误。”
我回答：“不，我们不犯任何过错。只要我们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我们就不会做错。”
这就是我的态度，也是我为什么从不改变规则的原因。了解我的人都说：“比尔，为什么对什么事你总像倔驴一样？”我常常告诉他们：“噢，那是规则，是游戏必须遵循的规则。”所以，对我来说，放那位专业做市商一马不符合我做事的原则。
△与那位专业做市商解约是因为他的过错太明显，还是为货币期权交易的长远发展着想？
○那是一个远期的商业决策，当时我认为逼死那个做市商对我的交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不利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那时我做的外汇期权交易正处于快速膨胀发展的时期，而所有交易都是在费城股票交易所进行。（场外货币期权交易当时刚刚起步）
△你那样做是为了保护交易所？
○不，我那样做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是为了保护你的市场？
○是这样。
△假设当时货币期权交易已有10年历史，货币交易量很大，而且你的交易对此类交易的发展不具很大影响的话，你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呢？
○我会做出与此不同的决定。做交易不是慈善行为。
△那么是因为交易的错误太明显了……
○不，与你所说的情况没有关系，因为我曾经对经纪人说，“要他再核对一下价格”，“问他是不是肯定要做”，“问他是否愿意再做50手”。
△在银行间市场，做市商是不是有时也会疏忽大意，比如报错一个大点[2]，实际价格为1.9140，而报价为1.9240。如果是明显错误，你也要做市商坚守合约吗？
○这一行的规矩是你必须诚实正直，比如说，某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疯狂变动。甚至弄不清楚价格到底该是多少，假如交易员报价为1.9140，而你认为实际价格应该为1.9240。按照惯例，你应该问，“你确信是1.9140吗？请再核实一下你的价格。”如果交易员回答：“是的，我确信。你想不想成交？”那么，交易员的价格便确定下来。
△你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是的，每次出现此类情况，其他机构就会反悔，要么要求取消交易，要么抹去差价。
△你会如何处理呢？
○我会拒绝他们的请求，因为我曾经要求他们核对过报价。
接着，我们便休息一会儿，品尝一下我们订的美味的中国菜。进餐时，我们继续讨论市场。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当时是明确说明不得引用的，因为它涉及许多具体交易情况。然而，我认为我们讨论时的许多观点和评论是读者很感兴趣的，我还是请比尔同意摘引我们的这部分谈话内容。按照我和比尔达成的协议，我删去了一些有关交易、市场和交易员的具体情况。
△在外汇交易所里，你认为止损指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你知道，我很少在交易所做外汇交易。我的绝大多数交易是通过银行间市场或采用专业做市商制度的费城交易所进行的。然而，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发生在80年代末所罗门兄弟公司一位职员的经历。
他是某个市场的老手了。这个市场进入窄幅震荡区间，交易量枯竭，价格变动不大。在此期间，在区间上方一点的位置积累了很多止损指令，有一天，这位交易员在场内的红马甲打来电话说，“听着，明天（受到别国假日的影响，流动性会低于正常水平），他们打算对区间上方的止损单搞个突然袭击。”当时，这些止损单离震荡区间很近——大约高出40—50点。
第二天，这个交易员做好了计划，打算在市场吃掉上方的止损单之后就做空，因为他认为这种上涨是人为的，很快就会跌回去。第二天上午，窄幅震荡，什么都没发生。到了下午1点，价格开始运动了——下跌。
△你刚才说的止损单是在市价以上，是这样吗？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但你先听我说，市价又下跌50点，100点，在几分钟之内市价连续下降200多点。实际情况是，场内交易员们打算联手吃掉市价之下的止损单，离震荡区间足有200点，而不是市价之上的止损单，只离震荡区间50点。原因是所有人都在等着上涨，等着扫平上面的止损单。所以，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在上方下多单，于是最弱最敏感的攻击目标就是向下。
在剧烈下降过程中，我的朋友认识到下跌幅度已经太过分了，于是向他的红马甲大喊：“买进！有多少买多少！只管买进。”他从下跌100点就开始挂市价买单，一直挂到超过200点，挂了好几百手，但是成交是在跌50点的价位上，尽管当时市价已经下挫了200点，而且卖盘显示有两千多。
△他的买单怎么会这样？
○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没有在场内做交易的经历。在交易池里，由于价格变化过快，人们很有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几种不同的价格成交。我朋友的经纪人报价高，而其他人想砸盘，所以他们就装作看不见他。当时是“快速市场”。（当交易所声明“快速市场”的时候，场内经纪人不保证市价单以当日价格波动范围成交。）“快速市场”给了场内经纪人一张“偷窃许可证”，比他们用买卖价差偷钱多得多。
我说的可不是证言，因为我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类似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公开喊价的市场上。
吃过晚饭后，我们又回到客厅继续进行采访，下面的对话当然是可以发表的。
△你现在还能记得你做的第一宗大交易吗？当时的想法如何？
○那是一次债券发行，用英镑和美元都能购买。债券的上市价格定得很低——是因为担保人之一所罗门兄弟公司定的价格有错误。当我刚听说细节条款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怎么能定那么低。实际上我当时真想买下全部债券。
△为什么会定错价呢？
○当时，英国的利率大大低于美国利率。所以，为了反映利率差异，远期英镑相对即期升水非常多。（如果两国之间存在利率差异，利率较低的货币的远期汇率在交易时要高于即期汇率。如果没有这种升水存在，人们就会从低利率国家中贷款，然后换成高利率国家的货币，并向该国投资，同时买进远期低利率货币，对冲汇率变动风险。息差套利者的存在，使得低利率货币的远期升水刚好足够大，抵消两国息差的影响。）
给这种债券定价的时候，用英镑赎回的价格条款没有考虑到巨大的远期升水，完全是按照即期汇率计算的。所以，你可以买进这种债券，卖远期英镑，锁定汇率，赚一大笔溢价。
△债券的发行期限是多少？
○债券有4个期限：5年、7年、9年和12年。
△我不太明白。货币市场可以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对冲吗？
○当然可以。就算你不能在远期市场对冲，你也可以建立利率互换头寸。这种英镑兑美元的情况，远期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充足，做十年以上的对冲不成问题。
△发行量是多少？
○分两部分发行：第一部分1亿美元，第二部分是5000万美元。
△你向大家指出定价出错时，他们的反应如何？
○他们的最初反映是，肯定是我搞错了。他们待在屋里，花9 个小时，让整个公司里的每一个量化操作员都算了一遍，这才相信我是对的。
△他们让你买这两批债券了吗？
○是的，但是等他们给我授权的时候，第一批发行的债券已经卖出去5000万美元了。之后的一两年里，我千方百计在二级市场里购买这批债券，我一直都挂着这批债券的买单。有个销售人员帮了我的大忙，他知道谁是第一次发行的原始买家，又过了两年，我终于收集了1亿3500万，总发行量是1亿5000万。
我一买到这批债券，就立即卖掉相当于债券总量50%的远期英镑。记住远期英镑的升水非常高。比如说，即期汇率（也是这批债券的英镑赎回价格使用的汇率）是1英镑兑1.3470美元，而七年的远期英镑市价是大概1.47美元，12年的远期英镑大概是1.60美元。
（实际上，原始头寸是买入期权。在远期市场上卖掉相当于债券总量的一半的远期英镑，相当于，把买入期权和远期卖出合约组合在一起，变成了卖出期权。于是手中的持仓等同于做多同样数量的买权和卖权，而卖权的行权价比买权高出很多，这个差额成为锁定的利润，而且还拥有进一步获利的潜力，如果远期英镑跌到1.3470美元以下，或者如本例中所说的7年远期涨到1.47美元以上。）
不管怎么说，实际情况更爽，英国的利率反而超过了美国，远期英镑从升水变成了贴水。我在整个头寸上赚了一大笔。
△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特别值得记住的经历？
○你的问题让我想起1985年9月，当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正在讨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其中涉及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走向。（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工业国家一致同意，共同采取行动降低美元汇率。）
△看来，你密切关注着货币市场的动向。你是否预见到西方各国要采取如此大的货币政策调整？
○没有。当时有一些风吹草动，传言说西方七国在这次首脑会议将决定压低美元汇率，但是谁也不明白这一举动的意义有多大。即使会议的结果公布后，美元有一定下降，但是无法与以后几个月里出现的跌幅相比。事实上，美元先经历了新西兰、澳大利亚货币市场的下跌，随后在东京市场上还出现了不小的反弹。
△如何理解这种情况呢？
○人们没能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一般的态度是：“噢，又一次中央银行干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干预，从未见效果。
△这次干预与以往有何不同？
○这是七国政府第一次就经济政策发表联合声明。碰巧当时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我不在国内。我不常休假，但是过去的一年业绩很好，我便到意大利撒丁岛度假。撒丁岛是一个世外桃源，打国际长途花2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接通。
△你知道当时的形势吗？
○我甚至不知道当时正在开七国首脑会议。会议一时也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好像只是一帮官僚们聚在一起打算凭一张嘴让美元降下来。
△难道在此以前，七国首脑会议从来没有对美元产生什么影响吗？
○绝对没有产生过影响。我当时正躺在海滩上晒太阳，对世界货币市场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说不上什么缘由，可能是因为我的假期接近尾声，我开始考虑回到市场的事情了——纽约时间的周一大清早，我向办公室打电话，看看我不在时，一切是否照常进行。我费了好大劲才拨通了电话，但我的办公室电话竟没人接。打不通我办公室电话不太正常，因为我的助手安德鲁·克勒吉尔一贯早早地到办公室上班。我有点担心。然后我把电话打到伦敦办事处，了解一下货币市场的情况。
我问：“丹尼斯，现在货币市场情况如何？”
他问：“难道你不知道正在开七国首脑会议吗？”
“不知道，”我回答，“你在说什么？”
“是这样，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要降低美元汇率，接着，美元急剧下跌。”
“安迪在哪里？”我问。
“今天安迪请病假，没有上班。”他回答。
很奇怪，以前我和安迪从没有因病不上班。
费尽周折，我终于和在家的安迪取得联系，他患了流行感冒，正躺在床上发高烧。
△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你们有持仓吗？
○有一笔数额不大的美元空头头寸，但无关紧要。
△安迪有权做交易吗？
○他当然有权交易。他为我监视头寸是副业，自己做交易才是主业。有趣的是，安迪一接到消息，马上就和新西兰市场取得了联系，那里是周末之后全世界第一个开盘的货币市场。在那个时辰，参加交易的人不是很多，市场比较冷清。我想他是唯一能取得市场报价的人，因为我们所罗门兄弟公司经常在周一一大早在新西兰市场进行2000万—5000万美元的交易。我和安迪给他们打电话很正常。我们和那里交易中心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其他欧洲或纽约公司那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
买卖价差非常大——整整两个大点，因为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在新西兰卖出了6000万美元，那个时候来讲这是天量。
（比尔开始向我模仿安迪和新西兰银行的对话：）
“20美元（实际单位是百万美元，即2000万美元）的报价是多少？”
“卖280，买282”
“卖了。现在报多少？”
“279，281”
“20归你，现在报多少？”
“278，280”
“20归你。”
就这样，安迪在周五收盘价的基础上向下砸了6个大点。他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未必能像他那样。
长话短说，我在撒丁岛的宾馆里，他在新泽西英格伍德家里的病床上，我们连续6个小时保持通话。越洋电话很难接通，所以我只好不挂线。安迪的一个电话与我接通，另一个与我们做外汇期权交易的费城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红马甲相通。除此以外，他还让他的妻子赶快跑到通信器材商店，等一开门马上买一根超长的电话线。然后他从邻居家里接了第三根电话线，接通了我们在汇市的美元/德国马克经纪商，可以在汇市上做交易。我们就这样做了6个小时交易。那一天我们赚了600万美元，大概比当时一年利润的1/4还多。
撒丁岛是休闲胜地，有不少欧洲权贵去那里度假。当时有一段很幽默的插曲：当我们交易美元和德国马克这两个工业霸主大国的货币的时候，一个德国老头，盛装华服，妻女陪伴左右，每隔10分钟就从我门前走过，用德语问发生了什么。我妻子暂时充当翻译。他们明白外汇市场有大事发生，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撒丁岛太偏僻了，报纸都是两天之前的。我当时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有没有过与众不同的交易？从其他方面看。
○1987年有一宗交易很有意思，很有点像玩扑克牌。我手里拿的是非常大的期权延展套利头寸：做多23000手日元的买权，行权价54，做空23000手买权，行权价55。如果两笔买权都实值行权，延展的每一边都代表着将近8亿美元——在当时是很大的头寸。我建仓的时候都是虚值。
（李普斯查茨描述的是牛市看涨期权套利。为了实现盈利，日元价格必须涨到1日元兑0.005400美元以上，而且超出部分至少要等于期权权利金。与直接做多买权不一样，这笔交易的盈利上限是每手合约一个整点，每手54的买权一个整点之外利润，都会因为卖出了55的买权而抵消。尽管卖出55的买权会制约潜在获利空间，但也会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卖出55买权的收入可以抵消买入54买权的部分支出。最大可能的获利将在价格超出55时实现，此时的利润等于：每手合约一个整点的利润625美元，先减去买入54买权的权利金支出，再加上卖出55买权的权利金收入，然后乘以合约数量。按照李普斯查茨的描述，当价格超过55时，整个延展套利头寸将大概获利1300万美元。）
这一类交易的最大风险是，前一个买权是实值，但是后一个是虚值（也就是价格在54和55之间），这样你就要对54的买权行权，而55的买权没人找你行权。这样，虽然期权合约到期之后你是盈利的，但这意味着你要拿着价值8亿美元的日元净多头过周末，直到周日晚上东京市场开市。换句话说，你要暴露巨大的风险敞口，价格有可能在周末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
△难道不能在快到期的时候对冲风险了吗？
○如果你能肯定市场会走到55以上很多或者55以下很多就可以对冲。但是如果快到期的时候市价就在行权价附近怎么办？你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做对冲。你肯定也不希望在最后收盘前几个小时之内把手里的23000手合约全都平仓，因为持仓太大了，你要为买卖价差付出巨大的成本。如果你不对冲54买权多头，因为你假设市场会收于55以上（也就是55买权空头被行权），而实际上市场收于55以下，那么最后你就是拿着巨大的净多头过周末。反过来，如果你对冲54买权多头，因为你假设市场会收于55以下，而实际上收于55以上并且买权空头被行权，那么你最后就是拿着巨大的净空头过周末。因为你没办法确定市场是收于55以上，还是55以下，（你也就没办法知道55买权空头会不会被行权，）那么你就没办法对冲风险。
在这笔交易里，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做市商是这笔交易的主要对手盘，他拿着2万手反向的头寸。当你在交易所做这么大规模的交易，你基本上都知道对手盘是谁。
当交割期临近，还剩下最后一个小时的交易时间，你猜怎么着？市价恰好在55上下。那个做市商公司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对54买权多头进行了对冲，我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对他们的54买权空头进行了对冲，还是他们打算对55的买权行权抵消掉这个头寸。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拿的是什么头寸，直到周日早晨你接到行权通知的时候。
星期日的晚上，我们还得在东京市场再玩一遍这种扑克游戏。如果他们对55买权行权（也就是让我做空日元），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做日元空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对冲过了。如果他们不对55买权行权，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日元多头，同样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对冲过了。对我这边来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净多头还是净空头还是中立，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对冲过了。接下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市场开盘，到底是我拿着价值8亿美元的日元多头，他们拿着同样大小的日元空头，还是他们拿多头我拿空头，还是我们之间有一方裸奔另一方已经对冲过了，还是我们双方都对冲过了。谁也不能肯定对方拿的是什么头寸，鉴于当时的市场规模，我们俩实际上是在摆擂单挑。
星期五下午（到期日），我听说那家公司正在汇市上买日元。他们露底牌了。于是我就知道他们没有对冲54买权的空头，也不打算执行55买权。
下午5点的时候，日元收在行权价55之下一个点。因为他们在汇市上的行动，我猜测他们没有对55的买权行权，但是我也不能肯定。
星期六的时候，电话响了，就是那家公司的交易员打来了。
“你做得怎么样？”我问他。
“挺好。你做得怎么样？”他也这样问我。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我做得好不好，”我问他。要记得，你直到周日才收到行权通知，当时是周六。“你是怎么做的？”
他说，“你认为我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你猜不着。”
“好吧，我觉得你们星期五下午有点露底牌了，”我这么回答。
“是啊，没有比这更傻的事了，”他说，在汇市上买入日元不是他的主意，是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他最后告诉我，“我们不会行权。”
△他告诉你他们不会行权，是想让你放他们一马吗？
○无论如何，在新西兰市场开盘之前，我都会知道他们有没有行权。他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想知道我有没有做对冲。如果他知道了我的做法，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点对他有利把戏。就比如说，事实是我没有对冲。如果他知道，他就会跑到世界上最先开盘的新西兰市场，把价格朝不利于我的方向推。我告诉他，他们露底牌了，他们就以为我在星期五下午卖日元了，这使他们相信我知道了他们的头寸——对，我确实知道——并且我也对冲过了——其实我没有。不管怎么说吧，周末出了一些消息，美元兑日元低开了很多。我最后因为这个日元净多头和周末的消息赚了很多。
△你最终从这笔交易中挣了多少钱？
○多得有点荒谬——大概是2000万美元。然而，这笔交易真正的意义不是利润有多大，而是周五下午的那盘棋——连蒙带骗互相咋呼。整个周五下午，人们都往我办公室来电话询问在我和那家公司之间出了什么事。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其他值得关注的事。只有我们的头寸在那儿，比其他人的大几百倍。
△还有别的让人怀念的交易吗？
○我可以说说自从我做交易以来第一次害怕。1988年秋天，货币市场风平浪静。德国马克一直是窄幅震荡。因为那是非常典型的没有行情的时期，我们想抓住每一次越来越小的波动，结果我们的头寸变得越来越大，而行情却还是那样。最终，我们的头寸变得比平时大了好几倍。
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要到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但是，我不清楚他会说些什么。当时，我做了一笔30亿美元的空美元多德国马克的头寸。
△30亿！是不是你做过的最大头寸？
○现在我做的还要大些，但那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头寸。市场一直以来都在很窄的、接近1%—2%的区域内震荡，我期望这种形式的价格运动会继续。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就裁军发表讲话，圈内人士解读，美国也有可能裁减它的军备——这一行动将有助于改善其预算赤字。所有这一切被人们视为美元利多因素。在纽约，美元开始向上启动，市场没有什么流动性。很快美元就上涨1%多，我知道，我遇到了麻烦。
△30亿美元的1%就是3000万美元！一个下午就出现这么大的损失吗？
○其实就发生在8分钟之内。当时我想做的就是熬到下午7点东京开盘，利用那里的流动性清仓。如果你真的不得不买进30亿美元，你只能在东京做到。一个下午，你在纽约市场做不到——正常的交易日，一天时间你也做不到，除非是放出特别重大的消息。我的策略是打算先在纽约打压美元的涨势。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在纽约市场一个下午卖出几亿美元，你完全可以把行情压出屎来。我卖了3亿，不过市场很轻松就扛住了。
我部门的人员都不知道我们头寸的规模，当然罗伯特是例外，他是我的二把手。我看着罗伯特说：“这样也没能砸下来多少，是吧？”他做个鬼脸，慢慢地摇着头。我认识到我没办法回补我的头寸。我害怕极了。我记得当时想：这就是那颗要我命的子弹。
公司总裁汤姆·斯特罗斯坐在离我15米远的地方。（卡特弗雷德那天不在场）我站起身，走到斯特罗斯身边，对他说：
“汤姆，我们有麻烦了。”
他看着我，平静地说：“什么麻烦？”
我回答：“我做了美元的空头，我对流动性的判断有失误。我已经试图掌握住市场，但不起作用，而且，我买不回来了。”
他仍然镇定自若地问：“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
“大概浮亏7000万到9000万。”
“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他问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很吃惊，他用的是“我们”，而不是“你”。
我说：“如果我试图买回来一些，我就得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数额不会太大，而且会导致行情朝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真正的流动性在东京。”
“计划？”他问。
我回答：“当东京市场开盘时，我得先看看那里的行情如何。我目前的打算是到时候先回补原来空头数额的一半，然后再说。”
他说：“我们一向做得很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谈话，不到两分钟。
几天后，当谈起这段经历时，罗伯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像那天那样。”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你的脸像纸一样白。”
当时我对周围发生的情况的理解是扭曲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后来人们告诉我，整个下午整个办公室没有一个人说话，罗伯特不让任何人接近我。那时候，我已经很麻木，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罗伯特继续对我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去找斯特罗斯。”
“怎么了？要是你，你该怎么做呢？我当时只能那样，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
罗伯特说：“9000万。你赔了9000万。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我问他：“换你，该怎么办？”
他说，“我会穿上棉袄，直接走出办公室。我当时会想，一切都结束了，我被炒鱿鱼了。”
现在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那样做，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办公室。我从没有想过我会丢掉工作。那是一个挖掘我、不断培养我的公司。离开公司是不能想象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头寸。我其次想到，要尽快让公司管理层了解情况。汤姆·斯特罗斯的反应正是公司一贯的态度，我和他的谈话并没有因为当时的情况而出现一点点消极情绪。我们只是进行慎重的讨论，对错误的分析只能是在解决问题之后。
△这笔交易的最后结果如何？
○东京交易所开盘后，美元马上开始下跌，所以，我按计划补进了空头交易的一半数额。美元继续下跌，我又在欧洲补进一些。当天，这笔交易总共损失掉1800万，在当时看来，这已经是不小的胜利。
△处于你当时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急于摆脱困境，而在东京市场开盘时不顾一切清理头寸。显然，你还是避免感情用事，依照自己的市场判断行事，只购进一部分。
○我没有在东京市场上一下子就平掉头寸，因为那样做是错误的市场判断。实际上，我擅长处理不利的头寸，更甚于处理有利的头寸。
△从整个事件中你学到了什么？
○我对公司和对自己都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很敬佩所罗门兄弟公司愿意了解市场情况的勇气。如果你干这一行，有些事情难免会影响你，如，有些大人物被暗杀，有时某个大人物要到联合国发表讲话，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让你突然陷入困境——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外部事件是由外因引起，你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公司领导对这一点非常理解。
△你说通过此事，你也更了解自己。从哪些方面呢？
○这是第一次拨云现日，在交易方面，我与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虽然我当时很害怕，但不是害怕丢掉工作，或者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的恐惧在于，我之前太不知天高地厚——我尝试了不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关于该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步骤，目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糊涂过。在我看来，决策过程从来都不是迷雾、浑水。我害怕的是我的判断竟然如此离谱——不是判断错了市场运行的方向（这永远都算不上错误），而是彻底地误判了流动性。我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俎上鱼肉。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还有没有其他遭受创伤的经历？
○你可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的交易账户如何。
△好吧，你自己的账户也出过意外情况吗？我记得你开始做时只有12000美元。
○没错，最多时达到250000美元。
△真是这样，你竟能把12000美元发展到250000美元。
○当然，这一过程有4—5年的功夫。
△但是却……
○当然，我有过了不起的成功经历。然而，在几天时间里，我把这笔钱全砸进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
○1982年9月23日，道琼斯指数盘中最低跌30点，尾盘高收20点，这就是著名的格兰维尔反转（Granville reversal），表示熊市见底。
△是不是“格兰维尔反转”（翻译注：反转与倒霉是同一个词）的意思是乔·格兰维尔（其生活年代超级著名的荐股者）让你反转了？
○没错。我非常看空，重仓做多卖权。金字塔加仓，越赔越买。星期一的时候赔了一大半，到周三的时候基本上就赔光了。
△你用四年时间将12000美元变成250000美元然后又在几天之内全部赔掉。你曾经对自己产生过怀疑吗？
○没有，我只是把它看做一个大的失误。作为一个交易员，我一向信心十足。我认为，我锻炼了自己的基本交易技能，而且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过去的错误交易方法让我受尽苦头，但赔钱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经过这一段经历后，你在交易方面有所改变吗？
○自从我供职于所罗门兄弟公司以后，我就决定我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把公司的业务做好，我不再为自己做交易。自此以后，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交易——不是由于我赔了钱，而是因为我不想分散精力，很多人并不是这样做的。一般来讲，每两周，我取一次报酬，然后把它存入一个资金市场账户上——只用来购买政府债券，因为我想让这笔钱受到格外保护。
△你突然中止了个人证券或外汇交易后，对你作为一个交易员有什么影响？
○很可能，我变得比以前更注重风险控制了。我再也不冒不喜欢的险。
△“风险控制”是什么意思？
○风险控制包括方方面面：任何时候都要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不要把太多的钱投到单一品种，或一组相关性非常高的交易上。要永远知道交易的当前风险回报比，而不只是建仓时候的。有些人说：“我只是在用市场的钱玩游戏。”这是最荒唐的说法。我不是说，在一天之内你得完全了解所有市场因素，但是我想，我自己的经营经历让我从此以后更加谨慎地对待金钱。
△说到“控制风险”，你怎样应付一连串的坏运气？
○当你背运时，由于你的自信心受挫，你对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能力大打折扣，而失去自信心又是你以为自己运气太差造成的心理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来恢复信心，暂时缩小交易规模有助于增加自信。
△你对所罗门兄弟公司如此忠心，你为什么最后还是离开了该公司？
○1988年，筹备外汇交易部的吉尔离开了公司，我管理外汇部一年半，我发现自己整天在电话中与别人谈——谈的不是与交易有关，而是很多人际关系问题。我对全世界到处奔走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不喜欢到伦敦、东京、纽约去协调人们的关系。
我想调进一个人来共同管理外汇部，我想让别人管理部门的行政事务，我把精力放在交易上。然而，所罗门公司的风格不是这样。他们调来一位上司来外汇部。起初，我以为这样做也许会奏效，但调来的人根本不懂外汇交易。他来自于固定收益部，也总是以债券的眼光审视一切。他经常说：“这玩意儿和政府债券市场不是一样吗？”我当时真想告诉他：“这根本不是政府债券市场，你最好把政府债券市场早早忘掉才行。”
△那么现在你自己的交易经纪公司与当初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有什么不同吗？
○现在，我做的头寸要比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小得多，这是不利之处。
△规模大怎么会是优点呢？
○你是在开玩笑。
△不，我很认真。
○如果一个大的买主进入市场，他可以推动市场移动4个百分点，这就是优势。
△他毕竟也是要出场的。除非他对市场行情判断正确，否则，规模大未必是一个优势。
○他不需要一次就平掉整个头寸。外汇交易是一个受心理支配的市场。你的假设是市场很快就会恢复平衡状态——比他平仓的速度要快。这不一定。如果你能让市场移动4%，假设如此，那你就很可能改变了市场未来若干天的心理状态。
△照你这么说，规模是一种优势了？
○在外汇交易中，规模大是相当大的优势。
△你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多大的资金？
○其实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像所罗门这样的公司，并没有自有资产直接参与交易活动。长期以来，公司的交易员和财务人员已经在很多银行累积了相当高的授信额度。银行特别愿意向我们拆借资金，就因为我们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这正是规模优势的另一种体现。到1990年，我们外汇部可以动用8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但是，我们做外汇交易并不需要特别的资产储备或者抵押。
△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决定多空方向的。为了能说得更明确，就用当前德国马克的走势作为例子吧。我知道你期望美元将对德国马克升值。那么，你做这个推理的原因何在？
○首先，我特别关注西德统一对德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东德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需要10年或10多年的时间解决。另外，对德国中央银行进行改组以吸收原东德银行界代表也包含很多不确定性。最后，现在的科尔政府看起来基础并不牢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成为资金流入德国的障碍。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因素供你参考。如，美国的低利率政策表明“美联储”将继续刺激经济增长，另外，一些经济统计数字也显示美国将走出衰退。因此，人们综合上述因素后会认为，美国尚不失为一个投资的好地方。
△形成市场走向的思维定式后——比如，现在所说的美元要对德国马克升值后——什么能让你确认自己的分析有误？
○让我改变主意的情况包括，德国政府有迹象要采取措施有效解决我列出的上述问题，或者，新的经济统计数字表明，我认为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的观点过于乐观——也就是，让我对美元保持信心的种种情况出现了逆转。
△为了说明交易的复杂性，我们这里假定上述市场的基本面因素都没有改变，但是美元却开始下跌。你怎么断定自己错了？你会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浮亏吗？
○我相信很可能会出现你所设想的局面——但是如果价格走向与我的预见不符，我会重仓买进吗？不，我会摊平，每次回调的时候买一点。如果你没办法踩准步点，你最好慢慢建仓，这样，才不至于做成一锤子买卖。我总是在市场符合我的判断时才把交易规模慢慢扩大。我不会嘴里祈祷着，“上帝啊，行情快点来，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按我的意思办吧”。我是很讲究尺度的交易员。
我平仓的过程也一样，我不会说：“好吧，我挣得钱够多了，到此为止，我要出市了。”我的做法是，当我看到基本面或者行情发生改变，逐渐减仓。
△你认为你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对你过去成功的交易生涯是至关重要的吗？
○我认为，坚持这种交易方法使我拿住盈利头寸的时间比大多数交易员的持仓时间都要长。我能让利润奔跑，很多交易员并不能做到这样。你必须要让利润奔跑。我不认为你能靠正确率超过50%而成为一名持续盈利的交易员。你必须得找到方法，怎么利用20%—30%的正确率挣钱。
△我来问一下上述问题的反面：假设美元开始攀升——也就是，你的市场走向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你以前进行判断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你会因为市场行情走向与你的判断一致而坚持自己的头寸呢，还是据以作出判断的基本面发生变化而出市呢？
○我肯定会出市。如果这样的局面出现，其中肯定有我没有理解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你一知半解时，你不能参与交易。那样做没有什么意义。
△我常常吃惊地发现，美国甚至全世界越来越多的银行创立多家拥有很多交易员的办事处。他们这些自营交易怎么赚钱？我知道，靠做交易赚钱不容易。二十多年参与市场的经历使我明白，大多数交易员都赔钱。既然如此，银行怎么去寻找能为他们赚钱的年轻交易员呢？
○有的大银行在全世界设立70多家交易室。其实，并不是所有银行每年都能从交易中获利。
△不过，我仍假设大多数银行在大多数年份都有获利。这些盈利是来自买卖价差方面的优势，还是来自正确的市场判断呢？
○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研究很多。两年前，我读到一份花旗银行的交易操作报告，我们都知道该银行是全世界最大，也可能是从货币交易中盈利最多的银行。花旗银行每年从交易操作中盈利3亿到4亿美元。对于他们如何挣到这笔钱，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花旗银行的特权非常多，许多保证金交易者和套利者打算做交易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去该银行做——花旗银行从中轻松地赚取了买卖价差。另外，花旗银行在许多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的国家有业务。这些国家的外汇兑换量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通过花旗银行去做。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花旗银行只做市赚买卖价差，而不做自营盘的话，花旗银行每年可以盈利6亿美元。
△这就是说，他们直接的头寸交易让他们每年赔掉几亿美元。当然，这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我向你提出的问题——交易员怎么能赚到钱？不知道我向你解释清楚了没有？
○我个人也这样认为。然而，花旗银行内部对此也有争论：“我们怀疑上述说法的真实性，然而，即使它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参与头寸交易，就无法获得有关信息，就没法以当前的模式为客户进行服务？”
△这样说有一定道理。
○假定你是一个银行交易员，你打算每年盈利250万美元。如果把它大致分成250个交易日，就意味着你每天平均要挣1万美元。假如一个一年才做一次交易又从来不关心行情的客户来公司做套期保值，你从中赚了很夸张的买卖差价，并且当时就赚进11万美元。你知道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吗？你会一整天连饭都不吃，玩命地在交易中下赌注。几乎每一个纽约的货币交易员都是这样，要改变这种心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运气好的话，当天你就可以挣到30万美元，晚上你就成了人们在酒吧里吹捧的牛人。如果你全赔了——你会说，“嗯，今天市场把我玩儿了。”
△说到底，如果没有买卖价差的话，银行能从交易活动中赚到钱吗？
○可能从你认为的常规自营交易中赚不到钱。不过也有另一种纯靠涨跌的交易能赚很多钱。比如说交易员乔，日复一日，为客户做市，报买卖价，从每一笔交易中赚一点点。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位客户，他要卖20亿美元，交易员卖掉21亿美元，卖出后，市场下跌1个百分点，他从这笔交易中一下子就挣到100万美元。
△在很多市场中这是违法的。这叫扒头交易。
○在银行之间的市场交易中，这样做并不违法。他没有把自己的交易指令放在客户的指令之前，他只是沾了他的光。
△他能以不变的价格完成整个卖单？
○一般来说，第一个1亿美元是银行的头寸，市场上都是这样。
△这种操作和扒头交易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在这个市场合法，在那个市场不合法。
△这是从监管的角度。我问的是从实际交易机制上，这两种交易有实质不同吗？
○其实，真没有什么区别可言，但我给你讲银行本身怎么看这个问题。在外汇市场上，当我同意你入市卖出20亿美元时，我实际在承受信用风险，提供流动性，并且提供人员和设备来完成这笔交易。在交易所，是你向我提供信息，要卖20亿美元。这不能说不符合情理。
△20亿美元这样大的交易指令，怎么去处理呢？这么大的金额怎么给出买卖报价呢？
○我给你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有人发出5亿美元或者更大的卖出指令。做市经纪人就会站起来喊“我需要买价！”马上，所有的做市经纪人、助理经纪人、职员甚至是接线员，加起来就有40人去找买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话客户列表，所以他们不会给同一个银行打重复的电话。平均每个人打3个电话，这样总共是120个电话。实际这一切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最初接指令的做市经纪人出任协调员，银行职员喊出他们的委托买入价，他回答“你的！你的！你的！”一直盯住总共卖出的数量。大银行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处理这么大金额的交易指令。
△我听你这么说，实际上交易的利润看起来就是从买卖价差和遇到大单的时候沾光赚到的。这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因为以前不明白银行怎么能雇佣刚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就让他们做交易员赚钱。我不认为交易是容易学会的。
○你知道我不能忍受什么吗？这也算交易？即使是在所罗门兄弟，也顶多有6个人真正负责做自营盘。在外人看来，其他人也都是交易员，其实他们仅仅是在做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细微的差别。
△咱们接着谈银行间市场的信用风险，做交易时，你完全依赖对方的信用价值吗？如果他们的信用出现危机，你是不是要赔钱？
○你的问题很精辟。
△你做交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从来没有。
△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吗？
○如果对交易的对手方有疑问，你可以让他们缴保证金。
△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个信用良好的银行突然违约了？
○突然违约？不，你认为最坏的例子是哪一个？是德莱克赛尔（译者注：Drexel Burnham Lambert，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密尔肯的投行，因涉及多项欺诈和内幕操控案倒闭。）吗？在德莱克赛尔违约一年半以前，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中止了同他们的交易。
△你是不是说并没有太多的信用风险卷入平时的交易活动？
○当然有一些信用风险，但康迪（译者注：Conti，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的简称，因资产结构流动性危机一蹶不振）是一夜之间倒闭的吗？在美联储取消他们的经营资格前5个月，我们就中止了与它的业务往来。
△但是在康迪的最后几个月里，还有人通过它做交易。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信息不灵吗？
○不一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其实完全可以肯定，在最后几个月内，通过康迪做的交易根本没有入市。如果支付的利息够高，总有胆大的人借钱给银行。为什么大家都不吃惊呢，因为每一个人关心的都只是什么时候出问题。所以，一旦问题出现了，信贷监管局马上就会公布信息。（译者注：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倒闭案中，美联储的救助措施是空前的，但仍旧没有阻止其走向衰落。）
△你睡觉时做过有关交易的梦吗？
○做过一次，在政府公布贸易平衡数字的前夜，我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梦。我当时梦见了具体的贸易数额、修正后的数字以及美元上升的情景。当美元升到一定阶段后，我买进美元；美元上升后，又买进一些；美元上升的第三个阶段后，又买进一些；当美元第四次上升后，我想卖掉，最后还是买进。
第二天，贸易数字公布以后，和我梦里的数目一样，修正后的数字也一样。甚至后来的价格变动也和梦里的情况一样。和梦里不同的是，（他停顿了一下）我并没有入市。
△为什么不入市呢？
○因为我从来不依据自己的梦，或者别人的传言做交易。我是基本面交易者。我总是想方设法多搜集情况，然后决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依据梦境入市做交易非常荒唐。后来我把做梦的事讲给我的助手听，我们都笑了，他说：“你开始依据梦境做交易的那天，便是我们要卷铺盖走人的日子。”
我观察当时的价格变化，竟然和我的梦里一模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不做这样的梦，或许那天我会大有进账呢！
△你最注重对基本面的分析，对吗？
○完全正确。
△你没有入市是因为你不想受梦的影响吗？
○是这样。其实我心里对当时的情况很困惑，那种经历很奇怪。
△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吗？
○差不多是这样。简直难以置信。我和助手一直面面相觑。每当市场行情与我梦境一样时，他就会喊：“比利，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数字的？”
△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这次我记得最清楚。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我已经记不太清楚。
△你想让我给你一个逻辑推理吗？
○我当然愿意。你怎么来解释梦境的具体数字呢？
△市场伴着你工作、吃饭、休息。你满脑子都是有关市场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由于这些潜意识是耳濡目染日积月累的——可能是别人说过的东西，可能是你看了很多人的持仓，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于是你对这些有关交易的数字有了预判。尽管如此，你并不愿把它们转化为实际行动。也许，这一次，你的预判看起来有点荒谬且你认为根据它做交易是愚蠢的。也许，你不愿意在政府公布数据之前入市，因为你以前有过不好的经历。这些原因不重要，我只是在举例子。我想说的是很容易设想你为什么能在统计数据公布之前就能够准确做出预测，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这是潜意识层面的活动。
你用潜意识判断市场运动的方向更容易解释。基于你的经验，基于你能准确预判经济数据，正确判断市场运动方向毫不奇怪。甚至梦到确切价格水平都算不上荒谬，因为你对市场的运动有感觉。实际上，前几天，在采访中你停下谈话去下单买澳元，结果正好买在最低点上。
我想说的是，所有的信息都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梦，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没有任何难以解释的。你也不需要去解释你的先知先觉。
○你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我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上演剧情。这个过程是一个基本面交易者一直在做的事情。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不会不发生那样的事情？市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价格会变动到哪里？
所以你认为，我没有安排好剧情，也就是没有决定是否建仓，迫使我通过做梦在潜意识里完成了这个过程。
△有时候是这样——肯定如此。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但我认为这种推理符合逻辑。我不妨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当时相信，加拿大元正处于长期升值的初期。市场经过上扬后，进入小幅调整阶段。我认为它还会攀升，但那时我已经做了4份多头，数额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大了。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加拿大元一直上升。第二天上午，我立即把我的4份多头合约翻一倍，达到8份。市场仍然上扬不止。我之所以说我这样做是由于梦的原因，因为依照市场经验，我的理性并不允许我这样。我当时很清醒：“既然市场连一丁点回调都没有，一直上涨，我怎么还可以把我的合约翻倍呢？”当然，我们两个都明白，成功的交易往往是最不容易做的。
由这个话题引申一下，你相信出色的交易员有时候要借助于对市场的直觉吗？
○一般来说，我认为好的交易员决不逞匹夫之勇——至少不是能持久的交易员。对我来说，交易决策是经过反复考虑，而且在入市前都会经过理智地计算。阻止交易员逞匹夫之勇的原因很多。例如，我在交易前，总是问自己：“如果交易出了问题，我该怎么办？”做大头寸时，此类问题更加重要。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如何交易才能最好地表达你自己的交易思想。通常我都不会直接做多头或空头，我总是反复想，依照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期权组合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报酬风险比率最佳的组合。所有这些考虑自然排除了鲁莽的市场决定。虽然这样说，虽然也进行周密计划，但有些交易决定被看做直觉所造成更为恰当。
举个例子，上次你在我这里，我买进澳元便属于这个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发表讲话，似乎不在乎澳元是否会在一夜之间下跌10%。那么，你怎么办呢？这种令人恐慌的局面是直觉起作用的最佳时机。澳财长讲话引起了市场变动，但我认为，即便没有大买家进场推升澳元，澳元也不可能下跌10%那么多。
△你买进澳元时，它的市价跌到什么位置？
○大约下跌5%。即使我当时早就拿着长线多头头寸，消息对我的持仓不利，我还是认为市场短期内就会反弹。
△当市场的恐慌情绪已经出现的时候，你怎样判断呢？
○我认为，判断时要把市场经验和与生俱来的感觉结合起来。许多外汇交易员遵循这样的规则：如果他们赔了一定数目的金钱，他们肯定要平仓。平仓的决定不是基于对当时市场行情的理性分析，而是遵循预先制定好的规则。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空头的最后一搏？这全靠充斥于潜意识中的过去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匹夫之勇其实更应该说成是潜意识层面的市场经验。
△你认为真正优秀的交易员应具有哪些特点？
○让我们不妨从类推说起。我上大学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真正很聪明的人可以做得很好，虽然他们不一定很用功，而另一些很用功的人也可以做得很好，尽管他们不很聪明。与此相对照，在交易中，我认为两者对交易都必不可少。我认识的最好的交易员确实都很聪明，而且他们也很勤奋——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勤奋。
补充一句，我所说的工作勤奋，是指对工作的投入和专注，而绝对不是说耗在办公室多少小时。优秀的交易员对市场极其认真——具体到一言一行。他们对所有的情况都做了准备，都做了评估，搜集市场信息，然后再评估这些信息。他们总是不断地问自己：我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我能不能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我怎么才能收集更多的信息？
△是不是你醒着的时候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分析？
○完全是这样。有些职业交易员也许会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完全分隔开，他们完全可以过一个洒脱的周末。我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在湖中划船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注意力仍没有离开市场。
△我知道你喜欢打高尔夫球。那么，当你玩高尔夫球时，你仍在考虑市场行情吗？
○很可能是这样。真正出色的交易员不会去想他们工作的时间是多长，也不会想周末加不加班，必须具备这种水平的专注程度。
△你挑选交易员候选人时，你怎么确定他们是否具有这样的专注程度呢？
○有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例如，你面试一位候选人时，他也许会问你：“上午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呢？”让我看来，这个问题很荒唐。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来。“下午我待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呢？”你认为什么时候合适，你就什么时间走。我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上班，什么时候下班。
△除了智商和特别的专注程度以外，你相信一个优秀的交易员还应具备其他素质吗？
○勇气。仅仅洞察事物，有独到见解仍然不够，你还需要勇气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且更需要勇气坚持不懈。长时间的特立独行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对一个成功的交易员则又至关重要。
许多人认为，做交易依据几个规则就万事大吉了。总是按照这样做，或总是按照那样做。我认为，交易绝对不是“总是怎样”，你的行动要因环境而异。
很多人只是看到了成为一个成功交易员能够得到的积极正面的回报，却不愿意去付出努力和承担痛苦，而痛苦确实很大。
△所谓的痛苦是指什么？
○你需要放弃很多东西。要权衡得失，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其他人做梦的甜蜜夜里，你正坐在显示器前，眼睛盯着不断变化的各种数字，心里承受痛苦，因为行情对你不利，你不知道市场基本面是否已经变化，或者只是暂时的影响不大的变动。这些是很折磨人的事。
△交易已经成了你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因素，包括半夜里经常要爬起来关注行情。难道你刚才所说的投入精神不会对你的婚姻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吗？
○没有什么不利影响。我夫人在高盛做债券销售已经多年。我认为，她本可以成为一个相当好的交易员——她有很多这方面的素质——但她现在不想做交易了。我不想冠冕堂皇地说她多么体贴，因为这太俗套了。她不只体贴，她还是知己，是我的后盾，而且我认为我的工作也带给了她成就感。
△你为什么要参加交易呢？
○我喜欢这种工作。我认为它很有挑战性，也是一个成果直观的工作。
△你每天都投入到交易中，甚至夜里也这样，难道你仍感到其乐无穷吗？
○绝对是其乐无穷。简直太有意思了，因为市场每天都不一样。
△如果没有报酬，你仍会做交易工作吗？
○绝对会。毫无疑问。我会义务做这件工作。我今年36岁，我感到，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工作过。有时候自己难以相信，不过是玩一个复杂的游戏，竟然还能让我挣这么多钱，另一方面，当你瞧瞧自己这么多年挣的钱，我真感到得到的报酬不多。
我见过的优秀交易员越多，我越相信，他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的天赋。比尔·李普斯查茨就是这样。实际上，他初次接触交易只是在大学的投资课程做纸上模拟交易。课程结束的时候，李普斯查茨把10万美元经营成2900万美元。虽然他的成就有点像没有吃到嘴里的葡萄，因为它并不代表实际金钱，另外，当时的交易规则也有瑕疵，没有像实际交易那样限制杠杆的使用，但他的经营成绩还是令人难忘的。
李普斯查茨第一次参与交易是因为继承了12000美元的遗产，四年时间里他把这笔遗产经营到250000美元。尽管他最后由于一次交易失误赔光这笔款项，但我们仍然要肯定他使资产稳步增值的交易技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以前一点交易经验也没有，但他却在交易的第一年里颇有获利，而且有随后的四年时间赚到很丰厚的利润。他不愿意提具体的利润数额，但人们估计，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8年时间里为公司赚到的利润将超过5亿美元。
李普斯查茨把辛勤工作和全身心投入市场视为成功的基本要素。虽然仅有勤奋还不足以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员，但它显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交易员所不可或缺的特征。当然，李普斯查茨也相信优异的智商也是成功交易的重要因素，但是，我所认识的其他交易员（比如维克多·斯波朗迪）并不这样认为。
我和其他交易员的谈话中，经常提到的却是，研究市场是很有趣的游戏，绝对不是一种劳动。李普斯查茨也强调，即使不给他报酬，他也会从事这项工作。
李普斯查茨的交易风格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你不需要一次就完成建仓或平仓。他实际上都是循序渐进地入市或出市，根据市场行情调整头寸的规模。大多数交易员都说过一个中肯的建议：千万不要苛求全胜。例如，当你判定应该买进时，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大段。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等到回调的时候一下子满仓，那么，你很可能会错失良机。然而，如果你实行规模不断递进的交易方针——先将目标交易的一部分付诸市场行动，其余看行情再行事——这样，在市场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你至少可以保证一部分头寸会带来收益，不会因为没有任何回调而踏空一段行情。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的多头头寸有不小的浮盈，你认为顶部已经不远。如果你一下子平仓，而行情却继续，你可能错过整个行情的大部分利润。反过来，如果你拿着整个头寸，而市场确实走到了顶部，你可能把利润再还给市场。采用逐步平仓的策略，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最完美的操作，但同时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最糟糕的操作。同时，采用逐步建仓，逐步平仓的方法，在你确实极具信心的情况下，你仍旧在满仓操作。
从这次采访中，另一个能够学到的启示是，如果你对某一交易机会笃信无疑，或者某个新闻事件能触发大行情，那你最好的决策也许是赌上全部家当，市场行情越强越买（或者越弱越卖）。这一准则的完美的例子就是李普斯查茨的团队处理G7集团峰会之后的市场。
在我的《金融怪杰》中，马丁·舒华兹认为，如果你忧心忡忡的交易最终并没有像你害怕的那样糟糕，那就不要平仓。逻辑很简单：如果行情在对你不利的方向上没有走多远，那就说明在对你有利的方向上有潜在的支撑力量。（出于这样一个原因：无论从技术面还是基本面上看，你的恐惧，在市场中，有很多的人感同身受。）这个准则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比尔·李普斯查茨的那次吓坏了的交易。这个例子中，他空美元多德国马克，行情对他非常不利，他不得不等到东京市场开盘来寻求清仓需要的流动性。然而，当东京市场开盘的时候，美元走弱，使他轻松地摆脱了喉咙被扼住的困境，因此也提示他不应该平仓。李普斯查茨，经验老到的交易者，正确反应，延迟平仓，因此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另一个让我感到颇有教益的是，他在经过4年的良好业绩后，竟在几天之内赔掉了所有收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笔损失恰好正值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就职的开始。就像他在采访中所说，他强烈反对在为公司做交易的同时又为自己做。他个人账户的消失有效地避免了两者潜在冲突。在我们的谈话中，李普斯查茨坚持认为个人账户的损失殆尽纯属偶然，因为他当时还在训练班学习，根本不晓得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会有冲突。
虽然李普斯查茨并不承认，但我仍然禁不住想起这句发人深思的格言：“每个人都会从市场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我想，李普斯查茨的本能也许比他的认识更具有预见性。无论如何，他的事业的开端与个人账户的损失如此巧合，还是颇具幽默的。不管我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普斯查茨得其所得——优异的职位、丰厚的回报，而且并无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矛盾。
注释：
[1] 一些采访涉及期权知识，对期权有基本的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熟悉期权的读者可能希望先看一下本书附录中的期权知识介绍。
[2] 当时为了能够快速沟通信息，报价格式经常是只说出最后两位，而倒数第三位，也就是大点（big-figure）有可能因为疏忽而报错。